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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往东方之路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傅丰豪等

中国争取独立的战争，和我们美国革命虽有许多相似之处，然后，它毕竟发生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之中。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轮船、铁路、电报、无线电、飞机，把世界各地都连接在一起。任何一个国家的斗争都不是孤立的。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而现在，她却成了列强互相争夺的对象。 　　一八五二年，阿拉斯加著名人士威廉·西沃德预言：“在未来的伟大世界中，太平洋及其它的海岸和岛屿以及太平洋彼岸的广阔地区将是人类主要的活动舞台。”在那些东临太平洋、南连印度洋、工业落后、拥挤不堪的国家里生活着地球上一半的人口。一个多世纪以来，通往东方之路成了帝国主义向外扩张的路线，而整个世界也因现代贸易的发展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可是从美国到中国却没有一条直接的航线。班船都要先停靠日本。对旅游者来说，这仅是一次愉快的停留，但对中国名流来说，却面临着危险。远在战争爆发以前，日本就有权盘查过境旅客，并寻找各种借口把旅客带下船去。任何秉性耿直的船长，只要得到本国驻日本领事的支持，都会严厉痛斥这种虚声恫吓。然后，当代的民主国家却是以屈服于讹诈而闻名的。为了避免卷入这场战争，美国班船拒绝载运任何会引起日本反对的货物。我搭乘的加拿大船就要求乘客清查销毁客舱内所有的反日书籍，乃至英属香港发行的报纸，以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为了避免麻烦，有钱的中国旅客就搭乘直飞美国岛屿的中国远程民航班机，其他人则经常绕地球一圈，取道欧洲去美国。可以说，日本在正常的海洋航线上，封锁了美国至中国、乃至菲律宾诸岛的所有通道，这是前往东方之路上的首要事实。 　　乘火车穿过西伯利亚，是欧洲去中国的一条捷径。可是，日本也是这条道上的拦路虎。一九三七年秋，中国人从欧洲回国，坐了一星期的火车，来到满洲边界，最后还是不得不按原路返回。如果你跟日本人关系好，这条路一般还是敞开的。可是，在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当我打算从欧洲去中国时，美国驻神户领事，在日本警察的协助下，把搭乘法国客轮回上海的二十名美国妇女从船上赶了下来。这件事差一点破坏了我那次旅行。 　　还有其他陆路可行。那是一些令人好奇的、神秘的路线：骑着骆驼或者冒险乘卡车穿越亚洲的沙漠地区和高山。两千年前，大汉王朝的征服者走的正是这条路线，后来马可·波罗也是沿着这条路线穿过土耳其斯坦的绿洲。一九二七年秋天，我从中国的中原出发，经过其中一条艰难的陆路，到达西伯利亚大铁路。我们在破旧的卡车上整整走了两个月。自那以后，道路情况有所改善。一九三八年四月，中国人吹嘘在土耳其斯坦修建了一条新的公路。这条路的详细情况属中苏之间的军事秘密，外国旅客被禁止通行。 　　旅客从欧洲去东方——一般是沿着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和亚洲的南部海岸——一路上，行走缓慢，天气酷热。周游世界的广告牌上用图片展现了这条路线：热带、丛林、奇异的、传说中的东方——塞得港、亚丁、孟买、科伦坡、新加坡、香港。这些地名都带有传奇的色彩，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可是他们都是西方化的英属港口。英国就是沿着这条路线建立起大英帝国的。只有当你在旅行中办理护照时，你才会意识到，不知有多少人口众多、文化悠久的东方大国——埃及、印度、阿拉伯、马来亚——的丰富资源正在源源不断地从悬挂着英国国旗的港口中流走。你去东方，如果不绕道荷属东印度群岛或不在中国南面的法属印度支那停留——大多数客轮不停靠这些地区——的路上，办理一次英帝国的签证就足够了。 　　这样，中国基本上处于日本、苏联和英帝国包围之中。这些国家控制了通往东方的一切通道，不过，苏联通往东方的道路尚未开发。令人惊讶的是，从欧洲去中国，速度最快的客轮不是英国或法国的，却是意大利和德国的轮船。这些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对发展高速客轮予以资助。这些客轮从地中海驶抵香港只需三个星期，而不是通常的四个星期。因而赢得了乘客的喜欢，甚至连英国商人的太太们去印度时也愿“搭乘意大利客轮”。我乘坐的船上就有数名英国商人的太太。船上还有一名回汉口的中国编辑和六名奥地利医生。这些医生因害怕希特勒侵略奥地利而离家出走，来中国寻找红十字会。一名美国企业家急于赶回上海处理被日本人搞得破了产的企业的善后事宜。他极力想说服一位认为日本人“正在中国帮助恢复秩序”的美国女旅客。他说，事实恰恰相反，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凶恶的掠夺者。中国的土匪谁都不曾梦想象日本强盗那样如此野蛮地把长江三角洲洗劫一空。客轮上的官员和乘务人员谁都不炫耀意大利的政治。可是，当我们悄悄地通过红海、进入印度沿海水域，顶着十二月份热带的烈日在甲板上的游泳池里游泳时，电台里向我们播送了歪曲事实的亲日的新闻报道。在我们遥远的北方，在陕西和河北的山上，中国农民正冒着严寒在为保卫他们的家园而战斗，他们的双脚在雪地里被冻僵了。 　　新加坡是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门户。人们一到新加坡，就会突然感到中国对这些南洋地区的影响。它归属于英国，四周住着马来人，但它的文明却是中国式的。许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商人和移民大批下南洋，给这些地区带来了高度的文明。现在，英国在新加坡建立了海军基地，以对付日本的南进政策，保护澳大利亚和印度。日本在新加坡周围占有许多属地，对这个港口构成了威胁：它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享有开采石油和种植橡胶的特权，据说在这些橡胶园里秘密修建了机场；它在南洋群岛拥有各种金属矿井；它在丁加奴附近有一些富铁矿，据说在那里有一些秘密军火库。日本的势力在向欧洲扩张的长途中已经远远地超越了新加坡。日本已经向阿富汗派遣了一个代表团，日本教官正在靠近印度北部的阿富汗军事学校内执教。日本人曾帮助伊拉克起草一份工业化计划。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青年应邀去日本留学，其一切费用都由日本政府负担。 　　日本对非洲和小亚细亚的渗透仅刚开始，但它对南洋地区已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去爪哇的乘客把荷属东印度的忧虑告诉我们。他们断言，如果美、英等强国同意，荷兰将十分乐意停止向日本运送石油。“我们是在向将来奴役我们的人提供燃料，”他们说，“如果中国被征服，下一个就是我们。你们美国人也在逐步树立将来进攻你们的敌手，继我们之后，就要轮到你们了。”话是这样说，可是南洋地区发生的唯一明显的反日行动是在日本矿井干活的矿工举行的反日罢工。战争爆发后不久，丁加奴的四千名中国矿工离开了矿井。日本人从印度南部招募了一批泰米尔人，不久，他们也举行了罢工。于是，把马来亚人招进来代替泰米尔人，后来马来亚人也不干了，并向新加坡华人请求资助。这些民族以前从未进行过合作，也不可能有约在先，但他们的工人都对日本的侵略行径表示抗议。 　　那些封锁中国北部和太平洋通道，并威胁其南部通道的日本群岛上的情形又怎样呢?那里，春天樱花簇簇，秋天菊花盛开。岛上的老百姓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受到爱美、创造美、讲礼貌和助人为乐的教育。在日本，我每到一处，善良的人们，尽管与我萍水相逢，却都不厌其烦地为我指路。有一次，在东京一家旅馆的休息厅里，一位陌生人站起来，彬彬有礼地向我弯腰鞠躬，并把他那只靠窗、能晒到太阳的座位让给我。看来，他在我意识到之前就料到，这样做可能会使我感到愉快。 　　日本一家主要报纸①登载的一则消息闯入了这幅善良、谦恭的人民的画面——津津有味地描写“杀千人比赛”!在华日军中的野田副官向酒井副官打赌说，他将第一个杀满一百名中国人。后来他发现杀人轻而易举，且又惬意，便把赌注加码到一千人。“在华北，”野田准尉兴奋地写道，“因追赶敌人而疲劳不堪，使这场比赛大煞风景。可是在华中，杀人不费吹灰之力。在进入南京城以前，我已经杀死一百零五个人……后来在围歼战时，我又杀了二百五十三人。杀人很容易，但只有当你尽情地屠杀时，你才会真正感到心满意足。现在，我已经和酒井君达成杀一千人的协议。”凡了解当时攻打南京情况的人都知道，野田所说的围歼战，实际上是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的大屠杀。日本报刊上的这篇“杀人比赛”的报道得到了许多读者来信的赞赏。 　　“要始终记住，有两个日本，”一位同我在东京共餐的美国高级外交官对我这样说。 　　这种赤裸裸的野蛮的军国主义竟然也会在如此甜美和光明的岛国犹然存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可以从日本的历史中找到答案。中国农村处于半自治的状态，中国农民只是通过贸易和纳贡形式松散地联结在一起。而日本却跟中国大相径庭，它是一个封建制度严密的国家，神圣的天皇主宰着一切。日本封建大地主是通过专职的武士阶级、而不是士大夫的官僚机构来对农奴实行统治的。世世代代以来武士都高人一等。而在中国，士兵被人侧目以待。日本军队是封建主义的直接产物，日本人民从未从传统的武士统治中解放出来。 　　当西方工业主义拥入日本时，日本上层阶层迅速抓住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工具。封建大家族创办起资本主义大公司。他们利用手中的封建特权和资本主义财富继续进行统治。天皇的地位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忠于他的人民心目中他是神的化身。同时，他又是世界上最殷富、权利最亨通的地主兼资本家。②日本有六个大家族形成了一个地球上最强大的财阀。三井家族控制了二百二十四家公司，拥有六十亿日元资本；三菱家族控制了九十二家公司，拥有三十二亿五千万日元资本。在资本主义和它的同盟军——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的压迫下，日本人民生活在其他工业国家无法与之比拟的贫困线上。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户是佃农或半佃农，他们收成的一半作为地租交给地主，四分之一用来向化学托拉斯缴纳化肥款。每年有大批农民被迫卖女到工厂去做工。百分之八十的女工为偿还家里债务而做苦工，自己却分文不得；日本工厂里男工的工资只相当美国工人的八分之一。③在满洲、朝鲜和中国，日本人开办的工厂里，工人的工资水平更低。在亚洲大陆，日本人所到之处，都拼命压低工资，以榨取最大利润，支撑他们不稳固的社会结构。 　　由于封建主义和大规模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这一社会结构已经腐朽没落。只有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才能拯救日本的老百姓。日本的统治者是竭力反对这种变革的。相反，他们试图通过加强在经济、政治、军事三个方面的控制使广大群众继续处于被统治的地位。贫穷的日本人民，按他们的财富比例来计算，为了维持日本的军队，作出的牺牲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大。政府机构是一个大杂烩，新兴的资本主义受到正在走向没落的封建主义的制约。除了选举产生的议会和内阁——各个政党(主要地)为了维护自身的资产阶级集团利益而勾心斗角的场所，还有一名协助天皇挑选内阁首相的“元老”和利用控制接近天皇门径而左右国家大事的宫内府。 　　“双重政府”是日本政府最突出的特点。最高军事委员会和陆海军参谋本部直接向天皇负责，而不对议会或内阁负责。陆军参谋本部可以不同内阁商量而自行决定发动战争，也可以用拒绝批准陆军大臣人选的方法来阻挠组阁。最近几年，当比较明智的资产阶级设法通过议会来约束陆军一些比较狂热的计划时，军人集团就求助于他们封建传统中屡见不鲜的法西斯强盗手段。在过去几年中，这些强盗武士曾数次通过暗杀内阁大臣来更换政府。现在，他们不仅同封建主义勾结在一起，并且代表着大资产阶级的利益——重工业和战争的利益。日本人民在最近举行的几次大选中流露出日益增长的反法西斯倾向。但是，军国主义者组织健全，而人民却还没有组织起来。强盗集团在封建传统势力和现代大企业势力的支持下，统治着这种素来被教以崇拜天皇、服从军队，逆来顺受的人民。 　　战时有效的新闻检查制度使日本人民无法了解他们的军队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看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甚至连日本外交部的官员也不总是能马上得到情报。我的一位日本朋友懊丧地对我说，他们在中国的目的仅仅是要使中国“回心转意”，同日本友好。可悲的是，他们不知道，只要军人继续统治下去，军队惨无人道的行径就破坏了建立友谊的一切可能性。他们告诉我，他们要把中国人从盗匪活动中拯救出来。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军队对中国老百姓肆意奸淫掳掠，屠杀焚烧，使他们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丢尽了脸。饱尝苛捐杂税之苦的日本小店主们告诉我，他们作出这些牺牲是为了“帮助友好的姐妹国家——满洲国”。但冷酷的事实是，所谓“保护村”实际上是一些集中营，成百万满洲农民在武力威逼下被驱赶到那里集中生活，如果他们稍有对征服者不忠的嫌疑，就会被处死。可是日本人民对这些真实情况却一无所知。 　　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当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听说他们的飞行员轰炸了在长江里的美国炮舰“帕莱号”后——他们坚信这完全是一场误会，对此深感不安。他们通过美国驻东京大使向受难者家属赠送礼品，并对此“可怕的事件”表示深切的歉意。格鲁大使从海军报告中获悉，轰炸开始时，这艘美国炮舰正在护送三艘满载着撤离南京的美国难民的美国船向长江上游驶去，三艘船的最高一层甲板上都涂有醒目的美国国旗；那天天气晴朗，能见度很高，先是三架日本轰炸机、六架战斗机，然后是另外六架轰炸机，最后又增加了两架轰炸机，轮番进行轰炸，炸沉了三艘美国船，炸坏了第四艘。他又进一步得知，轰炸中共有二十颗炸弹扔在“帕莱号”和附近的水面上。两架飞机攻击时使用了机枪，其中一架飞机还用机枪扫射了一只正在运伤员上岸的救生船。一艘满载着全副武装的日本兵的机帆船用机枪打“帕莱号”，并登上了该舰。④后来大使对我说，据他所知，由于新闻检查，善良的日本人民对真实情况一无所知，他们真的认为这是一个偶然事件。 　　毫无疑问，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意图是很清楚的。他们企图占领整个亚洲，把白种人赶跑，进而统治全世界。对这一点，他们在官方和非官方文件中都直言不讳。那个叫野田的青年，在讲述了他的“杀千人”比赛后表示，他希望“跨越昆仑山，涉水印度河，挺进帕米尔。”陆军省编的官方小册子公开宣扬皇道：“战争是万物之父、文化之母。战争是生命的源泉，是生命的推进器。战争激发并促进个人和国家的创造性的生命。”⑤多次出任内阁大臣的荒木将军说：“我们的目标是征服全世界，把整个宇宙纳入我国版图……这一直是我们的传统政策……如果有哪一个大国的行动不利于我们帝国的利益，我们就打击那个大国……皇道必须宣扬，并向全世界传播。”⑥ 　　日本征服世界的野心，并非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他们已经制定了具体的计划。一九二七年日本首相田中将军向天皇呈递的著名的奏折，就是其中一个最明确、最全面的计划。奏折概括地提出了征服世界的步骤：“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乃至欧罗巴洲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日本人在正式场合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但在私下是承认的。奏折的细节在许多正式文件中得到进一步阐述，比如，日本政府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的声明，实际上是要把中国沦为日本的保护国；又如一九三四年十月军部颁发的小册子，等等。日军入侵满洲六星期以前，日本驻满洲关东军司令本庄将军在给陆军大臣的信中说：“如欲进攻美国，我军必先在支那建立巩固的地位……占据苏俄远东领土，并把这些国家稳操在我们手中。”⑦ 　　我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旅行时，所有去中国的路最后都在英属港口城市香港汇集。那时，日军已经占领或封锁了中国所有的沿海城市，但它还不敢封锁香港来同英国决一雌雄。有一条铁路从英国这个港口通往中国内地——坐车往西两小时到广州，然后再用两天时间到北面的汉口。外部世界运往中国的大部分战争物资都是通过这条一年多以前刚建成的、漫长的单轨铁路线。这是最后、也是最危险的一条通往东方之路，在这条路上，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中国农民敢于同强大的日本空军进行搏斗，始终保持这条狭窄的铁路线畅通无阻。 　　我在同广州市长共进午餐时响起了空袭警报——那天的第四次空袭。广州对于轰炸已经习以为常。如果是连续几天的大轰炸，人们就逃到香港去避一避；如果是一般的空袭，他们甚至不放下手中的工作。市长说：“日本人对平民进行轰炸，真是愚蠢透顶。昨天，他们轰炸了周围一些小村庄，那里根本没有什么军事目标，只有一些我们广州人的祖庙。难道他们没有看到，这样做恰好帮助我们把全省组织起来。去年，这儿的农民还对政府不感兴趣，他们只想逃避税收。现在农民村庄被炸，船工在向上游拉纤时遭到机枪扫射，我只要说一声我们是在筑一条抗日公路，马上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志愿报名参加修路，尽管每天的报酬只有两顿饭。他们还积极地挨家挨户去动员别人一起参加。我们就是这样在二十四天内建成了一条从广州到香港，长达九十英里的公路。共有十万农民用这种方法来回答飞机的轰炸。……”这是一个很好的回答。一九三七年二月日本驻香港的通讯社估计，约有五十万吨的军事物资通过这条公路运往华中。 　　一九三八年二月前，日本人已在那条铁路上扔了一万五千多枚炸弹，现在这个数字大概已经增加到三倍，但铁路依然在使用。一九三八年八月的今天，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火车正在奔驰着。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气概，保证了这条铁路畅通无阻。铁路线上，每隔八到十英里，就有一支由当地人组成的应急修路队。每当铁路被炸，当地修路队就立即赶到现场填土。一两个小时内，修理车就载着枕木、铁轨和技术工人赶来，在农民填过土的地方铺上铁轨。这些都是一名站长告诉我的。当我要他谈谈具体的英雄事迹时，他说：“几乎天天如此，成了公式：轰炸——破坏——修复——通车。有一次，一座桥被炸，火车停了两天，但桥是不容易被击中的，因为我们有高射炮掩护。通常是在铁路上炸个坑，我们只需要用两三个钟头就可以修复。我们有足够的备用铁轨，照目前情况发展下去，我们还可以坚持一年半。”“只是有一条，”他用广东人那种喜欢讲究经济效益的口气补充说，“我们这条铁路去年刚开始能够偿还债券的利息，可是遗憾得很，今年由于修理费支出太多，我们要亏本。” 　　“日本人花两万日元在地面上挖个洞，我们只用十元钱就把它填满。”广东的苦力就是这样嘲笑日本飞机的。世世代代以来，中国人的幻想多次遭到破灭，但他们还是活着过来。当他们的家被毁后，他们就重建一个新家园。 　　但是，樱花岛上善良而受蒙蔽的人们应该知道，他们孩提时代的神是罪恶的，应当鼓起勇气，不顾一切地把他拉下马。只有当他们的军队遭到失败，其程度大到能够冲破新闻检查制度，他们身上盲从的枷锁才能被打碎。在那以前，一味的逆来顺受，只会助长军国主义者企图奴役日中两国人民、威胁世界和平的气焰。 　　① 见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的大阪《每日新闻》。——作者注 　　② 据比森在《日本在中国》书中说，天皇拥有三百八十万英亩地产，其中有森林、农场和市区房。共值日金六亿三千七百二十三万四千元。他在资本主义大公司中拥有三亿日元的股份。天皇的年俸为四百五十万日元。——作者注 　　③ 见安特烈的《日本泥足》。——作者注 　　④ 海军部向报界散发的报告。——作者注 　　⑤ 日本陆军省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编印的小册子。——作者注 　　⑥ 荒木贞夫将军：《昭和时代 日本的问题》。——作者注 　　⑦ 转摘自《中国战争》，雷·斯图尔特著，纽约国际丛书出版。——作者注 　　 斯特朗文集（3）/（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傅丰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