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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中国的戏剧投入战争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傅丰豪等

我在中国所看的最好的戏是在八路军司令部驻地附近的一个露天的乡村剧场里演出的。为了庆祝军事会议的结束和招待两位从汉口来的客人。——李公朴教授和我——朱德召集附近驻军的士兵们开了这个会。这天晚上，军队指挥员和客人互相简短致词以后，就开始演戏。有两个剧团参加演出：一群在各个战场上巡回演出的上海演员和由著名女作家丁玲组织的、八路军自己的剧团。 　　下午五时，灰褐色村庄上空一轮暗淡无光的太阳开始落山。三个月的严寒天气并没有减弱这个村子的活力。空中一点儿风丝也没有，令人窒息的华北风沙已经平静下来。只有几百双脚在走向村庙时扬起一阵薄薄的尘雾，尘埃高高地升起，然后又徐徐地沉落下来，在落日的那一边形成一片阴霾。晚霞的余辉映射在庙宇庭院四周高高的成曲形的屋顶上，五光十色，闪闪发亮。庭院里，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七八百名前来开会的人。几个胆子大些的不拘礼节的人坐在屋顶上。唯一的座位就是戏台前面的一条长凳，上面坐着朱德、八路军的将领们以及应邀前来的客人。 　　戏台占去了庙宇庭院的整整一边，它是一间形状象方盒的房子，面朝观众的一边已被拆除，只有部分地方重新被一块简陋的幕布遮着。舞台上没有出入口，演员们必须从观众前面走过，再爬上一个马马虎虎搭起来的七英尺高的梯子，才能到达舞台。所有演员都在节目开始时这样走上舞台，然后消失在黑洞洞的后台，躲在家具或侧幕后面，等待着要他们表演的信号，由于演出时在观众面前下场会分散大家的注意力，所以在演出结束前，谁也没有退场。他们都在布景后面的黑糊糊的方盒里等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文艺演出结束，然后他们一起走到前台，在观众鼓掌告别声中爬下舞台。 　　两个剧团就在这样原始的条件下表演了他们的节目，使观众们着迷了许多个小时。太阳落山后，冬天的繁星在乡村剧场上空闪闪发光；舞台上点起了煤油灯。在凛冽的正月的夜晚，身着蓝灰色军装的士兵站着，边看，边笑，边鼓掌，直至十点以后。这些戏反映的是抗日战争方面的事，都是士兵们所熟悉的生活的写照。 　　这两个剧团所演出的节日，在技巧方面说明了今天人们所喜爱的两类娱乐。丁玲的剧团演出的是“大鼓戏”，这是一种古老的、具有北平风格的曲艺，由大鼓和弦乐器伴奏。她的剧团就用这种在中国的茶馆里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演唱了“平型关战役”，该村在场的观众中有一半人曾参加过平型关战役；他们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有关他们自己的胜利的故事。 　　上海的演员赢得了更多的掌声，他们都是学生业余演员，有几位专职演员担任领导。他们演出了几个反映发生在上海周围真实战斗的独幕剧。其中最受欢迎的一出戏是“黄浦江两岸”，它把那些在晚上游泳出去将炸弹系在日本船上的码头苦力们的英雄主义行为搬上了舞台。这出戏开始的场面是在上海的一个码头上，有一位年老的苦力，半裸着身子，冻得直打哆嗦，他为了暖身已经喝得半醉。三名便衣看见他在码头边徘徊就过来要抓他，于是他就借此机会出示证件并说明他的意图。一名年轻的苦力来了，他表情严肃，忧心忡忡。他最近才结婚，不愿在他刚刚成功地获得这么一位好姑娘就去死。大家都嘲笑他的犹豫不决。然后，这两个苦力跳入水中。远处传来了爆炸声，随后年老的苦力回来了，他说他的同伴被抓走了。机枪声迫使中国士兵和年老的苦力撤离现场。日本人带着那位年轻的苦力走上舞台，他们把他绑在一根柱子上，严刑拷打，逼他出卖同志。他痛苦地呻吟着，但没有说出来。结局是令人高兴的：中国卫兵的增援部队回来了，把他救了出来。 　　这个战时戏剧的情节惊异地充满了喜剧场面。年老的苦力是个喜剧性的人物，他的一言一行都充满了现实生活中的滑稽动作，尤其是绑在他身上的炸药包更是令人发笑不已，当他那褴褛异常的衣衫在微风中徐徐飘动的时候，人们能够看到他贴肉藏着的炸药包。这两个苦力都没有以一种浪漫主义的英雄的面貌出现。一个喜欢饮酒说笑，另一个则开始时不敢干，在日本人严刑拷打时又大声呻吟。但是两个人都完成了他们的工作，而且都没有背叛。戏演得好极了，中国人似乎是天生的喜剧演员。上海的剧团清楚地给了大家一个启示，告诉人们，即使象平凡的上海码头苦力那样的普通人，也具备英雄的本质，这对观众是一个莫大的鼓舞。 　　上海的演出队还在访问期间临时创作了一个剧本。其过程显示了他们的许多剧本是怎样产生的。有一个批评家友好地指出，上海的生活对于山西的农民来说，太遥远了些，如果能够再编一个反映农村战斗的剧本，那就好了。于是他们就通宵赶排了一个新剧“保卫农村”，并且在第二天晚上向广大的农民观众演出了——用的是山西方言!虽然在这次首场演出中，舞台提词显得多了些，但是比起反映上海情况的戏来，它还是赢得了更多的掌声。 　　“保卫农村”描写一个老年农民正同他的儿媳讨论着日本人即将到来的事。他们是留下来同侵略者和平相处呢，还是组织起来到山里去战斗?老人断言，日本人不可能把每个人都杀掉，而且，他本人又安分守己，奉公守法，因此他们或许会对他表现出仁慈。他责怪他的儿子和一个邻居，他们正在山里组织一支农民战斗队；他说，农民对任何政权应该服从。他小心翼翼地把值钱的东西藏在院子里，准备等待暴风雨的来临。一个日本军官带着一名当地的汉奸来到了他的家，把一个年轻的妇女拖进了卧室，最后由于无法制服她而开枪把她打死。日本军官冲出来，又朝老人开枪，因为老人在吃惊之余曾表示抗议。儿子带着农民战斗队回来了，打死了日本军官和汉奸。老人临死前对他儿子说，他原先指望日本人会表现出仁慈，但他错了。他说，唯一的出路是抵抗。这就是今天的中国戏剧的情节。 　　中国的戏剧已经投入战争，战争不仅激励着中国的作家们去创作新的、英雄主义的题材，战争也破坏了原来的戏剧和文学方面的文化中心——上海，北平——并且迫使作家和剧作家们分散居住在中国各地。作家们和演员们的足迹遍布全中国。他们在内地各省避难；他们在战斗的前线寻找题材，艺术被迫回到了人民中间，内地省份的一种新的文化开始了。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中国的文化一直面向欧洲。一九一九年的文艺复兴运动把中国青年的注意力引向欧洲和美国的作家们，并打破了中国古典著作的统治地位和影响。中国的男女学生来到沿海城市接受教育。出身于比较富裕人家的学生出洋留学欧美。他们成了商人、银行家、买办或翻译——外国的商品和外国的思想通过他们这些途径进入中国。作家和戏剧家们模仿着外国作家的作品。 　　战争破坏了二十年来在中国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中心和欧美文化进入中国的渠道，这就迫使中国人去寻求新的文化和途径。大学搬到了内地，在偏僻的农村地区的土棚屋里办起教育，并迅速盖起了新的宿舍和实验室。作家、戏剧家和演员们也都迁往内地。许多演员组成剧团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他们中有的是专业剧团，有的只是一些经过简单的训练、背诵一些爱国诗的学生宣传员。大多数剧团是由一些专业人员领导的业余剧团。其中有一些是学生在假期中进行演出的临时剧团。我遇到的武昌华中学院的二十七名学生就是属于这一类型，他们利用寒假去附近五个县巡回演出。其他的剧团在整个战争期间存在的时间相对地比较长。 　　例如，在汉口，我遇到过一个由十三名学生组成的剧团——其中有三名是女生——他们从上海到华中蜿蜒曲折地步行了近一千英里，沿途不断演出爱国的戏剧。他们组织起来的过程是十分典型的。他们叙述道：“我们集合了一群能够唱歌、演讲和画漫画的人，我们是自己主动地这样做的，同时我们从朋友那里募集资金，数月达到了三十块美金左右(金币)，用这些钱买了服装。接着我们向‘人民抗日协会’进行了登记，他们给了我们一张证明，上面说我们是在农村中进行宣传鼓动的学生，有了这张证明，当地人民就接待我们，向我们提供食物和住宿。有时候，一个爱国的地方官员管我们的吃住，有时候则是当地的一个组织，甚至干脆是观众来照料我们，我们演戏不要钱。” 　　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的所有演出队中，最使人感动的是一个由二十四名上海孩子组成的演出队，他们年龄最小的九岁，最大的十九岁。战争毁坏了他们的家园，把他们和他们的父母一起赶进了难民营。但是他们不愿呆在那里。他们中间有一个姓朱的十五岁的孩子在一面旗帜上写道：“我们不愿成为增加国家负担的难民，我们决心为抗日运动贡献力量。”他们在全国巡回演出时就带着这面旗帜。他们把自己称做“儿童剧团”。开始时，他们只能背诵几段课文和唱几首在学校里学过的歌。后来，著名的剧作家和演员就免费给他们上课辅导。日本人占领上海以后，这些孩子就出发前往汉口，他们的领导人只有十九岁，原先是一名小学教员。有一次，他们差一点闯到战场上去，但是中国士兵送他们上了另一条路。另一次，他们旅行时坐的船被军队征用了，于是他们就携带着舞台设备步行了许多英里。他们一路上边走边演出，抵达汉口时，已经拥有九个能随时演出的战时剧目，其剧本都是由著名的剧作家为业余剧团创作的。剧名充分反映了内容，它们是：“最后的胜利”、“抓汉奸”、“放下你的鞭子”、“日本鬼子的小胡子”、“支援我们的游击队”、“十字路口”、“团结起来”、“北平之梦”。 　　这些战时节目演出时全都遵循着一定的程序：地方当局致开幕词，接着表演诗歌朗诵和独幕剧，随着打鼓声和拨弦声，报幕员经常这样开始：“给你们带来了来自前线各条战线的消息，它们来自山东和河北，来自山西的北部，来自我们伟大祖国最南面的广州。”巡回演出的演员常常教他们的观众唱最新的爱国歌曲。这些业余演出尽管很粗糙，但是他们向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们提供了传播他们作品的场所。 　　我在汉口遇到的编辑们都告诉我，中国文学的新潮流可以追溯到西安事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家们致力于写一些满洲的游击战士和华北的战斗农民的个人传记。当目前的战争爆发、战火大规模地蔓延到全国的时候，越来越多的有名的作家用他们的笔来为抗战服务。文学作品变得简单而富有情节，目的是为了唤醒民众。它并不花许多笔墨来描述日本的国际性的帝国主义政策，而是刻意具体地把侵略者描绘为强盗和杀人凶手，描写他们焚烧房屋，强奸妇女。它的主题与其说是“抵抗帝国主义”，不如说是“保家卫国”。它充满了中国士兵的英雄事迹和中国人民的苦难遭遇。 　　由于沿海地区的一些大报纸遭到破坏，迫使大批新闻记者失业，他们大量涌进汉口，造成了汉口新闻记者过剩。这些记者开始贴出“墙报”，这是一种手抄的报纸，张贴在引人注目的地方，其内容包括新闻摘要以及有关战争的特写报道。两三个撰稿人或新闻记者担任这种“墙报”的编辑设计工作，实际的誊写工作则委托给一位书法家去做——在中国，书法本身就是一门艺术。他们以一种轻松的、甚至幽默的笔调，讨论“怎样帮助伤员”，“怎样发现汉奸”以及其它急待解决的问题。一群群人聚集在墙报周围，观看漫画和图片，而人群中受过教育的人则大声地把墙报念给大家听。 　　诗人、剧作家、甚至小说家也加入了争取中国独立的战事。在诗歌中，出现了一种叫做“朗诵诗”的新颖诗歌，它既不同于传统的古典诗，也不同于传统的浪漫诗，素以写浪漫诗闻名的穆木天，也着手写这种朗诵型的诗歌。一位不太有名的叫高兰的年轻诗人出版了整整一本题为“朗诵诗”的诗集，他写这些诗都是为了激起民心。诗人们开始亲自走向农村，把他们的诗歌朗诵给农村的群众听，有时还用音乐伴奏。 　　在戏剧方面，十分简单的独幕剧已成了一种流行的形式，它们适宜在寺庙的平台上，甚至在乡村的街道上演出，很少需要换布景。著名左翼作家田汉写了两个深受戏剧团体欢迎的短剧：“保卫芦沟桥”和“最后胜利”。有些剧本极为简单，因此附近农村的老师都能够带回去教他们的学生，然后在乡村学校里演出——其中有许多情节还可以即兴创作。如“中国老人”一剧的情节，是描写一个老人四周围着一群穿蓝衣服的女儿，一个坏邻居闯了进来，张牙舞爪地发起了攻击，抓住一个女儿，并把她从舞台上拖走，她背上写着“满洲”二字露了出来。接着，他又来抢夺别的女儿——“热河”、“察哈尔”。他还没有来得及把所有的女儿都夺走，这一家的儿子——贴着“中国军队”的标记——来保卫他的姊妹了。他制服了坏邻居，随即原先被抢去的女儿们从后台朝门里微笑，象征着她们即将归来。象这样简单的短剧很快就被别人照搬过去，甚至孩子们在游戏中也模仿这样的短剧。目前已经流行着许多不同的改编本。 　　许多作家已走上前线积极为唤醒民众而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有左翼作家领导人、女作家丁玲、著名小说家徐静和作家周立波。他们中大多数人由于活动太忙，而无法花很多时间来考虑写作的理论问题。我请丁玲给我谈谈中国文学最近发展的趋势，她回答说：“我对文学的发展趋势一无所知；我刚在前线呆了六个月。然而我对一个作家的责任有着清楚的认识。他今天只有一个任务：为拯救国家出一份力量。我们不能因钻进文学理论堆里而迷失方向，我们需要的仅仅是写作，以唤醒民众”。 　　接着，她迅速地解答了所有理论性问题，话题转到了她的“战地服务剧团”的工作上，“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已经向八万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有许多是士兵——进行了演出。从艺术的观点来看，我们演的戏是落后的，但是农民们喜欢看我们的戏，因为我们把他们自己的生活搬上了舞台。我们象普通士兵一样生活，我们吃的东西不足，我们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自己的两只脚。我们演戏，向群众发表演说，在农村的墙上画漫画，并教农民们唱歌。我们在每个村子必须至少教会唱两支歌。” 　　“你也看到，我们的生活十分艰苦，但是当我们的观众看到我们来了，脸上就露出了笑容，甚至在这种充满着危险和死亡的环境下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也感到快乐。” 　　丁玲就是这样谈了中国的作家和演员的“文学倾向”，他们正在为唤醒自己的同胞去赢得这场战争而努力工作。两天以后，她和她的剧团又出发了，这一次是到山西前线的某个地方。 　　 斯特朗文集（3）/（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傅丰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