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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肺结核患者的历程
编者按：这是白求恩大夫1927年11月作的一套壁画的题目。这套壁画共九幅，每幅下面有一首讽刺诗。其时，白求恩大夫正在特鲁多疗养院治疗肺结核，其笔触虽不免染著伤感，但后来终在实践中以智慧、勇气和毅力战胜了病魔和人间的种种约束。五年后的1932年，他又写了这篇文章，原载当年8月15日第一卷第一期《荧光镜》。
他进入成年期不久就如此频繁地遭到疾病的侵袭，而这时未来却正以诱人的微笑向他召唤。一当他认识到自己患上肺结核病时，他的初步反应是感到极度绝望，悲剧盯着他。生活似乎已经毁定了。耳际轰鸣着未来计划和期望一一破灭的声响，忧疑心使他日夜心灰意冷，恐惧不已。正如病人后来会发现，这些恐惧许多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许多肺结核患者之所以心情不安，只能部分地归咎于病情的恶化，而大部分的原因是由于经济状况，担心要依靠别人的支援，以及要把长期的抱负束之高阁，并且为黯淡的前途担忧等所造成的。当人们突然告诉一个年轻人，说他已患了肺结核，必须停止工作进疗养院，十之八九他将把他的生命看成一场悲剧，认为只有一个可能的结局。过了一段时间，他逐渐认识到，他对生命和疾病的看法是错误的。当他看到病友们又回到外边过起正常生活时，希望又回到他的心间。在疗养院里，他也许是第一次有了思考的机会。沉思默想代替了行动。结果是他的文化和精神生活深化了。现实改变了它们的性质——不重要的成为重要的，以前必不可少的现在成了多余的。只有一个愚钝而缺乏想象力的人，才会在一家疗养院躺上六个月，一整年而在出院后没有变为一个比以前优秀的人。这种离群索居只会使生活丰富起来，而不会使他贫乏。
1926年我患上活动期的肺结核病，正好刚刚开始行医生涯，而我本来有理由相信我的事业能够获得成功的。我象你们许多人曾经作过的那样，拒不承认自己害了这种病，但是体力日益衰竭，咳嗽，从痰中检验出结核杆菌，最后迫使我停止了工作。爱克斯光检查出一叶肺上有一个很大的空洞，另一叶肺也有某些症状。医生让我卧床休息一年。我遵命实行后，肺上的空洞开始扩散了。对未来的疑虑和恐惧给我通常的乐观主义蒙上了一片乌云。后来，我使用了人工气胸疗法，病情马上就有了好转。在我早期打气胸针的那个心情闷闷不乐的时刻，为了自己消遣和同房病友们的娱乐，我以我的往事和想象中的未来生活为题材，画了一幅寓言故事画。
我们五人住的小小的单幢病房名叫“牧地”，是我们疗养院里最老的房屋之一，座落在特鲁多大夫的第一座病房“小红楼”后面山上。屋内门窗墙壁镶上了黄松木，但因年代久远，颜色暗淡了。屋子有四个门和三个窗户。这幅连环画，高五英尺，长六十英尺，环绕着四周墙壁，贴在屋顶和护壁板以及门窗之间，壁画的题目是《一个肺结核患者的历程——一幕九场的痛苦的戏剧》。图画下面有描述这些场面的所谓短诗。这座病房去年被拆掉了，这些图画被转交到密执安州安·阿尔堡的大学医院结核部荧光检验室。
第一场或者第一幅画是我出生前的情况。子宫画成一个黑暗的洞窟，婴儿已经受到结核杆菌的袭击，在各幅画中结核杆菌都用一种红色的飞龙目动物来代表，这是一种史前爬行动物，长着长长的嘴巴、尖利的牙齿和蝙蝠似的翅膀。虽然从科学的精确性来说，宫内感染的理论是非常不可能的，但是为了艺术设计的缘故，这个想法太妙了，何能弃而不用。这幅画所附的说明是：
哦，新来者，我们的主人公，
胚胎之时即遇险，
结核蝙蝠如血染，一何凶残。
襁褓之际蒙厄难，
一如其父；
世间凶敌欲加害，
居暗穴，屏障绝。
第二幅画的是我来到了人间。我被一位长着闪闪发光的彩虹色飞翼、身穿飘拂着的白长袍的美丽天使抱在怀里，一位男天使(命运天使)面对着她坐在一个宝座上，手里拿着一幅卷轴，上面写着我的未来。顺便提一句，这种宿命论的理论，大概是我苏格兰祖先的一种遗俗。在他身后还有其他天使，他们看到了我的未来后，都转脸哭泣起来。图下的铭文是：
接生的天使们，
预见其毕生坎坷
累累，
不禁潸然落泪，
愿我们也一掬同情泪。
第三幅是我的童年，画的是在一座茂密森林中历险，林中潜藏着各种野兽。童年期的各种疾病在画面上是各种残忍可怕的动物，这种想法我是从中世纪古老的插图手稿中得来的。麻疹是一头斑斓猛虎：流行性腮腺炎、百日咳、白喉和猩红热，是各种其他异禽凶兽，它们或躲在树后，或翱翔在天空，随时准备扑向孩子。画中的孩子正受到一条名为白喉巨龙的袭击，一位身穿明盔亮甲的骑士在保卫着孩子，他用寒光四射的长剑杀死了飞龙。这位骑士名叫希克爵士，即指预防白喉的希克氏检验法。铭文是：
希克男爵护他脱“白喉”飞龙之难，
却无能佑他免遭其他怪敌的伤害；
带着劫后的创伤，
他向墓地走来。
这当然指的是我们设想中的儿童病，使患者易于感染肺结核。
第四幅描绘的是我成人后的初期。我已走出了童年期的森林，航行在青春期的海洋上。我乘坐一艘西班牙式高悬大帆的巨舶破浪而去——“在青春和欢乐中乘风破浪”。一切似乎都吉利，预示着我的航程将平安而顺利，但是航行到中途，我的船来到一处乱石嶙峋的海岸，象尤利塞斯那样，只听得海妖们唱起歌来，使我偏离了航线。我舍舟登陆，而这些美丽的生物(名望、财富，爱情和艺术)向我指出通往悬崖顶上一座名为“如意宫”的壮丽城堡的道路。正当我要进入这个城堡时，大批肺结核蝙蝠向我扑来，我倒下了。图下铭文是：
帆影驶向青春的迷海，
不幸传来了海妖的魅歌；
迷航的小船，
终于碎为粉齑。
第五幅画的是我跌入了绝望的深渊。我一头从高山上倒栽下来，大批肺结核蝙蝠向我追赶过来。失脚之际，我回头一瞧，看到那从正面看来一度显得辉煌如实的“如意宫”，不过是一座好莱坞的布景。峡谷底部，一条暗红色的河川流不息，这是代表着流血。图下的诗句是：
深渊坠身，
功败垂成，
雠人相庆，
血海浮沉。
第六幅画的是我躺在深渊举首望去，看到高山上另一座飘扬着红十字旗帜的城堡，这就是特鲁多疗养院。大门外是特鲁多本人的青铜铸像。城堡上的垛墙由不同的武士，该院的医生保卫着：劳伦森、布朗大夫、鲍德温大夫，海斯大夫、爱克斯光部的桑普森先生和护士长安伯森女士。我慢慢地攀登到城堡跟前，获准入内免遭敌人之害。城堡内有一座打气站(气胸术器械)，透过城门传出音乐和笑声。紧挨着城门外面树下，画有安·阿尔堡大学医院结核部现任主任约翰·巴恩韦尔大夫的住房。窗子传来我们在留声机播放过的一支古老歌曲的曲调，这支曲调将永远使我想起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些幸福时光。图下的诗句是：
特鲁多城堡屹立在比斯迦山峦①，
圣光四射，高耸云汉；
纵然有海斯，布朗和安伯森的守卫，
众敌仍虎视眈眈。
第七幅画的是我回到了城市。这里表现出我错误的悲观思想。城市的画法颇有现代印象派手法的味道，从上空俯瞰一幢幢摩天大厦，街道上行人象一些小小的黑蚂蚁。天空中充满了代表结核菌的蝙蝠，它们又来袭击我，而我又旧病复发了。图下的诗句是：
无恻隐之心的海妖，
把我们的主人公诱入歧途。
置身都城的峡谷，
他追逐声望、名耀。
那里，繁花魅人似锦，
却敌不过结核菌蝙蝠的云翳雾障——
秽气中，层层阴影，
他已渐渐病入膏肓。
第八幅画表现的是我动身前往西南，追求健康和幸福。画中有两位可爱的女性身影，驾着一朵阳光灿烂的白云，隔着沙漠向我召唤。当然这不过是幻景。我们的主人公非常瘦弱，他那毫无血色的身上捆着一只小小的痰杯。手扶拐杖，他跌跌撞撞地走过一片平原，那里遍地是古代旧式帆布篷马车的残骸杂物。图下的铭文是：
瘦骨嶙峋，僵卧不起，
可悲的牺牲者拖着残躯，
辞别萨兰纳克，
向亚利桑那走去。
平原留下其遗骸，
痼疾吞噬其生命，
咳嗽，啐痰，形容枯槁，
仁慈的死神终于解救了他。
当然这是相当病态的，完全出自想象，并且从日后的发展来看，完全不符合事实。
第九幅也是最后一幅，画的是死亡天使把我抱在怀中，脸上带着慈祥宽厚的表情俯视着我。她并不是一个阴暗的天使，而是象我诞生时在场的那些天使一样美丽而光润。画面前景是五座墓碑，是和我同房的病友的墓碑。图下的诗句是：
可爱的死神啊，你是诸神中最仁慈的天使，
让我在你的柔怀中与世长辞；
繁星闪烁，炽日久已无光，
我演完了短小的一幕，厌倦的戏剧就此收场。
那些认为我们会在一致同意的时间(他们曾帮我提出了时间!)辞世的人中，有两位已经死去。我给我自己定的死期是1932年。我是多么错误啊! 当然，除非今年余下的时间内发生什么事情，我自然盼望比这活得长得多呢!
我的生命是由于人工气胸和横膈神经切除而得救的。你们中间有千百人在这方面也将象我一样。回首既往，我可以看出我当时对未来所抱的恐惧和绝望的态度多么错误。恐惧是幸福最大的破坏者，而多数恐惧是毫无根据的。可以说，人靠希望才能活着。在使用现代医疗方法并进行早期诊断的情况下，如果肺结核患者注意并且听从医生的告诫，人人都大有康复的机会。千万不要丧失信心。要心情愉快而宁静，遵守规定，坚持同疾病周旋到底。
① 在约旦河东，《圣经》中谓魔鬼摩西曾从此山眺望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迦南地方。这里隐射特鲁多疗养院所在地的那山名。——译注
血 红 的 月 亮
编者按：这是白求恩大夫于1936年10月24日启程去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前写的一首短诗，曾刊载在1937年7月第一期《加拿大论坛》上。
一轮暗淡的月亮，
今宵兀自冉冉，宁静而皎洁；
照出了我们忧心如焚的苍白面容，
又在冷清清的加拿大夜空升起。
昨夜，你苍凉而血红，
低垂在支离破碎的西班牙山巅；
你的银盘上映出：
战死者血肉模糊的容颜。
对着苍白的月轮，我们举起拳头，
为了不知名的死者，我们再次宣誓：
“为自由和世界的未来而战斗的同志们，
为我们牺牲的战友，我们忘不了你们。”
我从夸特罗·卡米诺斯归来
编者按：夸特罗·卡米诺斯是西班牙马德里的工人住宅区，经常遭受敌机的野蛮轰炸。1937年1月2日，该区的一所医院被炸，激起白求恩大夫的义愤，因有此作。
我从夸特罗·卡米诺斯归来，
夸特罗·卡米诺斯，我从你那里归来。
眼前一片迷蒙，茫茫血泊；
我之所见：孩子的血迹，
天真烂漫的他，血肉模糊死去；
少妇的血迹，
长者的血迹，
心地善良的弱者的血迹，
在飞贼的狂轰滥炸中，他们一一死去。
我从夸特罗·卡米诺斯归来，
夸特罗·卡米诺斯，我从你那里归来。
亵渎的罪行，
凄惨的呼嚎，
震耳欲聋。
唉，幼者啊，幼者，
你为何触犯了这群疯狗，
无辜罹难，身裂万段，
血染尘埃。
唉，圣母啊，我的圣母，
白发老丈，为何惨遭杀害?
只因为敌人是豺狼的后代；
就因为他们血管里流的是——
淫妇的卑贱血液；
就因为它们是——
兵营里的私生子。
“该死的上帝啊”，长空在回荡，
诅咒那声名狼藉的天堂。
随加拿大输血队在瓜达拉哈拉
编者按：瓜达拉哈拉在马德里东北，白求恩大夫于1937年3月12日去该地野战医院为伤员输血，写下了这篇随记，曾刊载在1937年7月17日多伦多市《每日号角报》上。
当我们跨过大桥进入瓜达拉哈拉镇时，医院出现在右侧的山顶上——那是3月12日上午十一点左右，一个寒冷而晴朗的日子。我驾驶着福特牌汽车，载着亨宁·索伦森、盖萨和我的西班牙助手加莱勃拉斯。车后放着一个冰箱和装在铁丝篮子中的十品脱瓶装冷藏血液。我们十点钟离马德里，不到一小时就行驶了五十四公里，在平坦的萨拉戈萨公路上，时速往往超过七十公里。
在阿尔卡拉—德—汉纳来斯，我们设法寻找我们的一家医院，却发现他们一夜之间已经转移到了前线，匆忙间忘了把冰箱带走。我们把冰箱搬上车，带去给他们。
一路上各种迹象表明，前方正在打仗。我们越过了一辆辆满载年轻战士的卡车，他们背着上了刺刀的枪，站在摇摇晃晃的卡车中，当我们飞驰而过时，他们唱着歌欢呼，以前漆在卡车两边的那些老的标记：C.N.T.，U.G.T.，F.A.I.，C.P.①都已不见，代之以人民联军的巨大红五角星。
前面一长串坦克象巨大的恐龙。在我们试图超过它们以前，竟没想到外表十分笨拙的履带式坦克居然能跑得那么快——每小时二十五、三十、四十、四十五英里。我们追上了它们，在超越时，我们向不见面的坦克驾驶员挥手致意。输油车，面包车，驴车和小型电动机车全在向前线进发。是啊，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强攻，其重要性呢?这支戴钢盔的部队是哪一部分?用德语喊了一声，哦，是著名的台尔曼营正要投入战斗。一定是十分重要的战斗。他们是国际纵队中敌人闻风丧胆的突击队。
我们越过平原时，瓜德拉拉玛山脉就在我们左侧，刺骨的寒风从耀眼的、白雪皑皑的山峰直扑过来，我们不得不把暖和的褐色外套的领子翻起来。慷慨的马德里裁缝工会上星期把这些外套送给了我们，当我们躲在外套里喘气时，不由地再次感谢他们。汽车左前窗的玻璃已经碎了，被小型电动机车晃过来的挂杆打碎已有一星期了，目前不是停车修理的时候。
每小时五十公里、六十公里、七十公里乃至八十公里!天啊!第一流的公路!用这样的速度开车，不出半小时，我们就能直抵佛朗哥的前线!
从山顶向左急转弯就到了有五百张病床的医院。红十字标志已经不见了，上星期法西斯飞机企图轰炸这所医院，所以把红十字取消了，不然就太容易被炸中。这里有五百个失去战斗力的伤员，法西斯分子怎么舍得放弃呢?
一长排一长排还没有来得及刷洗的、沾满血迹的担架靠墙竖放着，表明刚刚打过一次恶仗。
到处一片忙碌。
“对，一直向上走。”我们就一直向上走到手术室。室内三张手术台上都在动手术，密不透风的室内充满着乙醚的气味。我们向靠墙放着的白色瓷漆冰箱走去，向外科主任大夫注目点头打了个招呼。冰箱上面的一排空输血瓶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三个，五个，七个空瓶，而冰箱里只有三瓶还未启用。
“最好再留下六瓶，明天你们还得来。”“行吗?”——外科主任大夫从手术台边抬头看了我们一眼，点头微笑着。
“瓶签呢?”
“这里。”一位护士说着从她的工作服中拿出一把被血迹沾污的瓶签。我们看了一眼，每张瓶签背面写着姓名、营号、伤情和输血日期。“走吧!”出了门，走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来到乔利医生的诊部；走廊里到处是担架队员、医生、护士和还能走动的伤员。乔利医士看见我们时，端正而开朗的新西兰脸庞上浮起了一丝笑容，我们是一到马德里就相识的老朋友。
“冰箱在哪里?”
“在外边车上。”
“好，拿进来，正需要呢，正在猛攻。”
房间里满是伤员；他们席地而坐，头部、胳臂和腿上缠着血迹斑斑的绷带，等待着敷药和包扎。
“对不起，我得走了。刚给一位意大利上尉动了手术；可怜的孩子，子弹穿过了胃部，但愿他能活下来。安德烈想见见你，他已经把血液都用光了。”
我们觉得心安理得，就象刚刚做成了一大笔定货的推销员。太好啦!人们需要我们，想到我们，这该有多好啊!
我们把冰箱搬进来，安放好，然后接上电流，把剩下的四瓶血液放入冰箱。这时，乔利的助手安德烈走了进来。他是刚从医学院毕业的一位年轻法国医生，留着古怪的黑短髭，看上去象个年轻的海盗。他和大家握了握手，就用连珠般的法语滔滔不绝地说开了。
“能再给我留下两个针头吗?我还要一管注射器，昨天晚上我打破了一个。还能多给我一些试验血型的血清吗?”
“当然。”我的答复使他感激不尽。
“我正在为取得巴黎大学的硕士学位写一篇关于在前线输血问题的论文，你们加拿大人能帮我忙吗?”
“当然。”又是一连串用法语表达的热情谢辞。这时，乔利医生从手术室叫了他一声。
“我得走了。楼上有一个国际纵队的伤员，我们搞不清楚他是哪国人。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德语，他都不会说。一颗炸弹击中了他，炸掉了一只手。我们又不得不截去他另一只手。他的一只眼睛也炸瞎了，需要输血。我们还得给他动手术，但怕他经不住休克。你们能给他输一次血吗?”
“走吧!”
“你们语言不通的那个人在哪里?”长一头黑发的漂亮的西班牙女护士苦笑着摇摇头。
“唉!这样的人多着呢!”
“他的两只手都没了，眼也瞎了。”
“噢，知道了。在这里，过来吧!在这个病房。”
是啊，一定是他，是个大个子，头上满缠着血染成片的绷带。他身高约六英尺，体重近二百磅，浮肿的脸上血块斑斑。他从前线下来才半小时，还穿着那件血渍的旧衬衫。原来长着两只手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两团难以状言的血污绷带。
“过来，索伦森。”
听到这个名字，他慢慢转过头来，肿胀的嘴唇痛苦地若有所问。我听不懂，但亨宁突然惊奇地急促说道：“嗨!他是瑞典人，难怪他们听不懂他的话。”
他的确需要输血，还缚着两条止血带止住从折断了的胫动脉里冒出来的血流。从他的脸色和微弱的脉搏来看，至少流失了二三夸脱的血。五分种后，我们一切就绪，把血温加热到人的体温，验了血型，注射器全部消了毒。我看了一下标签：“血号695，献血者1106号，IV型，3月6日取于马德里”。对，用这个就行，没有溶血作用。输吧!针插进去了，注射器干得很顺利。五分钟后全部完事。
“觉得好点吗?”
我的话译给他听了，青肿的嘴唇微微地颤动了一下，这就是答复。
亨宁以父亲对待自己独生子的那种焦虑和忧伤的神情弯下腰去与他谈话。我去清洗注射器和收拾器械，然后回来。
“脉搏多少?”好，一百下，搏动比以前还强了些，脸色也有好转，他的命保住了。
“走吧!”我对索伦森说。他强忍着离开了伤员，从房门再次回头看上一眼，说了句话，伤员也回答了一句。
“他说什么?”
索伦森平静、悲痛地低声说：“他说，‘十天前我还在瑞典。我到西班牙才三天。这是我的第一次战斗，但现在我对同志们已经没有什么用了。我对事业毫无贡献。’”
“毫无贡献!”我们惊愕地互相看了一眼。“毫无贡献!”这是何等的谦逊，何等的英勇!何等高尚的精神!
这就是国际纵队的精神，是一万名宁死不屈的人们的精神。他们毫无利己之心，不怕牺牲。他们只有一颗随时准备为同志献出自己生命的纯洁的心。“爱莫过于此。”
他们就是你在西班牙的同志。
向他们——致敬!
① C.N.T.是全国劳工联盟，U.G.T.是西班牙工人总会，F.A.I.是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C.P.是共产党。——译注
久不写信的歉意
——致加拿大友人书
编著按：这是白求恩大夫谈文艺创作的一封信，写于离西班牙回加拿大前十三天，曾刊载在加拿大的文学刊物《新边疆》上。
在这封信中，我是想对您解释，为什么尽管我经常深情地想念着您，但自从我到西班牙以后却没有给您写过信，连简短的信也没有写。
我曾想很简单地(也就是说用短短几句话)告诉您，我太忙了，我是个闲不住的人，我没有时间写信。然而，当我看着这几句话，我觉得这些都是假话。这些话全然不真实。事实上，我有不少时间可以给您写信，也就是说，如果我想写的话，我有时间写。但是，说实话，我不想写。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不给你们这些我确实知道十分愿意看到我信的人写信呢?为什么我不能一字一句地写在纸上成为一封信寄给你们呢?
我要跟您说，而且说实话。说实话是困难的，对吗?
首先，我不想写。我觉得没有必要通信。我并没有强烈感到有必要把我们的经历——我所做的和其他人所做的——以一封信应该具有的那种艺术形式重现出来。作为艺术家，只要这种重现不能以一种令人满意的形式，也就是说，一种真实纯朴的和动人的形式，我就不愿意，不，应该说，我根本不能写。我觉得，只要我不能把自己活动的回忆重现得在您看来是栩栩如生的，我就不愿意写。对我来说，信是重要的东西，写什么话是很重要的。当前，我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些经历告诉您。它们蕴藏在我心中，使我起了变化。但是我不愿意谈论这些经历，我现在还不愿意谈。
此外，我怕给您写信。我怕文学性的再现失于修辞和流于字韵上冗长的陈词滥调。我怕这一切都会失真。
两个人只有共同身历其境，即亲自感触，亲眼看到和亲耳听到，才能无需艺术的媒介而有大致相同的感受。如果没有亲身的感触，那末，一种经历的真实性只有通过艺术才能传达。要想把我在过去六个月中所见到、所经历的事情与您分享，没有艺术是不可能的。没有艺术，人们亲身经历的事实就如同没有血肉的空骨架，即一种静止不动的生活——目前很多事物都是这样——或者成为涂上了各种奇异色彩的浪漫主义的夸张。这两者，我都不愿干。我不愿意以两者中的任何一种方式写信。两者都是虚假的。前者是由于其贫乏，后者由于其过分。
所以我对于自己是否有能力把真实的经历转换成文字上的真实，丧失了信心。艺术应该是经历的合法和公认的产儿，而我却害怕会把这个产儿变成丑八怪。我恐怕在我所写的东西中，那原始的、真实的、作为渊源的现实所应有的那些特点会荡然无存。
我不能给你们写信，朋友们，因为文字的艺术是行动的再现和复制形式，而行动在一个时间采取一种形式就够了。我不能同时使用两种形式。但是，以后，相隔一年，或者十年，也许我能同时使用两种形式；现在我还不能断定，我想这没有多大关系。
我认为艺术如果不是用辩证的过程对现实进行再创造，那末它就没有存在的根据和理由，因为亲身的经历经过一个人的感觉中枢的传导，已经由他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了改造和修饰。把现实一成不变地复制下来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一条死路。把亲身经历变换成新作品的过程不应是平铺直叙的循环运动——转过去又转回到原地——而应该是螺旋式上升。
艺术创造的过程是否定的否定。首先要有变化，那就是要对原始的、不容置疑的现实进行否定，然后是第二次变化(或否定)，亦即通过艺术加工对原始的经历加以重新肯定和更新，使之变成新的实际，变成现实的新形式。
让我们以绘画为例。一个运动中的物体，如一棵在风中摇曳的树，一个在玩耍的儿童，一只在飞翔的鸟，任何一种能看到和能觉察到的活动的物体，这就是实际，就是主题。把这一有生命的实际以艺术形式(这里讲的是在画布上绘画)，从时间和空间上变成静止的形式。这就成为行动的否定，对行动的否认。这就是对立面。于是通过创造性艺术的奇迹，这一静止的物体(由于所采取的艺术手段，它不可避免是静止的)，再次变得生气勃勃，变得跃然如生，从而又取得了生命。但现在是一种新的生命，新的现实。这就成为否定之否定，这就是综合——是生与死的统一，运动与静止的统一，这是在新的环境中从原有的事物中脱胎而形成的新物体。
这同样适用于文学艺术、造型艺术、音乐、舞蹈以及诸如此类的艺术形式。这一以旧事物作为核心的新产生的形式，如果不是一件新的事物，一件富有生命力的事物，一件活跃、生动的事物，那它就不是艺术。这样的东西只能引起人们理智上的欣赏，或是对熟悉的、公认的事物作出一些轻而易举的反应，或是仅对技巧表示钦佩，除此而外，不可能引起任何其他反应。
我的朋友们，因为我不能象我所要写的那么写，所以我不写；因为我的语言很贫乏，没有生气又不流畅，所以我没有写。是啊，本来我也可以写的，但是，如果我象下面这么写，我会感到很惭愧的：
“我们今天受到猛烈的炮轰。十分不舒服。街道上有五十个人被炸死。虽然冬天是严酷的，但现在天气很好。我身体很好，常常想念你们。真的，我爱你们。再见。”
我把这些话写下来，但看着这几句话，我觉得很厌恶，觉得令人作呕。我希望我能向您表明我多么讨厌这些话。“不舒服”!我的老天!这样的词儿怎么能形容一发炮弹在附近轰然爆炸时，人们所感到的那种使人吓得瘫痪和恐惧的心理呢?看看那些被挤压成一团的裹着破衣而沾满鲜血的尸体吧!尸体奇形怪状地躺在路上，有的俯卧在鹅卵石路面上，有的翻着死鱼似的眼睛瞪着无情和冷漠的天空；“被炸死”能说明这一惨象吗?当阳光恩赐般地照在我们麻木的脸上，能感到“天气很好”吗?当人们能够活着就算很幸运时，谈得上什么“身体很好”吗?当我们打心底里天天呼喊着我们想念的人们，仅说“想念”能行吗?当我们因离别而感到痛苦时，只说“爱”能表达我们的感情吗?
所以您瞧，这么写不行。
请原谅，如果我过多地谈论了艺术。在您看来，我一定是要么精通艺术，要么是一窍不通。我对艺术确实懂得很少。我认为艺术是十分神秘和奇异的东西。在我看来，在某种程度上，艺术是人们，是所有的人头脑中下意识的自然产物。当艺术进入有意识的思想领域时，其生命力就受到危害。谈论艺术的理论使我想起了中世纪时人们对他们当时所认识的世界的描绘——稀奇古怪、异想天开而且是惊人地虚构。艺术的理论是人们的理性认识企图用纪律和秩序来约束似乎是杂乱无章的下意识的感性认识。如果人们试图这么做——确实经常有人这么做——就会产生某种有条不紊、纯洁无疵的艺术形式。当艺术屈从于艺术家的理性认识和定向思维以及他的理论，它可以生存一段时期，然后就枯萎以至死亡。艺术离开了下意识这一块孕育它的大地就无法生存。思维(高高在上的超人)以其专横破坏了它本身所创造的一切。
谢天谢地，世界上大多数伟大的艺术家，用世俗的眼光看来，都是“傻瓜”。他们不多思考，他们只是绘画，他们为内在的、不可抗拒的冲动所驱使，随心所欲信手地画去。
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总是情不自禁地从事艺术创造。他毫无娇揉造作地“在自己气质的长河中游泳”。他听从自己，尊重自己。他汲取力量的源泉更多地在内心，而不是来自他理性的和逻辑的知识。然而，辩证的过程在这里又一次完美地体现了出来：艺术家的原始的下意识世界受到本身思维的影响和经历的制约，对现实作出反应，从而产生这一现实的新形式。这些艺术的特殊形式应运而生，以后又衰落、死亡。但是，既然它们产生出来了，也就会制约并影响随后产业的艺术形式。它们也反过来制约并影响产生它们的现实。艺术本身是不灭的，是一株伟大的长青树，是永恒的，不可摧毁的，不朽的。一个时代的特殊艺术形式是这株长青树的花朵。这些形式体现了某一时代的特征，而同时又是先前时代的产物。
艺术家格外需要悠闲、安宁、清静和孤独。他所生存的环境是幽暗的下意识世界的深处，但这一深处却又是如此奇妙，如此光彩夺目，它是一个温暖的、有节秦地欢跳着的、然而又是宁静的境界。
艺术家每天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就象一头从深海中冒出来的大怪兽，它打破种种陈规陋习，时而兴高采烈，时而严肃认真，时而放荡不羁，时而桀骛不驯。置身于五光十色、纷纭的日常事物间，他从暴力中体验到纯洁，从行动中体验到净化。他十分热爱生活。他满怀热情地深入生活，深入一切人们的生活。他把所有的人融为一己。他放眼观看世界，以一种理解一切、明辨一切、亲切而又严厉的态度观察世界的上下内外。然后，他再一次潜入下意识的深处——一个奇异、神秘、幽远和孤独的境界。就在这里，他生育了由心血凝成的产儿——显出新的形式，新的色彩、新的声调和新的动作，不禁使人们联想起那些似曾相识而又不相识，似乎相同而又不相同的事物；使人们感到熟悉而又陌生，并给人们以宁静、深刻和实实在在的感受。
艺术家的作用就是打破平静。他的责任是唤醒沉睡者，动摇世界安于现状的支柱。他使世界回忆起它黑暗的过去，他向世界指明现状，并指点出它走向新生的道路。他既是时代的产儿，又是时代的先驱。追踪艺术家走过的道路，我们就感到不平静，而对于那些轻易地视为当然的现实开始觉得不那么有把握。他使那个一成不变、固定的和平静的世界心神不定。在这害怕变动的世界中，他鼓吹彻底变革这一生活的准则。他是被动家，他破坏宁静。他敏感、急切、自信、焦虑、忧郁。他是在人类的灵魂中活动着的创造精神。
够了!也许我不能写信的真实原因是我太累了。今天又跋涉了一百五十英里，天哪，是什么样的道路啊!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打败创造性艺术家的敌人——法西斯。以后我们就能写文章来大谈艺术了。
再见吧!我确是深情地想念着你们。我若不写信，请原谅我。
敬礼!
诺尔曼·白求恩
1937年5月5日于马德里
一发未爆炸的炮弹
编者按：这是白求恩同志在晋察冀边区时根据实际生活写下的一篇短文，写作时间大约是1938年12月前后。随后他将此文寄给加拿大共产党书记蒂姆·布克，1939年7月8日刊载在多伦多市《每日号角报》上。白求恩同志在中国期间，还写过《延安的窑洞大学》、《干部会议》等篇短文，惜已失传。
“唉唷!”老人喃喃自语地倚在锄把上，直了直龙锺的驼背。
他的脸晒成了深褐色；深深的皱纹布满了眼圈和紧闭的嘴角。他光着上身，只穿着一条褪色的、补丁累累的蓝布裤子，没有穿鞋，光着脚，头上包了块毛巾，毛巾下面露出又粗又硬的斑鬂。
他全身汗流如洗，天气热极了。头顶上的太阳象个闪光的大铜球，高悬在蔚蓝色的长空；脚下，黄褐色的龟裂的大地又把阳光反射到他坚强的脸上。
那是河北平原保定城外的一个5月的早晨，长着簇簇嫩绿谷苗的小片小片土地，向近处高高的城墙脚下伸去，地边垂柳成行。
他的昏花老眼刚能辨认出城门口持枪直立的日本哨兵。蓝色的*(左木，右坚)鸟在阳光下舒展开带白纹的双翅，刺耳的鸣声使人更觉烦热。
“唉唷!”老人喘了口气。日子可真难熬啊。他饱尝忧患，咳嗽的毛病总也不见好；独生子又参加了游击队，家里人都走光了，只剩下他和他的瘸腿女婿还在种地。
日本人毒辣得很，攫走了他一半的收成，连一个小钱也不给。他们还常常盘问他——他的儿子在哪里?有信吗?信上说些什么?他们甚至还威胁要枪毙他。但是老头装出一副傻相，什么也没有告诉他们。
还有遍地的野草，它们一个劲地往上长，叫人可怎么办呢?割去后一夜之间又窜出来了。老人的一生就好象是和野草敌人之间的一场永无休止的搏斗。世界上准有个长着万数颗脑袋，上百万条命的野草鬼，倔强而又长命，嘲弄着人生。
七十多年了，老人一直在和他的敌人鏖战，可是这里的野草照样茁壮生长，似乎是不可战胜的，真太令人泄气了。
老人的一生中，每一桩烦恼的事情，都好象是某种野草一般。咳嗽，是棵野草；不得不在地里干活，是棵野草；儿子不在身边，也是棵野草；日本人，更是野草，是最大的一簇野草。
在想到野草的同时，老人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大野碧绿无垠的图画，那就是中国。对他来说，辽阔的祖国就象一个大农场，一大片富饶的土地。举目所见，一大片地遭到野草般敌人的蹂躏，蛮横而狂妄地窒息着嫩苗的生机。每当他狠狠地锄掉一棵特大的、目空一切的野草时，他总是自言自语地说，“嘿，日本鬼子，去你的吧。”他把它甩到一边，还使劲地用锄板把它碾碎。
骄阳当空，老人照旧干着活。当他锄完一行小苗，忽然惊讶地停了下来。地头边有个奇怪的窟窿，中间冒出一个象削了顶的大黑萝卜似的东西。
他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想起来了。对，错不了，准是一发炮弹!他在城里见过的炮弹可多了，象木头似的一排排地堆着。日本人用火车把它们从北平运来，有一次还强迫他卸了整整一车皮。他还见过敌人把它们塞进象扁担一样长、象他家的黑砂锅一样粗的炮膛里。发射时，声响震耳欲聋。他们向数百里外视线所不及的人们开火。
他和邻居们常谈起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武器，敌人有多少门大炮呀，可惜我们的军队连一门也没有。
不过更确切地说，我们也有过的，有过一门大炮，那是一个月前缴获的。他记得他的儿子偷着回来过一次，说起过他们的那门大炮。游击队为拥有这门大炮感到不胜自豪。它的造价一定很高，可惜游击队的炮弹太少了，只好精打细算，一发也不能浪费。
是他们的炮弹呢，还是敌人的?它的射向指着城里，一定是朝城里发射时中途丢失在这里的；毫无疑问，一定是游击队的。
“是啊，是啊，”老人咕哝着。“这不正象那些年轻人干的事吗?他们把仅有的几发珍贵的炮弹轻易地扔掉了一发。哼，真丢人!年轻人总是那么大手大脚!”
他越说越生气。脑子里逐渐有了个计划。老人抬起头来，用激愤发颤的声调唤叫在旁边一块地里干活的女婿：“快来，快来。”
年轻人蹒跚地走了过来。老人指着炮弹说，“你看看，我们那些年轻人就这样干，他们还想能打赢仗呢! 哼，他们好象有的是炮弹，浪费点也没有关系。”他高声讥讽着他们。“这准是我那个大手大脚的朱儿干的，错不了，他得负责。你还记得吗?那次他花了一块钱，整整一块钱呀，买了本书。对，他还是那样毫不在乎，他要是在这里，我要好好教训他一顿。”看着那发埋着的炮弹，他气得嗓门越来越大了。
但是那个年轻人却没有注意听他的话，他惊喜地喊了一声，跪了下去，把炮弹周围的土扒开，不久，就把它挖出来了。“瞧，爸爸，是铁的，尖头是铜的。现在我们可以买一张新犁了。嘿，这至少能值十块钱。真是找到宝贝了，运气真不错。”
他小心翼翼地捧了起来，象抱孩子似的搂在怀里，喜气洋洋，用灵巧、粗褐色的手指抚摸着亮晶晶的铜弹头和光滑的黑弹身，仿佛他已经看到新换来的铜光闪闪的犁铧。“哈，我们阔起来啦!”他兴奋地喊道。
老人却不是这样想的，他坚定地说，“不行，我们一定要还给他们。应该再用一次，不能白白浪费掉。”他不顾年轻人是否同意，叫他把驴牵了过来，炮弹放到一侧的柳条驮筐里，另一侧的筐装上土，以求平衡。炮弹上盖好树叶伪装起来。老人赶着驴子出了地头，转身向着和城墙相反的方向走去。他踏上一眼望不到头的、尘埃弥漫的土路，寻找他的儿子去了。
一方方绿色的原野，伸向远方苍茫的地平线。沿途的草丛里点缀着一朵朵风信子和粉红的福禄考花。一脉黄褐的细流，无声无息地淌过纵横交错的水渠，参天的白杨和垂柳，在阳光下熠熠然，绿荫如覆，寂寂地耸入宁静的苍穹。
老人赶着老驴在尘雾中一步一随。他们全身——皮肤、耳朵、鼻子、眼睛很快地披上了一层褐色的尘末。老人汗流双颊，一行行有如小溪，他不耐烦地用毛巾擦了又擦。
天气异样地热，空气仿佛在颤荡，热浪中，尘末翩然起舞。太阳宛如一顶沉甸甸的铜帽，紧紧地箍在老人的头上。远处的地平线蜃景似地在他眼前轻轻地上下晃动。已是卓午时分，庄稼人都已舒展地躺在浓荫下午睡，可是这位老人怀着愤懑的心情，照旧倔强地赶路。
他在脑子里搜索着要对儿子说的一番火辣辣的责词，就象一个人在挑选珠宝时那样地绞尽脑汁，一定要说几句最尖刻、最厉害的话才行。“我要叫那个年轻人领教领教我对他的看法。”老人觉得自己要履行一次使命，要去完成一项任务，他态度坚定，感到自尊和骄傲。
他赶着毛驴走了一里又一里，他们俩一辈子也没有如此远离过家园。“嘿，我走了有五十里啦!”老人喃喃自语地说着。他们走过了一村又一村，以往他只听说过这些村子的名字，整整活了七十个年头的他却从来没见过。人们问他从哪里来，他只回答说：“从东边来。”到哪里去呢?他含糊其词地说：“到西边去。”
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儿子在哪里，朱儿从来不会把游击队的行踪告诉他。他总是说：“您瞧，爸爸，我们游击队从来不老呆在一个地方。今天在这里，明天就可能转移到一百里以外的地方去了。我们象天上飞的鸟，深水里游的鱼；象一头老鹰，猛扑、狠斗，然后扬长飞去；象一条鱼那样，从水底岩石深处突然跃出水面，又很快地游去。”
因此，老人要寻找儿子的任务很可能是桩难事。确实如此，谁也不知道游击队究竟在什么地方，即使有人知道，他也不会说的。幸好傍晚时刻，他在某村的街上认出了一位年轻的邻居，他和他的儿子在同一个小分队里，这么说，他的儿子也应该就在附近地区。
故友重逢，倍见亲切。年轻人对老人离家远行表示惊讶，他打趣地说，“怎么，大爷，你白发苍苍的，到这里来干什么啊?是来参加游击队的吗?”但是老人很严肃，没有功夫和他开玩笑。
“我的儿子在哪里?”他问道，“我有几句话要教训这个粗心人，”他又神秘地加了一句，“还带了点东西给他。”邻居说：“他离这里不远，来吧，我们找他去。”
他们就近找到了游击队，大家把老人和他的毛驴在街心围成一圈，足足有一百人。他一眼就认出了许多熟人，大部分人的名字他都能叫出来。他们也认识他，都是和他一样的庄稼人。
热烈的欢呼声响成一片，但是，尽管彼此是老乡邻，他对这些人却感到有些陌生了。他们好象变了，也许是因为晋察冀军区褪色的绿军装易去了农民的蓝裤蓝袄。他们的脸神好象也变了，饱经风吹、雨打、日晒的褐色面庞上，流露出刚强和决断的神情。他们英姿挺拔，和以前相比，更严肃更生气勃勃，举止言谈更敏捷、更果断。这可真费解。
也许是因为人人肩荷着一枝崭新的日本步枪，或者是因为腰带上多挂了几枚黄色的手榴弹，老人忽然觉得这是一些陌生人；甚至自己儿子的模样也好象变了。这时，他的怒火和大部分意气都烟消云散了，他意识到了他们的优越感，他们不再是他的故交，而是变成了略带神秘、独立和令人敬畏的一个集体——军队，他自己却仅仅是个老百姓，一个平民，一个单独的人。
老人几乎一下子忘掉了精心筹思了一整天的辛辣嘲讽的责词。他望着一张张坚定勇敢的脸庞，他的傲气消失了，说话的时候，语调是那么的柔和，连他自己都感到奇怪。只是仗着众所公认的父威，他才打起精神向儿子发话了。
“孩子，我给你带了点东西来。”
“好啊，”他们齐声喊道，“是什么?烟卷?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他们挤在老人周围，把筐里的树叶掏了出来。“不是，这是你们的东西。”他弯着身子，双手举起了炮弹。
“这是你们的吧?”他轻声地，几乎是有点歉意地说道，“喏，同志们，这是我在地里发现的，它没有爆炸，一定是你们没有打好。我给你们送回来了，你们还能再用一次。”
一时，人群鸦雀无声，接着，进发出一阵大笑，震动了整整一条街。老人哑口无言地愕然望着他们，象层云行空那样，脸上显示出一阵阵困惑的表情。他怅然若失地四下顾盼，双眉紧锁，困惑不解地摇了摇头。他全然无法理解，这些人准是疯了，他忽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个精疲力尽的老人。
他下意识地把炮弹装进毛驴身上的筐子里，除了回家，又有什么可干的呢?一整天的功夫都白费了。他用伤心、责备的眼神望了望这些战士们，望了望他的儿子。他们却笑得谁也说不出话来，互相拍着肩背，有的仰天大笑，瘫倒在别人的怀里，真是不亦乐乎!老人挽起缰绳，把毛驴牵出了欢乐的人群。
他的儿子第一个忍住了笑声，悟出了其中的原委。他拉着老人的袖子说，“不，爹，您不能走。”
他背着父亲，转身向其他人示意，要他们务必支持他。“同志们，我们非常感激我的父亲，他给我们帮了大忙。”他一面说着，一面向一两个人瞪了一眼，因为他们听了这些话后，又几乎忍俊不禁了。
“对呀，呀呀，”他们终于理解了老人的心情，一心想哄骗他。人人都喊着说：“您是一位真正的战士。我们感谢您。”他们围上来表扬他，高风格地撒谎说：“我们一定再用一次。”
满布皱纹的老脸上渐渐地露出了笑容，他又开始觉得自己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觉得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觉得自己是坚强而有权威的。自信心涌上心头，是他们错了，现在他们该明白他是正确的，“我的孩子，千万不能再那样干啦!”
“不会了，不会了，”他们全都热诚地嚷了起来，“我们该检讨，肯定是我们错了，以后我们要多加小心。我们向您保证，这样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
老人又兴高采烈了，这一天他根除了一棵大野草，他为净化中国的原野多少有所贡献。
创 伤
编者按：这篇短文也是白求恩同志于1938年12月前后在晋察冀边区写的，曾刊载在1939年间出版的加拿大、美国左翼刊物上。1939年1月10日，白求恩同志在给加拿大友人的信中称这篇短文“是我的最佳作品之一”。
头顶上的煤油灯不断地发出嗡嗡的声音，好象一窝发光的蜜蜂。泥墙。泥地。土炕。白纸窗户。血腥味和哥罗芳的气味。寒冷。凌晨三点钟，冬天，华北，灵邱附近，随着八路军。
负伤的人们。
有的伤口象干涸的小池，板结着黑褐色的土块；有的伤口边缘被黑色的坏疽感染成皱褶状；有的伤口表面干干净净，深处却隐藏着脓液，穿过大块坚实的肌肉，在其四周滋漫，就象被堤坝堵住的河水，如一股热流，在肌肉之间和肌肉周围窜流；有的伤口向外鼓出，象萎谢的紫兰，凋零的红石竹，令人望而生畏的血肉之花；有的伤口冒出一块块的黑血块，搀杂着不祥的血泡，浮在再度不断外溢的鲜血上。
肮脏的旧绷带和血块一起紧粘在皮肤上。细心些。最好先把它弄湿。顺着大腿，把小腿抬起来。怎么了，它象一只口袋，一只又长又松的红袜子。哪种袜子?盛圣诞节礼物的袜子。那根坚硬的好骨头在哪里?碎成了十几片。用手指镊出来；象狗牙那样，又白又尖，参差不齐。再摸一摸。还有剩下的吗?有，在这里。都取出来了吗?都取出来了，不，这里还有一块。这块肌肉死了吗?掐一下。对，死了。割掉它。怎么再愈合呢?那些曾是非常健壮的肌肉，现在却被撕烂破坏成这个样子，怎么再恢复以前那种引以为豪的张力呢?一张，一弛，一张，一弛。多有意思!现在全完了，一切都完了，被彻底毁坏了。该怎么办呢?
下一个。还是个娃娃!才十七岁。腹部被穿透了。哥罗芳。准备好了吗?一股臭气从切开的腹腔里冲了出来。粪臭味。一盘盘肿胀的粉肠。四个穿孔。缝合。缩拢缝紧。把骨盆里的浓液吸尽。管子。要三根。真难缝合。让他保持温暖。该怎么办?把砖块在沸水里浸一浸。
坏死症是一个狡猾的、蔓延性的家伙。这一个还活着吗?还活着呢。从技术上来说，他还活着。给他静脉注射生理盐水。也许他全身无数的细胞还会记得。它们或许会记得灼热的盐海，它们的老家，它们最初的饮食。追溯到百万年前，它们或许会记起别的潮流、别的海洋，以及海洋和阳光如何孕育着生命。这或许会使他们抬起疲乏的小脑袋，畅饮一番，挣扎着再次活过来。这也许能办到。
又一个。再到收获的季节，他还会乐哈哈地在骡子旁边沿路奔跑吗?不行了，他再也跑不了了。只有一条腿怎么跑呢?他以后干些什么呢?唉，他只能坐着看别的小伙子跑了。他会想些什么呢?他会象你我一样地思维。——怜悯又有何益?别可怜他!怜悯只会削弱他牺牲的意义。他是为了保卫中国而作出牺牲的。帮助他。把他从桌上抬下来。用你的双臂抱着他。怎么，他竟轻得象个孩子!是的，是你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
人体多么优美；它的各部分长得多完备呀；动作多么准确、柔顺、自豪而健壮；一旦伤残了，又是多么可怕。生命的细小的火焰愈来愈微弱，最后隐约一闪而熄灭了。就象一支蜡烛，静悄悄地熄灭了。熄灭前发出了抗议，然而又屈服了。说完了该说的话，就缄默了。
还有伤员吗?四个日本战俘。把他们抬进来。在受伤痛折磨的人中，没有什么敌人。把血污的军服剪开。把血止住。让他们躺在其他伤员旁边。哦，他们就象兄弟一样!他们是职业的刽子手吗?不，他们是业余的士兵。劳动者的手。他们是穿了军服的劳动者。
没有伤员了。早晨六点钟。天哪，屋里很冷。把门打开。远方蔚蓝色的山顶上，晨曦初露。一小时后，太阳即将升起。上床睡吧。
可是毫无睡意。这种残忍、这种愚蠢的原因又是什么?一百万劳动人民从日本来屠杀和残害一百万中国劳动人民。日本劳动者为什么要攻击他们的兄弟劳动者，迫使他们不得不起来自卫呢?日本劳动者会从中国人的死亡中得到好处吗?不会的，他们怎么能得到好处呢?那么上帝啊，究竟谁能从中渔利呢?派这些日本劳动人民来干这杀人勾当，该由谁负责?谁能从中渔利呢?这些日本劳动人民怎么会被驱使来进攻中国劳动人民——他们的穷兄弟，他们的患难之交呢?
可能吗?一小撮反动的富人，一个小小的阶级，说服了一百万穷人去攻打并且企图毁灭另外一百万和他们一样穷的人?富人可以因此变得更富有?可怕的想法!他们是怎样说服那些穷人到中国来的?告诉他们真相吗?没有，如果他们了解了真相，决不会来的。他们敢告诉这些劳动人民，只是他们想获取更廉价的原料、更多的市场、更大的利润吗?不敢，他们说这场野蛮的战争关系到“民族的命运”，是为了“天皇的荣誉”，为了“国家的光荣”，为了他们的“君王和祖国”。
胡说，纯粹是胡说八道!
如同犯有其他罪行(如谋杀)的罪犯一样，发动罪恶的侵略战争的罪犯必须在那些可以从这些罪行中渔利的人当中去寻找。日本的八千万劳动人民，贫苦的农民和失业的产业工人会从战争中得到好处吗?在整个侵略战争史上，从西班牙征服墨西哥起，到英国占领印度，意大利掠夺埃塞俄比亚，有过“战胜国”的劳动人民从战争中得到好处的先例吗?没有，他们从未在这些战争中得到过好处。
日本的劳动人民甚至从本国的自然资源——金、银、铁、煤、石油中也没有得到过好处。多年来这些自然财富已经不属于他们了，而是属于富人和统治阶级。千百万开发了这些矿藏的人却过着贫困的生活。他们怎么可能从武装掠夺中国的金、银、铁、煤和石油中得到好处呢?为了自己的利润，一国的富有统治者难道不是把另一国的财富占为已有?他们不是一贯如此吗?
毋庸置疑，只有日本军国主义者和资本家有可能从这种大规模的屠杀，这种授权进行的疯狂行为中渔利。应该受到控告的是披着神圣外衣的刽子手，是统治阶级，是那个真正的国家。
那么，难道说侵略战争，征服殖民地的战争，只能归咎于大资本家吗?是的，尽管这种民族罪行的制造者打着危言耸听和空洞理想的旗号来掩盖他们的真实目的，看来确是这样的。他们制造战争，用屠杀去攫取市场，用洗劫去掠夺原料。他们发现盗窃比交换更合算，屠杀比购买更方便。这就是一切战争的奥秘。利润。交易。利润。血腥的金钱。
这一切的背后是那个冷酷可怕的财神爷和战争瘟神，它的名字就是“利润”。金钱，就象贪得无厌的莫洛克神①，追逐利润，报酬，不择一切手段，为满足它的贪欲，那怕屠杀千百万人民也在所不惜。军队后面是军阀，而军阀后面是金融资本和资本家。他们是亲兄弟，是同谋犯。
这些人类的公敌是什么模样?他们前额上有没有记号，使人们能够识别他们，回避他们，谴责他们为罪犯呢?不是的。正相反，他们是有身份的人士。他们受人尊敬。他们自称同时也被人称为绅士。绅士?简直是对这个称谓的莫大讽刺!他们都是国家、教会、社会的支柱。他们从自己的大量财富中拿出一点钱来支持私人和公共的慈善事业。他们向某些机构捐献。在私生活中他们和蔼可亲。他们遵守法律，他们的法律，有产者的法律。但是有一个特别的、可以用来识别这些文质彬彬的歹徒的标志。只要他们的利润有减少的危险，他们就会兽性勃发，变得象野蛮人那样的凶暴，疯子似的残忍，刽子手般的冷酷无情。如果人类要生存下去，必须消灭这号人。只要他们还活着，世界上就不会有持久的和平。容许他们存在的这样一种人类社会制度必须废除。
创伤是这些人制造的。
① 古代腓尼基人所信奉的火神，以儿童作为祭品。——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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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白求恩/人民出版社编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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