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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中国人斗志昂扬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傅丰豪等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我到了汉口，就在那一个星期当中，蒋委员长的乐观态度，成了外国记者心目中一个主要的谜。根本就不存在令人鼓舞的明显的理由。在长达一千英里的前线阵地上，他的军队正在溃逃。他的几十万精锐部队在上海和南京被杀。他已经丢失了古老的京都和现代的首都，以及四分之一的国土。他大祸临头却如此欣喜，其根据何在?是不是美国已经向他作出了什么允诺?或是英国有什么保证?还是仅仅为了挽救面子而装出高兴的样子? 　　都不是，而是另有根据。我也曾看到委员长的情绪极佳。我在武昌跟他的才华横溢、讲究效率的夫人长时间交谈后曾经见过他。她打开书斋的房门，他走了出来，彼此招呼了一下。我极少见过比他更深沉而精明能干的人。我不想指责他那种无忧无虑的样子；他在感谢我对中国的良好祝愿时神情十分严肃，但又充满着信心。只有当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互相统一、他跟他自己——并且不仅光跟自己——高兴地融为一体、坚定而又明确地朝着向往的目标前进时，才能产生这种自信。从那个深刻的意义上说，委员长是高兴的。我到北方前线去过以后就明白了这个道理。自那以后的几个月里。我对此有了更深的理解。 　　从山西前线来的一位年轻妇女一边跟来自青岛的前警察局长点头打招呼，一边说道：“中国人愈战斗，斗志愈旺盛。” 　　我们挤在平汉铁路的一列火车上，从辽阔的北方战场十几个分散的点返回汉口。军官们、政府官员、传教士和记者同我们一起前往南方办理重要公务。火车每到一个车站，一群群难民就试图冲上车厢，因此，车门口有士兵拿着刺刀，以资警卫。与我同排坐着的那位年轻妇女，身穿军装，精力充沛。她曾为阎锡山将军担任后方救护工作。几个月前，她被迫撤离保定，丢下了一千名伤员在病床上惨遭敌人残杀。 　　青岛的警察局长，身着绸袍。他既文雅和蔼，又勇敢大胆，挺惹人喜欢。他在青岛失陷的时候，率领一千七百名全副武装的警察，骑着摩托车，到山区建立了一支游击支队。他是前往汉口去请求指示，并要求提供军需。他洋洋得意的神态表明，他已经发现游击战比他那种管理市警察局的古老的工作更合他的心意。 　　而现在，这位英雄却因为和两位妇女同乘一间包厢而感到很窘。“这是战争，”他内疚地说，“在战时，人们必须对一切都习惯。” 　　那位妇女和前警察局长按惯例同一位外国人有礼貌地寒暄一番后，就开始在他们之间讨论起旧中国的困难、落后和腐败现象。“在保定的民族耻辱……在南京的溃败……某将军的叛国；应该象韩复榘一样枪毙他……很多人应该枪毙……汉口一些官僚也应该枪毙……”话象锤打一样铿锵有力，我从来没有想到会在前线发现这种言论自由。他们说话时很有力量，显出热烈的神情，以致我最后忍不住说：“你们谈到了这些可怕的事情，尽管如此，你们看上去都没有泄气。” 　　他们坚决地摇了摇头，表示他们毫不气馁。他们摇头时的那股猛劲，似乎足以折断一根脊椎骨。接着，那位妇女用一句名言作了回答：“尽管国难当头，山河破碎，民气可用不可失。”这句名言值得各地优秀战士永远记住。 　　那位前局长补充说：“有三条理由使我们不气馁。第一，日本人原来认为中国只会屈服，不会起来战斗，但是他们遇到的只是战斗，而不是屈服。第二，这场战争使中国实现了新的统一。第三，即使最偏僻的村庄里也在出现一种民族意识，这意味着我们的国家终将实现自治。”我已经习惯于在中国各地听到这番话，从南方广州的市长一直到西北的阎锡山，都曾这样说过。 　　他转过脸笑着对那位妇女说，离开自己的家到前线去，为了战争而放弃她宁静的生活，这对一个妇女来说的确是不容易的。她说道：“日本人来侵占我们国家的时候，如果我在家里呆着，我的心灵是不会得到安宁的。” 　　“假如丧失精神，一切都完了；精神没有丧失，那什么也不会丢掉，”前警察局长回答说，“日本人的侵略已在中国激起了一种新的精神。” 　　那些了解中国的人们对于中国精神的出现并不感到意外。一位中国政府前高级顾问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对我说：“日本占了十分之九的优势，但它最后将在十分之一上面——中国伦理道德原则的力量——被打败。中国人是十分讲究伦理道德的人民。两千多年来，他们对于团体——儒家的家庭——的忠诚超过他们对个人生活的追求。他们从未形成过现代资本主义赋予西方国家的那种个人主义。凡是他们家庭的良心告诉他们合乎体统的事情，总是比他们对生活的热爱更为重要。如果一个中国人认为打仗是不正当的，你即使把他杀死，他也不会去打仗。我曾看到一些人因拒绝服从一位军阀而被砍头，他们在走向刑场的时候，还在咧着嘴笑，边交谈边抽烟，漫不经心地好象去上工。当他们最后把对家庭的忠诚转化为对更大的团体——国家——的忠诚，并下定决心，认为为国家而战是正当的时候，他们愿意献出自己生命的那种精神，会使全世界感到惊讶。” 　　凡是以破坏任何民族精神的打击，事实上却加强了中国人的斗志。在战争的锤炼下，中国正在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对家庭的忠诚被更大范围的忠诚所代替。长沙附近的一个区宣布废除一切祭奉祖先的宴席，把节约下来的钱用来援助生活困难的士兵家属。十四岁的男孩争先恐后地要求参军；甚至在遥远的重庆，征兵当局一天就要回绝三名来参军的人。西安有一名十四岁的男孩，当他的母亲想阻止他去参军时，他对她说：“妈，强盗已经进屋了，唯一的选择是，要么战斗，要么当奴隶。”甚至有钱人家的青年也逃离家庭投奔军队。其中有一名青年在汉口报纸上发表启事，把他出走的理由告诉他父亲：“最亲爱的爸爸，我并不是因为不爱你而离家出走，而是因为我更爱我们的国家。” 　　这种民族意识在中国是新的现象。人们可以把它发展的过程分为几个阶段。当韩复榘在十二月不战而逃，放弃他的省会济南时，我记得当时汉口感到无可奈何。中央政府当时看来根本无法去处置一个独立的军阀；对此就是没有办法。政府开始只是满足于采取权宜之计，把李宗仁部下的精兵，调防在韩复榘部队的后方，来阻挡退却。接着委员长逮捕了韩复榘，将他交给军事法庭审判，并将他和二十几名在敌人面前逃跑的官员一起枪毙。民族自尊心在中国各地高涨起来：“我们终于强大了，我们能够对付汉奸了。”由于对这个反应完全没有把握，以至于汉口有人误认为，第一次宣布执行死刑的消息是为了检验一下公众舆论的反应，只是当公众舆论明显地表示赞许后，死刑才正式执行。 　　战争的初期依然打上了中国过去残余的烙印。不仅刚建立的统一的军队之间相互缺乏联系——有些部队仍然保留着军阀的作风，简直跟半土匪军队差不多——而且军民之间的合作开始时也几乎完全局限于八路军活动的山西地区，以及表现在上海工人的爱国行动中。北方有些城镇，商人甚至组织了接待委员会，准备欢迎日本征服军，以求得宽恕。但是战争的严峻考验，把军阀式的军队赶出了舞台。要求处置接待委员会的公众舆论日益高涨，参加接待委员会的人或被爱国者暗杀，或在中国军队返回时被处死。欢迎过侵略者的人不再被认为是爱好和平的、保护他们家庭的精明人而受到尊敬，大家骂他们是汉奸。上海附近有一位年高德劭的学者，在强迫他参加日本人控制的傀儡政府时自杀了；他的行动在全中国受到赞扬。 　　一九三八年四月震惊世界的台儿庄胜利——以及其他一些较小的胜利——主要归功于这种日益增强的民族团结。这次胜利是由广西将领率领的军队取得的，这些军队几年前还在同蒋介石政府打仗，而现在却成了它最精锐的部队之一。这次胜利的取得，也是因为采取了把上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同八路军——另外一个宿敌——创造的游击战略结合起来的战术。它证明，阵地战同袭击敌人交通线的游击战的结合不应限于八路军，而可以迅速地扩大到其他各省广泛地予以采用。这次胜利是在各部分中国军队在广大的地区相互精确配合的基础上取得的，从而说明了这些军队的组织工作有了改进，他们的攻击能力有了提高，他们得到了中国人民越来越多的支持。 　　数月来，日本人一直在向陇海铁路线的主要枢纽徐州推进。他们占领了徐州，就能控制黄河河谷地区，从而巩固他们对整个华北的占领，并打通西进和南进的通道。当他们的军队经过山东省的沿海地区时，游击队袭击了——开始时是小规模的骚扰——他们愈来愈长的交通线。在一些小河附近做苦工的一群群“农民”扒开河堤，让河水淹没了日本人运输物资必经的公路；其他一些人在关键时刻把铁轨炸掉。三月二十三日，当日军从三面向徐州围攻时，台儿庄战斗打响了。十五天后战斗结束，日本人朝北狼狈逃窜；六万二千人中有四万多人被打死、打伤或者当了俘虏。中国军队的一支部队在正前方狙击他们，另外一支部队在两侧发起突然进攻。当时，由于游击队袭击敌人后方，日军的物资正好已经枯竭，野战炮没有炮弹，坦克没有汽油，一些日本士兵在被俘前差一点饿死。 　　世界各地报刊欢呼中国这一胜利，把它说成是日军遭到的第一次惨败。这种说法不十分准确，因为发生在山西北部平型关和忻口的战斗也使日军遭到了重大伤亡，并大大地延缓了日军的进攻，而这种延缓在当时具有更重要的战略意义。①但是，台儿庄对于中国在全世界的威望影响更大。它在几个重要方面改变了远东的全局。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世界战地记者的众目睽睽之下被粉碎了。东京笼罩着内阁危机。各国保守的军事专家开始第一次承认中国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但有一个重要前提——如果中国人的斗志能保持下去。 　　台儿庄对于中国人士气的影响同样是重大的。中国人在其他战线上发动进攻，并收复了一些失地。中国游击队甚至在北平和上海的郊区袭击日军小分队。每一座中国城市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在汉口，汽车和卡车满载着高呼口号的人们，轰鸣着通过市里的街道。傍晚，来自一百个组织的十万人民聚集在市公园里，然后举着火炬，浩浩荡荡地穿过几条主要街道。文艺队伍在行进中表演动人的节目。学生和儿童合唱队高唱中国新的军歌，沿途，商店和住家点放了数以万计的鞭炮，向他们致意。 　　台儿庄战斗后一个月，大批日本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开进中国。他们虽然最后占领了徐州，但比他们计划的要晚好几个月——比中国人自己估计的也晚几个月。②他们沿着陇海铁路向黄河河套地区推进时，突然被黄河的洪水所淹没。决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治水专家多年来一直在说，黄河改道已迫在眉睫。常年的战争使每年修堤计划难以兑现，汛期洪水泛滥实际上已不可避免。日本人为了过河，也炮击了大堤。不管中国军队是不是象日本人所指控的那样，帮助选择了洪水暴发的时间，总之，他们清楚地知道，洪水即将发生。他们巧妙地用军事手段变洪水为武器，其意义可以同历史上荷兰为淹没入侵者而掘开大堤的著名事件相比。他们使撤退和洪水暴发同时发生，这样，洪水就把他们和日军隔开。大多数中国军队和民众已经撤离；中国在人员方面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大批日本军事装备被埋在泥浆底下。轻装的中国游击队蹚着没膝的大水，夺回了一大批日军阵地。洪水使进攻长江流域地区大为艰巨，从而保全了汉口。它还保护了汉口和大西北之间的铁路运输。几个月后，日本人仍然不能进入黄河河套地区。 　　在这几天中，中国飞机进行了两次出色的空袭，进一步提高了中国人的士气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声望。中国飞机成功地轰炸了台湾，当时，日本人正在利用这个中国南部沿海岛屿作为进攻广州的空军基地。这是敌对飞机第一次进攻日本属地。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徐州陷落的那一天，中国以完成空袭日本一些城市的壮举回答敌人。从飞机上投下来的不是炸弹，而是呼吁日本人民起来制止战争的传单。共有五种传单从空中投入人口稠密的日本城市，它们是来自中国空军、中国人民、中国劳工联合会、日本士兵中的反战组织和在汉口的日本战俘五个方面的传单。 　　前两种传单使用了外交语言，语气谦恭，除了在远东，世界上其他地方再也找不到这样的谦辞： 　　“亲爱的日本士兵： 　　伟大的中华民国的空军现正在贵国上空飞行。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消灭生命或者破坏财产，而是把贵国的军国主义者在中国全境犯下的罪行告诉你们……”(下面列举了一长串日本飞机轰炸中国老百姓的罪行。) 　　中国劳工联合会给日本工人的呼吁书口气完全不同： 　　“听啊!听啊! 　　自由是不会自行到来的。人民夺取自由的时刻来到了。工人兄弟们，你们控制着生产，你们手中掌握着日本军国主义所必需的物资源泉，认清你们伟大的力量吧!你们掌握着东方的命运!打倒日本军国主义!举行总罢工，为把我们两国人民从苦难中拯救出来而斗争。” 　　来自日本部队的传单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它告诉日本人民，在他们自己的士兵中，存在着一个反战组织。 　　“士兵兄弟们： 　　现在是粉碎军事集团长期暴政的时候了。他们暗杀了高桥，他们胁迫议会，他们把五十万同胞送去当炮灰，他们通过税收从人民身上搜括了几十亿元……看一看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他们渴望正义……哦，士兵兄弟们，不要去送死，不要去负伤，要设法回老家去。 　　东京、大阪、京都、满洲师团反战同盟” 　　来自日本战俘的传单是重要的，因为它证明有日本兵被俘，中国人饶赦他们的生命；而日本新闻检查制度却掩盖了这两个事实。 　　“士兵兄弟们，我们必须把真相告诉你们。我们受了伤，当了俘虏；我们想这下子完了。过去我们被告知，中国军队很残忍。可是事实上他们待我们很好，我们过着自由的生活。中国当局憎恨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但并不恨日本人民。哦!每当我们想起我们过去是怎样对待这些充满着爱的人们，我们就感到无地自容。 　　在汉口的日本伤兵” 　　说明中国人新的精神面貌的最令人惊异的例子来自富有战斗精神的敌后中国地方政府。骑兵为贫苦农民耕地；工人一边无报酬地为游击勇士做军服，一边唱歌、欢呼；步兵用的“无形进击”战术胜过了敌人的机关枪——这些是一九三八年夏天来自华北的私人信件中叙述的部分情况。③住在平汉铁路沿线各城市的美国传教士现在都携带着两张通行证，一张是控制铁路线的日军颁发的，另一张是守卫在周围地区的八路军颁发的。他们从铁路边出发，骑自行车走几英里，向中国哨兵出示通行证，就进入完全由中国人控制的地区。这样的地方政府有好几个。其中最强大的是在山西东北由林彪部队守卫着的五台山区；报道最多的是在河北的一个地区，除五台山区外，它的力量最强，也是最容易进出的地区。 　　这个在河北的地区包括十七个县，有七百万人生活在那里。全区的组织都军事化。每一个村庄和十字路口都有哨兵巡逻；人员和物资的来往都要有通行证。每个县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由当地农民和绅士组成的“动员委员会”；为了防卫，他们可以征用人员和物资。防卫部队包括一支小规模的快速部队和自卫队。快速部队装备较好，拥有机枪，主要对铁路线的敌人进行作战；自卫队由五十万农民志愿兵组成，他们仍旧在地里种田，但是组织起来保卫家乡，他们的武器有手榴弹、大刀和少量的左轮手枪和步枪。年轻的男人在培养成为运动战的领导人。儿童担任侦察工作。妇救会有四十万会员，她们在家里做绷带、鞋子以及类似的物资。七百万人口中有一百多万人活跃在防卫工作上。 　　美联社一名记者亲眼观看了一次军事演习，他的描述给人印象十分深刻。三千来人卧在二英里见方的一块空地上，每人相隔二十英尺，身穿跟地皮一样颜色的衣服，因此，他们很难被发现，空袭时，一枚炸弹最多只能炸到六个人。随着信号发出，右边很远的地方站起一个人，向前奔去，趴下；他仅仅露面四秒钟，当他跑了三分之二的距离时，另外一个人在左边站起，他同第一个人一样向前奔去。人们从四面八方向前进逼，但是由于参差交错，没有一个机枪手能迅速把机枪瞄准向他们扫射；十二挺机枪朝地下横扫，半小时也只能打中十个人。这名记者说道：“看到这支伟大而又隐身的战士向前进逼的情景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游击区生产足够的小麦和棉花；严格的控制确保了大部分小麦和棉花不落入日本人之手，迫使他们从外地进口粮食。有一家军服厂每天用土布制做一千一百套军服：冬天穿的军服是褐色的，便于在光秃秃的地里进行伪装；夏天穿的军服是绿色的，和田野里的颜色相一致。每套军服价值三十四美分；一个士兵的全部衣着——包括内衣、袜子、鞋和帽——值一美元二十美分。有十一家小型兵工厂生产步枪、迫击炮、炸药、手榴弹和大刀。战争开始时，有一大批运往太原的机床和废钢铁在途中被八路军截获，所以他们现在有足够的钢材。来自北平的化学教授们正在兵工厂里生产硫酸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其他紧缺物资通过秘密途径从日本人占领的城市中搞来，或者通过袭击去截获。中国军队用五角中国币换一磅从日本人的电话线路中搞来的铜线，当地人民对此积极性很高。整村整村的农民参加了拆铜线的远征，他们搞来的铜线太多，以致军队无钱全部收购。 　　美联社记者发现，这个地区的学校数量相当于教育中心北平周围日本人管辖下的所有区域中的学校数的十倍。中国老百姓无论在哪里，一旦有了权，就立即惊人地增设学校。该地区的通讯设施还包括遍及三千个城镇和村庄的邮递网以及拥有六百家地方营业所和三千英里长线路的电话系统；这些都是完整地接管过来的。有十家电台播放着军事消息和来自外界的新闻。这些新闻都刊登在十七家日报上；报纸的版面虽小，但却是许多县第一次看到的报纸。蒋介石在汉口的讲话，北平大都市的报纸也许能够加以封锁，但是，日本封锁线内的河北农村十七个县在第二天就见报。 　　在中国各地，当日本军队沿着铁路线向前推进时，在他们的后方就涌现出大批类似的组织。战争日益成为不单是两支军队之间的斗争，并且是侵略军和顽强不屈的全体人民之间的斗争。为反对日本庞大的现代化战争机器，中国把她辽阔的疆域和丰富的人力资源都组织起来。日本人企图通过建立他们自己的中国游击队进行反击，并把整个村子烧光、杀光。但是，日本人在河北扶植的十二股土匪中有八股在建立的头几个月不是被中国人解除武装，就是自动地向他们投诚。甚至烧毁村庄在某种程度上也被中国人的反击所制止。当地有很好的情报系统，当村庄无法保住时，就向农民发出警报，进行撤退，日本人离去后，地方政府再帮助他们重建家园。日本人的主要目标是想动摇中国人民的意志。但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六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本对广州进行了有史以来最野蛮的空袭，炸死一万名老百姓，引起美、英的抗议。即使如此，它既未能中断去华中地区的铁路交通，也未能迫使广州中断同中央政府的关系。 　　日本人愈向前推进，就愈陷入组织起来的、敌对的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在四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人民第一次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一九三八年暮春，蒋介石夫人抽空给我写信说：“自从你离开后，中国人民的士气大振。我们的信念使难民和所有受苦受难的人能够毫无怨言地忍受对他们的磨炼。我们的士兵正以前所未有的斗志在进行战斗。”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月，委员长在抗战一周年时说：“我们丢失了领土，但那是在我们的战斗中丢失的。我们这样做，已经使中国意志的精神烈火烧得更旺。这种意志将能在日本造成的废墟上，建设起一座新中国的机构。” 　　我了解他说的这番话的意义，因为我亲眼看见他面带愉快之色，即使在比现在的前景更暗淡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他也是那样乐呵呵的。我在后来的几个月也了解到其中的道理。不管我走到哪里，无论是中国的北方还是南方，我都看见人民一致拥戴他起来抗日。不管他是在什么压力下作出那个决定，由于他作出了那一选择，他现在发现自己在战争中同中国人民十分融洽。南方的广州曾经多年同他打仗，现在，当他的镜头在电影中出现时，人们也向他鼓掌。北方的共产党人说：“十年来，我们知道他是顽强的，现在，我们相信他也会顽强地反对日本的。” 　　任何人，如果他不能清醒地认识到他是继承了四千年的历史以及他自己的行为也将作为先人那样被记载下来，就不可能取得象委员长在中国那样高的地位。他化了整整十年时间，力求用武力统一中国，但得到的仅仅是愠怒的、半心半意的、夹杂着仇恨的顺从。他现在知道，他仍然有机会作为领导实现孙中山和中国一切进步力量所梦寐以求的中国的统一、独立和新生的领袖而载入那漫长的史册。 　　① 卫立煌将军声称：在忻口歼敌一万六千，在平型关歼敌三千。它们是几乎连续不断的军事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参阅第九章。——作者注 　　② 李宗仁参谋部的一位将军一月底在汉口告诉我，他们本来希望在徐州坚守一个月，实际上他们坚守了四个月。——作者注 　　③ 资料来自传教士的信件和美联社记者哈尔·汉森的报道。——作者注 　　 斯特朗文集（3）/（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傅丰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