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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求恩同志左右

叶 青 山

韶光似箭，日月荏苒，白求恩同志与世长辞已经四十周年了。在这四十年里，白求恩同志的光辉形象，时常浮现在我眼前。 　　白求恩同志是1938年6月17日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山西省五台县金刚库村的，当时我随聂荣臻司令员一起热情地欢迎了这位国际战友。 　　从那时起我和白求恩同志一起度过了将近两年极其紧张而又艰苦的战斗生活。 　　白求恩同志一到军区卫生部，就迫不及待地要求我给他介绍边区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医药设备和伤病员的收治情况。白求恩同志急于工作，在摆好的茶水桌旁坐也没坐，就让我陪他到松岩口后方医院。从这天起，紧张的救治伤员的工作开始了，一连四个星期，白求恩同志日以继夜地忙着绘伤员们检查治疗。第一个星期，他检查了五百二十多名伤病员；第二个星期，他安排做手术，在一个月内做了一百多次，使这些伤员经过短期治疗和休养，又带着健康的身体，重返抗日前线。白求恩同志在百忙之中还积极向医院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他一面废寝忘食地工作，一面思考如何在现有的艰苦条件的基础上把原来的后方医院改建成一所模范医院。他的这一计划得到了聂司令员的批准。军区卫生部根据聂司令员的指示，积极进行筹建工作。白求恩同志也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准备。他每天一大早起来就忙于给伤病员诊治，晚上则给医生、护士上课，深夜还为医护人员编写适合战斗环境需要的教材。白求恩同志只要有时间就抓紧学习。一个晚秋的深夜，我从病房巡视回来，望见白求恩同志的窗口还亮着灯，便轻轻地推开他的房门，只见他还在灯下聚精会神地学习医学书籍。我轻轻地走到他的身边，催他快点休息：“你太劳累了，要多注意身体。”他微笑着站起来，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们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人要活到老学到老。”他这种好学不倦、对医疗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久久不能入睡。白求恩同志来到边区工作，一开始就是以这样无限的热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辛勤工作，努力学习，他的这种精神至今还铭记在我的心中。 　　白求恩同志的工作态度非常严肃认真，不允许任何的马虎和粗心。有一次，他发现一个护士给伤员换药时，瓶里的药和瓶签不一致，便严厉地批评说：“同志，要知道这种马虎粗心的工作作风会致人死地的，今后绝不允许再有类似事情发生。”说着便生气地拿着软膏刀，把瓶签刮掉了。护士一时不知所措。过了一会儿，白求恩同志和蔼地拍拍这个护士的肩膀说：“小同志，我刚才严肃的态度是好意，就是方式不太好。你要知道这样做会造成死亡的。今后要耐心、细致地工作。我们要对病人的生命负责啊!”听了这番恳切的话，护士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当时，边区物质条件十分困难，医疗用的纱布、棉花、绷带都是用过后洗净消毒再用。医院对旧敷料的消毒操作过程做得不够好，白求恩同志发现后，立即严肃指出：“不要小看消毒工作，要知道敷料上带有细菌，敷在伤口上，就会引起发炎化脓，影响治疗效果，我们应该象消灭敌人一样来消灭敷料上的细菌。”他提出了“消毒十三步法”，采取严格的消毒措施。后来，这种方法推广到全区各医院，白求恩同志对此非常满意。 　　为了加速训练卫生干部，白求恩大夫倡议成立了特种外科医院。在举办医务干部实习周时，白大夫每天上午讲外科手术，“离断术”、“腐骨摘除术”、骨折牵引上夹板……等，下午和学员开讨论会，晚上开总结会，在短短的一周内，使学员们学到了许多医学知识和实践经验。 　　实习的方法是边讲边做，全体学员先轮流打扫病房，给伤员喂饭、端尿盆、洗脸、剪指甲，然后做换药、打针、上夹板等护理工作，最后当医生。他常说：“你们都是领导者，只有你们掌握了各种技术，才能正确地指导别人，发现问题，纠正错误。” 　　在病房里，他对工作人员非常严格，要求他们全神贯注，稍有疏忽，就毫不客气地加以批评。在实习周中，每个学员都轮流做手术，手术前，白大夫总是先进行考问，如答不对，就先讲解切口、神经、血管，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等。手术完毕，叫学员每人开几个处方，然后由他细心修改。他自己也开几个处方，供大家学习。除讲外科外，白大夫还给学员讲我军常见病的治疗方法，学员们边学边做，理论联系实际，学得深，记得牢，提高快。学员们在离开时，都感到虽然只有短短的七天，却胜读七月书。白求恩同志亲切地对大家说：“这七天来你们也许说我太严格了吧，可是，同志们，医务工作者必须如此，不然你们就不能成为一名好医生。”最后，他满意地向大家一一握手告别。 　　1929年春天，日寇向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为了狠狠打击敌人，保卫根据地，我一二〇师开赴冀中地区作战。白求恩同志和军区卫生部的十八名同志一起，组成了“东征医疗队”，冒着危险，穿过平汉路敌人封锁线，来到冀中军区。他在这里工作期间，对伤病员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他不仅关心伤病员的治疗，而且对伤病员的吃饭、穿衣、睡觉都要亲自过问。他经常亲自到伙房询问炊事员：“你们怎么给伤病员做饭吃的?”有的回答：“病房叫做什么就做什么。”白求恩同志一听，便摇摇头说：“这样工作不行啊!你们应该首先了解伤病员，懂得他们的病情，重伤员应该吃什么，轻伤员应该吃什么，在物质条件许可的条件下必须分别照顾，否则就会影响伤员的身体健康和医治效果。”他还把管理伙食的同志找来，要他去调查伤病员的病情，写出具体计划，然后把计划交给炊事员负责办理。 　　白求恩同志还经常指导缝纫工人如何做伤病员的床垫、褥子、枕头以及防冻棉手套、棉袜子等，使之既舒服适用，又节约。 　　后方医院驻在山村里，路上有许多石阶，有一次白大夫从山坡的台阶上走下来，走着走着，发现有一段少了一块台阶石，走在前面的同志一抬脚便跳下去了，白大夫在后面看着便问那个同志：“你跳下去舒服不舒服?” 　　“因为不好走，就跳下去，没什么不舒服。” 　　“伤员能跳下去吗?” 　　“不能。” 　　“这是伤员常走的道，应该马上修好。”白大夫边说边指着路旁的一块石头说：“把这块石头搬来垫上，伤员就好走了。”于是白大夫亲自动手和同志们一起把石头搬来垫上。白大夫还在上面试试，看看石阶垫的稳不稳，平不平，直到垫好，才继续往前走。 　　白求恩同志就是这样关心伤病员，爱护伤病员，可是对自己的生活，却毫不在意，为了工作，他经常忘记洗脸、吃饭、睡觉……。为了照顾白求恩同志的健康，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每月发给他一百元津贴，但他马上给毛主席写信谢绝了，并建议把这笔钱作为伤员的烟草费，他的理由是八路军指战员每天的菜金只有五分钱，而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不应该有特殊的待遇和享受。 　　在冀中短短的几个月中，白大夫给伤员做手术三百余次，经过救护治疗的伤员有一千多名，其中不少伤员是在死亡的边缘被抢救过来的。白求恩大夫的动人事迹，在部队中传颂，大大鼓舞了指战员的斗志。在战场上，战士们高喊：“冲啊!白求恩大夫就在后边!” 　　白求恩同志在中国，日日夜夜亲临前线，战斗在手术台上，与死亡残废作斗争，他经常说：“医生们，到伤员那儿去，不要等他们来找你们。”他对伤病员有如父母兄弟般地爱护，对病人温和、仁慈、细心，受伤的同志在医院中，也把他当做母亲一样离不开他。 　　1939年7月1日，白求恩同志从冀中回到冀西山地。 　　聂司令员几次得到报告，说白求恩同志工作太累，不肯休息。在冀中时，他曾一连工作六十九个小时，给一百一十五个伤员做手术。同时，生活艰苦，气色不好。聂司令员为他的健康担心，便请白求恩同志回司令部来休息几天。但白求恩同志对自己的身体毫不在意，他说：“这样工作和生活，对于一个革命军医来说，是极平常的事。” 　　白求恩同志从聂司令员那里得知，国际援华委员会曾从纽约给医疗队汇来了钱，孙夫人也从南方设法运了一批药品来，还有些外国和中国的医生曾极力想法到敌后来，但这一切都被蒋介石国民党扣留了。他气愤之极，痛心地想到：现在药品快用完了，在齐会那次战斗中，动手术就已经快没麻醉药用了；那些为国家、民族的自由独立在战场上负伤的八路军战士，还得在手术台上忍受痛苦，必须制订一个适应目前条件的计划。他想开办一个新的医科学校，来迅速造就大批中国医生和护士；同时建立自己的医药工厂，制造几种主要器械和一些简单药品。为此他提议亲自去美洲一趟，募集经费、药品、器械和书籍。他的提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于是，白求恩同志一面忙着照顾伤员，一面着手各种赴美的准备工作。他还为未来的学校编写了《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模范医院组织法》等教材，并提出筹办制造纱布、假腿、夹板的工厂。 　　行前，白求恩同志还提出组织卫生巡视团到各军分区卫生部和医院去巡视。他每到一处，除给伤病员看病，检查工作，总要召集卫生干部讲巡视中发现的问题，解决的办法，改进的措施，并讲授战地医疗的各种知识，此外，还要抽时间给当地群众看病。白求恩同志这种热忱细致和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使我们每一个在他身旁的同志都受益不浅。 　　10月20日是白求恩同志预定启程回国的日期，这时，日寇突然发动了大规模的“冬季扫荡”。白求恩同志毅然决定留下来参加反“扫荡”，他说，“如果晋察冀沦陷的话，我这次回国就毫无意义，等战斗结束，我再启程。”他立即率领巡视团组成战地医疗队到达摩天岭前线。 　　摩天岭战斗的第二天下午，白求恩同志在抢救伤员时，割破左手中指。 　　11月1日那天，白求恩大夫在中指局部发炎的情况下，又检查了一个外科传染伤员。在给伤员做手术时没有顾上带橡皮手套，割破了的中指又受感染。但他仍然坚持工作。不久，患部恶化起来，肿胀，痛得厉害。 　　11月7日，敌人猛烈向我军进攻。前方战斗更加激烈了。他不顾病体，坚决要到前线去，我们劝他休息几天，治治病，他却发起脾气来：“你们不要拿我当古董，我可以工作，手指上这点伤算什么，你们要拿我当一挺顶呱呱的机关枪使用!”任何人的劝解都没有效果。医疗队出发了。白求恩同志骑在马上，摇摇晃晃。路上有些伤员从前线抬下来，他难过地连声责备自己：“来迟了!来迟了!”到达王家庄的某团卫生队，白求恩同志的手指肿得越发厉害，肘关节下发生转移性脓疡，体温升高。他内服一些药，又顽强地支撑起来。这个火线没有电话，他叫翻译派通信员去通知各战斗部队，把所有的伤员一齐送到他这里来，同时命令一定要把头部、胸部、腹部的伤员抬来给他看，即使睡着了也要叫醒他。他就是这样不懈地工作着。 　　11月9日，他把左肘转移性的脓疡割开，精神稍好一些，但下午体温又升高了。这时敌人从五亩地、白家庄向我们猛攻过来。组织上劝他到后方医院去，他不肯去。几经劝说，同时告诉他部队马上转移，他才没有说话。他躺在担架上，在密集的枪声中离开了王家庄。 　　11月11日，他们宿营在唐县黄石口村。这时聂司令员派人送来急信，又派医生携带药品器械来了，要部队不惜任何代价安全地把白求恩同志转移出这个处于敌人威胁下的区域，挽救白求恩同志的生命。我派了一位技术好的医生去照顾白求恩大夫。 　　长期疲劳和疾患的折磨，使白求恩同志消瘦的面孔越发苍白了。四肢冰冷，身体已到了最坏的程度。医疗队的医生采取了一切紧急措施和外科处理，病情仍不见好转。 　　全村人都知道白求恩大夫病重，聚集在院墙外边屏息倾听着。这时候，一支部队经过黄石口村，听到白大夫病倒在这里的消息，都不走了。他们中间有白大夫经手治愈归队的战士，他们派了几个代表来到院子里。医生只允许他们从窗孔里看一看白大夫。战士们挤在窗前悄悄地凝望着，看到他们熟悉的、日夜思念的面容，看到他的那只瘦骨嶙峋的胳臂，都流出了伤心的泪水。走的时候，他们要求医生一定要治好白大夫的病，并说：“我们要用战斗来帮助你们治疗他的病，他听到胜利消息，一定会高兴的。” 　　1939年11月12日清晨五时二十分，在这安静的黎明，加拿大人民优秀的儿子，勇敢、严正、热忱的国际主义战士，亲爱的战友白求恩同志，结束了他光辉的生命，离开了我们。 　　消息传出，同志们全都流下了悲痛的眼泪。聂司令员特地赶到曲阳县于家寨西北的村子里，向白求恩同志的遗体告别。 　　白求恩同志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极其丰富的。在新的历史时期里，我们要继续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学习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品质，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工作。 　　(本文作者是当年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  　　 纪念白求恩/人民出版社编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