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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聂荣臻司令员的关怀

郭庆兰口述，徐宝钧整理

5月15日，我们按预定计划到达河北省的阜平城。这是当时晋察冀边区比较完整的一座县城。虽说是县城，但跟农村一样荒芜，日寇多次进犯阜平城，实行“三光”政策，到处留下战争的遗迹，房子没有屋顶，到处是瓦砾堆。华山村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有人来接我们，并安排了住处。 　　当日下午2时许，聂司令员的夫人张瑞华同志和肖克副司令员的夫人赛先佛同志，一起来看望我们，当时我正在给孩子喂奶。张瑞华同志苹果脸，中等身材，满脸堆笑，给人的印象飒爽干练。赛先佛同志是湖南人，细高个子，鸭蛋形脸，皮肤白皙，长得很秀气，出身书香门第，很有文化。她们见到我们母子两人以后非常高兴，并对我带孩子的方法很赞赏，夸我到底是在卫生学校受过良好教育的，是用科学的方法带孩子的，说是看着表给孩子喂奶。听到两位大姐对我夸奖，我心里乐滋滋的。她们看到孩子很健康，白白胖胖，圆圆的脸蛋，大眼睛，长睫毛，连连说：“宝宝真是可爱啊。” 　　次日上午接到通知，聂司令员在百忙中要在办公室亲自接见我们。我心里更是激动。敬爱的聂司令员，我过去只在大会上听过他的讲话，但从来没有跟他面对面谈过话。柯棣华同志以往常对我谈起跟聂司令员谈话的情况，说聂司令员怎么怎么给他留下了难忘、深刻的印象。我们结婚后，有一次聂司令员对他说，要补喝我们的喜酒呢? 　　因聂司令员正在找一位团长谈话，工作人员让我在接待室稍事休息。这时，我想到了聂司令员的一些往事： 　　聂司令员是四川江津人，35岁模样，中等个，略瘦，神态安详，曾任黄埔军校教官、红一军团政委、八路军115师副师长等职。 　　1939年10月中旬，延安军委卫生部卫生学校的部分师生，在校政治处主任喻忠良同志的率领下，从延安出发，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线，越过黄河，跨过同蒲铁路，经过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来到晋察冀边区，与晋察冀军区的卫生学校合编。军委卫校的前身是当年在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红军卫生学校，该校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形成了优良的革命传统和作风，军委卫校师生的到来，加强和充实了晋察冀卫生学校。合编后，江一真同志任校长，喻忠良同志任政委。对此，聂司令员很关心，亲自接见了全校师生，并讲了话，他要求学校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艰苦奋斗，一切从战争的实际出发，为战争服务，为战士服务，为伤病员服务，脚踏实地办好学校。从此以后，聂司令员不时来校检查指导工作，很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他对学校领导说：“这些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办学校我们一定要依靠他们。没有他们我们卫校是办不好的。别看他们手里拿的是笔杆子，但和我们手里的枪杆子一样重要，他们的工作跟打仗一样重要，跟消灭敌人一样光荣!不但打仗时我们需要他们，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搞建设更需要他们。” 　　1939年底，日本侵略者对晋察冀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聂司令员对卫校的安全非常关心，尽当时可能的条件，为每两个教员配备一匹马，用马为教员驮行李、书籍等。根据地的人民也积极支援我们，给我们赶制了穿起来很舒服的军鞋。 　　1940年11月，日本鬼子又发动了大扫荡，卫校全体同志只好往山里转移，向阜平县境内转移，后来又向南转移到唐县、平山境内，与敌人周旋在更远的山地间，山坡上、地沟里都是卫校的师生。敌人包围了我们，当时我很担心，万一敌人来了，我们一定会有很大的损失。然而，第二天我们又安全踏上了行军的征程。事后我听说，又是聂司令员派了一个连的正规部队，跟敌人在村外打了一仗，有力牵制了敌人，使我们卫校脱离了危险。聂司令员是多么关怀我们啊! 　　这时，我更想起了聂司令员对柯棣华的关怀，无论从政治上、思想上，还是工作上、生活上，聂司令员都对他关怀备至，体贴入微。是聂司令员知人善任，推荐柯棣华当了第一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院长。特别是聂司令员得知柯棣华因绦虫引起癫痫病以后，心急如焚，十分焦虑，指示江校长一定让他注意休息，不要过劳。还要组织医疗专家给他会诊，看他的病根究竟在哪里。可是因为工作忙，他都忘了。聂司令员还专门派人给柯棣华送来了从敌人手中缴获的炼乳、罐头、挂面等食品，可都让他送给伤病员了。组织上批准他吃休养灶，他坚持不吃，和大家一样还是吃工作人员一样的饭菜，卫生部长叶青山同志劝他吃休养灶，他婉言谢绝。只有聂司令员让人送来的一件棉大衣，他收下了，他含着热泪激动地说：“聂司令员对自己太关照了，做不好工作，真是太对不起他了!” 　　聂司令员对柯棣华无微不至的关怀，真是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啊。 　　“笃!笃!笃!”的敲门声，打断了我的回忆，我抱着印华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走进了聂司令员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陈设很简单，只有一张大办公桌和靠窗户的一张小桌子，大桌子是开作战会议用的，小桌子是聂司令员办公用的。室内还有几条长凳子。小桌子上放着一部手摇电话机，桌子上放了几本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 　　我抱着印华进到室内，聂司令员便起身走过来跟我打招呼：“请坐，请坐。”他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态度十分和蔼，看不出是一个“大官’。他从我手里接过孩子仔细端详着，说道：“黑眉毛，大眼睛，高鼻子，真像他爸呀!” 　　谈了一会家常话，聂司令员便切入了正题，他和蔼地说：“这次朱总司令来电，让你带着孩子去延安，主要考虑是为了孩子的安全，是为了保护好孩子。”接着他继续说：“柯棣华同志是印度人民的优秀儿子，是八路军的优秀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晋察冀边区的优秀大夫，他来到中国五年，表现很突出，能吃苦，爱学习，上进心很强，他废寝忘食，救死扶伤，夜以继日抢救伤病员，被大家誉为‘黑妈妈’、‘第二个白求恩’，充分表现了一个国际主义者的伟大形象，成为我们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不容易啊!” 　　稍后，聂司令员的话语变得低沉起来，说道：“本来我们的计划是要送他到延安脱产学习两年，学习马列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总结在八路军工作的经验。他的理解能力很强，汉语水平提高也很快，最后能达到自己阅读中文文件和报刊。但我们的计划还没有实现，他就积劳成疾牺牲了，实在太可惜了!”说到这里司令员的眼睛都湿润了，沉寂了片刻。 　　此时，我心里也非常难过，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停了一会儿，聂司令员才从沉痛中缓过来。继续说道：“这次你带着孩子印华去延安，不能跟大部队走，也不能骑马，因为骑马目标太大，容易被敌人发现。沿路的秘密交通员护送你们走，这都是为了你们母子的安全，安全第一嘛。” 　　我很理解司令员的意思，当即表态说：“请司令员放心，我一定听从组织的安排，把印华安全带到延安。” 　　聂司令员最后又强调了一路上千万小心，千万不能麻痹大意，要紧紧依靠地方党组织完成护送任务。 　　谈话结束后，司令员又让管理员安排我们吃饭，让我们吃了饭再回去。 　　聂司令员走时说他还要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就不能陪我们吃饭了，表示歉意。临走时还亲了亲印华的小脸蛋，还亲切地说，今后有机会再带孩子来玩吧。 　　又过了两天，上级通知我到易家庄去见刘仁同志。刘仁当时是边区的城工部部长，城工部是专门收集敌人情报做敌军工作的。我走了好几里地，才到了他的住所，也是他办公的地方。那里屋子很大，屋里堆满了箱子、包袱等东西。我进门后，还看到屋里坐着一个女同志，还带着两个孩子。刘部长说，也是到延安去的，但为了安全起见，她和我走的不是一条路线。接着刘部长对我说：“走路要轻装，要绝对秘密，只带孩子，不能带任何东西。”我说：“我有一个小包袱。”刘部长说：“为了轻便，为了安全，小包袱也不能带，跟司令部的文件放在一起，组织上负责给你们保管。”我只得同意“割爱”，把小包袱给了他。谁知事情还没有完，他又说：“要脱掉军装，军装不能穿，要化装成老百姓的样子。”我一听要脱掉心爱的军装，就像要割我身上的肉，我真不愿意脱。但为了完成母子去延安的“任务”，也别无他法，我只好“忍痛”照办。后来，到了延安，上级通知我，那次保管的东西，都让日本鬼子扫荡放火烧了，我的那个小包袱自然也一起烧毁了。小包袱中有我特别是有柯棣华同志许多珍贵的资料，许多学习笔记本。我心痛极了，至今想起来，我都难以入眠，恨死了日本鬼子! 　　 我与柯棣华/郭庆兰口述，徐宝钧整理.—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