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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同八路军在一起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傅丰豪等

在山西北部某地，在地图上没有标出的几个村子里，我找到了八路军。我们坐着一辆由旧的福特牌运货车改装成的汽车，在狂风卷起的漫天尘埃中，沿着坎坷不平的道路缓缓前进。由于这个冬天还没有下过雪，风沙始终没有减少。我们来到一座用树枝和稻草搭成的桥梁前，桥下是湍急的河水，桥柱给冲得直摇晃。我们的汽车作了一次过桥的尝试，农民们在旁边提心吊胆地看着，不断地大声发出警告。我们最后还是驶了过去。接着，汽车冲上多石的山坡，把车下的大石头压得嘎嘎直响。我们穿过几条极窄的山谷，黄土的山壁居然擦着了汽车的车顶。我们不知不觉地来到一个风雨剥蚀的、用泥土建成的村子。在我们看来，它和别的村子毫无两样，但是我们的司机却用一连串的喇叭声同它打起了招呼。 　　身穿蓝色衣服的男人、妇女和孩子，莽莽撞撞地从土屋中向我们跑来。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满身尘土，穿着灰蓝色的衣服，很象一个朴实的农民。他俯身隔着司机同我握手，一边用不标准的德语同我打着招呼。朱德!赤色的美德!一个传奇式的英雄。人们说他能从四面八方遥望百里；他轻轻一摇扇子，敌人立即东逃西窜；他能搅起狂风；他死而复生!是的，是他，这个和蔼、朴素、看上去象农民一样的人。他一点也没有架子，和农民们一起在漫天灰尘中跑出来迎接一个刚刚抵达的外国朋友。 　　八路军所有的将军都在那里。我真走运。我抵达时这里正在举行一次军事会议，师长们都从山西北部各地赶来了。粗壮的贺龙，看上去更象一个身体结实，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神情的游击队将军。他身穿灰布棉衣，袖子上用别针别着一块旧臂章，写着“一二○师”几个字。他是步行四天，再坐了两天卡车赶来参加会议的。刘伯承具有学者风度，戴着一副眼镜，举止彬彬有礼，他走的路程更远，他指挥的那个师正在联结太原和(北)平—汉(口)线的铁路以南一带活动，这一地区在东面，距离这里有十天的路程。林彪是其中一名最年轻的将军，他的外表看上去象一名怕羞的学生。他驻守着山西东北部五台山的一大片地区，距离这里有二星期的路程。这个地区斗争最艰苦，四周被日军占领的铁路线包围着。(我访问以后，林彪负了伤。) 　　同其他中国将军一样，八路军指挥员的军事生涯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朱德在世界大战期间是云南的一名军官。后来留学德国。他参加了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那次远征建立了中国现在的政府。后来，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夺取汕头的战斗以及组建红军的工作。现任八路军副军长的彭德怀，在十年前的北伐战争中是一名团长。那时候贺龙统率着两万来人。刘伯承在一九二七年参加国民党军队时已经是一个素负盛名的四川将军；那时候，林彪刚从黄埔军校毕业，北伐时率领一个连队。从那以后，他们都已在红军中有了十年的经历。 　　十年前，他们每个人都在政府军中身居要职，但是他们放弃了这些职位，变成进行非法活动的人、起义的领导者和被压迫农民的战士。他们中的任何人，在过去十年的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背叛他的信仰而重新获得高官厚禄；然而谁也没有这样做。他们全都过着艰苦的生活，每个人都受到悬赏通缉，但却依然幸存。他们现在仍然过着艰苦的生活，并在政府军队中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同日本人作战。 　　“在这个战场上，你们是在政府统一领导下作战呢，还是作为政府的盟友战斗的?”我问朱德。 　　他回答说：“我们是蒋介石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下的一支正规的政府军队，作为第二战区的一部分，我们的顶头上司是阎锡山司令长官。我们通过他的指挥部同本省的其它部队——中央军和地方军——发生工作关系。我们既能进行阵地战，也能进行运动战。目前我们是在日本人的后方用轻型武器作战，因此，在这个战场上我们采用了运动战的战术。我们相信，拯救中国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华北开展运动战的部队身上——不仅包括我们自己的部队，也包括在我们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农民志愿军。正是这些部队阻止了日本，使之不能巩固其战果，无法把华北变成进攻中国南部的经济和军事基地。” 　　我在八路军司令部住了十天，同他们一起吃饭，并经常同士兵和指挥员谈话。他们给我在当地一个村民家中找了个房间。这间房间不象临汾的面粉作坊那样华而不实。我睡觉的炕占去了它四分之三的面积，剩下的地方，摆了一只金属火盆，盆里放着冒烟的木炭，室内温度达到华氏四十度左右。上午九、十点钟开饭，这里没有阎将军款待时那些丰盛的正餐，也没有热酒。在一间三面是墙，一面直通严寒的露天的小屋子里，地上放着一只五加仑的大煤油桶，里面装着大米饭，这种桶既可以用来作炊具，也可以用来装饭。不远处，摆着两只并在一起的桌子，上面放着一大碗蔬菜或萝卜，此外还有一大壶淡而无味的茶。我们吃饭时很随便，有的站着，有的坐在摆得东一只西一只的小板凳上。下午三四点钟，开第二顿饭，这次大米饭换成麦面馒头。参加军事会议的五位将军每天吃的就是这样两顿简单的饭菜。 　　那几顿早饭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结实、威武的贺龙神气十足地走来走去，嘴上露着若无其事的笑容；有学者风度的、戴着眼镜的刘将军弯着腰从大煤油桶里添饭；和蔼可亲的朱德，嘴上露着斯文、好客的微笑，耷拉着肩膀，从从容容地坐在那儿，双脚搁在桌子下的横档上，为的是使脚能不碰到冰冷的石头地。就在这里，我上了一堂游击战术课，听到了闻名的英雄事迹，并了解到使一支军队始终和它为之战斗的人民保持亲密关系的方法。也就是在这里，我渐渐地认识到并喜欢上这支军队的特点——中国军队中罕见的，也是世界任何地方所罕见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使这支军队获得了力量和声望。 　　我首先要讲的是，这支军队的领导人的朴素和直率，以及他们对“架子”的漠不关心。别的中国将军，有谁会这样不拘礼节地跑来迎接我的汽车，或者用这样的粗茶淡饭来招待我?其次，我要谈谈真诚和廉洁。有一个事实很说明问题：为了扩大他们的队伍，指挥员和士兵都削减了他们的薪金和口粮。在我访问期间，政府送来了四万五千人的给养和薪金，但是，他们通过与新入伍的士兵共同分享这些给养，使当时部队的人数增加了将近一倍。象贺龙这样的师长，每月的工资为中国币五元，朱德为六元。折合成美金连两个美元都下到，只抵得上其他中国指挥官通常工资的一个少得可笑的零头。 　　在和他们朝夕相处的十天中，我还注意到了他们间深厚的同志情谊。他们之间不存在内部倾轧，没有吵架，也没有粗暴的行为；但是，这仅仅是从事情的消极方面来说。我还记得战士们在谈到他们的指挥官的时候，脸上流露出来的喜悦神色。我注意到他们用担架抬上他们的伤员，进行长途跋涉的情景。哪一支军队会如此关心普通的士兵?对八路军来说，每个普通士兵都是宝贵的；不仅他的生命，而且他的主动精神都是宝贵的。这些领导人的特点中，给我那个从汉口来的译员——他具有同中国将军的相处的广泛经验——印象最深的是，完全不存在官僚主义，上下级之间的友情，以及从等级最低的士兵到最高级的指挥员所发挥的主动精神。 　　我的译员说：“过去我从未见过把下属训练成和他们一样出色的军人的将军。通常将领不在的时候，他的下属就会一筹莫展。但是看看朱德——你看不到他在下命令，几乎看不出他是在指挥一个军。他总有时间同农民、外国记者和普通士兵谈话；他有大量时间，他看上去一点也不“专横”。他们隔了一些时候，总要开一个会议，散会后，各人都主动去做全体决定了的事情”。在运动战中，发辉主动精神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部队必须化成小组分散活动，而同时又要在一个广大的区域内协调行动。 　　朱德谦虚地对我说：“游击战并不是个新事物，美国抗英的独立战争曾广泛运用过它；法国革命时期，人民曾用它来对付国民自卫军；俄国人民在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抵御外来干涉的战争中也曾经开展过极其广泛的游击战。这是一个严阵以待的国家和人民，用来对付拥有优势军事装备的敌人的一种战术。我在德国学到的东西使我相信，德国的模式对中国来说，过分复杂，过分机械；不能灵活改变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因此我更多地研究了运动战的方法。我从中国的古典作品中，尤其是一千多年以前写的古代小说《三国志》中找到了我的最好的教科书。 　　经常以前线指挥员的身份参加战斗的彭德怀接着说：“游击战在军事上的运用是为了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切断交通线，吃掉他们的掉队人员。尽管八路军主要以游击战方式进行战斗，但它并不完全是一支游击武装。平型关战役那样规模的战斗当然不能被称为是游击战。由于我们的军事装备非常少，所以我们就利用熟悉的地形以及和人民密切的联系这些条件，在这些方面我们胜过日本人。为了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需要获得农村广大人民的信任，其次是我们每个普通士兵的高度的主观能动性和高度的觉悟。由于我们没有飞机，没有野战炮，没有摩托化部队，我们只有手榴弹、步枪、几门迫击炮和几挺机关枪，所以我们在制订战术时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所拥有的这类武器。同样，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制订她的战术时，也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她所拥有的一切。 　　“从战略的观点来看，这场战争从总体上来说必须是持久战。但是具体的战斗应该是速决战。持久战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利的，因为日本是在我们的领土上作战，四面楚歌，因而士气低落，运输困难。对我们来说，情况恰恰相反，因为敌人入侵这一事实，唤起人民起来进行自卫。‘人民反抗压迫的自卫行动’——这就是用来概括总结游击战的一句话。这种战斗的政治方面比军事方面更加重要。因此我们派了政治干部而不是军事干部去组织人民。他们激励人民起来反抗日本人，阻止他们组织傀儡政府、征收税赋和抢夺财产，并且抵制日货。这种不合作态度的目的在于不让日本人建立一个立足点。 　　“速战速决地解决每一次战斗，好处在于，敌人无法利用其优良装备的有利条件。我们闪电般地迅速发起攻击，并同样迅速地撤离，因此敌人几乎没有准备，他们的飞机，大炮和坦克对他们几乎毫无用处。我们进行每一次战斗都必须有胜利的把握，因为我们没有可以依靠的后备部队，因此除非我们知道怎样摆脱敌人，否则就会被全部消灭。所以，只有当敌人处于不利地位时，我们才同他们交战；我们既进攻小股敌人，也进攻敌人交通线上的薄弱环节，或者部署得很糟的大部队。我们经常主动对敌人发动突然袭击。进行这种类型的战斗，我们只需要很少的弹药，而敌人需要的弹药则很多。但是游击武装不可能取得任何战争的最后胜利，它们的作用是提高人民的士气，并通过在一场持久战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来帮助正规军。” 　　八路军采用这种战术，已经在四个省的部分地区连续战斗了五个月。在此期间，他们进行了五次大的战斗和数百次小规模战斗。在我访问期间，没有一天无线电台不收到他们广阔的作战区各地发来的有关这些小规模战斗的战报。下面是几个典型的战役： 　　一月八日，日军卡车百辆从A地南下，遭我W分队伏击，打死打伤敌军多名，击毁卡车十六辆，烧毁十五辆，俘虏敌军三名，缴获步枪五支，弹药若干。 　　同日，林彪部队的一支分队再次炸毁C地附近的铁路桥，并烧毁堆放在附近的全部修建材料。 　　同日，林彪部队另一个小组占领日本控制的煤矿，击溃卫兵数十名，缴获无线电发报机一台。 　　一月十日，日军卡车九十辆于娘子关南遭我伏击，击毁十七辆，烧毁八辆，缴获无线电发报机一台，步枪五支，打死敌中队长一名，军曹一名、士兵四十人。 　　同日，贺龙部队与日军二百人遭遇，打死打伤敌人三十余名，我方伤亡十人。 　　一月十一日，日军六百名企图在井陉附近发动进攻，为我侦悉，设伏于敌必经之途的悬崖上，用手榴弹杀死杀伤敌人七十人，我方伤亡十人。 　　这是我访问期间收到的，三天的小规模战斗的战役。这只是一些小小的接触，谈不上是正规战斗。但是，五个月以来，这种小接触一直没有停止过，八路军用这种方法使日本人无法利用他们在山西的胜利，他们拆毁了六十五英里铁轨，使日军无法使用太原以北的铁路。他们从敌人手中夺回了约三十座县城，并恢复了地方政府。在头两个月的战斗中，他们缴获了三千多支步枪，二百多挺轻机枪，一千多匹战马，数以千计的军服和大衣以及大批弹药，并击毁一千余辆运输卡车，八十辆装甲车和三十辆坦克。他们是经常使敌人遭受比自己更大伤亡的唯一的中国军队。 　　由于我住在司令部，所以能够看到他们每天的训练课程，这些课程培养了士兵的主动精神和战斗力，使他们能够取得上述的成果。军事训练只是训练课程的一个部分，此外还包括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与大多数中国农民一样，大部分新入伍的士兵都是文盲。但是入伍后立即有人教他们读书和写字。每天的作息时间为：六点半起床，七点半出操，九点半吃早饭，十点政治训练，十二点军事训练，下午两点文化教育，四点半吃晚饭，接着是游戏、集会和唱歌，直至九或十点睡觉。每项教育进行两个小时，往往第一小时上课，第二小时讨论，学习或休息。睡觉的时间相当长，这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口粮的严重不足。饭是小米饭或馒头加一些蔬菜，但是一天只有两顿。 　　隔过几座小山，在距离朱德的司令部所在的村子约一英里远的地方，有一个类似的村子，驻着八路军的政治部，所有教育工作以及军队同当地人民的联系全部由它组织。下设五个处：组织、教育、民运、敌工和锄奸。组织处帮助挑选适于担任军队中中下级的军官，以及适于在农民中做政治工作的人员。每个连队有一名政治指导员，负责连队的教育，并随时注意通过训练选拔具有培养前途的士兵。军事指挥员由上一级指挥员任命，但须征求政治部门的意见。 　　教育处不仅负责培训干部和对军队进行必要的教育，而且还组织俱乐部和各种在自愿基础上进行的教育活动。甚至在行军途中，或者战斗以前，仍在进行某种方式的教育性训练。这个处的处长说：“如果我们只行军十英里或十五英里，我们仍然能够上一堂短课，如果我们行军二十英里或三十英里，当天我们就不上课，但是各连的政治指导员，利用休息和吃午饭时间带领大家唱歌和讨论时事。在战斗以前，指挥员和政治指导员先召集干部开会，介绍这次战斗的目的和意义；然后军事干部和基层政工人员就在士兵会议上把情况向大家说清楚。在平型关进行的那次伟大战斗的计划，是林彪在战斗前一天告诉全体士兵的。在大多数国家的军队里，士兵都是不知道他们要往何处去以及为什么要去。在我们的军队里，为了在军事上保密，有些细节也是密而不宣的，然而每个士兵都知道未来战斗的意义和大体的行动计划，并必须准备在情况紧急时主动采取行动”。 　　对士兵进行的许多宣传鼓动，都归纳成几条便于记忆的简单明了的原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抗日十大纲领”。自从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后，它们的内容已经有了变化。三大纪律的第一条——行动听指挥——保留了下来，但是“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成了“不拿中国人民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成了“执行抗日十大纲领”。“八项注意”包括了一些如何正确对待老百姓的、简单而朴素的规定，例如“离开以前要打扫干净……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买卖公平(过去的军队，习惯于拿东西不付钱或付半价)……说话和气……不搜俘虏的腰包……不随地大小便”。为了保障军队的安全，甚至对伤员和垂危人员的行动也作了安排。在短短几分钟的战前动员中，政治指导员告诉大家，“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唉声叹气”。 　　一天晚上，将军们正在举行一次军事会议，我把三个普通士兵——年轻的警卫员——叫到一起。他们有个额外的工作，就是给我送柴火和热水。我挨个问他们，什么时候为什么参军。其中一个是江西人，穷苦佃农的儿子，一九三一年十七岁时就参加了红军，他说：“为了爱国；而且我父母也同意我参军。”第二个是船工的儿子，也是十七岁在江西参军的，“因为我想把中国人民从日本人手中解救出来”。第三个不到三十岁，当过木匠，南方人，参军时家里留下了妻子和儿子。他说：“他们有时给我写信。我父亲是石匠，他会照料他们。我的岗位在这儿。等到我们战争胜利了，我们就会有一个强大的国家，那时候有的是回家团聚的机会；倘若我们打败了，我们谁也没有回家的机会”。 　　这个年龄大一些的年轻人十分明确地向我解释说：“日本的计划早在他并吞台湾和朝鲜时就开始了。他们一占领满洲，我就知道他们下一步棋想占领中国，然后进攻苏联。因此我们不得不决定，中国是要作为一个国家存在呢，还是遭受日本奴役。我决心在救国事业中贡献我的一份力量。那时我还不识字，我是从学生们在国耻日发表的演讲中知道了这一切。自那以后，我在红军部队里学会了识字”。他告诉我，中国的形势光明多了，“过去，大家都以为日本是不可战胜的，现在，经过几个月的抗战，整个中国军队的情况改善了，对自己取得胜利的能力也有了信心。人民开始以各种方式来帮助政府同日本作战。”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个质朴的船工的儿子。我也曾问他：“现在情况好些了吗?” 　　“是的”，他回答。整个脸庞容光焕发，好象在他的身体内部点上了一盏灯。 　　“为什么好些了”?我进一步问。我的翻译——一名从汉口来的新闻记者——开始向我解释说，当一名政府军的士兵，每月可以领两个美元，这当然比当一名半饥不饱的“共匪”要好些。我坚持要他把我提的问题翻译给这个孩子听。 　　“现在好些了，”船工的儿子回答说，脸上依然闪耀着红光，“因为那时候，政府是反对我们的，而现在，我们全在一起了，中国统一了”。 　　 斯特朗文集（3）/（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傅丰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