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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艰苦的岁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柯棣华大夫》编写组，盛贤功

一 　　一九四一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战争进入了最严重、最残酷的时刻。 　　新年刚刚过去，在“别了，三年抗战的皖南啊”的悲壮歌声中，叶挺军长率领着九千余名新四军指战员从军部所在地泾县云岭出发了。为了顾全大局避免抗日统一战线的破裂，他们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开赴苏南地区，集兵于长江以北。三天后，当他们来到丛山环绕、断崖绝壁的茂林时，这支同日本帝国主义浴血奋战三年之久的英雄部队，突然被七万余国民党军队包围了。整整七昼夜的激战啊，除了千余人突出重围外，我们的叶挺军长身负重伤之后被俘了，我们其余的指战员大部壮烈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 　　这正是日寇所希望的。在国民党反动派向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的同时，日寇实践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诺言，回师北上，以在华兵力百分之六十四集结于华北，对我华北解放区和沦陷区进行了史无前例地烧杀掠夺。八月，敌酋冈村宁次亲自率领十万兵力，以多路进攻、纵深配置的“铁壁合围”战术，对我晋察冀边区所属北岳地区发动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扫荡”。短短的两个月里，烧房十五万余间，抢粮五千八百万余斤，劫牲畜一万余头，杀群众四千五百余人。我们的一万七千余名同胞被抓到东北作劳工，我们有六百多名共产党员和干部被捕与牺牲。 　　疯狂的敌人连已经去世了的白求恩也没有放过。十月十五日，血腥“扫荡”的最后的日子，一队日本侵略军来到了白求恩长眠的唐县军城南关，他们罪恶地捣碎了白求恩墓前那块刻有中共中央悼文的石碑和外表装饰的象是地球一样的陵墓。这还没有使他们的野心得到满足。这伙野兽又将这里当成靶场，以白求恩墓不远的烈士塔为目标整整射击了半天，然后又用炸药将这里炸成一片废墟。这个风景秀丽的、白求恩和二万五千名中国同志安息的陵园被摧毁了。剩下的只有一尊用汉白玉制成的白求恩雕像，那是在敌人到来之前，几个农民冒着生命危险悄悄地收藏下来的。 　　空前的残酷在考验着我们的边区军民，也在考验着我们的柯棣华同志。在火与血的面前，他该怎样回答?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的一天，巴苏华在日记上这样写道： 　　“……我又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向他汇报了我俩的决定。我和柯棣华互通了几次电报，他同意留在晋察冀的白求恩卫生学校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并赞成我留在延安的卫生部搞外科门诊工作。国民党刚刚一手制造的背信弃义的新四军事件使整个民族满怀悲愤，艰苦的日子还在前面，柯棣华和我决定与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一起勇敢地面对这种局势。” 　　一九四二年一月，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在葛公邻村张各庄召开了“军民誓约大会”。柯棣华在会上用中文发表长篇讲话，他宣誓： 　　“正当我们的抗日战争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国际国内发生了这许多变化。我们边区是缩小了，我们军队是减少了，我们的斗争越发艰难了。但是，这能吓倒我们吗?不，不能，绝对不能!不管敌人的‘扫荡’还是‘蚕食’，搞‘三光’政策还是可笑的‘自首’方针，这都动摇不了我们的决心。我发誓和你们并肩战斗，直到打败法西斯主义!” 　　接着，他满怀义愤同集会的五千军民一起，唱起他最喜爱的那支歌： 　　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在这天晚上，他请一位同志帮他把这支歌译成英文，抄在笔记本上。 　　夜。弯月当空，寒星万点。朦胧的月光笼罩着连绵起伏的山峦。在茂密的林中，一支行军队伍隐约可见。队伍中，一个青年人精神抖擞，迈着急促的步子向前走着。他就是我们的柯棣华。他现在仍然是和平医院院长并兼任学校的外科教员。由于敌人频繁“扫荡”，他和同志们不得不一次次忍痛放弃亲手建立的医院和学校，打起背包和敌人周旋于丛山密林间。医院的伤员都在“扫荡”前隐蔽了。领导让他随学校的同志一起转移。校长江一真同志在与敌人打游击方面较有经验，军区又常配属部队给他们以掩护。所以不光柯棣华，就连华北联大的老教员和边区行政委员会的参议员们也常常和学校一起行动。 　　这正是学校军医一、二、三期学员毕业前夕，是教学最紧张的时候。连续不断地“扫荡”与反“扫荡”，一天天的行军、打仗，教学怎么进行下去呢? 　　历尽艰苦环境考验的师生们，他们不仅能创造保存自己的机会，他们还能创造出使自己发展壮大的条件。“武装讲课”就是他们的一大发明。他们提出了响亮的口号：“一边战斗，一边学习。” 　　看吧，行军途中，学员们在一边走一边讨论学过的功课。路旁的石头上不时出现复习题，那是负责打前站的同志写下的，指定路过的同志解答，其他的同志自然也要想一想，遇到不记得的或不理解的问题，就自动和前后的同学商量；有的学员则干脆把那些必须死记硬背的内容写个纸条贴在前面学员的背包上，这样一路走一路背，行军到达目的地时内容就记个差不多了。倘若到了宿营地或行军大休息，就比较好办了。如果有一两个小时，那就派一两个学员到山头上配合民兵放哨，其余的学员集中到一个不易被敌机侦察到的树林和山沟里学上一课。放哨的学员如果发现了敌人的动静，只要将伪装在山头的消息树放倒或者挥动手巾，上课的人便打起背包立即转移。要是情况允许，在一个宿营地住上半天，他们还可以进行教学试验。如果碰巧能买到两条狗，那就用剪刀、刮脸刀片当手术器械来一次外科实习。 　　这种教学形式是很艰苦的。尤其是教员们，即使用“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去歌颂他们的辛勤劳动也不过份。为了搞好这种被学员们称誉为“武装讲课”的教学，教员们必须利用已经挤得不能再挤的一点行军、打仗的间隙备课。而比较起来，院长兼外科教员的柯棣华则要吃更多的辛苦。 　　这主要是因为语言问题。在平时，他用汉语讲课还是可以的，但是书写这一项他还没有过关。他除了画图，一般不使用那块黑板。他编的讲义也是先用英文写好，然后自己或是请别的教员帮助译成汉语。在反“扫荡”的武装讲课中，这办法不行了，紧张的战斗生活，他的讲义既没有时间译，也没有时间印，全靠他在课堂上讲和学生们记笔记。笔划繁多的方块字给柯棣华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有一次，他在黑板上写“一般战场急救”，结果，“般”写成“股”，“救”写成“球”，成了“一股战场急球”，惹的同学们都嘻嘻地笑了。一下课就有学员开玩笑：“柯院长，球类属于普通外科呢?还是属于颅脑外科?”从学员的角度看，这种玩笑是善意的，甚至包含了对柯棣华的感激之意。但是，柯棣华却很难过，不突破汉语书写这一关，怎么能适应这种反“扫荡”中的流动教学呢? 　　在艰苦的反“扫荡”战斗中，他另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向汉字板书进攻。 　　新的战斗打响了，他象冲锋一样攻上去。明天要讲的课，今天夜里就提前占领那些由方块字构筑的大大小小的堡垒。这里虽没有刀光剑影、枪林弹雨，但就艰苦而言，这场文字战一点不比真的战斗逊色。柯棣华甚至还在这场战斗中受过一次伤。 　　一次夜间长途行军到达新的宿营地后，据侦察员讲，“扫荡”的敌人一天内还到不了这里，于是安排当天下午在这里讲课。行军到达宿营地之后，已经是早晨七点多钟，吃了点东西，同志们都各自打开背包睡觉了。柯棣华赶快找个清静的地方准备教案。他原想午饭后还可以睡一小觉解除全身的疲劳，谁知道中午饭还没开，侦察员又报告说敌人正向这边搜索。于是，同志们立即向山里转移。走着走着，柯棣华实在瞌睡得厉害，心里一阵迷乱，失足向一条山涧滑去，幸亏警卫员眼急手快拉住了他，才只把膝部、腕部摔破了。要不…… 　　这并不是最危险的时候，最危险的还是和敌人遭遇。一次，他们刚刚住进一个村子，一股敌人突然将他们包围了。当时他们只有一个警卫排在身边，打是不行的，必须迅速突出去。警卫排的战士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开了一个缺口，女生和老弱病残立即冲出包围，向三分区司令部那里靠拢过去。当江一真同志要柯棣华赶快随这些人一起行动时，他同江一真同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你这样安排是不对的，我是院长，应当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和你一起指挥警卫部队!”他们的争论还没有结束，敌人就将他们刚才冲开的那个突破口又封锁住了。敌人包围圈越来越小，他们的处境变得十分危急。幸好三分区的一个团这时赶来增援，才将他们接应出去。可是，敌人穷追不舍，当这支队伍跑到一个叫大台的山村时，敌人的飞机追了上来，一阵轰炸，又牺牲了许多人。于是，柯棣华只好和同志们一起，背着伤员向山下转移。 　　在山下、在掩埋烈士们的地方，他们抓紧转移前的几个小时又开课了。这天，柯棣华给大家讲的是以往教科书上所没有的内容：战场抢救中几种代用器材的使用。 　　一个多月里，这支教学队伍先后在唐县、曲阳、广灵、阜平四县进进出出，翻过来折回去地和敌人周旋。那生活是艰难的：不是路上的敌人追击，就是空中强盗轰炸。大家饥一顿、饱一顿，有时一天只吃一餐饭。日行军、夜行军，难得在一地住几天。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如期完成了主要教学课程。一九四一年二月，在转移途中的连庄村，经过紧张、严肃地考试，军医一、二、三期学员毕业了。 　　在战斗中学习，在战斗中毕业，即将分别的师生们，心情是非常不平静的。学员们深切知道，教员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向他们传授科学知识啊!毕业前，他们依依不舍地将自己珍爱的纪念品送给教员。他们还争着请教员们题词。当有个学员请柯棣华题词时，他想了想，工整地写了四个字： 　　“抗战必胜”。 　　“这是我对中国人民的祝愿，也是我不可更改的信念。”他握着那个同志的手，郑重而坚定地说。 　　二 　　太阳刚刚西斜，从阜平城里驰出的两匹骏马，风驰电掣般地向东奔去，路上留下了一溜烟土。马背上的人好象对这速度还不满意，不时地加鞭磕蹬。马跑得更快了。踏踏踏踏的马蹄声，在山谷里响起了一片和谐优美的回声。 　　马上的这两个人，就是柯棣华和他的警卫员——一个满脸稚气的小八路。柯棣华从葛公赶来军区参加一个紧急会议，会议没结束，敌人的秋季“扫荡”就开始了，他又匆忙地返回医院去。 　　几十里地转眼过去了。蹚过鹞子河，翻过四棱山，再上小尖梁，青墟山已是遥遥在望了。绕过青墟山就是葛公村，离医院没多少路程了。他猛地一鞭，那马跑得更快了，箭一般向前冲去。 　　又冲了几里，警卫员突然喊起来：“院长，站住!” 　　柯棣华猛地一勒缰绳，那马咴咴地长嘶两声，前蹄一扬站住了。 　　警卫员朝前一指，说：“你看。” 　　在警卫员喊他的同时，柯棣华也发现了：在正前方山脚下冒起一股股浓烟，秋风夹着阵阵焦糊味和隐约的哭喊声向他们卷来。敌人已经动手了。 　　望着燃烧的村落，他俩心里充满愤怒和焦虑。不过，在青墟山西南脚下的娘子神村那边还算平静。娘子神是去葛公的必由之路，不能再犹豫了，敌人很快就会赶到那边，必须马上穿过去。俩人相视一望，打马朝娘子神方向奔去了。 　　蹚过娘子神西边的那条无名小河，再走几里就是娘子神村了。村子里很安静，只有偶尔响起几声狗叫鸡啼。两个人在村外观察了一会儿，便警惕地朝着村中那条大街走去。在村里，他们没有碰到一个老乡。很明显，情况紧急，这个村子的老乡全部转移了。 　　“快走!”两个人几乎同时说出这句话，又立即翻身上马。 　　正要挥鞭，柯棣华象是发现了什么情况，又下来了。他站在一家墙边，聚精会神地听着。 　　警卫员也只好下来，莫名其妙地问：“怎么了?” 　　“你听，有人在呻吟。”柯棣华招呼警卫员：“过来，你也来听听。” 　　警卫员站在院墙边仔细地听了听，果然有呻吟声，象是一个妇女在喊痛。见柯棣华还聚精会神地站在那里，他有些为难地说：“在这种情况下，谁还留在这里呀!” 　　柯棣华把马缰交给他，吩咐说：“你把马拴到树上，咱们进去看看。” 　　警卫员不满意了：“看什么呀?说不定什么时候敌人就来了。” 　　“不要多说，抓紧时间。”柯棣华的声调里充满严厉。 　　警卫员第一次听到柯棣华这样的命令。尽管不高兴，还是照院长的吩咐去办了。 　　拴好马，两个人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走进一家人家的院子。现在，呻吟声更清晰了，是从北屋传来的。那是断续地喊痛声：“嗳哟，嗳哟……” 　　柯棣华一个箭步冲进去，见一位孕妇大嫂正在炕上痛苦地翻滚着，一边翻滚，一边呼喊。她脸色苍白，豆大的汗珠把枕头润湿了一大片。 　　“大嫂!”柯棣华低声地叫着：“大嫂，你怎么啦?” 　　突然的呼唤，使那位大嫂吃了一惊，她结结巴巴地问：“你，你是谁?” 　　“这是咱们国际和平医院的柯院长。”警卫员赶上一步介绍说。 　　“我是柯棣华，你要生了吗?” 　　“柯院长!”大嫂惊喜地喊了一声，接着泪水便落下来了。娘子神离葛公不过三十里地上下，大嫂对柯棣华是知道的，她没有再问什么就介绍起自己的情况。原来，今天上午全村向山里转移的时候，乡亲们曾劝她进山去，她怕拖累大家没答应。再说产期就要来临，上山没准头，在村里也许能侥幸过去。没想到这会儿要临产了。 　　“你男人呢?”警卫员问。 　　“他一看我要生了，急得没办法，又上山找人去了。” 　　“糟糕!”警卫员跺着脚说。尽管这个小鬼不懂得医学，但他知道生小孩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他转了一圈，突然走过去问大嫂： 　　“大嫂，你们家有地洞吗?” 　　“有一个猫耳朵。”大嫂指着屋角说：“就在那里。” 　　“好!”他又拉着柯棣华，把他拽到一边说：“院长，咱们可是不能再拖了，是不是先将这位大嫂隐蔽起来，等我把你送回去，再带上医生来接她。” 　　柯棣华摇摇头：“怕来不及了。” 　　“那怎么办?我们不能在这里给她接生呀!” 　　“是的。”柯棣华点点头，转身出去了。他拉开临街的大门，向通往后山的小路上眺望着。路上静悄悄的，连一个人影也看不到。他沉思片刻，回身招呼警卫员过来，吩咐他说：“你上山去，找几个游击队员来，请他们协助我们将这位大嫂带走。” 　　“带走?”警卫员惊讶了：“敌人马上就要过来了，这样紧张的情况下，怎么能带她……” 　　这小家伙有时还真执拗，不多说两句，看这小鬼是不会想得通的。柯棣华心里着急，但语调很平和：“小鬼，我给你讲过的白求恩的故事全忘了吧?” 　　“没有。” 　　“那好。”柯棣华一只手搭在这小家伙的肩上，继续地问他：“假使白求恩今天遇到这种情况，他会怎么办呢?” 　　“假使白求恩……”警卫员重复了一句，低下头不说话了。他知道柯棣华常说这句话，而他更知道不管柯棣华身体多疲劳，处境多危险，只要说了这句话，你再也不用指望使他回心转意。 　　时间紧迫，不能再争论了。警卫员恳切地说：“院长，我明白了，不过还是你上山去找游击队吧，留在村里太危险。如果村里没变化，你们就来把大嫂接去，敌人要真来了，我豁出命去也要保护她。” 　　“你这个小鬼呀!”柯棣华被小警卫员质朴的感情打动了，他拉着警卫员的手，充满感情地说：“小鬼，我明白你的意思，但还得是你去找游击队。你是当地人，情况比我熟；而我留下来，大嫂要有变化我还能做些处理。至于危险，上山和留村都不能避免。你去吧，骑上马，快些回来。” 　　没有什么好说的，警卫员眼含泪花走了。 　　警卫员去了，柯棣华又回到屋里。大嫂因为方才痛疼，挣扎得很疲劳，现在昏昏欲睡了。柯棣华没做声，找了点柴火，在锅里烧了些水，以准备万一。水开了，他又卸下一块门板，找绳子捆了一副担架。 　　忙完了，坐下来，柯棣华才觉出这会儿出奇的安静。天还是那样闷，一丝风也没有。方才村里偶尔响起的狗叫鸡啼，现在也消失了。唯有他的马在不时地挪动，发出轻轻的“嗒嗒”声。也只有在这时，柯棣华才感到这种寂静才是最难熬的。 　　半个小时过去了，通往后山的路上还是看不到一个人影。大嫂还在睡，她是很放心地睡着了，脸色很平静，轻轻地打着酣。望着这副睡得香甜的面孔，一个似曾相识的念头突然在柯棣华的脑海里出现了。 　　他多熟悉这样的面孔啊——一位房东大婶，她的样子也许是比这位大嫂稍显老成一些。她是那样的善于体贴同志，每天都要把土炕烧得热乎乎的，免得他这个从亚热带地区来的人感到不舒适；一位妇救会长，她和这位大嫂年纪不相上下，很有魄力，在一次行军过河时，器械驮子不知怎的掉到河里了，就是这位妇救会长，振臂一呼，十几个男女青年随着她跳进河里，在初春的寒水里，一件不缺地把弄散了的器械全摸了上来；还有那众多的义务女看护，她们是那么能干。就是河里结了冰，她们也要砸开冰层为伤员洗带脓血的绷带，手冻得通红，她们却从不叫一声苦。他熟悉这些普通的农村妇女的面容，他更熟悉她们的心理。在过去的那些日子里，他和她们有过许多次推心置腹的交谈；谈过妇女解放；谈过中国妇女和印度妇女所受的压迫；谈过她们的过去和未来；而谈的最多的是现阶段的任务。现在，他觉得她们仿佛就走在他的身边，用鼓励的目光望着他，随时准备帮助他…… 　　突然，远处传来了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一声。这枪声打断了柯棣华的深思，也惊醒了酣睡的大嫂，大嫂的脸色变黄了，她用颤抖的声音说：“柯院长，你走吧!” 　　“大嫂，别这样说。”柯棣华从容地安慰她。 　　“不行，您得走!”大嫂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力量，她猛地翻身下炕，推着柯棣华就往外走。因为激动，也因为劳累，刚把柯棣华推到门口，大嫂就双腿一软倒下了。 　　柯棣华吃了一惊，赶忙将大嫂扶到他刚才制成的那个担架上。扶大嫂躺好，他从锅里舀了一碗开水，送到大嫂的嘴边。 　　喝了水，大嫂渐渐地清醒了。刚睁开眼，又用微弱的声音，有气无力地催促柯棣华：“柯院长，你走吧，咱们能活一个算一个。你比我有用处……” 　　“大嫂，您不用再说了，我是八路军，我不会离开您。” 　　又是一阵枪响，这次离近了。不管大嫂怎样挣扎着要起来，柯棣华硬是把她按在门板上。柯棣华现在反而冷静了。他索性坐在门板旁边，平静地向街上望着。 　　四周又恢复了方才的寂静。通向后山的路上还是不见人影，他耐心地等着。 　　大嫂再也忍不住了，眼泪象泉水般地涌了出来…… 　　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传来了。柯棣华眼睛一亮，那不是警卫员吗?是他!他身后还紧随着六、七个魁伟的民兵。同志们终于来了! 　　一位中年人抢先几步走过来，他就是这位大嫂的丈夫。他摇着柯棣华的手，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走吧!同志们，把大嫂送到咱们医院去!” 　　柯棣华一声令下，小伙子们抬起门板绑成的担架，向着后山出发了。 　　刚刚转过山岗，背后响起一阵枪声，村子里冒起黑烟，敌人在火烧娘子神村了。望着这翻滚的浓烟，谁也不说话，只是在脸上涌起了愤怒的表情，将脚步暗暗地加快了。 　　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转移途中的一个临时手术室里，柯棣华为大嫂接下一个可爱的女孩。随着孩子的第一声啼哭，手术室内外的人全都笑了。 　　“这是一朵军民友谊之花!”人群中，不知谁先喊了一声，又有人接着喊起来： 　　“这是一朵中印友谊之花!” 　　“花!花!”人们喊着，笑着。叫“花”的孩子仿佛听到了叔叔、阿姨们在叫她，脸颊上绽出了两个小酒窝。她象是笑了。 　　笑了，孩子的爸爸、妈妈，柯棣华和在场的人都笑了。 　　三 　　雨还在下着，而且越下越大。本来就是很难走的路，现在变得更难走了。头上是淅沥的秋雨，路旁是丛生的荆棘，脚下是坷坎泥泞的山路，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不能用火把，人们只能摸索前进。 　　这是在阜平县西北的一座叫骆驼鞍的山腰上。山由两个紧挨着的山峰组成，远处一看象骆驼的驼峰，因此得名叫骆驼鞍。现在，在这两个驼峰之间，一支小分队就这样缓缓地行进着。队伍中有一副担架，上面覆盖着雨衣、军衣、衬衣，还有一件毛背心——熟悉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小郭送给柯棣华的那件。看来，为了防雨御寒，各式各样的东西都用上了。 　　担架由四个人抬着。在前面的是柯棣华，他原本凹陷的眼窝，现在凹得更厉害了，军裤撕了一个大口子，前额上有一片青肿，象是刚刚摔了一跤的样子。他紧闭着嘴唇，眉间皱成一个凸起的川字。雨水沿着他的发梢流下来，湿透了的衣服紧贴在身上。也许是刚才心情紧张的缘故吧?在敌人尾追他们的时候，他没有感觉到寒冷。现在，敌人的枪声消失了，他觉得象落在冰窟里一样，全身都凉透了。一阵秋风吹来，他打了一阵冷颤。 　　又走了一会，后面跟着的同志走到前边，把正在抬担架的人换了下来。担架刚刚离开柯棣华的肩头，他一阵眩晕，陡然瘫倒了。前进的队伍立即停下。实习医生赶上来摸了摸他的胸口，又将耳朵贴在他的脸上听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说：“象是低血糖，他饿坏了。” 　　说着，他从水壶里倒出一些水喂柯棣华喝了，然后从挎包里拿出几个红枣攥在手里。过了一会，柯棣华睁开眼睛，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他看到实习医生手里拿的红枣，无力地摆摆手，把实习医生挡回去：“东西不多，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再吃吧。” 　　实习医生是白求恩卫生学校没毕业的学生，他知道柯棣华的脾气，在这样的境遇下，劝他比别人多吃点东西是困难的。再说，可以吃的东西确实不多了。听了他的话，实习医生没有坚持，将红枣又装进挎包里。 　　柯棣华是四天前从学校调到这支小分队的。担架上躺着的伤员是军区机关的一位负责同志，在军区机关转移到阜平县雷堡村时，敌人的一颗炸弹落了下来，弹片穿过他左肩胛骨楔进肺部。这位同志呼吸困难、咳血、盲管出血不止。部队马上就要转移，为了救治这位负责同志，聂司令员亲自指示将柯棣华从学校调出来，带着实习医生、护士长、作战参谋、管理员、一个警卫班和一个担架班单独转移，在转移中进行救护。昨天，他们在转移过程中被“扫荡”的敌人发觉了，一直尾追而来，到半夜的时候才摆脱了敌人。 　　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密布的乌云散开了，淡白的光亮又回到了地面。柯棣华发觉同志们都围在他的身旁，他皱了一下眉头，挣扎着站起来，走到那个伤员的身旁。他摸摸伤员的前额，还在发烧，而且体温好象更高了，他忧心忡忡地抽回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柯院长，”那伤员吃力地叫他：“不要着急，我还能顶得住，倒是你要多保重啊!聂司令员关照过……” 　　柯棣华摆摆手，不让他再说下去。转过身来，招呼着大家继续前进了。 　　这一行人转过一个山角，向着骆驼鞍的西北方向走去，那里山高林密，是临出发时军区领导同志指定的隐蔽地点。 　　一上路，柯棣华就觉得头昏眼花。这会儿，他总觉得眼前有个恍惚的影子闪来闪去。头沉得象灌了铅，腿上象绑了几十斤重的东西，走一步都要使上全身的力气。脚下的山石，软得象棉花，一踏上去就觉得软绵绵地站不住。顶难受的是胸口里面象点着了火，烤的人口干唇焦。他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嘴唇干裂得起了一层皮。 　　这是长期缺盐后的一种必然现象。盐，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了多么重要的位置啊!可是，真正能体会到盐的贵重的是那些长期没有盐吃的人。已经一年多了，他们难得搞到盐。这次秋季反“扫荡”开始后，搞盐就更困难了。转移开始带的那点盐，又要吃,又要给伤员冲洗伤口，很快就用光了。世界上最甜的是水,最香的是盐，同志们连作梦都想盐。前天宿营时，柯棣华起来查铺，刚走到一个战士身旁，那小同志突然喊了起来：“院长，我们有盐了!”他这一喊不要紧，大家都惊醒了，一个个兴高采烈地坐起来，你瞧我，我瞧你，柯棣华朝这个小同志呶呶嘴，大家才明白，他是做梦哩!也许这个小同志正在吃盐吧?他脸上绽开了笑容，小嘴一个劲的吧唧，涎水顺着口角流了下来，那模样真惹人心馋…… 　　现在，这支被长期缺盐损害了健康的小分队行军速度越来越慢。抬担架的人不说话，走在后边准备换班的人也不说话了。只有在翻越一块拦路的岩石时他们才互相帮助一把，招呼一声…… 　　“得想个办法调动大家的情绪呀!”在换班抬担架的时候，柯棣华伏在那位负责同志的耳边悄悄地说。 　　那位负责同志投来赞许的目光，笑笑说：“唱唱歌吧!” 　　“唱歌?”柯棣华望望那些干裂的嘴唇，犹豫了：“能行吗?” 　　那位负责同志点了点头。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他轻轻地唱出第一句。开始，只有一个人跟着他唱，接着又一个人跟他唱起来，以后，整个小分队都唱起来了。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歌声是低沉的，低的连几步之外都听不见。但是，这歌声是从人们的内心发出来的，是雄壮的，有力的。蕴藏在人们心中的热情，被这歌声轰地一下点燃了。二十多双眼睛一齐射出了坚定的光芒，步伐变的结实了。柯棣华从歌声中明白了一个道理。他后来曾对人说：“能给人们以力量的并不只是盐，世界上还有胜过盐的东西，这就是理想。被崇高理想激起的力量才是不可屈服的。” 　　一步，又一步……天渐渐地发亮，又渐渐地暗下去，整整经过一天的行军，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在游击队长的指点下，他们被安置在这个村后的一个山洞里。山洞有三十多平方米的面积，后边还有一个洞口通向另外一个山沟。这里地势险要，洞口在陡壁上，而一块拔地而起的巨大岩石，象一座屏风把洞口遮住了。隐蔽休养，这里是最理想的地方。 　　一旦脱离了危险处境，疲劳便把战士们征服了。狼吞虎咽地吃完民兵队长送来的那一大桶放了盐的菜粥，大家便在松软的干草上睡下了。不大会，山洞里就响起了悠扬的鼾声。只有两个人——柯棣华和实习医生没有睡，他们在整理器械，并且在轻轻地争论着： 　　“你不用去了，我一个人也能完成任务。”这是实习医生的声音。 　　“为什么拦我呢?两个人不是更快一些?”柯棣华回答说。 　　实习医生叹了口气，声音里充满了感情：“你身体不好，要是把你搞垮了，那司令员和校长都会批评我的。” 　　柯棣华笑了笑，安慰说：“不会的。比起这个村子的人，我那点病算不了什么!” 　　他用手向洞口前的小村子指了指。那里留下了一片敌人蹂躏后的景象：倒塌的房屋，大火烧过的树木，被扔在街上摔坏了的家什。这个不足十户人家的小村，昨天遭到敌人空前的洗劫，两户人家被烧了房子，九个人受了伤…… 　　实习医生看着那个村子不作声。柯棣华提起整好的药箱，推了他一把，命令似地说：“走。” 　　在村头上一间空屋里点起了松油火把，治疗就开始了。 　　病人陆续抬来了。第一个抬到临时手术台上的是一个小姑娘，敌人在她的腹部戳了两刀；第二个送到手术台上的是一位老大爷，他也许从来没有想到，在他垂暮之年，竟还要被打断已经变得僵直了的双腿；第三个，是一位受凌辱后又被刺伤的大嫂；第四个，一个年青人…… 　　临时手术室里静悄悄的。柯棣华异常沉默，连必要的吩咐也变得简短了，他只是迅速地清创、包扎、手术。敌人的疯狂把他的心刺痛了。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谁也能看到，他的牙关咬得紧紧的。 　　从傍晚到半夜，九个受伤老乡全部处理完了。 　　回到山洞，躺在垫了干草的铺上，柯棣华失眠了。一连几天的行军，又做了大半夜的手术，全身的关节没有一处不疼的。他多么疲劳，又多么需要休息啊!可是他睡不着。 　　明亮的月光透过乌云的裂隙照进来了。堆在洞口旁的南瓜、青玉米，装在荆篮里的鸡蛋，靠洞壁立着的大半袋小米，一一映入了他的眼帘。啊!那碗里盛着什么?盐?对!是盐，是比金子还宝贵的盐。不用说，这都是傍晚时，那几户被敌人血腥洗劫过的人家送来的。 　　南瓜、伤口、盐和“团结起来到明天”的歌词，不知怎的，同时在他的脑海里出现了。 　　和军区机关还没有取得联系，在附近也找不到我军主力，他们的日子更困难了。他们什么都缺，缺粮，缺盐，油不用说是没有，连柴草也发生了困难。敌人顺风放火，满山的树木被烧光了。村里的群众把他们能吃能用的东西全送来了。可是，经过敌人的“三光”之后，他们还能剩下什么呢?再说也不能全收下，群众也够困难了。敌人还在围山，下山筹粮没有可能，他们只好靠为数不多的一点小米、黑豆和南瓜，靠采集点没被烧掉的野果、野菜充饥。到后来，他们只能煮上一锅野菜，象使油一样撒上一点黑豆面或小米面，做成不“糊”的糊糊填饱肚子。 　　就这样，柯棣华还在不断给自己增加工作。 　　那位受重伤的负责同志手术后的那些天，病情不稳，经常需要对症处理。这每一次处理他都用来给实习医生讲课，从病情变化的观察和病情变化的生理病理机制，直到处理办法，胸部固定时胶布的位置、手法、松紧都要一一讲解。他和实习医生商量：“你还没毕业，不能因为反‘扫荡’把功课耽误了，要象春天武装讲课那样把课程学下来。”实习医生当然是求之不得，可是，因为来时匆忙，他没把教材带全；柯棣华是从转移途中来的，当然也没带。他只带了一本英华大辞典，一本英华医学词汇，一本外科学，是转移出发时怕小郭背上太沉，从小郭挎包里抢来的。这辞典帮了他的大忙，对实习医生可排不上用场。于是，他只好现编现讲。 　　即便只这一个学员，他讲的也非常认真。同样也备课，同样要译成中文。一天夜里，实习医生一觉醒来发现他还在准备教材，感动地说：“院长，瞧你脸叫松烟熏成什么样了，算了吧，我的功课以后再补。”柯棣华将一个手指放在唇上示意他小声说话，然后轻轻地说：“你学习，我也是学习嘛!” 　　在那位负责同志的伤情基本稳定之后，柯棣华便将工作重点转向为群众治疗。附近村里的群众，把这支执行特殊任务的小分队看成是自家人。谁家有了病人，有时派个人来，有时托人捎个话来：“老柯，有病人请你。”他答应一声，拔腿就去。很快，方圆几十里地都知道这里有个特别好请的医生。 　　一天半夜，从二十里外来了一位青年农民，他惊慌失措地告诉柯棣华，他的妻子因为难产快不行了。柯棣华沉着迅速地整理好处理难产的器械，带着护士长，跟上那位老乡去了。直到第二天早晨他们才回来。当他踉踉跄跄地走进山洞时，人们发现他的脸色十分难看。护士长悄悄地告诉实习医生：在路上他从山腰摔到山沟里去了。 　　柯棣华紧闭着眼睛躺在地铺上。等他发觉同志们都默默地注视着他的时候，他支撑起身子，咧着没有血色的嘴唇笑笑说：“那产妇到底生下来了，一个挺胖的小男孩，未来的八路军战士……”。 　　话没说完，他又重重地躺倒了。 　　他累病了。一天夜里，他觉得眩晕，刚要坐起来伸手取药，突然人事不知，一下子摔倒了。头磕破了，两个肘关节的地方掉了一层皮。这是因为劳累过度，他的癫癎病又发作了。 　　劳累是导致癫癎病发作的直接原因。因此，那位负责同志行使职权给他下达了两条命令：一要停止出诊，由实习医生代他工作；二要和他一起单独进餐，也享受伤员待遇。 　　这合情合理的两条命令全被他据理违抗了。“医生不能不看病人，这是责任；医生不能侵占病人的利益，这是道德。”就是以后和卫生部联系上了，医生多了，他照样出诊，有时跑几十里地去看病人。拦是拦不住的，除非你不让他知道。生活也改善了，可他宁肯到住在另一条山沟的卫生部伙房就餐，也不肯和那位负责同志一起吃。 　　在骆驼鞍上住了将近一个月，直到敌人的秋季“扫荡”结束，那位负责同志的伤也痊愈了，他才返回医院驻地——葛公。 　　四 　　八年抗战，晋察冀边区人民吃尽了千辛万苦，但是最艰苦的还是一九四二年。 　　这年初夏，敌人对冀中平原发动了战争史上最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到了秋季，敌人毁，大水淹，秋庄稼也没好收成。再加上敌人实行经济封锁，到了庄稼换季、青黄不接的时候能吃的东西就不多了。头年坚壁下来的柿子干吃光了，庄稼地里的野菜吃光了，敌人“扫荡”后残存的几棵树，连树皮、树叶也被吃光了。群众没吃的，军队也困难。开始是高粱饼子就山蒜，后来是牲口饲料当军粮。军区骑兵团解散了，当牲口饲料的黑豆就成了口粮，每人每天一斤黑豆。再靠后，黑豆也不多了，只能一天两顿喝点干菜黑豆汤。健康人慢慢地拖病了，轻伤员拖垮了，重伤员牺牲了。就这样还要天天爬山、行军、作战。 　　共产党人从未被困难所征服。在这个极端严重的时刻，晋察冀军民照着延安传来的办法，开展了更大规模的大生产运动。 　　可以想象到，在战斗频繁而又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坚持生产自给是多么不容易。医院还不同于战斗部队，战斗部队还有战斗间隙，医院什么时候没有病人?既要对付“扫荡”，又要坚持医疗，再开展大生产该多困难。在大生产的劳动中，几乎每次都有人因为饥饿疲劳而晕倒。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同志们对柯棣华特别关心。在同志们的眼里，柯棣华既是他们的院长，还是一位国际友人，所以想方设法减轻他的负担。 　　从四一年敌人加紧对山区封锁以后，粮食运输发生了很大困难。从冀中平原筹集的粮食只能送到山边，然后山里的单位再派人去背。有一次，学校分到了一批口粮，是放在离唐县县城二十里地的一个村里。那时唐县县城已经被敌人占领，去背粮有一定的危险，而且往返一次就是八十几里地，都是翻山过河走小路，非常辛苦。柯棣华是院长，背粮行动不能不通知他，于是江一真同志亲自到医院来通知他，让他不要去。他笑了，对江一真同志说：“那好，咱俩都留下。”运粮是夜间行动，傍晚临出发时，江一真同志在队伍里发现了他，知道这时已对他无可奈何，只好装作没看见。运粮没有工具，一人一条单裤扎住两头算是口袋。因为山高路远，对那些体弱的同志只要求灌满一条裤管就可以了。柯棣华有病是人所共知的，可他自己不承认是体弱的，硬要装粮的同志给他灌满两个裤管。江一真同志这回不能再让了，急忙上前制止，谁知他象没听见一样，背起来就跑。刚刚离开敌人的封锁线，他就要和那位年初调到医院来的奥地利大夫赛跑。那大夫比他高一头多，身大力不亏，柯棣华哪是对手呀。可他硬要赛，非要争个高低不可。直赛到学校也没见输赢，可活跃了运粮队，在他俩带动下，男女同志的身上都象带了风，走起路来嗖嗖的。 　　生产劳动是大事，想不让柯棣华参加是不可能的，同志们只能从其他方面照顾他。那时教务处单有一个伙房，考虑到教员们都是知识分子，而且年纪也大些，所以伙食办的好一点。所谓好，也不过是一般同志吃黑豆是吃一压两半的碴，这个灶则把黑豆磨浆做成豆腐。小米也多配给点，不过都是发了霉的囤底子。在最困难时，校领导曾明确指示柯棣华要到教务处灶就餐。这样一点照顾，他以“身为院长，应实行官兵平等”为理由拒绝了。有一回全校改善伙食，教务处灶吃大米，一般灶吃小米。这是一年之中难得的一次，和他同住的一位领导同志便派通讯员到教务处灶给柯棣华打了一份大米饭，又到大灶给他打了份小米饭，两份饭装在一个盒的上下两层里，柯棣华一看就火了，和这位领导狠狠地吵了一架。第二天，他们言归于好，各自作了自我批评。但柯棣华真挚地恳求说：“请同志们一定不要把我当成外国人。在这样一个艰苦的时候，把我从战士行列中拉出来，我是十分难过的。” 　　眼看柯棣华一天比一天消瘦下去，领导发愁，群众着急，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大家又想到小郭身上去了。去年秋季大“扫荡”后，柯棣华和小郭已经结婚，就把这个任务交给小郭。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在某些事情上，妻子的话是管用的。 　　在一个星期天里，清脆的午饭号响起来了，在唐河边上拦河造田的人互相招呼着，哼着“二月里来好春光”，三三两两地回医院去了。 　　河边只剩下柯棣华和小郭。柯棣华还没有走的意思，他伸展一下筋骨，弯腰抓起一把新翻起的黑土，搓着、揉着，兴奋地指着眼前的沃土对小郭说：“到夏收，这里就变样喽!那时候，医生们再也不用为伤员挨饿掉眼泪，伤员们也再不必因为一小碗黑豆你推我让了。” 　　说着，他又弯腰抓了一把土。小郭轻轻地拉了拉他的袖子，递给他一块毛巾说：“喂，走吧，还不觉得累吗?” 　　“不!”他接过毛巾，一边擦汗，一边说：“想到夏收以后同志们可以吃饱肚子，累呀，饿呀就全忘了。” 　　小郭点头称是：“到那一天就好咧。” 　　“到那时，”柯棣华凝视着前方，用期望的欢悦的声调说：“那时，麦子熟了，金海上掀起层层波浪，唐河在它的脚下欢快地歌唱……” 　　“哟，怪有诗意的呢!”小郭打趣地说。 　　“诗意?要是我会写诗，我真想写写。这是一首史诗啊!”他望着小郭那被晒得通红的脸，认真地说：“是应该把大生产运动记录下来，让我们的孩子们读一读先辈的历史是有好处的。他们到了我们这个年纪，肯定不会再象我们这样生活了。他们将要生活在一个充满光明、充满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里……” 　　“孩子们是幸福的。”小郭赞叹着。 　　“不，我们也是幸福的，因为我们是创造幸福的人。我羡慕孩子们，但并不嫉妒。”他象是朗诵一样、大声地说。 　　“得了，得了。”小郭向四外望了一眼，羞怯地推他一把，轻声地说：“还差好几个月才当爸爸呢，老这么孩子孩子的，叫人家听了笑话。” 　　柯棣华耸耸肩膀，又调皮地缩缩脖子，顺手接过妻子的铁锨扛在肩上，俩人悄声细语地说着、笑着，离开了那片新开垦的土地。 　　到了村口，柯棣华说要去食堂打饭，俩人便分手了。柯棣华先到病灶上去看了看，伤员中午饭吃的是小米饭干菜汤。这是上等伙食，他满意地笑了，转身又向大灶走去。 　　大灶的伙食也不错，虽说困难，老司务长还是想着法让大家吃的好一点。这天中午是黑豆浆野菜做的小豆腐，因为开荒，每人还发了两个掺谷糠的窝窝头。柯棣华端上两碗小豆腐，又拿了四个窝头回宿舍了。他们这个临时的“家”和他的办公室合二而一。平时他在这里办公，到星期六，在两把椅子上搭块门板就成了他们的居室。刚进院子，他发现屋子里烟熏火燎，进屋一瞧，小郭正在吊锅上煮东西。 　　“做什么呀?”他问。 　　“等一会就知道了。”小郭哼着小曲，美滋滋地说。 　　他没有再说什么。只要一回到宿舍，他的疲劳便暴露了。他觉得全身乏力，连话都不愿意多说一句。放下碗，他就势躺在床上。这一年多，他的体力一天比一天下降了。可在人前他从不表现出来，他担心同志们一旦知道他的情况，对他的各种优待又该接踵不断了。在司令员和战士坚持一个供应标准的八路军里，接受照顾，那是很难为情的事。真正知道他身体情况的只有小郭，可他以小郭从未见过的严厉嘱咐说：“一个革命者不应当把困难挂在嘴上，再苦再累还比得过长征吗?” 　　小郭那欢快的脚步声把他从昏昏欲睡中惊醒了。他翻身起来，意外地发现小郭端来一碗白生生的东西放在桌子上，那是一碗又白又细的挂面。 　　“那来的?”他惊奇地问。 　　小郭不理他，把一双筷子放在碗上，说：“吃吧，吃完再告诉你。” 　　他脸色变得严肃了，把碗推回去说：“不行，不说明白我不能吃。” 　　小郭噘着嘴，装作生气似地说：“你呀，吃就得了，管那么多干吗?反正不是从老乡家里游击来的。” 　　“首长送来的?” 　　“对啦。是部队的战利品，司令员转送来的。”小郭又把碗推到他的面前，催他说：“明白了?吃吧!” 　　柯棣华把碗又推开了：“不!庆兰，这是特殊照顾，我不能接受。” 　　小郭不高兴地嘟哝起来：“在讨论教务处单开伙时，你带头支持，说是该从教员们的实际情况出发，照顾一下这些知识分子。可你呢?你不是教员?你不是知识分子?你为什么不去吃?为照顾你的病，首长送点挂面来，你还嫌特殊，你是怎么想的?!” 　　“我怎么想的?你、你……”柯棣华不知道校领导和小郭打过招呼，要把柯棣华的生活好好管一下。他没想到小郭会这样责备他，一时不知怎么说才好。他极力压抑着自己，不让自己发火：“你是我的妻子，你怎么能这样说?” 　　小郭满有道理：“今天这件事不是因为你是我的爱人才这样做，我是尽一个战友、一个同志的责任。你不必为我、也不必为还没有出生的孩子想，我也不能这样要求你，我只是希望你想想，为了革命事业，你应该不应该保重身体?” 　　小郭越说越激动，眼圈都有点红了，看到这副模样，柯棣华反而笑了，这种话他听多了，领导说过，同志们说过，连住院的伤员也这样说过他。所以小郭这一串连珠炮，不但没有使他再激动起来，他显得更冷静了。看来，一句话、两句话说服不了小郭，柯棣华索性把饭全收拾到吊锅里暖着，然后心平气和地说：“干吗这样激动?来，咱们慢慢谈谈。” 　　“谈什么?”看柯棣华软下来，小郭以为打动了他的心，便往跟前凑凑说：“快点吃，吃完饭还得开荒呢!” 　　柯棣华点头同意：“好，快一点。你刚才的话说得好象有点道理。以前我也这样想过，但是一位同志纠正了我这个认识。” 　　“谁?” 　　“咱们那位老司务长。” 　　“他?” 　　“嗯。”  　　老司务长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这位老红军，在江西反“围剿”时受过两次伤；长征时，为救护战友又留下过内伤；抗战之后，他再次负伤，至今弹片还留在身上。精兵减政时，党组织留他在机关工作，他不同意，在他一再请求下，这位很早就是营职干部的老同志到学校来当了一名管油盐柴米的司务长。去年秋季反“扫荡”开始临转移时，有一口猪没来得及处理，老司务长坚决要求赶着猪打游击。经过两个多月的反“扫荡”，老司务长又把猪赶回来了。猪没掉膘，可人却变瘦了。同志们热情地向他表示感谢，他却摆摆手，说：“只要能为党分担点困难，吃点苦心里舒坦。” 　　虽然这故事在八路军里并非奇特，可谁能忘了老司务长呢?柯棣华没有重复老司务长的故事，他望着小郭，象是回答又象是自言自语地说：“记得在武汉时，见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这些领导人直到战士们，在那样一个花天酒地的世界里，对每顿饭八分钱的菜金却心满意足，我心里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以后见到周恩来同志时，我问他，他告诉我说：因为我们困难，同志们也都知道这困难啊!你瞧，当革命遇到困难时，他们是多么自觉地在严格要求自己呀。我们不该向他们学习吗?老司务长说得对，能为党分担点困难，心里舒坦啊!” 　　小郭退让了。她心里那种妻子的同情与怜悯现在完全被战友间的信任和崇敬所代替。她拿着那几斤挂面，带着内疚的心情说： 　　“我送去吧?” 　　柯棣华高兴地拍了拍她的肩膀，又指着吊锅说：“好!连煮好的这一碗，一起送到病灶去。” 　　小郭走了。 　　下午，在龙腾虎跃般的大生产的人群里，柯棣华担着一副土筐飞快地奔跑着。抽个空隙，小郭把一块叠好的毛巾悄悄地塞给他，示意他垫在肩上，几个调皮的小青年看见了，你捅我，我捅你，一齐哄笑起来。柯棣华脸红红的，挑着土跑了。 　　劳动的歌声又响起来了： 　　………… 　　加紧生产哟加紧生产， 　　努力苦干哟努力苦干! 　　我们能熬过最苦的现阶段， 　　反攻的胜利就在眼前! 　　………… 　　五 　　艰苦的生活，繁重的工作，长时期不得休息，柯棣华由绦虫病引起的癫癎病再次发作了。 　　癫癎属于神经系统的疾病，患有这种病的人，长期的兴奋或抑制都会引起癫癎突然发作。发作时不择地点，不择时间，山上水里，工作中，休息时都可以突然丧失意识。如在高山，则难免坠入深渊，粉身碎骨；如在江河，则难免失身落水，窒息毙命。所以医学家将本病列为险症。如若病人不登高，不下水，只是在平川上犯病，轻的，咬破舌头，摔伤肢体，一两个小时后才能完全恢复意识；重的，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意识混浊，骚动不安，幻视幻听，头痛欲裂。虽无危险，却也会导致病人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天、半月难以恢复力量。犹如平时人们常说一场大病之后一样，全身酸疼，筋骨松散，手脚都不由自己指使。如这病连续发作，则危及生命，用医生的话说叫“预后不好。” 　　柯棣华是个医生，对于这病的预后，他很清楚。然而置生死于度外的他，对自己的将来却很少去想或根本不想了。任他去吧，只要有一口气，就要为革命工作。在现时，他却要想方设法将病情隐瞒起来。对领导和同志们隐瞒自不必说，甚至连小郭他也想瞒过。他知道同志们对他的感情，他不愿让自己的痛苦去啮噬同志们的心。可是，这病又怎能隐瞒得了呢!从他一九四一年六月第一次发病之后，同志们就注意上他了。一年来，从军区首长到学校、医院领导，对他的病没少费过心；能请到的医生，都给他会诊过；能买到的药品，都给他使用过；然而…… 　　一九四二年六月，他再次犯病，这是一次大发作，连同志们给他垫在臼齿间的毛巾都咬破了。两个小时以后，他意识才渐渐恢复。小郭给他擦去嘴角的白沫和血迹，又将一块湿毛巾敷在他的前额上。待他呼吸平稳，小郭才端来一杯水。 　　他不肯让她喂，让人伺候，即使是妻子，他也觉得难为情。他执拗地要小郭找来一把小勺，可是小勺刚刚到手，便当啷一声掉了。他已经没有握一把小勺的力量了。 　　“还是我来吧!”小郭拣起小勺放在桌子上，然后靠着床沿扶他半坐着，把水送到他的嘴边。 　　他不再拒绝了。喝完水，望着妻子眼里闪着晶莹的泪珠，他拉着她的手轻轻地握着，想找几句适当的话来安慰她。心细如丝的小郭看透了柯棣华的用意，她怕听到他的安慰话，她不忍心让正受疾病折磨的爱人安慰她这个健康人。小郭站起来，扶着柯棣华躺下，又替他掩好被子，然后装出一副笑脸说：“不要说话了，你需要安静地休息一会。我还要去教室看一看同学们今天学的课有没有问题，一会儿我就来。” 　　没等柯棣华回答，也不敢再看柯棣华一眼，她转身走了。 　　没看见小郭的眼睛，柯棣华也知道她是哭着走的。他知道，她看看学员们的自习是真话，也是借口。是她软弱吗?不!决不是。虽然他们没有曲折的恋爱过程，婚后也没有人们常说的那种朝夕相伴，但他们的心却象是一汪清水，是可以一眼就看到底的。要知道，他们的爱情不是在风花雪月中建立的，他们是在战火纷飞的前线产生了感情，是在死亡和残废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的境遇下相爱的。经过了生与死的考验，还有什么东西能玷污这纯洁的爱情呢?小郭的泪水与其说是夫妻间的怜悯，还不如说是战友间的同情。所以在小郭走出之后，柯棣华既没烦恼，也无惆怅，他倒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做点事。可是，他能做些什么呢?床头上的书被小郭没收了，放到对面的桌子上。笔和纸也没有了，被小郭全部收拾到抽屉里。他想起身去取，刚一动，一阵巨烈的头痛，使他双目昏花。 　　刚才服过的止痛药和镇静剂好象还没发挥作用。他合着眼，努力平心静气。过了约半个小时，窗外似乎响起了脚步声，对面办公室的门响了一下，接着又有人急促地说什么，随后，又是一阵咚咚的脚步声。 　　“是幻听吧?”他自己问自己。他睁开眼，专心地听了听，不是幻听，是有人走过去了，而且脚步挺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支起身子，侧耳谛听：又有人来了，还在呼叫住在对面的协理员。大概是摸到门上的锁了吧?来人不叫了，加快了脚步向大门外走去。 　　柯棣华突然喊了起来：“喂!谁呀?来一下。” 　　进来的是一个脸上带着稚气的小卫生员，看来他不知道柯棣华刚犯过病，见柯棣华躺在床上，他惊讶地问：“院长，你怎么啦?” 　　“没什么。”柯棣华将身子往前探了探问他：“出什么事了?” 　　“病号丢了!”小卫生员着急地说：“那个发高烧的小黄不见了!军医说是高烧性谵妄，他跑了。都怪我，谁知道那么重的病号还会乱跑!” 　　柯棣华不等小卫生员说完，翻身坐了起来：“派人找了吗?” 　　“已经派人了，护士长让我报告协理员。” 　　“你快去告诉护士长，要先派人到唐河边上去，防止病人落水。我随后就去。” 　　小卫生员敬了个礼跑了。柯棣华急忙下了床，从抽屉里翻出手电，大步向外走去。因为癫癎发作引起的一系列痛苦现在都消失了。一小时前还拿不动一把小勺的他，正疾步行进在村间的路上。 　　唐河边找过了，没有这个病人； 　　山脚下找过了，没有这个病人； 　　田地里找过了，没有这个病人! 　　病人到那里去了? 　　在大伙房后头的那个水洼边上，柯棣华终于发现了这个病人。病人踡曲着身子躺在坑洼里，不细心看，就好象是一块放在那里的石头。病人晕过去了，头部离水洼只有二、三尺的样子。周围没有其他人，柯棣华只有自己去搬他。他使出全身的力气想把这个病号抱起来，一次、二次、三次，刚才还拿不住一把小勺的他，怎么有力量抱起这个魁伟的小伙子?当他第四次弯下身子的时候，他一阵目眩，失足落入水洼里…… 　　同志们也找到这里来了。这时大家才知道柯棣华的病又犯了。人们搀扶着把他送回宿舍。一进屋，他穿着带泥和水的衣服，一头栽倒在床铺上。他的嘴角又添了一块血迹——那血迹又凝固了。 　　………… 　　再不能让他这样不顾命地干下去了。就在发生这件事情的第二天，一早，江一真同志来了，向他传达了军区首长的三点建议：一、到延安去休养一段时间；二、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到附近的城市住院；三、到香港或印度去治疗。江一真同志还告诉他，这是今天凌晨聂司令员亲自指示的。 　　男儿有泪不轻弹。这个意志坚强的人，这个在病魔残酷折磨时没掉一滴眼泪的人，这回却哭了。他百感交集，一时激动得不能自持。为了他，军区领导竟是这样操心。他多想将心里涌起的千言万语一吐为快，可是，话到嘴边，他又改了：“让我再想想吧。”他抬起泪汪汪的眼睛，望着江一真同志说。 　　“好的。你和小郭再研究一下。小郭和你一起去。”临出门，江一真同志又说：“希望你明天答复我。” 　　江一真同志走了，屋里只剩下他夫妻二人。小郭一边替他擦拭已经流到面颊上的泪水，一边用期待的目光望着他。 　　柯棣华的心情是很矛盾的。他思索了好久才说：“病当然要治，能治愈就更好了。可是，全世界对这种病都还没有找到根治的办法。而且，目前的形势……”他抬起头来了，眼睛里闪烁着坚定的神采，继续说：“这里是桥头堡哇!” 　　关于桥头堡的譬喻，小郭是熟悉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他经常把晋察冀譬喻为桥头堡。一九四一年以后，在晋察冀比在任何地方都能更清楚地看出日本帝国主义以战养战的阴谋。两个月前，当日寇占领了荷属东印度和法属印度支那后把进攻的矛头指向印度的时候，他和巴苏华也讨论过要不要离开中国回印度去参加本国的抗战运动，那结论是一致的，这里就是为祖国也是为世界而战的岗位。特别是晋察冀，这个敌人实施以战养战的重点地区，这里的每一次战斗，都是对敌人这一方针的严重打击，这是一个桥头堡。俩人都决心在这里战斗下去。当小郭再次听他说到桥头堡的时候，她已经猜到了柯棣华的意思。她不作声，等他自己把这意思说出来。 　　见妻子总不作声，柯棣华又用商量的语气说：“我想，我还是留在这里吧?” 　　这是问，也是答，小郭鼻子一酸，止不住掉下一串眼泪：“老柯，你还执拗啊，你是医生，什么样的后果还不明白?” 　　这回轮到柯棣华不作声了。沉默了好大会儿，他让妻子拿过那本英文版的马恩列斯文选来。 　　“你要看书?”小郭问他。 　　“不，你念一段我听，念念斯大林讲安泰的那段吧。” 　　关于安泰的故事，是五年前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讲过的。在古希腊神话和传说中，有个著名的大力士叫安泰，是海神波赛东和地神盖伊的儿子。他是公认的英雄，没有人能与他抗衡。他力量的秘密在于他非常依恋生育、抚养和教导他成人的母亲——大地。同敌人决斗遇到困难时，他往地上一靠就获得了新的力量。他的敌人海格拉斯利用了他的秘密，在决斗中，把他举到空中扼死了。斯大林把布尔什维克譬喻为安泰，认为“只要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同人民保持联系，他们就有一切把握，始终是不可战胜的。”(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的办法》) 　　小郭没有去拿书。这故事她已经都能背下来了，只要有人建议柯棣华离开边区去治病，他就要讲一遍这个故事。让小郭去拿书，无非是提醒她想想斯大林的话罢了。 　　果然，柯棣华没坚持自己的意见。他拉着小郭的手，轻轻地抚摸着说：“依我看，既然到那里都不能根治，还不如就留在这里吧。如果不参加八路军，得这病我会悲观的；现在我是满怀信心的。因为只要和边区人民在一起，我也会象安泰那样获得力量。” 　　小郭不答话，他看了她一眼，笑笑说：“当然，我也许会死，也许会残废，但是为了全世界人民从法西斯的铁蹄下解放出来，我即使死，印度人民也会感到高兴。你和我，还有这即将出世的孩子也会感到高兴。因为，我已经将我的生命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 　　小郭不再说话了。这倒不仅是她知道柯棣华的态度不可改变，主要的是，在党旗下她自己不也是这样宣过誓吗? 　　夫妻俩的认识统一了。以后，司令员、政委以及各级领导都来劝过柯棣华外出就医，但都被他一一谢绝了，直至他病死在岗位上。 　　六 　　唐河涨水了，哗哗的河水奔腾着，咆哮着，急忙忙地绕过葛公村向前去了，在河中心，湍急的河水激起了一个连一个的漩涡。 　　这年夏天，伟大的整风运动在延安首先开始了，接着，晋察冀军区和边区政府也开始学习整风文件。这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次整风运动，它象一股滚滚而来的洪流冲击着每一个共产党员。他们每个人都要在这股洪流中洗涤：让洪流将埋藏在最深处的污垢浮起来，然后把它卷走。涤荡去玷集在思想上的污垢，最宝贵的属于精华的那一部分就豪光四射了。 　　整风开始时，柯棣华还不是一个党员。但是对于这个发生在中国、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内的伟大运动，却寄予了满腔热情。他瞪大眼睛望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场另一种形式的革命。他赞叹不已：中国共产党就是有这样大的气魄，自己向自己开火，向革命的大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开火。他们睁大眼睛搜索自己的缺点，就象在战场上搜索敌人一样；毫不留情地自我批判，就象在火线上一样毫不含糊。这些爬过高山、越过草地，从九死一生中过来的幸存者，这些被斗争的烈火锤炼成为钢铁一般的硬汉子们，当他们检讨自己的过失时，一个个眼眶里都充盈着热泪。虽然就是这些人，在刚刚的过去，他们为国家为人民立下了卓越的功勋；而在不远的将来，他们又将受到国家和人民的称颂。但是，他们看重的更是今天，他们不允许自己的行动偏离轨道。这些毫无个人得失的中国共产党人啊，他们的灵魂何等的高尚，何等的纯洁! 　　大病未愈的柯棣华被这新的战斗所吸引。虽然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是一个革命者，一个革命者就不能在这场革命中处之泰然。他投入了这场伟大的斗争。 　　当他从政委那里接过武器——党中央制定的“整风文献”时，他激动地向政委表示：“我恨不得一下子把它看懂学懂，把毛主席讲的革命道理印在我的脑海里。”他对革命真理的向往、热爱、和孩子般的痴情，几乎使他忘了刚刚发作的病，忘了领导、同志和妻子的多次叮嘱。他如饥似渴地学起来，有时简直忘了休息。 　　没几天，小郭就噘着嘴找领导同志告他的状了。在他第二次发病后，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根据领导指示，小郭搬来和他同住。领导交给小郭的任务很明确，监督他的休息。可是，自从收到文件后，他每天晚上都要看得很晚。小郭自然要“严加管束”，夫妻俩免不了发生点小口角。小郭一怒之下找来了协理员，将柯棣华“教训”一顿。这次柯棣华改得倒快，当晚就早早睡了。这晚，小郭挺高兴，睡得挺香。但慢慢发现不对头，一天晚上，小郭一觉醒来，发现身边没人了，起来一看，原来柯棣华伏在外间的桌子上看书呢。小郭知道她劝不了他，当天晚上没说什么。第二天，她跑去找校长江一真同志，当着满屋子人把这事原原本本地捅了出来。校长和教务处的老同志们都完全支持小郭将柯棣华管得严一点，看得紧一点。 　　不管妻子怎样“严”，柯棣华仍然是我行我素。经验证明，在类似的矛盾纠纷中，小郭最终也是妥协派。柯棣华对革命真理的热爱远远超过了热爱自己的生命和妻子。这并不奇怪，因为在过去的三十二年里，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他有过自己特有的经历。 　　整风运动要求每个人都回过头去看看自己走过的路。当柯棣华回首往事的时候，他发现这条道上的路标真使人眼花缭乱：一九一九年三月三十日的斋戒、祷告和和平示威；阿里兄弟领导的哈里发运动；《棒子报》上的“立即参加棒子军，英勇地反对英国妖孽们”的呼吁，都曾经通过亲戚朋友的传播吸引过他，在他的思想上打下了烙印。中学生的心地是洁净的，是容易轻信的，偏偏他的亲戚朋友里就很有几个社会党人。当他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他苦笑着说：“我怕不能不受他们的影响。”在他成为青年之后，什么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什么主张暴力的激烈派又都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与此同时出现的还有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那时的印度政治就象发了水的恒河一样，河道中回转着一个连一个的漩涡，他自己就陷在这各种思潮的漩涡里。他参加过甘地号召举行的罢课运动，也参过加提拉克派的集会，他还参加过社会主义革命原理的讨论。他象一条小牛犊，在生活的道路上乱碰乱撞。用他自己的话说；“虽然我的革命思想是启发了，但对于革命的方法还没正确的了解。” 　　终于，一股伟大的潮流袭来了。一九三七年发生的日本对华战争引起了全世界的反对，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他被推到了前沿阵地。他不是被动地被推到这里来，他是“顺流而下”，因为他看到了在中国进行的这场战争，关系到民族生存，也关系到人类的命运。 　　经过火与血的洗礼，他找到了一条通向真理之巅的光明之路。 　　现在，坐在晋察冀边区的一家农舍的窗下，他可以问心无愧地写下这样的话了：“自从参加八路军后，关于革命、阶级斗争才有了正确的观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飞跃。只有懂得革命，懂得阶级斗争的人才算是真正懂得了人生。为了准备这个飞跃，在参加八路军之后，在那艰苦的“扫荡”与反“扫荡”斗争中，凡是一切可以用来研究“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机会他都利用了。真可谓用心良苦。苦心学习终于换来了丰硕的成果。一九四二年六月和十月间他给在印度的一位朋友写过两封信，很能说明他已经开始掌握正确地认识革命和进行革命的方法。一位朋友这样评论说：“这份材料表明柯棣华对八路军的战略是很熟悉的。” 　　在第一封信里，柯棣华是这样来描述游击战争的： 　　“有人认为日寇已占领整个华北，但是，他们实际占领的只不过是大城市、铁路线和大公路。其他地方还控制在中国人手里，为八路军所占领着。……我方部队连续不断袭击铁路线，切断敌人的交通，向敌营发动突然袭击，有时成十成百地杀死敌人。这种叫作游击战的战术有它的优越性。我方几乎没有什么牺牲，而与此同时，敌人因害怕我们却在这里投入了大批部队。游击战能消耗敌人力量，而我们则可用缴获的大炮、机枪来加强自己的武装。游击战可以不让敌人控制我们，也能不让他们在游击区获取原料，而我们则保持着人民必胜的信念。” 　　写第二封信时，他正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但他毫无恐惧，并且充满自信地写道： 　　“我们为敌军所包围，敌人就在我们周围方园十英里的地方。因为敌人向我们发动突然袭击，我们也随时准备对付这些进攻，随时准备转移，把病人藏进敌人所不敢进的山里。战争打到现在已经五年了，但是中国人还在坚持着，不仅坚持着战争，而且坚信他们必然取得胜利。” 　　这两封信并不是关于游击战的专题论文，但从这简略地记述里也可以看出，他对游击战的认识已经相当深刻了。在当时世界上流传着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歪曲、诽谤和不明真象的误会时，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却独具慧眼地看到了真理的光芒，这是多么难能可贵。 　　他还写信告诉巴苏华：“……有件事是我非常兴奋的，那就是我对世界的看法和观点有了很大的改变。我身上的一些坏习气——小资产阶级意识——在很大程度上被抹去了。这转变不仅是我，连其他人也意识到了。”“告诉你，我已经不是两年前的柯棣华了。” 　　可是，还要不要再回头看看自己的脚印呢?尽管世界观发生了变化，开始懂得了革命，懂得了阶级斗争；尽管在这四年里，他获得了巨大的荣誉——毛泽东同志的十次接见，他有机会先后五次同周恩来同志在一起，他同朱德同志进行过谈话并听过这位总司令作的学习白求恩的著名讲演；尽管他已经获得了“黑妈妈”、“第二个白求恩”的光荣称号；尽管他已经成为八路军完全信赖的同志和受人尊敬的外科专家。 　　他在这些面前没有止步。外科医生的解剖刀是锋利的，在解剖自己的时候是严格的。虽然参加八路军已经四个年头，虽然有了革命的正确观点，但他并不小看过去留给他的烙印。他知道，这种烙印会在若干年里，甚至一生中都发生影响。他检讨说：他犯过主观主义，曾经因为一个伤员的健康，没调查就批评了一位医生同志；他的外科教学有时理论脱离实际，还不能完全适合于游击战争的特点，德国医学家编的那本厚厚的外科专著把他束缚住了。 　　柯棣华不讳疾忌医，为了让大家给他根治思想上的毛病，他当众念自己的“病情记录”，他觉得这一点也不会丧失自己“院长”的尊严。整风中，他写了很多学习笔记，文理虽欠顺畅，态度却极认真。他实事求是，既不文过饰非，也不故作谦虚，一是一，二是二。这些笔记大都公布于众。其中一篇叫作“我的学风反省”，他写道： 　　“对于学习的态度，是相当正确的，丝毫没有教条主义的毛病。并且收集经验时，我不脱离理论。我学一个问题后，尽量联系到实际，比如统一战线问题之实际了解，是差不多的。学的东西之实际运用上，我也尽量地做。比如相持阶段是长期的、困难的，大家应该继续吃苦耐劳，这一原则实际运用上，我做的还不少。 　　“知道说到，而做不到的事情也有，但是不多。比方深入了解工作问题，虽然我给下级干部讲，但自己做得不够。……学习中好高骛远的现象曾经是浓厚的，可是经喻政委之批评后，自己检讨此缺点，我大部分已经改正了。在开始政治学习时，我看过不少理论书籍，和在许多地方划了记号，现在就是那几本书再看的话，连划记号的部分也看不懂。这就是表示过去看书是走马观花、一知半解。我的学习是经常的，可是集体学习、互相讨论方面我做得不够。” 　　“为了我们的事业，为了我们以后的若干年，我们必须正视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大会、小会、集体讨论和个别交谈，柯棣华无一例外地都要对自己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他的严格、严肃的态度，坦白率直的作风，连那些有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都为之感动了。 　　“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要医治病人……”当年他从医学院毕业时曾作过这样的保证。那时他这样保证，是因为他的目光已经接触到在生死线上挣扎的人民。现在，他又这样保证：“无论什么时候，我都要医治自己……”这时，他的目光所及却是整个世界。他迫切希望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他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会不会吸收他。他深知自己有许多弱点，又担心自己的国籍。 　　党考察了他的全部历史，认为他已经具备了成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至于国籍，这是一个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是有先例的。 　　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在鲜红的党旗下，他庄严地举起右手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宣誓为反对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我要将一切包括我的生命献给这壮丽的事业。” 　　在伟大的整风运动中，他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在生活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柯棣华大夫/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柯棣华大夫》编写组编，盛贤功执笔.—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