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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忆涌上心头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傅丰豪等

黄昏时分，风向变了。船工们脸上露出了笑容。现在他们可以利用风帆快速地驶向大河对岸了。“我们的毛泽东为我们借了东风。这是一个好兆。”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夜晚，炮弹越过等候过江的人们的头顶，飞入远方对岸的敌军阵地。烈火划破了夜空。一颗信号弹打响了。成千上万艘小船鼓起白帆，乘大好东风，快速地穿过敌人的炮火，越过炮弹掀起的水柱，奋勇前进。 　　拂晓，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在江南的村子里追击蒋介石的士兵了。老妈妈们端着开水说，“我们盼望了多时，你们终于过江了。” 　　百万战士驾着小船，经过三天的战斗。在长达千余里的战线上，令人不可置信地渡过了长江，动摇了亚洲古老的秩序。 　　炮弹击中了四艘英国军舰。这是中国人遇到的十分引人注目的事件。但是，即使伦敦也无法提出抗议。一百多年来，武装的外国人在中国可以为所欲为，现在这一时代已经过去。中国人民正在接管自己的国家。 　　江边码头、城市和碉堡，象成熟的梅子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地掉进了农民的篮子里。第四天，攻占了南京。在上海，市内的邮递员走出市区为他们引路。征服者们到来了，他们在十字路口做上了通向城市的标记。他们谢绝了赠送给他们的礼品、食物甚至开水。“因为不希望打扰老百姓”。他们睡在中国银行附近的人行道上，但不进入银行。“里面有钱，如果我们进去了可能会引起麻烦”。这是在中国从未见过的最强大的军队。他们对卑贱者表现谦虚，对趾高气扬者表现傲慢。他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纪律的农民。 　　许多美国人不寒而栗。“是莫斯科的势力进来了吗?”但是胜利者却是带着美国的枪支来的。他们在电台兴奋地宣告：“中国人民的力量比最先进的美国武器还要强大，我们已经缴获了这些送来反对我们的武器。”他们自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是一百年来不靠外国顾问而取得胜利的第一批中国人。 　　毛泽东发布了“解放全中国……保卫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命令，还为船民借了东风。这位毛泽东是谁?他是一位中国农民的儿子，从来没有出过国。他在大学学过中国古文和现代西方学说，后来他接受了马克思的分析方法。他把这种分析运用于中国情况和中国人民面临的问题，在这一方面，他是一位大师。他在中国农村的中心地区被封锁了二十多年，从贫瘠的西北的一个窑洞里运筹帷幄，组织领导了今天的胜利。他自称他进行的这场革命始于孙中山。他正在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毛说，这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纲领是“相互一致”的。 　　这场革命真的同以孙中山为国父的“国民革命”一样吗?真的是被蒋介石、日本和美国中断了二十多年的“大革命”吗?很显然，大多数中国人是这样看的。几亿农民说，“我们终于有了土地了。”几百万工人在工厂正在以一个集体的声音说话，他们从一开始就进行了这样的革命。小商人说，“他们不会比蒋匪帮更坏。共产党是允许自由企业的。” 　　那些爱国的知识分子又如何呢?几千年来，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就取决于这些学者的认可。许多人早就偷偷地越过战线，加入了新政权。大学生们成群结队地聚集在前进的旗帜之下，学习管理城市。他们特别把这场革命看作是把中国从外国控制之下解放出来的“国民革命”。民主同盟的高级知识分子从北平广播说，“整个亚洲的解放已经开始了”。 　　从印度到日本，到印度尼西亚，亚洲各国人民都在注视着。因为整个亚洲都在经历着一场“人民革命”的阵痛，而新亚洲的第一个新生儿就在这里。 　　我从康涅狄格州的家中，隔着一个大陆和一个大洋注视着，渴望能够置身中国。当时我曾说，“这不仅仅是中国的‘大革命’。这是一个普通人的世纪，他们在亚洲唤醒了占人类半数的东亚和南亚亿万人民。他们曾经是落后、饥饿和没有文化的人，现在他们正在勇往直前。中国创造了一种模式。中国是他们的最新又最近的模型。中国同时还是太平洋上一支新的力量，一支能够对世界和平起稳定作用的强大力量。这或许意味着制止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力量增强了。 　　回忆起二十多年来我在中国看到的变化，往事一齐涌上了心头。 　　首先是香港著名的大罢工。当时有十万名中国工人离开城市，在沿海组织纠察线，阻止同英国的港口作生意。香港一天要损失一百万美元，因而向伦敦求援。美国领事对我说，“你知道当淘金热过去以后那些西部的象鬼一样的城市吗?我怕在东方的这个最大的港口也会发生这样的事。” 　　在一九二五年的时候，中国还没有现代意义的政府。军阀们统治着一些县和省，把中国零零碎碎地卖给外国以换得他们的支持。北平是外交官们的学都，因为这里对于外国列强比较方便。范妮·鲍罗廷曾在北平对我说，“到广东来吧!那才是现代的中国。我可以给你搞一张许可证。”我是这样才知道她的丈夫米契尔·鲍罗廷的。鲍罗廷由孙中山从俄国请来担任他的新的“国民政府”“高级顾问”，当时除俄国以外，根本没有别的国家愿意同孙中山打交道。 　　英国轮船停泊在广州城外离沙面不远的地方。一艘中国的摩托艇从岸边驶来，艇上挂着一面迅速传遍全中国的新的旗帜——青天白日旗。范妮·鲍罗廷坐在船尾，当我快步踏上小艇时，她显然松了一口气。“我怕你带别人下船。罢工的工人只允许下来一人。几个星期以来还是第一次允许去接一艘英国船。他们想要你去看一看他们在广州的新的国民政府。” 　　那就是国民党和具有国民党员身份的共产党的合作——一种不稳定的联合。穿绸长衫的政府官员们害怕这些工人的粗鲁，却又利用工人的罢工来反对他们的英国对手香港。罢工工人对穿绸衣的官员们怒目而视，而对其反对“帝国主义”则声言支持。广州摩擦之声时有所闻，但广州是有力量的。在罢工工人的严格控制下，我参加了一次有二千名女工参加的群众集会。在这次会上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中国人民接管自己国家的力量。 　　两年以后，我在扬子江上看到了这个政权的分裂。有外国炮舰巡逻的奔腾不息的扬子江把中国分成两半，只有人民的大团结，才能越过这一屏障。蒋介石因为同上海的资本家和外国列强达成妥协，才取得对南京的控制。但他的中央委员会中的三分之二仍然在内地，处于“红色汉口”的统治之下。鲍罗廷在把我介绍给一位中国领导人时说得很妙：“斯特朗小姐革命的运气不好，对俄国革命来说，她来得太晚，而现在到中国又来得太早了。” 　　我恼怒地回敬了他一句：“我年纪还轻，可以呆在这里，亲眼观察这次革命的过程。”我哪里知道那时已是他作为“高级颐问”进行最后挣扎的一个月，并且很快就要逃往北方去了。我不知道中国革命会延续多久，更想不到当它到来的时候，我却错过了。 　　当时在湖南，“人民政权”的兴起何等迅速。中国农民组织起来有多快!他们针对当时需要采取的行动是多么准确和切中要害：以“人民粮食”的名义实行稻米控制；通过“人民法庭”审判大流氓恶霸；为穷人兴办“人民学校”等。凡是见到过华南“人民政权”的人，那怕是象我那样只看到它的残余的人，也不会把它忘记。 　　毛泽东在“人民政权”处于高潮时期看到了它并把未来的政策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但当时没有人知道毛。事隔二十二年之后，我在莫斯科整理老的档案资料，找出了几封旧信的留底，希望把它带到中国去，让人们看一看，早在一九二七年，我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判断就同毛泽东是一致的。我只是写到了这一点，而他不但看到了而且为此进行了筹划和奋斗。 　　在汉口的一个赤日炎炎的夏季，人们端坐不动也要汗流浃背，代表十四个省、四百万组织起来的工人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在举行一次会议。这些翻身工人的脸上显示出了多大的力量!他们穿过战争的封锁线来到这里，为反对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而组织自己的国家。他们中有来自上海的鼓动家、运输工人俞(译音)；有来自广州的老印刷工人马(译音)；还有来自湖南的至今仍以朝代计算时间的老矿工。瘦削的、年仅十几岁的纺织工人们开玩笑似地讨论着如何在归途逃避折磨和死亡，如同大学女生们讨论如何逃避老师一样。 　　那些工人们涌入中国心脏地区扬子江沿岸的由外国人统治的孤岛——外国租界，并以中国人民的非武装力量把它们收回。汉口的达官贵人因此惊恐万状。他们想把租界交回去。但是权力不在他们手里。他们被人民支持的强大力量吓怕了。汉口就这样陷落了。 　　二十年来，中国人民的力量处于分裂状态。其最强大的一部分潜藏在地下。我总以为有朝一日它一定会重新崛起并坚持下去。在湖南农民运动以后，我感到这就是新的力量。它是各民族交响乐中一个新的乐章。一个古老、智慧而宽容的人民，其创造力从此获得新生。 　　我从来不去注意蒋介石在南京的统治。它是对伟大而诚实的人民力量的严重歪曲。当十年之后的一九三八年我再去中国时，日本的侵略迫使中国形成一种局部的团结。蒋的由德国人训练的军队在上海和南京被击溃，他把汉口定为他的临时首都。他的那些中国大资本家在香港积蓄着自己的个人财产；美国、英国、法国，他的那些外国保护人正在向日本出售废铁，并从南部对中国进行了封锁。只有俄国经大沙漠穿过一条狭窄的通道提供援助。蒋被迫以中国人民为后盾。 　　那是蒋的时机。所有爱国者都团结在他的周围。他在没有人警卫的情况下骑着自行车在汉口到处转。他家的一位妇女告诉我：“他只要权力。现在他还需要声望。当他的形象出现在银幕上并受到人们欢迎时，他感到很高兴。”这是蒋统一中国并以中国救世主的地位载入史册的机会。他仍然是一个同大商业结合的军阀，但同时又是怀仇记恨的军阀。他的时机错过了。 　　我乘坐阎锡山将军的专列前往北方战区访问当时已经赫赫有名的由共产党人朱德将军领导的八路军。这支军队在日军敌后正广泛开展袭击活动。私人专列是战区式的，很不舒服。餐车的窗玻璃打破了，户外气温零度。我往餐车桌子上我的肥皂盒里倒了一点水，看会怎么样，结果在四十分钟内结成了冰。我们在卧铺包厢里放了炭盆取暖，直到一个男人被烟熏昏为止。晚上你无法在通道走路，因为阎的警卫在过道上横七竖八地睡觉，到处都是他们的手臂、腿和身体。 　　由于阎是第二战区的司令官，因此从技术上说，朱德的共产党军队是在他的管辖之下。阎说他们是“服从的”。“在我的战区里，所有的军队都是。”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相信它。其实，阎是一位年长的封建领主，军事上并不在行。即使他曾经发布过任何明白无误的军事命令(这一点我是有怀疑的)，他也不可能跑到山上去督战。他高谈阔论社会改革的哲学，对乌托邦的讨论远比单调乏味的对日战争更感兴趣。在火车上，我曾经同他作过多次交谈。他对共产主义礼赞备至，但却因其幼稚而不予采用。当时他的理论是通过消灭货币来实现社会改革。但是他接受单一税论和休伊·朗的“财产均分论”。他镇定沉着，说话慢条斯理，手势富有表情，具有舞蹈家的节奏感。他用手势能建立和消灭一些国家，能丈量时间和空间，能安抚城市和农村。阎是山西的独裁者，虽然已被赶出省会，但他仍然自认为是上帝。 　　阎也有自己的时机。当他搬进山西的一个窑洞，而不是到北平去当日本的傀儡的时候，他在爱国人士当中争得了很大的面子。那是一个非常雅致的窑洞，里面有套房和高级地毯，也是一个很好的防空洞。如果阎能在战区死去，或者活着，但能不用会做手势的手去干预人民的命运，他可能成为一位光荣的祖先。但结果是，山西农民恨阎更甚于恨蒋。中国有一句谚语：“你不可能说服老鼠相信狮子比猫更可怕。”蒋是距离遥远的狮子，而阎却是本地的随时可能扑来的猫。以阎为首的各种乌托邦进行的勒索更甚于普通军阀的掠夺。阎一九四九年再次被赶出本省。这次是被他自己的人民赶走的。在异乡广州，他成为逃亡政府的最后的象征。 　　火车上有一个人应予纪念。他就是刚从蒋的监狱里释放出来的性格开朗的李公朴教授。他同六百名学生一起北上，准备在阎的管辖之下开办一所国民革命大学。“我们已经有二千五百人报名了，”他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要来?他们出身有闲阶级，喜欢平静而安逸的生活。而在这里他们却象疯子一样争着上前线。他们象普通士兵一样乘坐的是装货的棚车。他们知道在山西要挨冻受饿，还要冒着生命危险。他们对这一切都不在乎。他们唯一的担心是不知道这所大学到底会办成什么样子，是不是真能有益于国家。”他笑了起来。“你能指责他们吗?即使我这个筹备开办这所大学的也不知道阎会允许我们做什么。我知道我们必须唤起民众，组织他们，训练他们和武装他们，在政府中输入新的血液。我认为守住作为煤铁中心的山西山区比浪费许多军队企图守住上海要重要得多。” 　　李公朴豪迈地进入山区。他的国民革命大学失败了。在阎的统治之下，你又能干得出什么呢?后来，李花了两年时间在敌后共产党统治区办了教育。当一九四○年我同他在重庆再度会面时，他冒着巨大危险给我带来一叠传单。由于传单印色很差，已经消褪，但对我仍十分珍贵。李后来在昆明被蒋的爪牙暗害。他是作为一位优秀的民主同盟盟员而死去的。他将永远活在中国大学生的心里。 　　这次伟大的抗战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次机会，不论是蒋、阎或李；也不论是共产党或国民党。共产党以大无畏的精神发挥了人民的力量，而蒋介石却压制人民。从此，共产党人开始非法活动，进而取得胜利。 　　在抗日战争第一个年头实现的任何一点民族团结，在一九四○年都遭到了破坏。当时我从莫斯科经新疆沙漠飞往重庆，是走这条新航线的第一个外国人。这时候，蒋正以他最好的部队封锁共产党，并把美国供应的给养保存起来为日后内战使用。在战区，大约有五十名蒋的将领投向日本方面，而重庆并不加追究，因为他们打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这叫做“曲线御敌法”。到处流传着一个一针见血的笑话：“日本人只是中国身上的虱子，而共产主义却是心腹之患。” 　　共产党的外交代表周恩来，住在重庆的一个简陋小屋里，处于半地下状态，但还比较安全，因为他曾经救过蒋介石的命。他花了好几个晚上向我长篇介绍了蒋的将军们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之间发生的武装冲突。两年来斗争不断加剧，但双方都仍然封锁消息。“等我通知你时再发表”，周告诉我，“我们不愿过早透露这些冲突使磨擦加剧。但如果蒋进一步发动更严重的进攻，我怕蒋会这样做的，我们希望掌握可靠的人手中的材料能够在国外发表。” 　　就在这一个月，蒋的将军们屠杀了上万名新四军，其中包括军官家属、医院里的伤病员和整个后方警卫部队。当时我正在前往旧金山的船上。在纽约我接到通知：“现在可以发表你掌握的材料了!”就这样，在重庆被封锁了两年之久的关于这场隐蔽战争的消息，在纽约公开发表了。 　　当时在重庆还有一件事，其意义我是很久以后才了解的。李公朴向我通报了北方农民抗战情况的消息，邀请我参加一次知识分子头面人物的会议。出席的有来自教育、商界和福利组织的知名人士大约二十人。他们的情况很不相同，但都渴望有言论自由，以反对蒋的日益加剧的压迫，同时又都对如何组织政党一无所知。他们竟向我这个到处漫游的新闻记者征求意见。我把它看作是礼貌的表示，便客气地介绍了一点有关党派联盟技术方面的形式，它是由我们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州团体联合会制订的。他们似乎从中发现了新的东西。我以为他们是——上帝宽恕我——一批文雅而不成大事的人。六年之后一位被蒋介石警察局到处追捕的高级人士在上海问我：“你认为你帮助我们建立的那个团体怎么样?” 　　“什么团体?” 　　“你在重庆见到过的我们那一批人，后来又开了几次会议就成立了民主同盟。”是的，这就是许多政治运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一九四六年，我再度回到中国。等待了二十年的机会来到了。在对日战争和蒋介石封锁的铁幕后面，北方的那些被世界称之为“共产党”区域即他们自称的“解放区”日益壮大。有少数几个大胆的记者已经到过延安，但其他的更大的区域则还没有人到过。现在突然之间，通过我们所说的“马歇尔停战”，这些地区突然开放了。在北平成立了一个超政府机构，名为“军调部”，由美国人任主席。美国的军用飞机可以从北平飞往华北和东北的近四十个点，每个点都设有“停战小组”，也由美国人任主席。这样，美国空军就可以进入全中国，一直可以到达苏联边境。对于有时间也有愿望进入解放区的纪者来说，门也打开了。 　　机会既难得又短暂，我抓住了它。我在解放区旅行了九个月，为这本书收集了基本资料。一九四七年三月，内战逼近延安，军调部连同飞机和停战小组一起撤走了。 　　是毛泽东告诉我，必须搭乘最后一架飞机离开延安。“不然，恐怕得在两年之后我们才能把你送出去，使你重返世界。你已经在非常广阔的范围内看到了我们的解放区，把这些消息带出去，以后你还可以再回来。”这时候延安正在遭受轰炸，已经差不多撤空了。毛本人住在几英里之外的山里。 　　我要求留下和他们一起进山，因为他们是非常友好的人民，因为他们正在创造世界历史。在被孤立、被围困的延安，我感到了一种一生之中从未有过的对建设世界的人们的亲近感。李敦白留下了。这个北卡罗莱纳州的小伙子是按照我的建议，步行三十天走到延安的。他把沿途收集到的材料都给了我。康纳尔的农场专家恩斯特①也留下了。他北上内蒙古，向人们讲授如何保护牲畜，为工厂设计简易农具以便春季制造。教友会的救护队也留下了。他们同民用医院一起转移。他们都是中国人需要的、有专业知识的年青人。 　　我知道自己不能留下来，我赶不上他们行军的步伐。 　　他们十分有礼貌地说：“你现在是唯一掌握我们地区情况的人。一切过去出的书都过时了。那些书只写了延安地区的事情，而现在它只是解放区中最小的一部分。那些书只写了对日作战的情况，当时美国是我们的盟友，我们要同蒋介石搞统一战线。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蒋企图在美国援助下消灭我们。这就改变了所有的政策，我们的土政策，我们的战略。所以，现在你掌握的材料是独一无二的，你要出的书是绝无仅有的。把它带往美国，告诉全世界我们是怎样一步一步取得胜利的。当我们重新和世界取得联系时，你再回来。” 　　这是一种很好的“不丢面子的说法”，同时也是真实的。 　　美国对此不感兴趣。我在上海坐下来进行写作，把一大堆材料送往美国。我打电报给书籍出版商和演讲组织者以及朋友们，告诉他们我将带着我的稿件回来。他们的回答是：“中国已经没有意思了，共产党搞不下去了。你通过俄国和欧洲回来吧，现在我们对这些地区有兴趣。” 　　但是印度人、日本人还有来自南洋的人们对中国感兴趣。有些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的人来看我，对我说，“大家都要了解这些地区。”我给了他们一份我的手稿。后来我听说孟买和加尔各答都在争夺出版我写的有关中国书籍的权利。 　　一位日本人把我的手稿翻印了六份，全书已有四百页之多。他说：“我们不知道麦克阿瑟能让我出版多少。具有各种政治观点的日本人都对中共很感兴趣，他们是唯一能击退日本武装力量的中国人。” 　　这些亚洲人特别要得到我所有的毛泽东著作，任何片言只语都要。当时共有六、七篇他早期有关文学、财经、政府、战略方面的讲话，翻译和复印的质量都很差，是在延安向记者散发材料时用的。记者都没有拿。现在这些复印件只有历史价值，已经难以辨认了。但印度人对这些材料印了又印，目的是广为散发。 　　“我们只收到两本毛的著作。”一位印度人说，“但是我们懂得，对亚洲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但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是重要的，而且也要学毛主义。” 　　“难道毛已经成为一种‘主义’了吗?”我笑着问。他说当然是。“因为毛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决亚洲的问题，运用得最好。” 　　于是我暂时放弃去纽约的打算，经莫斯科返回欧洲，沿途一直为中国作宣传。北朝鲜对我的书事先没有看过，他们渴望了解的是新闻。我没多余的副本，后来才寄了一份给他们。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收到没有。东欧也特别感兴趣。毛泽东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比他们运用这一理论要早四年。布拉格的哥特瓦尔德总理和布达佩斯的拉科西副总理都想了解有关中国的事情。我的书很快在全欧洲传开了。书到捷克斯洛伐克花了一个星期，到匈牙利花了四十八小时，到法国只需一个周末的时间。以后柏林也拿到了，华沙和罗马接着也收到了。 　　一切处于变动的阵痛之中的国家都渴望了解中国，只有美国除外。 　　出版商和演讲组织者说，“如果你写关于俄国的问题，我们好办，但有关中国的事情卖不出去。” 　　“会卖出去的”，我竭力劝说他们，“不出半年之内，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事情将成为所有报纸的头版新闻。”但直到巨大的最后的胜利到来之前，他们并没有被说服。 　　在巴黎，我遇见了解放区的三位代表，他们是刚刚从我已离开的华北和满洲来的。他们比我更有信心。他们告诉我，经满洲回中国的时机已到，可以就走他们来的那条路。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帮助我办好必要的批准手续。后来他们从中国得到消息，确认了对我的邀请。当他们得知我已持有可以到达莫斯科的签证时，似乎以为余下的都好办了。他们说，“走得越快越好，伟大的事件越来越近了。”他们给了我从满洲入境的介绍信。 　　在莫斯科我按规定申请出境许可证。我等着。在莫斯科的一间公寓里，我等了四个月。我用一架十分破旧的无线电收音机收听伦敦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拿下了济南、长春、沈阳、徐州、天津和北平。中国朋友一个个都走了，而我的出境许可证却仍无音讯。后来，中国代表到了，我相信他是有权为我作出安排的。正值此时，俄国人逮捕了我，并通过波兰把我遣送回国。我在监狱里待了五天，一直不知自己犯了什么罪，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我至今仍想知道。 　　这是我的中国朋友唯一向我发出的一次邀请，又是我唯一不能成行的一次。这就是我等待了二十多年的“大革命”，而当它到来之际，我却没有见到。 　　也许我已经看得不少了。并非所有希望看到胜利的人都能亲眼看到它的到来。那个被激怒的政府在行将灭亡的最后三天里，在上海处决了六百名中国学生和工人，唯恐他们会向胜利者发出欢呼。这些人期待的时间比我更长，遭受的牺牲比我更大得多。 　　因为我还可以隔着大洋进行观察并理解我看到的一切。不是通过空洞的理论，而是通过一幅幅清晰的画面：那皮肤黝黑的农民老李，他坐在我过去住过的延安窑洞里，一面从衣服上捉虱子，一面称赞“新社会”；那个东北姑娘，她“清算”了一个拥有一百名武装匪徒的土匪头子；那些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冒着被送进集中营的危险，穿过封锁线来到迅速组织起来的“大学”，在那里他们睡在地铺上学习如何“管理城市”以及在延安同毛主席的最后一次谈话。 　　让我们重新开始吧!一切从我住在延安窑洞里的那些友好的日子开始吧! 　　① 即今天仍留在中国的阳早。——作者注 　　 斯特朗文集（3）/（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傅丰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