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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中国转入内地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傅丰豪等

在战争旋风的驱赶下，中国人的生活向内地转移。首都迁移到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省最西部的重庆，中国历代领导人在遭到敌人入侵时，都在那里避难。这不过是一场意义更重大的迁移的先兆吧了。迁往西部内地的不止是政府，也不止是整座南京城。生活、工业和文化——上海的银行、工厂，北平的学生、教授，沿海诸省的数百万人民——都被席卷到西部地区。他们努力在穷乡僻壤安居下来。一个新的中国在内地诸省开始了。 　　上海曾经是中国主要的商业中心，现在却成了一座死城，中国人称之谓“孤岛”；这里所指的不是自然地理而言，而是说它陷入了日军的汪洋大海之中，与中国大陆隔绝。公共租界地和法国租界地在外观上还存在着——庞大的办公大楼躯体内不再流着生命所必需的商业血液。除了运载军队和军火的日本船，码头上停靠的船只大为减少。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怕冒风险而不来上海，而是因为上海不再有托运货物的生意。外国商人和记者装作颇有点儿茫然的例行公事式的样子，这是他们过去几十年的老习惯。一些人开始迁往其他城市，另外一些人则在揣测——上海会不会在一年、五年或十年之内恢复原样?对他们来说，要承认上海过去的繁荣是来源于中国广阔的内地而不是外国人，是很难的。上海这个东方最大的港口，一旦与那些穷乡僻壤的生活隔绝，就成了一座死城。 　　外国租界的周围是上海的中国城，面积比租界大得多，居住着二百万人口；此城甚至在外观上也已不复存在。它不仅是座死城，而且是座被屠杀了的城市。我驱车数英里，穿过曾经人口稠密、而现在却是一片废墟的工厂区。我在其他战争中还从未看到过这般严重的破坏；这不是战争中发生的正常现象。破坏是在战争结束后进行的；日军占领一个月后，位于郊区的南市被焚毁。在小小的虹口区域内，有九百家工厂遭到破坏。全中国估计有八千二百九十七家工厂遭到破坏，①其中大部分是在长江三角洲。 　　我带着特别通行证，漫步走进废墟——破坏已经过去了几个月，日军还是不准原来居住在那儿的中国人回家，到处都是灰烬和歪曲的柱子。一连数英里渺无人迹。我偶然见到一群群苦力，在日军的刺刀下，在支离破碎的建筑物里捡废钢烂铁。搜集各种遗留的铅管装置、金属器皿，甚至生了锈的铁钉。据估计，到一月份为止，从上海遭到破坏的住房里捡了十万多吨废铁，运往日本兵工厂。在一些尚能辨认的屋墙和被洗劫一空的内室附近，陪同我的朋友告诉我：“这里原来住着一户广东人家和五十名学徒……这家男人是从浙江农村来的，全家通过辛勤劳动，好示容易才买了一台车床，并雇了工人……现在松井回去可以对日本的企业家说：“你们在东方的一个主要竞争者已经死了。” 　　战争暴风雨来临之前，数千万人民，从长江三角洲跨越中国大地，向西迁移。我沿着陇海线旅行时，看见车站上挤满着人群，在争先恐后地抢着上车。但是，他们中还有许多人分散在远离铁路线和航道的地方。汉口、西安、长沙一线以西，公路上挤满了人群；新建的汽车马路，为了保护路面，不久以前还不准农民笨重的手推车通行，而现在，马路上五花八门的原始运输工具样样俱全。富裕人家坐轿子、黄包车、马车或者骑毛驴、骡子；其他人用手推车或者独轮车搬运他们少得可怜的家产；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却只能用背来驮。帆船、平底船，甚至舢板都在江河上运送成群成群的难民。 　　人们难以想象这场人类灾难的混乱状态。在汉口的一个难民营里，一对夫妇正在为几天前上火车时混乱中丢失的九岁儿子而悲伤。这种妻离子散的现象屡见不鲜；有的情况更为严重，听起来令人心酸。有一户人家，把变当全部家产而换来的二百元钱藏在患病孩儿的尿布里。孩子死在路上，由于在拥挤的船上无法保留尸体，他们就把它扔入河中；在心烦意乱中，他们全然忘了取出这笔家产。另外一户人家说，他们把钱都交给母亲保管，由于船上人多，母亲在睡觉时掉入河里，扔下了她的丈夫和六个小孩。 　　部分向西大迁移是有组织地进行的。人们按照军事计划撤离南京：先是伤员，然后是政府职员——他们上午接到命令，下午乘专门为他们安排的火车和船离开——最后是普遍老百姓。有的工厂和大学向上游搬迁时，所携带的完整无缺的设备数量之多令人惊讶不已。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用船把一千一百名学生，全体教员，全部的图书馆藏书和实验室设备运到一千英里以西的重庆。在那里，由于没有空房，他们就先在用泥砌成的小屋里上课，并在四十天内盖了二十四座临时建筑物。南京有名的兴福斋饭馆，号称自明朝开馆以来从未歇过业，十五世纪时且有皇帝光临；这家饭馆因不愿招待日本人，就从南京搬往汉口。蒋夫人的坚毅的精神曾保存了南京博物馆中的数百箱艺术珍品；这些自中国艺术黄金时代以来的无价之宝，都被疏散到中国西部的几个城镇。 　　在艰苦跋涉的大迁移人群中有一些英雄人物，他们不仅进行自救，而且努力维持秩序，维护团结，把知识授予别人。我在汉口遇见一群从上海来的目光锐利、热情奔放、具有献身精神的纺织工人，她们自战争开始以来一直在为他们的国家义务工作。她们曾在女青年会办的夜校里学习急救护理；在大撤退以前，她们一直在上海帮助抢救伤员。后来，她们决定随部队后撤。她们中有一个人穿着军装，第二个穿着蓝棉袄，其他人都穿着用羊皮做衬里的外衣；她们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外，没有别的行李。他们要去“组织人民与军队之间的合作”。这种组织工作十分必要，并且要煞费苦心地去做，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农民和士兵之间长期存在着对立情绪，而且是因为这些女青年所属的八十七师士兵都来自西部和南部诸省，不会讲上海话，可能被误认为是敌军。女青年们替他们当翻译，既向士兵告之以礼对待农民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又对农民解释为什么要向军队供应粮草，为什么要照料伤员。 　　向西大迁移虽然存在着极大的混乱，经历了种种苦难，却是一次爱国的热诚。它不仅给中国的边远地区带去了十分严重的问题，而且也带去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力量和智慧。三十多年来，中国工业界、商业界和教育界内的有组织才能的智囊团一直在向沿海的银行、工厂和大学寻求支持和解决就业问题，现在，他们则转向内地，发展中国的农村。新的公路、铁路、兵工厂、机场、工厂和大学正在建设中——有时候速度慢、效率低，有时候速度惊人。由于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到来，以及处于战时紧急状态，内地各省政府都感到精神振奋，要努力干一番英雄事业。 　　国民政府新迁的首都——重庆，是中国西部地区的主要内河港，也是土质肥沃的四川紫色盆地的门户。它位于距海口一千四百英里、三峡上面的长江上游，日本炮艇开不进去，飞机空袭因路程太远也难以奏效。可是，大多数政府部门中途曾在武汉三镇停留。在那里，南北大铁路和长江通往全国各省和前线战场。政府官员乘飞机往返于两个新“都”之间。他们向更远的内地迁移的速率，要看他们在重庆方面能否找到办公室，另一个原因是在汉口有没有那种意料中的危险。我在一九三七年圣诞节抵达汉口时，很多人预言日军会在两周内来临。市里到处流传着要投降的谣言。“南京战场上的溃败，数万名丧失战斗力的士兵和伤员以及数百万难民象潮水般涌入内地，把政府都吓坏了。中国抗战处于最低潮。 　　日本人通过德国使馆主动提出和平。日本驻华盛顿大使说：“世界将会对我们的节制态度感到惊讶。”但是，节制的态度并没有使中国人感到惊讶。使他们感到震惊的是，日本不再以占领华北为满足，它要统治整个中国。递交给委员长的文件内容包括：日本控制中国的对外关系(“坚持反共产国际协定”)，控制中国国内的治安权(“合作共同反共”)、控制中国的自然资源(“合作开发经济”)；以及日军驻守中国战略要地，在军事上保证以上诸点之实施。如果中国要作为一个国家继续生存下去，除了抗战外别无其它出路。 　　我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说，当德国大使在那年十二月带着条款来见委员长和蒋夫人时，顽强不屈的夫人由于事先知道了——尽管不是通过官方途径——条款的性质，在迎接时说的话使大使大吃一惊：“哎呀，陶德曼先生，你给我们带来了幸运!今天下午我们击落了四架日本飞机!” 　　大使被这种接待方式搞得有点措手不及；他一面把文件交给她(外文的文件都是由她念给委员长听)，一面说：“我只是转交，不加评论。” 　　“我可也是这样想的，”夫人说着，一边把文件推向一旁，似乎不屑一顾。接着，她笑容满面、亲昵地问：“陶德曼先生，你那几个非常可爱的孩子今天好吗?”这个事件就这样巧妙地结束了。 　　这些和平条款在中国发表以后，中国人民的反应跟蒋夫人差不多。他们不屑一顾地把它扔在一边，开始准备打一场持久战。委员长宣布全面改组军队，并开始到各条战线进行视察。他每到一个战区，就对召集而来的将军们说：“美利坚合众国为争取独立战斗了九年。如果中国要抗战九年才能取得独立，我们必能进行抗战九年。中国的资源比美国多。我们目前打败仗并不奇怪，因为我们的军队是十九世纪式的。我们必须建立支新的军队，使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有了一种新的关系。必须想些办法，让普通士兵也能提出建议和批评，也许可以通过建立某种士兵俱乐部的方式来进行。必须要有统一的纪律，临阵脱逃或者没有充足理由而擅自先退的将领，一律枪毙。我们不仅要把军队组织起来，还必须把全体人民组织起来。我们目前有足够的资金，可以再维持两年，这些钱用完后，我们还可以寻求别的途径。我们必须依靠自己，不应该依赖国外；一旦我们的力量强大了，外国就会来援助我们。”② 　　这些会议上决定的战略，是在过去六个月惨痛的失败经历以及八路军在山西运用运动战取得成功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它包括阵地战同灵活机动的战术相结合。现在不会象在上海那样，再命令英雄营坚守阵地到最后一个人，这些英雄的牺牲代价太大。只有在日本机械化威力还没有使守住这些阵地需要付出很大牺牲时才坚守阵地，但当不值得作出这种牺牲时，就会把阵地破坏后予以放弃，引诱日军深入中国内地。与此同时，游击队不断出击，骚扰敌人交通线，拖住敌人的后腿。这一战略决定了战斗的长期性，最后必将把日本拖垮。日军愈是深入中国内地，他们的交通线就拉得愈长。在内地某个地方，他们将到达一个终点，自那以后，他们就无法再继续前进，而中国军队日益加强的进攻，将把他们消灭在那里。 　　我在汉口时，人们经常对我说：“日本的大炮和飞机可以把我们任何一个城市夷为平地或者加以占领，但要想夷平或占领我们所有的城市是绝对办不到的。那几个小小的岛屿想违背我们大家的意愿，把整个中国永久占领，它们还没有那么多人呢。”这段话里包含的战略有赖于中国人民的爱国心和坚忍心。因此，必须动员人民团结起来，把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大规模地改组军队为此作了准备。摇摆不定的山东军阀韩复榘不战而逃，把山东省会拱手让给日军，因而以叛国罪和其他卖国贼一起被处死刑。他的这个北方省就由来自南方的著名的主战派将领白崇禧和李宗仁防守，他们曾经在广西英明地把群众组织起来。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乘坐委员长的专列前往汉口，途中，他们讨论了游击战术。此后不久，群众动员部(一种战时的民间组织)那位保守的部长被精明能干的陈诚将军所替换，他曾在一九三四年最后把共产党军队赶出江西。同样那些共产党人在汉口的首席代表周恩来被任命为副部长。这样，通过这些大胆的做法，团结就牢固地建立起来了。 　　从南方的广州到西北的甘肃，在中国一切非沦陷区内，建设事业迅猛发展。华南长沙以西的铁路迅速修到西南地区被山隔绝的贵州省；直到不久以前，那儿的人们连带轮子的手推车都从未见过。此外，还做了准备工作，要把铁路继续向西南延伸到法属印度支那，同海洋连接起来。战争爆发后的头六个月里公路修建的速度是战前十年和平时期的四倍。修建公路不仅是为了国内的交通，而且是为了把中国的内地同欧洲和外部世界连接起来。其中有两条“万里公路”(三千英里)最为壮观：一条向西南通往缅甸，另一条向西北通往俄罗斯的土耳其斯坦。甚至在没有现代化设备的情况下，中国劳工的干劲和速度，在武汉机场的改建中，惊人地显示出来了。新的轰炸机需要一条很长的新跑道。美国工程师说，用美国机械来修建需要一个月时间。四万名中国苦力，在没有重型机械的情况下，只用了十天就建好了。他们在那些并非必需硬路面公路的地方把路面挖起来，再铺在机场上作为跑道。一位朋友对我说：“我在下午二时从格里菲思—琼斯教会学校来到城里，下午七时我回去时，我来时经过的公路都不见了。他们把公路整个地搬到机场里去了。”世世代代以来，中国人曾建造过大坝、长城和大运河，他们靠的是把广大人民组织起来进行劳动，而不是现代化的设备。 　　内地各省都注意来年的粮食供应问题。中央政府禁止种植可提炼鸦片的罂薁，并命令改种粮食作物。用于酿酒的糯米种植面积减少，以增加食用大米的种植面积。在我访问期间，湖南的银行为农业发放信贷六百万元(中国币)，用于改良种子、购买化肥和兴修水利工程。四川也为此拨款一千万。广州市长邀我共进午餐，吃的主食是白薯——味道很好，但那是穷人吃的。他向我解释：“我们向全省颁布了一道政令，一个月内有三天不吃米饭。明年我们将生产足够的大米，但今年大米不够吃。我们只要还有其他品种的粮食，就决不应该从国外进口大米。” 　　在我访问期间，农业部派出了两批勘察队，在甘肃和四川调查矿产资源，找到了很多对军事工业有用的矿产。据说，还发现了有开发价值的油田。由于影响战争前途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缺乏汽油，因此，内地的公共汽车都接到命令烧木炭。富有创造力的中国人制造了一种烧木炭的附属装置来开动汽车。这种装置炭灰很多，要经常清除；对这个问题，他们早已开始着手解决。 　　我认识的一位年轻的中国工程师。他是匹兹堡大学的毕业生。他把他亲自培养的四十名炼钢技术人员全部带出南京。“精确、准时，同美国人完全一样。”他正准备去新加坡，用政府的资金进口并装配一家“流动钢铁厂”。他解释说，大型钢铁厂需要大铁矿和现代化运输工具，可是他打算建立的那种小型钢厂，最多只需五万美元金币，如果复制的话，化钱更少。这种钢厂将建在边远地区分散的小铁矿附近，离日军很远，日本轰炸机到不了；规模又很小，无论怎么轰炸，影响都不大。每家钢厂每天出钢三十吨，还可以哪儿最需要，就搬到哪儿去。 　　甚至数百万仓皇逃离战区、踏上混乱不堪的长途跋涉的难民，也开始被纳入中国的有组织的生活中。在初期难民蜂拥而入的冲击下已耗尽粮食和医药用品的汉口市，正忙于用船把难民运往农村，在那里，每天用一个半美分就可以让他们吃到饭。与此同时，男青年会和女青年会开设了难民营；他们教难民念书，努力为他们找工作。事实上，所有外国教会机构也都在这样做。过去的中华同乡会——临时居住在外省的同乡人的组织——在照顾来自他们家乡的难民方面起了有益的作用。这些组织在前几天曾被看作是反动势力，因为他们在幕后操纵同乡人，危及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团结。他们互相竞争，努力办好难民营，以争取评上优秀难民营的光荣称号。难民营不仅提供食物，而且开设了理发店、医务室、阅览室和娱乐场所。各种各样的机构组织难民利用空闲时间做些有益于国家的事，比如建造防空洞，做担架，等等。 　　上述这些仅仅是一九三八年头几个月在中国内地正在进行着的巨大的组织工作的一些实例。与经济发展并行不悖的，是文化上的大提高。过去，一半以上的高等院校都设在北平、天津和上海地区；由于这些院校在战争中遭到破坏或被迫关闭，教育就迁入内地。许多遭到破坏的院校联合起来，在西安和长沙办起了两所“联合大学”。其他一些院校整个地迁走了；天津的南开大学和南京的中央大学搬到新都重庆。遥远地区的人民欢天喜地地迎接著名的北平教授。在中国四千年历史中，内地的儿女们从未享有过现在这样的受教育的机会。由于战争的需要以及跟内地实际情况的结合，教育本身也开始变得更为实际。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学习架设浮桥，建造防弹掩体和混凝土碉堡。社会科学的学生学习如何把农民组织起来。 　　中国依靠她辽阔的领土资源和自觉为保卫家园而斗争的人民的人力资源，来对付日本现代化武器的优势。政府开始对内地人民规定工作方针，把他们鼓动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去赢得胜利。这样鼓动起来，组织和武装起来的人民不仅将在战争中表现自己的意志，并将在以后的和平时期，在重建国家和行政管理体制中表现自己的意志。要认识新中国，不仅要看汉口。一月初，我获得机会乘坐阎锡山将军的专车前往山西，去见早已闻名的西北战士。 　　① 中国在日内瓦国际劳工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纽约时报》，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二日。——作者注 　　② 彭德怀参加了洛阳会议，他向我复述了这些话。——作者注 　　 斯特朗文集（3）/（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傅丰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