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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本以华制华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傅丰豪等

一九二七年夏末，武汉政府已经垮台。一天晚上，月色溶溶，在陕西的一个果园里，前高级顾问鲍罗廷同中国一名前官员在交谈。他们讨论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对中国将领们的影响。然后，鲍罗廷讲了一番话，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从此以后，帝国主义者将变本加厉地压迫中国。国民党依靠人民大众时，中国民族主义者处于支配的地位；汉口和九江的工人将外国租界收归中国。现在国民党镇压人民大众，帝国主义将会提出更加苛刻的要求。上海大企业集团不可能把中国从外国列强中解放出来，因为他们同外国列强结成了联盟，并受益于他们。” 　　在以后的几年中，似乎设有什么事实可以证实这些话。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间，他的军队在工农组织的帮助下，从广州推进到长江流域；翌年，他们又在上海金融家的帮助下继续推进到北京。北京——“北都的意思”，它代表北方入侵者、先是蒙古人、然后是满人的统治——改名为北平，即北方的和平，以表示同北方的战事已经结束的愿望。新都建在长江三角洲的南京；汉族最后一个王朝明朝曾在这儿建立统治。中国的传统从而同现代工业和商业结合为一体。尽管改组了工农组织——这种改组实际上意味着暴力镇压——但许多爱国人士寄希望于国民党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中国。一九二八年十月，新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北方和南方的将军们，甚至包括满洲的将军们，都公开表示支持，这时，东西方传来了一片祝贺声。 　　祝贺声中也参杂了一种不和谐的调子。日本从一开始就对南京政府把势力扩展到北方诸省明显表示不满；这些是属于它的势力范围。它精通东方政治，曾趁机利用中国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它先向中国懦弱的末代皇帝施加压力，然后对腐败的北京政客进行贿赂，后来又对不时在北京掌权的满洲军阀、封建贵族张作霖提供资助；它通过这些手段使自己长期处于支配的地位。当蒋介石的新军在一九二八年第一次向北京进军的时候，他们在山东发现有五万名左右的日军在阻挡他们前进。日本人开抢打死了数百名中国士兵；中国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和其十二名随员在特派员公署中遇害。由于双方都没有作好大动干戈的准备，中国军队才得以继续向北京进发。张作霖弃都而逃，成了日本人暗杀他的导火线。日本人还警告当时控制着满洲的张的儿子张学良不要悬挂中华民国的国旗；张学良对此置之不理，宣布支持南京政府。可是，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将军还是通报了各国列强驻东京的代表：“决不允许中国内战的战火扩散到满洲。” 　　然而，日本没有马上采取公开的侵略行动。它用三年时间进行精心策划，挑拨中国各个派别之间的关系，从中坐收渔利，并着重扶植反南京派的力量。祝贺中国取得新的团结的喧闹声还没有平静下来，人们就已经发现，这种乐观有点为时过早。蒋介石借削减军事预算之名，欲解散与其竞争的军阀的部队，他的这个第一个尝试导致了内战白热化；他先同广西军阀打仗，接着又跟西北军阀开战。西部诸省的军阀持不介入态度，至多美言几句，敷衍南京政府。在国民党的青天白日“革命旗”下，各地军阀雄踞一方，争权夺利；日本则在其中玩弄花招，伺机插手。 　　以美国实力为支柱的著名的九国公约是制约日本立即采取行动的原因之一。世界大战向日本提供了成为东方主要侵略者的机会，同时也使美国第一次在世界事务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凡尔赛和会结束后不久，当中国的爱国者还在为日本占据山东领土而痛心疾首时，美国国务院于一九二二年在华盛顿召开了由对远东事务感兴趣的主要列强参加的会议。派代表参加会议的九个大国——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和中国①——保证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各国在中国都享有商业机会均等；这就是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日本被要求归还它在山东夺取的领土。哈丁总统明白无误地告诉美国参议院——从而也是说给日本听的——新的条约打消了日本在华享有特殊利益的一切念头。 　　日本国内的形势也推迟了侵略行动。一九二三年发生的大地震摧毁了日本部分海军基地，财产损失达几十亿美元，国家发展暂告停顿。一九二五年通过的法律，使更多的人享有选举权，这样，日本在后来的五年中比以前或以后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民主。政党更为活跃；资本家集团分别控制的两大政党——政友会和民政党——试图扩大议会权力，把陆军或多或少地置于议会控制之下。日本的企业家跟陆军一样，也竭力主张向满洲和中国扩张，但他们想通过慎重的现代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目的。币原喜重郎外相宣布，促进日本繁荣最好的基础不是征服，而是同南京政府保持友好关系，发展贸易。代表资产阶级温和派的民政党为了制订一个稳妥的预算甚至试图削减武装力量。一九三○年民政党政府甚至批准了限定日本兵舰数量的伦敦海军公约。陆军军官进行了反击，他们暗杀了滨口首相——这是后来发生的一系列暗杀行动的序幕，军国主义集团通过这些暗杀活动恢复并加强了它的权力。 　　一九二九年及其后来几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为日本在满洲进行侵略活动提供了机会。美国当时的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后来写道，②日本选择了可能是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开始它震撼世界的军事推进。中国的形势对它是有利的。蒋介石正忙于对中国苏区进行第三次大围剿。北方两位军阀——冯玉祥和张学良——正在互相威胁要攻打对方。有一半以上的国民党知名人士参加的新政府正在中国南部的广州出现。中国报刊似乎理由十分充足地指控日本怂恿了这种种派系斗争。在日本国内，由于经济萧条，农村出现饥饿现象，城市工人普遍失业，大批小企业纷纷破产，阶级冲突扩大，从而削弱了民政党政府的力量。军方提出，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对内实行法西斯计划，对外进行侵略。大资产阶级虽然在应由谁来执政的问题上意见不一，但都认识到这样做的好处。 　　入侵满洲的借口是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被炸毁，当帝国主义认为进攻的时机成熟的时候，此类事件肯定是会发生的。入侵前六星期，日本驻东三省的军事司令官本庄将军在写给陆相的信中说：“势非乘此世界金融凋落，露国③五年计划未成，支那统一未达以前之机。”在此以前，日本根据协议已经在满洲驻军。这个协议允许他们在日属南满铁路驻兵维持治安。就在爆炸事件发生的那天下午，日军显然是按照早已下达的命令，占领了数座相隔甚远的城市。他们在四十八小时内就夺取了整个南满，解除了十万多名中国士兵的武装。不到一个月，他们又占领苏联边界线以南的北满。一度看来，日本下一步计划似乎要攻打苏联，因为苏联那时正处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农业集体化头几年的极端困难之中，还没有来得及全面加强它同满洲的边境。但是，尽管如此，看来日本还是明白，征服中国比较容易，更有利可图，也是它进攻苏联的必要的第一步。于是，它挥兵南下，以加强其对把满洲和华北隔开的长城沿线的控制。 　　对南京的中国政府来说，日本入侵满洲尖锐地提出了随后五年中的重大政治问题。在两个主要敌人中间，它应该先打哪一个?先打中国苏区，还是先打日本入侵者?蒋介石认为，中国的国力还不足以抵御日本；据报道，一九二七年日本人在山东攻打他以后，他在一次将军会议上说，中国要有力量进行抵抗，非需十年时间不可。对日本入侵满洲，他宣布采取不抵抗政策。当时，张学良在东北拥有一支强大的部队及一些世界上最优良的兵工厂；当他急急忙忙飞到南京请示，并请求支援时，委员长赠送他一架飞机，要他回去准备向日本屈服。 　　中国人民不甘在日本侵略面前保持沉默。抗日宣传和抵制日货运动席卷全国，尤其集中在日本拥有大量投资的上海。上海也是南京政府经济力量的源泉。于是，日军继入侵满洲后，于一九三二年一月进攻上海。他们开始几次进攻都被现在闻名的十九路军击退。十九路军的英勇防守最后虽然被冲破，但在全中国激起了一阵意想不到的民族自尊感，并使日本在外国军事观察家心目中的威望扫地。日本纵有什么好名声，什么骑士风度，什么品行端正，都因它对上海市民的残酷屠杀而永远扫地；这次屠杀为后来一切法西斯侵略——无论是在埃塞俄比亚、西班牙，还是在华北——开了一个先例。甚至在这人情如纸薄的东方港口，那些对一切都变得无动于衷的记者们，在目睹了血腥大屠杀后都感到震惊不已。 　　“跑马厅内我常到的一个看台的入口处堆满了刚被杀害的尸体。我目睹了这次屠杀，”大美晚报编辑萨克雷一九三二年一月四日写道，“被杀的人中有妇女和儿童；妇女是从背后被枪杀的，她们穿的棉袄被刺刀戳穿，儿童身上弹痕累累；农民装束的男人横七竖八地堆在一起，他们的伤口流着鲜血，把地都染红了……房屋被点上了火，我看着它们烧起来，烧得净光，没有浪费一根火柴，也没有多添一根引火物。”他描绘了一名日本军官杀害正从着了火的小屋里向外逃命的农民们的情景。“他握着一把明晃晃的军刀，在空中闪晃一下，插入人体做的刀鞘中，直到只露出刀抦；躯体倒了下去。第二个人过来，军刀再次插进活的刀鞘。接着来了一个高个子，可能是个小伙子，他一头栽在两具紧贴着地皮的尸体上，当他摔下去的时候，六名军官举起手枪朝他射去一排子弹，在他背部顺着脊柱豁开了一道口子。”这就是侵略上海时的暴行的典型事例。对上海的入侵以妥协的方式——让日本在该市获得一个永久的立足点——和平解决。 　　“即将发生的战争是一场主宰世界的斗争。满洲冲突仅仅是个开端。”日本军国主义报纸④上的这些话，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这次入侵的真实意图。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并非象他们有时所声称的那样，只是在满洲为日本过剩的人口寻找一条出路；除了官员、浪人及一些技术人员外，没有其他日本人在那里定居。甚至他们主要地也不是为了获取初级原料和市场；按照喜重郎的看法，这些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友好贸易来取得。日本在满洲寻求的是权力，是为后来的侵略建立一个基地。这次入侵是法西斯列强在全世界进行一系列侵略活动的第一步，最终将导致一场世界大战。美国曾试图和九国公约的其他签字国一起采取联合行动，反对条约的破坏者，但因英国的反对而遭到挫败。这样就丛恿了东京的军国主义者，并开创了惧怕法西斯侵略、间接支援法西斯主义的风气，自那以后，西方民主国家就一直采取这一态度。 　　土地肥沃、盛产小麦的满洲平原仅仅是日本在建立帝国道路上的第一个目标。下一个目标就是华北的铁、煤和棉花。华北四省——察哈尔、河北、山东和山西——拥有中国的百分之六十煤铁产量和百分之五十的棉花产量。东亚未来重工业的基础就在这里。如果日本选择同中国和平相处，日本完全可以和平地从中国获得这些原料，但日本军国主义者所追求的不仅仅是获取原料，而且是垄断控制，以便遏止中国工业的发展，使日本在和平时期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中能够战胜其他国家，在战时能确保它的霸权地位。日本的征服计划是它一切行动的首要原因；它在华北不是为了煤铁而寻求战争，而是为了发动未来战争而寻求煤铁。 　　后来几年，日本以满洲为基地，不断地向华北诸省推进。对于日本一九三一—一九三七年间在该地区进行侵略活动的深度和广度，人们很少了解。⑤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经济、政治、军事等形式。日本采取了“以华制华”的政策。它把一个省的中国地方军队、满军和蒙军组织起来，在日本军官指挥下去攻打另一个省。它对南京也施加压力，要求华北政府应由“对日友好”的人士组成，它所说的“友好”人士是指那些承认它的特殊利益、甚至不惜违背南京政府利益的人。当甚至是奴颜婢膝的官员都一个一个地对日本贪得无厌的欲望不敢从命时，它就坚持要求把他们撤职，换上更言听计从的人。日本金融资本采取步骤控制铁矿和煤矿，以及从北平西行的中国铁路；这对它将来攻打华北和苏联的计划有着重大的意义。 　　这样，在从未正式宣布过的持续不断的战争中，日本逐月向南面的热河和西面的察哈尔推进。北方诸省政府，包括仍然保持着国家首都传统的北平政府愈来愈受到它的控制。由于政府对报界实行新闻检查制度，日本步步进逼和中国政府节节屈服的消息都瞒着中国人民。南京政府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签订的塘沽停战协定的条款全文从未发表过，但行动胜过公开发表的条款：中国军队全部撤到北平以北仅十公里的一条分界线以南，而分界线以北地区却由日本飞机和军队来维持治安。翌年，即一九三四年的十一月，蒋介石亲自前往华北，改组当地政府，以此讨好日本。他在包括满洲和华北之间的战略要隘山海关在内的地方政府机构中聘任了许多日本顾问。 　　在日本的压力下，甚至华中和华南的利益也牺牲了。一九三四年，中国政府批准新的税率，把华商纺织厂使用的原棉税率提高百分之四十三(从而削弱了他们同日本的竞争力)，同时降低日本输入中国同国货进行竞争的三十九种棉织品的税率。由于在华中的海军船埠中聘任了十七名日本工程师负责建造一艘中国战舰，中国海军的秘密就被日本所掌握。 　　军团主义的胃口愈吊愈大。一九三五年，日本人竭力企图在华北搞一个完全自治的政府，以使黄河以北五省完全脱离南京控制，把它们置于日本统治之下。同南京签订的协定为此铺平了道路；⑥根据这两个协定，中国中央政府的军队和政治团体全部从察哈尔省和北平所在地河北省撤出。日本人劝诱中国北方的将军们，尤其是山西的独裁者阎锡山出面主持自治政府，但未能得逞。于是，日本军队就开始亲自出面在北平和天津逮捕中国公民，把他们扣押在日本兵营内。一百名商界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就是这样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的头两个星期内遭到逮捕的；但是在中国官员允许日人按照日军所开名单去拘捕中国人以后，这种拘捕行为就不再发生了。⑦ 　　由于将在下一章叙述的爱国运动的兴起，建立华北自治政府的计划遭到挫败。但是，日本还是在从东海岸一直到离北平不满十英里远的战略要地的冀东建立了受它控制的自治政权，并有组织地利用这个政权破坏中国政府对华北，特别是对关署的控制。冀东一带海岸挤满了川流不息的走私船，它们把鸦片和日本货运入中国，把白银走私出去，以图瓦解中国的新货币体系。日本为了保护白银走私分子，强迫在长城沿线的中国海关官员解除武装；三个月后，它又强迫沿海的中国海关缉私艇拆去机枪，并命令它们远离冀东海岸三英里。当中国海关缉私艇想在三英里界限以外的海面上行使搜查权时，日本就告诉他们将作为海盗行为予以处置。走私货物由武装的朝鲜人护送，他们随时准备向前来的海关官员发起进攻。据统计，大规模武装走私逃避的关税达到令人震惊的数字——五千万美元。⑧ 　　关于日本人的统治对中国人民生活的影响，很多记者都作了报道。天津的日本租界成了东方最大的鸦片和海洛因中心。⑨鼓励毒品交易，一方面是为了增加收入，另一方面是为了使中国人民堕落，无力进行抵抗。“烟馆、当铺、妓院象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林云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的《中国之声报》上写道，“多数是由朝鲜人经营，并在日本使馆注册，因而享有治外法权。中国人从烟馆出来后，中国当局才可以将他逮捕，但贩卖鸦片的人却逍遥法外……进口伪钞也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在日本印刷的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的钞票以面值的六折或七折价格出售给华北商人……第三种有利可图的买卖是按月计息放债，利率高达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北平人称之为“两级跳”或“赛马利”。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朝鲜债主从那些无力偿还债款的父母手中夺走他们的小孩，去当奴隶。谁也不到法院去要求伸张正义，因为涉及日本公民的案子是由日本法院审理的。” 　　日军在华北的所作所为，似乎他们已经在一个被征服的国家里。“他们从村前到村后走了一遍又一遍，把喜欢的东西都攫为己有，”一名姓殷的记者在一九三七年二月的《中国之声报》上这样描写在天津附近举行的演习，“每家农户都要出一个人来服侍皇军。他们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不得不去做一切卑下的重活，无偿地为‘客人’消耗他们贮藏的燃料。如果日军对固定的靶子打腻了，他们就把进入他们视线的牲口当活靶子打。鸡狗损失惨重。甚至活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成为寻欢作乐的神枪手的靶子。紧张的演习结束后，‘友军’要寻欢作乐，就把注意力转向年轻的村女。谁也不敢提出异议。军队驻扎期间，村庄之间的互相联系是禁止的。” 　　在满洲可以看到在日本统治下的丰硕成果。比松先生一九三七年⑩访问满洲时，发现人民生活水平自一九三一年以来严重恶化。人均粮食和大豆等主食消费从一九三一年的四百四十五公斤降为一九三五年的三百四十公斤。“除了一些为军事需要服务的重工业外，满洲国事实上没有发展过什么工业。”在当地当铺里，越来越多的抵押品被没收，农民的处境由此可见一斑。农民习惯于在春天把衣服和个人财物拿去抵押，换钱买种子和化肥，收割后再把他冬天需要穿的衣服赎回。近年来，他们已经没有能力赎回这些物品了。庄稼人经常在收割季节需要劳力的时候被强迫去修筑军事公路。许多农民饥寒交迫，沦为土匪。 　　教育也退化了。教育部的预算只有东北四省前中国北方政府在一九二九年拨的教育经费的一半。“在整个满洲国，没有一所象样的大学。张学良时期一度繁荣的六所大学和学院都关闭了……从中国和西方国家高等学校毕业返回满洲国的学生要受到警察的盘查和监督；他们在国外时，警察经常到他们家中查问他们的父母亲。”据一位中国教育家(11)说，小学里教的课本内容主要是日本人的言行，中国人的学说和事迹受到禁止。学校不教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中国的国名也从所有的课本中删掉。所有学校每周都要上六个课时的日语。“另一个受到同样重视的科目是所谓的劳动训练，其中包含许多应由仆役们担任的劳役。……教育是根据这样一个口号来进行的：‘我们日本人已经为满洲安排好了一切，他们只要使用双手就够了，不必再动脑子。’” 　　满洲数万中国士兵并没有向入侵者屈服，他们从一九三一年开始一直坚持战斗到现在。他们隐藏在高山丛林中，得到当地农民的保护，几乎所有农民都站在他们一边，许多人还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于是，日军在一九三六年想出一种严厉的办法，企图切断武装义勇军同老百姓的联系。他们把整个地区的人们都集中到用泥土堆成的高墙、深沟和铁丝网围起来的“保护村”里。村外的农舍都被夷为平地，有些地区地里长着的庄稼也被烧毁了。为了控制外人进入，村民都要登记注册，并定期检查户口。村民如果不能出示他们的居住证，就要被处死。在比松先生参观过的一个典型村子里，生活在那儿的一百五十户农家中，有三四十户左右人家是在他们的家被日本人放火烧了以后，强制从周围地区迁居过来的。日本当局对他们在村子里盖房不提供任何财政帮助；房子是在其他中国人的帮助下盖起来的。土地税等于一九三一年的二三倍。另外还有“军事保护”附加税。大约每星期都有一支四五十名日本士兵组成的分遣队到村子里来，村民必须欢迎他们，向他们免费提供吃和住。到一九三七年年中，五六百万农村人口被限制居住在这些村子里。由于这种恐怖的统治，数以万计的中国农民迁往满洲边远地区或长城以南居住。动乱和缺乏安全感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普遍。 　　年复一年，南京的中国政府对日本的侵略一味迁就。中国人民提出抗议就遭到镇压。抗日学生和教师被关进监狱。直言的爱国报纸被下令要对日本表示友好，否则就要遭到封闭。中央政府亲自把抗日的官员从华北的地方政府中清除出去。当日军向西紧逼察哈尔时，冯玉祥将军组织了一支“民众抗日同盟军”，三个月内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可是南京政府随即命令冯玉样将军解散他的部队，要他从该省离开，并调动军队逼他执行命令；于是察哈尔北部就落入侵略者手中。一年后，当其他北方的部队对向日本压力屈服的命令表示愤慨时，蒋介石把其中的十四万五千名将士调往南方。南京政府如此步步退让，以致有时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它几乎象是日本的代理人。 　　中国许多爱国者立即指责这个卖国政策。毫无疑问，日本代理人和那些跟日本有利害关系的中国人中间的卖国势力的确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他一些人称之为中国人的容忍和建立和平关系的愿望；这个因素也是存在的。许多中国领导人无疑是真诚地相信，采取和解的态度会得到日本人的积极响应。可以肯定，世界上没有一个和平主义者的主张会比委员长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全大会上发表的雄辩的演说更精采：“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机，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12) 　　中国所作的让步都未能使日军感到满足。对法西斯屈服投降从来是行不通的。一九三五年末，当南京正在进行最丢脸的投降屈服活动时，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少将宣布，“只要蒋介石集团继续统治着支那，”跟南京打交道是无济于事的。……“因此，日本帝国应该独立采取行动。”(13)显而易见，尽管南京作出了一系列让步——不管这种让步是容忍还是卖国，是软弱还是精明的拖延政策——日本人还是预感到，中国内在的抵抗力量总有一天会向他们的统治提出挑战。 　　① 苏联和德国由于在大战后丧失了威信，没有被邀请与会。——作者注 　　② 引自他的著作《远东危机》。——作者注 　　③ 指苏联。——译者注 　　④ 《日本》，一九三二年一月四日。——作者注 　　⑤ 比森在《日本在中国》一书中作了精辟、详细的叙述。——作者注 　　⑥ 指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作者注 　　⑦ 见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密勒氏评论报》。——作者注 　　⑧ 见比森《日本在中国》133页。——作者注 　　⑨ 美国驻鸦片调查委员会观察员斯图尔特·丁·雷勒的报告，一九三七年。——作者注 　　⑩ 见比森：《日本在中国》的最后一章。——作者注 　　(11) 秦佩：《中国呼声》，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作者注 　　(12) 《中国年鉴》，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433—434页。——作者注 　　(13) 见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日《密勒氏评论报》306页。——作者注 　　 斯特朗文集（3）/（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傅丰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