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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光荣的任命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柯棣华大夫》编写组，盛贤功

一 　　在冀西的青墟山下郁郁葱葱的树林里，有一个非常古老的村庄，这个村庄原先叫什么名字，现在已经无人知道。据说在晋朝时，这个村子里出了个名叫葛洪的名医，以后四周的人便将这个村子称作“葛洪村”。随着这位老医生的名声越传越远，人们为了表示对这位老先生的尊敬，这个村子又慢慢地改叫“葛公村”了。一九四○年初命名的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卫生学校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就驻在这著名医生的家乡。 　　也许是因为历史上的这位著名医生曾经给自己的民族争来荣誉的缘故吧，这个村子的人，不，准确地说是这一带的群众对医生总是怀有一种特殊的敬重。年初，军区决定在本县军城南关修建白求恩墓的时候，没等通知下达，这一带的人都自动带着干粮去了。他们还特别爱传说有关医生们的故事。这些故事里，有古老的，也有现代的，自从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亲自协助建立的军区卫生学校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迁到这里以后，一些外国援华大夫的名字和他的故事，又为他们流传了多年的口头文学增添了新的内容。其中之一，就是他们还未曾相识的柯棣华同志。 　　据村里一位到易县火线抬过担架的民工说，有一天，他和另一个民工搭伙抬着一个伤员往后方医院送，谁知半路上，那伙伴犯了心口痛的老毛病，疼得他满头大汗，脸色腊黄，蹲在地上怎么也站不起来。那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怎么办呢?正犯愁的时候，远处跑来一队人马，见他们担架停在路旁，其中一个面孔黑黝黝的人翻身下马，问是怎么回事。他们见这人佩戴着八路军的臂章，就一五一十的说了说。那同志在病人的心口摸了摸，从药箱里拿出了几片药就着水壶里的水喂他喝下去。说也灵，没一袋烟工夫，这个民工汗落了，脸也不黄了，心口自然也不疼了。他俩和担架上的伤员直劲道谢，那同志摆摆手，又看了看伤员就走了。犯病的民工赶上一步拉着他的袖子让他留个名，他笑了笑，说他是八路军。队伍里的一个同志告诉那位民工，他就是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大夫。柯大夫走了，那民工欢喜地说：“嘿，咱有好造化，遇上神医啦!” 　　还有一个故事说，有一次柯棣华去一个分区医院检查工作。从早晨出发到晚上才到，那一天整整走了一百多里山路。天热路远，一块去的人都觉得很累了，一到驻地，分区的同志便要领上大家去休息，柯棣华却提出要先去看伤员。分区的同志们说：“走了一天路，明天再说吧!”柯棣华说：“你忘了白求恩大夫不吃饭先看伤员的故事了吧?一个医生怎能见了病人不看一看就去休息呢?”分区的同志没法，只好陪他去，直到把病房看了一遍，又给几个伤员做了临时处理，他才回去。这时候，天上全是星星了。吃罢饭，他刚要躺下，又听说在七八里以外村里住的一个伤员鼻子流血不止，病情危急，他又急忙赶去作了急救处理，当柯棣华再返回驻地时，天已经傍亮了。 　　另外一个故事说的是前不久的事儿。一天中午，他出诊回来路过一个村子，看见一位老乡穿着一件棉袄在晒太阳，他的警卫员觉得好笑说：“麦子都快上场了，谁还穿棉袄晒太阳?这个老头准有点傻。”柯棣华开始也觉得这老汉奇怪，等走近跟前，他发现老汉的脸色很不好看，而且象是怕冷。他叫住了警卫员，和他一起来到老汉跟前问道：“老大爷，你有什么不舒服吗?” 　　“没有。”老汉头也不抬，挺冷淡地说。 　　柯棣华没计较他的态度，继续地问他：“那你为什么穿着棉袄还象是挺冷的?” 　　老汉不说话，也不抬头，有点不耐烦了。 　　老汉这副样子使警卫员很不满意。但柯棣华却仍然笑着，朝老汉跟前凑了凑，伸手摸了摸他的前额，吃惊地说：“你身上这样热，怎么还说没有病呢?” 　　老汉不以为然地说：“庄稼人免不了头疼脑热的，晒晒太阳兴许好了。” 　　柯棣华很认真地说：“不成，你的病挺厉害，我是医生，让我检查检查吧?” 　　他的诚恳感动了这位老汉，老汉终于抬起头来了，他望着这个穿着八路军军服，说话有点结结巴巴的医生，叹口气说：“打摆子啦。” 　　在医学教科书上，打摆子被称之为疟疾，是一种以发冷发热为主要特点的疾病。在旧中国的农村里，此病十分流行，尽管因此病死亡的大有人在，可是，连饭都吃不饱的农民那有钱求医?根据地的群众虽说可以找八路军看病，因为多年来人们不以为然，一些人，特别是一些老年人积习难改，总不大乐意求医求药。柯棣华是懂得这病的厉害的，他扶老汉回屋子躺下，将湿毛巾敷在他的头上降温，看护他一会，见老汉病情还不十分厉害，便留下一些药物离开了。 　　过了一个星期，柯棣华特意去看这位老汉，老汉已经能下地干活了。见了柯棣华，他拿出了一小篮子鸡蛋非要柯棣华收下不可。柯棣华把鸡蛋放在桌子上，说：“八路军不能接受老乡的礼物。” 　　“那我可怎么感谢你呢?”老汉淌着泪水喃喃地说：“幸亏您治好我的病，这才没误了收庄稼。” 　　“那就好哇!”柯棣华显得非常高兴：“只要你能参加生产，多打粮食支援抗日，那就是对八路军最好的感谢啦。” 　　…………  　　那年春夏两季，村子里经常有到外边搞支前、出民工的。回来的人，多少都能趸回些关于柯棣华的故事。这些故事越传越远，传着传着，人们就拿他和更为群众所熟悉的白求恩比较起来：大家说柯棣华医道的那份“神”劲，见了病人就拉不动腿的那份“犟”劲，还有对咱老百姓那份“亲”劲和白求恩一模一样，连长相都差不多，就是柯棣华显得比白求恩黑点。就是这肤色也成了人们传说的话题。村上有一位老中医凑趣地编了两句对仗工整的联句：“华佗转世白医生，葛洪重现黑大夫。”他还文绉绉地说：“这一白一黑貌异神似、天下人心向我，中华民族正义之师成功无疑矣!” 　　关于黑白大夫的传说越传越远，它给人们一个重要的启示：从加拿大来的白求恩同志刚刚去世，又从印度来了一位柯棣华大夫。连外国朋友都这么接连不断地援助我们，不愁打不败日本帝国主义。 　　当人们纷纷传说“葛洪重现黑大夫”的时候，柯棣华在那里呢? 　　这时，他已经从冀南到冀中，又从冀中到冀西，现在，他正在敌后出没往返。有时是随部队一起进行战斗行动，有时在火线上做一些救护。在战斗间隙的时候，他或是去部队探望那些受伤的战士，也顺便了解战斗经验；或者访问驻地群众，参加村子里的集会，象毛主席指示的那样：讲一讲印度人民的生活和印度人民为什么要帮助中国抵抗日本帝国主义。 　　新的生活给他带来许多欢乐。他忙得很，每天时间总是不够用。看病呀，座谈呀，到政治机关去了解瓦解敌军的方法呀，出席集会呀，……他的日程表上总是排得满满的。有一次，他在一次会上报告印度的地主怎样和中国的地主一样收租，放债盘剥农民。印度农民又是怎样和中国农民一样劳累了一年，还是缺吃少穿。讲着讲着，他突然发现台下不少人流下了眼泪，有的甚至哭出声来了。他感到吃惊，他怀疑自己的演说是不是有这么强烈的感染力?报告结束以后，他看了看手表，他整整讲了两个多小时。他甚至不能相信自己了，象他这样一个不善于辞令的人，他怎么能讲这么长的时间呢? 　　柯棣华在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毛泽东同志交给的三大任务。 　　也就在这个时候，几封来自印度的函电使他有些扫兴。援华委员会发来的信和电报说：政府已经提醒他们：医疗队原定一年的期限已经大大超过了，如果他和巴苏华在中国继续逗留下去，那么他们的护照，他们回国以后的职业都要发生麻烦。 　　援华委员会也是一片好意。然而，遵循委员会的意见回去吗?他难于下这样的决心。在八路军里渡过的一年又四个月，他已经亲眼看到了这里是怎样地需要他们。 　　当他必须在回去和留下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认为在这场关系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命运的斗争中，这里就是他的战斗岗位。他在一封信中表示：“不必理睬他们，因为不管怎样，我们是他们派来的，我们的工作并没有违背他们当初派我们出来的宗旨。”至于护照呀，职业呀，这关系到他后半生如何生活的大事，他认为这已经算不了什么。他诚恳地对一位边区领导同志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事业太可爱了，我爱上了你们的事业和你们的敌后根据地，我要和你们一起同生死，共患难，并肩战斗。” 　　这年八月十七日，葛公人民终于盼来了柯棣华大夫。热情的葛公人民在村东那片大树林子下搭起了采棚和戏台，召开了隆重的大会欢迎他和巴苏华同志。当柯棣华被人们簇拥着走上主席台时，他兴奋得有点结巴了，他宣誓似地表达自己的决心： 　　“同志们，乡亲们，我谢谢你们，我和巴苏华同志衷心感谢你们对我们的欢迎。我们知道这里曾是白求恩同志工作过的地方，而且军区今年二月曾将你们学校和医院以白求恩这个光荣的名字命名。我要说的是，我决不辜负你们的期望，也决不玷污白求恩的名字，我要象他一样，献身于你们的和我们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反法西斯事业。” 　　台下的欢呼声和掌声可以证明，对他这番话的反映是强烈的。人群中，一个年轻的戴眼镜的女同志哭了。她是白求恩卫生学校的护理教员，名叫郭庆兰。这位曾在协和医院当过护士，目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女战士，现在深深为这个充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场面，为柯棣华那颗赤诚的心感动了。 　　掌声和欢呼声是人民对柯棣华的鼓励也是期望。边区人民可以相信，他是不会辜负这殷切期望的。在这里——在白求恩战斗的岗位上，他将创造新的成绩。葛公人民将在他们那部关于医生的口头文学里添上新的一章。在这一章里，将有柯棣华的更为动人的事迹，还有柯棣华和这位戴眼镜的小郭同志的美好的爱情故事…… 　　二 　　一九四○年九月，在涞源战斗打响以后，柯棣华和巴苏华分别带医疗队到三分区和四分区去参加前线救护工作。 　　十月十三日，他们接到了毛主席从延安打来的电报，要他们考虑立即返回印度。由于情况不明，柯棣华建议巴苏华先到延安去看看，了解情况之后再作返印决定。而他自己则暂时留在白求恩卫生学校任教，等待巴苏华的消息。 　　在送走巴苏华的那天晚上，柯棣华去参加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联欢晚会。会场设在葛公村东的庙台前，这是柯棣华来白校后参加的第一个晚会，会场热闹非凡，他完全为这种欢乐的气氛感染了。 　　晚会还没有正式开始，到会的部队、群众相互拉歌，这边唱一支《我们在太行山上》，那边唱一支《游击队歌》，此起彼伏，空前热烈。当晚会正式开始之后，他更为惊讶了。在舞台上，他发现了他的同事。那位从国外刚刚回来的研究生，正操一把半米长的京胡为那位相当有声望的医学博士伴奏。接下去登台的是那位解剖教员，这个平时少言寡语的大学生，竟然模仿古代女子的身段，在那里伊伊呀呀的唱个不休。而那位著名老教授和他的夫人在一旁眯着眼轻轻地击掌叩节。 　　望着他的这些喜笑颜开的同事们，望着他们那志得意满的神气，他的脑海里突然闪出了几个不连贯的画面：反“扫荡”中的紧张行军，用门板当黑板的教室，刻印在草纸上的讲义……但是，没容他再想下去，台上那位唱青衣的解剖教员突然朝他喊了起来：“柯教员，来一个!”接着是一片鼓掌声。象是事先约好似地，大家一齐喊起来：“来一个，柯教员!”在这种场合下，推辞是不对的，好在他也是个活跃人。他镇静地向大家笑笑，然后从容地走上台去，用他浑厚的中音和生硬的汉语唱起还是在来华的船上学会的那支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 　　晚会散了，欢乐的人们说着、笑着各自分散了。他缓缓地走在村中的小道上。他到白校已经有段时间了，对学校的认识逐步有个粗浅的轮廓： 　　这是一所在艰难困苦中成长起来的学校。和这支军队的成长一样，这所学校也走过一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一九三八年四月，在山西省五台县的一个山沟里，军区卫生部长带着三个教员和五十个学生办起了晋察冀军区的第一个医务干部训练班。这五十三个人的训练班就是这所学校的前身。在纪念抗战两周年时，这个训练班扩大了，正式命名为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这时学校也仅有六名教员和一百三十一名学生。又过了一年，当抗战三周年纪念日过后，柯棣华来到这里时，这学校已经有了十三名教员和三百四十三名学生。他是作为第十四名教员参加这个战斗集体的。 　　这所山沟里成长起来的学校遇到的困难和山上的石头一样多。学生们自己动手，在一间不足三十平方米的土房里，用土坯和石块砌了讲台、课桌和坐凳。不过，天气好的时候，学生们都愿意到院子里，在太阳底下上课。所谓黑板，其实是教室的大门，是用锅烟刷过的。有个桌子，那是给教员预备的，学生们只能席地而坐，屈起双腿记笔记。露天课堂当然不错，天冷时就不好过了。教员、学生都被冻得鼻红手肿。学生们是一面记录，一面哈气，要不那钢笔就冻得不下水了。课间休息时，教员和学生们都是连蹦带跳：一方面松散一下冻麻了的手脚，一方面也要为下一堂课储存一点热量。 　　至于教学器材更是少得可怜。这所相当于医学院的高等学府唯一可以自豪的是有两架显微镜——一台是白求恩同志带来的，另一台是延安卫校和这个卫校合并时带来的。这两架“宝贝”在师生们的心目中简直可以说是神圣的。看片子时，都是教员先给对好，然后大家依次走过去，小心谨慎地看一看，谁也不去碰一下。完整印好的讲义是没有的，多是边教边编，边编边印，边印边讲。教员写好讲义后，大多是学生们动手刻钢板和油印的。 　　学校就是这样简陋，但这并非是他们遇到的唯一困难。和学校形影不离的还有两件事：“扫荡”、生产。 　　“扫荡”和“反扫荡”是这个战争的特点，自然也是这个学校的特点。师生们刚刚建起的学校，不知那一天来个“扫荡”就放弃了，等“反扫荡”结束回来，敌人已经把学校毁坏贻尽，于是只好从头重来，至于行军、打仗所付出的代价，那就更不用说了。 　　生产是另一件事。他们一切都要自己动手。粮食要到山外去背，柴要自己上山去打，每个星期天早晨打柴已经成为制度。往返三十里，回来再吃早饭。菜要自己种，不过种的菜常常不到收获的季节就被敌人糟踏了。围河造田，那是学校的基本建设，自然也是师生们的正常工作。 　　要说和学校形影不离的还有一件事，那是唱歌，不管是学习、生产、行军，歌声总要有的。这欢乐的气氛和艰苦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给柯棣华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但对比更鲜明，印象更强烈的是这个学校的设备和这个学校的师资。这样一所山沟里的大学，竟荟集了一支可以说是第一流的教师队伍。他们当中有在国外颇具影响的医学博士，有在国内素负声望的教授，有留学回来的研究生，也有国内医学院的高材生。当他第一次参加教务处会议时，校长向大家介绍了他，也向他介绍了大家。柯棣华望着眼前这些穿土布军装和八路军战士干部一模一样的人，简直不能相信他们具有那样的资历。他们这些人的命运已经和这所学校的命运紧紧联在一起了，他们随时都在准备为这所学校献出他们的知识乃至一切。 　　这情景在延安时见过，不过当时他没有详细了解他们的经历，所以也没有引起深思。现在不同了，他必须和这些同志一起工作了，所以不能不想想，特别是每当看见他们流露出志得意满的神气时，他就要想一想，他们为什么安于其所，乐于其所? 　　他的同志们并不向他隐讳自己的思想，这些博士和教授们不少人曾对他说过自己的经历：他们是怎样怀着救国救民的壮志，有的在国内，有的在国外，生活了大半辈子，又是怎样从共产党的宣传和实践中看到了祖国的希望。他们每次都要说到从司令员到校长对他们这些人如何器重和如何关怀，而最后总要感慨一番：“共产党知人善任，党了解我们，信任我们，关怀我们。但党的各级领导并不迁就你，有时批评了你也使你感到温暖。在这些领导人面前，你就是一块顽石也要被他们的心暖热了。” 　　党的各级领导不但看重这些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就是学生——这些小知识分子们也很看重。一个学生给他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这学生在军区遇上了司令员，司令员拉着他的手把他让进办公室，又亲自给他倒了一杯水。这学生很过意不去，司令员倒打趣他：“还是知识分子哟，作啥子扭捏嘛!”事情小极了，可这学生很激动：“在我这个十六岁的小青年心里，司令员的地位是很高的，他倒亲自给我倒水，我哪敢当呀!” 　　柯棣华当然也不无感受，这种事他遇到的多了。从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直到各级领导，对来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们寄于多大希望啊!“抗战需要科学，需要知识分子。”他在八路军里不是经常听到这话吗?他记起了最近在学生们中流行的一支歌——“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那歌开头是这样的：“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是啊!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使他们走到革命队伍中来了，而党又用她的热，把这些毛钢、生铁加以熔化、锤炼，锻造成无坚不摧的利器。 　　一年之后，柯棣华和小郭结婚那天晚上，他满怀敬仰之情地说：“共产党的光辉真是无边无际啊。打仗，民运，统一战线，政权建设，直到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可以看到她的力量。” 　　三 　　教员们那种志得意满的神气在他脸上也出现了，他爱上了这所学校。就设备而言，这是一所和他就读过的那两所大学——孟买格兰特医学院和G·S医学院无法类比的。但是他很快适应了这里的教学习惯。他一样也站在大树下给学生们讲课，当然也一样地挨冻受冷；他一样地参加“反扫荡”斗争，在行军路上抓休息间隙给学生们上课；他一样地跟大家一起上山打柴，往返三十里再吃早饭；他一样地和大家享受那微薄的供给，有时他甚至还拒绝接受。有一次急行军，他的皮鞋破的都不跟脚了，把脚磨起了好几个泡。管理员坚持要给他换一双鞋，他拒绝了，说：“这鞋来之不易，留给用得着的人吧，我这双鞋还能对付，而且即使换了鞋脚也不一定不打泡，我缺少的是锻炼。”他用一块破布包扎好破溃了的地方，一拐一拐地又前进了。 　　他的行动证实了他的决心，他的确没有辜负边区人民的期望。在外科教员这个岗位上，他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他对工作的责任心，他的治学精神，他的教学艺术，特别是他和边区人民同甘共苦的精神博得了一致的好评，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 　　又过了一段时间，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卫生学校校长江一真同志来到了柯棣华办公室，他带来了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的命令，高兴地告诉柯棣华，他已经被任命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第一任院长。 　　他的第一个反映是：“我能行吗?” 　　“能行。”江一真同志认真地回答说：“我祝贺你。聂司令员让我转告你，他希望你成为第二个白求恩。” 　　见柯棣华面有难色，江一真同志给他介绍了一些管理医院的切身体会，又从口袋里郑重地掏出了一本油印的小册子说： 　　“这是毛主席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为纪念白求恩同志写的，怎样做一个白求恩式的医务工作者，这里面全讲清楚了，我只有一本，还是从延安来的同志带来的，送给你吧!” 　　“希望你成为第二个白求恩。”送走了江一真同志，柯棣华思索着这句话，觉得这担子太重了。 　　这天晚上，柯棣华几乎一夜没合眼，他该怎样迈出第一步呢? 　　他挑亮了油灯，拿起江校长送给的那本小册子——毛主席写的《纪念白求恩》，认真仔细地读起来…… 　　新上任的院长决心用白求恩的精神建设医院。他除了研究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之外，还收集了白求恩遗留下来的所有著作、书信，并不时地请和白求恩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介绍情况。他集思广益，召集白校的教员、医院的医生、护士和伤病员一起研究医院的建设方向。经过一系列的会议确立了医院建设的原则：要遵循毛主席“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指示，发扬红军的传统和白求恩的精神，以符合战时需要和便利病员为原则，不泥古，不照搬，不排外，不保守。白求恩是以严格所著名的，他从严字入手，领导着同志们制定了不少好的管理制度。象休养员班、排组织制度、领导干部轮流查房制度、医院每两个月召开一次意见征询会制度、医生护士每周一次的工作汇报会制度等等。他还结合医院的教学任务又提出了“学一点、会一点、做一点”的口号。千万别以为柯棣华是个文牍主义者。白求恩那种极端负责的精神他是揣摸厮熟，深得其中三味的。他出言必行，有错必改。他律己胜于律人，总是模范地执行他自己参与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他行政工作、医疗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但从不以此为借口不参加领导同志轮流查房和值班。凡是决定召开的会议，他一定参加，而且决不是象征性的，每件事他都要问个究竟，直至解决为止。通过这些扎实、细致的工作，确实使医院工作得到了迅速的改善。 　　柯棣华的工作说到做到，雷厉风行。在一次医疗征求意见会上，有的同志提出应重视白求恩创造的行之有效的经验，在平时就组成战地救护组和医疗巡回组，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战争紧急需要。柯棣华在散会后，便立即召集院领导开会，接受了这一正确意见并迅即付诸实施。他自己也充任了一个战地救护组的负责人。 　　大量的工作忙得他焦头烂额，两个英国观察家在他逝世后写了这样一段话来概述他繁忙的程度：“在前线条件下他不间断地致力于医院工作达四年之久，他所得到的唯一间歇就是当日寇到当地进行‘扫荡’的时候。可是，那种时刻对他来说也并非愉快。” 　　他自己倒是很快活，在给巴苏华的一封信中，他对自己能参加这些实际工作而感到自豪。他说：“从去年来，我便是国际和平医院的领导人(不是挂名的，我的确做了许多行政工作)，而且我还做了(亲自做，也指导别人做)四百五十个外科手术。” 　　在另一封信里，他这样写道：“在这短短的一个阶段中，由于参加到实际生活中来，我感到在我内心也经历着极深刻的变化。” 　　他内心的这种变化，无疑要反作用于他的实践，由他的行动体现出来。这一变化，在他周围工作的同志都看到了。 　　有一个护士长对自己的工作不大安心。在他看来，护士长简直是个婆婆，什么都得管：管护士，管卫生员，管换药，还要管理伤病员。那时医院分成两个所，护士长连这个所的行政工作也要管。人心烦，说话就免不了要走板。有一次他给一个伤员换药，一不小心，把伤员的伤口弄痛了。伤员不乐意，批评他说：“你不会轻点?”护士长正心烦呢，见伤员不高兴，没好气地顶了一句说：“还怎么轻?这已经够轻的了。”伤员见他不认错还发态度，又给了他几句。于是，两个人一边换药，一边你一句我一句地嚷开了。恰巧柯棣华查房来到这里，弄清原委，柯棣华便带上护士长走了。护士长见柯棣华面色严肃，心里不由地打起鼓来。来到办公室，柯棣华让他坐下，根本没说刚才吵架的事，倒是说起这个伤员的病历来了。伤员什么时候负的伤?怎么负的伤?等这些问题说清了，柯棣华才批评他：“他是为民族解放负的伤，在战场上，他的伤那么重也没叫一声痛，为什么到了医院痛了点就不满意了呢?因为在战场，给他造成痛苦的是敌人，他有的是恨；而在医院他把你当成亲人，可你不当心把他弄痛了，他当然不满意，他感到委曲呀!他把你当亲人，你也得把他当成亲人才是。” 　　护士长认错了，柯棣华又接着问：“你到过延安，见过毛泽东同志吗?”护士长说没有。柯棣华点点头说：“你没有见到，这是遗憾。我见到过，还和他进行过长谈。他告诉我，抗日战争需要你们这些医务人员，有了你们，战士们心里就踏实了。这两年，我一想到他的话就感到责任重大。小伙子，应该有点责任感。有了强烈的责任感，在工作中即使遇到点困难也不会犯急躁了，因为你的责任就是克服困难。” 　　柯棣华把护士长说的口服心服。临分手时，护士长笑着说：“看不出，你这个入伍不到两年的院长，还真有点老八路的水平呢!” 　　他这样要求护士长，也这样要求自己。在医院里，他是有名的好脾气。给腹部伤员备皮时，个别女护士怕羞不肯去，柯棣华不训斥她们，带着她们一起去，由他来做。一次、两次，女护士慢慢就习惯了。伤员夜间截肢后，断肢要送到野外埋掉，有的小鬼害怕不敢去，柯棣华就领上他们一起去处理。时间长了，小鬼们也就不怕了。还有两件事，在同志们中也常常是谈论的话题。一件事是在一次手术中，一只苍蝇飞进手术室，就在他的头上嗡嗡地乱叫。有个护士着急了，伸手去扑打，没料想苍蝇没赶跑，那个护士一下子扑到手术台上。手术区污染了，手术不得不停下来。这件事是严重的。就是这样，柯棣华也没发火，倒是在重新消毒的时候，心平气静地给大家讲了消毒与灭菌的意义。另一件事是发生在一次手术过程中，由于负责准备工作的护士没经验，手术前灌肠不彻底，把肠道储有粪便的伤员抬到手术台上去了。结果，柯棣华刚要通过直肠镜观察时，没清洗净的粪便喷出来了，柯棣华的上半身全弄脏了，手术也不得不中断。这一回直接受害的是柯棣华，负责准备的护士非常害怕。柯棣华同上次一样，既没发火，也没抱怨，洗干净脸，换好衣服，依然平静的和大家一起继续手术。手术后，他又同以往那样，把外科的护士们召集起来，教他们怎样灌肠和怎样检查灌肠是否彻底。连弄脏了的衣服也没让那个护士洗，尽管那个护士坚持非这样做不可。 　　他的脾气好，脸上总是挂着和蔼的笑容。不过，谁要 是以为他的好脾气就放纵自己，那他脸上的和蔼也会消失的。常年游击生活，医务人员中难免有人沾染点游击习气，对这种作风，那怕是微小的他也决不客气。 　　有一个化验员长了痔疮，作了手术。根据医生吩咐，手术后是不能吃带刺激性食物的。偏偏这个小同志有个爱吃辣椒的嗜好，于是，他和医生打开了游击。趁医生不注意时悄悄地去吃。对他的嗜好，柯棣华已有耳闻。在一次吃饭时，柯棣华突然出现了，从这个同志的碗底下发现了半截埋伏下来的辣椒。这时的柯棣华不和蔼了，正颜厉色地批评说：“一个医务人员带头不遵守医生的吩咐，不惭愧吗?有病了，就应当克制自己的嗜好。” 　　还是这个化验员，病好上班后，在一次报化验结果时用铅笔填写了化验单。这也是不允许的，因为用铅笔写的数字磨来磨去就模糊了。数字搞错了，就可能发生误诊。这个同志用铅笔填写化验单也是出于一时无奈，因为他的钢笔坏了，而且无法修理。没想到，他填的化验报告单送出不大会儿，柯棣华便拿着化验单找他来了，严肃地问他这是为什么?他委屈地说钢笔不能用了。柯棣华一听如此，二话没说，顺手抽出自己的笔送给了这个同志。没等这个化验员弄明白怎么回事，柯棣华已经走远了。这个同志望着柯棣华远去的背影，沉思良久，感慨万千地说：“柯院长呀，难怪大家都说你是第二个白求恩哩!” 　　柯棣华不愧为“第二个白求恩”这个光荣称号，这是他“内心也经历着极深刻的变化”的必然结果。 　　四 　　他的变化是多方面的。他的汉语水平的显著提高也是一个突出的方面。当年两位在晋察冀边区和他相识的英国朋友这样评论他：“他的语言掌握得很好，能够经常用汉语讲课。”  　　这决非夸大之词。 　　因为语言障碍，他曾经闹过不少笑话。在广州，要吃烧鸡结果闹成炸青蛙是一次；到延安之后，他又闹过一次。有一天晚上，他们奉命由拐峁八路军军医院出发到延安城里去给一位首长看病，因为路熟，他们没有派人陪同。那天晚上很冷，他们穿上了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军大衣和皮靴。误会就因为这身装束。他们快要到延安城的时候，巡逻的民兵发现了他们，柯棣华想用结结巴巴的汉语说明身份，但毫无用处，民兵们听不懂他说什么，反而对他那种外国语调也起了疑心。他们被拘留了。直到和延安取得电话联系之后才确定了他们身份。不过也好，这次误会倒使延安附近的群众熟悉了他们。在从延安到拐峁的路上，他们结识了不少朋友。过了一段时间，连小孩们也认识他们了，并且敢拉着他们的衣服叫他们名字。而遇到盘查的时候，只要他们说一句：“印度、拐峁”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第三次因为语言不通出洋相是在晋东南。他们被邀去吃饭。饭后，热情的主人问他们吃没吃饱?柯棣华搞不清这句话里的否定与否定之否定的意思，他微微一怔，连连说：“没、没、没。”好客的主人脸红了，赶忙又端上饭菜来让他们再吃。他却怔住了。等明白了主人的意思，他赶忙拍着肚子，又连连说：“饱、饱、饱。”在座的人哄堂大笑，他自己也憋不住地笑了。 　　其实，诸如此类的笑话绝不只是三次，不过这三次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写在日记里罢了。 　　到了白求恩卫生学校之后，他担任了教员。语言是最主要的工作手段，他更抓紧了学习。半年之后，他的汉语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不要说简单的会话，就是讲课也不费力了，甚至连中国古代的一些成语，譬如“吉人天祥”之类他也运用自如了。就在这个时候，那两位英国朋友会见了他，得出了上边的那个结论。 　　这成绩是靠他勤奋努力取得的。有两个故事也许能说明他的努力。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他和一位牙科医生之间。那位牙科医生最先是在延安八路军军医院工作，柯棣华在那个医院工作时和他颇为相知。四一年，这位牙科医生也调到晋察冀军区来了。柯棣华知道后，立即给他写了一封信，一是表示相违已久，极盼相聚一叙为快；二是如果军区同意，希望他能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接到他的这封信，牙科医生先是为其热情所感动，但再读这封信的时候，望着信尾那流利刚劲的几个字“柯棣华匆匆”，他不由地产生了疑惑：这信是他写的吗?分手不到两年，原先那个只会说不多一点汉语的柯棣华，竟能写出这样词句通顺、还有点文诌诌的信来? 　　“意思会是他的，信大概是院部秘书代笔。”他这样想着。 　　不管怎么样，牙科医生不能辜负柯棣华的美意盛情。也巧，卫生部恰恰把他分到柯棣华手下去当医生了。 　　他是下午赶到医院的。报了到，他便去找柯棣华。一位助理员告诉他，柯院长刚下手术台，可能在宿舍休息。他连忙赶到宿舍，刚进院门，便听到屋里有人在低声背诵什么： 　　“重，重庆的重。重庆是国民党政府的所谓陪都。” 　　“重，沉重的重。晋察冀边区军民沉重地打击着日本帝国主义。” 　　“中，中国的中。中国和印度一样是受侵略受压迫的国家。” 　　“中，打中敌人的中。打击敌人要打中要害。” 　　“解，解放区的解。群众歌唱解放区是个好地方。” 　　“解，姓解的解。解连长是我们的一个病人。” 　　………… 　　“这是谁?在背什么呀?”牙科医生茫然了。奇怪地从窗棂间的破孔向里望去，原来是柯棣华正伏在一张桌上，一边念，一只手还在桌子上画来画去。 　　他推门进去。久别的老朋友，见面后的亲热劲就不必 说了。等他们双方的感情平静之后，牙科医生拿起了刚才柯棣华朗诵的那个小本本。那本子封面上写着几个工整的大字：“汉语注音注义”。掂掂那本子的份量，牙科医生先前的疑团完全消失了。为什么两年以后他的汉语水平提高得这样快?这本子就是见证。 　　牙科医生说起了他小时认字的故事。他小时很调皮，也少耐性，写大字时，经常缺胳膊少腿的。老师是个很刻板、很严厉的人。每次批改时，总要数一数他错了多少个字，然后如数打他多少戒尺。牙科医生苦笑着，解嘲说：“我是打一戒尺认一个字呀!” 　　“我也是。”柯棣华笑着说。 　　牙科医生有些奇怪：“你?谁打你?是我们的护理教员?” 　　“不，不是的!和小郭的事以后说。”柯棣华连忙摆手打断牙科医生的话，解释说：“我心上也有把戒尺，那就是每当我和群众谈话不能完全表达我的意思时所感到的痛苦。每一次都是戒尺，而且是打在心上。打在心上的戒尺比打在手上的还要痛呢!”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他和小郭之间。小郭就是牙科医生说到的那个护理教员，也是我们在前边提到的那位戴眼镜的女同志。到一九四一年夏天，柯棣华和小郭的关系已经成为说笑的话题了，当然，这说笑是善意的，还有一些赞赏的成份。柯棣华和小郭的爱情是很真挚的，可是也发生过小小的波澜，其中之一，就是这学中文引起的。 　　那是在一次扫荡之后。分手个把月了，正是年青人的柯棣华和小郭想见见面，也是情理所在。柯棣华去找小郭的时候，偏偏小郭正在学生宿舍，站在外边等，他觉得怪害羞的；进去叫呢?更没有那份勇气。恰好有一位熟悉的学员从他身旁走过，他灵机一动，写了张纸条让那学员捎进去，纸条上的话无需照录不误，大意是约小郭晚上到他那里去一次。 　　小郭也是个大忙人，等料理完工作，赶到柯棣华那里去的时候，已经是很晚了。风高月黑，村庄寂静，只有柯棣华的屋子里还亮着灯。小郭一阵犹豫，轻轻地敲了敲门。来开门的警卫员一看是她，差一点没乐出声来。小家伙朝里指了指，又朝她吐了吐舌头，转身跑了。 　　柯棣华正埋头在油灯下准备第二天的课程。小郭望着他的背影刚要叫“柯棣”，转念一想小警卫员的那副鬼脸，到嘴边的话又改了： 　　“柯院长!”她轻轻地叫了一声。 　　柯棣华没作声也没回头，连身子都没动一动。 　　这是怎么啦?也许是没有听见。于是，小郭又提高嗓门喊了一声：“院长。” 　　“唔?”柯棣华终于答应了，可是他两只眼睛还是盯着书本不回头。对于她的到来，柯棣华简直是无动于衷。她再次提高声音，一本正经地叫他： 　　“院长同志，别忙了吧?” 　　这回柯棣华倒是动了动，他伸手从窗台上拿过一本连封面都磨没了的字典，一边翻一边说：“你怎么又来了呢?先去休息吧!” 　　小郭恼了。你约人家来，人家心急如火地跑来了，可你连头都不抬，还叫先休息去。多冷淡人哪!小郭心里一凉，真想转身走开，可是望望桌上那豆粒大的油灯，再看看桌子前边那个日渐消瘦的身影，一种同志式的感情使她又忍不住地说： 　　“你也不休息啦?” 　　回答又是一个字：“嗯。” 　　已经是深夜一点多了。小郭看着表，不由得皱起眉头。于是她大步跨到桌前，一把拿走了桌上的书和纸…… 　　“你这个同志，怎么能这样……”柯棣华无可奈何地站起来，一边埋怨，一边回头，定睛一看，不由地“啊”地一声愣住了：“你!你……小郭……你呀!” 　　“是我。”小郭严肃地，多少也带点怨气地说：“你可以不理睬我，这没有什么关系。已经这么晚了，你还不休息，党和革命事业不允许你这样损害自己的健康。” 　　柯棣华这才弄清，刚才在他背后唠唠叨叨的不是那个催命鬼——小警卫员。可是怎么说好呢?他靠在桌子上，盯着小郭涨红了的面孔，露出了歉意的苦笑…… 　　真正的爱情是经得起误会的考验的。既用不着佯怒作嗔，也用不着委曲求全。他俩握着手，默默地注视着，就这样无声地度过了一小会儿，小郭轻轻地碰了柯棣华一下说：“你休息吧，有话明天再说。” 　　“不!”柯棣华握紧了小郭的手说：“多呆一会儿吧……” 　　小郭的脸更红了，她羞怯地避开柯棣华的目光，低着头说：“那以后会有更多的时间。” 　　“现在你就应该留下。”柯棣华松开握着小郭的手，认真地说：“你应该帮我把明天的课程准备出来。” 　　小郭没有拒绝他的请求。她拉过一条凳子，在桌子的一头坐下了。“沙沙”的写字声从两支钢笔底下响起来，仿佛是滋润万物的蒙蒙细雨，在两个人的心田上悄悄地下着…… 　　不仅是学习汉语，语言只是一个方面。他要学习的范围是如此之广泛：从使用延安人的镢头到掌握冀西山区的柴刀；从简单的削土豆皮到给西红柿打杈这种技术活，他都要学习。在那个艰苦的日子里，他和大家一样，要用双手为自己生产可吃的食物：要种菜，要开荒，要上山打柴，要帮助炊事班做饭。这种劳动在八路军里是很普遍的现象，人人要吃，人人要做。但发生在他身上，总却是自觉地将这种简单的而又辛苦的劳动当作医疗工作一样地去学，去做，这则是难能可贵了。 　　他在这个方面的进步也不可小看。譬如说补衣服，他和任何一个八路军战士一样有一个针线包。不管走到那里，一旦衣服破了，便拿它出来，将破了的地方缝补上。别看柯棣华的手大指粗，他的针线活也曾博得不少女战士的钦佩呢!  　　他还努力摹仿中国人的作风气派，再加上他长的有些象海南岛人，不熟悉的人常常把他当成中国的南方人。在冀中的一个村庄，有一个当地青年要找巴苏华，便向他打听说：“你见到那个外国人了吗?”显然，这青年就把他当成中国人了。为这个误会，他可是乐了一阵子。 　　他这一番功夫没有白费，这对于他和群众的接触，对他的工作都带来了直接的好处。甚至在对敌斗争时，也曾起了作用。一九四一年秋季反“扫荡”前夕，因为敌众我寡，医院的工作人员全部换成了当地群众的装束，以便隐蔽。柯棣华化装成什么人好呢?大家正在犯愁，他从门外跑进来了。只见他头上缠着一块白土布，身上穿一套油渍麻花的黑夹袄。见大家奇怪地打量他，他一捋袖子说：“怎么样，咱是王快打铁的!” 　　王快是个地名，这个村子以打制铁器而闻名于冀西。同志们端详着他黑黑的脸膛，健壮的体魄，再看看他的举止打扮，果然象是个王快打铁人。于是大家不由得一齐拍手叫好。 　　他在迅速地变化着——从外表到内心。一九四二年一月四日这天，他在给巴苏华的信中对过去一年的学习做了一个总结： 　　“关于我的学习，没有英文的政治书籍是一大困难。(我没有收到从延安寄来的书，我也不可能从这里找到。)特别是去年上半年是如此。但不管怎样，现在我已认得不少中国的方块字，这使得我能够看一些中文书籍，如中国革命运动史等等，而且，我还可以几乎不查字典看懂报纸，报纸的社论(特别是延安解放日报)，总是越读越有兴趣，特别是关于政局变迁的分析部分。现在问题是时间不够，卫生行政工作便占去我大部分时间，一句话，我的政治理论学习并不令我满意。” 　　尽管不满意，他还是充分肯定这一年的学习成绩。他认为： 　　“一九四一年是我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年。” 　　五 　　在给巴苏华写信总结他一九四一年的进步时，出于谦虚，柯棣华故意删去了群众对他作的那个具有代表性的评价。那时候，医院的工伤人员和葛公村的群众已经送给他一个亲切的称呼——“黑妈妈”。 　　“妈妈”，这是一个极富于感情的称呼。不管你多大年纪，不管你有过什么样的经历，一旦在心里提起这个字眼的时候，你都不会不动感情。正因为这是一个充满感情的字眼，人们才将它的应用范围扩大了：用来称呼亲爱的党，称呼伟大的祖国，称呼最可信赖的人。可是，用这样一个崇高的富于感情的字眼去称呼一个刚刚三十岁的男同志，这却并非一般。柯棣华是一个例外，正因为例外，在他最初被人称为“黑妈妈”的时候，那些与他不大熟悉的人只能由柯棣华的肤色而接受一个“黑”字，至于为什么叫他妈妈就不大理解了。然而，用不了多久，当他们亲眼看到柯棣华的工作或听过柯棣华的故事之后，他们便会欣然同意这称呼了。这是一个认识过程。在外科住院的一位伤员，就曾经给同志们讲过他经过的这样一个真实的过程。 　　这伤员是某团的一位通讯参谋。他遇到的第一个称柯棣华为“黑妈妈”的人是一个小女孩。那孩子叫镯子，只有七、八岁。是房东的女儿。和他一样，也曾经是柯棣华的病人。这孩子曾经患过据说叫蛔虫症的病。整天闹肚子痛，小脸腊黄腊黄的。是柯院长发现了这情况之后，亲自给她治疗后才一天天见好的。从那时起，为了让这八岁的小女孩恢复得更快，每逢吃细粮的时候，柯棣华总要把自己的一份让给她。镯子的病好之后，就成了医院的常客，住在附近老乡家的伤病员渐渐地都和这孩子熟悉了。 　　听这孩子称柯棣华为“黑妈妈”的时候，通讯参谋的伤情还没起色，连床也下不了，是他思想苦闷的日子。那天，他正在盘算今后怎样生活的时候，门响了，镯子一手抱着一个小猫，一手拿着柯棣华送给她的那个皮球进来了。一进门，就欢欢喜喜地喊起来： 　　“叔叔，叔叔，我和你玩狮子滚绣球好吗?” 　　这喊声打断了他的沉思，他瞥了镯子一眼，无精打彩地说：“你自己玩吧!” 　　镯子不听他的，执拗地说：“不!我要和你玩。” 　　他有些烦气，便摆摆手说：“我正犯愁那，你别搅我啦。” 　　“哈哈!”镯子乐了：“黑妈妈真会猜，他早知道你发愁啦!” 　　他没听清镯子的话，反问一句“什么?” 　　“黑妈妈说，你呀，一定在急着出院啦，就派我找你玩来啦!” 　　镯子说她是受命而来，这他能理解。可谁是黑妈妈呢? 　　他问镯子，镯子生气了：“黑妈妈就是柯院长呀，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呀，哼!真落后，我才不跟你玩呢!” 　　说完，镯子气冲冲地噘着小嘴走了。孩子的喜怒是变化得很快的，这倒不用担心影响军民关系。他现在搞不清的是，柯棣华怎么成了黑妈妈了呢? 　　经历与经验启发了他，他很快就理解了。是的，要说起柯棣华对伤员的关怀，他比别人有更多的发言权。因为在整个医院里，他是一位老资格的伤员，伙食尾子他都分过两次啦。 　　半年前，他在行唐战斗中不幸负伤。他只记得最后一个动作是扑在正在打电话的团长身上，再以后发生的事他就不知道了。当他从昏迷中醒来，视神经的第一次兴奋传导是从触到一双蕴藏着温暖的目光开始的。那是一个青年人的目光。一位年轻的女护士告诉他，这青年人就是院长，在他昏迷的三天里，院长一直没有离开他。 　　他不知道院长为什么要一直守着他。他只看到院长是个方脸、大眼、黑乎乎的青年人。院长的脸色并不好看，象是很疲劳，眼白上挂满血丝，可他的脸上总是闪动着一种甜蜜的微笑。这是一种只有内心充满感情的人才会有的笑，这笑能给人以安慰与温暖。 　　这仅仅是第一次的印象，这印象还不能解释称院长为“妈妈”的原因。他真正了解柯棣华，那还是以后的事。 　　第一次会面几天后，通讯参谋从一个小卫生员嘴里探听出自己伤情的严重性：一块弹皮嵌在他的腰部，马尾神经受到损害，下肢瘫痪，他将残废。这消息来的这样意外，他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了。这天中午，护士送饭来，他没头没脑地朝这护士大发雷霆，甚至把碗都摔了。过了不大会，柯棣华来了，他身上穿着手术衣，脸上挂满汗珠，看样子象是刚从手术室来的。他原先以为院长是找他算帐来的，便摆出一副听天由命的架势等着。没想到，柯棣华不但没有狠狠克他，倒是笑容满面地说：“我们那位小同志惹你生气了吧?好，我替她向你作检查，请你批评。” 　　柯棣华说这话时非常诚恳。他不由得慌了，连忙说：“别，是我不对，护士同志好，没说的。” 　　“那你为什么发那么大脾气呢?” 　　他觉得不好说，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刚才那位护士又来了，她端来一碗饭放在小桌上。他不好意思地看着她，暗暗地后悔自己方才做得冒失。这位护士并不在意，她对柯棣华说：“院长，你休息去吧，我来喂他。” 　　“不，你把饭先端回去，让炊事员热上，他过一会儿再吃。” 　　护士走了，柯棣华把一张小凳拖到他的床前，还是笑咪咪地说：“心里很烦，是不?这心情我能体会出来，前些天，我刚刚被确诊为癫癎。癫癎知道吗?就是羊癎疯。” 　　“你!你有羊癎疯?”他很惊讶。因为他知道，羊癎疯发作是很厉害的。他认识的人里就有两个得羊癎疯死的：一个过河的时候突然发作，倒在水里淹死了；另一个，抽搐多少回以后，硬是抽死了。他想不到，这位整天乐呵呵的院长同志还会有这样的病。 　　柯棣华看出他的惊讶，接着说：“你不相信吧?我确实是有这种病。我是个医生，我知道这个病以后怎么样，当时心里也烦闷过。后来，我想起了一个人……”柯棣华停顿了一会，深情地回忆说：“一想到他，我的心情就开朗了。那是一九三九年七月，当时我在延安八路军军医院工作，我和爱德华、巴苏华接到通知，让我们去给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看病。这位领导同志从马上掉下来把右臂摔断了。我们走进这位同志的住房时，他不在，一位同志又领我们到办公室去。当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我们都惊呆了，你猜他在干什么?他正伏在桌上用左手练习写字。骨折以后是很痛的，他的脸上都是汗。当我们给他脱下衣服检查时，看见他的内衣都湿透了。想想看，他是用多么坚强的毅力在坚持工作啊!我们心痛地责备他不应该这样不爱护自己的身体，可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一个人只要还活着，就应当为党工作。在八路军里，我常常听到同志们说这句话，可在当时，我却忍不住地掉眼泪了。要知道，他已经为革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那么多的工作。想到他，我为自己在病后产生的那种悲观情绪而感到羞愧。我暗暗地下决心，要象他那样，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顽强地战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他是谁?” 　　“周恩来——周副主席!” 　　“是他?!” 　　他们两个人陷入了沉默。好大一会，柯棣华才说：“怎么样，吃点东西吧?” 　　“嗯!”他咬着嘴唇说。 　　柯棣华亲自去把饭端来，又一口一口地喂他。因为他还不能运动，大小便也不能自理，所以那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吃容易消化的半流食。那天吃的是鸡丝面片汤，整个喂饭的过程中两个人没有再交谈，都在默默地回味着方才讲过的故事。直到他说已经吃饱了，柯棣华才说：“好吧，以后，我们还可以再交换意见，对同志们的，对我的都可以谈，但是，象生闷气、不吃饭这类事相信你不会再出现了。” 　　他说话的声调那样平静、那样温暖，想起来，这也许就是同志们为什么叫他黑妈妈的原因吧?一位慈祥的妈妈，当孩子做错了事的时候，她既不因为溺爱而放纵，也不单是狠狠地责备。她只是用火一样的情感去体贴你，温暖你，使你在这种慈爱面前俯首听命。她用最能打动心弦的故事去启发你，诱导你，使你在内心里虔诚地忏悔自己的过失。他深深感到，在柯棣华院长身上有这种特别的、细腻的、体贴入微的爱，这是一种完全可以和真正的母爱媲美的阶级爱。 　　住院的日子越长，他享受到这种母爱般的关怀就越多。柯棣华象是一个细心的妈妈，对你偶尔一句话、一个眼神都能从中窥出你的心理。人久不活动，食欲自然下降，一天饭后，柯棣华问他吃的怎么样，他不好意思说吃的没滋没味，就信口回答说：“挺香。”柯棣华问他：“咸淡呢?”他不加思索地说：“没觉出来，正可口吧?”这样一句话被柯院长记住了，两天之后，柯棣华亲自将山楂片送来了。原来他是特意托人从三十里外的中药铺买来的。 　　听话音看眼神能知道你想什么，这是母爱所特有的细腻。但有时候你任啥也不说一句，这位“黑妈妈”也能知道你的心思。年上，师剧社来演出，戏台子就搭在村头上，锣鼓家伙一响，全村都能听见。能走动的伤员都走了，唯独撇下他自己，心里不用说挺不是滋味的。没想到，戏台上散场的锣鼓还没完，柯棣华就领着剧团的几个同志来了。有说的，有唱的，柯棣华还专门请剧团的同志给他唱了一段家乡小曲——陕北信天游。随着演员的歌声，他不知怎地，又想起了小时候母亲背着自己去外村看戏的情景。 　　也不是没有人非议柯棣华。躺在病床上的通讯参谋也听到过有人不赞成的议论。有一次，柯棣华将从他伤口上换下来的那块带脓的敷料凑到鼻子下认真地嗅着，在柯棣华身后的一位医生就流露过一种不以为然的神气。等柯棣华离开病房，这位大夫说话了：“怎么能把带脓的敷料放到鼻子底下呢?卫生干部应该讲卫生嘛!”通讯参谋对他的这番议论不大赞成。以前，白大夫换药时也这样干嘛!听有经验的外科医生说，通过臭味可以判断伤口感染程度呢!到下次换药，柯棣华又闻脓臭时，那位同志当面表示反对了。柯棣华皱起眉头，严肃地反问说：“如果他的伤口是干净的，没有细菌，当然也没脓液，那么还要你我干什么?” 　　据说，好医生都是忘我的。不是一个心灵高尚、毫无私念的人，当不了好医生。通讯参谋觉得这种好医生的美德是母爱的延伸，同母爱一样，是伟大的，无私的。 　　但是，关怀终归不能代替治疗。母爱只有同科学结合起来，才能消灭那些害人致病的菌类。柯棣华亲自动手为通讯参谋施行第二次手术，取出了压迫马尾神经的弹片，下身终于有了知觉。可是，由于天气炎热，刀口偏偏又感染了，脓和渗出液不断从伤口里往外流。为了抗感染，只得用生理盐水去冲洗；冲洗的水又免不了乱淌乱流，连垫在肩胛部和臀部隆起部位的那四个预防褥疮的棉圈都弄湿了。连压带浸，背上出了点点红渍，这是褥疮的前兆。如果再发生褥疮，那痛苦就不堪设想了。那些天，柯棣华一有空就往他这里跑，每次来都是皱着眉头进来，缩着眉头出去。到第四天，柯棣华又来了，这一回脸上是带着笑进来的，怀里还抱着一大抱东西。一进门就嚷着：“来呀!试试看。”等打开一看，才知道柯棣华抱的是一床足有十几斤重的厚褥子，褥子中间掏了一个铜锣大的圆洞。柯棣华和护士们扶持着把褥子铺在他的身子底下，又用生理盐水试着冲洗伤口。效果很好，冲洗的水都顺着那个圆洞流下去了。那天，柯棣华高兴得不知怎么才好。 　　从那以后到下床之前，柯棣华几乎天天都要来给他做防褥疮的按摩。当柯棣华一边在他的背上轻轻揉搓一边和他闲谈家常的时候，他又想起了小时候他肚子疼时，母亲一边哼着儿歌，一边给他揉摸的情景。多么温暖的母爱啊，这温暖，他已经多年没享受到了。他九岁那年，母亲被疾病夺去了生命，撇下他去世了……现在，这种温暖人心的母爱，又从革命大家庭里找到了。 　　………… 　　通讯参谋的伤已经痊愈，他要出院了。 　　他的欢愉是可以想见的，不过，在出院的欢愉中还有一丝苦楚。就象吃一种叫作“黄连上清丸”的中成药一样，乍一咬，满嘴是香甜的蜜味；再一品，就觉得这甜里还别有一味——苦丝丝的。虽说是今天就要出院返回连队去，同老战友们一起投入新的战斗，但也意味着和这些新结识的医生、护士、特别是他们当中的“黑妈妈”离别了。一想到和这位“黑妈妈”分手，他的血流得好象加快了速度，全身觉得热乎乎的。 　　镯子象小燕子一样飞进来，跟着柯棣华也进来了，他俩是为他送行来的。他拉着柯棣华和镯子的手向门外走去，刚走到街口，他突然站住了，象是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一样，拔腿往回跑。 　　“怎么啦?”柯棣华问。 　　“没什么，马上来。”他回答。 　　“等一等，我也去!”镯子又象小燕似地追了上来。 　　他拉着镯子的手，跑回病室，走到那位新来的伤员床前，将昨天欢送会上柯棣华亲手献给他的那几束刺玫放在这位伤员的床头桌上，祝福似地说：“同志，安心养伤吧，你的伤一定会治好的，因为我们有象白大夫一样的‘黑妈妈’!” 　　小镯子在一旁笑他：“你说什么呀，这个叔叔还没睡醒哪!” 　　真是的，带刺激性的氯仿味还未完全消失，刚动完手术的伤员还处在麻醉状态，他肯定没有听到他的话。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新伤员自己终归能体会出来的。 　　六 　　院长是和白求恩一样的“黑妈妈”，医生、护士们呢? 　　凡是到过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人，都会看到这样一种情景：不论是院领导还是小卫生员，包括住院伤员在内，都能讲述出各种有关白求恩同志的故事。在全院大会上，在散步闲谈中，在布置工作和总结经验教训时，人们都要说起白求恩。在这个以白求恩的名字命名的医院里，向白求恩学习已经成为全体人员的自觉的行动。这一点，柯棣华来到医院之后没几天就感觉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感受愈加强烈。很快，他不仅能讲述白求恩的许多故事，而且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是一个白求恩精神的忠实实践者、发展者。 　　有这样一个故事，是说白求恩在加拿大圣心医院担任胸外科主任的事。一天查房时，白求恩为了一件很小的事把护士痛骂了一顿；就在同时，他负责治疗的一个患有严重的开放性肺结核的青年病人向他轻轻地要求：“你能吻我一下吗?”白求恩略一迟疑，马上弯下腰吻了这个病人的前额。那个刚刚被白求恩痛骂的护士吓得尖叫起来，揪住胳臂把他拉起来。以后，一连好几天，白求恩不得不给自己施行预防注射，以便防止当时被看作象癌症一样危险的肺结核。在那个链霉素、雷米封、甚至连磺胺还没有发明出来的时候，肺结核的死亡率是很高的。他的一位同事对他去吻一个肺结核病人很不理解，认为他不应该在这样一个危险的病症上开玩笑，他却耸耸肩膀慢吞吞地说：“医生不能光用药物来治病。” 　　这个故事也许有些传奇的意味，但是据和白求恩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们说，白求恩同志确实经常说起这句话。这个故事和见解使柯棣华特别为之倾心。他曾经多次援引这个故事和白求恩的这个见解来号召大家：“当病人需要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的时候，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应该竭力去满足他，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这个号召的本身是没有错，但是，善于不断进取的柯棣华渐渐地察觉到这种宣传里有一种疏忽：应该说明白求恩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样的条件下做这件事和讲这句话的?而在我们这个医院里，应该强调的又是什么?特别是在他已经得到“黑妈妈”这样一个称号之后，他这种自我反省就变得更经常了。 　　帮助柯棣华渐渐地察觉到这种疏忽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死亡、残废和并发症。在这些容易使人感情冲动的场合里，同志们发现这位以好脾气著称的人也会暂时地失去他的耐性。 　　有一次，前线送来了一位炸断了右臂的伤员。他和几个老一点的医生都赶到手术室里。这个伤员不是单纯性骨折，他的血管、神经也同时被炸断了，只有不大的一块皮还把右臂吊在他的身子上。在当时还根本谈不上断肢再植，没办法，他们只好根据以往的作法对这位伤员施行了断肢处理。伤员抬走之后，他拿起切下来的那段上肢，脸色非常难看，心情沉重地说： 　　“我们对不起他，他再也不能重返战场了。” 　　身旁的一位医生安慰他说：“别难过。这是没办法的事，过去也都是这么做的。” 　　谁知这样一句安慰的话竟使他勃然大怒，他象放机关枪一样地嚷了起来：“什么?什么?过去都是这么做的?这是一种陈腐的观点。我们是八路军，我们不能把失败的过去当成圣经念。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死亡，残废没有唤醒我们?是不是因为把责任推给过去比留在今天更容易?在社会革命的历史上，野蛮的奴隶制度被封建社会代替了，资本主义的共和国又代替了封建君主，而我们则宣布社会主义要千万倍地胜过资本主义制度。你、我、他都不否认这个规律是绝对正确的。可是在医学领域里，你、我、他为什么把我们学过的社会发展史统统地忘记了呢?假使有人说巫医也可以治病，难道我们也应该拍手称赞说：对!对!过去都是这么做的?!” 　　他发现对方被他呵斥得惊慌失措，又压低声音痛苦地解释说：“我不是在抱怨你，我是谴责我自己。白求恩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消灭的敌人是死亡和残废。我们却常常打败仗。” 　　当学校和医院联合纪念白求恩逝世两周年的时候，柯棣华在他的讲话稿上填上了这样一段话：“白求恩为什么要亲吻一个濒临死亡的结核病人?那是他对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无声的抗议。在那里，生命和金钱是被同等看待的。而在我们军队，我们边区里，我们把人当作第一可宝贵的。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的不单单是对病人感情的安慰，我们更需要有帮助我们的战士、我们的人民免于死亡和残废的技术。在松岩口模范医院开幕典礼上白求恩同志就说过：运用技术，培养人才，这是达到胜利的道路。” 　　凡是要求别人做的事，他自己总是首先做出样子。他选择的第一个突破点是常见的、难度较大的胃肠吻合术。据说，这种手术白求恩同志曾经在这里做过，但配合他手术的那几个助手都调走了，因此，对现在这个医院的医生们来说这还是第一次。柯棣华倒是见过。在大学毕业当实习医生的时候，他曾经参加过这样的手术。不过那是在一个现代化的手术室里，室内设有自来水、无影灯，有完善的器械，连地板、墙壁都是磁砖的。负责手术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教授，他自己不过是一个拉拉钩和用止血钳子夹夹出血点的助手。而在这里，手术室是一幢普通的农民的土房改的，既没有自来水，更没有无影灯，器械也很不齐全，不少是代用品。 　　困难是大的，但又必须去做。这种胃部被严重损坏了的病人，要是不手术，那就是看着他慢慢地死去。可是做这种手术会不会引起麻烦呢?假如手术失败，伤员死在手术台上，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最初，这些问题一直在折磨着他。 　　在他最苦恼的时候，江一真同志把他请到办公室里，对他说：“象打仗一样，我们不能要求指战员每战必胜，但是我们反对鲁莽的指挥员。因为他对敌我双方都缺少必要的了解，又不肯做认真、细致地准备。只要做到胸中有数，就大胆地干吧!” 　　江一真同志的话卸掉了压在他心上的那块石头。可是，“数”在那里呢? 　　“数”，在病人那里，在同志们中间，在前人的经验里。取得这个“数”是艰难的。手术前的那些日子里，胃肠吻合占据了他生活中的每一寸领地：吃饭、睡觉、走路、谈话…… 　　关于医学家苦心钻研的故事是很多的。白求恩同志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下午，白求恩夫人回家后见他正在研究一个骷髅模型。她想起早晨曾经让白求恩买一点肉回来，于是问道：“你买的肉呢?” 　　“在冰箱里。” 　　白求恩夫人打开冰箱，吓的尖叫起来。冰箱里没有她喜欢吃的羊排，倒是有一段死人肠子，是白求恩从医院带回来进行研究的。 　　这使白求恩夫人大为恼火。白求恩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直到他的夫人从他的办公室取回买菜的篮子，他才恍然大悟：“是有这么一回事。对不起，一个病人的手术方案把我搞糊涂了，我把买肉的事忘了。” 　　如此如是的精神状态，在手术前的柯棣华身上也曾经出现过。 　　有一次，聂荣臻司令员派一位干事给他送来一封信，请他在星期三那天到军区，趁几位有经验的医生在军区会聚的机会为他进行一次会诊。看他到底是癫癎病还是什么别的病，以便采取必要的治疗。战争年代，这样的机会是很难得的。为了不辜负司令员的盛情和爱护，他决定去，于是他把那封信顺手夹进正在研究的一本腹部手术图谱里。直到星期四，聂司令员又派那位干事来找柯棣华。那位干事问道： 　　“柯院长，司令员和几位大夫等了你一整天，你怎么没有去呢?” 　　柯棣华很吃惊地说：“不是明天吗?” 　　那个干事向他解释说：“怎么是明天呢?我是大前天送来的信，告诉你是后天，信上也是这样写的，你再看看。” 　　柯棣华急忙取出那封被当作书笺的信，打开一看，象占着理一样冲着那个干事嚷开了：“你瞧，这上面不是明明写着星期三吗?” 　　那个干事不由得乐了：“对呀，今天星期几?” 　　柯棣华想了一会，才恍然醒悟，遗憾地说：“对不起，是我不对，请你代我向聂司令员道歉。” 　　他忘记了去会诊的时间，而对于和胃肠吻合术有关的资料，他记得准确着呢。 　　如果把前人的医疗经验比喻为水，柯棣华现在象块海绵，他敞开全部容量汲取这经验之水，然后又挤出来，变成一个又一个手术方案。经过若干次的反复的肯定与否定，方案越来越完善了。但他对自己主持的这项工作，采取了一种非常苛刻的态度。强烈的责任感在提醒他必须谨慎行事。因为白求恩的一句名言使他永远铭记着：你医治的病人，“他们都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实在说，比父母兄弟还要亲切些——因为他们是你的同志。” 　　从柯棣华那日见消瘦的面容可以看出来，在胃肠吻合术上，他付出的代价是很高的。直到临手术的那天晚上，他心情还很不平静。那晚上，他没有象往常那样在桌子上看资料或研究方案，而是围着村子散步，独自一个转来转去。 　　背后响起了脚步声，一个人影渐渐向他靠拢过来了。他问了一声： 　　“谁?” 　　“我。” 　　“哦!江校长，你怎么这时还出来?”他走过去，拉着江一真同志的手问。 　　江一真同志爱抚地拍拍他的肩膀，叹一口气说：“和你一样，散散步，也散散心。” 　　两个人默默地在田野的小路上走着。一直走了好远，江一真同志站住说：“如果你乐意，明天手术时我做你的助手。” 　　“你做我的助手?”柯棣华难以置信地惊叫起来，见江一真同志点点头，他高兴得语无伦次：“这太好了，不过，这太委屈你啦，你是白求恩同志夸奖过的手术队长呀!” 　　江一真同志笑了，黑暗中只能看到他露出了一排洁白的牙齿：“正因为白求恩同志夸奖过我，我才应当作你的助手。”江一真同志亲切而关心地说：“怎么样，我们都去睡一觉吧?” 　　柯棣华欣然同意了。 　　这一晚，他睡得分外香甜。第二天一早，他精神抖擞地来到手术室。那个伤员已经在全麻下失去知觉，江一真同志向他信任地点点头，柯棣华拿起手术刀，灵活自如地沿着腹中线划下去。他忘掉了周围观摩的人，也忘掉了他曾经产生过的种种想法，他认真地盯着腹腔里的手术物——胃和肠。 　　感谢那个同志们提过许多好建议的手术方案，它保证了手术取得完全的成功，连一点意外也没有发生。一摘下口罩，他的手就和江一真同志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了。 　　接着，胃肠吻合的第二个、第三个……一例又一例地成功了。复杂的腹部创伤又给他提出了新的课题——大肠复杂创伤的手术处理；接着，他又创造性地做成了“人工永久肛门术”。几十位阶级兄弟的生命得到了拯救。柯棣华已经成为边区屈指可数的外科专家。 　　当第一个实施胃肠吻合的伤员痊愈之后，柯棣华给学校的学员们作了一次专题学术报告：“胃肠吻合术的技术问题”。末尾，他是用这样一段话来结束这堂课的： 　　“白求恩的话没有错：医生不能光用药物来治病。但是考察了他的全部医疗实践之后，我们还应当说：医生也不能只凭感情来治病。看上去，这两句话似乎是矛盾的，但你们只要认真地想一想就会知道，这两者是统一的，都统一在一个前提下：一切为了人民的健康。假使白求恩活着，他一定会同意我们这个补充的，这从他的行动中早已得到了证明。” 　　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四日给巴苏华的一封信里，柯棣华曾对自己担任院长后的医疗工作情况做了一个简略回顾： 　　“由于我是这医院的领导，我势必得参加一部分行政工作不可。再加上我还需要照看这里的外科病员，这样一来便使我够忙的了。我的治疗工作包括有治疗外科病员，动手术以及帮助学员在手术室内实际操作。平均每天要有两次手术，而病员经常大批地转移到这里来。去年一年中，我们做了四百五十余个外科手术。其中包括四十五例截肢术、二十个疝气修补术、三十五个腰部及腱骨前副交感神经切除术、三个肠吻合术和几个妇科手术。这就是我在这里的工作情况。” 　　他没有提到这些手术是在什么环境和条件下完成的：没有设备完善的手术室，手术一般是在农村常见的那种土屋里进行的；也没有充足的敷料和药品，棉花和纱布都是洗了再洗，直到纤维变得又短又少，已经不是原有形状时才被淘汰掉；没有消毒锅，是用普通的蒸饭锅蒸煮敷料和器械的。为了保证消毒质量，柯棣华每天都要进行一次消毒检查……他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和同志们一起完成那四百五十余例手术的。 　　他对自己的学习和工作从来没有满意过，他告诉巴苏华：虽然在外科技术上收获挺大，但“医学科学方面却没有什么提高。” 　　一位印度朋友曾就此发表过评论： 　　“柯棣华大夫认为自己在医学科学方面没有取得进展，这过于谦逊了。科学是随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作用而前进的。柯棣华进行工作的特殊条件无疑导致他创造性地运用医学科学和理论，关于这一点，他自己最初或许没有充分注意到。” 　　这位印度朋友的评论是不无道理的。就在柯棣华一月四日给巴苏华写信后没多久，他就开始编写专供白求恩卫生学校用的教材——《外科学》。柯棣华对自己的成绩有时是估计不足，有时是故意不说。当时和他一起工作的人对他自有公论。 　　前边说到过的那两位英国观察家，在评论柯棣华及其领导的医院时说道： 　　“对于这医院里充分利用简陋设备的发明才能使我们为之惊异。床位基本上是从毁坏的农舍那儿拿来的破门板，两头搭在几块泥砖上，放上一大把干草作为垫席。药粉、药丸装在帆布袋里挂在墙上。药瓶放在专门做成的折合箱子上面，这种箱子合拢时则可放到骡鞍上。器材不用时便放回箱子里，只要有什么警报，整个医院可以在半小时内收拾完毕并转移。” 　　这里说到的折合箱子，就是白求恩发明的药驮——“芦沟桥”。柯棣华继承了白求恩的精神，并且发挥了白求恩的经验，在努力医治伤病员、提高边区的医疗水平过程中，在外科技术、医学科学的大胆进取上他耗费了巨大的精力，取得难能可贵的成果。 　　 柯棣华大夫/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柯棣华大夫》编写组编，盛贤功执笔.—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