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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踏上『小长征』之路

郭庆兰口述，徐宝钧整理

众所周知，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有个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次长征于1934年10月从江西瑞金出发到1935年10月到达陕北的吴起镇，长驱25000里，途经江西、湖南、贵州、四川、甘肃、宁夏、青海、陕西、云南、西康等11个省。 　　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我没能赶上，未能参加。但我那次奔赴延安，从1943年5月到11月，历时半年多，跨越河北、山西、陕西三省，徒步长途跋涉，背着印华，翻山越岭，由地下交通员“十八相送”，送了一程又一程，冲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我姑且就叫它“小长征”吧。当然论其长期性、艰苦性和危险性可谓小巫见大巫，溪流见大海，丘陵见高山，两者是无法比拟的，但我这个“小长征”，一路上所经历的风险与艰苦，也确难以用语言形容，难以用笔墨讲清楚。对我个人来说，也确实是终身难忘的战斗历程，为了形象地说明这段历程，我还是叫它“小长征”，我想也是能得到广大读者理解的。 　　出发那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大地一片葱绿，青纱帐已经起来了，正是八路军打游击的大好时机。 　　我们的行军路线，是聂司令员让军区司令部作战参谋张侠选择的一条安全路线，由聂司令员亲自审定。他还让人做了一个背孩子的布袋，聂司令员还自己背着试试合适，才让我们动身。出发前，由司令部通知沿途一路警戒，以保证安全，万无一失。 　　临出发前，我们穿着老百姓的破旧衣服，乔装打扮一番，还互相检查了一遍，确认都像一个者百姓后才启程。 　　1943年5月20日，我与印华正式踏上了“小长征”的征途。陪同我们的还有一名背夫和一名女保姆。送我们上路的共有六位秘密交通员，由交通队队长熊宗英同志带领这支队伍。他大约30岁上下，身材瘦长，精明干练，是位参加过红军长征的年轻干部。他们长年担负着晋察冀到晋绥边区进而到陕甘宁边区延安的秘密交通线的各种护送任务。我这次“小长征”要经过河北、山西、陕西三省。要经过晋察冀边区、晋绥边区和陕甘宁边区，其中有解放区、游击区以及敌占区；要过河，要爬山，要穿越铁道，途经之处多是敌人的封锁线，有的还要通过敌人的几道封锁线。交通员都是本乡本土人，走一村后又换另外的人。解放区的人都知道他们是秘密交通员，但在本村也是保密的。敌人曾公开宣称谁能捉到八路的一个交通员，“皇军”要“大大的”奖励，要赏1000块大洋。因此，交通员们是非常危险的。他们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事业的革命精神永远是人们学习的榜样。他们熟悉本地情况，在几里或几十里的路程以内，他们熟知不少偏僻的小道，是敌人从未走过的地方，这些小路正是他们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处。他们还及时准确掌握敌情，对敌人的情况了如指掌，根据敌人出没的时间和规律，他们一般多在夜间赶路，白天休息。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老黄牛。 　　一天下午大约4点多钟，我们又上路了。 　　天气很热，但走起路来还感到很凉爽。那时太阳还未落山，远处能清楚地看到敌人的炮楼，炮楼上飘扬着日本膏药旗，日本兵扛着枪在那里站岗放哨。我的打扮是蓝褂子黑裤子，把头上的白毛巾往下一拉，盖住了眼镜。在前后约50米的距离各有三个交通员，我们三人被夹在中间，交通员身穿便衣，内衣里藏着手枪。在临近炮楼时。我的心情不免有点紧张，我们躬下腰，加快步子很快过去了。夜间行军速度很快，一夜大约要走50~60里，有时甚至要走80里。在漆黑的夜里，大家一句话也不说，周围静极了，只听见“刷刷刷”的走路声音。 　　有一天下午，我们在交通员的带领下，在五台山一条支脉的崇山峻岭之间穿行，迎面碰见一个交通员，他满头大汗，步履艰难，他身上背着一个沉重的绿色箱子，我好奇地问同行的一个交通员：“他是干什么的?”交通员回答：“他是送报纸、文件的。绿色的箱子里装满了报纸等印刷品，凡是陕甘宁边区出版的报纸、党中央的文件都归他们送，使我们在前方战斗的同志能及时听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啊!原来我们的学习材料是通过他们艰辛的长途跋涉，冒着生命危险才送到我们手里的。他们用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的崇高精神和不怕牺牲的实际行动，谱写了革命战线一曲曲无名英雄的乐章。 　　弯月像镰刀一样挂在天边，各种昆虫奏出自己最拿手的乐曲为我们送行，我们踏着月色，穿行在蜿蜒曲折的深山老林之间，情不自禁地哼起了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创作的“游击队歌”：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 　　哪怕山高水又深。 　　在密密的森林里， 　　到处都安排我们的宿营地。 　　在高高的山岗上， 　　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 　　 我与柯棣华/郭庆兰口述，徐宝钧整理.—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