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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在人民战争的海洋里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白求恩在中国》编写组

“好，游击战好!” 　　模范医院开幕典礼上的欢乐气氛还在人们的心头荡漾着…… 　　九月下旬，突然从前线传来了敌人秋季大扫荡的消息。日寇华北派遣军司令部调集了三个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共五万多人，分成若干路扑向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他们以步、骑、炮兵二万三千人，配合空军和机械化部队，向军区的腹地五台山发动了进攻。为了避敌锐气，相机歼敌，军区决定：暂时放弃五台山一带，模范医院随着军区转移。 　　听到这个消息，白求恩不解地问：“为什么要转移?我们的部队为什么不打呢?” 　　部长平静地向他解释说：“要打的，不过不是在这里，也不是马上就打。敌人现在还有力量占领我们一些土地，当它被我们拖的疲惫时，才是我们歼灭它的时机。这叫做争取有利时机，各个歼灭敌人。” 　　“伤员怎么办呢?” 　　“请你放心，军区指示，全部伤员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去。担架队已经组织好了，准备明天行动。” 　　白求恩想了想说：“好吧，我坚决执行军区的命令。” 　　第二天，从传来的隆隆炮声中，已经可以清楚地辨别出敌人和我们的距离。白求恩在村口上，深情地和每个伤员告别，他亲切地嘱咐着护送的同志，哪位伤员应该注意些什么，并一一为伤员掩好被角，望着伤员们走远了，才转身向医院走去。 　　医院已经空空荡荡了。他在院子里转着，端详着他亲手参加建造的一切：改建的手术室，刚刚开了窗户的病房，供伤员们学习用的“救亡室”……。在一个角落里，还有一堆金黄色的木屑，他感情深重地捧了起来，放到鼻子下嗅了嗅，一股新木的清香扑鼻而来，他扔下那捧木屑，愤怒地喊了起来： 　　“日本法西斯多么可恶!连一个山沟也不让我们住下。我们一定要让他知道，谁是这里的主人!” 　　他跨上早已等着他的枣红马，恋恋不舍地和医院里的同志们一道，向深山里走去。 　　一连六天，他们翻山越岭，爬坡渡河，转战在高山和谷地，与敌人周旋着。他们经过的一个个战斗的村庄，耳边不时传来隆隆的炮声。面临着即将到来的日寇的大“扫荡”，根据地人民镇静异常，斗志十分昂扬，民兵们加紧放哨、练武，儿童团员们加强站岗、查路条。游击队在有计划地配合着大部队的活动，支前的民工、担架队在有组织地奔赴前线、转运伤员。边区军民在统一的指挥下进行着复杂而细致的工作。紧张而有秩序，热烈而不慌忙。队伍中还不时传来战斗的歌声： 　　“……在那密密的树林里， 　　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 　　在那高高的山冈上， 　　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这些生动的事实，使白求恩深受感动。他多次向同志们说：“毛主席说过，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人民。现在，在抗日的人民战争中，使我进一步体会到这个论断的正确。我相信，胜利是一定属于中国人民的!” 　　这六天里，白求恩常常收到胜利捷报：我军撤出金刚库、松岩口后，悄悄地转移到新的营地，避开了敌人进攻的锋芒，重新在敌人的侧后集结，伺机歼敌。就在九月二十五日，当敌人杀气腾腾地占领了这一带时，除了放火烧毁了一些经过坚壁清野的山村以外，别的什么都没有捞到。在日寇两手空空、一筹莫展的时候，在离松岩口四十里地的石盆口，中了我军的埋伏，我八路军英雄健儿，一阵猛打，歼敌七、八百人。 　　这六天里，白求恩有时宿营在老乡家里，有时露宿山头，有时在山洞里过夜。他们走到那里，就在那里设立救护手术站，先后医治了一百四十二个伤员，做过一百零五个手术。 　　十月中旬，白求恩带领战地医疗队赶赴战斗激烈的洪子店前线。洪子店是平山县一个山区小镇，是中共平山县委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府的所在地。敌人洗劫了这个地方，放火烧毁了几乎所有的房屋。在敌人撤出时，我军切断了它的运输线，分割包围，打的敌人丢盔弃甲，狼狈而逃。白求恩来到洪子店时，大火还没有熄灭，镇上弥漫着刺鼻的浓烟，他们在镇上仅有的几间破屋里进行手术，抢救伤员。 　　在手术做完后，白求恩参加了在洪子店召开的全县总结反“扫荡”的干部会。出席会议的是县里各方面的干部，在会上谈到了这次反“扫荡”的斗争形势，坚壁清野政策，游击队、民兵的战绩，以及工、农、青、妇各群众团体的活动。白求恩通过翻译聚精会神地听着，记下了详细的笔记。 　　这次会议是由一位年青的女同志主持的，她是县里的负责人之一。她在大家发言以后，总结说：“同志们，敌人靠什么?靠他们手中现代化的武器，靠飞机、靠大炮。我们靠什么?主要靠我们在人民中间广泛宣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靠我们军队和人民的勇敢。我们要广泛动员人民参加抗战，支援抗战。我们必须壮大我们的游击队，不断总结游击战的经验，更好地消灭日本强盗!” 　　这位女干部看上去顶多有二十五岁，身体健壮结实，穿了一身褪色的兰衣服，腰上紧扎着皮带，肩上斜挂着一支驳壳枪，一双乌黑的大眼睛放着亮光，她宽阔而刚毅的脸上，随着会议上提出的情况和问题，一会儿陷入了沉思，一会儿又露出满意的微笑。她给白求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白求恩对翻译说：“我从这位女干部身上，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形象。就是这样一位山乡的普通妇女，主持着研究如何战胜东方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的错综复杂的战斗!” 　　会议一直开到夜里。在会议休息期间，大家放开喉咙，高唱《大刀进行曲》、《保卫黄河》、《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等抗日歌曲，白求恩也和大家一起欢乐地唱着，他完全沉浸在抗日军民的喜悦之中。忽然，有一个年青的游击队员站起来，说：“欢迎白大夫独唱一个好不好!”白求恩毫不推辞，他站起来，拉了拉自己的衣角，感情深重地说： 　　“今天当我坐在这儿的时候，我想起了全世界千百万为了把人类从贫困、愚昧中解放出来而斗争着的人们。我想起了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正象你们一样，也都渴望自己和他们的后代能过独立、自由、和平的生活。我特别骄傲地想起那些坚强的西班牙同志们，他们也和你们中国同志一样英勇，为了同一个伟大的事业进行着战斗。因此，我要唱一个国际纵队在西班牙战争中的歌——塔洛莽营之歌。”接着，白求恩让翻译把歌词翻译一遍，然后以他特有的男低音唱道： 　　“西班牙天空放出灿烂的星光， 　　高悬在原野里我们的战壕之上。 　　从远方传来黎明的呼声， 　　召唤我们重新走上战场。 　　…… 　　我的家乡在远方， 　　可是我们准备上战场。 　　…… 　　我们对于法西斯一步也不让， 　　哪怕枪弹密得象冰雹一样。 　　……” 　　雄浑有力的战歌在山野里回荡，它虽然产生在马德里郊外的战壕里，但在中国人民的心里却感到无比亲切，引起强烈反响。 　　会散了，干部们返回了各自的战场和驻地。晚上白求恩在昏暗的烛光下，写下了这样的日记： 　　“我们离开其他代表的时候，天空的黑幕上正闪耀着无数的繁星。天气寒冷而清爽，一点声音都没有，这种深沉的寂静是中国的夜晚所特有的。在一所烧掉的房屋的秃墙上，我们手里的电筒照出了一句用黑色的大字写的标语：‘抗战是唯一的生路!’这句话把这一天充分地描写了出来。” 　　一个月后，白求恩到达山西省灵丘县杨家庄，这里驻有新近转移来的军区后方医院一所。这时，军区司令部也已从山西省的五台县转移到河北省的平山县。在司令部驻地蛟潭庄，司令员会见了前来汇报工作的白求恩。司令员极其高兴地告诉白求恩：我们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我们的部队不但没有什么损失，反而杀伤了敌人，得到了一些装备。日本强盗采取穷凶极恶的“三光”政策，绝不能扑灭燃烧在各个根据地的熊熊烈火。他们最终必将为中国人民的抗日烈火化为灰烬，最后胜利一定是中国的!这就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战争的结局。 　　司令员在这次会见中，还给白求恩系统地介绍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主要思想。 　　听完司令员的介绍，白求恩深有体会地说：“好，游击战好!我已经亲眼看到了，亲身经历到了。中国人民正在以自己的行动，实践着毛主席提出的战略战术，抗日战争一定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 　　司令员又告诉白求恩：反“扫荡”还没有最后结束。我们的战略战术，是把敌人诱到山里，切断他们的补给交通线，然后再突然从四面八方加以袭击，分割包围，各个歼灭。战斗可能以一个新的规模展开，次数也可能更加频繁，前线繁重的工作在等待着他，相信他一定能做出新的成绩! 　　白求恩思索了一下，回答说：“是的，一定会。关键在于我对这场人民战争的学习和理解!” 　　………… 　　实现了向毛主席的保证 　　在白求恩返回杨家庄的第三天深夜，距离杨家庄一百一十里的雁北前线来了急电…… 　　十一月下旬，进犯晋察冀边区的一股敌人，在我军机动灵活的不断打击下，狼狈不堪地沿着广灵公路从山里撤出来。活跃在雁北的八路军三五九旅接到报告后，立即以猛虎下山之势，直插广灵公路，准备歼灭这股敌人。这条从广灵到灵丘的公路，是雁北地区的一条重要交通干线，敌人经常使用这条公路前运后送。在这条公路上消灭向外撤逃的敌人，对于粉碎敌人向晋察冀、晋西北根据地的进犯，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三五九旅决定在广灵公路打一场伏击战。 　　一周前，在视察三五九旅的卫生工作时，白求恩曾经提出过参加他们的战斗的要求。这场伏击战的战斗方案一确定，三五九旅便紧急通知军区卫生部，请白求恩带领医疗队赶来参战。 　　等卫生部长接到紧急通知时，已经是深夜一点钟了。翻译接过部长交给的通知，犹豫地请示：“白求恩刚刚躺下，要不要马上通知他呢?” 　　部长看了看表说：“还是马上叫醒他吧。上一次平山战斗通知他晚了，他很有意见哪!” 　　翻译拿着信走去，不一会儿白求恩装束整齐地出现在部长面前，认真地问：“这次不会晚了吧?” 　　部长满有兴味地说：“你呀，就怕赶不上打仗!” 　　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工作，在清晨三点钟，一支由部长、白求恩参加的医疗手术队就登程出发了。 　　…………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拂晓前，雁北山区，气温骤降到零下二、三十度。阴霾满天，凛冽的寒风在峡谷里呼啸而过，旋卷的雪堆凶猛地扑向山崖的石壁。 　　白求恩和医疗队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行进。飞扬的雪片夹着砂石劈头盖脸地向他们打来，抽得他们睁不开眼睛。狭窄的山路结起了冰块，一步一滑，他们只好牵马步行。前边不时传来“住意，跟上”、“小心，前面拐弯”的口令。有人跌倒了，后面的同志不声不响地拉一把，继续在风雪中前进。走在前面的白求恩，把手里的树枝用力向雪地上一戳，“卡叭”一声，树枝断了，他索性扔掉手里的那半截，攀着路旁的石壁向山顶爬去。 　　天亮了。在一个陡壁上，白求恩一手抓着路旁的小树，一手吃力地和警卫员一起把部长拉上来。气喘吁吁的部长还没站稳，突然望着白求恩大笑起来。原来，由于天气寒冷，人们从口中呼出的热气，很快化为白蒙蒙水气。那水气又在胡子和眉毛上凝结成一片冰渣。披着满身白雪的白求恩，仿佛又长了一丛雪白的胡须和染了一道浓浓的白眉，见大家友好地笑他，白求恩也打趣说：“瞧，这回我演圣诞老人，可不用化装了。”一句话，把大家逗的更乐了。 　　这支轻骑队，昼夜兼程，在风雪中翻过了五座大山，当他们赶到目的地时，已经是第二天的夜里十一点钟了。 　　在住所，部长正在地图上标示医疗队的位置。白求恩一边推门进来，一边问：“手术队的位置确定了吗?” 　　部长笑着站起来，指着地图回答说：“部队埋伏在公路两侧的山丘地带，指挥军所设在前沿。根据旅长的指示，我们的位置稍微靠后了一些。” 　　“离前线多远?” 　　“有二十里的样子。” 　　白求恩不满意地推开部长递过来的水，反问说：“为什么呢?” 　　部长不慌不忙地拉过一条凳子，坐在他的对面，把那杯水又递了过去，慢条斯理地说：“领导同志作过详细研究，这次我们是打伏击，考虑到安全上的原因，把我们的位置向后撤了撤。” 　　谁的安全?是战士的安全吗?” 　　部长没有回答。 　　白求恩激动地站起来，说：“又是对我的特别关怀吧?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总把我摆在伤员的前头呢?让我们来计算一下，抬一个伤员转移一里路需要多长时间?最少十五分钟吧。二十里路呢?最少五个小时!假使一个伤员每小时流失五百毫升鲜血——这在战斗中还不是最严重的情况，那么，五个小时就是两千五百毫升，一个人全部血量不过五千毫升啊!这就意味着伤员的生命失去了抢救的可能!我们常说，时间就是胜利，时间就是生命，为什么我们不算一算这笔帐!” 　　部长没有做声。他怎么不想呢?但是，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不远万里，前来帮助我们抗战的国际主义战士，万一有个意外，怎么回答毛主席、怎么回答八路军的指战员、怎么回答加拿大人民呢? 　　白求恩继续激动地说：“原因在于同志们把我看成是一个特殊的人。从年龄上讲，我是你们当中最老的一个，从国籍上讲，我们有所区别。可是，我们都是反法西斯的战士，都是阶级兄弟、革命同志!我从准备到中国的那天开始，就下定了牺牲的决心，请同志们理解我!” 　　部长还没回答。他怎么不理解呢?白求恩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时刻准备献身的精神，曾经给八路军战士们多大的鼓舞呀!一些濒于死亡的伤员，在昏迷中甚至呼唤他的名字。可是，越是这样，不是越要考虑他的安全吗? 　　白求恩提高了声音，加重了语气，挥动着手臂说：“同志，你为什么不做声呢?你为什么不说共产党人应当为革命胜利献出一切呢?目前，敌人把主要的力量压向我们，整个边区面临着空前的困难。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我们发动了新的攻势，我们每一个人不都得准备为这场战斗付出代价吗?这场伏击战，不，中国人民抗日战场上的每一次战斗，都是向着全世界最黑暗的势力发起冲锋，都是为着整个人类进行的正义之战!只要对整个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有利，我们自己流血牺牲又有什么!到前线去，这是我唯一的愿望!我希望同志们接受我的请求!” 　　部长还是不做声。 　　白求恩转身就走：“我找旅长去!” 　　部长拦住他：“这个决定是旅长的意思。” 　　白求恩一愣，停顿片刻，还是一点不让：“我直接找旅长去!” 　　部长跨前一步，诚恳地说：“那，我去吧。” 　　听了部长的汇报，旅长连夜召开会议，决定把手术队放在离前线只有五、六里的黑寺村一座小庙里。听到这个决定，白求恩满意地笑了。他郑重地保证说：“决不辜负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 　　激烈的枪炮声不时传来，战斗打响了。在临时手术室里，白求恩在医生、护士的紧密配合下熟练地做着麻醉、切开、清创、止血、缝合。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白求恩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战斗打得异常激烈。伤员一个接一个地抬进来，手术室里笼罩着严肃紧张的气氛。手术器械的撞击声，白求恩时而发出短短的指示声和持续不断地传来的枪炮声，使手术室里的严肃气氛更强烈了。这里并不是厮杀的战场，但是这里却进行着争夺生命的战斗；这里并不需要猛烈的搏斗，但是每一个人都要付出全部的力量。 　　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伤员，一个一个地抬来，又一个一个地抬走。下午、傍晚，深夜、黎明，白求恩一刻也没离开手术室…… 　　在离手术室不远的战场上，被伏击的日本法西斯正在疯狂反扑，垂死挣扎。 　　这是人民的军队八路军和民兵，同日本侵略军的一场激战。敌人的炮弹在我们战士的头上掠过，烈火在阵地上燃起，我们的战士被硝烟战火包围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后退一步。有人负伤了，鲜血渗透棉衣，染红了烧焦的土地，他们仍然顽强地坚持着；有人牺牲了，战士们沉痛地背下尸体，然后狠狠地握紧了枪柄，把带着仇恨的子弹，象冰雹一般撒向敌人的阵地。敌人被打退了，战场上出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寂静。 　　平静没有多久，战场上再次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枪声，枪弹打在石壁上，落在石块上，溅起火花，飞起碎石，敌人再次退缩了。战士们跃出战壕，猛虎般扑向敌群。一时间，枪声、爆炸声、战士冲锋的喊杀声和敌人的嚎叫声响成一片，十里山谷，回声隆隆。忠于毛主席、忠于革命的感情，誓死消灭敌人的决心，象火一样在战士们的心中燃烧。他们把包围圈压缩得更小了。敌人象一群困兽疯狂地挣扎，但是一次一次地都失败了。 　　在通往手术室的路上，敌人的飞机追逐着担架队。一串串子弹在担架队员身边落下，路旁的树丛被打着了，山风吹来，火苗一窜老高。隐蔽在树丛后边的担架队被火包围了，火苗烧着伤员的头发，一个担架队员扑了上去，滚动着自己的身子，隔断火路。炸弹在担架旁爆炸了，担架队员们，又扑到伤员身上进行掩护。边区人民，用生命保护自己的子弟兵! 　　随着炮弹的爆炸，临时手术室不时地颤抖。只听轰的一声，小庙的院墙被震塌了。白求恩和同志们只是迅速地瞥了一眼、一句话没说，仍然镇静地做着手术。可是，就在这时，担任麻醉工作的翻译报告了一个意外的情况：麻醉药没有了! 　　所有的人都被震动了! 　　“怎么办?”望着陆续抬来的担架，同志们焦急地问。 　　“怎么办?”听着前面传来的枪炮声，白求恩焦急地想。 　　“现在，我们只好在无麻下做手术了。在过去迫不得已的时候，我们也用过这种办法。”部长迅速而又坚决地说。 　　大家点了点头，手术又在枪炮的轰鸣中开始了。 　　部长走出手术室，用电话向各处联系药品。 　　白求恩几次把贴着皮肤的刀刃抬起来，伤员在无麻手术下难以忍受的疼痛在折磨着他。躺在手术台上的伤员好象看透了他的心思，诚恳地说：“白大夫，你大胆做吧，我顶得住。” 　　白求恩紧紧地拉着伤员的手，激动地说：“好同志，谢谢你，记住，这是日本法西斯的罪过!” 　　………… 　　伤员被抬下去了，手术台上留下了一片汗渍，白求恩看着，蹙起了双眉。 　　手术缓慢地进行。门前的伤员渐渐增多了。望着担架上那些受伤的同志，白求恩心急如焚! 　　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手术室的寂静，部长扶着一个周身挂满血迹的民兵，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那个民兵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交给白求恩，白求恩急忙打开：吗啡!几十支镇痛用的吗啡! 　　原来在公路对侧参加伏击的民兵们，听说医疗队已经没有麻醉药了，争先恐后地要把刚刚缴获来的吗啡送过去。部队领导同志决定派一位战士和一位熟悉地形的民兵共同完成这个任务。那个战士，在穿过敌人火力区时不幸牺牲了。这个民兵把药品珍惜地揣在自己怀里，拖着受伤的身子，终于赶来了。 　　白求恩一手握着那个带血的布包，一手搂着这位敬爱的同志。这位民兵同志依偎着白求恩，断断续续地说：“白大夫……我来……晚了……误了……用……” 　　白求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紧紧地拥抱着这位初次相识的战友。 　　…… 　　战斗结束了。趾高气扬进山“扫荡”的日本侵略军，虽然垂死挣扎，企图夺路逃生，但是在我英雄的八路军和民兵的狠狠打击下，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敌人的尸体到处都是，伏击战以我们的胜利而告终! 　　为了甩开敌人大规模的报复，我军迅速转移，医疗队做完了最后一个手术，也迅速撤离了。精疲力尽的白求恩被扶上枣红马，最后一个离开了手术室。 　　这次战斗，白求恩整整四十个小时没合眼，连续作了七十一个手术。他确实太累了。胸部发闷，两耳轰鸣，全身酸痛。在驻地的土炕上，他靠墙睡着了。朦胧中，他听到门外有人高一声、低一声地对话： 　　“不行，他太疲倦了，我给你找别人去。”听得出，这是翻译的声音。 　　“可是伤员在昏迷中还喊白大夫呢!”这是一个不熟悉的声音。 　　白求恩翻身起来，探着身子问：“翻译同志，你们在说什么哪?有事吗?” 　　门外的人又低声含糊不清地说了些什么。一会儿，翻译和一位气喘吁吁的战士进来了。 　　原来，在六十里外的休养所里，一名转移到那里的团参谋长发生了严重的大出血，几次结扎都失败了，休养所迫不得已来请白求恩。 　　一听这个情况，白求恩的疲劳一下子跑光了。他从树上解开枣红马的缰绳，叫上来人，急驰而去。翻译急的跺了跺脚，纵马追了上去。 　　在休养所的手术台上，白求恩迅速为伤员做了结扎手术。血止住了，伤员的四肢散出了微热，在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伤员被抬走了。白求恩对留下医生和护士们，说：“你们的办法不科学呀!应当一边送伤员，一边派人叫我，中途相遇，就能节省一半时间。时间就是生命!” 　　同志们点头称是。白求恩亲切地笑了笑，向大家伸出手说：“再见!” 　　大家看到白求恩已经很累了，要留他住下，第二天再走，他拒绝了：“能抢救一个伤员，为伤员减轻一分痛苦，这是我们每个八路军医生的最大快乐!” 　　枣红马大汗未落，又在回路上奔腾驰骋。它好象明白了白求恩的心意，四蹄翻腾，争分夺秒。 　　几天后，白求恩检查了这次伏击战中做过手术的伤员。有一名不幸牺牲了，还有七名由于处理及时不需要再转到医院来，其中两名已经坚决要求返回了前线。转到医院来的六十三名伤员中，有三分之一竟连一点感染的迹象都没有，有三分之一只有轻度感染，有三分之一有最常见的一般程度的感染。这就是说，由于医疗队在紧靠火线几里地以内收治伤员，争取了时间，并对伤员作了正确的处理，特别是对腹部、胸部、脑部受伤的伤员在几小时内施行了手术，这就使伤员不仅绝大多数重新获得了生命，而且绝大多数没有发生因感染而使伤情恶化的现象。 　　这个统计结果使白求恩大为兴奋。因为它大大超过了在延安时向毛主席做出的保证。实现对毛主席的保证，这可是白求恩离开延安后，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的愿望啊! 　　白求恩在一篇日记中记述了这件事： 　　“我在后方医院检查了所有在前线动过手术的伤员，结果我发现：七十一个动过手术的伤员中只死了一个人，……虽然在我们医疗队和后方医院之间没有换药的救护站，可是三分之一的伤员到达医院时一点感染的迹象也没有!在这儿这是一件空前的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些。现在这一点是肯定的了：医生在后方等待伤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医生的工作现在是在前线上。 　　“重要的一点：两个同样腹部被子弹打穿的伤员得到了同样的外科治疗：一个活了，一个死了。什么原因?第一个是在受伤后八个钟头动的手术；第二个是在受伤后十八个钟头动的手术，……生死之差就在这十个钟头。 　　“………… 　　“我们总算向前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了!” 　　在庆功祝捷会上，旅首长向与会的全体指战员和群众宣布了这次战场救护工作的显著成绩，表扬了白求恩和医疗队深入火线、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旅首长特别号召大家要向白求恩同志学习。 　　在热烈的掌声中，白求恩走上讲台，他深情地巡视着台下那一张张洋溢着欢笑的面孔，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他并不认识，可是，他却认为自己很熟悉他们，那些英勇杀敌的战士，那些运送伤员的群众，那些用生命换来药品的同志不就在他们中间吗!白求恩把两手紧握，高高举过头顶，用宏亮的声音说： 　　“同志们，这次战场救护的成功，确实是值得庆祝，因为它开创了世界的新纪录，比我在西班牙战场上的疗效高得多。但是，你们不应该特别表扬我，因为创造这个纪录的不是你们的白求恩同志，他只是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工作。创造这个纪录的是你们这些英勇杀敌的战士，在炮火下运送伤员的担架队员，冒着枪林弹雨支援我们的群众。如果还需要提起的话，那么应该提到我们的王医生，他给伤员输了三百毫升鲜血还坚持工作十二小时，还有翻译，他平常只劝我注意身体，而他自己在这次战斗中患扁桃腺炎，体温很高，可他仍然做了四十多次麻醉。还有余医生、贾护士和其他的人，他们也很努力。所以，我要强调一点，是同志们，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人民，是人民战争创造了这个奇迹!” 　　“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白求恩和参加祝捷会的全体军民一起，喊出了这个震撼世界的战斗口号。 　　群众心上的医院 　　广灵伏击战救护工作的特别成功，使白求恩异常兴奋，也给了他许多宝贵的启示，在工作空余的时间里，他常常一个人坐在门前，望着对面的山峦出神。他想什么呢? 　　他想起了在延安的时候和毛主席那次幸福的会见。那次会见时，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反复地向他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人民革命必然要取得胜利的原因，在于党有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并为广大人民群众真心实意地拥护。就拿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来说，从轰轰烈烈的“五星期运动”到这次战地救护工作的特别成功，都说明了毛主席的分析无比正确。正是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才使前线卫生工作获得了显著的成绩。想到这里，他情不自禁地打开《马列主义手册》，从里面拿出那封毛主席发给他的电报。这是一封寄托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他的希望和关怀的电报啊!他心里一震，要怎么样进一步做好工作，才能不辜负毛主席的殷切期望呢? 　　他又想起了在“模范医院”撤出后，在路过军区所在地时和司令员的那次谈话。他清楚地记得，在谈到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时，司令员特别强调，按照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的教导，八路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对于处于敌后坚持游击战争的八路军，敌情是严重的。但是，只要坚决地依靠人民群众，充分注意机动灵活，就可以打败敌人，不断使根据地发展壮大。“游击战争”，“机动灵活”，……想到这里，白求恩眼前一亮，怎么样才能把“模范医院”建成为一个能收容伤员能治疗伤员、能打仗能转移的适应游击战争的“模范医院”呢? 　　他还想起了前不久在杨家庄的后方医院一所检查工作的情形。一所由人烟稀少的招提寺搬到杨家庄后，由于和群众住在一起，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原先一所人员缺少的问题，到杨家庄后也得到了解决。杨家庄虽然是一个二百户人家的小山村，但它却承担了三百多名伤员的安置任务，而且一般的护理工作，基本上是由老乡们来完成的。这么一个小山村，怎么能够安置这么多的伤员呢?当白求恩亲自访问了那些安置伤员的人家以后，他的疑问顿时消失了。 　　一进杨家庄，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沿街的墙上，写满了抗战的标语；拐弯的墙角上，钉着“手术室由此往东”，“内科由此往西”等指示路标；脚下的新土，说明路是经过几番修补而垫平加宽的；小河夹岸的树上，还挂着新洗的敷料。这一切，给他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整个村子很象一所管理得当的医院。 　　他随村干部向一个大“病房”走去。宽大的土炕，被切割成一排单一的病床；房梁上垂下了伤员练习臂力的绳子；病床旁，立着散发新木清香的输液吊杆；横贯房间的铁丝上，晾着伤员的洗脸毛巾……不用说，这里的许多个家庭，都可作象样的病房。 　　在伤员的身旁，活跃着不穿白衣的山乡妇女：一位老大娘在为伤员洗头，那个伤员象孩子一样靠在她的身上；一位中年妇女在为伤员擦洗伤口，那个伤员流露出感激的目光。她们的从容不迫的举止，敏捷熟练的动作，显示出她们是一批完全能够胜任工作的护士。 　　杨家庄，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在这里，村庄就是医院，群众的家就是病房，群众就是护士。小小的杨家庄，使白求恩看到了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思想在人民群众中生根、开花、结果；使白求恩看到了一所新型的更符合人民战争的实际的“模范医院”。想到这里，白求恩不由地失声喊了出来：“这就是人民战争中人民军队的卫生工作呀!” 　　现在，白求恩的心情和他二十几年前在大学读书时的一种感受很相似。在课堂上，教师指着用红蓝两色标线的解剖图谱，讲述神经、血管的走行分布，白求恩自己认为已经获得了深刻印象。可是，只有当他走进试验室，亲自做过剥离之后，他才喊出：“啊，原来它竟是这样的呀!”也只有当他在手术中亲自触摸过这些血管神经，并且了解到伤员的具体情况之后，他才会提出具体的合理的手术方案来。广灵伏击战和“模范医院”的建设，对于他不也是游击战争的实践吗? 　　白求恩没有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他以自己切身的体会在酝酿着一种新的办院方案和培养训练医务人员的方案，为夺取更大的胜利而努力。 　　当白求恩和部长一起，从三五九旅返回杨家庄时，一种新的景象又使他惊呆了：街上，满是来来往往的行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有的扛着风箱，有的抬着大锅，有的人赶着驮着柴粮的毛驴，急急忙忙向河西走去。再仔细看，人群里还夹杂着医院的医生、护士，连轻伤员都出来了，他们也是肩挑手提，忙个不停。 　　“莫非敌人要来了，群众要转移?”白求恩纳闷地想：“可是人们为什么又都高高兴兴的呢?再说，从三五九旅离开时，根本没有听说这方面的消息呀!” 　　“这是怎么回事?”白求恩问部长。 　　部长摇摇头说，“搞不清楚。” 　　眼尖的翻译在人群里发现了医院的政委，便大声吆喝：“政委同志!” 　　政委脸上挂着汗珠，一见白求恩和部长，一边敬礼一边说：“你们回来啦?” 　　白求恩和部长没顾上寒暄，一齐发问：“群众为什么转移?” 　　政委望着人群，笑嘻嘻地说：“是搬家呢!群众看咱们伤员住的分散，就和咱们商量要把伤员集中到河东去，把河东的人家搬到河西。考虑这事会给老乡们带来不少麻烦，我们说啥也不同意。谁知群众却自己动手了。” 　　部长感动地说：“群众这样支援我们，我们只有多做工作才能报答他们。” 　　听着部长和政委的一问一答，看着眼前匆忙来去的群众，白求恩全身觉得热乎乎的。他把马缰交给身旁的警卫员，和部长一起，加入了那个忙碌的搬迁行列。 　　当天夜里，他迫不及待地写信向他的一位老朋友报告他兴奋的心情：“在连绵起伏的深山里，群众自己动手办起了另一所‘模范医院’，而且做了符合实际的更新。这使我兴奋得都不知该怎么向你转达我的心情。毛泽东同志是那样信赖他的人民，我现在更加相信，胜利一定属于他和他们。” 　　第二天，起床号刚刚响过，他把一份修改后的特种外科医院组织方案交给了部长。他对部长说：“群众向我们证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医院的组织方法必须加以改善，否则，我们就落在他们的后边了。” 　　按照白求恩的意见，医院要和当地的干部共同成立一个联合领导机构，共同负责医院的各方面工作，解决各项重大问题，定期检查医院工作情况，把医院工作同地方工作紧紧结合在一起。 　　这是一项重大的组织改革。部长十分认真地听白求恩解释这个方案的细节。白求恩强调这个新方案的意义：“没有群众参加管理工作，将是一项重大的损失。群众参加医院管理，这就是告诉群众：八路军是人民群众的武装，是人民群众自己的军队。因此，他们会更加爱护和乐于帮助这支军队。现在群众已经走到我们前面了，我们应当赶快跟上去。” 　　部长拿着一支铅笔在手里摆弄着，仔细地推敲白求恩的建议。等白求恩说完，部长接着说：“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让医生、护士、伤员也都参加到这个领导机构里来，这样，我们就可以经常听到他们的批评和建议!” 　　白求恩对部长的补充连连叫好：“对，对，我完全同意你的补充。没有伤员、医生和护士，医院是不能存在的。忽视了他们，便不能得到及时的批评帮助。正如毛主席说过的那样，我们要常常检讨工作，改进工作。假如不这样，就是不懂辩证法，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他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迅速地点着，继续说：“在写这个方案时，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工作不仅要看到今天，还要看到明天。我们让群众参加医院管理，还可以培养干部，将来胜利了，我们可以把他们派往广大农村、城市，我们可以凭借这些宝贵的人材，建立我们自己的医疗卫生队伍。” 　　部长会意地向他笑着说：“好啊，白求恩同志，我们是要想得远一些，想得宽一些，想到全局，想到胜利后的工作。” 　　“是啊，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是肯定无疑的。可是在我的家乡，在我青年时代工作过的西方，却……” 　　白求恩缓缓地站了起来，走到墙上的一张世界地图前，出神地端详着，陷入了深沉的回忆。 　　“怎么了?”部长问。 　　白求恩把视线从地图上移开，感慨地说：“说真的，我从内心里羡慕你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当我一边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一边起草这个方案时，我想起了另一个医疗改革计划。” 　　“是那个群众享受免费医疗的方案吗?” 　　“嗯。当时我太幼稚了……” 　　那是在白求恩成为著名的胸外科医生以后的事： 　　在一个寒冷的深夜，他被请去为一位工人的妻子接生。在市郊的一辆公共汽车的空壳里，孕妇痛苦地蜷缩在车角上呻吟。白求恩生气地质问她的丈夫，为什么拖到现在才请医生。那个工人悲愤地告诉他：请过医生，可是医生们嫌他付不出诊费都不愿意来。要不是罢工委员会告诉他白求恩是穷人的医生，他连这次试探都不想干了。新出生的孩子落地了，没有哭声，只有微弱的呼吸，由于拖延了时间，孩子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望着这惨痛的母子，白求恩沉默了许久。临出门时，孩子的爸爸从贴身的衣袋里拿出一张钞票，白求恩接过这张带着体温的钞票，看也没看，又放到那个工人的衣袋里。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钱，这个血腥的魔鬼，逼得穷人的孩子连出生的权力都没有了，这合理吗?钱，这个支配社会的怪物，什么时候，医生才能不听它的摆布，恢复他们挽救人民生命的责任呢? 　　就是这样一件件穷苦人民因为没有诊费而失去生命的病例，使白求恩再也不能忍耐了!不久，在蒙特利尔医学会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了一个医疗改革方案，号召医生们把医疗权力还给人民。他严厉批评了一些医生们只要金钱不管病人死活的丑恶灵魂，他提出今后医生行动的准则应当是根据病情而不是根据金钱。他建议医生们组织起来到贫民窟去，为那些付不起诊费的人看病，并主张这些医生们的工作应当由人民监督。 　　在一片嘲笑声中，他的方案被否定了。没几天，他的家被法西斯分子捣毁了，这就是那个资本主义社会对他的一片苦心的回答。 　　白求恩从回忆中抬起头来，苦笑着说：“开始，我还不懂得社会制度和医疗工作是怎样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后来我参加了工人们的斗争，才发现那些想法，不过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楼阁而已!” 　　部长一边看着那张地图，一边意味深长地说：“是啊，离开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道路，对旧的社会制度的任何改革，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过，总有那么一天，一切权力都要回到人民的手里。医疗也不会例外。” 　　白求恩爽朗地笑了起来，说：“我完全相信会有这一天。我追求了几十年的群众免费医疗制度，在科学技术发达的西方为什么实现不了?而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山村里却看到了它的轮廓?原因就在于社会制度的不同。毛主席领导的抗日战争、人民革命，为医疗事业的改革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离开了这种革命，只想对社会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即使不是欺骗群众，也是愚弄自己!” 　　………… 　　军区领导很快批准了白求恩提出的医院管理新方案，卫生部提议学习红军士兵委员会的经验，把这个群众参加的领导机构命名为“院务委员会”，并建议白求恩再起草一个章程，使这个机构制度化。白求恩一口答应下来。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这是白求恩在以后经常提起的一天。这天晚上，“院务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吃过晚饭，人们互相招呼着赶来了。老村长和医院年青的政治委员，肩靠肩，边走边说地来了；村武委会主任和医院院长前脚后脚相随着来了；村妇救会主任拿着军鞋，医院护士长捋着一捆绷带说笑着来了…… 　　望着这些意气风发的同志，白求恩的眼前出现了无数动人心弦的场面：渥太华反对输送钢铁给日本的游行队伍；马德里前线搬运弹药的妇女；来延安路上那些赶马车的人；松岩口那些帮助建立模范医院的群众。从西方到东方，哪里的人民在法西斯的侵略面前不奋起战斗?哪里的人民没有和敌人决一死战的气概?可是，为什么一些地方的斗争浪潮很快低落下去了?而为什么这里的斗争却越来越澎湃汹涌?他想起了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我们有毛主席，我们能胜利!”是啊!这里的人民，这里的斗争，同毛泽东主席的名字是多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啊!虽然毛主席没有到过这里，可是毛主席的思想却使人民的革命热情永不衰败，永远燃烧着炽烈的火焰。 　　代表们到齐了。部长站起来，宣布会议开始。第一项是通过“院务委员会”的组成人选。医院的代表和村子里的代表都是事先在群众中酝酿好的。政委和村长一宣布，会场上立刻响起一片掌声。然后是白求恩同志讲话。 　　白求恩理了理军帽，又整了整上衣，这个习惯动作说明他的心情非常激动： 　　“同志们，过去关于医院工作我讲的多，今后，大家都来出主意吧。毛主席说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亲眼看到了中国人民的斗争精神和创造能力，这是我们胜利的保证。我钦佩伟大领袖毛主席，我钦佩伟大的中国人民。我相信，有同志们参加医院管理，特种外科医院一定会成为一支使敌人无比恐惧的队伍，我们一定能够打垮敌人的一切猖狂进攻!” 　　部长主持大家讨论了白求恩起草的医院章程。委员们逐字逐句地议论着。白求恩耐心地解答大家的提问。他再一次为同志们认真负责的精神所感动，他看到了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群众的医院已经诞生，它和人民群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是建立在人民群众心上的医院。病房的用具是群众供给的，伤员的铺草是群众打来的，看护伤员，洗涤绷带，站岗放哨，无一不由群众和军队共同完成。虽然它还简陋，但它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会逐步完善起来。虽然它刚刚诞生，但有着无比充沛的生命力。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还有什么困难能阻挡我们前进呢? 　　会议就要结束了，白求恩拉了翻译一把，说：“起个头，咱们唱个歌吧。” 　　在这皓月当空的深夜，山村里响起了一支用不同音调、不同语言组成的合唱： 　　“…… 　　我们生长在这里，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强占去， 　　我们就和他拚到底!” 　　“群众是我们的血库” 　　院务委员会的建立，确实为特种外科医院带来了一片蓬勃的新气象。 　　伤员从前线下来了。村头上，军民联合接待站的同志们接过担架；病房里，志愿护士们铺好了被褥；忠厚热情的大娘，给伤员送来了鸡蛋、大枣；天真烂漫的孩子，站在伤员身旁，唱出了鼓舞斗志的歌曲。从前线下来的伤员，无不感受到这种阶级的温暖和军民的鱼水深情。 　　伤员住院了。办公室里，白求恩和院务委员们一起讨论伤员的治疗方案；小河两旁，妇救会员们为伤员拆洗被褥；病房里，慈母般的大娘给伤员喂饭喂水；山顶上，白发苍苍的大爷为伤员采集草药。在这里，军民团结，亲密无间。 　　伤员要出院了。院务委员会召开欢送大会，老村长代表群众鼓励战士们英勇战斗，多杀敌人；妇救会主任把一双双军鞋塞到战士们的手里，嘱咐他们为人民多打胜仗。已经痊愈的伤员在群众的热烈掌声中，带着亲人的嘱托，重返前线。 　　院务委员会的建立，也丰富了杨家庄人民热火朝天的战斗生活。正是隆冬季节，杨家庄哪里还有“冬闲”的样子?赶着牲口上山的吆喝声，广场上练兵的喊杀声，此起彼伏；积肥的、采石的，到处是忙碌的身影。部队的同志按着院务委员会的安排，帮助群众生产、练兵、学习和看病治疗。军队和人民互相支援、互相鼓舞，使杨家庄的抗日运动出现了新的局面。在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共同信念下，人民群众彻底动员起来。部队的卫生工作同群众运动紧密结合，使军队和人民溶为一体了。 　　看到这种场面，白求恩不由得阵阵兴奋。边区军民的革命热情深深地感动着他。他深知，这种饱满的热情，来自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来自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他要努力寻求这种革命热情的源泉，他要求自己把毛主席的革命思想和革命路线变成自觉的行动。在院务委员会成立后不久，白求恩向翻译提出了一个考虑很久的要求： 　　“以后请你每天给我讲一讲关于边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群众工作的情况好不好?特别是毛主席的著作、讲话，一定要及时地传达给我，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我太需要了。” 　　翻译坚决地回答：“我一定做好。” 　　和白求恩朝夕相处的翻译，对于白求恩是很熟悉的。他知道白求恩对于物质生活毫不在意，但是，对于革命真理的追求，却永无满足。白求恩除了经常阅读那本《马克思主义手册》外，还经常让他译述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白求恩每次会见领导同志时，总要仔细地询问世界形势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及其发展前途。他身边只有一份军区机关报《抗敌三日刊》，由于战斗频繁，常常不能按时收到。因此，凡是从前线或军区来了人，他都要抽出时间去和他们谈谈。白求恩每到一地，都要深入群众进行社会调查。他的身边经常有来访者，可是这些来访者在离开他的时候，往往都成了被访问者。他的笔记本上记满了关于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群众工作的情况，甚至于医院驻地的历史他也要问个明白。周围的同志经常说他不仅是个医生，而且是个“记者”，他总是一本正经地对人们说：“我虽然是个医生，可是，我不能做一个不知道政治的手术匠啊!”一边说着，一边还晃着手里的笔记本：“其实，那有一个医生能够离开政治呢?”想到这些，年青的翻译决心尽力满足白求恩提出的要求。 　　白求恩担心翻译不了解他的心情，还继续说：“在加拿大的时候，我只是从书籍报纸上认识了你们这个伟大的国家。等我到了边区之后，特别是参加了一段工作之后，我才知道，现实生活中的中国人民比我知道的要伟大得多，我对中国人民了解得太少了，希望你帮助我补上这一课。” 　　从那时起，他们每天都要抽出一定的时间，学习时事，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在一个落雪的深夜，他们刚刚读完新近出版的《抗敌三日刊》，忽然，外面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警卫员一跃而起，冲出去开门。随着一股寒风袭来，一位医生气喘吁吁地站在面前。 　　“白大夫，一名才送来的伤员股动脉出血了。” 　　“啊!”白求恩和翻译都惊叫起来，他们知道，在这个部位出血，几分钟就可能导致死亡。他们拔腿向手术室跑去。 　　手术室里，那个伤员面色苍白，气息奄奄，鲜血继续从伤口溢出。 　　白求恩迅速为伤员作了初步止血，又迅速检查了伤员的全身情况：伤员的脉搏细弱，血压已经听不到了，这说明如果不进行离断手术，伤员必然因为失血而死亡。如果立即进行手术呢?伤员严重贫血，血色素只有四克，经不住这样大的手术。血，成了挽救这个伤员生命的关键! 　　“准备输血!”白求恩简短地指示说。 　　医生在伤员耳垂上取了一滴血，试验结果，伤员是“B”型血。 　　几个已经挽起袖子的医生、护士，失望地把胳膊放下了。部长分开大家，走上前说：“输我的吧，我是B型血。” 　　白求恩不同意，说：“你刚输过血，连续输血，会影响你的健康的。” 　　在场的几个医生、护士的血型都和伤员的不一致。政委建议立即再找另外的同志来，白求恩拒绝了，说：“来不及了。我是‘O’型血，万能输血者，抽我的!” 　　抽白求恩的血，这怎么行呢!部长劝阻他说：“你年纪大，身体弱，工作又繁重，你不能献血!” 　　白求恩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要耽延时间了，救伤员要紧。前方的战士为国家为民族可以献出生命，我们在后方工作的同志，拿出一点血来又有什么不应该呢!?” 　　说完，白求恩分开大家，径直走向另一张手术台。在伤员旁边躺下，对拿着三通注射器的医生说：“来，开始吧!” 　　医生犹豫地看着部长、政委。白求恩着急了，抖动着胡须，严肃地说：“这是命令，你必须执行!” 　　还能说什么呢?医生拿着镊子，夹起一块碘酒棉球擦了擦白求恩的肘部，然后把三通注射器的一端插在白求恩的肘部，把另一端插在伤员的血管里。随着针栓的移动，殷红的鲜血从三通管里缓缓流过。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的三百毫升鲜血，徐徐流进了八路军战士的血管里。 　　为同志输血，在我们这支革命的队伍里本来是常有的事情。可是，当人们看着血液从白求恩这样一位老同志身上流到那个年青的战士身上时，人们心里禁不住一阵阵热浪冲击，人们屏住呼吸，谁也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注视着三通注射器针栓的移动…… 　　手术室外，挤满了闻讯赶来的群众。他们看着这情景，一双双眼睛湿润了。 　　血，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崇高、庄严的名称。血是和生命相伴随的。血是生命，生命是血。今天，白求恩把自己的鲜血输给八路军战士，就是把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啊! 　　血，在人们的心目中，又是忠诚、纯洁的象征。历史上有多少关于血的动人故事啊!英雄们用自己的血表示和敌人奋战到底的决心，用自己的血表示革命战友间的深厚友谊。今天，白求恩把自己的鲜血献给了八路军的战士，这又是何等纯洁无私的国际主义情谊! 　　躺在手术台上的白求恩，此时却是十分坦然。对于他，献出几百毫升鲜血，又有什么值得提起呢?如果需要，就是献出生命，他也会在所不惜。等医生放下针管，他立即坐起来，走到伤员身旁。他用手按着伤员细弱的脉搏，眼睛注视着伤员的脸色： 　　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伤员的脸上泛起了微微红晕； 　　时间又一分一分地过去了，血压计的水银柱渐渐上升。 　　这是多么令人鼓舞啊!它告诉人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的鲜血，流遍了八路军战士的全身，使他重新获得了生命。 　　白求恩转身系上了围裙，命令说：“手术。” 　　部长又拦住他，坚持要他休息。医生们也诚恳地表示，他们一定能完成手术任务。白求恩笑了起来，他耸耸肩膀反问大家：“你们能想象一个同志在自己战友生命垂危时刻转身走开吗?我们的部长献血后不是还在坚持工作吗?还有医生、翻译在献血后，他们不都曾经继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吗?” 　　他还是留下了，做完了手术。伤员得救了，手术室内外响起了轻松的谈话声。白求恩随着担架走出手术室，挤在门口的人们把亮晶晶的眼睛一下转向白求恩。 　　人群里，一位六十开外的老汉再也忍不住了。他走上前去，一把抓住白求恩的胳膊，颤抖着声音说： 　　“白大夫，我全看见了，你把心都交给我们了。我有句心里话得跟你说说：我老了，上前线，咱们八路军说不行了。可我还有一身子血肉，不能白白地活着。这以后，要血，就抽我的；要皮，就从我身上割。往后可别再要你们的啦!” 　　“对!以后就抽我们的吧!” 　　“抽我的!” 　　“算上我一个!” 　　老人的话音一落，聚集在手术室前的群众中立即响起一片恳切的喊声。 　　白求恩深情地望着这个老汉，望着他背后那些热情的群众。他对他们说些什么好呢?他想称赞他们，可是他不知道该用怎样美好的词句；他想抒发内心的敬意，可又不知该从何谈起。他只好默默地体会这种崇高的感情，用他的整个身心去体会这种崇高的感情所包含的巨大力量。 　　老汉继续坚持他的要求，非要白求恩当场表态不可。白求恩为难地说： 　　“谢谢你，老人的血是不能献的。” 　　老人立即反问白求恩说： 　　“你呢?你不也是五十岁的人吗?可你为什么能献血?白大夫，你还不知道我们这些人家吧!我老伴叫日本鬼子打死了，儿子也叫日本鬼子抓走了，儿媳叫日本鬼子逼得跳了井，我身边只有一个几岁的孙子。就这样，日本鬼子还不放过我们。后来，幸亏一位八路军战士救了我们这一老一少，还把我们护送到这里，但他却光荣牺牲了。这些八路军战士和我们并不认识，可他们又为什么呢?白大夫呀，八路军是我们的子弟兵，是我们的亲人啊!八路军要什么，我就给什么。没有毛主席、共产党，没有八路军同志们，就没有我们爷儿俩啊!白大夫，你答应我吧!” 　　老人朴素真挚的话语，说出了边区人民在心底蕴藏已久的深情。白求恩猛地拉住老人的手，又一下子抱住了老人的肩头，感慨万千地说：“老人家，我能理解你的感情，我完全理解……”。 　　在边区的战斗生活中，白求恩何止一次遇到过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他曾在日记中驳斥了一些人对中国的侮蔑，他说：谁说中国人民不动感情，他们具有最高尚的无产阶级感情。“他们遭受到凌辱，可是他们懂得什么是友爱；他们尝受到痛苦，可是他们知道什么是愉快；他们受过无穷的苦难，可是他们仍然保持着……乐观精神和聪明智慧。”在日记中白求恩极为亲切地抒写了他与中国人民的阶级感情：“我已经爱上了他们，我知道他们也爱我。” 　　白求恩给伤员输血的消息，很快传开了。一连几天，杨家庄的群众，后方医院的医生护士，纷纷拥到院务委员会来要求献血，连伤员们也相互搀扶着来了。几天来要求献血的人们把一间不大的办公室挤得水泄不通。院务委员会决定召开一次专门会议，来研究一个办法。 　　这天主持院务委员会会议的是老村长。人们刚坐下，他就提出了一个建议：“咱们得想个长远的办法。要输血的伤员这么多，光从同志们身上抽行吗?连咱们白大夫都献了血，这怎么行?打以后咱们排排队，下一次抽我的，往后……”他指了一下参加会议的武委会和妇救会主任们说：“抽他们的，再往后抽骨干分子的。” 　　这个建议使大家很受启发。最近平绥战场上下来的伤员需要输血的比较多，如果事先化验好血型，需要时就可以随时取用。经过一番讨论，大家接受了老村长的建议，决定先把医院的工作人员组织起来，然后再考虑群众的献血问题。并认为应当动员一下，讲清输血的科学原理。 　　老村长不以为然：“还要动员吗?大伙听说白求恩同志献了血，早就憋着劲啦!” 　　白求恩不同意老村长的说法：“没有那么大的影响，还是要向群众讲清道理。其实输血并不神秘，土里没有种子，长不出小米；身上没有血液，生命就会发生危险。伤员的身体失去大量的血液，只有补给他们才能维持生命。从一个健康人身上抽点血，对于身体不会有妨碍。因为健康人的造血机能完善，很快自己就会补上。我们用自己的血救活一个战士，胜于消灭十个敌人。” 　　最后，院务委员会决定先由老村长向群众作一次动员，然后自愿报名参加。对于献血的人，每人发给一百个鸡蛋、一斤红糖，作营养补助。人民战争中的另一个创举——“志愿输血队”，就这样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产生了。 　　动员大会还没有召开，报名献血的人就行动起来了。开会那天，老村长刚说了开会的目的，几个小伙子就跳上台，伸出胳膊要求验血；那些稳健的老人也沉不住气了，一个个直朝台上挤；那些医务人员则利用他们的工作条件，把已经验好血型的人的名单当众宣布了。就这样，动员大会开成了成立大会，“志愿输血队”当场成立了。这个输血队有医院的全体工作人员，自然也包括白求恩，还有杨家庄的绝大多数男女青年。那些老年人经过大家举手表决，“被迫”当了候补队员。人们为“输血队员”的光荣称号而自豪。他们把红布黑字的血型标志别在胸前，有的还带着布条特意到要好的亲戚邻居家去串门。望着这喜气洋洋的人群，白求恩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胸前飘动的红布条，也得意地笑了。是啊，为伟大的抗日战争献血确是使人感到自豪呀! 　　血源的问题彻底解决了。这是在反法西斯战场上的第一个“志愿输血队”。在西班牙，白求恩曾经第一个把血液送到前线，但是，那时输血要经过许多艰难曲折：昂贵的储血设备，现代化的运输工具，敌人的炮火封锁……。从一六六七年人类第一次输血开始，多少人在探索科学的输血方法，可是，整整经历了将近三个世纪，人们才在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场上，看到了这项工作的光明前景。 　　白求恩感慨地向部长说：“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血库，这在外科医学的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在西班牙，我们没有想到这个办法。毛主席说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这是多么伟大的思想啊!我钦佩中国人民的觉悟水平，也钦佩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组织动员工作。” 　　一个八路军医生的成长 　　还是在十二月八日从三五九旅返回以后，白求恩就给军区司令员写了一封长信，详细报告了医疗队在广灵伏击战中的工作情况。在谈了伤员的伤情分析和工作成绩之后，白求恩写道： 　　“我们医疗队，此次紧跟在部队后面进行急救医疗工作所获得的成绩，充分表明这种工作方法的正确性。……一个革命医生坐在家里等着病人来叩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医生应该跑到病人那里去，而且愈早愈好。每一个旅都应该有一个象我们这样的、归自己调动的流动医疗队，它是前方部队的急救站和后方医院的桥梁。” 　　接着，他建议：为了把这个新的经验加以推广，“最好把各部队团以下的卫生工作人员和医生集中到后方来，开一个速成训练班。” 　　白求恩的建议得到军区领导的赞同。随着医院院务委员会的建立，各项工作的就绪，办速成班的事就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个速成班被命名为“特种外科实习周。” 　　“特种外科”这个名称，按白求恩的想法，是指游击战争中火线救护时一些特定的战伤的诊断治疗。为了便于培养医务工作干部，军区后方医院一所集中收容这种属于特种外科的伤员，一所也就改称为“特种外科医院”。后来，院务委员会成立，依靠群众来建设和管理医院，群众的家就是医院的病房，群众的炕就是医院的病床。把医院建立在群众之中，这就又赋予“特种外科医院”以新的含义。“特种外科医院”的名字也就越叫越响了。 　　“实习周”，原先准备抽调团以下医疗单位的卫生工作人员来参加，后来扩大到也吸收一部分各分区、各旅卫生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 　　一九三九年一月三日，实习周开始了，学员们一个个按时赶来了。一时间，村前村后，笑语喧哗，把杨家庄闹得热气腾腾。 　　可是在这兴高采烈的气氛中，三五九旅卫生部的潘主任却心事重重。今天中午，他牵着汗淋淋的战马，兴冲冲地去找白求恩报到。可是出人意料之外，白求恩惊奇地说了一句：“你?你怎么也来啦?”没容得潘主任说话，白求恩又毫不客气地说：“请你回去告诉旅长同志，我认为他派你来参加实习周是错误的，我不能接收你这样的学生。” 　　“为什么不接受我呢?”潘主任实在想不通。“是因为我的技术基础不好吗?不会，白求恩对于技术不好的同志从来都是热情帮助的。是因为自己的工作不好吗?也不会。这些年来，在毛主席的教导下，在党组织的培养下，自己因为爱护伤员还立过功，评过模。白大夫把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把伤员看得比自己还重，他不会不欢迎我的。” 　　到底为什么白求恩拒绝潘主任参加实习周呢?这还得从两个月前发生的事情说起。那时白求恩在三五九旅医院检查工作，在一个病房里，他发现一名上肢负伤的伤员由于处理不当，没有及时上夹板，右臂已经变形，一块犬牙状的长骨露在外面，骨端断口发黑，伤口散发着糜烂的恶臭。 　　白求恩十分生气地质问：“这是谁干的事?” 　　问了一声，没人回答；又问了第二声，潘主任上前回答说是他干的。他是旅卫生部的政委兼医务主任。 　　“是你?”白求恩既惊奇又恼火。一个旅的医务主任干出这种事来，显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白求恩严厉地批评说：“你为什么不给他上夹板?你知道你面前躺着的是什么人?这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士，是我们革命队伍中的精锐，是我们亲爱的同志。你的这种行为是不能允许的!” 　　站在一旁的旅卫生部长想解释一下，潘主任制止了他，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伤员的右臂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锯掉了。直到晚上，白求恩还在生气，说：“我要报告旅长，假使一个连长丢了一挺机关枪，不用说是要挨批评的。枪还可以从敌人手里缴获，可是失掉了一个战士的臂膀，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就是因为这件事，使白求恩对潘主任产生了不好的看法。在白求恩眼里，他是一个不懂装懂、不负责任的干部。白求恩认为，实习周是不能接收这样的干部来学习的。 　　晚饭后，参加实习周的同志被召集到院务委员会开动员会。潘主任跟在大家后边，最后一个走进会场。他在门口的一条凳子上坐下，心里忐忑不安。老村长讲话以后，白求恩向大家说： 　　“这次实习周采取一种新的学习方法。实习周分为招呼员、护士、军医三组，三个组的同志每天轮换。对于你们，特别是领导干部们，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方法呢?这是因为我们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历史上剥削阶级的任何军队都不同。在剥削阶级的军队里，对一个军医要求的只是技术。但是，对于我们这支军队来说，会打枪的人是不是就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八路军的战士呢?不一定。同样，一个掌握了技术的人也不一定称得起八路军的军医，我们的军医还得具备一个重要条件，成为马克思说过的那种人民的公仆。所以，要请你们做招呼员的工作，学会照料我们的伤员。 　　“实行这种训练办法还在于许多同志都是领导干部，请你们抬担架、洗器械，给伤员喂饭、换药，是为了使你们知道你的下级每天都做些什么，只有知道他们做些什么，你才有资格指导他怎么做。” 　　动员一结束，学员们被编成了三个大组。白求恩果然没有算潘主任的数。不过还好，一位同志因病请假了，在大家建议下，潘主任冒名顶替参加了招呼员组。 　　紧张的实习周开始了，潘主任负责四号病房。他一会儿给伤员打针服药，一会儿清整病房，伤员们怎么也认不出，这个热情勤快的招呼员会是旅卫生部的政委兼医务主任。 　　中午，白求恩带着医生组的同志们检查病房来了，看到这个整洁舒适的环境，听着伤员们的一致称赞，很满意。恰巧，潘主任提着便盆进来了，白求恩一见，奇怪地问：“这个病房是你负责的吗?” 　　潘主任答道：“是我。有什么不好的吗?” 　　白求恩满意地说：“很好!” 　　下午，白求恩又特地到潘主任负责的病房去了一趟。潘主任正帮助一个伤员练习功能恢复。伤员拖着僵硬的腿，伏在潘主任的肩头，艰难地行走。虽然是严冬，两个人的头上都冒着热气，看到这些，白求恩拉了翻译一把，转身走了。 　　晚间，全体学员集合，听白求恩讲颅脑手术。白求恩把病变定位、手术步骤、注意事项，一一讲完后，又把一张局部解剖图挂在黑板上，让大家临摹下来。在学员们画图的时候，他特意来到潘主任身旁。潘主任的笔记详细记下了讲课内容，清晰地画出了复杂的标图。看着这份笔记，白求恩不由地暗暗说了个“好”字。 　　第二天，各组学员轮换了，潘主任参加了医生组的实习，跟着白求恩来到手术室。手术台上躺着一位兵工厂的同志，他在进行试验时把手炸伤了，需要做切除。白求恩给他消过毒，指着他的手问大家：“这个伤员的切除位置应当确定在那里?” 　　一位同志认为应当从贴近手掌的关节部位切开，因为他的五个指头都已经负了伤。 　　白求恩没有表态，转身回视大家。有人表示同意这位同志的意见。白求恩看了潘主任一眼，潘主任正在专心思考，没有发言。白求恩喊道：“潘主任，请你回答。” 　　潘主任抬起头来，果断地说：“我不同意这样的切除法。如果这样，伤员的一只手等于全废了。他的食指上有两节还没炸坏，我认为应当保留下来，将来也许有用。” 　　白求恩认真地听着潘主任的分析，待他说完，立刻肯定说：“这个方案非常好。我们不但应当想到伤员的今天，还要想到伤员的明天，将来装上假指，伤员留下的两个指节就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个手术由潘主任向大家示范，我当助手。” 　　这却是潘主任没想到的。他镇静了片刻，接过手术刀，在十几双眼睛注视下开始了手术。不要看潘主任满手老茧，做起手术来，他的动作就象姑娘绣花一样，灵巧极了，连那些过去与他一起工作的同志，也都以新奇的目光看着他。 　　白求恩越发疑惑了。这样一个热爱伤员、精通技术的同志，怎么会犯那种错误呢?他不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也不是一个不懂装懂的人。可是两个月前的那件事是他亲眼看到的呀!难道这两个月里他进步这样大? 　　“不是，这两个月里他是有进步，但是他过去就是一位比较好的卫生工作领导干部。”翻译看出白求恩的疑问，在从手术室返回时，向白求恩作了一番详细的介绍，特别讲述了那次事故的真情：“那个伤员并不是潘主任处理的，你见到他的时候，伤员刚从前线抬下来。” 　　“他为什么不申辩呢?如果讲清了，我不会对他那么不客气的。” 　　“他认为你的批评并不是针对他一个人的，而是对整个旅的卫生工作。他是医务主任，是卫生部的政委，自然应当负起责任来。事后，他追查了这件事，对那个团里的卫生工作提出了改进意见，他自己到旅长那里作了深刻检讨。” 　　白求恩又感动，又后悔，不知说什么好。 　　翻译接着说：“你还不了解他，讲起他的经历，你大概很难相信那是他的过去。” 　　翻译低下头，开始叙述起潘主任的往事： 　　潘主任一家祖孙几代人都是当长工的。在旧社会里，穷人家的孩子还不如地主家的一条狗，为了抵债，他八岁那年就到地主家干活。按说正是上学的时候，可他得一天到晚光着脚在外边跑。夏天身子晒脱了皮，冬天脚上冻起了疮，就这样还得挨打挨饿。十三岁那年，他实在忍不住了，把放牛鞭子一扔，从地主家偷偷地跑到山里参加了红军。先是当勤务员，首长们每天教他认几个字，慢慢能写自己的名字了，党组织又把他送到后方医院当招呼员。在那里，和那些同他年龄相仿的孩子们一起学文化。这以后，他逐渐学会些技术，当上了军医。他有革命热情，又肯吃苦。当医生时，为了背拉丁文单字，油灯烧了他的头发他都不知道。有一次，他为一个多发性脑外伤的伤员做手术没有成功，难过得一夜没有睡好。第二天，他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敌人封锁线，去向一位老医生请教，回来以后，二话没说又上了手术台，终于为这个伤员做好了手术。他那点技术全是在工作中跟着老同志这样一点一滴地学会的。…… 　　自从来到八路军以后，白求恩时常听到人们把八路军比做学校，把人民战争比做学校。今天，潘主任的成长再次向他证明，事实确是这样。在八路军里，有多少象潘主任这样的同志啊!在他们当中，潘主任并不一定是最典型的。但他们的经历却向人们证明：八路军的干部就是这样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摔打锻炼出来的! 　　潘主任的经历，也使白求恩深深责备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认真调查一番呢?为什么没有及早访问这样动人的事迹呢? 　　听完翻译对潘主任事迹的讲述，白求恩想了很久，很久。他恨不得把自己的技术一下子教给同志们，对潘主任更是充满了感情。 　　他手把手地教潘主任做手术，精心帮助潘主任整理手术图谱。这是两双什么样的手啊，一双手握过放牛鞭子，留下旧社会创伤的斑痕；另一双手抚摸过巴黎的公社战士墙，治疗过西班牙人民阵线战士的伤。这两双手是多么有力量，又是多么灵巧啊! 　　转眼七天过去了，实习周结束的头一天晚上，潘主任又被白求恩请去了。白求恩询问了潘主任的学习情况，并且向他做了自我批评，给他提出了今后的希望。送出了潘主任，白求恩走进房间搬出打字机，给三五九旅首长写了大意是这样的一封信： 　　过去，我对中国缺乏了解，特别是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的惊人奇迹，我知道的太少了。……通过潘主任这件事，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使我进一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的伟大内容。 　　第二天，朝霞为银装素裹的群山又染上了层层绯红。学员们迎着初升的太阳，奔向了各个战场。望着他们，白求恩看到人民战争中培养起来的一代新人正在茁壮成长。此时，他的心头回响着一个伟大的声音：“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 　　 白求恩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白求恩在中国》编写组.—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