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白求恩 > 全文图书 > 诺尔曼·白求恩断片

我的爸爸叶挺将军

叶正明

叶挺将军就是我父亲。 　　一九四二年下半年，我父亲被送到湖北恩施，我母亲和一个妹妹随行。到了恩施以後，很艰苦的过了七八个月，便请求回桂林来看我们。 　　一 我们懂得了憎恨 　　已经有四年多没有见到父亲了，见面时，一切都變了，胖胖的脸已顯得瘦削了，乌黑的头发，已浮上了一丝丝的斑白了。这些究竟是谁给予我可爱的父亲的呢?我们懂得了憎恨了。 　　父亲到桂林似後，人家都说他获得自由了，但实在的情形呢?我们住的隔壁是特務，前面马路上的一个小铺子里也是特务，父亲出街那不必说是有特務跟着的了，就是连我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子，上学时也被跟着，直到学校的门口才罢。起初，我们住在桂林的旅馆里，经济情形很拮据。幸亏靠了一些朋友的帮助，总算在郊外找到了一间不算便宜的房子，每月纳租米二石二斗。我们搬进了这所房子以後，生活比住旅馆安定得多了。但是，有些人总像一只多疑的狐狸，总疑心你有什麽『异动』，他们派遣的特務，时刻严密的注意着我们，就是连我们小孩子也不肯放过。起先，他们把我的姨丈当作是我的父亲了，每当姨丈上街的时候，总是有特務麻烦。还有一个笑话，有一次，捉壮丁的人来到我们家里，说我父亲应该出去当兵了。父亲听了笑说：『我想你大概也知道我是那一个吧?』那捉壮丁的听了连忙笑说：『不，不，我不知道，请原谅。』说完就面红耳赤的走了。 　　天气渐渐的冷了，妈妈的肚子也一天天的沉重起来，到了八月中旬，生了一个小弟弟，这是第九个了。 　　物價的高涨与小弟弟出世，使父亲生活的负担更加重了，生活的鞭子，把我们赶到快无路可走了。 　　二 我们本是农家子孙 　　我们又搬了一次家，搬到比以前住的更偏僻的郊外的一个防空区里，房子的後面有一个不太大也不太小的石头山，前面有一大片空地。 　　开荒吧，我们除了上山以外，就整天拿着锄头，消磨在屋前的荒地上，父亲做得尤其起劲。我们本是农家的子孙啊!过了几天，父亲从市场上买了十多只羊回来，从此，我们放了学回家後又多了一项工作——赶羊。 　　我们的隔壁住了一个特務，前五六丈的马路边的一个小铺子里住了四个：隔壁的那个常常拿了一枝拐杖，跟着我们上山赶羊，又常常威嚇着我们说山上有蛇，叫我们不要随便上山去，如果上山去的时候，也要叫他陪同一路去，因为他是惯会捉蛇的。马路边的那四个是专门跟着我们上街的。 　　三 父亲被绑了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祸事终於来了，我们放学回家的时候，发觉了父亲房间的门是锁着的。 　　外婆很憂愁的告诉我们：『你爸爸被绑了，你妈妈现在正设法打听消息。』我的眼睛渐渐的模糊了，看不见了…… 　　第二天，有一个穿军服的人拿了一封信来说：『叶高参(国民党对外宣传说我父亲不是软禁，而是在他们那里任高级参谋之职)叫我来请二少爷，四少爷，五小姐一道去。』妈妈问他，我们是到那里去。他说：『我不知道，这是上边的命令，不过你们的行李要尽量的带少些，坐飞机去呢!下午六点钟再来接。』 　　二十六日晚，我，四弟，五妹三个离开了家。 　　二十七日中午我们坐火车到衡阳，晚上十一点多才下车，我们下车後，在一个宪兵的特務队里见到了父亲，只隔了一天一夜，就好像隔了十年一样，父亲的面容顯得分外的苍老了，额头上也顯出了一条条雨後蚯蚓般的皱纹?我知道，这是谁给我父亲的，我懂得了憎恨了。 　　我们在衡阳住了三天，便动身坐木炭车到宝庆。刚到宝庆的一个晚上，那个送我们(其实是押解我们的)的营副叫我陪他睡，我知道他不过是怕我们逃走罢了。这一晚电灯通夜的亮着，而且还有一个拿着枪的宪兵在房里通宵的看守着。如此我们过了十八夜才走到目的地——恩施。 　　四 打了那特務一个耳光 　　到了恩施，我们在招待所里住了一个多月，晚上有一个宪兵在门外看守着，然後又搬到城外去住；我要上学了，上的是人家说是全湖北最好的XX中学，我第一天进去，人家就叫我作小共产党。我读的学校是不准通学的，每个星期只能回家去过一天。第一天进去，我就觉得很不舒服，饭是吃不饱的，菜只能吃半碗饭，总之，一切的一切，都是使人看了不顺眼的——在这全湖北最好的中学里。 　　我们(兄、弟、妹三个)每个星期都写一封信寄回家去给妈妈。第一个星期，回到家里，写完了信以後，爸爸就对我们说起他那天在桂林被骗的经过。原来，那天(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十点钟的样子，我们隔壁的那个特務走进我们家里说：『你们的羊有一只给人家偷去了。』当时，父亲还没有疑心到这件事，便披了一件外衣从後门上山去，上山时，看见了他(那特務)站在岩石上好像等人的样子，一看父亲上来，就跳下去了。上到半山，从四面八方的山石後头，涌出了二十多个拿着手枪的特務，围着父亲，一个好像是领头的，就是『送』我们来的营副，拿了一封信递给父亲说：『郭副长官请叶高参到恩施去玩一下。』 　　父亲大怒说：『请，为什麽不到我家里去请?你们是土匪吗?你们不是国民党?』『是。』一个特務说。父亲又说：『三民主义是不是教你们当土匪的?你们懂不懂三民主义?』『不懂。』一个特務大胆说。我父亲举起手，打了那特務一个耳光说：『不懂三民主义，就不配做国民党。』那特務说：『你打我也没有什麽关系，这不过是上司的命令罢了。』以後，那一批人就擁着父亲转过山後，下山後就把父亲擁上一架大卡车到宪兵第五团的团部，写了一封信来给我们以後，就坐卡车到衡阳去了。 　　五 在恩施时的生活 　　一星期又一星期的过去了，暑假已经到了，回去和爸爸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也到了，我们心里感到了无限的安慰。 　　我们的家在城外的一个小山脚下，隔壁是一些淳朴的农民和一些小公務员，家里有两个勤务兵(其实都是些以勤务兵的牌子作幌子的特務)，养了一二十个白兔(後来增加到五十多个)和十来个鸡鸭，屋前十来丈有一条不深的小河，後头有一个荒山，为了贴补生活费用，爸爸和我们三个孩子，曾开了一二亩的荒地来种菜。早晨，我们起来就到野外去走走，或进城去买菜(父亲进城时有特務暗中跟着)，中午有时是我们自己煮饭，因为『勤务兵』偷懒玩去了，或去作报告去了。午後，我们便带一点零食，到离我们家里大概有二三里路远的南门河去玩。晚上吃完了晚饭的时候，父亲讲很多他在军中的生活，和解放区中的事情给我们听，从他那里，我们知道了八路军、新四军，他们为什麽能以低劣的武器来战胜武器精锐的敌人；我知道了解放区为什麽一天天的扩大，而国民党的区域却一天天的缩小；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队为什麽是自願参加的，而国民党的兵却都是拿着枪去捉来的。 　　六 我感觉到很光荣 　　开学了，枯燥乏味的日子又一星期一星期的过去了。有一天，一个校工拿了一张条子来给我，校长请我去。我知道，我的事发了。(我曾向几个同学讲过从父亲那里听来的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的事情。) 　　果然，到了校长室里的时候，校长拿了一张同学告发的报告，掷到我的面前说：『你看吧。』我知道这是没有好结果的，便说：『校长，请问你现在打算把我怎麽样呢?』他含着恶意的微笑，说：『你回去想一下吧，如果改过的话，你明天就写一张悔过书来给我，不然，哼!』我知道这『哼』字含什麽意义，不是留级便是开除。到了学期终了时，我果然收到了一张留级的成绩单，我感觉到很光荣，因为我能为我的信仰而牺牲，——虽然只是这一点点牺牲。 　　七 父亲呀!我们几时再见呢? 　　日本投降後的三四天，我接到了一个走的通知。到了八月二十八日，我们就起程到重庆来，送我们来的有一个副官和几个荷枪实强的特務——还带了一挺轻机关枪，九月十四日我们到达重庆。 　　在到重庆的第二天清晨，我们(兄弟妹三人)瞒着特務的耳目，离开了父亲，到了一个自由自在的地方。但父亲至今还是在特務的掌握中。 　　父亲呀!我们不知道几时才能再见!还有，桂林失陷後，带着一家老小，辗转流离的妈妈，许久没有得到她的来信了，不知她们怎样了!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日，重庆。 　　 诺尔曼·白求恩断片/周而復等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