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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革命的使者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柯棣华大夫》编写组，盛贤功

一 　　一辆一九三八年美国生产的福特牌最新式救护车，离开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最后一个城市——西安，急速地向北驶去。在救护车两侧标有红十字符号的玻璃窗下，“印度国民援华委员会捐赠”的英文字样印在深蓝色的车身上，在皑皑白雪衬映下，显得十分醒目。不用说，这就是印度援华医疗队带来的那辆救护车，车上坐着的也就是医疗队的朋友们。 　　不过，这辆救护车现在已经不能称其为救护车了。在他们从重庆出发之前，“官方”已经派人拆除了车上配备的担架和医疗器材。经过这一番“扫荡”，这车就成了一辆空荡荡的中型轿车了。重庆的“官方”还算是留情呢，车到西安之后，医疗队又领教了西安“官方”的厉害。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大人下了一道特别训示：医疗队的人和车一律扣留。对于这些友好邻邦的不友好的主人，爱德华队长和他的部下先是到各个衙门口打躬施礼，但没有用；而后他们只好撕破脸皮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严正抗议，这同样没用。幸亏神通广大的艾黎巧妙地利用了国民党上层人物间的复杂关系，这位蒋大人才表示可以通融，答应人去延安可以，救护车要归他所有。送医疗队到延安之后，这车必须立即返回西安。至于药品，他自然也要择优留用。陕西的蒋主席和重庆的蒋委员长是一个家规，不给他便宜是不行的。 　　医疗队在西安耽搁了八天，于二月十一日上午八点出发去延安。从西安往北去，路是越来越难走了。过了铜川，救护车就一直在山里转来转去。用地理学的眼光看，这里的山不能算是很高的，可是，因为这里的山谷多而且深，行路的人便觉得高了。蜿蜒的路，上上下下，救护车一会儿一头扎进深谷，一会儿又爬到山顶。二月中旬，正是北国多雪的季节。透亮的冰凌悬吊在参差的岩石上，象是挂在山门上的珍珠卷帘；路上的雪结成了厚厚的冰层，压得很深很深的车辙，又被新下的雪覆盖住。山高路陡，风大雪勤，救护车就在深谷的边缘上滑来滑去，弄不好就会一落千丈，连人带车粉身碎骨。对于这五个第一次进山、第一次见雪的亚热带来客，真可以说是“心惊身寒”了。爱德华队长全身用毛毯裹住了，冻得还一个劲地打战呢! 　　“除了山，就是雪，你们从温暖地带来的人忍受不了。”孔祥熙在重庆对他们说的这句话，前半句倒是事实；可要说忍受不了，那就不对了。经过将近二十天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来到了陕甘宁边区。最后的两天里，他们完全被边区人民的热情包围了。这里的欢迎是人民的、是真挚的，中国人民对印度人民的友爱之情，只有在根据地才最充分地表达出来。见惯了国民党统治区那种虚伪庸俗的他们，乍遇上这真诚的欢迎，怎不从内心感到温暖呢? 　　尤其使他们感动的是在这最后的两天里，他们遇到了众多的同伴。过了离西安六十里地的三原之后，他们发现了成批成批到延安去的青年。他们有的徒步、有的搭乘他们遇到的各种车辆。为了奔赴抗战总指挥部，他们大都奔波了数月之久。望着这支艰难疲劳的队伍，望着这些一拐一拐的男女青年，医疗队的朋友们兴奋极了。他们一次次邀请那些最困难的青年到他们的车上来，那些青年们打量着这辆并不宽敞的救护车，有礼貌地谢绝了。多好的青年人，多么吸引人的延安。老队长爱德华忍不住大发感慨：“这简直是奇迹!二十世纪的中国的耶路撒冷竟然吸引了如此众多的朝圣者!” 　　两天后，他们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延安，而且见到了毛泽东同志。 　　到延安后的第三天，在八路军总卫生部举行的欢迎会上，欢迎他们的掌声刚刚平息，暴风雨般的掌声又响起来了，新派来的翻译同志告诉他们：毛主席来了! 　　谁是毛泽东?毛泽东在那里?柯棣华伸长脖子向门外望去。他本能地用习惯的识别方法去分辨出现在大门口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可是他失望了，这些领导人除了他们的年纪大了一点外，和集会的人再也没有区别：都是一样的土布衣裳，没有一个人脸上挂着权威者特有的神气。一进门，人们很随便地拥上去握手、说话，而领导人们也满面笑容地和迎上来的人打招呼…… 　　脖子累酸了，眼睛也看酸了，可他最终也没有将毛主席从人群中分辨出来。直到这些领导人走到他们的面前，经过介绍才知道：面前这位高个子，宽前额，带着慈祥笑容的领导人就是毛主席。因为出乎意料，柯棣华心情忽然紧张了。当毛主席和他握手的时候，他竟然连最熟悉的一句话“您好”都结结巴巴地没说清楚。 　　致过欢迎词后，毛主席便和大家一起观看抗大学生演出的文艺节目。柯棣华被安排在毛主席身边就坐，他更显得拘束了，眼睛直盯盯地望着舞台上的演出。直到换场的间隙，他才将目光收回来，想悄悄地更仔细地看看毛主席，可是刚转过脸，又象怕毛主席发现他的动机似的赶快将目光向台上望去。毛主席好象看出他的局促，向他笑笑，又指指面前的火盆，让他烤火。柯棣华感激地笑了笑，可他的手始终没好意思伸出去。 　　晚会上的节目是抗大学生自己创作的。其中有一个节目把他们五个人编到里面去了，不过那五个演他们的人下巴上都沾了大胡子。这个节目一开演，毛主席风趣地指指台上的演员，又指指他，然后摸摸自己的下巴，微微一笑，那意思说：瞧，在舞台上，你们都长了大胡子呢。 　　见毛主席待人随和、谈笑风生，柯棣华这才多少放松了一些，说：“演员们大概看到过被英国雇用在租界的锡克人。而我们没有一个来自旁遮普邦，也没有一个锡克族人，所以我们没有胡子。”听翻译把话转述过去，毛主席向他扬扬下巴，轻轻地笑出声来。随着这笑声，柯棣华那拘谨的心情也渐渐地消失了。 　　见过毛主席，又用几天的时间参观了延安的部队，机关、医院、学校，他们就很快被分派到各自的岗位上去。爱德华、柯棣华和巴苏华被分配到八路军军医院。卓克华被分配到卫生学校，五月底，他经西安返回印度了。木克华留在卫生部门诊部工作，八月初，他也因为患有肾结石回印度治疗去了。 　　八路军军医院驻在离延安三十五里地的拐茆。柯棣华被任命为外科军医。他在延安的全部时间是在这个岗位上渡过的。八路军军医院虽说是部队的医院，但来看病的并不完全是部队的指战员，附近的老乡，甚至延安边区之外的人，也有到这里就医的，病人来自四面八方，从中央领导同志到来自小山沟沟里的农民。在这所军医院里，柯棣华交下了许多朋友。从他们身上，他看到了根据地人民的风貌，也开始认识了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 　　他结识了两个女战士。这两个和男小伙一样留短发、穿军装，一样泼辣的八路军，其实还是两个孩子——一个十六，一个十七。在一年之前她们分别从家乡四川、安徽徒步 　　来到延安。那是数千里的行程，而且还要分别穿过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军设下的层层封锁线。这难道是因为她们特别地勇敢?不，不是的。在柯棣华和她们谈到何以有这样大的勇气冒这样的风险时，两个姑娘嫣然一笑，说：“怎么能不害怕呢?走了好几个月，又累又怕，可是一想到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父母亲，想到到延安就能找着共产党、毛主席，就能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苦和累也就不怕了。” 　　柯棣华感到这未免有些浪漫色彩，想到延安、想到毛泽东，恐怖和疲劳就会消失吗?信仰的力量是这样巨大吗? 　　柯棣华还认识了一位来自平津地区的农民。这位老大爷的两个儿子都被日本侵略者杀害了，在小儿子也牺牲之后，他站到儿子战斗过的岗位上，成了党的一名地下交通员。没多久，老汉被捕了。地下党把他营救出来时，他已经奄奄一息。同志们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他提了一个要求：到延安看看毛主席。同志们满足了他的愿望，想办法送他来到了延安。在一次治疗之后，柯棣华问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您为什么只想见毛主席呢?”老汉的回答很简单：“象我这样的穷人，不见见我们的大救星，死也闭不上眼啊!” 　　柯棣华开始明白了，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在黑暗中生活了漫长岁月的中国人，终于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看到了光明。毛泽东同志的名字是和独立、自由、幸福联在一起的。人民热爱他，并不是有什么人神化了他。神化了的偶像是不会永远得到人民的崇敬的。人民爱他，是因为他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不同的是他集中了人民的智慧和代表了人民的利益。 　　如同为认识周恩来同志而感到骄傲一样，柯棣华庆幸自己能同毛泽东同志相识。特别值得骄傲的是，他曾有机会单独和毛泽东同志相处并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款待。要知道，在延安的九个月里，医疗队的同伴们只有他和爱德华队长有这种荣幸。 　　那是九月二十三日。那天，队长派他到卫生部去收集一些有关战局的材料，同时催问一下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动身去前线。傍晚返回时，一位工作人员通知他说：毛泽东主席听说他进城来了，邀请他一起共进晚餐。 　　到毛主席家里作客是一种特殊的荣誉。柯棣华顾不上给医院里的同志打个电话，便跟着这位工作人员一溜小跑地向杨家岭走去。 　　在毛主席窑洞前，另一位工作人员迎上来，热情地将他领进窑洞里。毛主席正伏在办公桌上写什么，一见柯棣华进来，立刻用他那温暖的手紧紧地和柯棣华伸出来的手握住了。 　　毛主席的居住条件比过去听到的传说还简单。窑洞里除了一张没有抽屉的办公桌和几把木椅外，再没有什么家俱。特殊的一点是书多一些，窑洞里有两个书架，上面层层叠叠摆满了书。 　　毛主席亲切地招呼柯棣华坐下。见柯棣华不抽烟，自己便点燃了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问他生活习惯不习惯，工作有那些困难，对医院的工作有什么意见。毛主席亲切和蔼地问话消除了柯棣华的拘束，他一一回答了毛主席，接着说：“对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我们思想上有准备，在重庆时，孔祥熙还特别提到这些困难来阻止我们到延安。比起重庆和印度来，这里的确艰苦，但我们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和大家比我们好多了。” 　　听了他这些话，毛主席高兴地笑了，赞成地说：是要做好吃苦的准备。最近，德国又占领了半个波兰，战争会长期打下去。当然，最终是苦尽甜来，反法西斯斗争是一定会胜利的。 　　柯棣华认真地听着毛主席的讲话，恨不得一字不拉地记下来，带回去。他很少插话，专心致志地听着。 　　同毛主席谈话象是拉家常。主席从他们的来华说到他们的改名，主席说：每个人都在姓氏的后边加了个华字，你们是真心实意援华来的呀。从印度的姓氏又说到了柯棣华的一家和印度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看来，柯棣华关于他家庭的介绍给毛主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他逝世后，毛主席曾经托巴苏华给柯棣家捎去一封亲笔信，大意是这样：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日子里，正当我们迫切需要医务人员和医疗器械之际，您的兄弟来到我国为我国人民做了大量的人道主义工作。我亲眼看到，您的兄弟怀着自愿的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克服重重困难，从死亡中拯救了我们不少的伤病员。 　　在抗日后方根据地，我曾和您的兄弟工作过一段很长的时期。因此，我认为我完全有权称您的兄弟为我最亲密的战友。今天，我心中如此敬爱的您的兄弟和我们永别了，他那对事业的忠诚，他那种克服艰难困苦的勇气，将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您的兄弟将永远活在中国革命人民的心中。 　　毛主席和柯棣华谈了好大一会。这时警卫员进来告诉饭好了。于是毛主席站起来，请柯棣华到另一个窑洞里。 　　饭菜很简单，有三个菜，一个汤，还有一小盘辣椒。毛主席一边给柯棣华夹菜，一边问柯棣华吃不吃辣椒。当柯棣华说很喜欢吃时，毛主席笑着说：这也是一种文化上的联系。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来往了，我们这些人要将这悠久的友好关系发展下去。中印人民应该更亲密地携起手来，有了人民的团结，有了国际的团结，帝国主义一定会打倒的。 　　在毛主席生动、风趣的谈话中，晚餐不知不觉地结束了。回到办公室，柯棣华向毛主席提出了去前线的事。这件事本来很早就批准了，也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可是因为敌人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考虑到他们的安全，卫生部决定不定期地推迟出发的时间。利用今天这样一个机会，他向毛主席建议，希望尽快将他们派到前线去。 　　听他把话说完，毛主席爽朗的笑起来，高兴地答应了。柯棣华高兴极了。他站了起来，象八路军战士一样，立正对毛主席说：“请毛主席对我们今后工作给以指示。” 　　毛主席熄灭了烟蒂，想了想说：到你们出发时我们还要见面，现在我只给你提三点希望：一是要学习好；二是要工作好；三是要宣传好。希望你们做出新的成绩。 　　“一定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柯棣华郑重地回答。 　　二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四日，他带着毛主席的期望，和爱德华、巴苏华，还有一位前不久刚刚到延安并留在八路军里工作的一位德国青年医生一起，踏上了通向晋东南前线的路。 　　才走了两天，他们坐的那辆卡车便因为“超载”而抛锚了。柯棣华望着车上的同伴打趣地说：“拉车吧。我们得罪了它，就该为它付出代价。” 　　车上的乘客，除了他们这几个外国朋友外，都是八路军干部战士。他们争先恐后地跳下车。柯棣华抄起拴车的绳子，站在最前头，大家拉起这辆破卡车，“吭唷、嗨唷”着前进了。 　　虽说是已经出了山区，可这里的路也不平坦，不断地上下坡，逢上大陡坡，他们简直象是爬，身子快贴到地上了，有时用手支撑着向前爬。每过一个陡坡，不光是腰酸腿痛，就连胸部都憋的难受。脚下的积雪已结了冰，下坡时，只要一个人摔倒，准得株连几个人也顺坡溜下去。跌跌撞撞，他们用了一天多的时间才走了三十多公里。到达耀县时，汗水和泥土已经把他们抹成旧京戏里的二花脸了。 　　当晚，翻译兼领队同志终于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沟通电话联系，并且说妥，再由西安发一辆车接他们。 　　因为过度的疲劳和兴奋，柯棣华病了，神志昏迷，发高烧，说胡话。同车的那些八路军干部战士都来看他，有人还送来爱人、朋友临别时给装在挎包里的美味。大家说了不少安慰话，言下都有不该让柯棣华他们做这艰苦事的歉疚之意。柯棣华不以为然：“这算不了什么，我还准备迎接更严峻的考验呢!” 　　三天后，他们又上路了。 　　十一月的西北高原，已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来自亚热带的柯棣华何曾见过这多雪。雪压弯了树枝，封住了山洞，铺平了山涧，填满了河流。天空是白的，大地是白的，整个世界都是银色的。雪景是美丽的，可是雪中行军是艰苦的。特别是翻山，雪盖住了路，也盖住了沟，每前进一步都要站下来用手里的树枝探一探，不这样，说不定要落到山谷里呢。有一次，巴苏华就差点摔进深渊里，幸好有一棵小树把他挂住了，才免于粉身碎骨。二十八日这天晚上，巴苏华在日记上写了这样一段感受：“今天又走了十七里，我们不得不翻越一座很高的大山，这使我们有点累。此外，强烈的北风也使人难以忍受。手指、脚趾、鼻子和耳朵都麻木了。如果步行，就必须爬山，这会使你精疲力尽；如果骑马，手脚将会冻得发疼。多么难啊!” 　　但是，更难办的还是敌情。尽管护送部队想方设法绕过敌人的封锁线，可是遭遇战还是不可避免。而越接近前线，这种遭遇战就越频繁。十二月十五日，在他们就要到达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武乡时，整整和敌人周旋了两天。敌人严密封锁了通向总部的道路，有两天一夜，他们无法穿过敌人的封锁区。直到十六日夜里，他们才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条路离敌人占领的村子只有二里地。后半夜，他们随着护送部队出发了。为了不被敌人发觉，他们尽量轻捷、隐蔽地前进。越往前走，离敌人越近，刚刚走到敌人占据的村子外边，狗突然叫了起来，躲在工事里的敌人被惊动了，敌人的机枪响了，子弹从他们头上掠过，他们立刻卧倒在雪地里。负责护送的团长机警地分析了敌人的火力，果断地命令他们继续前进。人们从雪地上爬起来，弓着身子，紧张地向前跑去。走了大概有五里地的样子，人们刚想直起身子休息一下又酸又疼的脊背，突然，前面出现了一队人影，他们又意外地与敌人遭遇了。这场遭遇战打得非常艰苦，直到天快亮了，才摆脱了敌人的追击，来到了一二九师一个团的团部。这里离封锁线也只有十五里地。驻地前的山坡上炸出许多弹坑，正冒着浓烟。团长笑着告诉他们：敌人已经轰炸了一整天，有好几次炸弹就落在房屋的附近。 　　艰苦的战斗生活不仅没有使柯棣华畏缩，反而使他更坚强了。战争开阔了他的眼界，他看到了一个新的天地。 　　当柯棣华一行从渑池那里过了黄河之后，在河北岸他们路过的那些地方，没有一个村子是完整的。可是，人们没有离开家乡，他们组织起来，用大刀、长矛，甚至镰刀、锄头武装起来和敌人拚。他们在阳城县的一个小村里住过一宿，这个村里的青年人都跟一二九师上前线去了，村里只留下些妇女和老人们坚持斗争。其实，这里也是前线，从立秋到大雪，日本侵略者对这个村子已经进行过三次烧杀抢掠，村里的房屋没有一间是好的。老乡们组织起来，弄点柴草掺些泥，在断壁残垣上修修补补，几家人挤在一起算住下了。大人好说，孩子们可受不了。后半夜又冷又饿，孩子们便忍不住撕搂着大人哭开了，整个村子，孩子们的哭声响成一片。就这样的日子，也没有人唉声叹气。就是这样的村子，他也没有发现谁的脸上带着沮丧绝望的神色。到这的第二天，为了欢迎医疗队上前线，村子里所有的人集合起来开了一个会，主持这次会议的是一位老大娘，她在会上宣布了医疗队的身份后，全村的人都高兴地把他们围了起来，拿出经过敌人洗劫之后仅有的一点食品慰问他们。有的捧着一把大枣，有的拿着几个柿饼，在孩子饿得直哭时他们也没舍得吃的东西都拿出来了。有人一点东西拿不出来，难过地向他们道歉：“实在是一点象样的东西都没有了，只能说说心里话，感谢印度朋友的帮助。”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他们献出了亲人、献出了房屋、献出了所有的一切。而当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们竟为不能款待朋友而羞愧难过。听护送医疗队的领导同志介绍，接待他们的这位老大娘，就为抗日事业献出了自己的老伴和三个儿子，现在她接过丈夫和儿子的武器，站到战斗的岗位上了。要离开这个村子的时候，柯棣华哭了，忍不住向大娘表示，愿意分担老人家感情上的痛苦。大娘感谢他，可她却没有哭。老人家理了理被风吹乱了的白发，坚定地说：“为了打日本，别说交出他们爷儿四个，就是要我和孙子、孙女，我也准备着!”老大娘这几句朴实无华的话，曾经使柯棣华许多天后还激动不已。 　　在王屋山下——相传这里是老愚公的旧居，他曾和一个比他年轻的游击队长一起生活过几天，这位游击队长参加红军时，只不过是个孩子。因为家里穷，他连学校的大门都没进过。参加红军后，指导员送给他一个学文化的笔记本，封面上的名字还是指导员替他写的。可是，就打从认识自己的名字以后，他变得灵敏了。当年他给地主放羊，有两次因为丢羊挨打，一块月牙疤到现在还留在他的前额上。地主打他，他不哭，也不求饶，反来复去就那一句话：“我不识数，我数不清你家有多少只羊。”地主打够了，才恶狠狠地骂他一句：“看你笨头笨脑的样子，真是个劈不开的榆木疙瘩!”就这样一个被称为榆木疙瘩的放羊娃，现在不但能读书看报，还学会了日语。前不久，他化装成一个日本翻译官，带着他的战士闯进了附近的一个城市，骗过了火车站上的日本职员和汉奸，硬是把存放在站上的三百多支长枪、短枪一股脑地拖回来了。在当地，这位队长以文武全才而成为传奇式的人物。一年前，这位队长只有六个部下，现在，他的部队已经发展到一个团的规模。 　　………… 　　新天、新地、新人、新事。真是数不胜数，美不胜收。一路上，他在小本子上写了许许多多的感想，而且不止一次地对陪同的翻译说：“我虽然没有进过抗日大学，但我算是参加了另一所新型大学。”他拍拍手中的笔记本：“这算是讲义吧。” 　　象一个掘宝人，柯棣华在真理的群山中不停地探索。他并不完全理解见到过的这一切。他不断发问：“为什么印中这两个命运相同的国家目前所采取的斗争方式是如此之不同?总不能用天赋论去解释这些现象吧?”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在武乡县八路军总部里，衣着简朴、慈祥的脸上总是带着笑容的朱德总司令向他解释说：“是的，不是中国人民有特别的天赋，最初我们也走过弯路，是敌人的屠杀和人民的血使我们觉悟了，我们这才搞起武装斗争来。这要感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创造了并且丰富了马列主义理论宝库，这是武装我们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中国人民还要感谢毛泽东同志，在他的领导下，我们的革命才得以迅速发展，人民才明白了革命的最终目的、前途和方法。也就是你说的他们变得聪明、勇敢、有远大的理想和百折不挠的乐观精神。” 　　朱德同志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一样，一谈起自己的人民，就掩饰不住心头的喜悦。他饱经风霜的脸上再次泛起笑容：“人民一旦掌握了马列主义，那他们的智慧和勇敢是无法估量的。这个道理，在各个国家都是一样。” 　　朱总司令挥起了手臂，仿佛一支大军就在他的面前接受他的检阅似的。一会儿，他的笑容消失了，怀着沉重的心情问他们：“有个白求恩同志，你们知道不?” 　　大家说知道，在路上，看过报道，知道他前些天在前线牺牲了。 　　“是啊!他牺牲了，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临牺牲时，他还满怀信心地祝愿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我们要不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便对不起白求恩和你们这些热情帮助我们的同志。” 　　朱德同志的声音越发变得低沉了。他望着墙上的一幅大地图，充满感情地回忆着：“他是一个好同志，是一个共产党员。他比我只小四岁，在这样的一个年纪，他还不辞劳苦地到中国来。在西安我们一起谈过，他说过：他为了寻求真理的道路，一直摸索了许多年，直到找到了马列主义才看到了光明。在白色恐怖中，他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马上就到西班牙前线去了。他来到中国后，一直在前线工作。他是一个加拿大人，可是他热爱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给了我们许多帮助，做了很大的贡献。白求恩是加拿大人民的光荣，也是马列主义的光荣。二十四日，我们准备开大会纪念他，如果你们愿意，请你们也参加。” 　　三个人怀着虔诚的心情接受了这个邀请。总司令的情绪感染了他们，三个人的脸上挂起严肃沉重的表情。 　　因为还要参加一个重要的军事会议，朱总司令抱歉地和他们握手告别，匆忙走了。他们三个人也带着心满意足的心情，离开了这间普通的农家房舍。在回宿舍的路上，他们三个一直沉默着，谁也不说话。总司令的话在他们的心里掀起的波澜，只能靠默默的体会去平息。 　　第二天，八路军总部安排他们休息一天，他们利用这个难得的日子进行了一番认真的讨论，正式向八路军总部提出了申请：要学习中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在写给总部的报告上，开头几句是这样写的：“因为我们想到目前的国际形势是有利于我们印度人民从英国的统治下获得解放，从正在积极为解放事业而战斗的中国人民那里了解一些情况，对我们三个印度人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总部批准了他们的申请，并作了具体安排。据巴苏华日记记载：“我们得知已经为我们拟定了一个八个月的计划。在这里停留的头两个月，他们将为我们提供机会，以使我们了解更多的八路军所进行的种种政治活动。然后，我们将被派到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医疗工作。同时，我们有机会学习八路军的战术和组织方法。” 　　又过了两天——二十四日上午，他们应约参加了八路军总部举行的纪念白求恩大会。朱总司令在会上高度赞扬了白求恩同志的国际主义精神和高超的医疗技术，并号召大家学习他的献身精神。当柯棣华走到白求恩像前默哀的时候，他低声地宣誓说：“你就是我的榜样。” 　　三 　　前线的生活比延安更艰苦。队长爱德华的湿疹又泛起了，痒和痛折磨着他。二月三日，爱德华返回印度。由五人组成的印度援华医疗队现在只剩下柯棣华和巴苏华了。开始，他们感到有些孤单，但强烈的责任感很快就将这种感情取代了。 　　按照那八个月的学习计划，他俩来到一二九师所属部队，一边做医疗工作，一边熟悉八路军的游击战术。 　　虽说他们要学习的是“八路军的战术和组织方法”，但他们到底是医生，熟悉而且容易理解的还是医疗卫生方面的经验。延安的卫生建设与重庆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前线的卫生建设和延安比较也有所不同。延安是抗战的总后方，尽管敌人不时空袭轰炸，也曾经企图染指陕甘宁边区，但英雄的延安巍然不动。抗战八年，敌人始终也没有达到侵占陕甘宁边区的罪恶目的。因此，延安可以从事各种医疗卫生的建设，人员、设备相对齐全。前线就不同了，一九四○年初，晋察冀边区虽然还在发展、巩固，但仍然被敌人所分割、包围。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军事形势使医疗卫生工作必须适应于它的特点。在前线的八路军医务人员创造了新的医疗形式，柯棣华曾经打了一个比方说：“他们好象是在岩石缝隙里成长起来的森林。”巴苏华在一篇专谈前线卫生工作的文章里，记下了他俩最初的印象： 　　“当你到一个平凡的村落里去，或者就可以发现：在那洁净的街道上，有几个身着制服和红十字围裙的青年男女，匆忙地从一个屋子走到另一个屋子，他们就是八路军的护士或其他医务工作者。有时候，你可以碰见许多正在恢复期中的伤病员三三五五地在路旁晒太阳，阅读抗战书报或者和老百姓们闲谈。你也可以看见，五六个一班的伤病员躺在一条一条陈旧的木床上或者老百姓的炕上，等候着医生和护士来检查、上药。这些地方就是八路军火线上的医院。许多老百姓自动地让出房子来，让他们收容几百个病人的病房或者医生护士的宿舍、手术室、换药室、配药室等。医院周围打扫得很干净，八路军卫生人员不但进行他本身的工作，而且还帮助老百姓搞清洁卫生和从事于群众的卫生教育。他们和老百姓杂居在一起，假若伤病员及医务人员没有穿军服的话，那就无法使你辨认。这就是八路军前方医院的一幅简单的图画。在平原和比较接近敌人的地方，伤员和医务人员都穿上老百姓的衣服，分散杂居。因为村落较大，敌探、汉奸是不容易发现的。他们与部队经常保持着联系，从那里得到敌人行动的消息及转移的指示。除此之外，老百姓在许多方面给他们以很大的帮助。例如当敌人迫近本村的时候，村上的妇女，小孩们就认他们为丈夫、父亲、兄弟或其他亲戚，并且说他们是在田里被流弹打伤的，这就避免了敌人的猜疑。这种分散的医疗小组，布满于冀鲁平原上。” 　　他们赞赏新创造的卫生组织形式，更赞赏这种新形式的创造者。在前线，他们遇到过多少可歌可泣的医务人员啊!他们曾经会见过一位卫生队长。在一次战斗中，卫生队长接到报告：在左翼阵地上指挥的一位领导同志负伤了。这个队长立刻背上红十字包向那里前进。伤员躺在敌人的铁丝网边，敌人从碉堡里射出来的一条火龙将道路封锁。队长勇猛敏捷地冲进了敌人的火力网。不幸，敌人发现了他，全部火力立即向他压来，他立刻伏在伤员身上……五十分钟后，他返回了包扎站，这时他的脸已经被凝固了的血块糊住了。柯棣华和巴苏华见到他时，这位卫生队长艰难地告诉他俩：“我总算完成了任务，没有在前线丢下一个伤员。”话才说完，他便永远闭上了眼睛。 　　象这样的医务人员，在他们所到过的部队里，无一例外地遇到过。八路军医务人员的英雄行为震撼着他们的心。在一次座谈会上，柯棣华激动地流着泪说：“我在大学时，曾经为大珉神父的行动感动得不能自持，这位比利时的天主教传教士，为了拯救患有麻疯病的苦难者，勇敢地来到摩罗该岛为他们进行隔离治疗。可是同八路军的医务人员相比，大珉神父也显得渺小。你们是在用生命和热血去从事着赋于了新意义的人道主义事业!” 　　巴苏华也有见解，他看到了这种英雄行为后面的深刻的政治原因。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里，他写道： 　　“八路军军医工作中最好的一点，就是医生与伤病员的关系。彼此互相尊重与关怀，医生给病人治疗以及对他们的安慰，如象亲人一般热忱与爱护。八路军的战士真配称为民族英雄。因为他们无论在战斗与一切艰苦中，都是英勇卓绝奋不顾身的，他们应该得到这种亲切地尊重的爱护。在这庞大的军队中，从没有一个 伤病战士被忽视和抛弃过。他们对每一位献身于民族和革命事业的同志，无论是长官或士兵，都看得非常珍贵。我不想指出许多资产阶级的国家或我们曾到过的中国其他地方，怎样冷淡地对待他们的伤兵战士，仅就在豫北、晋南间所亲眼看到的在十七路军等中国军队中目不忍睹的事实，作为一个典型的普通例证。当我们走到前线的时候，在河南渑池的一个陇海路车站上下车，这里新筑了一百多里长的汽车路直达黄河边，对岸为山西的阎池镇。时在一九三九年末，正是风雪交加的季节，在那寒冷刺骨的风雪中和那泥泞的路上，从山西前线到后方的大路上，随处都可以看见大队的伤兵，一群一群或一行一行地蠕行着。他们的情况真惨：个个都是贫血，营养不良，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象干柴一般，皮肤也变成了苍白色。他们穿着破烂得不能遮体的单制服，赤着脚，有些用烂布裹着，在那漫长的大路上走几步歇几步，负着寒栗瘦弱的身体，希冀着爬到后方。他们的上级也太狠心了，不但不设法运送他们，甚至连路费、膳宿费都克扣了，致使他们白天行乞，晚间随处露宿，这种惨状简直难以形容。更往前面走时，我们看见许多因饥寒交迫而死亡的僵尸倒在路旁；同行的青年德国医生把身边的钱尽数施舍后，绝望地说：‘这是从莫斯科退下来的拿破仑军队。’因为他们实在是多到数不清的程度。据我们询问的结果，知道他们当初是被拉去补充十七路军的，而今因病遣返回乡。他们的棉衣被长官们收去了，发给一、二元的路费，就要他们爬十几天的山路回去。这就是雇佣性的高级将军们，怎样看待人命的——这些都是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人命啊!可怜的士兵们被压榨到最悲惨的境地，一直到死亡。 　　“这种情形，我们从没有在八路军发现过。在八路军，这种现象是不可想象的。在这里，一个人有衣有食，就等于全军都有；而且伤病员是享受优待的——给以较好的食品和衣服等，医务人员从自己单薄的被具中分赠一些给病人更是常有的事。” 　　接下去，他说到了八路军的伤病员： 　　“八路军的伤病员有着为革命而忍受痛苦的精神，即使身上有着危险的伤口和疾病，亦常含着微笑。他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是谁使他受伤的。他们忍耐地期待恢复，总忘不了和日本鬼子算帐。在换药或洗伤口的时候，他们咬牙痛骂日本鬼子以减轻疼痛。在百团大战中敌人不顾国际公法残暴地使用了达姆弹，中了达姆子弹的部位是再也没有希望医好的。但这些战士觉得好象一点也没有受伤似地，他们更不知道自己将成终生残废，当抬进简陋的手术室时还请求快把伤口治愈，以便早日回到战场去杀鬼子。这种精神使我们对八路军战士非常钦佩，因此在医治他们时该如何特别细心啊! 　　“总之，我们认为八路军不仅向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证明：一个坚决抗战的人民军队怎样凭着落后的技术但利用高度的政治觉悟和优良的战斗精神战胜敌人，而且在医务工作上也作了别人的模范。……” 　　八路军的医务人员和伤病员的英雄行为使他们为之鼓舞，当他们也必须象八路军的医务人员那样为伤员服务时，他们毫不犹豫地那样做了。 　　一九四○年初，日寇利用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山西北线对八路军大举进攻的机会，在南线集结重兵对我晋东南根据地发动进攻，妄图将我一二九师从这里挤出去。为了保卫抗日根据地，在晋东南首府长治附近的山地里，一场激烈的战斗打响了。 　　临时手术站设在前沿阵地。这是柯棣华的建议，也是白求恩的经验。在总部时，朱总司令经常讲白求恩同志在前线的事迹，其中一条就是医疗队离前线越近，救治的效果就越明显。对这个建议，部队领导批准了，并对警卫战士们提出了要加倍注意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安全和要求。 　　战斗打响不一会，手术站就忙得不可开交了。战斗打得很艰苦，伤员很多，直到第二天中午，临时手术站前还有不少伤员。柯棣华觉得眼睛发涩，喉头发干，趁手术间隙，他拿过挂在树枝上的一只军用水壶，对着壶嘴贪婪地喝了几口。就在这时，他发现两个战士正架着一个脸上流血的伤员向这里走来。那伤员一边挣扎，一边大声嚷着：“什么团长的命令，我不信，你们放开我。”搀着他的两个战士也不理睬他，只是径直向前走。啊!这声音好熟啊!近前仔细一看，原来是曾经负责保护他们的一位排长同志。战斗打响之前排长才离开手术站，柯棣华手上的水壶还是排长临走时留下的。现在排长的左眼用一块军装布包扎着，鲜血顺着脸往下流。“他受伤了!”柯棣华心里一惊，急忙跑上前去。 　　两个战士见柯棣华跑来，立刻高兴了，争着说：“大夫，快给他包扎吧，他的眼睛打瞎了。” 　　“什么?眼睛打瞎了?”柯棣华没顾上问候一声，也不管排长叫他喊他，便和那两个战士一起，扶着排长来到了手术室里。 　　排长的左眼受了伤，瞎是可以肯定的。据两个送排长的战士讲，他受伤已经有好几个小时了。凌晨，敌人凭借优势兵力向我阵地反扑，部队受到很大压力。团长命令排长带一部分同志绕到敌人侧翼包抄敌人。排长二话没说，领着人就走了。他们从侧翼一打，敌人就慌了，立刻返过头向排长他们扑来。就在这时候，排长的左眼被敌人的炮弹皮炸伤了。他不声张，撕下军装包扎起来，又指挥全排向敌人射击。开始大家以为他只是擦破了点皮，也没留心；后来一位班长发现他脸色苍白，才知道他受了重伤，便主动要求代替他指挥，并让他俩把排长送到手术站来。没想到排长大发脾气，训斥班长说：“我还没有死呢，用不着你代理我!”最后敌人终于被压下去了。他一声不响地昏倒了。两个战士赶快把他背了下来，走到半路，他醒了，又吵着闹着要回去，…… 　　这是一个多么顽强的勇士啊!柯棣华迅速为他清理了创口，又亲自把他抬到准备后送的担架上…… 　　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一批又一批的伤员等待着他急救、包扎。他全神贯注地投入了抢救工作。他不再觉得眼睛涩，也不再觉得喉头干了。他虽然不时地向挂在树枝上的那只水壶望一眼，可他从没有动它一下。 　　………… 　　任它枪林弹雨，任它疲劳饥饿，柯棣华顽强地工作着。他一直连续工作了整整四十六个小时。当战斗进行到短兵相接的时候，同志们为了他的安全，劝他和伤员们一起撤下去，他认为这是看不起他。他对这些同志发火了，气冲冲地嚷道：“为什么叫我下去?不行，假使我不能和你们同生共死，我就不配在八路军里工作!” 　　伤员全部撤下去了。柯棣华从手术站的伤亡统计上看到：就这样一次战斗中，竟有二十几位同志牺牲，七十几位同志受了轻重伤。他眼睛里流露出哀伤的神色。但是，当他看到成倍的日军尸首就躺在阵地前面和我们的战士押着一大群俘虏从他面前经过时，他哀伤的目光消失了，代之出现的是刚毅，是充满了信心的神采。 　　四 　　柯棣华和巴苏华在晋东南工作了三个月，对八路军在山区作战的经验算是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可是，在敌人可以发挥优势的平原地带，八路军是怎样开辟和建立抗日根据地呢?这对他俩还是个谜。 　　一天，一位在平原地区工作的副司令员到总部来开会，他俩特意向他请教这个问题。这个副司令员幽默地说：“我们那里有山啊!我们是造山的人，怎么会没山呢?”见他俩困惑不解，这位副司令员解释说：“把人民组织起来，就会形成密集的山林。这样的山才有力量呢!我们就隐蔽在这样的山里，敌人的现代化遇上了这样的山，随他再凶狠，再狡猾也没有一点办法。” 　　“人山”，多么有趣的比喻呀!对于山，柯棣华现在并不陌生了。最初进山，他怕山，怕山里坷坎崎岖的路，一双鞋穿不了几天就踢破了；怕山上丛生的荆棘，每前进一步都有撕破衣服，挂破皮肉的危险；怕山中数不清的深谷，望一眼都使人头晕目眩。在山里和同志们一起生活了近一年，他对山产生了感情，他爱上了山。他爱山的胸怀博大，密密的树林里可以隐蔽着我们的游击队员；他爱山的地势错综，为八路军创造了出奇制胜的有利条件；他甚至爱上了那数不尽的山路、荆棘、深谷，因为对于敌人，它们是跳不过的陷阱，渡不过的难关。可是，平原上没有密林，没有深谷，也没有荆棘，敌人现代化的装备可以大显身手，八路军又怎样象在山林里那样神出鬼没地消灭敌人呢? 　　“人山是一种什么样子呢?”有一次，他忍不住问巴苏华。 　　巴苏华沉思片刻，回答说：“我想这指的是觉悟了的人民。” 　　“人山”是个新概念。无从想象，想象也是不准确的，还是到实地去看看吧。为了学习平原地区游击战争的经验，他俩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总部能派他们到平原地区去。总部答应了。四月初，他们告别了熟悉的一二九师的同志们，向河北平原出发了。 　　经过十余天的行军，他们来到了平原上的第一个村庄。乍见平原，柯棣华的心胸豁然开朗，不由得加快脚步，跑到了队伍的最前边。就在接近村口的时候，一杆红缨枪蓦地戳到他的胸前，他吃惊地站住了，一个光背赤脚的男孩子严厉地发问：“干什么的?” 　　跟在后面的翻译同志赶快跑上来解释说：“这是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同志，是来帮助咱们打日本的。” 　　“打日本”这三个字可能起了作用，小男孩收回了红缨枪，伸出一只手说：“拿来。” 　　“什么?” 　　“路条!” 　　“噢、噢!”翻译连声答应，赶忙拿出通行证。小男孩翻来复去地研究了一番，大概是看不懂吧?他打了一个唿哨，在远处做活的一位中年人便向这边跑来了。为了避免误会，趁这个机会，翻译向他俩解释说：为了防止敌特混入根据地刺探情报和搞破坏，儿童团在各个路口都设置了检查哨卡，对于他们无论是谁都要服从。 　　正说着，那位中年人过来了，他看了通行证，立即伸出手热情地自我介绍说：“我是农会主席。对不起，小家伙认不了那么多字，把你们拦住了。”随后，他认真地对小男孩吩咐说：“他们是八路军，让他们过去吧。” 　　小男孩点点头，同意了。 　　刚要走，小男孩突然指着路边的一块石板喊了起来，那石板上用汉字写了四个字，柯棣华认得前边两个字是“抗日”。为什么在这里写这两个字呢?是宣传牌吗?未等柯棣华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农会主席笑了，翻译也笑着向他们解释说：“边区最近定了一个扫盲识字办法，每个村口都有识字牌，每天都写上四个新字，路过的人只有认下这几个字才能通过。”解释完了，农会主席认真地念了石板上的字，然后对小男孩说：“这下可以走了吧?” 　　小男孩仍不答应，指着柯棣华他们说：“他们呢?” 　　翻译赶上去念了一遍。小男孩又指着柯棣华、巴苏华说：“他们俩还没念呢。” 　　农会主席是个有耐性的人，他向小男孩解释说：“这是两个印度同志，还不会说中国话，他们就免了吧。” 　　小男孩很执拗，他没学过世界地理，所以并不理解农会主席说的印度是怎么回事，只是反问道：“什么叫印度?” 　　农会主席说：“印度吗……那是外国，嗳!就是唐僧取经的西天。” 　　小男孩惊讶了：“那么老远来的?” 　　“对啦，对啦!”农会主席为自己的解释能被小家伙接受很满意，他得意洋洋地说：“怎么样，免了吧!” 　　“嗯……”小男孩犹豫了，这个印度——西天把他唬住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看着这两个人一问一答的那副认真的样子，柯棣华觉得很有趣，小男孩忠于职守，一丝不苟的态度，使柯棣华十分钦佩。他不愿意让孩子的责任心受到损害，便拉着巴苏华跨前一步，用生硬的汉语说：“我们也学。” 　　一听到这句话，正在犹豫的小男孩又惊讶了，从西天来的同志居然会说中国话!他不知所措地望着农会主席，农会主席无可奈何地点点头说：“你教吧。” 　　小男孩的神色立刻认真起来。他一手卡腰(他做得很不自然，显然是模仿大人)，一手指着石板，用幼稚的童音领着他们念起来： 　　“抗——日——锄——奸。” 　　就在这时，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一位老汉，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他根本不管小男孩是否在执行自己的神圣职责，一边向这里跑，一边大吵大嚷：“小崽子，这回你跑不了吧!” 　　小男孩吃了一惊，转身想跑，大概突然想起了自己的职责吧，他又站住了。老汉一个箭步窜上来，一把抓着小男孩没遮没盖的肩膀，张开手，露出了几个青杏大声质问：“小崽子，是你干的吧?” 　　小男孩恐慌地低下了头。接着是老头粗暴的训斥，农会主席和颜悦色地劝解和小男孩低声的诉说。因为说得快，又是当地话，柯棣华没弄清是怎么回事。 　　“象是发生了什么事了?”他不安地问翻译。 　　翻译不以为然地说：“小事一件。小男孩淘气，偷吃他家的杏，他生气追来啦，就这么简单。” 　　老汉总算吵完了。柯棣华和那位心有余悸的忠诚的小战士告别之后，怀着一种不愉快的心情向村里走去。 　　他绝对想不到的是，这老汉竟会和他发生直接冲突。那是在第二天早上，柯棣华照例起来做他的军事体操。为了适应前线生活，柯棣华在延安时就开始练爬山，到了平原区无山可爬，他便拣起已经扔掉一年多的军事体操。做了两遍，柯棣华沿着院子的四边踢腿、扩胸。在西厢房的门口，柯棣华发现了一套打铁的家伙。这可是熟悉的玩艺儿，在绍拉普尔时，那叮叮哨哨的声音曾经无数次地吸引过他。他更惊奇的是，这套家伙和印度的一模一样，这莫非也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文化上的联系?出于好奇心，也出于对儿时的怀念，柯棣华不由得抄起铁锤，在砧子上叮*(左口右当)地敲了两下。这时，老汉出现了，他不声不响地从柯棣华手里拿走了大铁锤，向墙角一放，头也不回，走了。 　　原来，柯棣华他们虽说是住在农会，可是农会的房子是临时借老汉家的。这打铁的家什便是老汉家的。柯棣华那会知道这些呢?唉，真是尴尬，这个老头也太倔了。象这样的老头，他在根据地还是第一次遇见呢! 　　柯棣华、巴苏华来到这里将参加一次群众性的破路斗争。为了准备这次破路斗争，柯棣华他俩一直在这里住了六天。时间一长，关于这个“倔”老汉的家史也就知道了一些。说起来，老汉也是苦大仇深的人。事变前，他有几亩地，还有一身铁匠手艺，老汉能干，两个儿子也不弱，老伴又会治家过日子，一家四口日子虽说不算好，可比起佃户们还强些。事变后，日本军队占了这一带，为了维修德石路，把他爷仨全部抓去当苦工。老汉倔，老汉的儿子更倔。有一回大儿子正在扛石头，一个汉奸监工寻开心，在他的屁股上踢了一脚。回头一看是监工，他肩上的石头没换手就扔在监工的脚面上。这一下可闯下了大祸，日本军队立时将他带走了，到了第五天，敌人据点里传出话来，让老汉收尸去。这回出完劳役，老汉一气病倒了，以后就落下了个喘病。老汉的二儿子一跺脚跑进山里找八路军去了，听说在一二九师的一个连队上。大儿子死了，二儿子走了，老汉的身体也垮了。要不是优待抗属，老汉和他的老伴很难活下来。 　　有了这样一番对老汉身世的了解，柯棣华对老汉产生了一种亲近的感情。老汉对柯棣华的态度似乎也好起来了。也许是因为感到自己那天早晨的事有点过份了吧，再见面的时候，老汉破例地向他笑了笑。晚上，老汉还给他俩送来了一捧大枣和一小捆烟叶。听说他们不抽烟，他把烟叶又收了起来，那些大枣他却硬要留下。不论柯棣华怎么解释，老汉还是一定要他们收下来：“不收我的枣，是看不起我。”老汉临走时态度生硬地说了这句话。老汉走后，农会主席告诉柯棣华，老汉比以前变得好多了。先前村上的事老汉从来不打听，现在不管开什么会老汉都要参加。有一次，村上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老汉还特意给干部做了两个喇叭筒子。在他身上，这可是盘古开天头一回。还有一次，妇救会在大庙里开会布置做军鞋，老汉非进去不可，一个小姑娘告诉他这是妇女会，老汉一梗脖子说：“共产党没这章程，打日本分什么娘们爷们?”会上，老汉的老伴领了任务，他自己又要了一份，大家问他：“你还会做鞋?”老汉说：“我会搓麻绳。”大家又说：“军鞋有期限，你可别误了。”老汉又一梗脖子：“不是你的任务，你操的哪份心?”收军鞋时，老汉还真交了双份。说到这里，农会主席又摸摸头苦笑着说：“进步是够大的了，可禀性难改，他就是一个心眼小、脾气倔的人。” 　　老汉确实够倔了，柯棣华断不了见他和人发火，最厉害的该是参加破路斗争这天的事了。 　　为了准备晚上的破路行动，农会主席到老汉家来借那把大铁锤。谁知刚一张口，老汉就顶了，不管农会主席怎么说，老汉就是两个字：“不借。”原来，老汉也要参加破路行动。 　　农会主席说：“你不行，干不了啦。” 　　老汉说：“谁说我干不了?我除了不会养孩子，啥事也拉不下我。” 　　农会主席说：“你岁数大，让青年人去就行了。” 　　老汉火了：“你这是废话!平时你们动员打日本时说什么来?不分老少，不分穷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真要出力了你们又拦我，你们是卖狗皮膏药的?” 　　农会主席说：“你有病嘛!” 　　老汉更火了：“你这是堵着门子骂人!你咒我死啊?你出去!” 　　话越说越僵。老汉瞪圆了眼，要不是农会主席一直陪着笑脸，他那大巴掌看来能抡到农会主席的脸上。农会主席硬是被推了出去…… 　　发生在对面屋子里的这件事，自然被柯棣华看得清清楚楚。他暗暗地同情农会主席，又悄悄地埋怨老汉的这种倔劲——万一误事呢? 　　风息了，日落了，圆盘般的月亮挂在天边，夜幕降临在大地。夜静得出奇。只有草丛里的小生物在欢快地吟唱给它们温暖和生命的春天。 　　平卧在茔地里的柯棣华睁大眼睛向四外张望：夜色掩藏了一切，除了眼前蜿蜒的德石铁路象一条巨蟒横卧在面前和远处敌人的炮楼上鬼火似的光亮外，什么都看不到。破坏铁路的行动就要开始了，柯棣华既高兴又担心：这里已不是山区，而是敌人作为侵华基地的河北平原。在这黑暗的夜晚，谁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铁路上，不时传来火车开过的轰隆隆的响声。看不清的人群仍然静悄悄地伏在地上，行动时间未到，人们耐心地等待着。这时，在离柯棣华不远的地方传来了一阵低沉的咳声，接着是短促的呼吸，看来为了抑制咳嗽，这个人是憋了一大会了。谁呢?是不是“倔”老汉?那人还在喘息，柯棣华看了看四周，敏捷地向他那里爬去。 　　果然是他。他的哮喘病发作了，正痛苦地喘息着。一个年轻人给他捶背。柯棣华凑到他的身边，低声问： 　　“能坚持吗?” 　　老大爷看清是柯棣华，一边喘着，一边费力地说：“不碍事，老毛病，一会就过去了。”说完，老人又低声地咳了起来。 　　手头没有能立即解除痛苦的药，柯棣华为难地搓着手，不说话了。望着那个痛苦地喘息着的老汉，他更希望快点行动。 　　远处响起一声唿哨，接着前后左右都响起了唿哨声。刹时间，伏在地上的人一跃而起，飞也似的向铁路冲去。好多的人啊，巨蟒似的铁路被遮住了。眼前，只有数不清的身影，密密麻麻的身影，一眼望不到边的身影。人们高擎着杠子、镐头，奋勇地向前跑去。然后，沿着铁路迅速散开。接着，叮叮*(左口右当)*( 左口右当)的金属撞击声响起来了。这响声仿佛是一剂好药，躺在柯棣华身旁的“倔”老汉蓦地窜起来，他不喘了，也不咳了，他方才倦缩的身子突然变的魁伟了，他握着那把大铁锤，一个箭步窜到前头去了。老汉跨在铁轨上，将大锤抡圆，对着两截铁轨的连接处“当当当”地砸下去，不几下，连接铁轨的夹板被砸断了，老汉又转身向另一条铁轨的连接处砸去…… 　　事情发生的如此迅速，还没等柯棣华弄清整个阵势，随着一声嘹亮的号子，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用肩扛，用手推，将那连着枕木的铁轨掀起来了。没用多久，人们拆的拆，搬的搬，抬的抬，紧张而有秩序地向铁路两旁散去。 　　没有战斗，也没有伤员，柯棣华和一部分同志收拾起截下来的电线卷成卷扛在肩上，随着兴奋激动的队伍，向村子返回。这时，“倔”老汉赶上来了，他的锤把上挑着两捆电线，一边走一边叨叨：“狗日的鬼子，你杀我的儿子我抽你的筋……” 　　方才那海涌般的人群四散了，铁路上只留下光秃秃的路基。一枪未发，几公里长的铁路——敌人的动脉或许象老汉说的“筋”被彻底切断了。 　　借着月光，柯棣华望了一眼走在身边的“倔”老汉。难得的笑容在老汉的脸上出现了。他碰了碰正在身旁行走的巴苏华，用抑制不住的激动对他说：“巴苏华，你看到了吗?这就是那位副司令员同志说的山——把人民组织起来，就会形成密集的山林。这是蕴藏着无限力量的山，是八路军赖以生存的山。我们印度不也是有这样的山吗?可是……可是，休谟也好，提拉克也好，他们谁看到了这山呢?” 　　巴苏华惊讶地看着自己的伙伴，月光下，柯棣华的面孔模糊不清，但巴苏华却看到他的眸子里闪动着一种新的、他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光芒。他禁不住打了柯棣华一拳，高兴地说：“德瓦卡，你进步了，你已经不只是一位传递友谊的使者了!” 　　柯棣华腼腆而又认真地说：“我想，我是应该成为一个人民革命的使者。” 　　 柯棣华大夫/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柯棣华大夫》编写组编，盛贤功执笔.—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