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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日本大举进攻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傅丰豪等

闪电划破寂静的长空，因为平静本身充满着必将发生闪电的理由。 　　一九三七年春天，中国正在以十余年来最快的速度走向国内和平和民族独立。南方和北方将军们的部队在进行改编，统归中央政府的领导。共产党人在制定同国民党合作的具体计划。国内经济形势，政府财政收入和对外贸易正在从一九三四年的萧条中迅速复苏。公路、铁路、航线和其他设施正在加速建设。一九三六年新建的粤汉铁路是中国中部连贯南北的最后一条运输线。 　　中国政府在一九三六年末同日本进行外交谈判时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独立性。针对日本提出开辟一条通往上海航线的要求，中国建议日本应首先停止它的飞机在华北的非法飞行。针对日本提出中国进一步降低海关关税的要求，中周建议冀东傀儡政权停止大批的走私活动。针对日本提出中国聘用日本顾问的要求，中国政府回答说，不管在什么领域，只要日本技术人员水平最高，中国将十分乐意雇用他们，但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针对日本提出取缔中国国内“排日运动”的要求，南京的外交官说他们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但是这些活动正是日本奉行的政策所引起的。日本要求在华北享有特殊地位，并主动提出愿意帮助镇压中国共产党人，对此，南京没有公开答复，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南京均已加以拒绝。华北自治问题因学生示威而受挫。绥远战事表明，日本已经不能继续利用日本军官指挥的满蒙军队来向前推进。满蒙军队的进攻不仅被中国地方军队击退，并且他们内部在一九三七年的春天发生了反日起义。要么通过发动大规模战争来削弱中国日益增强的力量，要么放弃继续向前推进的企图，日本军方必须二者择一。 　　日本国内形势也要求采取行动。日本人民开始公开反对军队日益严重的法西斯化。一九三六年二月举行的大选——四年来第一次大选——表明反法西斯情绪迅速高涨。①军方极端分子为了对付这次大选举行暴动，一度占领东京，杀害了包括内阁大臣在内的数名政府高级官员。精明能干的高桥藏相的死是一大损失。他按照谨慎地发展资本主义的路线在指导日本，他主张削减军事开支，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同苏联开战。头脑发热的青年军官发动的叛乱被镇压下去，但他们的政策却被更为保守的军方领导所采纳。人民的反法西斯倾向继续在发展。生活费用的急剧上涨引起了罢工风波。据官方统计，一九三七年头四个月共发生九百二十九次劳工纠纷，差不多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一倍，是日本历史上劳工纠纷最多的四个月。在一九三七年四月三十日突然再次举行的大选中，成份复杂但代表工会的社会大众党从民政党手中夺取了很多选票，得票数增加了一倍。事情明摆着，除非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否则，他们对外进行武力征服、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的野心就有可能被日本人民所制止。 　　国际形势看来也对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野心有利。欧洲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西班牙，欧洲各国都怕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苏联正在忙于清洗军队里的奸细。美国通过了中立法，孤立主义倾向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严重。所有这些事实，特别是中国国内团结日益增强，都促使日本军国主义者迅速采取行动，否则，一个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独立的大国将在他们面前崛起，从而永远挫败他们征服世界的野心。 　　六月底，北平到处都在谣传：要出乱子了。在七月的第一个星期，谣言越来越多了。引起中国人担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日本军队在马科·波罗桥②举行了军事演习。这一地区在北平以南，位于京汉线上，控制着唯一未被切断的、通往中国其他地区的通道，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没有一个条约准许日本在这一地区举行演习。尽管中国多次提出抗议，演习仍然持续了十天。七月七日—八日的午夜，日本军队声称一名士兵失踪，并说“有人”曾向他们开枪，然后逃往附近一座县城，要求进城搜查。由于当时已过午夜，城门口的守军拒绝打开城门。战斗于七月八日凌晨四点三十分爆发，一直持续到九点三十分。中国军队遭到日军重炮轰击，约二百人伤亡。③中国当前的这场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在以后的三个星期里，有时进行地区性的和平谈判，有时又发生混乱的武装冲突。在此整个时期，有一点十分清楚：当中国指挥官尚在迟疑不决，有的主张抵抗、有的主张投降的时候，数以千计的日本军队正蜂拥进入华北。七月十一日，日本驻中国各地领事接到命令，通知日本侨民准备撤退。同日，配备有野战炮、装甲车和飞机的日本军队抵达天津。从一开始，事情就明摆着，这场战争是日本陆军部一手挑起的。七月十二日，南京政府建议双方停止调动部队，并宣布，没有它的批准，当地达成的任何解决办法都无效。而日本却要求华北省政府向日本屈服，南京不得干涉，并要求中国不得派政府军北上。日本自己的军队则继续大量涌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在七月十五日声称，他要“膺惩中国军队的暴戾”。④在整个七月份，日本人民对他们的军队的意图十分怀疑。于是东京政府列举了许多小规模的冲突的例子，制造一种假象，似乎小股日本军队正在中国受到生命威胁，以此来煽动人民的情绪。 　　七月二十八日早晨，日本军队开始了大规模军事行动，他们在中国长驱直入。中国人民没有统一的指挥，没有军事上的准备，也没有抗战的总体计划。当中国军队奉命不经战斗就撤离北平时，他们都痛哭流涕。但是，几乎与此同时，“冀东政府”内部爆发了一次起义，这次起义表明日本不再能依靠他们豢养的中国雇佣军了。这些雇佣军从前都是盗匪，日本人怀疑其中有些人不十分可靠，就在七月二十七日把他们赶出冀东首都，并在此期间杀了他们数百人。不到两天，即在七月二十九日，留在首都的其他中国雇佣军举行了起义。他们杀了少量的日本军队及二百多名日本居民和高丽居民。这些居民主要参与了冀东政府的走私活动。 　　另外一件使中国难忘的军事事件也发生在七月二十九日：日本攻打天津。在那里，他们不仅没收了堆满私人货物的堆栈，其中包括价值一百万美元的国产面粉，并且还故意摧毁了南开大学。这是他们多次进攻中国高等学府的开始。中国人民从中认识到，日本的目的不仅是要征服他们的国家，而且要消灭他们头脑中的一切独立思想。中国一名学生作了这样的描写：“谁能看着密密麻麻的机群携带着可怕的炸弹飞越南开上空，而不发出咒骂的声音?眼睁睁地看着第一架飞机向我们的图书馆屋顶扔下一面旗子作为轰炸的目标，紧接着，成群结队的飞机有条不紊地扔下炸弹，然后再飞回基地装上新的炸弹。为了达到彻底破坏的目的，士兵们搬来了煤油桶，放火烧光了校园里所有的树木……接着，炮兵向未被烧掉的混凝土建筑物开炮……南开是给我国带来现代科学伟大成就的第一所中国教育机关。它为发展我国北方提供了工程师，化学家和经济学家。”⑤几个月后，在汉口，中国一些知识界领导人怀着激动的心情对我说，日本攻打南开大学以后，他们认识到，除非他们起来抵抗，否则甚至连蒙古游牧部落也自豪地予以保存和模仿的四千年文化也将面临毁灭。⑥ 　　中国军事领导人和民众领导人迅速团结在中央政府的周围。给南京的声援电报从中国国内和海外纷至沓来。禁止进行抗日鼓动和演唱抗日歌曲的命令撤消了。七月三十一日，著名的七君子——全国各界救国会的官员——在苏州被释放。他们曾以反日的罪名在那里被监禁了八个月。八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全国各地的军事领导人纷纷抵达南京，表示愿意为国效劳，其中有来自遥远的北方的阎锡山将军，有来自遥远的南方的白崇禧将军，有来自遥远的西部地区的刘湘将军，有来自云南、首次来南京的龙云将军。南京政府同共产党人之间达成了协议，红军改编为政府的第八路军，由朱德任军长，并开赴山西北部前线。至八月底，中国的每一个军事领导人都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 　　日本的目标是占领包括中国重要煤铁产地在内的北方五省，并同时使南京政府陷于严重瘫痪，造成华中和华南不得不俯首贴耳的局面。日本军队计划沿三条铁路南进占领华北全境；一条从北平向南到汉口，另一条从天津向东南到南京，第三条向西而南，越过山西高原通到西安。在那里，黄河同陇海铁路的最西点会合。这三条从北到南的铁路控制着整个华北。由于在华北战场上的军事行动，无论具有多大的破坏力，都不能立即影响到以长江流域，特别是以港口城市上海为基地的南京政府的军事力量，于是日本在战争初期就侵入上海。 　　日本的一个海军中队利用公共租界的治外法权，于八月十一日直接在上海码头登陆，同时要求中国军队全部撤走并拆除其在城市附近的一切防御工事。中国政府急忙调动了两个师的兵力在闸北—江湾地区布防。第二天早上，好几个地方爆发了战斗。开始时，日本军节节败退。只是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在日本海军的援助下，才有越来越多的部队得以在黄浦江两岸登陆。与此同时，日本飞机不仅袭击了上海，还袭击了中国内地的城市。尽管日本的军事装备和飞机的力量要强大得多，但他们仍然不得不为每一寸土地付出巨大的代价。闸北—江湾一线顶住了日军飞机、军舰和机械化部队长达七十六天的猛攻。最后，由于大量日军登陆并迂回包抄，中国军队才撤到一条新的防线，在那里，他们的两侧仍然被敌人包围。日本经过三个月的战斗，并遭受了自日俄战争以来最沉重的军事损失之后，才于十一月十二日完成对上海的占领。 　　上海的陷落并没有动摇中国人民的士气；士兵的英雄行为第一次使他们相信，最后定能打败日本。事实证明，在白刃战中，中国士兵至少可以跟日本士兵打个平手，并且常常超过日本士兵。许多英勇的部队在致命的枪林弹雨中一直坚守到最后一人。其中有驻守在宝山的一个营，所有的官兵都在九月九日战死在他们的岗位上；还有从湖南来的四个营，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从他的机枪前后退，直至十月二十四日被装备上占优势的侵略者全部消灭为止。那最著名的“孤胆营”，是八十八师的一个营，他们藏身在离“公共租界”不远的一个堆栈内，凭着他们的手榴弹和机关枪，和敌人的大炮、高射炮和燃烧弹坚持了四天的抵抗。在上海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紧张地从租界边上观看着；上海地方协会把一面巨大的中国国旗偷偷地带给他们，这面旗帜高高地插在堆栈的屋顶，群众都能够看得见。当蒋委员长最后命令他们撤离早已着火的建筑物时，全中国的民众都赞扬这些士兵的英雄气概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并开始相信，中国是可以打赢这场战争的。 　　全中国名义上有一百多万军队，但是其中有许多是训练很差，装备很坏的地方军队，在实战中不堪一击。甚至中央军中最好的一些师，步枪和机枪的数量也分别只有日本师的四分之一和六分之一。⑦其余的部队由于刚归中央政府领导，所以不但将领方面没有统一，而且空军、炮队和步兵之间，甚至在独立的步兵队之间都不能协同作战。《字林西报》在描写华北的一场战斗时写道：“两军装备之悬殊几乎相当于用弓箭来对付步枪。日本人拥有数以百计的卡车、坦克和各种现代化的大炮。大部分战斗都是由一支拥有一百架飞机的空军部队进行的。这些飞机象雨点般地从空中袭击既没有一架飞机也没有一门高射炮的中国军队，造成了重大伤亡。它们摧毁了中国军队的所有阵地，使他们无法在任何地方坚守下去。 　　中国军事机构中的这些严重缺点，在上海的白刃战中暴露得并不十分明显，因为在那里主要靠个人的勇敢。但是在北方的大多数战场上，以及当战区扩大到上海市区以外的长江三角洲时，这些缺点却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在十一月的后三个星期里，日本军队占领了上海附近的所有地区，并分兵几路并进，直遥国民政府的骄傲的首都南京。至十二月的第二个星期，南京也被占领。日本为这一天作了长时间的准备，他们的谍报工作做得很好，所以人们注意到，日本军队比大多数中国将领更熟悉长江三角洲地带的河流的全部组织。 　　伴随着南京陷落而发生的大规模奸淫掳掠和大屠杀震惊了整个世界，在其他城市和农村也发生了类似的暴行。但是南京有许多外国的旁观者，无可争议的事实传到了国外。千余名未经战斗就缴械投降的中国士兵被捆绑在一起分批遭到屠杀，他们中的有些人是听从了外国传教士的劝告才投降的，因为外国传教士认为，这样做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数以千计的市民因为被怀疑曾帮助过中国军队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甚至妇女和孩子，只要在什么方面得罪了日本士兵，也会惨遭杀害。一名中国士兵因为被一堆尸体压在下面才幸免于死。他向那位曾劝他投降的外国传教士朋友报告说，他的一些战友被日本兵用来练刺杀，有些被当作活靶子打死，余下的人被日本兵用机关枪扫射至死，然后被浇上汽油，点火焚烧。在长老会教会医院治病的伤员都被杀死在病床上，中国的护士和医生被强奸或杀害。 　　日本军队掳掠大批妇女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一名美国慈善机构的医生告诉我一件发生在长江三角洲的一个城镇中的事情。日本军队在该城的一个地区布下了岗哨，赶走了所有的男人，把妇女扣下来供他们随意糟蹋，十名在美国慈善机构里工作的姑娘，通过她们被赶走的男亲戚向外传达口信，一名勇敢的美国医生把她们从日本卫兵的刺刀下拖了出来，才使她们得救。其他传教士也跟我谈了在中国农村发生的同样的事情；手无寸铁的男子被迫让他们的妇女听任命运摆布。 　　甚至美国人的家庭和美国慈善机构也不总是能够保护好他们的中国女佣人，以及躲在他们围墙里面的避难妇女。美国国务院向日本提交的抗议中，列举了十五起闯入美国民宅、扯下美国国旗的事件。日本军队任意侵入外国的住宅，他们的飞机多次蓄意袭击停在长江口的美英船只，包括明目张胆地击毁美国“帕莱号”炮舰和三艘美国油轮等。这些无视外国权利的行为，几乎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即日本现在自信能够征服中国，因此它已经开始向西方列强挑战，要把他们赶出去。 　　南京陷落后，日本以为中国政府会全面投降。但由于若干因素，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两个月前日军和八路军之间在长城关口上所进行的一场战斗。平型关是一个极其偏僻的关口，而且不被外国记者所注意，所以，只是在数星期后，人们才认识到，那里的胜利以及后来的忻口战役对于拯救中国甚至比后来比较为人所知的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意义更大。 　　日军当时沿着三条铁路线向中国南部推进，有一条是向西穿过山西高原的，它在战略上最为重要，因为这片高原位于两条峡谷通道的侧翼。日本深知它的重要性，因此派遣了由他们最著名的军官板垣少将——后来担任陆军大臣——指挥的大批新近投入战争的精锐部队去夺取它。这些部队进入山西时非常蔑视中国军队，他们甚至连巡逻侦察队也不屑派出就向高山上的长城隘口逼近。九月二十五日，当日军行进在一条狭窄的峡谷时，八路军的部队从山上向他们猛扑过来，把两英里长的一个纵队的人、马、物资和车辆全部消灭。日落时，他们已歼灭了半个团的敌军，并占领了敌人所有的阵地。 　　中国这一胜利大大打乱了日本的推进计划，当他们后来由其他山口进入晋北时，中国军队采取了联合防御的方针，由卫立煌将军的部队守卫前方阵地，八路军骚扰敌人后方，这样就把日军阻挡在忻口近一个月。板垣精锐部队在晋北受阻，使平汉线上其他日军无法继续前进，最后，他们被迫暂时放弃自己的目标郑州和汉口，而向西增援板垣。 　　在那种形势下，时间是关键。在山西的延误以及其他部队改变向南推进计划，使日军未能在决定性的时刻进入华中。那时候汉口实际上没有设防，委员长所有精锐部队以及他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的战斗上。日本显然有一个夹击南京的计划，即不仅从上海方向，而且想在占领汉口之后沿江而下，会攻南京。要是当初他们做到这一点——如果不是由于平型关战役，他们很可能已经做到了⑧——那末，南京的陷落就会使中国政府无处可退。在失败主义集团的影响依然强大的时刻发生这样的事，必将导致向日本彻底投降。 　　当南京最后陷落时，情况已经大不相同。胜利者自己由于在上海遇到出乎意料的顽强的抵抗而搞得精疲力尽；中国军队也已撤退到一个新的根据地。当双方都稍事休整以备再战时，中国人已获得时间来充分汲取战争第一阶段的经验教训。他们认识到，这些征服者将给他们带来的不单是政治上的压迫，而且是对中国文化的无情摧残和对人身安全和人民生活的肆意践踏。他们认识到，失败意味着屠杀老人和儿童，掳掠家财，奸淫妇女。他们认识到，投降并不会带来宽恕，而只是意味着农民在“保护村”中受奴役，有抱负的青年失去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也知道，尽管日本可以依仗机械化威力的优势把最英勇的中国士兵扫除，但是在白刃战中他们是可以被打败的。最后一点，他们从平型关战役中开始认识到，通过对它的侧翼和交通补给线发动突然袭击，即使这样的机械化力量也是能够被摧毁的。 　　这些认识使他们既增加了继续抗战的决心，也逐渐形成了未来的作战计划。这些认识也使中国政府有了一个新的力量基础。南京的失陷结束了中国政府对港口城市上海长达十年的依赖；它不能再依靠上海的银行家、上海的外贸以及在那里的各国帝国主义了。蒋介石十二月初从武昌的新的军事司令部里向全国发表了一次广播演说，这个演说表明他已经看到了这种新的力量基础。他说：“中国未来的长期抗战的胜利基础，并不在南京或其他大城市，而是在中国的广大农村，是人民坚定不移的决心。”这些话表明，委员长又回到了十年前曾赋予国民党的北伐战争不可战胜的威力的力量源泉。 　　“日本军队占领了南京，也就是输掉了这场战争。”今天在中国，人们会机敏地用反论法来对你这样说。两个首都丢失了，五个省份被侵占，大工业和商业遭到了破坏。但是，对于坚定地屹立在拥有顽强、勤劳的农民的一百万平方英里的大地上⑨，背靠着亚洲的大山和沙漠的中国来说，战斗才刚刚开始。 　　① 一九三六年二月的大选，最保守的政友会失去了六十八名议席，而温和自由派的民政党赢得了七十八名议席。社会大众党(工会)的议席从三名增加到十八名。无产阶级工党的议席从零增加到三名，无党派人士——大多是自由派——的议席从十名增加到三十一名。——作者注 　　② 即卢沟桥。——译者注 　　③ 《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日。关于对事件的详细分析及对头一个月战争的报道，请阅比森《日本在中国》的第一章。——作者注 　　④ 《北平时报》，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作者注 　　⑤ 《中国呼声》，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作者注 　　⑥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近百名大学校长和著名教育家在上海发表了一则由他们签署的声明，声明说：“三个多月来，日本军队在我中国各地，利用飞机大炮，毁灭我各级教育机关，业已指不胜屈。在草拟这个声明时，我国教育机关被日方毁坏者，大学、专门学校已不止二十三处……据可靠人士说，(日方此种举动，系有计划、有系统)故如中央大学初即为日本空军后圈定之轰炸目标 嗣果陆续惨被轰炸四次。日方此种举动，再以军事必要为借口，殊不知此种教育机关——其他如国立中山大学和同济大学——分布各地，往往距军事区域非常辽远，且绝与军事无关……皆属遁辞耳。”——作者注 　　⑦ 苏联在《布尔什维克报》上的估计。——作者注 　　⑧ 关于这次战斗的详细情况，见第十一章。——作者注 　　⑨ 应为三百七十万平方英里。——译者注 　　 斯特朗文集（3）/（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傅丰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