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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关于白皮书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傅丰豪等

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份历史上著名的自供状之一：《美国与中国关系》，通常称之为白皮书。我把这份白皮书同我这本书的清样放在一起读过之后，对外交官们能得到这样好的情况汇报十分羡慕。早在几年之前，他们就掌握了有关中国的一切必要情况。 　　他们在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就已经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富有生气的力量”，“他们之所以能够生存是由于得到人民的赞许和支持，由于人民全心全意地同他们在一起战斗”，“其基础是一场温和而民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革命”，“这场革命改善了农民的处境”。外交官们还知道“普通老百姓生平第一次有了一些可以为之奋斗的目标”。“如果哪一个政府剥夺他们刚刚获得的这些利益，人民必将继续同它进行斗争”。他们也知道“几乎找不到任何证据能证明有什么来自莫斯科的物质援助”，尽管两者“目标一致并有意识地相互接近”。 　　国务院从大量报告中获悉，蒋的政府“不再代表这个国家”，而是“士气低落，不得人心的……反动派，同过去的军阀没有多大区别”。在对日作战方面，它也谈不上是一个可靠的同盟，连雅尔塔协定也不得不对重庆隐瞒，不然“日本人立即就能得到情报。”他们知道蒋的封建政府无法同华北的符合时代精神的生气勃勃的政府长期共存”。 　　他们在一九四五年就知道蒋企图发动内战，而“共产党必将赢得胜利”。正因如此，马歇尔将军才前去中国“帮助国民政府在尽可能广阔的地区内建立政权”。一九四七年马歇尔撤回美国时曾告诫蒋：他的“军事行动将会遭到失败……并最后毁灭国民政府”。 　　这些情况华盛顿当局全都了解，但却让美国人民负担“中国政府货币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达四年之久。他们派出巴大维少将率领一个美军顾问团，传授美国军事技术，为蒋打气，企图挽救其必然失败的命运。但是，蒋之所以吃败仗并不是“由于缺少武器弹药”，而是由于缺乏“战斗意志”。国务卿艾奇逊就是这样说的。 　　一个永远留在人们记忆之中的例子是：“中国空军……尽管拥有五千余名由美国训练出来的飞行员，却没有作出什么成绩……中国空军对于杀害没有空军支援的共产党本来就十分不满”。我的话没有一句能抵得上巴大维将军的这个报告。我的任何结论也不如美国驻天津总领事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发出的电报那样具有说服力：“两个月前，美国人亲眼看到共产党部队占领了天津，他们用的几乎全都是美式配备。……在满洲的国民党军队实际上没有作战就拱让出……。有过这种不愉快经历的美国人对于国会考虑提供又一笔十五亿贷款感到惊讶”。 　　最后，约翰·司徒雷登大使不得不这样报告：“我们的援华计划受到了谴责，连它的直接受益者也指责这一计划是延长内战的因素。……我们支持了一个不得人心的政府，帮助他们继续掌权，而这个政府并没有把本国的利益放在心上，我们对此负有责任……我们受到了责备。” 　　华盛顿为什么要采取这种自取灭亡的政策?又为什么要坚持下去?白皮书说明不多，但却很重要。 　　请听杜鲁门总统于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一日发表的哀伤的讲话：“如果我们能做到，我们不愿意在中国政府中或其他国家政府中看到有任何共产党人。”再看魏德迈中将所做的坦白的军方声明——难怪他一九四七年的报告一直扣压到现在才发表——他说共产党控制中国的结果将“拒绝向我们提供用于发动进攻的重要的空军基地”。而华盛顿所要的中国是要它“不仅提供重要的海空军基地，而且在人力方面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盟国”。 　　我们的外交官掌握了情况，而我们的将军们则加以利用。现在应该由美国人民掌握它，用来为自身的利益服务了。这本书是为美国人民写的，不是使用外交官的语言，而是通过故事、图片和谈话使美国人民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他们新的领导人的目标以及他们赖以取得胜利并开始重建自己国家的各项政策。因为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相似的而不是互不相容的。两国人民的利益在于友好、和平、贸易、对各自人民负责的政府，以及在于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一种稳定的、不断发展的富裕的生活。 　　 斯特朗文集（3）/（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傅丰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