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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亲密的兄弟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柯棣华大夫》编写组，盛贤功

一 　　柯棣华原名叫德瓦卡纳思·桑塔拉姆·柯棣(Dwar-kanath Shantaram Kotnis)。柯棣是姓，叫柯棣华是到中国以后的事。 　　一九一○年十月九日的夜里，柯棣诞生在当时还属于孟买省的绍拉普尔。那时，绍拉普尔不过是在它周围有点名气的一个大村庄。在柯棣出世以后，它才逐步成为一个重要的纺织工业中心。现在，它已经是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个大城市了。 　　和绍拉普尔一起成长起来的柯棣，在多少年后仍然能很清晰地回忆起他童年时代印象最深的事情：那剥落了油漆的门窗，泛起了白屑的墙壁，还有那些不应该出现在屋子里的蛇。多么骇人的蛇啊!在他三岁那年的一天晚上，父亲——人们通常管他叫安纳——还没有回来，母亲靠在床上哼着儿歌哄他和哥哥睡觉。就在他昏昏欲睡的时候，他突然被哥哥的一声尖叫惊醒了。他随着哥哥的视线望去，一条蛇正沿着床架向他们爬来。那条蛇很大，比玩蛇人的笼子里的那些都大得多。他被吓呆了，惊恐地望着。就在这时，镇定的妈妈一把抱起他，又一把拉上哥哥冲出房间……在邻居们的帮助下，那蛇被打死了。但这件事却在小哥俩的记忆里保留了许多年。他们常常想，假如那天晚上睡着之前没有发现那条蛇，将会怎样呢?为什么蛇会爬到屋里来?那些英国人居住的乔治式的建筑里会有蛇吗? 　　答案不问自明。但是，同大多数印度人比较，柯棣一家在开始的时候还算不上贫寒。父亲是一个工厂的办事员。他能干，事业似乎也还顺利。在柯棣两岁那年，父亲升到了办事处主任的位置。即便如此，父亲用薪金来养家糊口也仍然不算宽裕。因为他有十二个孩子需要养活，虽然其中有四个因为缺乏营养而不幸夭折，剩下的八张嘴也够他辛苦的。全亏从小失去听力的母亲勤俭操持，他家不仅有饭吃，有衣穿，孩子们还可以勉强地上学读书。 　　童年时代的柯棣是很淘气的，而且淘得颇有主意。三岁那年，因为他淘气了，妈妈不得不使出最后手段，把他关在厨房里。开始，柯棣有点怕，等巡视厨房一遭以后，他却得意洋洋了。他从厨房门上的钥匙孔里向哥哥大声宣布：如果妈妈再不放他出去，他就要把不多的一点牛奶和黄油毁掉。可怜的妈妈被他吓坏了，赶忙把他放了出来。为了惩罚他，当柯棣趾高气扬地走出厨房时，母亲在这个胜利者的背上狠狠地打了一巴掌。 　　这个小调皮鬼在四岁那年被送到学校念书了。四岁上学，即使在印度也算是早了。这里面除了有个管束他的意思之外，还有另一层意思：在他父亲看来，柯棣和比他大三岁的哥哥早一年入学，就可以早一年就业，早一年就业就可以早一年接济家里。世事不知的柯棣想不了这么深远。他倒是很乐意上学，因为在他的心目中上学是惬意的事，学校对于他充满了神秘和新奇。 　　他探索新事物的心理和他那兴高采烈的神气一起，很快就消失了。顽皮的柯棣学习成绩是出众的。每次发榜，他总是名列前茅。可是校长并不喜欢他，因为这个小职员的儿子不那么恭顺。例如他曾向校方提出为什么英语是印度的官方语言之类的问题，这惹得对英国人忠顺有加的校长很生气。有一年，柯棣参加了全国学业竞赛，尽管他的成绩优秀，可是掌握大权的校长硬是把奖学金授给了他的下首。多气人呀，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他终于离开了这所令人厌恶、充满不平等的小学。一九二○年，父亲把他送到北科特国立英语中学。这校名就使他不愉快。“一个印度人为什么要进英语学校呢?”在学校门口，他向爸爸提出了这个问题。孩子的发问，竟使父亲窘住了。柯棣家从曾祖父一代开始就学英语，正因为他们通晓英语，他们才获得了一般印度人所垂涎的职位，才不至于衣食无着。这是殖民地社会里一种合乎逻辑却是违背民族自尊心的现象。父亲为难地看了儿子一眼，拍拍他的头顶，叹口气说：“别问了，等你将来有了学问，就会明白了。”儿子偏爱寻根问底：“为什么要等到将来?我现在就想明白!”父亲又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柯棣不再问了。 　　在柯棣即将小学毕业的那年，一种席卷印度的流行病转眼间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尤其是农村，每天都成批成批地死人。绍拉普尔和农村毗连，直到他进入中学的那年，他每天放学回家时，还可以看到村子里不断抬出死人。这其中有不少是他的小伙伴。这是什么病?全印度究竟死了多少人?这是柯棣一直想要寻找的答案。后来，他终于从一本谈印度土地问题的小册子里知道，这次几乎毁灭印度的疾病是西班牙流行性感冒，它在农村的死亡率达到了百分之五十。真叫人不敢相信!可是，这是事实，是已经缩小了统计数的官方统计。他吃惊，他悲愤。他的心灵第一次受到了这样严重的冲击。 　　就在这不久，一位从加尔各答来的同学告诉了他另外一个数字，这使柯棣的心灵受到了更为强烈的震撼。这位同学和他一样对社会问题颇有兴趣，据他调查，没有哪个城市的死亡率超过加尔各答。在这个地区，印度人的寿命平均不过二十六岁，而他们所臣服的英国人的平均寿命竟是七十岁以上。 　　诸如此类的问题，一个个地摆在面前，使柯棣困惑不解…… 　　那个时候，日本的明治维新在印度传为美谈。“民壮而国强”成为风靡一时的口号。在日本的一些史书上，新医学在明治维新中的作用被夸大为决定性的。年轻幼稚而又向往民族独立的柯棣，还不能看破史学家的曲解。为了拯救祖国和人民的苦难，一九二八年，当他必需对未来的职业作出抉择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医学。 　　他如愿以偿。一九三六年，他在格兰特医学院结束了他的医学课程，取得了学士学位，并因成绩优秀而留校担任生理学助教。一九三七年，他又获得住院大夫的职位。这一年，他才算是真正长大成人了。不过，他的个子并不高大，只是中等身材。也许是家境不富裕的缘故吧，他的体格也不算健壮。他的肩膀不够宽大，胸部和胳膊上也没有年青人通常引以自豪的隆起的肌肉。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黑黑的脸上象是嵌上去的一对浓眉大眼，特别是那双眼睛里，总是闪动着和善而机警的光芒。正是用这双眼睛，通过医学这个观察社会的窗口，他看到在这个病态社会中两个典型的症状——因为花天酒地而患病的富者和因为饥饿寒冷而致死的穷人。 　　一天，他在一条街上看过一个病人后，趁便去看一看离着不远的一位鞋匠，也是他的一位肺病的患者。在走近这户人家居住的小屋时，他听到屋子里传出了隐约断续的哭声。他跑进去一看，那位和蔼勤劳的鞋匠已经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鞋匠已经死了。 　　鞋匠的病并不重，如果疗养一段时间，他肯定会好的。他问鞋匠的大女儿：“他什么时候去世的?” 　　“早上。” 　　“为什么不叫我来看他?” 　　“没钱了。” 　　他真想冲着鞋匠的女儿发一通脾气，但最后他没有这样做。这个女孩子有什么过错呢?她既拿不出看病的诊费，更没有钱去买药。 　　鞋匠的妻子三年前就去世了，现在鞋匠又去世了。鞋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四十多年，留下来的只是三个赤身裸体的孩子——大的十五岁，小的才六岁。 　　鞋匠那个最小的孩子走到他的身边，伸出瘦瘦的小手拉着柯棣的衣襟，央告着：“先生，行行好，救救爸爸吧!” 　　这是一个微弱的呼救，柯棣的心快要碎了。 　　那孩子见他不回答，又悲恸地痛哭起来。孩子的哭声象是在啮食他的心，他没有勇气再听下去。他掏出刚才出诊得来的几十个卢比放在鞋匠的大女儿的手里，狂奔似地离开了鞋匠家。 　　他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见到这种情景。可是，每次遇到这种情景他都是激动不已。这天晚上，直到他躺在床上，那个微弱的呼救声还在撼动着他的心。 　　他烦躁地跳下床，推开那两扇紧闭的窗户向外望去。远处的一幢乔治式建筑物里，传来了爵士音乐。那里，所谓的社会贤达正举行宴会欢迎新近从伦敦来的客人——不，他们已经自称是这里的主人了。望着这天上人间，一阵巨大的悲哀笼罩了柯棣的心头。他忿忿不平地关上窗户，由于用力过猛，吊在天花板的电灯被震得剧烈地摇晃起来。接着，“叭”的一声，那灯泡不知撞在什么东西上面，破碎了。 　　眼前是一片黑暗。这似乎就是现实对于他的回答。 　　二 　　医学救国的理想终于破灭了，柯棣陷入了追求和探索的苦闷之中。 　　一九三八年初，在孟买火车站前一幢高大建筑物的白墙上贴了一幅漫画：画面上一队要去中国进行屠杀的日本侵略军，正在佛寺里虔诚地祈祷。漫画下面是两句诗：“武装的矛头杀向中国，信愿的箭簇射向佛佗啊!”那漫画没有署名，诗的作者柯棣知道，这是他崇拜的大诗人太戈尔的名句。在那漫画的下边挂着一条写着“孟买援华募金站”的横幅。一群青年学生簇集在那里，其中一个正站在高台上讲演： 　　“兄弟们：帝国主义的魔爪又伸向我们的近邻中国啦!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一个广大而积弱的国家，可是现在，他们反抗的战争爆发了!被压迫的中华民族，终于向帝国主义开火了! 　　“关于中国的一切偏见和谎言被这枪声打破了。对于屠杀，人们只有一个办法，拿起枪来，向他们射击。我们这些同样被宰割的人——世界上最悲惨的人要支援他们。因为他们对日本法西斯的打击，就是对整个帝国主义世界的打击。他们的斗争也就是我们的斗争。我们要用我们的血，用我们的汗，用我们仅有的一点金钱去支援他们。兄弟们，真主告诉我们，援助兄弟就是援助自己。兄弟们，拿出你的钱来吧……” 　　那青年嘶哑的演说充满了感情，路上的行人被吸引住了，不时有一些人向捐献台走去。柯棣摸摸口袋里面还有一点钱，也跟过去了。 　　就在这时，从他背后挤过一个人来，那人背上驮着一个背篓，上身微微弯曲着，汗水和着灰尘把他的脸涂抹得黑一道灰一道。他光着背，裸着腿，腰间只缠一块破旧得快不成形了的土布。一看这模样就知道他的身份，这是孟买最穷苦的一个职业——脚夫。他也是来捐献的吗?柯棣诧异了，不由地跟上他向前挤去。 　　显然，不少人有着和柯棣一样的怀疑，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脚夫的身上了。脚夫似乎没有发现人们的情绪，他庄重地、笔直地朝前走，在捐献台上，将一张纸币投进钱箱。然后，谁也不看一眼，仍然毫无表情地走他的路……。 　　人们一齐欢呼起来。那些衣冠楚楚的人们——这若在平时他们见了这个脚夫是会躲得远远的——也禁不住地赞叹。那脚夫好象连这欢呼也没察觉，他还是平静地，微微地弯着身子走远了。 　　欢呼声很快平息了，人们陆续向捐献台挤去。随着人流，柯棣也将几十个卢比投进钱箱里…… 　　广泛的援华运动在印度越来越深入了。学生们的讲演，市民们的募金，文艺界义演和商业界义卖的声势越来越大。这是一股潮流，这股潮流不仅深入到街头巷尾，更深入进人们的心里。富于正义感的柯棣自然而然地被卷入了这股潮流。他被撼动了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 　　抗战前的中国是不大为世界的人们所了解的。柯棣对中国知道的也不多。除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上的一些知识，他只知道中国和印度差不多一样穷，一样受帝国主义势力的压榨。在印度有年复一年的饥荒，在中国是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在中国那个用枪炮血肉筑起来的舞台上，今天这个上去，明天那个下来，人民的生命和民族经济全被拖垮了。统治者忙于争夺厮杀，无心抵抗外侮，也无力抵抗外侮。当然，柯棣不知道，在这个被全世界嘲笑的军阀混战之外，更有一种神圣的战争，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是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是中国人民要求独立、要求民主、要求自由和幸福的斗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报纸将这些都封锁了，一个殖民地的青年能知道多少呢? 　　中国是贫穷的，软弱的，他们永远摆脱不了被宰割、被瓜分的命运。这在当时是占上风的舆论。可是，一夜间，这舆论被中国人民的反抗改变了。这神圣战争的消息终于封不住了，电波越过喜马拉雅山飞过来：中国共产党的“七八宣言”；毛泽东对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呼吁世界人民制止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行径……。他贪婪地读着这些电讯，关切地注视着中国战场上的一举一动。中国人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一则则电讯又飞来了：工农红军东渡黄河声威大震；平型关大捷，八路军重创坂垣旅团；八路军挺进敌后，抗日根据地纷纷建立……。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对一切被压迫民族是鼓舞，是启示。柯棣从中看到了希望。自从殖民主义者占领了他的祖国之后，他们这代人和他的前辈们那一天没有进行反抗?可是，抵制外货，外货仍然源源不绝地向印度倾泻；一次次的罢工，工人一次次被解雇；一次次罢课，学生一个个被开除；武装暴动被镇压下去了，连以和平手段进行不合作运动的领导人也被关进了监牢。印度被殖民主义者统治了几个世纪，中国也被瓜分了将近一百年。这种野蛮的统治与瓜分难道还不应当结束吗? 　　民族要解放，国家要独立的烈火燃烧着柯棣的心。他经过深思熟虑，毅然作出了决定：到中国去。 　　二十八岁的柯棣，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将这个决定看作人生道路上的转机。”可是，怎样才能到中国去呢? 　　机会终于来了。刚刚从支援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前线归来的爱德医生，在国大党的支持下，呼吁印度组织一个援华医疗队。这呼吁立即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响应。与此同时，成立了一个为这个医疗队募集资金和挑选人员的专门委员会。柯棣立即向委员会提出了申请。可是，他被录取的希望不大。因为委员会明文规定：医疗队要从全印选拔五名优秀医生，这些医生必须具备足够的外科经验。照此衡量，柯棣不够，他还只是一个才毕业两年的生理学助教，一个普通的住院大夫，更何况申请参加医疗队的医生已经有了七百多位呢。 　　看来，要想被录取，他还得认真地努力一番。 　　当时，孟买把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命名为“中国日”，目的是将援华浪潮推向高峰。柯棣就选择这一天给那个委员会的主席写了一封热情而诚恳的信。他在信中大谈特谈印中两国人民共同苦难的历史，极力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的兄弟感情和为中国兄弟的解放竭尽绵薄之力的决心。在送到委员会的上百份申请书中，柯棣的这一份要算是最能打动人心的了。 　　柯棣在估计到委员会可能要讨论他的申请的时候，他又想方设法直接同委员会主席见面，以便用当面的恳求来弥补他资格上的不足。他的努力终于奏效，主席真的接见了他。柯棣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五日写给父亲的信中谈到了这件事：“……主席向我指出了事情的阴暗面，这是指妨碍深造，以及失去将来可能得到的工作等等。因此，我断然表示竭尽全力发挥自己的微薄力量，并真诚地希望被录取。我不知道您是否喜欢我的这个新的狂热的行为。但是，我确实希望您能用直到如今对我的那种宽容，允许我获得一生中仅有的机会。” 　　这次会见，柯棣虽然并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但委员会主席答应说要尽量考虑他的申请。 　　这话象是敷衍之词，柯棣未免有些失望。他决定请父亲出面，再和这位主席先生谈谈。 　　柯棣心事重重地乘火车回到了绍拉普尔。当他迈着沉重的步伐踏进父母居住的房间时，他不由得愣住了。爸爸、妈妈、哥哥、妹妹全都在这里。父亲手里拿着一封信，那正是他写给家里的信。看来全家已经商量很长时间了。对于他的突然出现，除了父亲，全家人先是惊奇，接着便都垂下头去了。父亲的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变化，见柯棣站在面前发愣，他指了指椅子，生硬地说：“坐下吧，你给全家人出了难题，现在你自己来回答吧。” 　　他不知该怎样说才好。全家人静静地望着他，整个屋子的空气使人憋闷得象要窒息似的。过了好大一会儿，妈妈终于忍不住了，她把柯棣拉到跟前，抚摸着儿子的头，极不情愿地表示，德瓦卡(柯棣的爱称)，告诉妈妈，你真的要到中国去吗? 　　因为妈妈耳聋，柯棣没说话，只是点点头。 　　最不愿意证实的事实被儿子证实了，妈妈的眼泪立即象泉水般地涌了出来。她颤巍巍地抓着儿子的手，过了一会儿，她用眼睛盯着儿子，似乎是说，“那是战争，战争会……” 　　妈妈不愿想那个不祥的字眼，头垂的更低了。 　　战争总要有死亡，准备到战场去的人，当然要准备着牺牲。这，柯棣已经想过多次，也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可是妈妈这颤抖的声音感染了他。他冲动了，一下子抱紧了妈妈的肩膀，但立刻又冷静下来，竭力控制住自己不让泪水流下来。他轻轻地替妈妈擦去脸上的泪水，感情深沉地望着妈妈脸上那纵横交错的皱纹，用轻松的口气对妈妈也是对全家说：“妈妈，用不着想那么多，慈悲的真主保佑您不会失掉自己的儿子。” 　　妈妈没有听清儿子的话，她凝视着儿子，摇摇头，伤感地在一边坐下了。过了好久，她才痛苦地表示，我操了二十八年的心啦，还要操心到什么时候?你自己连个家庭都没有建立，这一走，还得多少年哪…… 　　哥哥提出了问题的另一方面：“你要不要想一想，爸爸为我们读完大学而负担的债务?” 　　贫寒的家境，确实需要他帮助维持。他沉默无语地看着哥哥，多少有些窘迫。 　　幸亏爸爸说话了：“不要说这些，你——”爸爸转身向柯棣问道：“真的下定决心了吗?” 　　“是的。作为一个医生，我应该去援助那些正在流血的中国人，这是我的责任。”柯棣肯定地回答。 　　父亲仍旧用严肃的目光盯着柯棣，好象要从儿子的脸上看出点什么来。好大一会儿，爸爸的脸上才露出一丝笑容，但随即又严肃起来：“再过几个月，你就要过二十八岁生日了，象你这种年纪是不需要事事都要我给你作出决定的。我同意你去，但我需要提醒你的是，我不愿意有一个半途而废的儿子!” 　　最后这句话，爸爸说得很重，为了强调，还挥了一下手。 　　柯棣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在有权威的爸爸面前，哥哥、妹妹都不说什么了。只有妈妈不说话，光流泪。柯棣顾不上安慰妈妈，他性急地向爸爸请求：“既然同意我的决定，那就帮我和委员会主席说说吧!” 　　爸爸考虑问题毕竟复杂一些，他告诉柯棣：“如果有必要，我可以专程去孟买。但我唯一担心的是，政府会给你们多大帮助?因为派遣医疗队并不是政府计划中的工作。”爸爸转过脸，看了看还在抽泣的妈妈，安慰似地说：“如果政府真的不是应付公众舆论的话，你母亲会象我一样，不会迟迟不同意你去。她的眼泪多，说明她更爱你。” 　　说这些话的时候，爸爸的声音也变了，好象咽喉里有什么东西塞着一样。过了一会，爸爸站了起来，见柯棣还在期待着对他那个请求有所表示的时候，他又坐下了，吩咐说：“你应该再去见一见那位委员会主席，把你的决心向他表达得越明白越好。可以告诉他，我们全家人都支持你的行动。至于我，也准备去孟买，如果能见到这位主席先生更好，我很想见到他。” 　　父亲和委员会主席会见后不久，柯棣被批准参加援华医疗队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当地人们大为兴奋，特别是绍拉普尔的老住户们，他们是看着柯棣长大的呀!那几天，人们争先恐后地向他家涌来，带着各式各样的礼物，也带来了美好的祝愿。见儿子的行动得到了这许多的称赞，一直忧心忡忡的妈妈也难得地笑了。 　　也有人愤怒。当地的议员们对父亲的举动十分生气，他们不能理解，一向对国大党敬而远之的老柯棣，竟会同意儿子去参加国大党人发起的医疗队。爸爸的回答是：“让他们去议论吧，在苦难的中国兄弟面前，理智不允许我们以个人的好恶做出决定。” 　　多好的老柯棣啊!当中国人民处于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刻，他伸出了友谊之手，毅然献出了儿子。当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内心是经历了剧烈斗争的，是准备作出重大牺牲的。这牺牲到底有多大，四个月后人们就明白了。 　　绍拉普尔人民自动聚会欢送柯棣到中国去。到会的人，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发言，大都激动得中断了讲话。当柯棣在热烈的欢呼声中致词时，一向不肯轻易流露感情的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热泪盈眶，宣誓般地对乡亲们说：“我将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你们对我的巨大的希望，我决不辜负你们对我的信任。谢谢你们，我亲爱的朋友们!” 　　八月底，医疗队的成员从各地赶到孟买集中，他们是来自阿拉哈巴德的队长爱德，来自那格浦尔的副队长卓克，来自加尔各答的队员巴苏、木克，来自绍拉普尔的柯棣。 　　八月三十一日下午，居住在孟买的华侨在吉马哈尔饭店举行宴会为他们送行。当晚，孟买国大党委员会和当地劳工组织在真纳大厅召集盛大的群众大会欢送他们。当会议主席在讲话中称医疗队为无任命驻华大使——人民大使时，全体与会者都站起来，报以热烈的掌声。特别是那些大学生，他们跑到主席台上，把医疗队包围起来表示致敬。他们还把医疗队中最年轻的队员柯棣、巴苏称之为他们的光荣代表。当帕里尔的纺织工人进入会场时，会场的热烈气氛达到了顶点。纺织工人为了表达他们坚决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徒步五公里赶来参加大会。他们排着长长的队伍，举着红旗，唱着爱国歌曲，喊着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号开进会场。此时，会场再次轰动起来，所有到会的人都随着他们口号的节奏鼓掌、呐喊…… 　　欢呼接着欢呼，花环连着花环。带着印度人民的友好情谊，医疗队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一日乘英国邮船拉吉普塔纳号离开了孟买。 　　三 　　太阳从窗外悄悄射进来了，照着柯棣那张还带着几分笑意的脸，照着他手上的那本《西行漫记》。 　　大概因为送别时他太激动了吧，后半夜他就没有睡着。对面卧位上的巴苏看来也失眠了，不时地在床上翻过来掉过去。望着天花板发呆是无聊的，柯棣索性拧亮了床头的台灯，打开了那本《西行漫记》。 　　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在历史上曾起过一种特殊的作用。在这本书里，他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和令人信服的图片，第一次全面地系统地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这本书不仅在西欧、北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在亚洲也成了最畅销的书籍之一。正是通过这本书，柯棣知道了那史诗般的长征；知道了根据地这个新字眼；认识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样一些革命家的名字；第一次看到了这样一个惊人的预言：“中国的社会革命运动，或许遭受失败，或许要暂时退却，……但它不仅依然继续成长，而且到底要获得胜利。”“这种胜利到来时，它的力量是那么强大，它的破坏力的喷射是那样难以抗拒，要把目前蹂躏东方的帝国主义的暴行毁灭净尽……”。 　　对党派素无好感的父亲影响了儿子，年青的柯棣对于那些党啊派啊的也一直是敬而远之。但是，《西行漫记》把他这成见打破了，他对共产党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革命产生了一种新奇的心理，而对这革命在印度的降临又产生了一种期望。现在，他就要到这革命正在发展的地方去，亲眼看看这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了，如同四岁那年到学校去一样，禁不住心头一阵阵地兴奋。 　　也许是因为自己正处在把印度和中国联结起来的印度洋上的缘故吧?当他读这本《西行漫记》的时候，手上的书就好象一面镜子，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国家的形象全映在里面了。这两个国家有多少相似之处啊!一样地大物博；一样人口众多；一样历史悠久的文化；一样勤劳勇敢的人民。而越往近看，两个国家的面貌就越加一致：随着十五世纪欧洲人发现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和殖民主义航海事业的迅速发展，争霸的祸水向亚洲冲过来了。霸主在不断地更换：十六世纪是葡萄牙人，十七世纪是荷兰人，十八世纪是英国人……但不管谁，在霸占印度的同时都没有忘记对中国的征服，而在征服中国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对印度的霸占。似乎在殖民主义者的眼里，这两个国家是一对孪生姊妹，…… 　　那是在一五○六年，经罗马教皇特准的“阿比西尼亚、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航海、征服及通商之王”葡萄牙君主，派出了一位任期三年的副王征服了果阿，成了印度的统治者；八年之后，这位副王的商船就开到了中国的广东。副王派出的哪是商船啊!那是剽劫行旅、掠买平民、占据海岛的贼船。葡萄牙殖民者同时打开了印中两国的大门，从此强盗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出入这两个国家了。一八四九年，英国殖民主义者代替葡萄牙人占领了全印度，而九年前，他们在中国就发动了可耻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远在公元之前，宗教、文化和商业就把印中两国联在一起了，将近二十个世纪过去了，两国人民的命运还是这样紧密相连，这难道是历史的偶然吗? 　　柯棣读着、想着，思潮恰如这波涛滚滚的大海。他猛地跳下床来，推醒了朦胧中的巴苏。 　　“喂，喂，巴苏，起来。” 　　“什么?什么?船漏水了吗?”巴苏霍地坐了起来，这突如其来的呼唤，把他吓了一跳。 　　“哦!船没有出事，还在平稳地前进。我问你，你去过中国吗?” 　　说完这句话，柯棣自己也觉得好笑，巴苏昨天上船还对他说过他也是第一次去中国，刚刚过了半天自己又问他，也未免过于健忘了。 　　巴苏被他搞的莫名其妙，只好摇摇头说：“没有。”  　　柯棣显然不是要和他说这个。他摆摆手说：“不!我是说你知道不知道那里将是怎样的情景?我们的新生活该是个什么样子呢?” 　　巴苏，这个医疗队里唯一的共产党员，这才明白眼前这位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同伴要说什么。他跳下铺位，从挎包里取出一个笔记本，略一沉吟，说：“这个本子，是我的一位朋友临出发时送给我的。他对我说：离开祖国海岸后的每一个时刻都是有意义的，你把它记下来吧。我同意他的话，我们即将开始的生活是一种具有新的历史意义的生活。” 　　“新的历史意义?” 　　“是的。这是一种充满艰难险阻的生活，是只有我们这几个少数印度青年才能得到的有益的生活。从今天开始，今后岁月里的每一天都是我们生活史上的新篇章，因为我们所献身的事业是关系到全人类的事业。” 　　当时的柯棣还不能完全理解他这位共产党员同伴的话。谈话中断了，柯棣踱到窗口前，将目光移到辽阔的海面上。没有风，大海是安详的。可是熟识大海的人都知道，在这平静的深蓝色的水面底下，隐蔽着一个又一个奔腾的漩涡。 　　他好大一会才缓缓地从窗口收回目光，转身对巴苏说：  　　“巴苏，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们这次中国之行好象是走亲戚一样。” 　　“噢?” 　　“还是一门近亲呢。小的时候，父亲经常对我说：朋友的事情，要比自己的事情还重要。亲戚的事情呢?当然更重要了。也许，我们为中国人民的事业还要献出自己的生命吧?” 　　“那完全可能。”  　　四年之后，这两个人的对话变成了事实，柯棣真的牺牲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二日，这句话却只是他的决心。但是，就在这次去中国的旅途中，同行的人都已经强烈地感到他在利用一切机会，为即将开始的事业进行着准备或者说已经开始贡献力量了。 　　在这次长途旅行结束后，柯棣得到了两个绰号：“学者”和“上校”。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二日，医疗队要到中国去的消息已经成为拉吉普塔纳号上具有轰动性的新闻。尽管海面上还有日本军舰驶过，但乘客们——不管是上等舱的还是最底一层舱里的——照样一批又一批地跑上来向他们祝贺。自然，代表医疗队接受祝贺的是爱德队长，但其中有两位中国乘客——一位经济学家和一位工程师却非要见见医疗队全体队员不可。盛情难却，柯棣和巴苏在甲板上会见了他们。工程师热情地作了自我介绍，又把经济学家介绍给他们俩。 　　一种让柯棣当时也无法表达的感情，使他同这两位中国乘客很快熟悉了。看来，前额宽阔、个子高大的经济学家对国内的情况非常了解。他随身带着一张中国地图，那图上作了各式各样的标志。经济学家把地图摊开，非常熟悉地向他们讲了中国军队最新的部署。当知道柯棣和巴苏都读过斯诺和史沫特莱的著作时，经济学家的兴致更高了。他的手在地图上不停地划来划去，津津有味地谈起了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在武汉的周恩来同志和在前线指挥的朱德总司令；也谈到了新开辟的晋察冀根据地和在东北三省进行艰苦斗争的抗日联军……经济学家简直象是刚从那些地方回来，说的是那样可信，那样生动，柯棣听得都入迷了。 　　就从这次深入的交谈之后，柯棣与这两位中国乘客成了知心朋友。他毫不客气地要求经济学家和工程师与他们签订合同——每天都要给他上一堂汉语课。 　　轮船还行进在阿拉伯海上，而柯棣的心却已经随着那一个个方块字进入中国了。整整十七天，柯棣天天拿着铅笔和小本，不给经济学家和工程师一点休息时间，拚命地让人家教一点，再教一点…… 　　杂着高大的椰子树的特拉文柯柯钦密林过去了，他在学； 　　漂亮整洁的东南亚著名游览区科伦坡过去了，他在学； 　　以瀑布公园和高山观光引人入胜的槟榔屿过去了，他还在学。 　　学，一刻不停地学。什么天气炎热，什么晕船疲劳，全忘了，全不管了。 　　一位同行者，看他这样没完没了地抠那些方块字，不由得开他的玩笑说：“喂，柯棣，想当汉语学家吧?” 　　“不敢。”他认真地用刚学到的半文半白的汉语回答：“只不过想当一个学者。”柯棣真正想说的是要做一个努力学习汉语的人，他哪知道汉语的“学者”另有专门的含意呢。 　　于是，在华侨乘客们友好的笑声中，“学者”的绰号在船上很快传开了。 　　十七天后，当他们在广州下船时，他自编的印、英、汉单词对照已经写了相当可观的一小本。简单的话是可以勉强地对付了。当然，还不是对答无误。九月十八日那天，柯棣就为汉语出了洋相。本来他们到餐馆里想吃鸡，但却不知道汉语“鸡”这个词该怎么说。柯棣翻了好大一会小本子也无济于事。他的小本上除了医学专用名词和一些地名人名外，根本没有这类单词。没法子，木克只好在纸上画了一只鸡，可是端上来的竟是炸青蛙——著名的广东菜炸田鸡。 　　这件事又叫柯棣抓住了一次教育同伴的机会：“看看，不学习汉语，连饭也吃不上啦。” 　　“上校”的绰号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因为那位经济学家讲了八路军卫生人员在前线工作的故事启发了柯棣。他想，一个战场上的卫生人员，如果在军事上也能考个及格的话，那么，这个医生的用处就更大了，于是他就向爱德队长建议：医疗队应从现在起进行一些基本的军训，以适应以后的工作需要。他在学校里接受过军训，教员一职自然是非他莫属了。这个建议得到了队长的批准和其他队员的支持。正是盛夏酷暑的季节，他们在柯棣的教练下，在甲板上开始了军训。谁也没想到柯棣对待这件事是那样的认真，以至连老队长爱德也不能逃避他严格的监督。于是，大家又送了他一个绰号：“上校”。 　　四 　　凡是在中国人民抗战时期前来援华的外国朋友，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同当时中国的执政党——国民党最先相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许多多最初同其打交道的外国朋友最后都在事实面前看清了他们的真象，从而最终唾弃了这个自称为中国民众代表的政党和这个政党控制的政府，而同被国民党人百般丑化了的中国共产党结下了不解之缘。印度援华医疗队也不免经过了如是过程。 　　医疗队在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七日下午到达广州的时候，只有爱德队长和巴苏同志心里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到延安找八路军去。包括柯棣在内的其他三人都认为只要到了中国，他们就可以为援助中华民族大显身手了。然而，没过多少日子，他们就发现了自己是幼稚的。医疗队在广州活动六天之后，随即乘车北上，经过长沙来到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大本营武汉。几经周折，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生活了半个月了。半个月的时间要认识一个政党未免显得仓促，但是经过那一次次的接见、宴会、访问和实际工作中的接触，柯棣和他的同事们终于看到了一点党老爷们的“抗战”真相。 　　从广州到武汉，柯棣记不起他们应邀参加过多少次宴会。有一回，湖南省长在布置豪华的西式平房里，“代表湖南各界欢迎印度援华医疗队五位博士光临”。这次以省长个人名义举行的宴会和以政府名义举行的宴会一样豪华：在敌占区人民沿街乞讨的时候，燕窝鱼翅、琼浆玉液摆满了十几张大圆桌，而招待的客人只有他们五个，另加一位不知为什么也被邀请来的某外国通讯社的记者小姐。一阵不冷不热的掌声结束了省长大人那例行的客套，接下的节目便是吃。吃，这才是宴会上真正而实惠的节目。柯棣不能想象的是，刚才还为国土丧失慷慨陈词、长吁短叹的省长大人和他的幕僚们，为什么胃口还这样好?无衣无食的流浪者们不是他们的同胞?美酒佳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酒过三巡，官员们开始活跃了，邀来的女宾于是成了这些官员们的猎物。带头的又是省长，仗着三分酒遮脸，省长竟把记者小姐闹得怪叫起来。说也巧，偏这时响起了防空警报，省长大人又撇下众人，单单拖着记者小姐到他那个只能容纳俩人的防空洞去了…… 　　来到武汉后，急于为中国人民抗战事业尽心尽力的医疗队，几经申请之后被分配工作了。巴苏和卓克来到第六十四后方医院工作，爱德和柯棣，木克则到另一所军医院。就在这所军医院里，柯棣发现了另一件令人难以容忍的事。 　　事情是这样的。当他用一种从第三国支援来的药物对伤员进行治疗时，在使用了一个疗程之后，病人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日益加重了。这使他困惑，前不久他在印度还用过这种药剂，那疗效是很好的，可为什么在这里不行了呢?在武汉流传的各种生财之道使他提高了警惕。他仔细研究了装那药剂的安瓿，安瓿的顶端有再封闭的迹象，药品的颜色也变淡了。他又悄悄地请一位朋友进行化验，结果证明是有人将蒸馏水一类不值钱的玩意将原药换走了。他郑重其事地向这个医院的上司报告了这个发现，得到的却是一个不以为然的回答：“这早已不成为秘密。上下串通，层层剥皮，国际援华的药品有相当一部分转到黑市上了。武汉还算好呢，你到重庆看看，多的是。” 　　真是令人发指。柯棣不由得想起孟买的那个脚夫，他把自己的饭钱献出来支援中国抗战。可是，他哪里知道，他用汗水换来的养家糊口的几个钱，竟流进了中国的阔老们的私囊。 　　凡此种种，半个多月，柯棣看了不知多少回，他愤慨地对巴苏说：“假如我们要和这些人一起工作，那我们的失败是肯定了。” 　　“别着急，事情马上就会好起来。”巴苏自信地安慰他。巴苏心里当然有数。因为还在广州的时候，到码头迎接他们的宋庆龄先生就告诉过他，到武汉就可以和共产党取得联系，素孚众望的周恩来和董必武、叶剑英同志都在那里。 　　同中国共产党人会见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九月三十日晚，董必武、叶剑英同志在四川饭店举行宴会，欢迎印度援华医疗队全体。 　　这第一次会面，柯棣是颇为重视的。这倒不仅仅是因为这次会见将给以后的工作带来新的希望。主要的，他还想在实际中验证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赞扬。他相信斯诺是一个客观的记者，可是他不愿意贸然同意别人的结论，他要亲自进行比较。 　　华灯初放的时候，宴会开始了，比较也开始了。 　　第一个比较是宴会的菜肴，要同以往的国民党人举行的宴会相比较，这宴会连家常便饭都算不上。第二个比较是宴会以外的节目：没有舞会，当然更没有娇滴滴的小姐。音乐倒是有的，那是大家一起唱歌。第三个比较是最主要的，那是主人的情操和风格。当他们离开四川饭店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为这次会见所感动。这个宴会到底有些什么动人之处?且读一读巴苏同志当天的日记吧： 　　“……啊!我怎能描写出我们所有参加晚餐的人的兴奋心情呢?我的英语不好，可是语言阻碍不了我们互相了解，……在大家一次又一次为印度独立祝酒时，我们很快就放声歌唱：用英语唱《红旗》，用法语唱《马赛曲》，用俄语唱《空军之歌》，用中文唱《义勇军进行曲》和《八路军过黄河》和用德文唱《国际歌》。我们唱完《敬礼!祖国》后，我答应唱一支由革命诗人卡兹塔拉罗耳·伊斯拉姆作的著名的孟加拉进行曲。当这首歌的歌词译成中文时，叶将军惊奇地说：‘他们允许你们在印度唱这支歌吗?’叶是闻名的广州公社领导人之一，能说英语。当我直接表达了印度共产党的问候时，他举起紧紧握着的拳头表示感谢。留着飘然下垂胡子的董必武同志风趣的话，使四川饭馆的木房里充满了真正的国际主义气氛。当我们不好意思唱歌时，他假装严肃地说：‘八路军唱歌是认真的，你们在为八路军服务是认真的；因此，如果你们想成为真正的八路军战士的话，你们也就必须唱。’在听说我们的费用主要靠印度人民一分钱一分钱积攒起来时，瘦小的、看来有病的凯丰同志高兴得笑了。 　　“这是一次真正的国际性聚会，我们是第一次被邀请参加充满着这样精神的聚会的。语言和肤色的不同，一点也没有影响我们心的贴近和建立亲密的感情，这与我们所经历的和国民党之间的气氛形成了多么明显的对比啊!……当我们深夜回到路德教会公寓时，我们渴望与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下在陕西前线与日本人英勇斗争的八路军在一起。” 　　这次物质菲薄而精神充实的宴会，使医疗队员们激动、兴奋，也感到新奇。他们不免产生了一个愿望：应该了解那些普通的工作人员的生活。为了满足他们这种好奇的心理，叶剑英同志又邀请他们第二天中午到办事处去，和工作人员一起吃一顿便饭。 　　这顿午餐完全是按八路军的伙食标准：午餐一顿，菜金八分。八分钱，在物价暴涨的武汉，能吃些什么?饭菜是不能再简单了，可是，柯棣却吃得津津有味。而使柯棣赞叹不已的是：在花红酒绿的武汉，从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到每个战士，都毫无怨言地吃这八分钱的标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八路军是用什么样的标准约束自己? 　　他再次感动了。当他们要离开办事处的时候，他禁不住地紧紧拥抱了八路军的同志们。 　　现在，柯棣心目中的中国共产党不仅仅是从斯诺和史沫特莱的文章里认识的中国共产党了。发自内心的钦佩之情越来越多地流露出来。在那几天，不管对谁他都要夸奖共产党、八路军，而且一有机会他就要问爱德、问巴苏：我们为什么不争取见一见主持办事处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呢? 　　其实，早在柯棣他们提出这个要求之前，办事处就已经作了安排。周恩来同志也非常愿意会见他们。可他太忙了，这会见便一次一次地拖了下来。直到十月七日下午，周恩来同志才可能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之后同他们见面。 　　柯棣他们来到办事处的时候，记者招待会还没结束。他们刚刚进入会场，周恩来同志就认出了他们。他用亲切的目光向他们致意欢迎，等他们在最末一排座位坐好了，才继续回答记者们的问题。 　　柯棣目不转睛地望着周恩来同志，不时地将眼前的周恩来同志同《西行漫记》里对他的描写对照着。周恩来同志面容富有表情，他那双充满智慧的眼睛，使在场的每个人都会感到他是在注视着你，而只要他看你一眼，你便立刻为他的魅力所倾倒。在许多的新闻记者的包围中，他谈笑风生，不卑不亢。不知为什么，柯棣突然想起了那些国民党人，那些对中国人眼高于顶的党老爷们，在外国人面前却一点不掩饰他们那种奴颜婢膝的丑态。也许正因为这点吧，在场的记者们，尽管他们当中肯定有对共产党不怀好意的人，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敢于对周恩来同志表示一丝一毫的不尊重。 　　不时响起的电话和匆忙进出的工作人员不断打断周恩来同志的谈话。他确实太忙了。他要回答记者们的提问，他要仔细听着翻译把他的话译成英语，并适时地用英语纠正翻译不妥的地方。在这样一个使柯棣感到头晕目眩的会场上，周恩来同志镇静自若，挥洒自如，时而讥讽，时而诙谐。他精力充沛，学识渊博，没有一个记者的提问能难住他，没有一个电话或请示能干扰他的思路。他真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在柯棣的记忆中，没有任何人能在智慧、哲理和知识方面超过他。柯棣不由得想起斯诺对他的描述：“他肯定具有一种吸引力，这种吸引力看来是由腼腆、个人的魅力和进行控制的十足信心这样奇异的结合产生的”。“他显然是中国最罕见的人物……”。可他的吸引力难道仅仅是由腼腆、魅力和自信产生的吗?对这个分析，柯棣多少有些不大同意了。 　　记者招待会结束了。记者们陆续离开了办公室，周恩来同志立刻向最末一排走来，远远地就将热情的手伸过来了。 　　爱德队长一一介绍了他的队员，当介绍到柯棣的时候，周恩来同志热情地拍着他的肩膀说：“看得出来，你还年轻，多大岁数了?” 　　“我……”想不到周恩来同志会这样问他，一向活跃的柯棣一下子变得口吃了。他镇定了一下，回答说：“二十八岁。” 　　“好啊!”周恩来同志握着他的手高兴地说：“你还可以为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做更多的工作。” 　　热情洋溢的一句话，使笼罩在柯棣心头的那种拘束感立即消失了。 　　队员们随便地围坐在周恩来同志的身旁。刚刚举行过记者招待会的周恩来同志没有半点倦意，象拉家常一样和他们谈起了中国和印度；谈起了将中国和印度连结而又分开的喜马拉雅山；谈起了喜马拉雅山的峡谷、高度…… 　　爱德队长表示了要到八路军工作的愿望，周恩来同志听了高兴地笑了。他握着爱德队长的手，充满感情地说：“谢谢你们。八路军、新四军确实很困难，很需要你们的帮助。前不久，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率领的医疗队已经到那里去了，在前线做出了出色的成绩。我们欢迎你们到八路军、新四军里去工作。不过，”周副主席转换了一下口气，他抱住双臂平端在胸前，略为沉吟地说：“我们研究一下，你们是不是先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一段时间?” 　　这回答颇出人意外，不仅柯棣不理解，连爱德队长和巴苏也不知其所以然，他们禁不住反问说：“为什么?” 　　“考虑到统一战线政策，这样做对你们可能更适合一些。” 　　柯棣还是不懂，为什么不能直接到八路军那里去呢?直到以后他才明白，这正是周恩来同志高瞻远瞩之处。因为在印度，共产党员还被关在监狱里；而在中国，国民党人正为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和反共磨擦而制造口实。 　　三天之后，他们再次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那是在爪哇援华医疗支队举行的宴会上。参加宴会的除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和医疗队外，还有国民党的军政要人和卫生界的名流。即使在这样一个宴会上，这些要人和名流们也毫不掩饰那副酒徒色鬼的模样。在这些人狂饮乱闹的时候，宴会上的人——除了酒徒色鬼们之外——的视线，全都转移到两个人的身上，他俩——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是这个宴会上最庄重的人。他俩时而同身边的外国朋友轻声交谈，时而离开座位向大家敬酒。当周恩来同志来到柯棣身边时，柯棣和巴苏正在同一位外国女同志小声议论： 　　“二十年后，我们将会为曾经与周恩来相识感到骄傲。”那位女同志说。 　　巴苏抬起头：“干吗这么晚呢!此刻我就感到骄傲。” 　　周恩来同志过来了，他们赶忙收起话头站了起来。周恩来同志举起酒杯，充满感情地祝酒说： 　　“为印度的独立!” 　　“为中国抗战的胜利!”他们三个一齐说。 　　“干杯!”四个酒杯碰在一起发出轻轻的撞击响声。四双眼睛默默地注视着，谁也没有喝下这杯酒。 　　周恩来同志又向另外一些人那里走去了。柯棣望着他的背影，又看了看巴苏和那位女同志，不由地重重地点了点头。 　　五 　　十月底，在不到一个星期里，国民党政府先后放弃了广州和武汉。这时，印度医疗队已经撤退到湖北最西部的城市宜昌了。 　　警报，轰炸；轰炸，警报。从武汉起飞的敌机，不用一个小时就可以飞到这里，扔下几十颗炸弹。每当空晴月明的夜晚，人们都整夜整夜地不敢合眼。 　　敌人近在咫尺，宜昌却无伤员。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哪里来的伤员? 　　空袭的骚扰他们还能忍受，无所事事的烦恼却痛苦地折磨着他们。在武汉，不管怎样还有工作可做，可在这里的二十六天中，他们每天都是在等伤员。直到最后离开宜昌，伤员也没等来。当中国的其它地方成千上万的伤员缺少治疗的时候，他们五个医生却是在消磨时间，这怎么能不使人烦恼呢? 　　终于，连年长的有耐心的队长爱德也忍耐不住了。一天，他把大家召集到一起说：“我们现在就提出到延安的请求吧。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也算工作了一段时间了，周恩来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处境，也会同意的。” 　　没人表示反对。他们向国民党正式提出了这个要求。 　　他们耐心地等了八天。当医疗队从宜昌撤到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之后，巴苏在他的日记里记下了国民党当局对他们这一要求的初步反应：“我们在这个乏味的城市和庸俗的官员中的地位已经有些微妙了。” 　　事实确是如此。到重庆的那天，例行的欢迎过后，官员们便再也不露面。出于礼仪，第二天卫生总署的一位官员来做过例行的拜访，才说了几句客套话便打躬告辞了。对他们到延安去的要求没人理睬，对他们的工作没人安排，甚至连生活也没人过问。国宾馆住不进去了，名目繁多的宴会不再举行了。他们五个人仿佛成了凶神恶煞，国民党官员们见了他们都躲得远远的。 　　一天、又一天，就这样一连坐了十七天的冷板凳。这是一种不动声色的警告：必须放弃去延安的要求。 　　柯棣现在的心情，就象这云雾蒙蒙的重庆一样阴沉。他性情也变得急躁了，不止一次地催问爱德队长：“我们为什么不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难道我们丧失自由了吗?我们为什么不请八路军办事处帮忙?” 　　老于世故的爱德队长深知抗议是无用的，因为对方并没有拒绝你呀；找八路军办事处嘛，也不妥当，在参加新华社遇难同志追悼会上，他听说国民党给“八办”出了不少难题，我们怎么好再给他们增加困难呢?因此，当柯棣一次次催问他时，他总是安慰他：“耐心，再耐心一点吧!” 　　耐心是有限度的，当终于悟出国民党人回避拖延是让他们的要求自消自灭的时候，爱德队长的耐心也到头了。他决定率领医疗队的全体队员到卫生总署去，再次正式提出到延安的要求。 　　出面接待他们的卫生署长是个打“太极拳”的老手。见这五人动了肝火，他脸上堆满了笑容，对医疗队的要求满口答应，并当场安排他们的延安之行。医疗队请他立刻将这事通知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时，这位署长立即指示一个秘书去办理这件事。不大一会儿，那秘书回来了，说是找不到办事处的负责人。医疗队又要他同新华日报负责人联系，那秘书转了一圈，回来又是那三个字——“找不到。”如此两番，柯棣他们几个立刻想到了，这老滑头和秘书在一唱一和地搪塞他们!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难道一个人都没有?有耐心的爱德队长勃然大怒，他站起来严肃地告诉这位署长，明天他的这个秘书必须和医疗队一起到八路军办事处去，亲自说明卫生总署已经批准他们的行动。 　　第二天，在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同志会见了医疗队的全体成员，表示热烈欢迎他们到延安去。董必武同志说周恩来同志和他已经了解他们目前的处境，鉴于印度援华医疗队已经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了一段时间，他们完全有理由到八路军去工作。办事处要把这个情况向毛主席发电报告，并保证对他们去延安一事，给以最充分的合作，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向办事处提出。最后，董必武同志提醒他们一定要让卫生署长给办理一张军事安全通行证。 　　医疗队的主动行动打破了国民党老爷们的回避政策，他们也不能不有所动作了。就在这天的当晚，一份请柬送来了，国民党集团的核心人物，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请他们共进“早餐”。 　　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中，戴季陶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反动政客，特别是他还有一张佛学家的画皮。今天他要亲自开导开导这几个来自佛教之国的印度人。 　　早餐不过是个名义，真正的节目是早餐后的谈话。“三界变幻不定，犹如浮云，众生众死，犹如演戏。人世飘忽，如山洪落地，如雷火经天。”戴季陶仰卧在沙发上，一面品茗新沏的龙井，一边用古怪的调子背了一段不知是“神通游戏经”还是“佛所行赞”上的几句话。见五个人都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不由得神思大振，一挺身坐了起来，接着这几句开场白开始了他的劝导。印度援华医疗队的五个人出于礼仪耐心地听着。慢慢地，他们明白了这位院长大人谈佛的用心：医疗队留在重庆才是佛家的真谛。共产党不知伦理，不要纲常，正人君子应洁身自好，决不可以与之共事。 　　戴季陶算是看错了对象。如果只是谈谈佛，他们是会耐心听下去的，但是要说佛也不同意他们去延安，他们就不会同意了。爱德队长率先发难，其他队员时加讽诮，这位佛学家终于不能象佛那样苦口婆心了。当讨论到社会制度时，爱德队长明确地表示：“我和我的同事们认为，社会主义终归要战胜资本主义。”这时候，神态庸雅的戴季陶勃然立起，气冲冲地冲到爱德面前，大声地喊起来： 　　“这简直是无知，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救国理论。对中国来说，那自然是三民主义，而决不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 　　柯棣打断了他的大喊大叫，接过话头顶了他一下： 　　“请问戴先生，阁下是指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呢?还是你们自己的?” 　　“什么?”戴季陶眼睛瞪大了，他没想到这个印度青年敢当面讽刺他，他狠狠地瞪了柯棣一眼，悻悻地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诸君自己冷静地想想吧!” 　　接见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如果说国民党人最初的“回避”只是使医疗队看到这些党棍们的卑劣，那么戴季陶的“规劝”则坚定了医疗队去延安的决心。就在同戴季陶会见的这天下午，为了表达援华的决心，他们一致决定在自己的姓氏后面各加一个“华”字。现在，我们应当这样称呼他们：爱德华、卓克华、柯棣华、巴苏华、木克华。若干年后，这五位印度朋友中，有两个牺牲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柯棣华是一个；爱德华是另一个，一九五七年他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时，不幸病故于北京，这个正直的老人在他不多的遗言中嘱咐说：要将他的一半骨灰撒在黄河的潼关渡口——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潼关是他从延安去前线所经过的地方。而另一半撒到他的祖国印度。另外三位朋友以后成了中印人民友好往来的使者。 　　决心是很大的，行动是果断的，可是国民党老爷们就是不批准，他不批准你就拿不到通行证，拿不到通行证则到不了延安就可能被扣押，甚至危及生命。怎么办呢?再去找那位卫生署长吗?署长“因公外出”了，找谁呢?他们找过红十字会，找过交通部长，甚至还找过国民政府的主席林森和第二天就投降了日寇的外交部长汪精卫。可是有什么用呢?所有的部门都是一个答复——管不着；所有的官员都是一副面孔——冷冰冰。 　　国民党当局决意要将这五个人留在国统区，这倒不是因为看中了这个医疗队的力量。他们担心的是所谓国际影响。倘若国际援华的人都象他们一样弃国府而就中共，岂不使国际舆论哗然?那他们的党国还有什么光彩?唯此，虽然戴季陶碰了壁，国府当局却没有死心。 　　政府官员们又对医疗队重新热呼起来，豪华的宴会代替了冷板凳；侃侃地谈话代替了生硬的训斥。队长爱德华因心情不好引起的神经性湿疹得到了“特别”的关怀——政府专门派飞机送他到香港去治疗。怕医疗队“寂寞”，一位颇有学者风度的政府官员和他的年轻漂亮的太太搬来作陪，同时还搬来一位真正的学者——上海某大学的校长。这俩位文质彬彬的特别使者，一住进来就抓紧一切机会劝他们放弃去延安的打算。他们不仅搬出了佛的旨意，乃至在佛的灵光之上请出了上帝来：“上帝是不会饶恕邪恶的共产党的，让上帝惩罚他们吧，阿门!” 　　这两位使者陪同医疗队剩下的四个人到处游览，每一处都暗中集合一伙男女信徒，吹捧他们不被邪恶所诱的高尚行为。然而，国民党终究是国民党，游风景也罢，逛闹市也罢，一直没有忘记丑化共产党人。有好几次，柯棣华忍不住要同他们争辩，但都被巴苏华制止了：“不能搞僵，不要使问题复杂化。” 　　医疗队的沉默，在这两位使者的眼里变成了屈服。现在国民党政府的首脑就要出场完成这出“印度援华医疗队拒绝赴延”的喜剧了。 　　时间：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地点：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办公室。 　　人物：卓克华、巴苏华、柯棣华、木克华。陪同医疗队的某教授；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 　　开场时，孔祥熙坐在一个角落里，四个队员坐在他的对面。深绛色的窗帘拉开之后，强烈的阳光正好直射他们四个人的眼睛。因此，除了看到孔祥熙那两块从腮上搭拉下来的皮肉外，什么也看不到了，只能听到他的声音： 　　“听他们报告说，你们这几位大夫都想去延安?” 　　四个队员没有反应，提出这个问题都一个月了，何必再问呢? 　　黑暗角落里的身影动了一下，继续拖着长长的尾音说：“为什么想到那里去呢?那里除了荒山野岭什么也没有，你们到那里去有什么意思呢?重庆虽然雾大点，可是山川秀丽，风景宜人，地势险要，物产丰富，无论从军事上还是从政治上、经济上看都要比延安好得多，否则政府就不会将重庆作为陪都啦。诸位以为如何?” 　　副队长卓克华欠了欠身子，谦恭地回答说：“对于你们国家的每一座城市，我们都认为是美丽的……” 　　“不!不!”孔祥熙打断了卓克华的话：“我这个人一向喜欢同朋友进行坦率的交淡。坦白地说，我就不大喜欢你们印度的一些城市，四季不分，不是炎热，就是阴天下雨。对中国的城市，喜欢哪个，不喜欢哪个，你们可以随便讲。温塘峡口去过没有?在涤尘池里洗了洗吧?噢，去过啦，也洗过啦；好嘛，人生一世，草木一春，要多看一看，多玩一玩。” 　　凡逢大人物接见，柯棣华一般是不插什么话的。但在他听完孔祥熙拐弯抹角地拒绝他们赴延安后，他直言不讳地说：“根据印度政府和人民的意愿，我们是想到前线做医疗工作。我们知道北方的军队和人民正在深受痛苦，他们迫切需要大夫和药品。因此，我们希望政府能尽快地批准我们的计划。” 　　孔祥熙又动了一下身子，故意王顾左右而言他：“噢，你们想到军队里去工作?好哇，我们可以安排。重庆附近就有驻军，你们可以到那个地方去……”。 　　副队长卓克华赶忙打断孔祥熙的话：“院长先生，我们的本意是……” 　　“这我知道，到延安去，是吧?到延安去也未尝不可，现在是国共合作，八路军、新四军是隶属于政府之下嘛。不过，为什么非到延安去呢?那个地方，除了山，就是雪，不但天气寒冷，还没有吃的。为诸位设身处地想一想，我担心你们这些从温暖地带来的人忍受不了哇。” 　　“谢谢院长先生的关照。”一直未开口的巴苏华平静地、一字一句地接上去说：“正因为那里苦，那里的军队才更需要大夫和药品，我们才更感到放心不下，有必要到那里去。” 　　“如果诸位坚持去看看，本政府也不勉强。我本人的专机可以提供给诸位使用。你们可以在那里住一个星期，然后再回到这里工作，如何?” 　　“不!”柯棣华双目炯炯地盯着黑影中的孔祥熙，礼貌地反驳说：“印度人民愿意我们到中国人民灾难最深重的地方去工作……” 　　“年青人，”孔祥熙虽然还是慢条斯理，但声调明显地提高了：“战争不是游戏，日本飞机天天都在轰炸延安，你们的安全有谁保障?如果你们一旦发生了不幸，我们怎样向贵国人民交待?” 　　柯棣华微微一笑，庄重地说：“印度人民派我们来是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既是战争就难免有生有死。这一点，我国人民是会理解的。” 　　巴苏华赞许地看了柯棣华一眼，然后将目光直射在孔祥熙那轮廓不清的脸上，静静地等他回答。孔祥熙默默无言，只是一个劲地在狂吸纸烟。好大一会，他狠狠地将烟蒂一摔，拂袖而起，将那位陪同兼翻译的教授狠狠地训斥了几句，看都不看柯棣华他们一眼，怒气冲冲地走了。 　　堂堂的行政院长、政府首脑，竟忘记了起码的外交礼仪。一场喜剧就这样散场了。 　　避不开，劝不转，诱不成，党棍们也失去了耐心。他们使出了最后的一着：卫生总署正式通知医疗队，如果坚持到延安去，那他们的一切活动经费都必须由印度方面支付，甚至援华医疗队带来的救护车也不再供应汽油。 　　没有汽油，六十三箱药品和医疗器械以及救护车便无法带往延安。为了一点必须的汽油，医疗队又和国民党当局整整交涉了十八天，但没有结果。一月二十九日，爱德华队长从香港回来，他去有关部门再次交涉，得到的回答更干脆：“不给!一滴也不给!”这可把老队长惹火了，他决计利用一下国际舆论来治一治这些家伙。他当即拟定了一份打给印度援华委员会的电报稿，要求他们迅速直接送汽油来。大家心里有数：邮局里的检查官决不会让这封电报发出去的，他们怕在国际上丢脸。在去邮局的路上，老队长特地率领全体队员绕道外国使团居住区，一边走一边宣传。这一招真灵验，第二天天刚亮，全国卫生总署就送来了公函：“立即供应所需汽油。”同时还给他们开了军事安全通行证。 　　他们成功了。“避”、“劝”、“诱”、“压”四部曲终于唱完了，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彻底破产了。可是在长达千里的路上，党棍们会不会玩弄新的花样呢?为了医疗队的安全，八路军办事处请来了在中国工作多年、恰好要到榆林去视察“中国工业合作化组织”的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同志，请他护送医疗队到延安去。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印度援华医疗队终于踏上了奔赴延安的道路。车开了，望着阴雾弥漫的重庆，五个人放声朗诵起太戈尔的诗句： 　　“一声欢呼拉断了奴隶脚下的铁锁、绳缰， 　　腰间的宝剑，也仿佛在欢乐里跳荡。” 　　六 　　谁也没有想到，和大家一起吟诵太戈尔诗句的柯棣华，内心里忍受着多大的悲恸。他有意避开了其他四个人…… 　　就在医疗队离开重庆的头天晚上，一封来自印度的家信报告了一个噩耗：他的父亲——桑塔拉姆·柯棣去世了。信中说：母亲在这打击之下难以自持，全家人希望他回去一趟，安慰母亲和料理父亲的后事。 　　他的父亲是因为负债过多又无力偿还而离开人世的。这个在英国纱厂干了几十年的职员，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二十年前曾借债买了一所房子，一半自己住，另一半出租。他原指望用这种办法挽救每况愈下的家境，岂知买来的房子不但没有使情况好转，反而增加了新的负担。当孩子们一个个从大学、中专毕业以后，丛集的债务已经快要将他压垮了。 　　柯棣华大学毕业以后，父亲脸上曾经短暂地闪现过笑容，大儿子工作了，两个女儿工作了，再加上二儿子的薪水，他积欠的债务也许可以清理了。就在老人指望儿子帮助自己偿清债务的时候，儿子却提出了要到中国去的要求。当援助中国的使命和偿还债务的重担同时摆在父亲的面前的时候，父亲没有犹豫，他支持了儿子，他还亲自到孟买去说服援华委员会，让他的儿子到中国去。当父亲作出了这个决择时，可以想象他准备付出多么大的牺牲。儿子走了，父亲就象得了一场大病，明显地衰老了。债主的催逼一天天地加紧，父亲绝望了。刚强自尊的父亲失去了最后的一点自持的力量，这个属于印度历史上勇于为自己的独立生存而斗争的马拉塔族的老人，无可奈何地死去了。 　　握着被泪水打湿了的家信，柯棣华无法抑制自己悲伤的感情。他爱他的父亲，这不仅仅因为是父亲对他有养育的恩情，更重要的是，二十八年里父亲曾经教他做一个热爱民族、热爱人民的正直的人。 　　对父亲的一切怀念都离不开绍拉普尔。父亲从他年青的时候来到这里之后再也没有离开，绍拉普尔的命运是和父亲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的。 　　绍拉普尔座落在中央铁路——最初叫印度半岛大铁路——东南部。离孟买将近二百八十英里。绍拉普尔的古城堡被一条深深的壕沟环绕着，沟里淌着清清的流水。村子中有一座大庙，柯棣不喜欢那庙宇的阴森，可他喜欢大庙周围种的花和花木丛中那些小生物群。吱呀作响的牛车和双轮马车，也曾经使他入迷。他常常不顾母亲的阻拦，跑到满是尘土的街上欣赏它们。那时还没有电，到了晚上，只有稀稀拉拉的几盏煤油灯发出昏暗的灯光，照着村子中心那条行人很少的大路。房子是古老的，街道是古老的，连交换方式也是袭用了上千年的：每逢礼拜二是赶集的日子，农民们赶着满载着农产品和牲口饲料的牛车从周围几英里赶来。集市上，奶牛和水牛、山羊和绵羊、公马和骒马的叫唤声与讨价还价的吵嚷交织在一起，使这农村集市热闹非凡。正是在集市上，父亲教他认识了什么是马、什么是牛、什么是羊…… 　　这古老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经不起资本主义的冲击。在柯棣认识家乡的时候，他的家乡在急剧的变化着。起先，绍拉普尔只有一家名字挺绕嘴的纺织厂，父亲就在那里作事；大妹妹出生后，镇上又有了一座名字还是很绕嘴的纺织厂，父亲又到那个工厂里去作事。工厂越来越多，很快就把村子和村子周围的土地占领了。柯棣那时候还不可能知道，当英帝国主义侵占了超过领土一百五十倍的殖民地而一跃成为资本主义霸主的时候，作为经济支柱的纺织业，也由火与剑作前导迅速地向全世界扩张。从伦敦匆忙赶来的资本家看中了绍拉普尔，这里离印度最大港口孟买不远，地价、劳动力比盂买更便宜，这里将成为他们的发祥地。柯棣不知道这些，他只知道越来越多的工厂夺去了他心爱的大花园和小生物群，大人们也为这些工厂的增加而愈加忿忿不平。 　　当柯棣对侵略这个字眼能够理解的时候，印度人民在全国掀起了反殖高潮。这时候，绍拉普尔已经快要变成一个工业城市了。中学生柯棣常常随着父亲参加镇上的各种会议，会议多是一个内容，要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要从经济上打垮英国的侵略，提倡本国纺纱，抵制外国布料。有一次，在离镇子很远的地方举行一个焚烧英国布料的篝火会，那天爸爸一下班，饭都没顾上吃，便带上他们向举行篝火会的地方赶去。柯棣第一次看到人们不分种姓、不分宗教聚集在一起，乘着黑暗的夜色，他们抱来一捆又一捆英国布料，用树枝支起来，再泼上煤油。一位老人庄严地从一个青年手里接过火炬伸向布堆，轰的一声，布堆点着了。围着火堆的人立刻高兴得又跳又唱。就在这时，父亲拥抱了他，用兴奋地断断续续地声音说：“孩子，记着这一天吧，火光亮了，印度觉醒了……”借着火光的照耀，柯棣发现父亲的眼闪动着晶莹的泪花。 　　这年夏天，爸爸送他兄弟俩到姥姥家去读书。姥姥家居住在汶各拉尔。这个城市座落在西部海岸上，离孟买有二百英里。这时，提倡本国纺纱，抵制英国布料的运动已经波及到这个边远城市。姥姥家就有一台自制纺车，一见到纺车，爸爸多高兴啊!他忘记了旅途的疲劳，让柯棣和哥哥学着操作。他们很快就学会了。爸爸临回绍拉普尔的那天，特意叫他俩坐在纺车前，语重心长地嘱咐他们：要干下去。兄弟俩记着父亲的嘱咐，一有空闲，就到纺车上干上二、三个小时。 　　已经点着了的火越烧越旺了，柯棣和父辈们一起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干下去，不懈地干下去!三十年代初，当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波及到印度半岛的时候，印度人民的反抗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越发高涨了。 　　一九三○年五月，绍拉普尔工人志愿队越出国大党非暴力运动的轨道，放火烧毁了一处军火库、六个警察局和大部分英国人的机关和酒铺。起义者向英国侵略者开了枪，并宣布成立自己的政权机关，拒绝执行殖民当局的一切法令。父亲——这个富有斗争精神的马拉塔人立即将家乡这重大变化写信告诉了柯棣。柯棣多想和家乡的人民一起战斗呀，可是他无法回到绍拉普尔去，因为绍拉普尔火车站还控制在殖民当局手里。又过了几天，父亲沮丧地告诉他：由于孤立无援，起义失败了，领导人被交付军事法庭判处以绞刑……。 　　历时一周的工人起义在激烈的巷战之后失败了。但是，这斗争的火焰是谁也无法扑灭的。斗争在向全国发展，在大城市里，罢工、罢课运动又广泛地开展起来。一九三二年八月，柯棣所在的大学里，一位热心于民族独立运动的教务长被捕了，新调来的教务长是一个忠实于英帝国主义的奴才。这象一根导火索，尚未熄灭的斗争之火又燃了起来。一个营救委员会迅速成立了，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柯棣担任了这个委员会的宣传部长。学校罢课了，全体同学从课堂里跑到操场上，此起彼落的口号声刹时间响了起来： 　　“反对镇压民族独立运动!” 　　“新来的教务长滚回去!” 　　站在主席台上的宣传部长柯棣，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望着激愤的同学，等口号声稍一落下，他伸开双手向同学们摆了摆，会场立刻安静了。对着几百双仰望的眼睛，他不慌不忙、有节奏地讲起来： 　　“同学们，在绍拉普尔，我们同胞的血迹还未揩干，殖民当局又将魔爪伸向我们。他们抓去了我们信赖的教务长，他们派来的教务长是一个出卖了灵魂的家伙，我们强烈要求魔鬼般的教务长滚回去!” 　　“魔鬼般的教务长滚回去!” 　　“滚回去!” 　　………… 　　同绍拉普尔的起义一样，罢课很快被镇压了。学年结束时，“魔鬼般的教务长”把柯棣叫了去，让他为那几句话道歉和保证考试以后转到其他的学院。 　　“道歉?”柯棣眨眨眼睛，轻蔑地向这个“魔鬼”瞥了一眼，傲然地在退学通知书上签了字，转身走了。 　　等到他要进自己家门的时候，他才感到害怕了。父亲和全家人为了他读书吃尽辛苦，现在竟被开除了，爸爸会不会骂他? 　　听完柯棣讲述一遍发生的事情，严厉的爸爸非但没有责备儿子，那刚毅的脸上反而露出了笑意。爸爸鼓励他说：“这不算什么，他们不让我们在那里上学，我们再到别的学校去。” 　　爸爸再次来到孟买，亲自送他进了格兰特医学院。柯棣多么感激爸爸的支持呵! 　　对儿子的事业，爸爸从来都给以坚定的支持。在他即将离开绍拉普尔来中国的头一天，父子俩整整谈了一个夜晚。柯棣提起了欠债的事，父亲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一个银杯——那是母亲刚刚送给儿子的纪念品，惨然地一笑说：“即使你留下来，那债务也是偿还不清了，我希望这不要成为你的负担，使你到中国之后而不得安心。好好干吧，在中国不要三心二意，他们是我们苦难的兄弟，我期望你成功!” 　　多好的父亲!父亲说出了全体印度人民的希望啊! 　　爱和恨交织在一起产生的巨大力量帮助柯棣华从悲愤的重压下撑起了身子。他擦干眼泪，重新回到同伴们中间。这天晚上他和巴苏华一夜没有合眼，为医疗队明天出发收拾和检查准备带走的药品。他一声不响，他将这全部的爱和恨都溶到这紧张的工作里。 　　当同伴们知道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之后，大家劝他回印度一趟，他拒绝了：“父亲是如此尊重我所从事的事业，甚至为之作出了最后的牺牲。我除了为这个事业献身之外，没有其他的道路可走。” 　　当天晚上，他给在印度的兄妹们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他表示：“忍受这个噩耗在我并不困难。”当中国人民正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者蹂躏的时候，他不能置身于苦难之外。他向兄妹们解释说：“这个城市昨天遭到第一次轰炸。死亡五十余人。我目睹男人、女人以及无辜婴儿的尸体从瓦砾堆中被拉出来。他们有何过错竟要遭到惨死呢?为了刚剪过毛的羊羔而使寒风变暖了的他(指上帝)在那儿呀?为保护那个把自己唯一的毡毯送给需要者，而自己受冻而死的光辉的人，他做了些什么呀?”上帝解救不了人类的苦难，人民只能自己拯救自己，而他正是这人民中的一员。因此，他再一次表示：“在我未能履行我向国大党提出的至少要在中国工作一年的诺言之前，我不能回国。”他嘱咐兄妹们：“请你们尽力安慰受打击最惨的妈妈。” 　　信发出之后，他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在从重庆起程去延安的那天，巴苏华说他看到柯棣华的脸上出现了喜悦的神色。 　　若干年后，当一位朋友谈到这件事的时候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柯棣华对于我们的种种病端没有提出，也没有宣称要提出一个救治药方。但在他那里有把钥匙，这把钥匙打开了一条大道的门。这条大道充满艰难险阻，然而遵循它坚决走下去，就必然会引导我们走向美好的前景。” 　　在一九三九年开始的日子里，柯棣华看到这个美好的前景了吗?是看到了，也许看得不那么清晰。但是，他毕竟走上了通往这个美好前景的大道，而且是毫不踌躇地走去了。 　　 柯棣华大夫/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柯棣华大夫》编写组编，盛贤功执笔.—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