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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白求恩同志

董越千

一 　　诺尔曼·白求恩于1890年出生在加拿大一个牧师的家庭里。他很年轻时就接受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喜欢阅读被基督教视为亵渎圣明的进化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著作，对上帝创造人的传说抱着怀疑态度。他为筹集学费，曾在安大略省北部森林里当过伐木工人，在广阔天地里得到了锻炼，身体长得很结实，思想感情同劳动人民有密切的联系。他回忆这段生活时，常常感到自豪。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白求恩刚满二十四岁，还有一年大学毕业，因加拿大宣布参战，白求恩应征入伍，到欧洲战地当担架员，后负伤退役。伤愈，重入大学学医。毕业后，曾在欧、美各国实习、行医，三十年代初期已成为北美有名的胸腔外科医生。 　　白求恩在医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在基本功方面下过苦功夫。说起他的老师对他的训练，和在手术操作方面的严格要求，他依照保持着十分清晰的记忆。他自己用动物和人体进行过多次解剖，制造过内脏的各种模型，对人体结构熟悉得几乎闭上眼睛也可以摸到准确的部位。 　　他治病认真负责，技术高明，很快受到当时各阶层人士的欢迎；而对付不起诊费的病人，他是从来不要钱的。有一次，一个工人的妻子难产无钱延医，他亲自去动手术，分文不收，手术后，又带去一篮子食品和衣服。他不让感谢，说这是他应该做的事。 　　由于日夜操劳，后来他自己患了严重的肺结核。肺结核在当时对人们是一种很大的威胁，还没有特效药和治疗方法。他偶然在医学杂志上看到有人提出用人工气胸法对肺结核进行外科治疗，不过还在试验阶段。勇敢的白求恩愿意拿自己去做试验。经过一段疗程，他终于战胜肺结核，恢复了健康。他通过亲身试验给人们找到了用外科治疗肺结核的方法。 　　白求恩回到医院继续担任医生，他集中研究胸腔外科。看到皮鞋匠用钢剪轻巧地把鞋钉剪掉，他受到启发，创造出一种外科肋骨剪。他不断努力，前后研制和革新了三十多种外科器械，写了许多卓有新见的医学论著。他在胸外科方面的卓越成就不久便轰动了当时欧美医界，成为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他担任过加拿大和美国一些大医院的胸外科主任，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聘请他作卫生部门顾问，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邀请他作会员。 　　怀有远大理想的白求恩，并不满足于社会荣誉和优越生活，他时常感觉到还有更大的问题有待解决，一种力量在促使他前进。他说：“外科医生在手术台上治疗的只是肺结核在人体上产生的严重后果，可是治疗不了产生肺结核的原因。”他努力寻找肺结核的病源，他发现经济学和病理学的密切关系。他作了社会疾病调查统计，发现最需要医疗的，正是最出不起医疗费的人。他提出：到人民中间去，取消挂牌行医，改变医疗制度，实行社会化医疗。有人说他的想法不切实际，但他深信这理想是合理的。 　　1935年白求恩同志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在他的一生中，这自然是一个飞跃；但他周围的同志和朋友对这件事并不感到突然，认为这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经过社会实践后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1936年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爆发，世界许多进步力量纷纷组成国际纵队开赴西班牙，支援共和国。白求恩同志已经四十六岁，他决心放弃现有职业，奔赴西班牙参加斗争。他在炮火纷飞的战地日日夜夜抢救伤员。他发现有不少战士伤势并不重，但由于出血过多牺牲了。他倡议组织输血站，在火线给伤员输血。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一个人在战场上扭转了战争史——来输血，而不是来制造流血。为把工作开展到南部马拉加前线去，他驾驶输血车到沿海一带，他遇到大批撤退的难民，老弱妇幼，举步艰难，他毅然把输血车变成运输车，在飞机轰炸扫射中往返奔驰，把难民一批批载运到比较安全的地方。他对这段经历的印象十分深刻，时常作出生动的叙述。 　　1937年夏，白求恩返回北美洲，在加拿大和美国各地巡回讲演，为支持西班牙人民进行呼吁和募集资金。这时，日本法西斯在中国领土上开始了新的屠杀，一个空前的历史事件发生了。白求恩同志听到这来自亚洲的巨变，无比愤慨，他激昂地在讲演中说，“章鱼状的垄断资本主义已四处伸出触手，日本侵略中国即是一例。”他已在北美洲各地出色地完成了支援西班牙的任务，他认为现在中国更需要他，他在西班牙取得的经验拿到中国会有更大的用处。在加美共产党的支持和国际援华委员会的安排下，1938年1月8日，他带领医疗队从温哥华启程来中国。 　　二 　　白求恩同志于1938年1月下旬到武汉，当时去西北的交通线已不畅通，他的旅行遇到困难。他很快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周恩来同志会见了他，为他讲述了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并指示办事处为他去延安做出安排。在武汉期间，国民党头面人物企图留他在国民党后方工作。白求恩同志严辞拒绝，坚决表示：要到延安去，要到前线去。2月22日，他从武汉乘火车到郑州转赴西安，途中三次遭受敌人的轰炸和扫射。在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受到朱德同志的热烈欢迎。他从西安乘八路军军用卡车到达延安。这一段旅程中，他遇到不少曲折和险难，但他却亲眼看到帝国主义强盗残酷的侵略暴行，看到蒋介石政府的昏庸无能和失败主义政策所造成的恶果，看到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溃不成军的混乱状况，看到中国人民在几层压迫下遭受的苦难和面临的艰巨斗争；他同时更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奔向前线坚持抗战，中国人民正奋起为保卫祖国而战。当结束这段旅行到达延安时，他意想不到地发现了一派朝气蓬勃、信心百倍、象征着新中国的景象。他在日记中盛赞延安“是管理得最好的一个城市”。 　　白求恩同志到延安后不久，伟大领袖毛主席会见了他，同他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回答了他关心的各项问题。白求恩同志非常满意，会见回来，很久不能平静，连夜向国内写出报告，叙述他这难忘的经历。 　　三 　　1938年6月，白求恩同志来到晋察冀军区。当时领导上指定我和他一起工作，主要担任翻译；因此朝夕相处，比较了解，同时也受到了很多的教益。他一到军区，不顾旅途的疲劳，立刻投入火热的工作和战斗中。 　　为了提高和改进后方医院的工作和技术，他亲自拟订了筹建模范医院的“五星期运动”计划，1938年9月15日，位于松岩口的模范医院落成。白求恩同志在落成典礼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那些后来人将有一天会聚集在这里，象我们今天一样，不只是来庆祝一个模范医院的成立，而是来庆祝解放了的中国人民的伟大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医院建成不久，敌人集中数万兵力，从各路向这地区开始秋季“扫荡”，为了贯彻反“扫荡”的军事部署，医院不得不进行转移。白求恩同志对此自然甚感遗憾。军区聂荣臻司令员了解到这种情形，在一次同白求恩同志的会见中，便主动征求他到前方后的观感和意见。白求恩同志历述他的感受和赞语后，坦率地提出他不理解军区为什么不以重兵固守外围，这样做，后方医院可以不转移。司令员很高兴他这样坦率地提问，根据毛主席的持久战战略思想，同他畅谈了当时抗战形势，军区作战方针和战斗部署。白求恩同志受到很大启发，他要求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在以后的日子里，他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这一著作，要求逐段翻译给他听，他仔细研读，并把学到的东西按照持久战的方针，贯彻到他的医务工作中去，作出了一系列的创造和革新。 　　四 　　白求恩同志到前方后，一直为降低伤员死亡和残废率而努力。他亲赴火线治伤，经常说：在前方用几分钟或十几分钟时间给伤员及时治疗，比用若干小时转移到后方治疗，效果要好得多，有时起决定性的作用。看到有些伤员负伤不重，却由于运转时间过长，发生严重感染，以致牺牲，他非常难过。他说：如果在前方及时动手术或作初步治疗，一般来说，是有把握争取使百分之七十五的伤员不发生感染而治愈的。 　　他倡议组织战地流动医疗队，到各个火线上去。他反复宣传说：“到伤员那里去!医生坐等病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还要求亲自率领一个轻装的战地医疗队去创造经验。军区首长对他的倡议完全支持，但是考虑到他的安全，不同意他亲自到火线去。白求恩同志很不满意，再三重复他的要求说：“你们不要把我当成明朝的古董，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经过仔细考虑和周密部署，军区批准了他的要求。从1938年秋、冬开始，白求恩同志便到各部队视察，出入火线救死扶伤。 　　第一次出发到四分区平山一带，那时洪子店战斗刚刚结束，他的医疗队及时治愈了许多负伤不久的同志，他对良好的疗效感到非常高兴。他还利用空隙时间参加了一次平山县反“扫荡”经验总结大会，在听到用游击战术打击敌人的故事后，他对前方战斗发生了更大的兴趣。1938年11月底，白求恩同志率医疗队到山西雁北地区，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同志正在部署广灵—灵邱公路伏击战，他只同意白求恩同志在离火线十二里的地方设手术站，不同意再往前移。战斗打响后，非常激烈，敌机在手术室上空盘旋投弹，炸弹落在做手术站的小庙旁边。白求恩同志仍不停地动手术。同志们劝他暂时转移，他昂然回答：“前方战士的岗位在战斗的火线，我们的战斗岗位在手术台，前方战士不会因为轰炸而停止战斗，我们也不能因为轰炸而停止手术。”他就这样紧张地度过了两昼夜，连续做了七十一次手术。战斗胜利结束，手术还在进行，王震旅长亲自来到手术站，陪同白求恩同志作完了最后一个手术。由于治疗及时，效果良好，三分之一的伤员没有发生感染。白求恩同志十分高兴，他说：这次治伤开创了新纪录，超过了在西班牙的成绩。 　　1939年2月，白求恩同志率领东征医疗队去冀中前线。在冀中平原，当时不能大批集中伤员到医院治疗，只能把初步治疗后的伤员迅速转送到冀西山区；或分散坚壁在游击区老百姓家里。白求恩同志对坚壁在游击区的伤员非常关心，他坚决要求亲自去敌人常来常往的游击区探视伤员，驻军首长不同意。他说：“军医不能离开伤员，哪里有伤员，就应该到那里去。”他坚持自己化了装去。他的坚决要求终于得到批准，派了一个精悍的小队随行，指令驻地部队监视各据点敌人的活动，并且请地下党布置了周密的民兵网。白求恩同志和医疗队乘夜进入游击区，来到距敌据点不远的四公村。他连夜检查伤员，动手术，坚壁在附近的伤员也临时集中过来，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夜半。黎明时，敌军四处出动，一股奔向四公村。医疗队立即首先转移伤员，随后才离开。白求恩同志等上马离村东时，我警卫部队已在村西同敌人开了火。 　　1939年10月下旬，在涞源摩天岭战斗中，白求恩同志因抢救伤员在匆促中被手术刀割破手指，他仍继续坚持工作。后来又感染脓毒，形成败血症。党中央、军区、卫生部对他无限关怀，不惜任何代价进行抢救。但脓毒感染很快；他为了在火线救治中国伤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在遗书中还嘱咐：“立刻组织手术队到前方来做战地救护。” 　　五 　　白求恩同志在加美医界早已是出名的外科专家，但他到我们部队以后，从不以专家自居，而是把自己看作八路军的一员，是毛主席领导下的一名战士。他愿意同战士过一样的生活，他喜欢穿八路军军服，有时还穿草鞋，居住在简陋的民房，饮食简朴。军区聂司令员对他的生活和健康非常关怀，时常把前方缴获的香烟、罐头、食品等送给他。他常常只留一小部分，其余都转送给伤病员。送给他缴获的日本毛毯，他自己不用，也都给了伤病员。当他看到伤病员治疗效果良好，饮食也很好，躺在病床上舒舒服服的样子，他就喜笑颜开，而对自己的休息、吃饭和健康却置之不顾；有时为及时检查伤员或动手术，他迟迟不回去吃饭。他的小勤务员几次把饭热好了，又变凉了，看他忙得连饭都吃不上，急得哭了起来。白求恩同志却说：“伤员为消灭法西斯在前方流血负伤，我们有几顿饭不吃算什么。不要难过，我身体不是很好嘛!”有一次在前方部队巡视工作，任务完成后，装好驮子，准备次日清晨出发，可是一位伤员需动手术，他不嫌其烦，马上开箱取出器械作了手术。他愉快地对同志们说：“今天晚上这样的‘休息’，不是更有意义吗?”他认为把自己的每一分钟都挤出来为伤员服务是最大的愉快，而同志们却认为能说服他多睡一、二个小时，是个莫大的胜利。前方的战士们都非常敬佩和热爱白求恩同志，伤员们称他“白大夫”，深深地被他这种毫不利己、极端负责、极端热忱的高尚风格所感动。 　　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们，都感到他既严肃、亲切，又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有一次一个轻伤员在打草鞋，他看后很感兴趣，便问：“草鞋好穿吗?”伤员说：“跑山路穿草鞋可得劲呢!”后来这个伤员悄悄地打了一双很精致的草鞋，扎上了两个红绒球，亲自送给白求恩同志作礼物，他非常高兴，常常穿着，引以为荣。有一次在行军路上休息时吃老玉米，吃着吃着他说：“我送给你们一个礼物。”他用小刀截断吃完的玉米芯，挖一个小槽，通上一根麦管，做成了一个烟斗。他说：“我们加拿大的农民就常常用这个作烟斗的。”同志们看了都觉得新鲜有趣，都喜欢他那种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中洋溢着愉快和乐观的革命豪情。 　　白求恩同志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是很强的，对党组织非常尊重。到前方后，他几乎每个月都向党中央、毛主席和军区聂司令员写工作报告，并要求把报告转寄给加拿大共产党。在平时工作中，只要是党的指示，他毫不犹豫地坚决执行。他每到一地总是关心给群众看病，见到村里孩子是兔唇，他主动作手术，见到老人颈上长着肿瘤，他一定要说服他割掉，村里有急症，他亲去抢救。他从不接受老百姓的馈赠，被他治愈的群众向他道谢时，他常说：“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八路军和共产党，我们的部队有规定，给群众看病是不要钱的。”他走到哪里，就和那里的群众熟悉了，群众都打心眼里喜欢他。 　　有一次，医疗队日夜不停地在冀中平原快速行军，行抵清风店附近，已是夜阑人静。前面是平汉铁路封锁线，铁路两旁是敌人的壕沟网，铁路沿线是林立的堡垒，但龟缩在里面的敌人没想到深沟恰恰代替了青纱帐，掩护了游击队的活动。白求恩同志骑马行进在坎坷不平的壕沟里，他一边吸烟，一边风趣地和同志们低声说笑。突然前队传来命令：“就地隐蔽，不准吸烟。”大家立刻下了马，白求恩同志赶快熄灭了纸烟，伏在壕沟里。不久，一辆敌人的巡路车驶过铁路，接着又是一列军车，幌动着的探照灯，仿佛是凶恶的眼睛在平原上搜索。敌军车过后，我们的队伍迅速地越过了铁路。在休息的时候，白求恩同志高兴地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战场上流传着一根火柴不能点三支香烟的故事。有一个士兵夜间在阵地上划亮一根火柴，给第一个伙伴点了烟，又给第二个伙伴点了，当点到第三支烟时，‘啪’的一声，子弹飞来，把这个士兵打死了。”他接着说：“这不是迷信，战场上就是不能吸烟，这是纪律。”后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停止了吸烟。 　　八路军优待战俘的政策和我军处理战俘的生动故事对白求恩同志都是新鲜事物。军区聂司令员向他作过详细的解释。他恍然大悟，深有体会地说：“这是革命的人道主义。”不久，在后方医院和前方火线遇到受伤的日本战俘，他以对八路军伤员同样的态度来医治他们，并不厌其烦地对日本战俘进行教育，指出法西斯侵略是世界人民所反对的，他们应当觉醒，拒绝屠杀中国人民，拒绝执行法西斯命令。他还宣讲了八路军优待战俘的政策，一次，他和两个被俘的日本伤员一起照了像。这些日本伤员很感动，把他们在八路军里受照顾的情形写信告诉家属，信中并附上和白求恩大夫的合影。治愈的日本伤员一般陆续被送回就近的日军据点，白求恩同志对这一切都很感兴趣，曾把这些经过记在他的日记中。 　　六 　　白求恩同志的一生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的一生，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异常丰富的。他有伟大的抱负，以解放全世界劳动人民为己任，哪里需要就到那里去战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39年夏，聂荣臻同志打电报请他回军区列席晋察冀边区党代表大会。大会邀请他发言。他登上讲台，首先把拳头举向帽檐，行了个敬礼，说他代表加拿大共产党和人民向边区的党代表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和敬意。他马上对他的敬礼方式作了解释：西班牙同志敬礼是举拳，中国同志敬礼是举手到帽檐，现在把两种方式结合起来了。他的话引起全场热烈的掌声。他接着用高昂的声调讲道： 　　“我必须重复，你们的战争是正义的，你们并不孤立，世界人民支持你们。我们加美医疗队来中国，就是证明。反抗法西斯是我们共同的任务，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为了你们，也是为了我们。今天我们支援你们，将来你们胜利了，会同样支援我们。我决心和中国同志并肩战斗，直到抗战最后胜利。日本法西斯一天不赶出中国，我们一天不离开。”他的讲话给大会增添了光彩，全场都感到极大的振奋和鼓舞。 　　他还说过：“我们要医治被法西斯枪炮打伤的战士，我们更应消灭制造创伤的法西斯帝国主义。”这些话使前方英勇抗击法西斯侵略的战士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前方战士们都称赞他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 　　白求恩同志对于未来充满着理想和信心。他和我们一样，热切地瞩望着新中国的诞生。当时，虽然他是在满目疮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看到的是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所造成的创伤，他却好象已经见到一个崭新的、富有生命力的新中国。有一次在山区行军，他看见那里的无烟煤层厚厚地露出地面，兴奋地说：“将来工业化以后，这里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富庶的矿区之一。”当他在山村里看到农民使用笨重的农具操作，妇女在道旁推碾盘，他便说：“现在你们的农村没有电气化，几个人做一个人的工作，将来新中国成立，农村把电钮一按，水就流进田地，碾盘就会自动地转起来，一个人何止做几个人的工作呀!”他对中国农村的未来充满了殷切的期望和信心，他那挚诚的话语给人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给群众讲话时，常谈起新中国和创造人类未来的理想。有一次，他热情洋溢地说： 　　“我要对八路军和游击队的伤员的勇敢以及他们从无怨言的精神表示敬佩。……他们打仗，不仅是为了挽救今日的中国，而且是为了实现明天的伟大、自由、没有阶级的、民主的中国，那个新中国，他们和我们不一定能活着看到了。……主要的是，他们和我们都在用自己今天的行动，帮助它诞生，……它之能否诞生，取决于我们今天和明天的行动。……它必须用我们大家的鲜血和工作去创造——我们这些对于未来，对于人类，以及对于人类自己创造的伟大命运具有信心的人们。” 　　1939年5月，我因工作需要离开了白求恩同志，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白求恩同志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但是他的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 　　白求恩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本文作者是当年白求恩同志的翻译，这篇文章是他的遗作，写于1974年6月。) 　　 纪念白求恩/人民出版社编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