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 全文图书 > 斯特朗文集3

八、中国走向团结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傅丰豪等

在日本向南步步进逼的同时，南京政府也在分秒必争地努力采取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所熟悉的各种方法统一全国。此举得到了上海银行家的资助，并颇受外国的赞赏。随之而来的是外国贷款和外国顾问。美国的飞机和飞行员以及德国的军事顾问加强了蒋介石的军队。难以驾驭的各地军阀这时也开始向中央政府表示至少是名义上的忠诚。 　　新筑的公路和铁路、新建的工厂以及漫长的航线开始改变旧中国的面貌，并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提供了物质基础。南京一幢幢拔地而起的现代化政府大楼标志着这样一个国家正在形成之中。发展工业的二年、三年、十年计划业已制定。筑坝、垦荒、把新开垦的土地分给农民。当蒋介石宣布终止不平等条约、收回在制定关税税率方面有限的主权时，国家声望增加不少，尽管当时关税收入和海关管理权仍然操纵在外国人手里。 　　混乱不堪的货币制度是阻碍省际交往和进行贸易的最大障碍。地方上流通的货币往往只取决于当地军阀拥有的印刷机，银元为最坚挺的货币。美国在一九三二年制定的白银高价收购政策，使白银价格猛涨，大量白银源源不断地从中国广大农村流向国外，结果造成大批破产。政府利用这一紧急状况，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六日制定了稳定的、全国性新货币制度。三家政府银行被授权统一将白银收购入库，发行法币取代白银。人们踊跃用银元兑换法币时所表现出来的极大积极性，表明人民对国家的信任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新货币立刻稳定下来。新币制一开始就执行得很顺利，带动了工商业的普遍复兴，从而保证政府能够更迅速地开展国家建设项目。甚至一度将使国家陷入混乱的白银高价也被巧妙地用来当作一笔宝贵财富，因为通过在国外出售白银，在伦敦和纽约获得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这就提高了中国政府在国外的信誉。 　　中国竟敢不经日本许可，擅自加强国力，因而在东京引起了一片谴责声。 　　为使人们的生活方式也相应现代化，蒋介石发动了“新生活”运动。蒋夫人对此尤为热心。这场运动提倡把孔子的四德，“礼”、“义”、“廉”、“耻”贯彻到现代化生活中去。它推动了教育，促进了运动场的建设和城市道路的整洁，激励人们参加体育运动和进行健康活动，激起人民大众对鸦片的憎恶情绪。这场运动只对青年知识分子和上层社会有影响，对千千万万中国农民和城市工人的苦难却毫无触动。 　　这些变化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中国农民和佃农的负担。军费占去了政府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八十。饥荒日益严重：一九二七年，受饥荒影响的饥民为九百万人，一九二八年，饥民人数达二千七百万，一九二九年，达五千七百万。① 　　发生在一九三二年的骇人听闻的大洪水，灾情因堤坝常年失修而加重，被淹土地面积有英国本土那么大。甚至标志着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新建公路，也成了贫苦农民的额外负担。农民被强行拉去筑路，有时毫无报酬，私人土地上的公用道路被无偿征用。当地农民还不能在新建的公路上推硬轱辘的手推车。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七年以后，一位有资格的外国观察家纽约大学政治系教授查尔斯·霍查斯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号的《亚细亚》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大地主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正在侵害贫苦农民的利益……，在腐败的军事当局的纵容下，他们攫取了历来属于国家和社会所有的土地，并在损害贫农和中农利益的基础上，盘踞一方……。被盗匪、内战、洪水、干旱和饥荒逼得背井离乡的难民大军，已经成为中国苦难的明显标志……国民党人一九二七年上台时，无家可归的人仅比荷兰人口多一点。到一九三三年，人数竟达六千五百万，相当于战后德国的人口。贪得无厌的地主和农村高利贷者的双重祸害在青黄不接的季节里继续在广大民众的头上肆无忌惮地作威作福。 　　有迹象表明，蒋介石已经意识到他的政府正在脱离老百姓，并对此表示遗憾。在他执政的第三年，他号召国民党党员纠正各自的缺点。他说：“我们这些革命人士，现在被人民认为是特权阶级。他们象对满人一样仇恨我们……根本找不到哪一个(国民党)党部是真正关心人民福利的。他们全都染上了腐败、贿赂和追逐权力的恶习”。② 　　尽管委员长已经意识到这些祸害的存在，但是他除了诉诸武力对付民众的骚动以外，别无他法。在他看来，苏区是国家统一的主要障碍，中国攘外必先安内。一九三二年，正当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抗击日本军队，从而唤起全国人民民族自尊心的时候，正当中华苏维埃呼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时候，蒋介石发动了第四次反共围剿。第四次围剿失败后，他重整旗鼓，采用新的战略发动了规模更大的围剿。用现代化军事装备武装起来包括一文空军部队在内的七十万大军，从四面八方向江西中央苏区渐渐逼近；一路上他们修建了数百英里长的军事公路，构筑了成千上万个碉堡。为了获得当地农民的好感，他们作出了把土地分给农民，免征其苛捐杂税的允诺。 　　在这种步步为营，铁壁合围战术的逼迫下，苏区逐渐发生缺粮现象。特别是食盐的短缺，使苏区濒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一九三三年，他们“向国民党政府，向所有政治领导人和中国所有的政治团体”发出呼吁，主动提出愿同一切愿意抵抗日本侵略的军队实行军事上的联合。早在一九三二年，当日军入侵上海时，他们就已经对日“宣战”，但当时无法把这个宣言付诸实施。现在他们要求停止对苏区的战争，要求赋予中国人民民主权利，要求让他们武装起来，为中国的独立而战。可是，他们的建议犹如石沉大海，甚至还不让见报。于是，他们决定采取现时代最富有戏剧性的勇敢行动，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远征。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五日，九万名武装人员组成的红军主力部队，出其不意地发起进攻，突破四道封锁线，开始了现在举世闻名的“长征”。 　　在二万五千里的路程中，红军跨越了世界上地势最为崎岖的一些区域。他们倏忽而南，倏忽而西，弯弯曲曲前进，然后绕一大圈子直奔北方。在行程一年多时间里，红军共翻越了十八座大山，跨过了二十四条河流。沿途大战不断，小战几乎天天皆有。他们除了巧妙地甩掉或击退奉命尾随而来的中央军各支部队外，还突破了十个省的军阀部队的层层包围，顺便还占领过六十二座城市。他们通过了六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区域，有些是几十年来中国军队从未涉足的地区。他们还穿越了荒无人烟的西部大草原。 　　抢渡大渡河是一次举世无双的壮举。从三国时期到太平天国，多少浩浩荡荡的大军在这条河的峡谷中惨遭全军覆没。在到达大渡河前，红军进入桀骜不驯的彝族境内。他们同彝族首领歃血为盟，结为兄弟，从而消除了彝族人民心中长期形成的对汉人的疑虑，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出敌不意地提前到达大渡河。他们发现过河的最后一个机会是一座铁索吊桥，桥上的木板已被拆除。三十名志愿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攀缘着铁索，迅速向奔腾咆哮的大河对岸冲去。几名勇士倒下了，其他勇士冲到对岸，攻占了敌人的机枪阵地，并为大部队过河铺好了桥板。他们荣获了金星奖章，这是中国红军的最高一级勋章。两年后，埃德加·斯诺在中国西北见到这些英雄们时，才发现他们的年龄都还不到二十五岁。③ 　　在长征途中，红军始终在宣告，中国必须为抗日战争的到来作好准备。内战的风云突变，才逼得他们踏上这充满艰险的历程。他们正是利用这一点向十一个省的人民宣传民族团结的必要性。他们宣告，抗日战争不可避免，他们正是为了迎接这场战争，才开赴西北。一九三六年初，他们抵达陕西。陕西是中国西北地区文明的发源地，现位于蒙古大沙漠的边缘，土地贫瘠，道路崎岖不平，人口稀少。这个地区虽然经济十分落后，经常发生饥荒，但却是战略要地，因为它地处日军试图在中国和苏联之间设置一道屏障的进军路线上。 　　如果说，红军利用长征之机通过宣传，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那么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长征也帮助了蒋介石在军事上统一了中国。遥远地区的省份过去一直仅是表面上承认南京政府，而现在，蒋介石和他的中央军在追击红军过程中得以开进这些地区，名义上他是用其精良的武器装备去帮助他们对付共同的敌人——红军，而事实上，地方军阀究竟最为忧虑的是什么?是惧怕偶然跟红军部队交锋一次，还是担心永远隶属于南京政府?谁也不得而知。长征结束时，许多遥远的省份，特别是四川、贵州和云南，都被置于中央政府控制之下，其控制程度是清王朝覆灭以来前所未有的。 　　在长征帮助统一中国内地诸省的一年半时间里，另外一场团结救国的运动在北平掀起了。在一九三五年整个一年里，日本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并扬言要建立一个自治政权。日本飞机不断在中国城市的上空盘旋；在天津附近的中国国土上，日本人的一个巨大的飞机场正在加紧建设之中，④全副武装的日本军队挑衅性地列队穿过华北城市的大街，并且占领了北平的两个主要入口之一丰台火车站。华北两省宣布，将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成立新政府。新政府由当地的军事将领以及几名臭名昭著的亲日的安福系成员组成，这批家伙早在一九一九年就曾被中国学生赶下台。日本人声称，这个新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将脱离中国，实行完全自治。 　　北平的学生再次奋起救国。十二月十六日，从清晨到深夜，他们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一万人秩序井然地行进在大街上，前面的队伍被警察冲散了，后面的人马上补上去。甚至当警察用皮带、枪托和拳头毒打他们时，学生们仍然心平气和地同警察展开辩论，并向警察的口袋里塞传单，上面写着：“致警察们，亲爱的，佩带武器的同胞们……我们都是中国人。帮助我们拯救国家。不要打我们，去打日本人。”当消防队把水龙头对准从早晨六时至下午四时一直站立着或行进中的青年们喷射时，他们毫不畏缩地迎着刺骨的冷水前进，结果惨遭毒打。受伤的人由他们的同志们抬走照料。这些青年们非凡的自我克制精神获得了全市人民的同情，以致使得新政府成立的日期不得不往后推迟两天。这个政府也就从来未敢宣布它是“自治的”。日本人妄想通过软硬兼施而毋需经过大规模的战争就把华北从南京分离出去的美梦被学生们打破了。 　　爱国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各地。在上海，数千名学生占领北火车站，要求乘车前往南京向政府递交抗议书，上海的铁路交通因此而处于全面瘫痪状态。有些学生竟然强占了一列火车，到沿途的城镇和农村举行了振奋人心的群众集会，以致军事当局不得不破坏一座桥梁来阻止他们向首都进发。在武汉三镇，省当局为了防止示威游行，下令轮渡停驶三天，但最后还是被迫同意一万多名学生在汉口举行一次游行。新年放假期间，学生们携带数千磅传单成群结队进入华北农村。 　　不仅学生，各行各业的人士也都纷纷投入到这场日益高涨的爱国运动，并成立了许多“救国”团体。他们要求立即停止一切内战，释放政治犯，并要求国内各党派就联合抗日问题进行协商。五月底，来自二十一个地区的代表在上海举行大会，成立了“学生救国会”。 　　这个组织一成立，就面临一次对救国诚意和判断能力的考验。当时，广西省的白崇禧将军宣布他正在组织一次北上抗日的远征，要求向他的军队开放北上抗日的通道。由于南京政府当时尚未对这一行动作好准备，因此就引起了一场可能会导致内战的严重的政治危机。虽然白将军是救国运动的一个朋友，但由于这次远征会导致内部不和，他们经过充分讨论，最后还是谴责了这个远征建议。紧张的局势得到了和平解决。这是社会舆论在中国第一次强大到足以能够制止敌对军事力量之间的尖锐矛盾发展成一场内战。除共产党外，广西将领是不服从蒋的最重要的集团，其意义就更大了。 　　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渐趋强硬的第一个迹象是，在为他举行的五十岁生日的庆祝会上，进行了向政府移交大众捐献的五十五架飞机的仪式。委员长在一篇向全国发表的讲话中宣告：“只要我们还没有收回失去的主权和恢复领土的完整，我们就永远不是一个自由的民族和独立的国家。”但是在同一篇讲话中，他又声称，所有“汉奸”，“特别是共产党人”，都必须予以清除。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被说成是共产主义。“全国各界救国会”的七位领导人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被捕。他们都是著名的民众领袖，其中包括一名法学院院长，一家银行的副经理和几位著名的律师和作家。 　　与此同时，对中国的团结将产生重大意义的戏剧性事件正在酝酿之中。事件的背景是发生在位于北平西北的绥远省的战争。当时，当地的中国将领们正在击退由日本人率领的满洲和内蒙军队的进犯。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支援这些保卫者的热情燃遍整个中国，北平的妇女组织给他们送去了一万多个急救药箱，做苦力的献出了他们的铜元，官员们拿出了十分之一的月薪。南京政府向西北运去了大批军事装备，其中包括八十架轰炸机。这些军事装备一直运到铁路线的终端西安，似乎准备向绥远转运。委员长也跟着去了。但是他一到西安就立即明确告诉那些争着要北上绥远支援他们英勇同胞的当地军队，他们将先去打共产党，而不是打日本人。 　　驻扎在西安的部队主要是前满洲军阀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他们同中国其他军队一样，对红军在长征中所表现出来的顽强战斗力、杰出的战术和高超的指挥才能有着深刻的印象。他们中大多数人的亲人至今仍然居住在沦陷的满洲老家，因此对赤色分子提出的敦促他们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印象尤深： 　　“打回老家去! 　　赶走日本强盗! 　　东北是我们的! 　　起来，全中国人民! 　　我们不愿做奴隶! 　　打回老家去!”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东北军曾在西北同红军打了几个月仗。在这些战斗中，他们有两个精锐师向共产党投诚。有些人被俘后又获释放。这些人回来后交口称赞共产党军队的纪律、士气和抗日精神。最后，张少帅自己也同一位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会晤，并实现了非正式停火。 　　显而易见，委员长亲临西安的目的是为了重新点燃反对红军的战火。于是西安的学生就举行示威游行。在游行过程中，警察当局把两名十二三岁的示威者打成重伤。张少帅请求去打日本，不愿意打共产党。委员长不予答复，只是让他看了一道正式命令，命令宣布解散他的部队，另派一名将军接任。并限他在第二天早晨之前作出扶择。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晚，东北军的十三名军官当机立断，翌日清晨六时顺利完成任务。起义人员不仅在拂晓的一次戏剧性的追捕中，在山腰的雪地里逮住了委员长，并将他的卫兵全部解除武装，关押起来，而且还占领了警察局，接管了机场上的轰炸机。甘肃省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这样，这两个省就处于公开反叛中央政府的地位。 　　大规模的内战迫在眉睫。起义队伍声明，蒋仍是他们公认的领袖，他们无意进行叛乱，只是想进行“兵谏”。进谏内容包括停止一切内战，释放救国运动七位著名的领导人和所有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改组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委员长拒绝了这些谈判条件。南京的好战分子开始采取敌对行动。他们轰炸了距西安不远的一个小镇，全然不顾这一行动可能导致起义者把委员长处决的后果。南京亲日分子的企图昭然若揭，他们希望看到发生这种情况，以便他们在内战的废墟上上台。全中国的爱国力量都对此深感不安，他们尽力争取用和平方式使委员长获释。蒋夫人亲自同委员长的外国朋友和顾问端纳先生一起飞往西安，接着，她的被认为是自由爱国人士的哥哥宋子文也来到西安。 　　西安以北的陕西苏区共产党领导人的态度对左右局势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没有参与这次行动，而且直到后来才知道这一事件。但是他们已经认识到，虽然蒋多次发动反共围剿，但他还是准备最终领导中国进行抗日的。任弼时后来在山西对我说：“我们不是根据他的言论，而是根据他的行动逐步相信这一点的。他修筑了公路和铁路；加强了河岸以及北方某些山口上的防御工事。这样就改变了我们自己对统一战线的看法。于是，我们就不再希望团结中国人民进行抗日反蒋，而是开始希望同蒋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然而他不相信我们的诚意，一味认为我们的目的仍然是要推翻他。后来发生的西安事变，使蒋认识到我们希望中国团结一致、反抗侵略者的愿望是真诚的。从此以后。合作才有了可能”。⑤ 　　共产党人一听到委员长被关押的消息，就立即从苏区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西安。十年前，周曾在广州的黄埔军校同蒋共事，后来在上海被蒋定为死罪。他运用他在东北军军官中的巨大影响，极力劝说他们释放委员长。蒋夫人曾说过：“同外间所传恰恰相反，他们无劫持委员长之意，且主张立即恢复其自由”。⑥ 　　代表团向头脑发热的东北军官们转达了全国上下日益高涨的反对新的内战威胁的强烈呼声，经过一番周折，最后成功地说服了他们放弃公开审判委员长的要求。假如进行公开审判，委员长可能会被处死，至少要威信扫地。关于双方讨论的情况，蒋介石是了解的。最后，蒋听从了关押他的那些人员和周恩来的劝告。当周恩来奔赴西安劝说东北军释放在若干年前曾悬赏八万元要他首级的那个人时，通缉令还没有撤销咧! 　　中国最高领导人被他的部下用武力扣押，他的部下再三向他表示歉意，最后经过他的敌人的调停，他获得释放——西安事变的发展，令人惊讶不已。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事变发生之初，大有爆发一场中国前所未有的最严重的内战之势，其结局却使日益增强的国内团结终于大功告成。这一戏剧性的事态发展使委员长认识到，共产党人确实是真心诚意地把团结抗日的事业置于宿仇之上的。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局势朝着建立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联盟稳步发展。 　　然而这一目标并不是立即实现的。在西安戏剧性事件发生后的数星期里，事态急转直下：张少帅因抗上而被捕，后又获得委员长的赦免；国民觉二月会议谴责“共产党匪徒”，同时又表示要给予“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根据最后达成的协议，苏区进行了改组，成为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的“特别边区”；举行了地方民主选举，在大多数地区，共产党人当选而继续掌权。地主获准可以返回家园，但除了保留能满足自用的耕地外，不得收回原有的土地。共产党人同意在新开辟的地区，不实行没收土地的政策，以换取国民党保证，在全国扩大民主权利、关心“民生”。红军被改编成一支政府军队，并被派往抗日前线，从而实现了他们在长征中所作的预言。但是，那是几个月后日本大举入侵以后的事了。 　　日本军国主义者十分清楚西安事件的重要意义。西安事变谈判期间，日本首相就扬言，如果中国各派力量在那里取得和解的话，日本就不能继续采取“观望”政策。在西安被释放的四百名政治犯——他们是在中国即将获释的成千上万名政治犯中的第一批——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长期的囚禁生活使他们疾病缠身，许多人患有肺病，心脏病，有的人伤口尚未愈合。然而一俟获释，他们似乎忘却了肉体上的创伤，立即如饥似渴地览阅报刊新闻，热烈讨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战术。因为他们知道，日本是不会容忍在西安实现的日益增强的中国国内团结的，抗日战争即将来临。 　　① 盖尼斯，《中国统一时》，第125页。——作者注 　　② 《中国年鉴》，一九三一年，第541页，《一九三○年十月三十日中央党部的讲话》。——作者注 　　③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作者注 　　④ 比森，《日本在中国》。——作者注 　　⑤ 中国共产党书记毛泽东早在一九三六年年初就宣布过：“如果蒋介石确实想抗日，那么，中国苏维埃政府将在抗日的战线上明确地向他伸出友谊之手。”《国际新闻通讯》，伦敦，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四日。——作者注 　　⑥ 蒋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原文为：“我等此次到陕，尚未闻赤祸之威胁，有如外间所传之甚。曾有人向我等申述，共党无劫持委员长之意，且主张立即恢复其自由。”——作者注 　　 斯特朗文集（3）/（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傅丰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