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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中国共产主义化的程度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傅丰豪等

在一阵事实、谣传和夸张之中，中国共产主义突然成了新闻。蒋介石夫人收到她在卫斯理学院时的同学来信问：中国是否正在走向共产主义。美联社从“河北地区一个共产主义政府”那里发出了各种通讯报道。这个政府地处日本人后方，而为遥远的中国中央政府所批准。东京坚持说，整个中国已经转向共产主义，否则，中国怎么会如此无理地反对日本?相反，一些保守的中国人却会对你说，中国根本就不存在共产主义，甚至在共产党人的头脑中也没有。“他们认识了过去行为的错误，已经归顺国民党。”这就是他们的套话。 　　尽管说法不一，但是有一些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大家都承认，蒋介石是中国最高领袖，他不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他同共产党人打了十年仗。)众所周知，国民党是执政党。人们也清楚，国民党和共产党正在合作——正如一切其他公开承认的团体和政党都在合作一样——这就是中国当前力量的基础。但他们是如何进行合作的?如果有让步，谁向谁让步?这种合作是否牢靠?是否可能永久合作下去?它将向什么方向发展?中国现实的或潜在的共产主义化的程度如何?这些问题成了世界报刊报道中国政府的每一次改组，国民党的每一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党的每一个宣言的主要新闻。 　　给访问过中国的美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一个事实是，中国非但没有在走向共产主义，相反，她正在开始走向民主主义的道路。第二个事实是，共产党人对每一项民主成果都报之以最热烈的欢呼。我们甚至看到了《纽约时报》一名记者把国民党的一项法令说成是向共产党人让步的令人惊异的奇观，这项法令允许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并保证在战后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第三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共产党人在中央政府中迄今徒有虚席，可是，不论在哪一个地区，只要在他们的影响或控制之下，他们都使之特别民主，而且特别忠于中央政府。 　　产生这些似非而是现象的原因寓于中国历史之中。中国有大量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他们从来不懂得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村庄——不同于日本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拥有很大的地方自治权；但是他们的头头是由大户人家的家长们挑选的，青年人和穷人没有发言权。世世代代以来，中央政府实行君主专制。一九一一年满清被推翻后有一个短暂的时期，议会是选举产生的，但是财产和文化程度的限制使很少一部分人能够参加选举，大多数人则被排斥在外。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不以民主自居；它曾声称，为了将来某个时候实行自治，它正在对人民进行教育。今天，在战争的冲击下，自治的希望提前降临。正是这个事实，以及它将给老百姓带来更加自由、更加美好生活的希望，激发了中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气概。 　　人们一旦了解共产党人自建党以来从未试图立即实现共产主义①或设想可以这样做，共产党人和这些日益增长的民主希望之间的关系迅即一目了然。他们认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不仅涉及中国国内的因素，而且涉及世界范围的因素。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成立以来一直是共产国际的重要成员，并且对它的讨论和通过的决议作出了贡献，并予以贯彻执行。但是，自从该党于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他们在中国的当前要求一直是工人农民有权建立组织、参加政府，从而改善他们的生活。这些要求的前提是中国摆脱外国的统治。因此，当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在为实现一个统一、独立的中国而进行斗争时，共产党人积极地帮助国民党加强和扩大力量，他们认为这是改善全中国——也是全世界——人民大众生活的第一步；人民生活的彻底改善，只有到了社会主义才能实现。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参加了蒋介石赖以上台的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两党都支持过著名的“三民主义”，在这一次统一战线时期，三民主义得到了最充分的系统阐述。②在随后的十年内战中，共产党人甚至有权可以认为，他们比南京政府更积极大胆地在支持这个主义。当政府在一个接着一个省份丢失面前表示逆来顺受时，他们敦促进行抗日——“民族主义”。他们在人民的言论自由和建立组织的权利被剥夺的年代里要求这些权利——“民主主义”。当受银行家控制的政府认为“民生主义”就是要用武力实现统一，稳定货币和建筑更多的道路时，他们宣布通过减租、减税、发放农业信贷、增加工资和提供社会保险来实现“民生主义”。共产党人有正当理由可以声言，进行坚决抗日，增强民主，也就实现了他们长期主张的纲领。 　　根据国民党理论家的观点，“阶级斗争”是两党重大的分歧。这话是对的，但它不是表现为通常所指的、过分简单化的、因而容易引起误解的那种形式。两党的分裂是由阶级斗争引起的；然后双方又继续进行了这场斗争。南京国民党政府禁止工人与农民的组织；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地方也要推翻地主和高利贷者。他们把土地分给耕者，拆除地界，烧毁地契。他们建立苏维埃政府，剥夺剥削分子的选举权。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如下的信念：只有推翻地主和与之结盟的土匪般的军阀政权，才能把中国人民从难以忍受的处境中解救出来。日本的入侵使中国的阶级关系发生变化，改变了实现这个目标的道路。它使一切阶级共同面临陷入奴役深渊的危险，但与此同时，通过组织人民，武装人民，也加强了工农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 　　功劳归于共产党人，因为是他们首先看到了采取联合行动反对民族共同敌人的必要性。日本人一侵入满洲，他们就主动提出同中国任何抗日的力量合作。本书前面③已经叙述过关于这些提议和最终建立反对入侵者的统一战线这段历史。这里只要提一下就足够了：根据共产党人自己的理论观点，这种合作不是一种倒退，而是向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国——他们纲领中的第一个目标——前进了一大步。他们不单是作为中国的善良公民，而且是作为优秀的共产党员，忠于中国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他们为了统一战线甚至作了一些让步。主要的让步是，他们在自己控制的地区不再剥夺地主的公民权，也不打倒他们。甚至在一些当地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反对日本和地主的地区，八路军也努力使他们相信，他们应该只打击“汉奸地主”，应该向别人解释联合抗日的必要性。 　　任弼时坦率地对我说：“我们是缓和而不是激化阶级斗争。在一些我们已经把日本人赶走的地方，如果人们要求我们建立地方政府，我们不再通过召集穷苦农民的会议来建立一个把富人排斥在外的政府。我们建立代表所有阶级的地方政府。当然，我们确实要求减租、减税、减息，否则老百姓无法承受战争的重担。如果地方上的冲突引起了流血事件，比如一个地主杀死了一个佃农，佃农的家属扬言要向地主报血海深仇，我们就努力对他们进行仲裁，要求地主向佃农家属作经济赔偿。当我们大家都面临着被日本奴役的更大危险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中国人打中国人。” 　　著名的“河北省共产党政府”——美联社从那里发过电讯稿④——是近来这些策略的最令人瞩目的典范。这是建立在日本人后方的应变政府，它忠于中国的中央政府，它的建立也业经中央政府批准。事实上，它比该地历届政府都更自觉地忠于中国中央政府，因为在过去，这里的政府都是被半独立的北方军阀所控制。尽管这个地区的组织是八路军建立的，访问过该地的外国人都说，共产党人甚至不顾当地政府办事效率所必须，拒绝接受更多的政府职务。美联社记者报道说：“他们最担忧的是国民党内一些分子可能会停止合作抗日，因此，他们尽一切可能避免别人指责他们争权。 　　共产党人虽然没有剥夺地主财产，但他们足智多谋，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减轻农民的负担。逃往北平的地主——他们中大多数人已经逃往北平——的田地依然被看作是他们的财产，但暂时归新政府使用。政府把这些土地分给穷人和无家可归的难民，从中收租。地方政府承认欠着这笔钱，待地主们返回时还给他们。但在此期间，政府就可以掌握一笔相当可观的财政收入。地租都减轻了，一般是百分之二十五。所有债务都宣布延期三年偿还，期间利息定为百分之一。分等级征税，于是，征用粮食、服装和购买武器的费用就由富裕人家来承担，较贫穷的人家就免予征税。各县具体做法不一。典型的做法是，农户每个家庭成员可免交半英亩的土地税，从而保证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不纳税。军队的骑兵帮助缺乏耕畜的农民犁田，这种情况十分普遍。无家可归的难民缺粮，地方政府就在庄稼收割前供给他们粮食。所有这些措施，激起了绝大多数人民对政府的无限忠诚。 　　共产党控制时间最长的地区是陕北“特别边区”。这里靠近蒙古，在南蒙大沙漠的影响下，土地贫瘠，山峦起伏，人民生活贫穷，是“饥荒带”的一部分。这个地区面积虽然较大——约六百五十英里长、三百英里宽——但人口只有一百五十万左右，人们吃的是玉米、小米和土豆，偶尔有很少一点白面和羊肉。一些苏维埃小区，在当地武装部队的保卫下，已经在这个地区存在了九至十年。直到一九三五年，红军主力经过长征，跨越了整个中国，才来到这里，建立了到那时为止中国最大的苏区。 　　将近一年以后，埃德加·斯诺访问了这个地区，发现“佃农、贫农、中农和所有穷人”的状况已有根本改善。⑤为使农民有个喘息的机会，新区在第一年废除了一切形式的赋税。在老区，只征收单项的土地累进税和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营业税。财主们的土地和牲畜重新分配给穷人，大片荒地——主要是无主地和逃亡地主的土地——开始被开垦出来。鸦片已被彻底消灭；乞丐和失业现象已经“消失”；缠足和溺婴是犯法的；奴婢和卖淫已经绝迹。 　　苏区特别重视教育和其他文化事业，并取得显著成绩。那里办起了一所培养小学教师的师范学校，一所农校，一所纺织学校，一所工会学校，一所培训党的组织干部的学校和二百所小学。红军在艰难的长征途中不仅随身携带武器，并且还带着简单的工业器具——车床、旋床、冲床、铸模和数十台胜家缝纫机。他们用这些机器开办了一些工厂。他们带着制版机和轻型印刷机，进行了一年半的长征，开始在荒僻的西北传播文化。斯诺说道：“我注意到，大多数农民谈到苏维埃时用的是‘我们的政府’，这使我觉得，在中国农村，这是一种新现象。” 　　一九三七年统一战线建立的时候，苏区改名为“特别边区”；这是受到中央政府全面控制的地方政府。这一变化的标志是允许地主回乡，如果他们提出要求，就分给他们土地，供他们自己使用，但不是把他们过去所有的土地都还给他们。以前把土地分给耕者的“土地改革”曾经证明是预防和减缓饥荒的主要因素。共产党人自动发起在一九三七年年底举行了民主化的地方选举，使以前无选举权的地主和商人都可与农民一起投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行的全体成年男子都参加的选举。选民不仅包括男人，还包括妇女。选举前进行了紧张的竞选活动。选民们分到了无记名选票，不识字的选民由学生帮助写选票。在大多数村子里，百分之七十的人民参加了选举；只有一半人参加选举的地区被认为是落后区。共产党人在大多数地方重新当选，但并非全部如此。 　　共产党在目前战争形势下制定的现阶段纲领也许可以解释为是一个民族阵线的纲领。其细节体现在公开宣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中国人通常喜欢采用数字的形式。八路军活动的地区到处都张贴着这个纲领。共产党人相信，在当前的危机下，中国人民是能够在此基础上团结起来的。 　　《十大纲领》如下： 　　一、抗日；收复一切失地；没收日本在华财产作国防经费。 　　二、没收汉奸财产作难民救济费。 　　三、改善人民生活；赈济灾荒。 　　四、废除苛捐杂税；整顿国家财政；发展工商。 　　五、增加工资，改善工人、农民和学生的生活条件。 　　六、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七、向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 　　八、实行民主原则；释放除汉奸以外的一切政治犯。 　　九、实行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保护旅居国外的中国人。 　　十、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人民，联合朝鲜和台湾的老百姓；跟一切同情中国的国家合作；同一切保持中立的国家友好。 　　这些原则是作为当今中国中央政府当前的行动纲领提出来的，并非是共产主义的原则。 　　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曾经亲眼看到他们的亲人和朋友死在同南京政府进行的内战之中，而现在却忠诚地支持中国的中央政府。当我和著名女作家丁玲相遇时，我惊讶地发现她还活着。多年前，她和她丈夫一起被关进南京监狱，以后一直杳无音息。大家认为她已在那里被杀害。我在同她讨论了她的新剧团后请她跟我谈谈她个人的经历，以及在据说她已经死了的情况下“她是怎么活过来的”。她犹豫了一下，接着回答说：“由于我们现在同政府建立了统一战线，我不想谈论我在监狱中的经历。”共产党人有许多痛苦的回忆要忘掉，但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他们已经坚决地把它们忘掉了。 　　在中国，唯一反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团体是托洛茨基分子，法西斯分子和亲日汉奸，人们常常发现他们有时公开地、有时隐蔽地结成邪恶的联盟。战争初期，托洛茨基分子公开鼓吹一种理论——我在汉口时，他们中有一个人曾向我陈述过这种理论——即蒋介石政府是中国工人的头号敌人，中国工人们应该帮助推翻它，甚至不惜通过日本之手。这是明显的汉奸观点，因此没有一个人公开追随他们，后来，连托洛茨基自己也在报上宣布放弃这个观点。有种种迹象表明，有些承认自己过去是“托洛茨基分子”而目前在中国政府或国民党中担任职务的人暗地里仍在执行这个政策。他们人数虽然很少，但却是中国最严重的隐患之一，不仅危及共产党人的生命——他们已经搞了多次暴徒暗杀共产党人的事件，甚至危及中国取得战争的胜利。 　　例如，国民党的异端派人士过去都是公认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在武汉曾公开夸口说，他们要组织学生去打八路军。周恩来向我讲述过关于一些在空军中身居要职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情况，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在中国和苏联的飞行员之间制造不和，他们甚至在南昌煽动向一名苏联飞行员开枪——他仅受了伤。我曾亲耳听到许多失败主义的谣传和造谣中伤，这些都是现在否认有政治色彩的前托洛茨基分子散播出来的。江西的将领们率领大部分部队奔赴前线时，他们把被共产党开除、后来成为托洛茨基分子的黄公图留下担任要职。他们刚离开，他就企图发动政变夺取权力。他的企图没有成功，他和其他七十个人一起被处死。另外一名被共产党开除、后来成为托洛茨基分子的人，名叫张慕韬，他在1933年企图引诱冯玉祥将军同日本人结盟反对蒋介石。后来他又在西安鼓动处死委员长。他因此而声名狼藉，于是就乔装打扮；后来人们发现他充当日本特务，化名在山西阎的新大学里进行活动。他被发觉后继续向北逃窜，仍然在替日本工作。最后他被八路军抓获，据最新消息，八路军现正在努力征求中央政府同意，将他处死。 　　由于八路军取得的胜利，共产党在中国的名望和声誉明显提高。在我访问期间，汉口所有的书店里，关于共产党人的书，特别是关于他们军队的书最畅销。其中《红军怎样成为八路军》一书居首位，其次是《回忆八路军》、《苏维埃特区的生活》和《毛泽东——一个革命家的传记》。只有关于上海英雄的书，才跟以上好销的书籍一样深受读者喜爱。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共产党人终于获准在汉口出版日报，其发行量在三个月内增加到五万份。据说，这是中国内地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 　　共产党人现在的地位的取得不是没有经过斗争的。我在一九三七年年底访问汉口时，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象美国共产党人那样取得合法地位。十二月初，武昌学生举行集会，邀请周恩来去演讲，结果遭到镇压。可是到了二月份，周恩来成了国民军中央总部政治部副主任。他是由于共产党人在这方面的杰出才能而取得这个职务的。共产党人办的日报，尽管是合法批准的，但在发行后第一周，就遭到托洛茨基分子和法西斯分子暴徒的联合袭击，最后他们被报社的工人赶了出去。在其他场合，直至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有些共产党的领导人还遭到政治暴徒团体的袭击，甚至遭到杀害。在各地，有时也在汉口，反动、腐败的官员们用高压手段镇压了共产党的活动。每当这些高压行为引起委员长注意时，他就立即下令禁止，并谴责那些肇事者。对共产党人报社的袭击是在委员长不在市里的时候发生的，因为，众所周知，他是支持他同共产党人达成的关于统一战线的协议的。 　　“如果中国赢得战争，国家就要落入共产党人之手。”这是国民党一些成员不时流露出来的怀疑。为了消除这一怀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发表声明，主动提出不仅在战争期间，并且在取得胜利后建设新中国时，继续同国民党实行统一战线。几个月以后，即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九日，共产党在汉口的机关报对此作了进一步有力的阐述：“如果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努力，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那么国民党就用实际行动表明了它是为争取中国民族生存而斗争的最大的政党，它的领袖蒋介石及其他坚决领导抗日战争的领导人就将是中国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到那时，谁还会进行推翻国民党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也将……得到人民的支持和尊敬，谁也不能违背人民的意志推翻共产党……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将进一步发展在战争最艰难时期两党合作中逐渐形成的精神。” 　　毛泽东说：“共产党提出了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它不可能在二三年，乃至五年内实现。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直到最后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民主的政府制度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机关报在上述文章中又说：“在胜利进程中诞生的”这个民主共和国在本质上“不同于欧美式的旧民主共和国。但是我们提议建立的也决不是苏联式的或者没有资本家的共和国。它将是，也必定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共和国。” 　　在中国实行民主本身就是一场革命，在这一点上所有政党都是一致的。中国朝这种民主发展的程度最明显的迹象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在汉口举行的国民党第六次特别代表大会⑥以及新建立的国民参政会。国民参政会在七月初举行会议。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保证言论、新闻、集会和结社自由，但这些行动不得与国防基本任务相矛盾。它宣布，胜利不能单靠军事力量，而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因此认识到必须促进建立“工人、农民、商人和学生的联合会”，以吸引人民投入战争的任务并为参政作好准备。它成立了容纳各党派和政治团体代表的国民参政会，作为人民群众参政的开始。国民党这次代表大会，依据周恩来的说法，“是十年来最令人满意的一次代表大会”。 　　七月的第一周，二百多名来自中国各地的代表参加了新成立的国民参政会的开幕式。他们有的来自中国诸省，有的来自五个特辖市，有的来自蒙古和西藏。国民党任命参政会的议长和副议长，并有权批准参政员的任命。尽管如此，这是十年来第一次来自全国范围的代表有机会发表意见。参政员中有九十一名政府和党的官员，五十九名教师，六名金融家，六名文化工作者和六名新闻工作者。女代表有九名。汪精卫是国民参政会的议长。他宣布说，参政会的使命是“团结民众，使抗战力量不断加强，同时在抗战期间，为民主政治奠定稳固的基础，使抗战结束以后，中国可以从容的进入于宪政时期。”蒋介石委员长也对参政会表示欢迎，称之为中国走向民主的第一步。共产党在二百名参政员中只占七名，它在一个正式决议中说：“中国的政治生活正沿着民主的方向继续发展。” 　　只有在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人民才敢于在战争期间增加民主。已经采取的措施，例如组织人民和武装人民，保证了战后中国社会制度的任何改革都将根据中国人民的意志来进行。没有一个中国的政党敢于提供比这更少的东西，也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提出比这更高的要求。 　　但是，正当中国走向民主的时候，日本在迅速走向法西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皇家军部开始控制战争。三月份通过了国家总动员法。五月份该法的几个部分已经实施了。于是军队中的极端分子在内阁中的力量已经大为增强。 　　从而，中国人民反对侵略者、争取自由的斗争就逐步发展成为全世界人民群众争取权利、反对法西斯压迫者和战争制造者的斗争的一部分。 　　① 广州公社以及后来的苏区甚至要求把大型工业收归国有，把地主的庄园分给耕者——换言之，在农村消灭一切封建残余，在城市实行一定程度的社会化；这两点正是孙文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作者注 　　② 孙先生曾这样阐述过：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是相容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最高的理想，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孙中山全集》“第二讲”34—48页，他同共产党的关系十分友好。——作者注 　　③ 指第八章。——作者注 　　④ 已在第十六章叙述过。——作者注 　　⑤ 见斯诺《西行漫记》215、216、219、231页。——作者注 　　⑥ 应为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译者注 　　 斯特朗文集（3）/（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傅丰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