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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柯棣华 附录 葛公村座谈会
任鸣皋

  
  1982年在葛公村两次座谈会上的部分发言(摘要)。
  侯纪元(老红军、原白求恩卫生学校供应员):
  1940年秋,柯院长来后,我们一直在一起工作。当时,由于日本鬼子对边区封锁,生活艰苦。我们吃饭除了小米就是黑豆。“大扫荡”的时候更困难了,青年都跟部队走,把重伤号留下隐蔽。有一次西山沟来了情况,柯院长向江校长要求把他留下来管重伤员,他先到山里来回转,找好可以隐蔽伤员的山洞,再回来运伤员,一趟趟跑。那时我们伙房人不多,他还帮着烧火做饭,做好饭自己送,因为别人不知道他把伤员藏在什么地方。他右肩背药包,左边腰间挎个水壶,一手提饭桶,另一手拿个大饭勺给重伤员送饭。
  “大扫荡”使我们经常转移,柯院长总是紧跟着伤员。一次,我们抬着伤员向一个叫红草洼的深山沟转移,柯院长背着药箱紧紧跟着担架,边走边照料。当走到火石岭的时候遇到大雨,他便把自己的草帽盖在一名头颈刚动过手术的伤员头上。伤员不认识他,就问:“你是哪个医生?”他说:“我是柯棣华。”伤员听了说:“哎呀呀,是你啊!”同志们都说柯院长对病人像妈妈一样。他看见伤员没有衣服换,就叫我开库把要发给他的新衣送伤员,那时战士穿的是当地织的土粗布,干部才穿细布。伤员拿了他的衣服不肯穿,说:“我是战士,不能穿干部衣服。”柯大夫说:“分什么干部不干部的,你穿吧!”他还经常找我们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战士谈心,也叫我讲爬雪山过草原的故事,每次听完后总是含笑点点头,赞扬红军的革命精神。
  柯院长是一个无私的人,他的国际主义精神一直鼓舞着我们。
  王东平(柯棣华和巴苏大夫的警卫员)
  柯大夫和巴大夫对工作非常认真,无论在什么时候,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一次,柯大夫、巴大夫去易县楼山军分区医院指导工作,楼山离葛公村一百多里路,早晨动身,到了那里已近傍晚。盛夏季节天气热,路途又远,颠簸了一天,是够劳累的。到了那里,军分区司令部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就准备领我们去休息。但柯大夫和巴大夫却要先去医院病房看看,司令部的同志们说:“走了这么远的路,累了,明天再去吧。”他们坚决要去,司令部的同志们只好带着我们几个去分区医院,直到把每个病房看了一遍,才回到住所去休息。
  我们在楼山住了几天,就动身去易县白龙医院。白龙距楼山60多里路,到了那里,柯大夫听说由于这里医疗技术差,有个伤员鼻子流血,止不住,病情严重,柯大夫就连忙打听伤员住在哪个房间。医院的同志们让他先吃饭,他不肯,硬是让别人领着到了病房,找到那个鼻子流血的伤员,给他诊断和治疗,直到伤员的血止住了才离开病房。
  王俊有(葛公大队卫生室医生)
  柯棣华大夫是我们的外科老师,当时没有课本,他就自己编写,给我们印发了许多油印讲义。他讲课很耐心,很认真,讲得又透彻,又生动。他很注重实践,每讲完一个病例,就要我们学习,如截肢术、阑尾炎、移植、扩创等手术。在手术过程中,他非常认真地给我们做示范,并告诉我们这个手术应该怎么做,注意什么问题。比如有一次,一个小司号员,脸上长疮落了个疤,很难看,柯大夫就以此给我们做了“有柄移植术”的示范,在患者右胳膊割了一块与疤大小相等的皮瓣,皮瓣并不与右胳膊彻底切断,而是留有—个“柄”。然后将右胳膊缚在头部将皮瓣与疤处缝合,愈合后再将“柄”剪断。这样做为的是愈合前仍由胳膊向皮瓣输送营养,不至于枯死,柯老师这种耐心、认真的教学态度,是我永远也不能忘记的。
  李洋兰(葛公村抗日模范队队员)
  柯棣华院长他关心伤员,关心群众,给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1940年的初冬,日本侵略者向我们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国际和平医院决定向深山转移,我们抗日模范队也被调去随军服务。那时我们的具体任务是抬担架、运伤员。柯院长是我们这支队伍的领队。天黑下来的时候,柯院长就带领我们向离这里20来里的一个深山沟——红草洼出发了。我抬的是一个刚动过大手术的重伤员。由于当时情况比较紧急,我们总想一下子把伤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这样脚步就迈得很快,随着山路的坎坷不平,担架就有些颠簸。柯院长见到这种情况,就赶到我们身旁一再嘱咐说:“走慢点,走慢点”。在整个转移途中,柯院长大部分时间都守护在这个重伤员身边,不断问他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没有,休息时,还亲自给伤员喂水喝。见到这些,我们打心眼里受感动,一个外国人对我们的伤员是那样的热情。
  又有一次,我从前线抬来一个腿部受伤的伤员,柯院长对他进行了处理后就匆忙地离开了。不一会儿他拿着一条自己的干净裤子来,让护理员给伤员换下那条浸血的裤子,伤员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柯院长就是这样体贴伤员的。
  齐东林(大队社员)
  我生下来左手大拇指边横长着一个手指,有六个指头,人们都叫我“六尔”。这根多余的手指使我做什么事都不得劲。住在我家的张医生告诉了柯院长。一天,柯院长让张医生找我去医院治疗,第二天下午我到了医院手术室,柯院长、张医生和一个学员正在那里等我。柯院长笑着跟我打招呼让我坐下。他看了看我的手,亲切地说:“别怕很快就会好的。”一边说,一边就把我扶到手术台上,打了麻药做了手术,柯院长亲自给我缝了刀口。回家后,柯院长一直关心着我,见到我就看看我的手,不多久刀口很快愈合,做什么都方便了,心里真高兴。我一见到熟人就伸出手来夸夸我们的好院长。每当我用到左手就提醒自己一定要更好的为祖国效力,来报答柯院长。
  郝同仙(葛公村居民)
  那是1942年冬里,我兄弟庆顺得了重病,七八天吃不下饭,睡不了觉,肚子疼得老是在炕上打滚儿。三里五乡的医生都请遍了,病还是不见转好。
  一天,我老头子到神北看他,见庆顺瘦得皮包骨,已不省人事,忙对家里人说,我村八路军医院里有位能开肠破肚的好医生,赶紧把他抬去看看。
  12月6日下午,我们把庆顺用担架抬来,挂了急诊,进了院。那时,柯大夫的身体不太好,可是当他听说来了一个急诊病人,就马上赶来诊断。一检查是阑尾炎,说:“病人再晚半天,就没治了。”他看到病人太虚弱,不能当下做手术,就用针把脓抽了出来,又给拿了药。这天晚上,柯大夫一宿没有睡好觉。几次到病房看望。
  12月7日,开始动手术,我们一家子都在门外等候着。过了两个钟头,柯大夫做完了手术拖着疲乏的身子走出来,满脸都是汗,他一看我们就笑着说:“放心吧,病人没危险了”。听了这话,我们的心踏实了。
  12月8日上午,还没到上班时间,柯大夫就带病来给庆顺检查、换药,他抚摸着庆顺的头,问这问那,不住地安慰。这些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到晌午,柯大夫让护士给庆顺送来了好饭香菜,感动得我们不知说什么好。
  12月9日清晨,我们在病房里听到了柯大夫病逝的消息,这真是晴天霹雳,再也抑制不住悲痛的心情,痛哭起来。想不到柯大夫为救庆顺的命而带病劳累了三天,自己却累坏了离开了我们。
  田明谦(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
  柯棣华大夫逝世后,就安葬在唐县军城南关西边的晋察冀边区烈士陵园内,用青砖砌墓。原来墓上有一个土坟丘,为了不使日本鬼子发现,就把它平掉了。1943年在柯大夫墓地的东侧四米的地方,修建了一个大理石混凝土结构的墓,柯大夫的灵柩并不在墓下,预备不安全时可随时迁移保护。
  晋察冀边区烈士陵园,坐落在太行山东麓,距唐县县城90华里,占地面积为62市亩,坐西向东,周围农田村舍环抱,西接群山,东临通天河,有公路与唐县、石家庄、张家口相通。今年(1982年——笔者),我国政府将陵园中柯棣华大夫的原墓地又进行了扩建。新的墓区直径30米,四周护墙用青砖砌成朵朵白花,墓的周围植有松柏及常青树,陵墓主体均为白色大理石结构,地面镶有五角星。墓体为六角形,六面各刻上我国领导人和有关首长的题词。墓体上面为一大理石地球模型,刻上地图。墓体连地球共高3.88米。墓前有高1.68米的柯大夫石雕像,像前置石墓碑。碑前墓门东向,两侧各立门柱。门前两侧立两块纪念碑,分别镌刻当年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写的挽词。墓门前有宽30米、长40米的广场,可供学校机关团体等作为悼念活动的场所。陵园内建有柯棣华纪念室,与白求恩纪念室并列。
  与柯棣华大夫墓区相邻的西北,就是白求恩大夫墓区。柯棣华大夫的墓地9月底竣工后,二位大夫墓区规格完全一样,布局也相同。
  整个墓区松柏相衬,象征着柯棣华大夫和白求恩大夫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永远长存。
  1981年10月,笔者与邮票设计家黄里先生相偕去河北省唐县葛公村访问。他是为了设计柯棣华大夫纪念邮票和首日封,笔者是为了编写《柯棣华》和《纪念柯棣华》。在葛公村召开了座谈会后,我们又单独访问了原白求恩卫生学校的炊事员李山秀老大爷。他是柯大夫在葛公村时的老邻居,因为他告诉我们,在柯大夫逝世后的追悼会上大家都唱了一首《纪念柯棣华同志》的悼歌,于是黄里先生和我二人商量,无论如何也要把这首悼歌录下来。经过李山秀老大爷多遍演唱,我们才达到目的。

柯棣华/任鸣皋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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