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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中国的新女性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傅丰豪等

今天，进步的中国妇女以赞许的口吻谈论着徐州的一位妇女，她向警察局告发了她的丈夫。她丈夫多次向日本人传递了有关中国军队调防的情报；最后，日本人根据他的情报进行了空袭，炸毁了许多运军火的车皮。开始，他的妻子心平气和地试图劝阻他。当上述通敌行为终于发生后，她就大声呼喊：“汉奸，汉奸!”直到邻居们过来询问。 　　她丈夫被枪毙后，邻居们问她是否对自己的行动感到后悔，她回答说：“不。我虽然失去了一个丈夫，却挽救了许多同胞，所以我感到心安理得。” 　　也许没有哪一位西方妇女会从那个悲惨的小故事中完全感觉到相互冲突的道德标准。千百年来，中国妇女一直在受到这样的教育：她们唯一的责任是忠于自己的家庭；按照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背叛家庭是十恶不赦的罪恶。徐州的那位妇女，为了她的国家而背叛了她的家庭；而意义更大的是，中国妇女界对她的行为表示了赞许。可是，她仍然感觉到以改变了的形式出现的中国古老的道德标准，这个道德标准名正言顺地要求个人服从集体。西方的妇女也许会谈到个人的损失，或者谈到矛盾的心理。中国的妇女却只是想到她的责任；心安理得就是她行动的目的和正当的理由。 　　我在别的国家里还从未发现过比我在中国遇见过的性格更完美的妇女。端庄娴雅是她们的禀性。她们不为人所重视，历代相沿，她们认为她们自己只是整体中小小的一环。当她们在这份遗产(旧观念)中增添了一种现代社会的认识时，她们对其为之服务的事业的虔诚态度既无懈可击，又不是歇斯底里的。她们献出自己的生命，不是为了显示浪漫主义，但是充满了平凡的而又忠诚的期望与责任感，那是世世代代以来，她们用以建设家庭并料理家务的动力。 　　中国妇女活动的圈子比西方现代工业国家的妇女窄，但她们从未象封建制度统治下的日本妇女那样完全受到压制。中国历史上可以举出许多出身名门望族的妇女参与公众事务的例子。黄帝之妻嫘祖以发明养蚕方法而闻名。伏生女(羲娥)是一位伟大学者伏生的独养女，奉汉文帝之命，曾帮助其父对晁错讲授《尚书》。探险家和征服者班超的妹妹班昭是一位著名的女史学家。当然，这些都是个别杰出的例子，但它们至少表明，妇女受教育并不象在大多数亚洲国家里那样被认为是一种罪恶。女孩子未受教育主要是因为家境贫穷，或者是因为让传宗接代的儿子们受教育更为重要。富裕人家的女孩不仅学音乐和刺绣，有时也学诗歌和经典著作。现代较富裕阶级的家庭往往把他们的女儿送往外国教会学校读书，有的送往国外学习。 　　在中国，妇女处于从属的地位，并不是由于对战争顶礼膜拜的封建社会所特有的那种对妇女的歧视，这是个人的生活都必须服从整个家庭的一部分。男子受到器重，因为继承家业，而女儿是暂时的，她们要嫁到夫家去，在那里，她们成了最新的、因而也是最不受尊重的成员。她们与其说要忠于一个男人，不如说要忠于整个家庭；她们要侍奉老人，扶养子女，还要关心亲属。儿子的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上升，她们主持家政的权力比日本妇女大。古时候，中国妇女甚至可以主动要求离婚——事实上总是男人首先提出——直到十二世纪，朱熹在印度教的影响下，对经典著作作了新的解释，要求妇女宁可悲惨地死去或饿死，也不能再嫁人。 　　跟其他国家一样，普通家庭的妇女走向生活更广阔领域的第一步是伴随着现代制造工业的产生而开始的。现代制造工业把妇女从家庭统治下解放出来，但却给她们带来了一种新的屈从。一群来自上海纺织厂的二十岁左右的女工——她们稳重得难以置信，跟她们的年龄极不相称——向我叙述了一九二七年以前妇女长期遭受压迫的情景。她们象唱圣歌那样反反复复地说：“按照旧的风俗习惯，妇女是不允许外出的……她们的双脚缠得很小，否则她们就会找不到夫家……她们的婚姻是强迫的，因此婚后生活是痛苦的……当她们走入工厂，受尽工头的欺压；她们一天工作十二小时，回家还要做家务……今天，如果她们参加工会，她们的丈夫就常常压制她们，还加上夫家的姑叔……她们本身的无知和文盲也压抑着她们……在国民军教她们组织起来以前，妇女根本就没有自由。” 　　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国民军北伐时，掀起了“妇女解放运动”。在村民中——他们仍在为(*饣胡)口而卖女，他们中的贞妇在丈夫死后仍然终生守节——出现了一批剪短发的大胆姑娘；她们身穿军装跟国民军一起行军，宣传男女平等。他们唤起全国人民，组织妇联，采用在报纸上发表声明的简单做法离婚。后来，当农会和工会遭到镇压时，数以千计的妇女因为剪了短发而被认为是危险人物，惨遭杀害。 　　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我重返中国，亲眼看到十年相别最明显的变化是，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工作的现象增多了。十年以前，当我要找一位私人秘书兼译员时，他们给我找了一个男子，他的妻子则在很远的另外一个省里看家。现在已经有女秘书来担任这项工作了。她们正在扩大到许多别的领域。有地位的妇女，同她们的丈夫一起，或者在妇女组织中开展爱国活动。妇女们跟十年前勇敢的短发姑娘一样也在军队中服务。但是她们不再象过去那样吵吵嚷嚷地要求自己的权利，因而她们在那里更受人们的尊重。对她们来说，帮助赢得战争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她们期望在战争结束以后，妇女将跟全中国人民一起得到更加广泛的权利。 　　全世界都知道著名的宋氏姐妹，她们在中国的国民生活中所占的地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妇女能够与之比拟。世界上一般只知道是孙中山遗孀的宋庆龄，她是我所结识的中国女友中的第一位。她娇小的身材，穿着一身极其清洁的、按照中国式样裁剪的亚麻布服装。她是我所认识的最温柔、最高雅的人。然而，她具有钢铁一般的性格，坚定不移地献身于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在中国十年不统一的局面当中，她始终坚决遵循孙中山最初的纲领——扶助工农和联合共产党人。尽管她象其他中国妇女一样，从小受到尊重家庭的教育，但是她也反抗家庭的重重压迫，坚持十多年之久。她毫不顾惜自己的身体，孜孜不倦地组织争取公民自由权和解救囚禁的中国爱国者的运动。全中国没有一位妇女象她那样受到群众的衷心爱戴，因为在她们受到压制的那些年月里，由于她的威望，她是唯一能为她们的事业奋斗而当局又无法压制的战士。今天，她仍然主张这个纲领，而这个纲领已经成了政府的纲领。她虽然身材娇小，态度温柔，但性格却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为坚强。 　　她的妹妹宋美龄，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蒋介石夫人，也许是当今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一位妇女。她身材同样娇小，但长得更漂亮，神态显得更老练。由于她丈夫专心致志于中国的事业，无暇学习外语，她就替他跟外国的外交官们打交道。蒋夫人对社会运动的兴趣同另外一位伟大的民族领袖、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夫人有点相似。蒋夫人是新生活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她曾经一度负责中国的航空事业，但是，由于战争的扩大使她不可能既继续从事这个事业，又同时和她丈夫在一起，因此，她就予以放弃了。她正确地认识到她最重要的工作是协助她丈夫。她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效率完全是西方式的，她对有些中国人对她的过分突出表示不满，而有些外国人则误认为她是一家之主，甚至能支配她的丈夫。但这决不是事实。她只是用她的语言知识把世界情势解释给他听，而在中国的一切事务中，他是绝对的主人。 　　任何一位美国妇女俱乐部联合会的会长都会羡慕蒋夫人所具有的多方面的才能。现在，她领导着妇女抗战后援会。这是一个支援前线、照顾难民的全国性组织。她可不是一位仅仅挂个名的领导人，她对工作孜孜不倦。她亲自抽出时间给我寄来一封封关于中国战争孤儿苦境的长信。她还给她的卫斯理学院的校友写过许多封信。她在电台上发表讲话，有一篇是从中国讲给美国女青年大会听的。蒋夫人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她以基督教教义的观点来看待世界的野蛮和腐败。我曾在武昌蒋委员长的指挥部里同她作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她告诉我，她曾担任航空事务，是为了铲除其中根深蒂固的贪污恶习，“你们美国一些公司也卷进去了，但是，我要替他们说一句公道话，尽管他们贪污，他们还是把好飞机给了我们。有些欧洲人骗了我们的钱，却运来了不中用的飞机。”直到一九三八年五月，她的来信依然表明，她对日本的野蛮行径和世界各国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感到震惊。“人们居然会目睹野蛮行为死灰复燃却不屑去谴责应对此负责的国家，真是太奇怪了。……我看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居然会去接受这种野蛮的状况，感到十分痛心……我希望有一天全世界都会起来反对不公正和惨无人道的行径。” 　　但是，人们并不只是从这些杰出妇女的身上才清楚地看到妇女今天在中国所起的作用的。千百万出身于工人和农民家庭、出身于商人和自由职业者家庭的妇女，英勇地献身于中国的事业。在华北，农家妇女们组织了镰刀队，为她们的男人服役的军队割马草；她们受过训练，知道空袭时如何分散和卧倒。在湖南南部遥远的农村里，妇女们一针一针地为北方冰天雪地里的战士们编结着长袜。甚至在日本人占领下的上海，难民营里的不幸妇女们，虽然被剥夺了庆祝自己国庆节日的权利，也在“扫除垃圾”的妙语双关的口号下，用宣布“大扫除日”来安慰自己。 　　在汉口的女青年会里，我见到了一群出席一次会议的妇女，她们来自许多不同的阶层，正在组织“湖北省妇女支前会”。其中有些是来自两代人受教会影响的上流阶层家庭的妇女，她们的举止和观点酷似美国女青年会委员会的妇女。另外，还有新生活运动的组织者、女学生、纺织女工和女共产党员。她们中有的报告说，已经为士兵们征集了五千件衬衣；有的报告了为士兵做一万双布鞋的运动进展的程度；还有的讲到了做绷带、推销救国公债、组织剧团到农村巡回演出等情况。 　　与会者中有一群上海纺织女工，她们迂回曲折地步行了一千英里，刚刚抵达汉口。一路上，她们帮助救护伤员，并在农村中做宣传工作。她们告诉我，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之间，当工会的力量强大时，纺织行业最高的工资是每月十至十五元(美金)。一九三二年，在日本人入侵上海后，工人们的工资的跌落最大，尤其在日本人拥有的工厂里，更是肆无忌惮地大幅度削减工人的工资。战争爆发时，大多数女工每月只能挣三至六元(美金)，而且没有工会来保护她们的利益。但是她们对世界事务并非一无所知。在工会活动受到禁止的那些年月里，女青年会的职工班向上海工人阶级的青年妇女们进行了广泛的教育。这些姑娘说：“工人和妇女的解放必须同全体中国人民的解放联系起来。在日本人的压迫下，工人和妇女受苦最深。日本人的工厂最坏，它们常常强迫我们每天工作十六至十八个小时，星期天还要工作到中午，而什么额外报酬都没有。现在日本人已毁坏了我们的家园和工厂，因此，劳动妇女支援军队最坚决。我们要到最前线去。” 　　著名女作家胡兰畦，曾对战线后方的妇女的工作进行过最令人惊异的报道。在战争初期，她曾组织了上海的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她们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家庭，胡小姐本人对中国农民的思想了解甚深。她是一个文静的、相当自信的年轻妇女，富有幽默感，极其坦率和诚实。她和她的穿制服而不佩戴武器的女团员活跃在长江三角洲的军队和乡村中间。虽然妇女组织战地服务团，在中国农民面前是一个奇迹，但她们工作的效果却往往大于军官或大学生。她们劝使中国农民们晚上到敌我交界处的农田里收割庄稼，改造了数十名“小汉奸”，并且阻止住了许多士气低落的士兵的溃退。 　　胡小姐叙述说：“八月份战争开始时，我们被分配到一支部队里去工作，我们主动向军长要求分派任务。他告诉我们，他主要的困难是士兵缺乏粮食，因为附近的农民都逃走了，庄稼没有人收割。我们就尾随农民到他们逃往的地方，劝他们回家，要他们至少在士兵们还在的时候留在家里。我们说：‘中国的新时期已经来到。军队不再剥削人民了，相反，他们希望同你们交朋友。他们愿意帮助你们收割庄稼，你们应当向他们提供热水，帮助照料伤员。’开始他们不相信我们，但我们向他们作了保证，并且请求要那位军长履行诺言。这样，上海后方的一大片领土又住进了人；人民向士兵提供了住宿和食物，而士兵则帮助农民收割庄稼。”后来，有一块庄稼，接近火线，情势危险，无论怎么劝说，农民也不愿去收割。于是，女团员去登门访问，并保证同他们一起去。她们征集了一百三十名志愿者，在一个晚上就把庄稼全部收割完毕，获得了八十车粮食。 　　当士兵们拿了农产品却付很少的钱、从而违背了“新精神”时，女团员就十分敏感地去做士兵的工作。“假如有一个农民抱怨说，一名士兵拿走了一口价值十元的猪，却付了四元钱，我们不是采用责备士兵的方法使他丢脸，相反，我们却向他表示祝贺，说他没有白拿猪，他还是相信军民关系中的新精神的。然后，我们就告诉他，农民为了帮助军队已经作出了多么大的牺牲，并建议说：日后如果他付的钱能够比农民的要价更多一点，那将是一个有礼貌的表示。‘比如说，我们知道猪价是十元一口，如果你有时候付给农民十六元，那不是很好吗?’结果，他就会去找那位农民，用十六元钱再买一口猪。这样，大家的自尊心都顾全了。” 　　“小汉奸”问题是个十分困难的问题。日本人用金钱从一些六至十岁的孩子那里换取有关炮兵阵地的情报。有几个炮兵阵地连同阵地上的士兵就这样被消灭了。士兵们愤怒极了，骂这些孩子是汉奸，要求把他们处死。有一个孩子确实就这样被枪毙了。但是，这件事发生后，胡小姐说服了军长，把被捕的儿童交给女团员处理。她们通过简单而又明瞭的解释，成功地全部抵销了日本人的影响，以至于连那些依然从日本人手里拿钱的孩子也不但不为日本人工作，反而为自己的人民工作了。 　　女团员们完成的一项最危险的任务是阻止了整整一个纵队的军纪败坏的士兵的溃退。他们的溃逃危及着整个战线。他们不再听从他们军官的命令，一边逃跑，一边把枪扔掉，或者乱开枪。女团员先取得了士兵们将要经过的一个村子的农民的合作，她们清理了几间房子，在里面设了急救站，并准备了热茶。然后，当士兵们到达时，她们就走到他们中间，热情主动地提出对伤员进行急救，并向大家供应茶水。姑娘们在喝茶的房间里主动跟士兵攀谈，把其他各条战线上的好消息告诉他们，然后有礼貌地问：“你们从哪儿来?你们到哪儿去?”她们假装不知道士兵们正在退却。当士兵们把这个事实说出来时，女团员装出十分惊讶和不相信的样子。“那么，所有其他正在坚守阵线的士兵们会怎么样呢?”她们一点也没有谴责这些逃兵，只是表示惊愕。士兵们聚集在村子周围互相讨论了几个小时，然后，为了避免别人注意，悄悄地走出围墙，整好队形，重返前线。男子汉的自尊心要求不能让女团员明显地感觉到，是她们影响了这些男人。 　　数以千计的其他妇女在同中国军队一起执行这些任务。有的参加红十字会工作，有的进行政治组织工作；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她们才参加实际战斗。当著名的“孤胆营”奉命最后撤离闸北那座烈火熊熊的仓库时，向他们欢呼致敬的观战的人们惊异地看到，三百七十名士兵中竟有七名年轻的女兵。杨小姐就是其中的一个。她曾给这些卫士带去了一面巨大的中国国旗；前几年她一直在北方帮助游击队工作。在那里，由于进行的是非正规的活动，妇女们可以经常帮助部队。她有一个亲密的朋友，叫姚瑞芬(译音)；这位小姐曾于一九三一年在满洲的一次同日本人进行的山地战斗中，领导过一支由五百名中国士兵组成的连队，当时，她仅仅是一个十六岁的学生。后来，她同十九路军一起参加了保卫上海的战斗。她多次死里逃生。有一次，正当日本人在沈阳全城挨家挨户地搜查她时，她却携带着四千元钱，经过沈阳，把钱送到在山区的中国游击队手中。她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她的丈夫在华北一支进行运动战的部队里参加战斗。北平附近有一位著名的曹太太，是一位游击队指挥员的母亲。这位披着蓝斗篷的朴实的老太，经常穿越日本人的封锁线运送军火。另外，《立报》上记载一位不知姓名的“中国母亲”，尽管她是一位六十三岁缠足的老妇人，她仍然有时候随游击队一起行军，帮他们洗补衣服。当她不能跟随他们时，她就把抗日标语藏在要洗的衣服里，一面装作静静地在村子里的小溪中洗衣服，一面用浆糊把这些标语贴在显眼的地方。 　　在广西，两千多名姑娘要求组织一支“娘子军”。经过严格的挑选，最后只有一百五十人合格。她们都有健康的身体、一定水平的军事知识和枪法，以及一定的组织和演讲能力。她们受过如何组织农民进行游击战的训练。她们步行了差不多整整六百英里，来到汉口，身上还背着五十多磅重的装备。她们戴着巨大的、用竹篾编成的斗笠。这些斗笠不仅可以防雨，而且由于涂上了伪装的颜色，可以把戴斗笠的人隐蔽起来，不致被敌人的侦察机发现。北平的一位活泼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刘小姐，作为“华北抗日军”的代表从中国遥远的另一端来到汉口；这支军队是一个新近由约二十个不同的游击组织组成的联合阵线。她告诉我，沦陷区的妇女怎样在晚上偷偷地散发爱国传单，以及出版一种叫做《天津妇女》的地下刊物。她们用油漆在小木板上写上标语，然后把它们扔进天津的河里，这样，它们就可以顺水漂流而下，穿越城市，被人看到。 　　甚至汉口的歌女和上海舞厅的舞女都建立了救国会。上海团体的领导人是一名漂亮的广州姑娘，她原先是一个知名的夜总会的皇后。几十名专业舞女赶制绷带和慰劳袋，或者白天在医院里为伤员们表演节目。她们劝使许多跳舞厅的老板把营业场所改成伤兵医院，后来又改为难民收容所。汉口的歌女把酒馆中所唱的爱情歌曲改为歌颂中国历史上的勇士的民歌。她们把自己的金银首饰捐献出来，作为战事基金，并分成几个小组在汉口的街头上一边游说一边唱：“把你们的金银献给国家”。这个运动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大家纷纷把传家宝和贵重财物捐献出来。 　　世界上找不出比英勇的女共产党人更有忍耐力和勇气的妇女，她们同红军一起进行了长征。在一年多的长征中，她们背着个人物品爬过积雪封顶的高山，越过湍急险恶的河流，边行军、边战斗。她们中间有从前是农村姑娘的毛泽东夫人、一度给人家当烧饭丫头的朱德夫人，以及前乡村教师的周恩来夫人。毛夫人喜欢人们叫她自己的名字：“贺子珍指挥员”。她长得纤弱、秀丽，然而穿上红军军装已有十年了。她在前线打过仗，组织过妇女战斗队，护理病人，并搬运伤兵到野战医院。当她出发长征时，她的身上还带着刚刚由榴霰弹造成的二十来处伤口，其中有八处伤势严重。当时她还怀着孕，后来在途中生下了一个孩子。她被迫把孩子留给一家农民扶养，从此以后一直未能再找到她。但是所有这些痛苦的经历，并没有削弱这位二十八岁妇女的斗争意志和青春活力。 　　朱德夫人——她本人的名字叫康克清——在一九二七年当她还是十几岁时，就摆脱了给人家作烧饭丫头和放牛娃的生活。她组织起本地区的“妇女先锋队”，领导着三十多名妇女。她们的武装包括从厨房用具到步枪，什么都有。当一九二八年毛、朱在这个地区出现的时候，这些妇女就加入了他们的队伍。长征途中，两营这样的“妇女先锋队”打败并缴了川军整整一个旅的械。参军时连一个大字都不识的朱夫人，在二十六岁的今天，已成了延安的红军学校的一名政治教员。 　　周恩来夫人向我讲述了妇女们在长征途中的生活情况。长征开始时，她自己因患肺结核正卧病在床。最初四个月的路程，她是被人用担架担着走的。以后她身体一点点好了起来，就同大家一起步行。“只要我们一停下来，放下背包，妇女们就在人民群众中召开会议，告诉他们日本人正在侵略我们的国家，我们是到西北去打日本的。我们还帮助当地人民逮捕贪官污吏，并调查他们的罪行。最艰苦的是医务人员。抬伤员的人们无法跟上队伍。我们离开江西时还有运输队，但是在贵州，我们只得雇佣当地的劳力，但是他们有时会逃走。这样，妇女们就只得自己来抬担架，这是极其困难的。 　　“将近一百个十岁或十岁以下的孩子参加了长征。他们全都靠自己的两条腿走路，并自己背个人用品。他们还参加演戏和唱歌，这也是他们的一种贡献。他们中间有的人身体垮了下来，就在各个地方留下了。其余的走完了全程，他们现在正活跃在山西的八路军中。 　　有八个孩子是在长征途中生下的。其中有四个生在我随之长征的红一方面军中。这四个孩子都被迫留了下来，因为在长征途中无法照顾他们。我们把他们交给了当地农民，他们答应照料这些孩子。其中有一个是男孩，其余三个是女孩。女孩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主要领导人毛的女儿。我们一直在设法寻找这些孩子，但是至今没有找到。因为，直到最近我们才能够合法地到中国各地去。我们最担心的是那个留在四川边境上土著居民那里的孩子，在那里要找到一个同意照顾孩子的人是很困难的。这几位母亲都幸存下来了，并继续长征。幸喜每一次分娩的时候，都碰上部队有一天休整，因此母亲有足够的时间把孩子生下来。生在红二方面军中的那四个孩子比较幸运，因为红二方面军长征的时间比我们早一年结束，孩子们是在长征快结束时出世的，而且都生在荒无人烟没有人来照顾的地方，所以部队就带着他们前进。一个小女孩生在草地里，那里既没有食物也没有个住处；她就取名为‘长征’。肖克指挥员的妻子生了个儿子，也是生在无人居住的大草原上，但是有一间泥棚可以避一下，所以，他的名字叫‘小泥屋’。四个孩子全活了下来，现在长得都很好。” 　　我问周夫人，她怎么会在那个可怕的长征途中消除肺病的。她回答说：“我认为，是愉快治好了我的病。” 　　“愉快!”我惊叫起来，“但是，艰苦呢?” 　　“什么艰苦?”她问道。 　　当我问到她是否挨过饿时，她平静地回答说：“这是常有的事。在草地里，我们有十多天除了野草，找不到别的东西吃。在贵州，我们才能从田里收到一些稻谷，但是土匪把我们的炊具都偷走了，我们没有可以用来做饭的东西。是的，我们常常挨饿。” 　　“那么，你们为什么还那样高兴呢?”我问她。 　　“因为我们有一个光明的、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团结一致，并且认识到，我们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克服一切困难。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和听到许多新鲜的事情。” 　　“你现在感到象那时候一样高兴吗?”我进一步问她。 　　周夫人仔细地考虑了一会儿，接着回答说：“我认为更高兴些，因为现在事情更有希望了。” 　　 斯特朗文集（3）/（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傅丰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