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 全文图书 > 斯特朗文集3

十三、军队和人民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傅丰豪等

距离朱德的司令部所在的村子约两三英里远的地方，另外有一个村子，驻着林彪的一个连队在休整和补充兵员。这个连队经过几场恶战，一百名士兵中，在平型关损失了三十人，在广阳损失了二十人。现在这些损失已由一百二十名新兵所补足。他们全是山西的青年农民，目前正在接受训练。其中有一个青年就是这个村子里的人，他是在几个月前，部队开赴前线途中参军的。现在他正在向家里人讲述他参加过的许多次战斗的情况。他告诉我们，他很高兴见到他的父亲，特别感到高兴的是，有几个邻居自愿同他一起到前线去。 　　我挨门逐户地走，战士们分组住在里面，每间房要住六个人或十二个人。室内十分整洁，墙上挂着水壶，步枪架成一个个尖塔形整齐地排列着，叠好的被子端端正正地放在炕上。因为许多士兵没有被子，所以村民们就借给他们六十条，等将来他们供应好转时再归还。在一座高大的屋子里，有两间房间被用来作“抗日俱乐部”，里面摆满了粗制的长凳，其中有些仅仅是两头撑起来的一段段木头而已。屋子里装饰着五颜六色的彩纸，墙上贴着标语，气氛很活跃。有一条标语写着：“为中国的自由而战”。墙上还有一些图片，说明怎样保养步枪，怎样进行埋伏等。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标出中国哪些地区已经沦陷，什么时候沦陷的。在一个小小的讲台的上方，挂着孙中山、蒋介石和列宁的画像。陪同我参观的那位政治指导员正在考虑，是否要把列宁的像拿走，因为这不是一个共产党人的俱乐部；或者，让它保留着，以显示对统一战线的尊重。 　　俱乐部的一端有个小小的“博物馆”，收集了从日本人那儿缴获的各种战利品，包括旗帜、笔记本和明信片，甚至还有一张古老的俄国沙皇时代的一百卢布钞票。许多士兵穿着缴来的日本军装。士兵们东一群西一群地聚集在俱东部外面的一个大院子里，有的坐在长凳上、在阳光下看书，有的在用枪练习瞄准，另一些人在玩一种简单的球类游戏。有两名士兵用一排砖作网打乒乓球。另外两名在下棋，一个老农，满口无牙，正站着观棋，露出和祥的笑脸。很明显，这些青年士兵已使他们自己成了农村生活的一个受人欢迎的组成部分。他们不仅代表战争，也代表了新的游戏，新的教育以及同外部世界的新的接触。 　　村里的农民微笑着告诉我，这是一支好军队，他们希望它能留在这里。军队在村里举行了一次新年聚会，邀请每家推一名代表去吃晚饭。村长也回请了连队军官们吃饭。士兵们与当地的“自卫组织”亲如兄弟，帮助他们进行军事训练，并向他们提供有关战争的情况。当我问一群士兵，日本人打得怎样时，他们都咧开嘴愉快地笑了。“他们有精良的武器，有大炮和飞机，步兵虽然训练有素，但也不见得怎么好。我们中国人在进攻时更加坚强有力”。他们还告诉我，这些山西的新兵刚参军时只有五分之一的人识字，但现在已有五分之二的人能看报了，而且他们全都在学习。他们是在几个月的战争中学会的。 　　我走进一座房屋，它的拱形的砖瓦顶以及宽敞的房间清楚地表明，它的主人相当富裕。有些房间里住着军队，其余的仍由这一家子居住。房内摆满了漂亮的、擦得亮光光的衣箱——红漆的底子，配着黄铜的装饰，或者用油漆画着古怪的图案。整洁的炕席，一叠叠暖和的棉被，以及用窗纸糊的窗户上镶的四小块玻璃，都显示出这一家的富有。当我们走进内室时，一个妇女正在一只铜盆里洗孩子的衣服，另外两个妇女和几个婴儿正舒舒服服地在炕上休息。这一家的家长告诉我：“一九三六年红军在这里的时候，他们一点没有动我的东西，但他们从比我们富裕的邻居那里拿走了食物和钱。那时候，穷人热爱他们。可是现在，人人都热爱他们，因为它们保护我们不受日本人的奴役。”所有的妇女也都连声说：“好，好。”一个小孩抚弄着任政委的手，并且笑了起来。 　　“我们的军队在人民中间，就象鱼儿在海里一样”，八路军的领导人就是这样来说明他们在中国农村中的活动。军队同人民紧密相连，是人民的军队。此外，它还努力发动群众并把群众组织起来进行自卫。它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它所使用的方法已成了所有其他中国军队的楷模。八路军驻汉口代表周恩来于一九三八年二月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民众动员部”副部长。因此，用一定笔墨来叙述一下这种方法是有益的。 　　我和负责这方面工作的任弼时政委进行过多次谈话，有一次他说：“我们的军队十分重视发动群众的工作，只有人民参加抗日，我们才能胜利。旧的力量无法打败日本，我们必须解放新的力量。首先，我们把日寇在占领区内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讲给人民群众听，用这种方法把他们发动起来。然后，我们把群众组织起来，一面抗击日寇，一面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条件。人民组织起来既是胜利的保证，又是战争结束后民主的保证。 　　“日本当然也有他们的那一套宣传方法。他们中间有些人说，‘我们是中国人，现在回到老家，是为了把你们从罪恶的政府手中，尤其是从八路军手中解救出来’。他们也利用汉奸散布失败主义，说什么‘我们太弱了，打不过日本’，或者派汉奸渗入各种宗教组织，叫嚷什么‘让我们逆来顺受，求菩萨救命吧!’。他们把海洛英和吗啡大量倾销到华北各地，使人民堕落；多年来，他们一直在通过冀东的傀儡政府进行这一勾当，因此，虽然阎省督在禁止抽鸦片方面曾经取得成功，但现在山西也受了这些烈性毒品的祸害。当村民们被战争搞得无家可归的时候，日本人就设法用食物和军火来收买他们，组成受日本人领导的游击队。我们的许多村庄常常是被穿着中国军队服装的日本人，或者是在日本人强迫下的满洲的中国人烧掉的。日本人就是企图利用这些方法在中国人之间制造分裂和散布失败主义。” 　　任接着说：“但是，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组织者去向人民讲清形势，就可以很容易把人民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甚至由日本人武装起来的游击队也经常携带着新式装备来向我们投诚。日本人的暴行是我们最好的宣传材料，他们在崞县屠杀了两千多名中国老百姓，在宁武杀了一千多人；他们在乃文县(译音)把县政府的官员活活烧死，并杀了六百多人。他们把平型关附近七个村子的人杀得一个不剩，说他们都是苏联人的奸细。在整个山西北部，他们把占领区内的房子几乎烧掉了一半。他们随便朝镇上开枪，不仅在战斗时如此疯狂，即使占领以后也是如此，甚至杀害两三岁的孩子。 　　“强奸和强迫卖淫十分普遍。他们把许多中国妇女从这一地区弄走，供日本士兵糟蹋。仅朔县一地，他们就弄走了三千多名妇女，送往他们的兵营。对于那些试图保护本村妇女的当地村民，他们的做法尤其残忍。例如，有三个日本兵闯到岚城附近的一个大村子，强奸了一个农民的妻子、妹妹和弟媳，这个农民叫醒了邻居们，把这三个士兵杀了。为了报复，日本人派出一支大部队，把村里的人全部杀光，并把整个村子烧光。他们用一个钩子穿过那个杀了三名士兵的农民的身体并挂在树上，活活地开了膛。此后不久，我军来到这一地区，在这个被烧毁的村庄的废墟上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从附近四周的村子里吸收了大批农民入伍，组成了一支几千人的抗日队伍。” 　　人民发动起来以后，被组成民众团体或战斗小组。这项工作由军队的政治部所属的“民运”处来完成。它同当地军政官员进行联系并根据情况组织农会、工会、学生会、教师组织、自卫团和农民战斗小组。它最终还将组织专门的妇女组织。但是山西的农村妇女一向是落后的——甚至缠足的陋俗改变得也很缓慢——至今她们只是参加在别的组织中活动。人民通过所有这些组织，反对汉奸，向军队提供紧急援助，并且设法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条件。 　　向军队提供援助，是以两种方式进行的：通过人民自卫团和农民战斗队。人民自卫团由身体健康，不拿武器的男子和妇女组成，他们象在和平时期一样，仍然做他们的日常工作，但是还另外开展一些活动。他们在道路上巡逻，盘查陌生人，当通讯员传送情报，帮助照料伤员，有时还用担架把他们转移到有两个星期路程那么远的地方去。当日本人接近他们村子的时候，他们就坚壁清野，很快地把妇女和小孩转移到山里去，并且把侵略者必经之地的道路和桥梁破坏掉。 　　农民战斗队由已获得武器的男人组成，虽然有的时候，几个人才有一支步枪。他们割断电话线，进攻火车站，并且袭击小股日军，从他们手中夺取武器。他们从当地人民极其有限的物力中得到一些支援，并希望有朝一日能被补充到正规部队中去。他们是八路军一支巨大的后备力量，八路军给他们派去了领导人，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了人员方面的补充。贺龙曾对我说：“农民们表现了非凡的智慧和组织才能，有一个地方，事先我们根本没有提出过任何建议，他们却自发地派出岗哨，检查陌生人。那些没有步枪的人则造出了非常有效的土武器。有个一百来人的农民战斗组，当初是为了在忻口战役中为部队提供援助而组织起来的，他们擅长于夜间奇袭日本兵营，夺取步枪和弹药，然后经常留下收条。有时候，他们在夺取一个兵营的弹药之后，在山里休整一段时期，然后再来进攻”。 　　任和朱德都相信，中国战争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这些农民组织，因此，任，甚至朱德本人都代表这些组织向我求助。朱德说：“我们不是在为自己寻求援助。我们是政府的正规军，因此，我们没有权力、也不想接受外国的捐助。但是这些农民战斗队生活非常困难，饥寒交迫，有没有可能从美国那里为他们取得一些帮助?他们经常没有外衣或羊皮穿，虽然一件温暖的外衣还不值三个美元。当地村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支援他们，但是村民的生活也是极端贫困，他们的庄稼和房子经常受到破坏，至于医药用品和医生，则完全没有”。 　　组织人民的规模扩大了，生活水平的问题就变得非常重要。军队设法通过由当地政府召开群众大会来减租、减税、减息。任说：“我们想办法不让这些要求提得过高，以致使有钱人破产。因为我们并不想加剧阶级矛盾，而是要减缓它，以利于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有几次，一些自发的农民组织不仅打日本人，而且也同当地的地主展开斗争。这时，我们就要进行解释，只对汉奸地主才应该斗争；对其余的地主，应该加以说服，使他们明确自己在共同事业中的责任。我们团结所有的阶级。我们向有钱人解释，除非人民的负担得到减轻，否则他们就无法继续抗战；而倘若日本人胜利了，那么谁都别想过好日子。我们曾经在许多从日本人手中收复的县里帮助组织地方政府，如果原来的县长是爱国的，我们就恢复他的职务，否则，就从当地最有名望的人士中组织临时政府。只要有时间，我们就举行选举”。 　　我在中国听到了许多极其动人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充分说明了所有阶级是如何团结一致共同对付侵略者的。八路军的一支小部队，把从日军运输队里俘虏到的三十来个来自满洲的中国人，带到了一个村子的群众大会的会场上。当地的农民高呼着：“枪毙汉奸!”军队的政治指导员要这些吓得发抖的满洲人讲讲，他们是怎样会去给日本人做事的。他们说，自己是如何被困在“保护村”里，一个汉奸又如何骗他们说冬天要给他们一个好差使干，引诱他们来到日军运输队。在那里，一天只给吃一顿饭，而且毫无报酬。为了防止他们逃跑，晚上用铁链子把他们的手腕同马腿锁在一起。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被当作人质留在满洲，迫使他们老老实实地卖命。 　　会议结束时，当地一名代表对军代表说，“收下我的房屋、土地和钱财吧!让我和我的两个儿子参加你们的军队吧，因为你们打鬼子打得好。与其象这些人一样过奴隶般的生活，不如战死在沙场。”军队把他的两个儿子作为新兵收留了下来，但表示他们无权接受钱财和土地；他们建议那个地主用它们来帮助当地的自卫组织。会后，政治代表们同这些满洲俘虏进行了谈话，告诉他们现在已经在自己的抗日同胞中间了，他们愿意出力吗?这些衣衫褴楼，两足疼痛的俘虏们哭着举起双手，恳求说：“告诉我们，该怎么干!告诉我们，该怎么干!”他们被组织起来，为伤员抬担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谈到过，她曾看见过他们抬着伤员沿着崎岖难行的小道前进的情景，并对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献身精神作了高度评价。① 　　由于八路军和周围群众紧密相连，它的谍报工作——锄奸工作——无疑做得比任何其他的中国军队都好。任说：“农民替我们保守秘密是非常出色的。我们部队日前所在的村子里的每个人，都会在陌生人面前装得一无所知；相反，如果陌生人来了，他们马上就会把这一情况告诉我们”。甚至连组织严密的日本间谍机关也认为，要打听到八路军的驻地非常困难。因此，当五名重要的将领集中在离前线这样近的一个村子里，举行了一次长达十天的会议，居然连一架日本飞机也没有来光临过，这确实是令人惊奇的。 　　甚至我在山西遇到的外国传教士也对八路军极为友好。他们说：“去年，人人害怕他们；今年，他们到处受人欢迎。”有一个传教士惋惜地告诉我，他最好的福音传道人和教士都放弃他们优厚薪金的职务，去过八路军的艰苦而又危险的生活。这支军队成功地激起一种全心全意的自我牺牲精神，而这是他一直所未能办到的。有一次，朱德带着一群士兵参加了一个天主教堂的礼拜仪式，后来在教区的房子里还谈到了基督教和共产主义的相似之处。他说，这两种人生观都希望它们的信奉者能为集体的利益牺牲个人的愿望，甚至生命，而不要求有任何酬报。他接着说：“你们天主教徒认为，有一个魔鬼在世界上到处作恶，每个人都必须跟它斗争。我们也同意这种观点，而且我们可以把这个魔鬼的名字告诉你们——它就是‘法西斯主义’”。 　　八路军相信，甚至个别日本人的信仰也是可以感化的。他们对于优待敌人的工作可以追溯到红军建军初期。任说道：“一年半以前，我们俘虏了一些张学良的军官，我们对他们以宾相待，甚至优于我们自己的人。我们的款待使他们深为感动，后来他们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于日本人，则需要用新的方法，因为他们甚至连中国话都不懂，而且上级一直对他们说，如果他们被捕，他们会受到严刑拷打，并被处死。因此，他们为了避免被俘而拚死战斗；在平型关战役中，中国人最大的伤亡并不是在实际战斗中，而是在解除俘虏武装的时候造成的，因为他们无法向后者解释他们的宽大政策。这以后，政治部门就训练每个连队的士兵用日语高喊：“缴枪不杀!”从此以后，抓俘虏就比较容易了。他们不仅受到良好的对待，而且根据他们的习惯，让他们吃得比中国士兵好。经过一个阶段的教育之后，他们常被送回日军阵线那边去。人们认为，即使他们重新参加战斗，他们曾受到良好待遇的经历，也将削弱敌人的顽固性。如果他们由于曾同八路军呆在一起，而被日本军官处死，正象经常发生的那样，这也会损伤日本人的士气。 　　任说：“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每个月用在传单上的钱就得几千元。在散发给日本人的传单上写着：‘日本的工人和农民都不会从你们的侵华战争中得到好处。他们只会变得更加贫困，而你们的资本家和军国主义分子则从战争中捞了一把……他们告诉你们，这次战争是为了在东亚制造和平，但是，如果我们的军队在东京做了你们正在这里干的事，在东京会有和平吗’”? 　　在一个一端直通室外严寒的拱形过道里，凭借着一支蜡烛的光线，我对两名日本俘虏进行了采访。他们都穿着中国军服，但是从他们进来时多次弯腰鞠躬这个习惯上，一下子就可以认出是日本人。敌军工作处的一名朝鲜人，先把他们的话译成汉语，随后，我的译员再把它译成英语。烛光照在砍劈而成的屋梁上闪烁不定，多年来，烟把屋梁都熏黑了。我们坐在两只满是灰尘的小桌旁边，一会儿向后退，让桌子底下烧着的炭炉冒出的烟散掉，一会儿向前移动，在炉子上暖一暖脚，或用茶杯暖一暖手。室内光线半暗不明，寒气袭人。室外，天空中缀满了星光，在中国式的呈曲线的屋顶上闪烁，俘虏们用发颤的声音谈起了他们在日本军队中的生活，谈到了那个可怕的时刻，从那时以后，他们就得了再生，不再是一台台机器，而是一个个会思索、具有人性的人。 　　他们说，大多数日本士兵都不想到中国来。也没有人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要他们来，无非是什么“日本人让人给杀了”以及“这是对天皇的义务”。他们日复一日地处于对未来极为无知的境地。“上级只对我们说，准备明天早上八点钟出发；接着，要我们跟着前面的人走”。他们受过严格的战斗训练，除此以外，一无所知。他们只是在中国横行霸道的、强有力的日本战争机器上的零部件。 　　事情发生在一个寒冷的下午，一小股日军在山上两条小溪交叉口被分成三处，正在这时，山上突然飞来步枪子弹，真是“枪林弹雨”。一些士兵跳入路边的一条小沟，等待天黑下来。他们听到了中国军队的军号声。黄昏时，他们朝附近的一个村子匍匐前进，想找个地方隐蔽起来。他们中的一个人突然与三名中国士兵相遇，喉咙旁挨了一刺刀，后来乘天黑逃走，躲在一座谷仓里。他痛苦难熬，精疲力尽，以为无论如何要完蛋了，于是，他就用自己的刀割喉咙，想一死了事。 　　当他恢复知觉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上身赤裸，周围都是中国士兵，其中一名士兵正在包扎他的伤口。另外一名士兵给他看一张纸，上面写着，要将他送往医院。日语口语虽与汉语不同，但书写文字是借用汉字的。从那以后，他躺在担架上，一连几天被人抬着。“一路上，我都碰到了友好的士兵和军官，他们待我都很好，我比任何一名中国士兵都吃得好，穿得好。一名政治工作者每天都同我交谈，他向我解释了我从未听说的有关战争的事情，我看清了过去我是怎样象一个工具那样，毫无目的地在战斗。现在我认识到为什么中国人一定要抵抗我们的军队，我打算回去后把这一切告诉我国人民。我怀疑地问，这样做难道没有危险?他回答说，这样做当然有危险，但他要在精心计划和周密准备以后才走。 　　在人民中间进行组织工作，需要数千名政治上受过训练的领导人。八路军在临汾附近建有一所学校，有六百名学员，其中一百名是妇女。他们中有些人将从事于简单的群众组织工作，其余的将执行比较复杂些的游击战任务。但是，并不因此就要求学员们毕业后一定得为八路军工作。有许多人是从别的中国军队派来专门学习八路军战术的。中国许多地方的其他学校和大学，正开始训练类似的领导人。 　　蒋介石委员长曾经号召中国所有沦陷区的人民扩大类似的武装抵抗。“全中国人民起来斗争的时刻到了，因为这是他们能够拯救自己和国家的唯一出路。让那些从日本人占领区逃跑出来的人们回到他们的老家去，在那里组织小分队，消灭敌人的占领军。作为军队的总司令，我将对这些小分队和正规军的部队一视同仁。” 　　离开山西以前，我在临汾参观了李教授办的大学的入学考试。学生们都住在当地一所中学的学生宿舍里——那所中学的学生都被战争吓跑了。考试是在一个露天阅兵场举行的。场外附近的水塘里还结着冰，但是学生们向我解释说，在太阳底下比在他们没有烤火设备的屋子里暖和。他们在压得坚实的泥土地上一长排一长排地坐着，相互间隔十英尺。每个人领一份考卷，上面有五十道题，要在两个小时内答完。“社会的定义……国家的定义……民族……资本主义的定义……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民族革命的定义……民族主义……社会革命……”对正在学习如何把遭受战争创伤的山西人民组织起来的学生们来说，这些问题都是必须了解的。 　　我站在阅兵场的冻土上，有正月天气的阳光照着，临汾古老的参差不齐的城墙，象有齿的齿轮一样，在远方曚昽的群山衬托下，更为显明。我遇到一位最近刚从北平来的哲学教授，他现在穿着一身用廉价灰布做的士兵服装。很久以前，他曾在德国留学四年，于是我们就用德语交谈起来。 　　“你在这里怎样运用你的哲学呢?”我挑战似地问，“这儿的工作是向农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教士兵读书写字。在这方面哲学有什么用?” 　　“战争与革命的哲学是存在的，”他回答。因此，我又说：“好吧，那么战争的哲学是什么呢?” 　　“有进步的战争和倒退的战争，”他告诉我，“这场战争对中国来说，是一场进步的战争。它将粉碎几千年以来的社会形态，因为这些社会形态经不起战争的冲击。它将解放新的力量。中国的解放也将有益于整个世界。” 　　① 《中国进行反击》。——作者注 　　 斯特朗文集（3）/（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傅丰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