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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革命高潮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傅丰豪等

世界大战以后的十年，中国国内发生的社会变化比明清皇帝漫长的数百年统治时期内所发生的还多。西方世界的廉价工业品充斥中国市场。美国煤油代替了农民从油菜籽中榨取的自产油，工厂生产的棉丝品取代了土纱土布。中国农民祖祖辈辈生活在生存的边缘上，如今，他们失去了赖以勉强维持生活的家庭副业。敌对军阀之间的冲突，进一步使他们破产。与此同时，新兴工业打进中国，需要廉价的劳动力。在洪水、饥荒、农村生活的社会压力的驱赶以及码头、工厂招工的诱惑下，农民离开拥挤的乡土，蜂拥进入城市。 　　这样，一个新型的工人阶级就在中国产生。开始时，数十万工人根本没有工资，每天只能吃到几碗饭。手工业学徒通常住在师傅家里，学徒期间不领工资，但同师傅家里人一起吃饭；他们没有固定的劳动时间。新建的工厂乘机沿袭了这些传统做法；他们让工人睡在工厂盖的拥挤不堪的工棚里，不给他们定劳动时间，除了供应吃以外几乎没有别的报酬。汉口工厂里的童工开始时每月只能领到三角钱。在铁路上工作的技术机修工在产业工人中工资最高，每月拿十五至二十五元(中国货币)。工人每天劳动十二至十六个小时，每月休息两天。在其他国家，现代工业刚兴起时，工人的境况也大致如此。但在中国，由于勤劳的、低工资的工人人数庞大，再加上资本已经国际化，资本的力量十分强大，因此工人的处境更为恶劣。 　　为了改善条件，工人开始组织起来。中国第一批工会是在香港产生的，然后扩大到广州，直到最后建立了二三十个类似的组织。这些工会迅速发现，他们不仅在跟个别老板，而且在跟外国帝国主义的整个体系进行斗争，因为大工业主要掌握在外国资本手中。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学生发动的反对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游行示威唤醒了产业工人，使他们也认识到组织起来采取行动的可能性。三年以后的一九二二年，长达五十天的海员大罢工的胜利，第一次向中国工人表明，外国资本是可以被打败的。翌年，两万名铁路工人举行总罢工，罢工工人同汉口的中国军队发生冲突；在同本国军阀发生的第一次公开搏斗中，有五十名工人被打死。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全国劳工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代表二十五万组织起来的工人。大会决定，应按工业系统建立劳工组织。两年后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代表的工人人数增加了一倍；大会宣布成立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并一致决定跟农民建立兄弟般的关系，参加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的“民族革命”。 　　在同一时期，第一批工会建立时受到的影响也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起了积极的作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几十名党员；一九二三年六月，即海员罢工的第二年，它在广州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许多来自新建的工人阶级组织的代表。大会决定向孙中山先生组建的、主要由开明的上层阶级和专业人士组成的国民党建议建立统一战线。大会接受共产国际代拟的决议，强调了把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组织起来的必要性。 　　世世代代以来，在中国农村一直存在着一些秘密社团，他们有着诸如“红矛”、“黄棍”、“大刀会”、“天门会”之类的生动形象的团名。这些社团通常由当地地主和富农操纵，对城里人持十分怀疑的态度。面对土匪和各地军阀部队的骚扰，人们迫切需要寻求保护，这就促使许多这样的社团去夺取对本地区的控制权。 　　但是，由于他们的领导权掌握在地主手中，他们不可能制定出一个社会纲领，尽管制定这样一个纲领是非常必要的，尤其在人口密集的南方农村更为必要。在许多省里，自耕农不及农民总数的一半；地主强迫佃农交纳五成至七成半的地租，而高利贷者放债利息高达百分之百，利息以大米计算，农民要用两个月的口粮来付息。一九二三年，一名青年学生在离广州不远的海丰组织了第一个农民协会，提出了反对高额地租和商人重利盘剥的纲领。开始时，农民十分害怕会遭受新的压迫，所以当征求他们入会时，他们都吓跑了。当他们看到集体行动的力量，并得到正在兴起的爱国运动的支持时，他们的组织迅猛发展；他们开始不仅要求减租减税，并且要求根本变革政府。 　　在一片激动人心的革命骚动中——学生起义推翻内阁，工人罢工反对外国资本家，农民组织新农会，共产主义运动在发展——孙中山先生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些力量曾经推翻了满清王朝，但后来分裂成互相倾轧的派系，因而在中国军阀混战中和外国的压力下未能建立一个独立的现代政府。孙先生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以及在俄国顾问的帮助下，决定吸收觉醒了的工农来加强他的运动。代表来自中国诸省、来自满洲、蒙古、西藏、土耳其斯坦和华侨团体。他们改组了国民党，重申了党的纲领。他们接纳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扶持工农，公开声明同苏联友好，称苏联为“唯一希望看到中国解放的国家”。 　　孙中山先生多年前第一次提出的著名的三民主义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民族革命”的基础。“民族主义”被宣布为争取独立，反对外国控制和争取包括蒙古族、满族、回族和藏族在内的中国各民族的平等。“民权主义”以前仅指选举权，现在有了新的定义，其中包括言论、新闻、集会自由以及工人农民享有建立组织的权利。“民生主义”被扩大为一个纲领，包括实行耕者有其田，改革税赋制度，减租，国家向农业提供贷款，建立工人八小时工作制和社会保险制度，实行男女平等和义务教育，用人民的军队来取代军阀的雇佣军，等等。中国一切进步力量就是在这个宣言的基础上团结在一起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是胜利的三年；团结和希望使国民军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掌了权。他们先在南方的商业中心广州建立了进步的国民政府。当上海一家日本人办的纺织厂工人的罢工斗争导致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的决定命运的游行示威时，全国爱国力量团结一致起来；在那次游行示威中，外国警察打死了九名中国工人，打伤了几十名。三十五万工人举行反帝总罢工，上海港和香港当即陷于瘫痪。香港工人纷纷迁居到同香港竞争的中国港口广州，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为了表示对他们事业的支持开展了抵制运动；抵制运动持续了一年多，几乎毁了那个英国港口。 　　爱国工人和学生从中国各地成群结队前往广州，参加国民政府的新军。军官在黄埔军校接受俄国顾问的训练。现任苏联远东军司令的卜留赫尔将军①当时是顾问团团长。政府的政治顾问也是一名俄国人，叫鲍罗廷。他是孙先生亲自邀请来的。国民党所代表的爱国运动的威望同主要由共产党人组织起来的工人和农民的热情结合在一起了。一九二六年，国民军在蒋介石将军率领下开始了旨在唤起民众、统一全国的北伐。 　　忠诚的新农会为“自己的军队”带路，他们沿着秘密的小道，越过中国南方的高山、河谷，向当地军阀发起突然袭击。在上海，武装工人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亲手把北方军阀的军队撵走，夺取了政权，然后把它移交给蒋介石的军队。千万名参加农会的农民和三百万组织起来的工人是国民军得以在六个月内横扫中国南方，并越过长江三角洲，逼近华北平原边缘的一支民众的力量。汉口和九江的工人游行队伍，开进英租界，替中国政府收回了租界地。 　　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的农民一度摆脱了地主和腐败的县官的控制，建立了名为“人民政权”的地方政府。以我在一九二七年访问过的湖南省永丰②为例，永丰四周邻近的土地分属于十二家富家，他们把土地租给佃农，收成对半分。他们粮仓里大米堆积如山，占这个地区粮食总量的一半；他们惯于囤积粮食，等穷人断坎、粮价上涨时才拿出来卖。有时他们囤积奇居，待饥民发生骚动，粮价暴涨时才卖。买不起粮食的农民被迫借粮，收获时要用高出两倍到三倍的粮食来偿还。 　　永丰镇坐落在镇上唯一的一条街的左侧，镇上有一万二千人口，是全区贸易和货栈中心；街的右侧是一条从灰蓝色山峦上下来的河流，水流湍急，呈棕褐色。镇上店铺里的店员每月工资为一个半到四美元，吃饭免费供应，女店员每月工资只有几个美分，店主把家里穿旧了的衣服送给她们。货船刚靠码头，一群苦力就蜂拥而上；年轻力壮的苦力冒着生命的危险跳上船头，为的是挣几个铜板，而年老体弱的就只好等着挨饿。一长列苦力背负荷货包沿着石子小道，穿过稻田，朝村子里走去；马力已被众多的廉价劳力挤走了。 　　在国民军进行北伐、宣传人民当家作主的那一年，湖南大中院校的学生，踊跃奔向农村把农民组织起来。永丰四周的村子都建立了农会，在永丰镇上相应有一个农会总部，负责人是两位深孚众望的佃农。镇上还成立了二十四个工会——有码头苦力工会，佣人工会、厨师工会，竹器工人工会，碾米工人工会，等等。一个新成立的妇女协会要求男女平等。国民党也在当地建立了支部。另外，还成立了商会。每一个组织都为自己的会员制订了规则，比如，码头苦力工会要求轮流雇用苦力，以使年老体弱的苦力也能有受雇的机会。 　　所有这些令人惊异的组织都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到一九二七年三月之间的三个月内建立起来的。这些协会合在一起，组成了“人民政权”。较大的地主大多逃离该区，但大多数县长却留了下来。用一个在当地居住的德国人的话来说：“他们除了在‘人民政权’颁布的决议上签字外，没有任何其它权力”。农会控制了所有多余大米的供应，答应秋后偿还，但不付利息，借一磅还一磅。每天他们按照精心分配的定额向缺粮户粜出三四千磅。每隔三英里设一个人民粮仓。其收入一部分用于“人民学校”。建立“人民学校”的方法很简单：命令在私塾里教富人子弟的当地教师为所有孩子开课。对成立农民合作社的计划也进行了讨论，合作社应该用大米基金资助购买更多的大米和优良稻种。中国农民在这次大动荡中显示出来的惊人的组织才华在以前是少见的；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这些仍然处在半封建时代里的文盲和相信迷信的人们，正毫无畏惧地、民主地和精明地管理着地方政府，控制粮食和安排教育。 　　人民法庭也建立起来。法庭一般由各协会代表组成。在永丰这样的小镇，他们只审判小的案件，县城的法庭才有权判无期徒刑和死刑。蓝小姐是一位办事认真的青年妇女，她曾在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受过教育，现在作为妇女协会的代表在其中一个法庭中工作。她向我讲述了反映中国农村生活中存在着严重问题的两件死刑案例。“有一个叫张华堂的人，是一位高级官吏，也很有钱。他千方百计反对我们的农民协会。他占有二百英亩土地，拥有一支七十五名步枪手的非法武装。他的佃农无力交租时，他就把他们关进监狱。有一次，他派手下的武装去镇压农民和平游行，打死了三十个人。另外一个人姓商，是一名小官吏。他利用权力强迫人民向他本人交税。在他的压迫下，一名穷寡妇上吊自杀了。谁不答应他的要求，他就把他抓起来，把他的一只手和一只脚绑在一起，吊起来毒打。有四十五个人到农会告他的状，要求把他处死。人民法庭把这两个人判了死刑——这是本地区仅有的两桩死罪案例——但是后来反动派夺取了政权，救了他们两人的命。” 　　这些叙述中所暴露出来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佃农与地主，工人与老板，土匪与人民——由于占领上海而大为激化。上海是中国工人组织力量最强的中心，也是最反动的资本家和国际资本的中心。当武装工人夺取这个城市的政权，并把它交给蒋介石时，上层阶级惊恐万分，要求蒋解除工人武装，整顿工会，清除革命分子，恢复秩序。他们主动提出，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将向他的政府提供财政资助。蒋照办了。他采取相当大的暴力镇压了工人组织，从而赢得了中国最强大的财团的支持和外国列强的承认。国民党极大多数执委连续几个月谴责他的行动，并在武汉三镇继续保持在原来统一战线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府。后来，他们也对人民组织进行了镇压，驱逐共产党，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最后，他们同南京政府握手言欢。 　　中国南方的农民领袖被驱散了。他们逃进深山避难藏匿。上海和广州的工会领袖也躲藏起来，因为一旦被抓住，他们就要被处死。但是，数千万人民心中已经被燃起的希望之火并不是能轻易扑灭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转入地下活动，他们在工厂、车间、乡村建立起秘密的基层组织，并派遣代表去农村发动起义，于是武装起义席卷全中国。 　　感到迷惑不解的雇工和佃农起初用梭标、大刀和农具来对付当地地主和军阀的进攻，保卫他们的“人民政权”。他们向省政府和中央政府呼吁，向国民党呼吁，保护他们认为已经答应给他们的权利，使其不受“反动士兵”的侵犯。一部分国民军拒绝镇压工农运动，宣布脱离政府以示抗议。这部分国民军加入了农民的行列。当人们清楚地看到，政府和国民党已经同地主和军阀站在一起时，一些革命力量就开始用“苏维埃”的名义起来进行斗争。毛泽东、朱德、贺龙等共产党领导人把分散的部队组成“红军”。 　　广州附近的两个村子，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俄国革命十周年时最早建立了地方苏维埃。一个月后，广州工人也夺取了政权，释放了三千四百名政治犯，宣布成立广州公社。在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迅速推选出来的代表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宣告中华苏维埃政权诞生。三天后，公社遭到血腥镇压。日本海军陆战队协助国民党军队屠杀“赤党分子”。但是，公开宣布的雄伟壮观的规划，其中包括把大庄园分给无地农民，对大工业实行国有化、废除奴役和童工制度以及其他许多进步的法律，在随后几年中成了一把火炬，把中国南部和中部的工人、农民团结在一个新的名字下面：“中华苏维埃”。 　　一九二八年春天，后来蜚声中外的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朱德率领两支红军在江西和湖南边界会合，建立拥有七个县的“苏维埃边区”，边区里有一所军事训练学校，一座军火库和一些医院。他们没收地主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把地契付之一炬，并办起了学校。到一九三○年，已有十几个省存在着分散的苏区。红军号称十万，国民党只承认有六万六千。一九三○年夏天，他们多少有点鲁莽地占领了湖南省府长沙，但后来被国民党军队在外国炮艇炮火支援下赶了出来。外国政府提出要求，如果蒋介石希望他们承认他是全中国的统治者，他就必须镇压“赤区”。从一九三○年夏天到一九三一年夏天短短的一年中，蒋发动了三次反共军事围剿，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第三次围剿时，他亲自率领三十五万兵力。这三次围剿都失败了，因为红军把当地农民组织起来，给他们分了土地，在忠于他们的农民中扎下了根。 　　在后来的三年中，苏维埃继续在江西的大部分地区和其他许多分散的游击区内掌握政权。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了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自各省的七百名代表出席了大会，他们包括三百零三名贫农，二百四十四名手工业工人，一百二十二名雇农，五十三名苦力，二十五名中农。八名产业工人，二名店员，六十四名商贩和自由职业者——具有中国农村人口的广泛代表性，仅仅把地主和富商排斥在外。他们在中心体育场用三个小时检阅了红军部队，然后，代表大会在一支乐团的演奏声中在悬挂着赤党座右铭的大厅里开幕。毛泽东在他的报告③中就他们存在的问题和所取得的成就第一次向全世界作了权威性的叙述。 　　“现在，全国各地的红军部队在统一的指挥下行动……苏维埃选举不再是一次群众大会，而是将选民的名单贴出来进行核对……在许多地区，百分之八十选民参加了投票选举……在一些地区，当选的妇女代表占四分之一。”苏区开办了新的学校，共有十八万四千二百二十七名注册学生，另外，为十五万五千六百七十一名成年人举办了识字班。有些识字班上，妇女占三分之二。“妇女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这种情况在我们历史上从未有过。”政府为建设国营工业成功地筹措了三百万元的内部贷款，组织了一千四百二十三个货栈合作社，在绝大多数地方，苏维埃中设有水利灌溉、学校、卫生和向红军士兵家属分配土地的常设委员会。这一切都说明政府是有力量的。提到的困难是同在土地和家畜分配中发生的贪污现象作斗争——“他们应该分给贫农，不应该分给苏维埃干部”——以及由于蒋介石实行封锁而造成生活必需品特别是食盐的奇缺。穷苦人民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以前，大多数农民一年中总有一段时期要挨饿，而现在，由于土地分配比较合理，赋税减少，饥饿现象已经消灭，人民的生活至少比过去提高了一倍……雇农跟他们的主人吃得一样好……。”十几个行业的工资统计数字表明，在两年中，工资增长了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在苏区都建立了八小时工作制，在所有的城镇和许多村子里，设立了监察员，监督这一法律的实施。 　　列举的成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政府竭尽全力封锁这些地区，但他们的影响仍然慢慢地传遍全中国。南京政府年年派遣军队讨伐红色区域，以图用武力把全中国置于中央统辖之下。他们占领了一个地区又一个地区，但红军主力总是能够跑到别的地方建立新区。他们的宣传比子弹更有效，因为大多数政府军士兵是贫苦农民的儿子；当男人、小孩、妇女在晚上或战斗间隙向他们大声呼喊时，他们是很听得进去的：“白军弟兄们，你们为什么要为地主打仗?我们是穷苦的农民和工人，我们在为你们的利益而奋斗!把土地分给农民和士兵!不要交租，不要还债，不要纳税!弟兄们，到我们这边来；把你们的枪和子弹带过来，为革命而战!” 　　国民党军队——其中有些是共产党人——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北伐时在全中国点燃的革命希望烈火，在后来的十年中，或被沉重的炉灰封压在炉底下，或由历尽骚扰但仍高举火把的勇士们携往全国各地，点亮新的指路明灯。希望之火从未熄灭过。 　　① 当时化名为加伦。——译者注 　　② 现改名为双峰。——译者注 　　③ 《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三五年俄文版，《游击队》莫斯科。——作者注 　　 斯特朗文集（3）/（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傅丰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