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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的人白求恩

林 金 亮

1938年6月，白求恩大夫风尘仆仆地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工作。我有幸和白求恩大夫朝夕相处一起工作了约十八个月。每当回忆起和他一起工作和生活的情景，他的音容笑貌，他那种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热忱的崇高精神，至今犹栩栩如生。 　　白求恩大夫一到松岩口后方医院，就发现我们的病员登记工作很不科学，很不系统，不便于掌握全院情况，也难以从工作中发现问题。他便帮助我们改进全院的住院伤病员工作，并设置了登记表册，统计项目非常细致，包括姓名、年龄、负伤时间、地点、受伤部位、病例、疗况、疗效等等。而且他还亲自用十分工整的字填写登记表。他经常查阅登记表册，认真做好必要的统计汇总工作，以便从中发现问题，查究原因，改进工作。他时常告诫我们：“没有准确的登记，就不可能有准确的统计；没有准确的统计，就不可能有准确的分析；没有准确的分析，就不可能有准确的方法，就等于蒙着眼睛走路一样。” 　　白大夫每天检查病房时，经诊大夫、护士长、护士、护理员都要在场，谁都不能缺席，每到一个病房，他总是先查对伤员人数。如有空位，他马上追查原因，从不疏忽。如果伤员外出活动，他一定叫护士找回来，一个不漏地进行问、听、视、诊。对在场的医务人员的要求也十分严格。 　　有一次，一个护士随同他给伤员换药，双手托着换药盘，时间长了，这个护士的一只手不自觉地放进了口袋，白求恩大夫发现后，很严历地看了他一眼，他便立刻把手拿了出来，托好药盘。我们医院里的同志都知道，白求恩大夫不允许医务人员在病房里把手插在口袋里，而要求每一个人随时做好准备的姿势，即便是观摩别人诊断和动手术，也不能袖手旁观。 　　白求恩大夫不仅在医疗工作上严格要求，一丝不苟，时时处处言传身教，还特别重视医务人员思想作风的提高。有一次，白大夫正在指导一个医生给新到的伤员检查伤口，我有事从担架旁匆匆走过，忽然听到白大夫在背后叫我：“林大夫，请你回来。”我莫名其妙地转身向他走去，他严肃地问我：“你不觉得你刚才的行动不正确吗?”这时周围也围拢来了一些医生、护士，他们和我都很愕然。白求恩大夫向我们在场的人说；“一个医生或者护士是不应该在伤员面前昂首而过的。”我们开始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说；“怎样才是正确的呢?我现在给大家来做做看。”接着，他就开始表演。他走到担架旁，俯下身子，认真仔细地询问和查看伤员的伤情，并亲切地安慰了伤员几句，然后起身走回来，继续说：“这样做是不是有些虚伪呢?不是的!对这些负伤的抗口战士，我们除了给以最大的注意、关怀和技术处理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来补偿他们为我们所忍受的痛苦。因为他们负伤不仅为了挽救今日的中国，而且是为了实现明天伟大的没有阶级剥削的新中国，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他的话使伤员和我们都深受感动。就这样，他利用我的一次小过错，非常生动形象地给大家上了增强爱护伤员观念的一课。 　　为了提高我们的医疗技术，白求恩大夫费尽心血，极尽全力，然而他并不满足，甚至拿自己的身体让我们做试验。1939年7、8月间，白求恩大夫脚上长了个脓泡疮不能走动，但他仍然不顾疼痛，坚持编写医疗技术教材。有一天我到他住地何家庄去汇报工作，完了以后，他指着脚上的脓泡疮说：“林大夫，你明天早晨带上器械给我脚开刀。”第二天一早我骑上快马直奔何家庄。进了他的房间，他首先让我检查疮口；我正要按常规准备器械时，他突然问我：“你准备用哪种方法麻醉?”我说：“用局部麻醉呗。”“不!你准备用全身麻醉。”他见我显出诧异的神情，便接着说：“今天我教你一种简单的全身麻醉法，你在我身上做次试验。”我按他的要求准备了器械和麻醉剂，他仰卧在床上，把双手举起来说：“现在可以给我滴麻药了，看到我的手倒下来时，麻药立即停止，你迅速切开脓泡，就这样，你试试看!”我按照他说的步骤做起来。我在开刀的部位消好毒，开始滴麻药，见他双手一倒，就迅速地把脓泡切开，排了脓，填塞好油布条。但绷带还没有扎完，他就笑着坐了起来，高兴地说道：“你看，麻醉和手术配合好，就可以缩短麻醉时间，使伤员少受麻醉和手术的痛苦，还可以节省日益缺乏的麻醉药品。” 　　白求恩大夫对每个伤员都十分关心，经常夜里起来几次去查看手术后的重伤员。平时他也在每天晚上休息以前，提着马灯行走在坎坷不平的山乡石路上，挨家逐户地查看伤员，为他们盖被，帮助他们解大小便。他在松岩口一带工作了几个月，从来没有休息过一个星期天，谁也没见过他悠闲地休息和散步，任何时候他都是紧张地战斗着。为了使伤员吃上热饭、热菜，他亲自设计和改进了一种双层保温送饭桶；桶中盛饭浆，夹层盛开水，各有盖子，既保证了开水的清洁，又保持了饭菜的热度。 　　白求恩大夫不仅对伤病员体贴关怀，无微不至，就是对一起工作的同志，也同样是满腔热情，亲如手足。有一次，白求恩大夫发现一个护士的手上长了一个小浓泡疮。他转脸对我说：“这位小同志就是病人，为什么还让他给伤员打饭?”我知道这个护士是生疥疮。当时因为伤员多，住房挤，工作人员都睡在地上的草铺上，比较潮湿，很多人生了疥疮，院部还没有来得及组织治疗。我回答道：“现在有一部分护士生疥疮，如果让他们停止工作，照顾伤员就会发生人荒。”他听后，点点头，很关切地拉起这个护士的手，仔细地检查了一番，疼爱地问：“痛不痛?”那个护士笑着说：“痛倒是不痛，只是不停地痒，特别是晚上就更厉害。”白求恩大夫转向我说：“现在护理工作很繁重，护士同志都很累，生了疥疮晚上休息不好，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又说：“毛主席不是告诉我们要关心群众生活吗?我们应当关心每个同志的健康，这个事情必须马上解决。”当天，他要我把全院的护理人员集合起来，逐个询问，并检查了所有生疥疮的人，又亲自制定了一个突击消灭疥疮的计划。我们在村边找了一块隐蔽的场地，周围用席子围起来，中间生起一堆火，把生疥疮的男同志集合起来，脱去衣服，烤着火，白求恩大夫亲自给大家擦药，他一边擦一边说着笑话，一会儿*(左扌，右通)这个一指头，一会儿拍那个一巴掌，场地里响起了一阵阵笑声，充满了革命大家庭的欢乐情趣。朗朗笑语，熊熊篝火，把中加战友的无产阶级感情融合在一起，为艰苦岁月中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增添了亲切和活泼的气氛。 　　又有一次，我在手术中不慎踏翻了消毒锅，滚热的开水把我的脚烫起了一个个大水泡。白求恩大夫知道后，亲自跑来为我检查、上药、包扎。夜阑人静，他还放心不下，披着一件大衣轻轻地走进我的房间，伏下身来关切地问我：“林大夫，怎么样，痛得厉害吗?要不要吃点止痛药?”我说：“不用了，现在痛得轻些了。”他摸了摸我的被子，又把大衣盖在我的身上，笑着走了出去。几小时后，白求恩大夫又推开房门走了进来，给我倒了一碗开水，把随身带来的止痛药亲自喂我服下，帮我整了整被子，亲切地说：“安静一会，好奸休息一下。”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在似睡非睡中隐隐约约觉得耳边有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我睁眼一看，只见白求恩大夫又站在我的床前。我望着他那对慈祥的、因过度劳累而布满血丝的眼睛，和那亲切、和蔼的面孔，一股阶级友爱的暖流涌上了心头，激动得泪水夺眶而出。我忘掉了疼痛，紧紧握住白求恩大夫那双温暖的手，久久地说不出话来……。 　　白求恩大夫时刻不忘群众，常常背着药箱到各村巡视，满腔热忱地为群众检查身体或治疗疾病。月黑风高的秋夜，他顺着羊肠小道走进农舍，出现在急诊病人的炕头；骄阳当空的卓午，他手拉着一位胸前长着大瘤子的老乡，走进了手术室。患兔唇的孩子，有流产危险的孕妇，摔伤了的年轻人……，边区不少群众都身受过白求恩大夫的悉心治疗。群众感谢他，给他送来了红枣、鸡蛋，他却婉辞了：“我们是八路军，为人民服务，不要报酬。” 　　白求恩大夫与跟随他的警卫员、炊事员、饲养员更是亲密无间。他们朝夕相处，总是亲亲热热，说说笑笑，如同亲兄弟一般。白求恩大夫从冀中完成医疗任务，回到冀西卫生部驻地后，有一天把他的饲养员、警卫员、炊事员都找了来，亲切地对他们说：“今天你们都放假，去处理一下个人的事情，我来做饭，庆祝我们的胜利归来。”接着，他把一只公鸡宰好、洗净、切成四块，把大米、土豆一起放到锅里煮起来。一会儿饭做好了，白大夫喊他们三人来吃饭。炊事员冯志华懂几句英语，明白了他的意思，而警卫员和饲养员莫名其妙，拿着碗筷往食堂走去。白大夫急忙把他们拉了回来，同他们一起围坐在大树下。白大夫给他们每人盛上一大碗，用生硬的中国话不断地又说又笑，和他们一起吃了起来。这锅饭菜尽管味道特殊，不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却倾注着白大夫的满腔热情和深情厚谊。他们四个人说着、笑着，津津有味地吃着。看到的人无不为这中加战友的深挚友情所感动。 　　白求恩同志在边区的生活一直非常艰苦朴素，他常说：“我是个八路军战士，我也要和你们一样。”有一天，夜深了，他房间里还闪着亮光，我走近一看，这位年近半百的国际主义战士，拿着带在身边的针线包，戴着老花镜，凑着昏暗的油灯，正在一针一线地仔细缝补他那破旧的灰军装。看着这种情景，一股暖流充满了我的全身。联想起军区首长常常把缴获来的香烟、罐头等战利品送给他，而他又把大部分转送给了伤病员，并且还经常把自己从国外带来的衣物送给他们，这些动人的事迹就象一股巨大的动力，激励着我。我的耳边仿佛又响起了他在来到边区时热情洋溢地说过的一句话：“反抗法西斯和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任务。我要和中国同志并肩战斗，直到抗战胜利。” 　　1939年10月下旬，白求恩大夫在抢救伤员的手术中，割破手指，以后又受到致命的感染，病势日益恶化，转后方医院治疗。11月10日，当护送队走到唐县黄石口村时，白求恩大夫多次昏迷过去，不得不在这里住了下来。 　　11月11日，党中央和毛主席知道了白求恩大夫的病情，十分焦急关注，从延安拍来慰问电，命令军区不惜任何代价，进行抢救，并要军区随时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白求恩大夫的病情。 　　这一天黄昏，我受军区首长的指示，冒着严寒，快马加鞭，一口气赶到黄石口。我急切地直奔他的病床，只见他正伏在床上写他的遗嘱。他面色苍白，两颊深陷，身体已经衰弱到了极点。见我们来了，他既高兴，又感激，伸出那只好手，尽最大的力量握住我，轻轻地连声说道：“谢谢你们，这样冷的天气……。”声音充满了深挚的战斗情谊，却已不象往日那样朗朗有力了。我听到他那亲切的话语，看到他那因久别重逢而欣喜的面孔，两行泪水象断线的珠子一样簌簌地落了下来。我恳求地说：“白大夫，我们还是马上赶回花盆医院吧，那里条件比这里好，何况这里离前线又太近，”他深情地看着我，摇了摇头说：“不必了，我是医生，我知道我患的是脓毒败血症，能够用的办法都用过了。还是让我抓紧时间完成我的遗书和报告吧!”我们知道他的脾气，继续劝说是没有用的。我们几个人，只好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围站在他的床前。他埋头艰难地继续写着书信和报告。此刻，房门外，院子里，静悄悄地站着村里的老乡和一支过路的部队，人们怀着十分不安的心情，关注着白求恩大夫的病情变化。 　　夜深了，房外等候的群众有增无减；房内，我们几个人守护在白求恩大夫的身边，他的呼吸越来越困难了。我们给他注射葡萄糖盐水，进行抢救。这时，他突然昏迷过去，我们立即为他注射强心剂，慢慢地他又苏醒过来。他再一次握住我的手，挣扎着说：“你要马上组织一个医疗队，接近火线，收容黄土岭战斗的伤员。……战斗结束后，继续完成二、四分区的巡视工作。”我含着热泪向他保证：“一定按照你的指示去办”，并请求他安心休息。他大口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说：“非常感谢你……和同志们……给我的帮助。……多么想和你们在一起继续工作啊!”他艰难地呼吸着。“你还很年轻，”他指着墙边堆着的器械药品箱说：“你可以挑选……一部分……你喜欢的器械……继续更好地……工作。”这时我抽搐地哭得说不出话来。他见我们非常难过，安祥地微笑着，抬高了头，坚定地说：“不要难过……我多么不愿离开你们啊! ……努力吧……向着伟大的路……开辟前面的事业!” 　　他又一次昏迷过去，我们紧急抢救无效。1939年11月12日清晨五时二十分，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本文作者是当年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院长。) 　　 纪念白求恩/人民出版社编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