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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黑妈妈』大夫

郭庆兰口述，徐宝钧整理

边区军民称柯棣华大夫是“第二个白求恩”。 　　柯棣华大夫对伤病员有火一般的热情，有慈母般的心肠，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有白求恩精益求精的技术。柯棣华对人真诚，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一说话就带笑，大家都说他脾气好，从来不发火。大家都称呼白求恩为“白大夫”。对比白求恩同志，因为柯棣华脸色黑，大家就亲切地叫他“黑妈妈”。为此，葛公村有位老先生还写了一副对联：“华佗转世白医生，葛洪重现黑大夫”。“黑妈妈”这个雅号，既反映了晋察冀边区军民对柯棣华大夫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尊敬，也是对柯棣华大夫最高的奖赏，也是柯棣华大夫真心实意为广大伤病员服务的真实写照。金碑、银碑不如口碑，这个绰号是非常珍贵的，能得到这个雅号也是很不容易的，是金钱买不到的，也是对柯棣华大夫的最高评价。原九分区卫生部长王恩厚同志在一篇回忆文章《忆柯棣华老师》中是这样说的：“开始我们想，柯棣华教员是医科大学毕业生，又是外国来的，会不会盛气凌人?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后，我们发现，他非但没有派头，而且脾气非常好。穿着一身八路军军装，腿上打着绷带，不管对谁说话都笑眯眯的，不管问他什么问题他都不厌其烦。所以只要有机会，我们都喜欢和他说点什么，逗逗趣。他也喜欢接近学生，每天早上起床号一响，天边刚刚泛出鱼肚白，他就和我们一起出操、跑步，一边跑一边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喊：“一、二、三……”一切行动和装束俨然是个八路军战士。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老百姓和我们部队没有粮食吃，只好以树叶充饥，因而急腹症病人特别多。柯教员带领学员不分白天黑夜抢救病人，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做了许多大手术。一天夜里，运来十多名负伤的民兵，他连续手术到天亮，大家刚刚准备休息一下，接着附近的连队送来了两名疝气发作的战士，几个学员思忖柯大夫累了，就没有叫醒他。当他醒了后很不高兴地说：病人来了，为什么不叫我?在柯大夫的带动下，又忙乎了半天，两个八路军战士转危为安。事后，他还批评那几个学员说：“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抢救病人是第一位的事，休息是第二位的事。”由于过度劳累，加上没有什么营养，柯大夫的癫痫病不时发作，人也越来越瘦了，但他的精神却非常乐观，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战斗情绪。在带领学员实习期间，他还经常亲自到病房给伤员喂饭，把自己的被子、褥子、衣服拿去给伤员用。行军路上，更是形影不离地跟着担架走，亲自照顾伤病员。对病人化脓的伤口，他总要切一点脓块亲自闻一闻，弄清是肌肉还是骨髓化脓，是特殊感染还是一般感染，以便对症治理。在给病人换药包扎时，有的伤员忍不住疼痛喊叫，他就百般安慰他们，从不大声训斥。护理伤员有许多本是护士的事，他也抢着去做，从不计较是护士的事还是医生的事，只要有利于伤员，他不分份内还是份外，他的行为堪称是医护人员的楷模。 　　柯棣华大夫对伤员的感情很深，他常说我们再苦，也没有伤病员苦。他处处为伤病员着想，不允许医护人员有对病人的失职和马虎行为。一次，医院按照上级指示到深山里去隐藏，正在这时从前线抬下来一名伤员，柯大夫立即进行检查和手术处理。手术时，伤员铺的褥子被血染得不像样子，他忙把自己背包上的褥子抽下来，给伤员换上，转移途中，他紧紧地跟着这副担架，由于山路崎岖不平，担架不免有些颠簸，他一再提醒大家：“要小心，走慢点。”天已经黑下来了，柯棣华顾不得休息，马上组织医护人员对伤员进行安置，并亲自把这名伤员安置在一个避风御寒的山洞里。这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柯棣华还要去看望伤病员，同志们说：“天这么黑，又不安全。再说了那边有护士守护，还是天亮再去吧!”柯棣华不同意，说道：“还是伤员要紧，我们不能等到天亮再去看望，万一出了事怎么办?我们休息是小事，伤员的健康是大事。”话毕，摸着黑，深一脚，浅一脚，朝山洞走去，看伤员没有危险，他才安心回来休息。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巩固其占领区的后方，消除后顾之忧，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根据地采取蚕食和封锁政策，强迫占领区群众挖掘又宽又深的封锁沟，构筑星罗棋布的碉堡，修建密如蛛网的公路，一块一块向解放区推进，企图围困、最后消灭抗日军队，以利于以战养战，向南方扩大战果。我军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为了粉碎敌人这一阴谋，针锋相对地实行了填沟破路攻碉堡、打入敌后方的策略。当时，张怀礼同志担任晋察冀军区教导团的通讯参谋，12月8日这一天，奉命随一营攻打河北省唐县儿磋趣村的碉堡，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左侧胸部，血流不止。部队领导为了挽救他的生命，很快用担架将他送往阜平城南庄附近的后方医院。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不见好转，且有继续恶化的趋势，只得将他转到当时晋察冀根据地惟一高级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说是高级医院，但医院设在农村，环境条件不好，加之敌人严密的封锁，医疗设备简陋，药物匮乏，他的伤继续恶化。医院很快决定给张怀礼做了手术，做手术时，柯棣华大夫因事不在医院，手术是别人做的。手术后不但未见好转，反而发展成脓胸恶症，每次排脓多的时候达两脓盘，身体非常虚弱。这时正值初夏炎热季节，脓液臭味四溢，苍蝇围身飞舞，为了避免苍蝇下蛆，只得系紧领带、腰带、袖口，但仍无济于事，腐烂的伤口还是长了蛆，几天功夫，就长得像黄豆一样大，看来生命危在旦夕。医院有的同志考虑到他的伤势难以好转，为了减小同病房伤病员的恐惧心理，将他安排到另一单人病房，一方面继续治疗，一方面为他后事做准备(做棺材)，这是他事后出院时护士告诉他的。正在这危急时刻，柯院长和几个国际友人由中国大夫陪同来查看病房，得知他的病情后，立即详细询问了他的治疗情况，并且当场拍板进行第二次手术，手术由柯院长亲自动手。 　　第二天上午九时许，张怀礼被抬到平房手术室，不一会儿，柯院长穿着洁白的衣帽，戴着口罩和胶皮手套，来到他的床前，用他那不太流利的中国话对他说：“现在感觉如何，不要害怕，动了手术，你的病很快会好的。”他感激地点了点头，顿时消除了紧张心理，接着护士将麻醉药放在他鼻下闻着，让他数一、二、三、四……很快他失去了知觉。柯棣华大夫以他精湛的技术，认真细致地操作，完成了手术，手术做得非常成功。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柯院长几乎每天都到他的床前问他感觉怎么样，亲切地安慰他，劝他不要着急，病一定会慢慢好的。每次细心察看伤口的变化，亲自嗅闻脓液的气味，并向陪同的助手、护士嘱咐用什么药、怎样护理、注意什么问题，甚至连饮食要加什么营养、吃什么、吃多少等都一一交待明白，并督促检查是否落实。为了及时排除脓血，防止再次感染，柯大夫又让人专为他做了一床厚达20公分的垫褥，在他躺下时胸口流脓处开了一个洞，还特意从敌占区天津买来了15公分长的胶皮排脓管。 　　经过柯院长那次成功的手术和护理人员的精心护理，张怀礼同志的病一天天地好转，很快就封了口。经过柯院长三四个月的治疗，使他基本上恢复了健康，重新回到了主力部队，继续打鬼子，直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张怀礼同志在纪念柯棣华大夫的一篇文章中说：“柯棣华大夫不辞辛苦，不畏艰险，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当我们纪念这位中国人民忠诚的朋友的时候，我要学习他那种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的精神，并且祝愿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如同长江、恒河一样源远流长，像喜马拉雅山一样万古长存。” 　　有一次，一位老乡刚从庄稼地里干活回来，满身泥土，到柯棣华家里找他看病。柯棣华就让这位穿着脏衣服、脚上满是泥巴的老乡躺到刚换上干净床单的床上，给这位农民检查看病。 　　江一真校长接受白求恩牺牲的教训，对柯棣华的健康非常关心，派警卫员时刻不离开他。江校长还把一条毛巾剪成两半，放在自己衣袋里，一旦柯大夫有病情就把半块毛巾塞到他嘴里，防止咬断舌头。一次他们二人同台做完手术后，柯棣华没到食堂吃饭，江校长得知后，便派人到处找他，结果在另一间病房找到了他，原来他出了手术室，挂记一位伤员，又进了另一间病室。柯大夫说：“你们不必大惊小怪，我晚一点吃饭没什么关系。” 　　一个老乡得了阑尾炎，痛得在炕上打滚，脸色煞白，豆粒大的汗珠从脸上滚落下来，眼看就要没命了。柯大夫得知后，小跑赶到这位老乡家里，做了紧急手术，老乡的病化险为夷，绝处逢生。老乡的家属激动地拉着柯大夫的手说：“柯大夫是一位医德高尚的活菩萨，是柯大夫救了我们一家，这个救命之恩我们一辈子也报答不尽啊!” 　　1942年4月13日，活跃在敌后的一支抗敌剧社小分队，在山西崞县敌占区对敌人进行政治攻势时遭到日本鬼子的袭击。在突围中，演员胡朋同志的左脚受了重伤，一颗子弹从脚后跟穿过，贴着大脚趾穿出。经过治疗，伤口虽然愈合，但走起路来总是一瘸一拐的。如果她的脚治不好，就不能再演戏了，大家为她惋惜，她自己心里更着急。领导上把胡朋送到医院，柯棣华为她认真细致地检查。治疗开始后，柯院长每天下午都端来一盆用中草药熬成的药汤，给她热敷，并按摩每块脚骨的关节，一直揉到药汤凉下来为止。他为病人细心地治疗，又细致地指导病人锻炼，使她的脚终于恢复了正常。胡朋见人就激动地说：“是柯大夫的精心治疗，使我重返舞台!” 　　1942年的一天，柯棣华从军区司令部回医院，路过离葛公村不远的一个小村庄，想弄点吃的，因为鬼子即将来“扫荡”，村子里空无一人，他好不容易买到几根油条，正要吃时，忽然从一间破屋里传出妇女的呻吟声，他急忙循声找去，只见一个难产的妇女因失血过多危在旦夕。村干部要抬她进山，她觉得自己生命无望，不想再拖累大家了，执意不肯走。柯棣华不顾随时可能碰到日寇的危险，决心抢救这位产妇，于是他顺着进山的小路，说服几个埋伏在那里的游击队员，用担架把她抬到葛公村医院。柯棣华先回到医院，这时许多人奉命“坚壁清野”，柯棣华坚持要等那位产妇，领导最后决定派人同他一起留下来。不多时，那个妇女被抬到医院，柯棣华立即对她做了剖腹产手术，大人和婴儿得救了，这位妇女感动得泪如雨下。这件事在老乡中传开后，大家都说：“柯大夫真是一位功德无量的好大夫!” 　　柯棣华房东家的一个女孩，得了寄生虫病，营养不良，面黄肌瘦。柯棣华悉心为这个女孩看病，在食品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宁可以黑豆、野菜果腹，也要将不多的一份口粮长时间留给孩子，使这个孩子终于恢复了健康。1976年，柯棣华的妹妹在他生前居住过的地方访问，那个当年的病孩已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当她回忆起柯院长对她的关怀时，含着眼泪向柯棣华家属说起柯大夫生前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一个医生要活着，就不能忘记伤病员。” 　　“大扫荡”时医院经常转移，柯棣华总是背着药箱紧跟着伤员。一次，遇到了大雨，柯棣华便把自己的草帽盖在一名头部刚动过手术的伤员头上。伤员不认识他，就感激地问：“你是哪位大夫?”柯棣华就回答：“我是柯棣华。”伤员听了有点惊喜地说：“哎呀呀，你就是柯大夫。”他见伤员没有衣服换，就让供应员打开库房把要发给他的一件新军衣送给伤员。那时战士穿的是土粗布，干部穿的是细布，伤员不肯穿，说：“我是战士，不能穿干部衣服。”柯大夫便说：“分什么干部不干部的，你快穿吧!” 　　还有一次，从前线抬回来一个腿部受伤的伤员，柯棣华对他进行护理，看他还穿一条浸血的裤子，便回去拿来一条干净裤子，让护理员给伤员换裤子，伤员感动得不知说啥好。柯棣华大夫就是这样处处体贴伤员的。“黑妈妈”大夫柯棣华是当之无愧的。 　　 我与柯棣华/郭庆兰口述，徐宝钧整理.—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