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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国共产党是些什么样的人? |
|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傅丰豪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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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洞之城
那些迅速攻占全中国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些什么样的人?是谁宣布“新民主主义”，允许自由企业而又自称为马克思的追随者?他们是落后国家的土地改革者吗?他们是有觉悟、有组织的中国人民的政权呢还是莫斯科的政权?
让这本书的以下部分来回答这些问题吧!因为最后的答案不在于我的判断，而在于他们言和行的全部记录。我们可以从延安开始。它不是象今天那样远离战争和荣誉的一个“贫瘠地区”的一座小城，而是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作为共产党首府和十二年实验站的延安，在高潮时期创造了历史，后来又成为历史陈迹的延安。这样的延安人们再也见不到了。胜利如同失败一样，也消灭了过去。
我们的飞机从北平向西飞行，在三小时航程中，山峰变得越来越陡，山谷越来越窄，光秃秃的山坡如同月球上的山脉一样。从天空看不到什么居民点，因为人们住在峭壁的窑洞里。许多山头被削平，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平顶已成为耕地。这里的土地大多为不毛之地。蒙古的沙漠距离这里不远。
飞机急转直下，惊险地在石山之间穿行，最后在凹凸不平的草地上着陆。草地上有哨兵站岗。两辆卡车和几辆吉普车出现在旷野。一辆卡车来自共产党的军事总部，另一辆来自美军联络组。在对日作战期间，史迪威将军在延安设立了这个联络组。我将住在“美军大院”，它现在是中国共产党供外国人使用的宾馆。
我们的汽车在一条浅河之上的坎坷不平的路上颠簸着，眼前是一个城市的废墟。延安以前曾经是一座城池，是中国防御沙漠的一个西部前哨。它建于三处山谷的交叉点，远远就可以看到山上的一座高塔。当日本人丢完炸弹之后，所有的建筑物都已荡然无存，只有那座宝塔还屹立着。人们不管那些残砖碎瓦，便在陡壁悬崖的黄土上挖起了窑洞，就象本地农民祖祖辈辈居住的窑洞一样。
延安的居民消失在方圆十多英里具有自然景色的参差不齐的山峰之中。不同高度窑洞的洞口都敞开着。从火炉烟筒里冒出的炊烟袅袅于群山之间。在每一个山谷，人们都可以看到穿着蓝裤子的男人们和女人们(中国农村妇女也穿长裤)越过水沟，蹚过小河，按他们自己踩过的脚印爬上陡坡回家。
我们的卡车在延河的河床上驶过，在美军大院里把我们放了下来。这里周围是一道土墙，里面有几所房子。最大的叫惠特塞厅，为纪念美国空军中尉惠特塞而建。在我们共向对日作战中，他战死华北。这所房子里有一个交谊厅和食堂。还有一长排半窑洞，部分深入于峭壁之中。这里过去是军官宿舍，现在也作客房使用。一架电台同北平的军调部保持联系，一台发电机为照明供电。
这个可供二十人使用的美军大院，在对日作战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曾经是美军收集全华北军事情报的中心；它安置过被日本人击落、但被共产党游击队搭救起来的一百多名美国空军人员。现在大院几乎全空了。一位孤独的美军少校作为观察员在这里值班。他抱怨他的报告得不到重视。
“我最后一次去北平时，发现军调部官方地图上标明延安有一支由二十架飞机组成的空军!他们为什么要从南京弄来那玩意儿而不去问问自己的观察员?如果问我，我可以告诉他们，延安从来没有过什么空军，连一架飞机也没有。只有一架从蒋介石那里叛逃出来的飞机供展览，而且没有汽油。难道军调部不想了解这些情况吗?”
这位军官不久就被调离了。派往延安的美军观察员更换频繁——我在那里的几个月里就换了六名——或许是因为他们很快就开始喜欢中共，或许是因为他们从未发现要他们去寻找的“同俄国的联系”。周围仅有的俄国人是两名医生。他们是早期俄国人还在满洲时经蒋介石批准随同红十字会供应的物资一起从满洲飞来的。这两位医生现在留下来，同莫斯科没有联系而且也没有回家的希望。他们不谈政治，只忙于医疗工作。好客的中国人给了他们一台收音机。有时他们想收听莫斯科的节目，但他们有时间收听的好节目是在晚上九点半，这正是美国人关闭发电机的时候。好几次我坐在他们房间里，当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和乌克兰的爱情歌曲被突然切断时，亲耳听到过他们因想家而发出的叹息。如果俄国人提出要求，有些美国观察员也会好心地放宽这档半小时节目的时间。但俄国人不大好意思提。
延安还有其他外国人：教友会救护队的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派来的一名捷克牙医；偶而来访的记者以及一些自由志愿人员等。这些人比俄国人的运气要好。他们可以使用美国飞机与外部世界沟通。在我以后访问的解放区各地，美军及美军给予优待的各国平民同外界的联系都比俄国人好。这种联系的最后中断，责任不在中共，而在于美军的命令。
我最初住的窑洞很大，约二十英尺长，十二英尺宽，成拱形，象座半圆形的活动房屋。洞内的土墙是用白粉刷过的，地上铺着粗劣的自制的砖头。窑洞正面装上带格子的木框，木框里安了门窗。轻巧的窗框上糊着白纸，可以让充足的阳光照进洞内。美军大院里的窑洞还多了两块奢侈的玻璃窗。房间里没有一片金属，连一根钉子也没有。
窑洞的好处是造价便宜。在中国农村，金属是少见的，而由于封锁，金属又进不了延安。炸弹丢下后，人们就收集废金属。木料也是罕见的。中国西北的山头由于水土流失早就没有森林。峭壁上都是又干燥又坚实的土，可以很容易地挖成窑洞。一所住房只需要几根木条、几张纸和一些白粉就可以建成。挖一个延安的窑洞除本人的劳动力以外，花费还不到十个美元。一个农民告诉我，他买了一处有两间窑洞的住房，花了五个蒲式耳①的谷子。比较讲究的窑洞是用沙岩砌墙或从沙岩中挖成的，稍许贵一些。但延安的住户认为不值得。人们认为沙岩窑洞冬天比较冷，没有严实的土墙挡风。
延安的窑洞形式多样，地点各异，如同外部世界的住房一样。多数窑洞以炭盆取暖。冬天穿棉衣的中国人，并不去享西方室内高温的福。美军大院的铁火炉可以保持又高又适宜的温度，不过灰尘很多。少数一级窑洞在地下面有一个取暖系统，就象朝鲜的“暖地”一样。这种取暖我最感愉快。你可以坐在俄国医生的窑洞里，让门敞开着户外是一派雪景，而在室内仍可感到地上散发出来的暖热。有了延安的一级窑洞，我什么都不要了。
因此，娇生惯养的美国人别瞧不起以窑洞为住房。它们以土相隔所以冬暖夏凉。在经历过上海和北平的炎夏酷暑之后，我住进我的延安窑洞。在五天时间里，我除了睡觉没有做什么事。我盖着毯子，在凉爽清新的窑洞里，睡得很香。
这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下水道，用的是井水，最好煮开再喝。除少数几户人家靠美国发电机供电外，照明靠蜡烛或小煤油灯。中国农民认为蜡烛和煤油太贵，把家庭自制的菜油装入小碟，放上一根棉花搓成的灯芯点燃使用。这种有三千年历史的照明方法足以使人们在房间里不致跌交。延安公共场所的照明则靠天花板上吊着的大油灯。这些油灯很亮，但光线跳动，有时灯花开放，把大家都逗乐了。
延安窑洞成群地分布在大约四十个山谷里。旧城已成为废墟，因而不再是市中心，只是一种障碍。新市场、边区政府以及银行、宾馆位于旧城以南，这些是较大的建筑物而不是窑洞。再过去是延安大学的窑洞，都挖在岩石的突出部分。几英里之外是实验农场。美军大院位于城北，河对岸低洼处是军事总部，高处是清凉山。再向北有几条崎岖的山路，穿过几个山谷，可以去党校和党中央所在地杨家岭；可以去加利福尼亚人民捐献的洛杉矶托儿所和孙夫人的中国福利会捐赠的国际和平医院，还可以去共产党领导人居住的窑洞群。
从城北枣园朱德总司令居住的窑洞到城南实验农场至少有十英里。医生和一些干部骑马。美国人和共产党的军事总部只有少量卡车和吉普车。绝大多数人步行。生活的节奏很慢，人们都住在他们工作的地方。
在这种原始的生活方式中，延河造成的不便是典型的。延河把延安分成两半。冬季河面结冰，它成为行驶大车和吉普车的最好的公路。当第一辆吉普车压碎冰面下陷时春天到了。夏天的延河喜怒无常，每次下雨河水就要猛涨。延河的正常深度为几英寸，吉普车、马和人都要溅着泥浆走。高处峡谷的一阵暴雨可以泻下一场五英尺高的山洪，足以掀翻一辆卡车。当你看到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的不可逾越的洪流时，不由会胆战心惊地想到咆哮的黄河。黄河是由几百条延河之水汇集而成的。在春秋两季，河上架起简陋的桥，但在河水高涨的季节到来之前又拆掉了，不然他们的宝贵的木料就会被冲走。
在延安没有忙碌之感。这里所感到的是时代、时间和空间的存在，和缓慢的季节更替，广阔而艰难的中国大地和天上转动的太阳，这一切又带来播种和收成。在窑洞生活，一出洞口就是天，落雨、下雪、月缺月圆，人们都清清楚楚。即使在冬季战役中，敌人袭击边境时，人们也对第一次下雪感到高兴，说“瑞雪兆丰年”。
尽管在打仗，延安在我的心目中却是一个和平、安全的地方。我的健康状况比以前好了。由于我在那里住了六个月，我认为可以长寿。来自南京、上海、北平的中国人也有松一口气的感觉。我记得在南京担任首席谈判代表的周恩来，在一次谈判中断后回到延安，把一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记者留在机场，自己却到窑洞里睡觉去了，一睡就是大半天。北平军调部人员黄华，在一年紧张而没有成果的谈判以后抵达延安时，感到身体不适。一星期后他说：“真是奇迹，我觉得舒服极了。吃得那么多，睡得那么香!”当时延安还遭受轰炸。作为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陆定一，在重庆和南京待了五个月以后，回到延安休假。在二个月的假期中，他对我说：“一个人在国民党统治区待五个月比在这里待五年还容易老。”
在延安，党的干部工作时间很长，但维持生存的食物却很少。到了冬季，每天减为两餐，主要吃小米和瓜菜。他们在寒冷的窑洞里工作，坐在木凳或长凳上，点的是昏暗的小油灯。即使在敌人进犯即将来临的情况下，他们的工作也不显得紧张。这部分是由于他们过着一种接近自然的宁静而简朴的生活，部分是由于相互间同志式的社交生活。但首先是由于在延安的十二年中，他们已使自己的全都理论通过实际的检验，使之适合于原始的中国农村和农民的日常生活。他们在老百姓家中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来来去去，无忧无虑。
即使在窑洞居住区，共产党也添置了一些现代设备。他们有六辆吉普车和卡车，用的是本地油井和炼油厂出产的低级汽油。一部野战电话越过延河通往许多重要地点。还有一张报纸和一部电台把他们同外界联结起来。
清凉山的生活是一种原始与现代生活的奇怪的结合。在山崖底部一个很深的窑洞内，一架印刷机印出了延安《解放日报》。报纸是一种又厚又黄的纸张，是以本地生长的草为原料，用手工制成的。向上经过一段又陡又滑(阴雨时)的路，爬高五百英尺，便是电台和报社人员的住处。他们住在一个挨着一个的山坡上；电台的天线从山顶上直入云霄。他们的窑洞很小，只有十二英尺长，六英尺宽。靠简陋的炭盆取暖，小油灯照明。
在这些昏暗的窑洞里，来自各地的受过良好教育、懂得多种语言的年青人抄收着国际新闻。一位青年坐在这里，头戴耳机，正在抄收美联社的消息；在他的旁边，另一位青年在微弱的灯光下，收的是合众社新闻稿。蒋介石的官方通讯社南京中央社的消息，昼夜二十四小时都在监听。在《解放日报》有限的篇幅里，这类消息只有一小部分能够刊登，但经过整理后全部均可供中央及想了解情况的人使用。在延安我得到的消息比在北京时要多。发电机非常宝贵，只为电台以及同各解放区地方政府和广泛分散的野战军指挥员的电讯联络服务。电台工作人员的窑洞，甚至是毛泽东主席的窑洞都不能用它作照明之用。
同清凉山的人们在一起很有意思。它对知识分子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每人都有一段反映自己个性的历史。廖编辑②曾经是南方一座城市八路军的一位算是享有个人豁免权的外交代表，有一天蒋的政治警察署的一位官员对他说，“委员长有请”。他就这样被监察达数年之久。余编辑③是一位有铁路管理学位的工程师，后来终于被送往东北管理铁路去了。英语广播由六名青年担任。他们来自香港、新加坡、爪哇甚至美国，为了抗日救国，他们终于抵达延安。他们当中有举止斯文的、来自爪哇的陈龙。我们管他叫The Dragon，因为这是他的英译名字。
清凉山由于山高路陡，所以成了延安中心的一个偏僻地区。在有月光的晚上，俯视脚下的三条山谷令人心惊胆战。在漆黑的夜晚，清凉山是根本上不去的，甚至是危险的。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冬天的夜晚，廖编辑的爱犬跑出窑洞不见了。后来听到它叫了几声。一会儿就被狼叼走了。一年之后，当我读到蒋军哨兵于一个漆黑的夜晚在延安中心清凉山的荒坡上失踪的消息时，我才回想起了这件事。
社交生活既友好又不拘礼节。通常的娱乐是聚餐、舞会、打牌、看戏，但却带有延安自己的特色。聚餐一般是在食堂里，五、六十人围在几张圆桌旁就座。人们可以说许多笑话，大家也笑得很开心。喝的是一种叫做“白干”的烈性酒，但量极少。少数人打桥牌，但更多的人喜欢打“百分”。这种有两张王牌的打法比桥牌更带劲。朱德将军酷爱打百分，而且象孩子般地想赢。我在延安时期的一件憾事，就是他彬彬有礼地请我作他的搭档同他合作打牌，我却因缺乏经验而总是使他输掉。
剧场有专业演员演出，精心制作的服装可以同北平比美。我们看过反映历朝故事的中国古典戏曲，也看过短小精悍的秧歌剧和三幕话剧。美军也为延安的文娱活动作出过贡献。由于中国方面邀请美军观察员参加过聚餐和舞会，为了答谢便把送给美军观看的好莱坞电影拿出来放映。当时美国戏剧电影界流行一些反映心灵上受到创伤的妇女的心理描写。延安的重要人物看到了美国人的不可捉摸的感情特色。
在以上这些场合都没有人打扮，也没有人换衣服。男女穿的都是一律由政府发的结实的蓝布服装。由于延安没有好的染料，随着穿着时间的长短和户外的日晒雨淋，这些衣服都褪成深浅不同的蓝灰色。冬天就换成一套同样质量的棉衣。袜子和绒线衫的颜色则各有不同，男女都会打毛衣织袜子。我们院子里的哨兵就为我织过一双袜子。脚上穿的是老布鞋，冬天穿棉鞋，鞋底是用本地产的麻线纳的。
一周的主要社交活动是星期六晚上的舞会。许多党的领导人都来参加。朱德几乎每周必到。毛泽东大约每月两次。中国乐器与西洋乐器混合演奏，象古老的“老黑乔”等也成为人们喜爱的伴舞乐曲。有圆舞曲，也有二步舞、一步舞和一种四步的秧歌舞曲，它同狐步舞很相似，只是摆动要大一些。人们自由自在地跳着，愿意把脚步放重的就重重地跳，愿意滑动的就轻轻地滑步。剧院里的一些专业舞蹈演员给舞会带来了欢快的气氛。外界称之为苦力的担任勤杂工的“小鬼们”此刻也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中间快活地旋转着。我笑了起来。试想，如果在蒋的南京或者在华盛顿会是什么样的情景?我们可能已经知道在杰克逊④时代的一些情况了。
尽管物质条件很差，但人们相互之间的情谊却使这种艰苦成为乐趣。舞厅的窗子即使在冬天也是敞开着的，因为人们都穿着棉衣跳舞。有一次为了减少尘土，在地上洒了一些水，结果靠窗口的地面结了冰，人们在这里滑倒时，逗得大伙儿都乐了。另一次分花生吃，但同时叫大家：“把花生壳扔到座椅背后去，不要丢在舞池里!”晚会最后通常是大家围成一圈扭秧歌，越扭越快，直到最后尽欢而散。
现在来看一看在延安舞会上出现的四位共产党领导人吧!从南京回来的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跳舞具有外交家风度。他的华尔兹跳得完美无缺，有时好得过于拘谨。同他跳完以后，你会想同扭秧歌的演员或俄国医生奥尔洛夫跳上一曲。这位俄国医生喜欢哥萨克式地跺脚。然后人们还是会回到周恩来那里，因为他是第一流的舞蹈家。他跳舞时掌握的分寸和优雅自如的风度，使人想象到这正是他在南京谈判时所具有的素质。
刘少奇是仅次于毛的主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跳起舞来有一种科学的精确性，一板一眼地，犹如二加二等于四。在开始跳过似乎有点拘泥于算术式的步子之后，便会来几下兴奋而奔放的舞步向高级数学迈进，大约跳三次舞当中便有一次这样的表现。这同他写的文章那样，在精练而准确的散文中，偶尔也使用一些鲜明的比喻。
朱德总司令跳起舞来象进行闻名的长征。不管乐队演奏什么曲子，他总是固定不变地跳他的一步舞。当乐队演奏迷人的华尔兹舞曲时，如果你正好是朱德的舞伴，你就可能会贪婪地注视着完美无缺的舞蹈家周恩来，他同同样完美的舞伴正轻盈地移动着舞步。但等到晚会最后，当你累得既不能走又不能站时，却仍可以同朱德跳舞。因为他的节奏具有一种耐力性，既不费劲又能持久，比静坐不动还自在。
领袖毛泽东在舞会上多数时间是坐着。有很多人想同他聊天。当他跳舞时，既轻松又坚定，好象为乐队规定了“党的路线”。有人说他没有节奏感，我不同意。他有一种他自己的坚定而微妙的节奏感，同音乐保持着最友好的联系，却又不盲目服从。作为他的舞伴，你必须密切注意，小心服从，随着微小的暗示而移动。如果你懂得他的节奏，他就会同你跳到结束。从几个方面看，同毛主席跳舞是一种喜悦。
我在整个延安生活中最有意义的是谈话。延安的谈活都很令人满意。每次采访时间都很宽裕。由于交通困难和缺少时钟，每次约见都没有准确的时间，而是一个半天，即：“上午”或“下午”。会见常常还包括一顿超出通常小米加青菜标准的午晚餐招待。通过在延安的采访，你才真正能对人民有所了解。宣传部长陆定一曾经花了几个下午的时间向我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刘少奇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向我概括地介绍了毛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创造”，从上午十点一直谈到下午五点，只是勤务员端午餐来时才中断了一下。
最常听到的词汇是“人民”。中国人民，最后往往总要提到世界人民。口号是“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学习”。这些口号的含义似乎比口号本身深刻得多。它们好象表达了一种永恒的爱和一种最终的信念。
朱德将军是个军人，自参加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到现在的三十五年戎马生涯证明了这一点。但当他身穿褪色的蓝布军装，坐在我的窑洞前讨论内战问题时，他预测未来的依据并不是武器，而是“人民”。
“蒋不可能取得胜利，因为中国有四亿五千万人民。他们将不断奋起直到获得民主。你不可能把他们全部镇压下去……。我们中国人民如同大海，而蒋的党国民党却象一支船。船来了，转弯了同时把水也分开了。然后船开走了，水又象以前一样合到了一起……。我们共产党人如同大海之中的鱼。我们生活在这里。”
后来，在一个月光宁静地照耀着崇山峻岭的晚上，他在枣园的四眼窑洞的家里又重新拾起这个话题。
“几千年来，中国人民一直由专制君主统治着。但是现在整个华北的人民已经尝到了民主的滋味，专制君主不可能再回来了。”
朱德在自己窑洞里过着和平的生活。在南京广为传播的关于他本人在这一战区或那一战区出现的谣言纯属传奇。他有电台同前方联系，但延安并无飞机或快速运输手段。这里不是搞狂呼乱动的中心。关于执行的细节及多数地方性的行动都由各县及各条战线的领导人去作出决定。延安是他们缓慢并经过仔细考虑决定的政策的源泉，是他们思想力量的源泉。
过去多年来，也许我一生中从未感觉到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象延安的那些谈话那样敏锐，有那么大的发展。我一生经历过两大制度。我是在美国生活方式下长大的。几百年来我国人民都是这样生于斯长于斯的。我参加过其中的一些斗争：争取妇女选举权、争取更好的民主形式如公民的创制权、公民投票权、罢免权以及罗斯福的新政等。后来我了解苏维埃制度。几乎在俄国革命初期，我就到了俄国，在那里结了婚，办了一家日报，周游各地并进行了多年报道。我认为我对两大制度已有透彻的了解，懂得了每种制度得以持续存在的原因及其对世界产生的影响。而中国却与两者都不相同。这是一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的新生。
延安人民是新生事物的创造者和建设者。他们头脑敏锐，思想深邃，眼界开阔。他们愿意花费很多时间进行解释和讨论。在美国或俄国不会有人这样做。现在他们在中国既然要忙于管理国家，我想可能也不会有时间这样做了。在延安有的是时间和空间，思想也很开阔。它如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如同“黎明的霹雳声跨过海湾而来”，如同青春重返。
历史的回顾
中国共产党人对延安并没有幻想。他们对于我对这里的热情报之一笑。一位年青人挖苦我说，你能乘吉普车当然很好，但象我只能蹚水过延河，却希望水暖和一些。他是南方的城里人。
到延安来的大多数共产党人本都是南方人。他们把延安这一块贫瘠地方当作暂时的栖身之处，同时又把它建成为一个实验站和根据地。原来人们从日益扩大的解放区来到这里请示和汇报工作，路上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如同过去美国人骑马从缅因州到华盛顿一样。因此他们到这里来并不是作短期访问，而是要进行长时间的研究讨论，或者长达数月的学习。在这里他们总结回顾历史，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随时准备承认错误。他们不属于那种自以为一贯正确的政客。一九三七年有一次共产党军队的副司令员彭德怀在汉口参加鲁特主教的家宴。这位和气的圣公会领导人同彭开玩笑，说江西的共产党曾经在几年前对几位传教士进行过“绑架”。我们都知道这位主教早已将此事置之脑后，因为这些传教士并没有受到虐待，他们之所以被扣是为了照顾伤员，后来就释放了。我们本以为他会以伤员的需要为理由来为他采取的行动进行辩护，甚至可以说这些传教士是“外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但这位驰名中外的战略家却象孩子一样地涨红了脸，可怜连说话也结结巴巴了。“我们当时没有经验，而且头脑发热。”他的这种认错的态度使人对这位粗壮的汉子感到十分可亲。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今天之所以能够幸运地得到澄清是由于在一九四三—一九四五年期间，他们在各部队就过去的错误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当时，这些部队同日本人每天都要交火，因此，学习这一段历史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他们对过去的成功、失败、错误和未来的计划得出了某些共同的结论。他们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召开了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并作出了决定。
我是从斯文的宣传部长陆定一那里得到关于中共党史的最详尽的分析的。在我的窑洞前的平地上，他用流利的英语一小时又一小时地不急不忙地详细叙述着。
陆定一把党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即：从国共合作开始到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为止的“大革命”时期；从土地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发生“西安事变”时期；和建立“中华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战争时期。这个统一战线从一九三九年起因国共之间的军事摩擦而受到损害，到我在延安进行这次谈话时终于破裂。目前的国内战争是第四个时期，自蒋一九四六年七月发动全面进攻时起，迄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取得胜利时止。在各个不同时期里，领导、指导思想和政策都改变过。陆定一说“共产党一向英勇，但许多错误是由于领导缺乏经验而犯的。这些错误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得到了教训。以后不致再重犯这些错误。”
中国共产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席卷全世界的革命动乱中诞生的。在战争的危难及随后俄国革命的影响之下，首先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在一九一九年由北平学生发动的这场运动推翻了卖国政府，阻止了日本的二十一条。接着中国第一个工会成立，然后第一个农会也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一年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三年之后，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的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接受中共党员为国民党员。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是国民党的一部分。孙中山之所以同意联合共产党是由于多年来失败的痛苦教训使他懂得，没有工人和农民的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他的由爱国商人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党不可能使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共产党之所以同意联合是由于他们也认为中国的首要任务是求得民族解放。就国内来说，要推翻封建统治也需要进步的工商界的帮助。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持有同样观点。
有着各种不同解释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当代中国各种运动的圣经。在有共产党参加的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对三民主义作出了非常详细而激进的规定，并辅之以“三大政策”，即：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国共合作和组织工农。
只要保持合作，就能取得巨大成就。这一模式即使在今天依然有效。为祖国而战的爱国者云集广州，如同一九四九年聚集在北平一样。一九二六年由蒋介石将军率领的革命联军北上时，各省的地方军阀顷刻土崩瓦解，当时的情形和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中，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极其相似。在上述两次革命中，都是由共产党迅速组织起来的工农铺平了胜利的道路。当年单单在湖南省一地就有四十万农会会员为北伐军担任情报、向导、劳务等工作。这同一九四八年的后期东北有一百多万农民组织起来，支援人民解放军南下的形势就不好比了。在淮海战役中。推着小车为人民解放军送粮的，有上千万农民。
早期“大革命”的胜利在全国燃起了希望。上海的组织起来的工人，在共产党员周恩来的领导下没有打仗就赶走了地方军阀，并把这个城市交给了蒋。对蒋来说，上海是一块肥肉。依靠这个港口他可以独立于任何党派。蒋取得了上海资本家的支持，他付出的代价是对奉上这座城市的工人进行了血洗。仅在上海一个地方他就屠杀了五千人。他抛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以个人独裁为中心改组了国民党。然后，在外国的支持下，他开始铲除异己，特别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被镇压下去了。军阀间的政治游戏又重新开始。早期的北伐和当今共产党的胜利有一种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提出一个问题：这类叛卖行为今后还会再发生吗?
共产党说不会。他们仍然把一九二四年制定的联合的原则当作“近期纲领”。他们仍然认为政府应该包括“一切革命阶级”。这就意味着包括目前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代表的爱国工商界人士。不同之处在于联合政府的领导权已经由国民党转变为共产党。此外，共产党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已经学会了许多东西。
在延安的座谈中，陆定一并没有花多少口舌就早期的革命失败对蒋进行指责。他分析当时共产党本应釆取一种“正确的政策”。他说，在早期，他们过于屈服。当时共产党的领导人是陈独秀。他是北平的一位有名的教授，是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第一任党的书记。陆定一说，“陈独秀的错误在于投降资产阶级”；也就是说向以蒋政权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投降。
陆解释说，蒋对共产党的清洗在上海大屠杀之前一年就已经开始了。一九二六年三月蒋逮捕了在一艘兵舰上担任指挥官的共产党员，并宣布在军队中担任高级军官职务的所有共产党员必须全部撤换。共产党现在认为，当时应该是他们表明自己立场的时机。他们为组织联合军队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在蒋的四个军中有三个军是在他们的影响之下。陈独秀屈服于蒋的清洗政策是为了“搞好关系”。
陆定一说，“这种投降主义使我们在蒋以后的血腥屠杀面前处于没有准备的状态，因而无法进行抵抗。我们应该懂得同资产阶级在哪些方面进行联合，哪些方面进行斗争，而陈独秀只讲联合不讲斗争。所以资产阶级利用我们达到了目的，而我们的目标则未能达到。
另一个错误是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后的南下。国民党在南昌的军队的一部分举行起义，转向共产党，并南下广州。目前的结论是：“我们在南昌有强大的力量，应该固守南昌或在附近的农村建立根据地。”但是我们缺乏经验和信心。于是出于一种打回老家的想法，而开始南下广州。我们的军队因在汕头附近被击败而溃不成军。剩下的只有一千人，在朱德的率领下第二年春天转移到湖南。
中国人民为这次大分裂付出的代价是十年内战。霍奇教授在《亚细亚杂志》上撰文说，一九三四年中国有六千五百万农民无家可归。这一数字为美国人口一半。蒋在反共战争的借口下对一切要求民主的人实行监禁、拷打和暗杀。
共产党保存下来了。但在蒋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党员人数从五万降为一万。陈独秀受到批判，领导职务也被撤去。人们痛苦地聚集在新领导人的周围。陆定一说，“这些新领导人又犯了另一个方向的错误，左的错误持续了多年”。
第一次“左倾”的错误是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冬季蒋夺取政权后在一个个孤立的城市发动起义。首先发难的是广州公社的起义。这次起义只维持了三天就被淹没在血泊之中，居然还认为是有道理的，说需要利用这类尝试“向人民宣布我们的纲领”，陆说。这次起义失败后，人们应该清楚，在蒋警卫森严的城市以后发动的其他起义只能是浪费宝贵的生命。换句话说，共产党并不是为打仗而打仗，只能在确有胜利的机会时才去战斗。
在远离城市的华南山区，一位新领袖毛泽东却领导着一个十分成功的运动。
当时刚刚三十出头的毛是湖南一个农民的儿子。共产党在城市遭到血腥镇压，他就转向湖南作农民的工作。一九二八年春，他的农民自卫队同朱德将军领导下的革命军残部会师，并在七个县成立了一个“苏维埃边区”。有一个兵工厂和一所军事学校。他们的军队有三千人。但毛泽东已有了新的想法。
毛泽东认为：在象中国这样幅员辽阔、动荡不安而交通又十分不便的国家，人们不能指望立即在全国范围发动“民主革命”。在两省交界、不同军阀的势力互相交错的山区最便于建立“武装的革命根据地”。在这里毛已经离开了欧洲的革命模式，他是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为基础进行自己的独立思考的。在欧洲，国与国之间的边界是有重兵把守的，新政权没有存在的余地。而在封建的中国农村，一个地方军阀的力量在首府之便削弱了。在军阀与军阀之间的无人地带最便于农民建立自卫武装。给农民以土地、民主政府和防御手段的武装根据地可以在整个“革命低潮”时期坚持下来，并能在以后扩大到全国。
到一九三○年，共产党拥有十个这样的“边区”。其中有一些一直坚持到今天才归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管辖之下。这一事实表明毛的理论是何等正确!
革命初步胜利，冲昏了某些领导人的头脑，一九三○年又出现了所谓的“李立三路线”。李立三是作为上海的劳工组织者参加党的。他认为乡村政权过于遥远、无足轻重。他说，夺取大城市的时机来到了。共产党夺取了湖南的首府长沙，他们还谈论过攻打武汉三镇并准备在上海和南京举行起义。要苏联红军出兵东三省，这样一举夺取全国政权。他们夸大了自己的力量，结果吃了亏。几个月之后，这一政策才得到纠正。这时外国政府纷纷鼓动蒋镇压共产党。他们向他提供军火和军事顾问。从一九三○年秋到一九三一年秋的一年时间内，蒋向共产党最大的江西根据地，即毛泽东和朱德领导下的根据地发动了三次“围剿”。
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不再在不成熟的情况下夺取城市，这样只会引起外国的注意和干涉。后来他们一直坚守在远离城市的地方，直到拥有压倒优势的力量为止。
毛泽东的农村政权不断发展壮大。他们保卫了自己，创造了一种农民的民主形式。一九三四年举行了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各个边远和分散的地区共选出了七百多位代表。各个地方政府就土地分配、灌溉、学校和卫生作了报告。有一个报告提到有一千四百二十三个合作社。在蒋对这些地区进行的五次“围剿中，前四次都遭到了全面的失败。许多贫农出身的蒋的士兵投奔了共产党。
当时新的错误使共产党遭到削弱。一批今天被称为“教条主义者”的人从一九三一年起断断续续地掌握了制订政策的权力。他们旁征博引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说得头头是道，但是他们对中国实际情况的无知却带来了灾难。在这些人的领导之下，共产党终于丢失了江西根据地。
陆定一解释说，“福建的蔡廷锴将军建议同我们结成联盟。他是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事件的抗日英雄。他反对蒋的对日绥靖政策，愿意同我们实行合作。而我们的一本正经的教条主义却不愿同‘那个资产阶级’握手。这样我们就失去了胜利的机会。”陆说话时的口气是缓和的。福建是一个出海口，如果早在一九三四年就建成这样一个抗日联盟，有可能缩短甚至制止后来发生的太平洋战争。共产党以后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现在蔡将军已经参加联合政府。
由于他们在一九三四年没有能够结成联盟，蔡的军队被蒋消灭，然后蒋又包围了共产党。为了反对共产党，他动员了近一百万军队并派遣四十万人对江西根据地实行围剿。他采取是一种封锁、包围的政策，并日益缩小包围圈达一年之久。据国民党估计，有一百万农民被打死或饿死。
共产党军队的主力有九万人。他们最后突出重围，开始了著名的长征。这是一次人类历史上伟大的长征。他们带着妇女儿童途经世界上最艰难险阻的地区走了八千英里。他们首先折往南部和西部然后绕了一个大圈子向北行进，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大地。他们翻过十八座大山，越过二十四条大河，在历时一年有余的征途上，几乎每天都有战斗，其中有许多打的是硬仗。除打败或躲过蒋军的追击外，他们还击溃十个省地方军阀的军队并夺取了六十二个城市。他们穿越了六个少数民族的地界，有的地方几十年来中国军队从来没有到过。他们英勇奋战，立下了令人不可置信的功绩。例如在强渡大渡河时，三十名勇士冒着敌人的机枪扫射，用手拉着铁索桥的铁链到达对岸，猛攻敌人机关枪阵地，最后铺上了桥板，让大军过了河。⑤
今天在中共党内没有人会说长征是一次错误路线的结果。它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英雄史诗。但是，他们会告诉你，长征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沉重的。在江西革命高潮的年代，共产党员和军队的人数曾经达到三十万，长征结束时却下降到四万人。他们会说，如果在江西采取正确的策略，“可能会避免”这场沉重的代价。陆定一说，“教条主义者过于相信阵地战。用我们现在的“分散”战术，我们可以一直渗透到蒋的堡垒的周围。”他说，在长征开始的时候，用的是大规模直线进军的灾难性战略，空中有飞机狂轰乱炸。如果不更换领导人，最后必将是悲惨的结局。
在长征途中，一九三五年一月举行了历史性的遵义会议，奉行僵硬理论几乎摧毁中国共产党的教条主义领导人由毛泽东代替了。更换领导人是一场尖锐的斗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陆定一说，“毛泽东的领导使长征成为一个军事上的奇迹，并把我们带到延安。”
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遭受沉重的损失以后取得的严峻的教训。在此以后，他们于一九三五年十月来到沙漠的边缘陕北地区，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重新开始建设。对于他们来说，那种每年可以生长两季农作物的肥沃而湿润的南方土地再也不见了。这里只有“荒山”，土质贫瘠，气候干旱，农民过着痛苦的生活。在刚刚过去的一九二八——一九三○年的大饥荒中，有三百万到六百万人死亡，留下的只是荒地和盗匪。就是在这样的一块土地上，新来者把他们的政策付诸实施，在可能是最艰苦的条件下接受考验。
他们使陕北兴旺发达起来了。在十年之中，他们把耕地扩大了一倍，农作物的产量也增加了一倍。他们兴办了小工厂和合作社，并把小学增加了十七倍。他们在这个没有文化只有巫医的地区，创立了第一所中学，第一所大学和第一座医院。他们为没有文化的农民制订了一种投票制度。由于本身的迫切需要，他们还创建了独一无二的半自给的政府和军队。
以上成就是在无休止地同沙漠开仗的过程中取得的；是在农民多少世纪以来因不断遭到失败而变得麻木不仁的情况下取得的；是在蒋介石进行封锁并不时遭到蒋、日武装进攻的情况下取得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了他们自己新的生活方式和政府形式。
共产党在延安立足一年之后，发生了“西安事变”，从而宣告了九年内战的结束。当时全中国已经点燃了抗日的热切希望和要求，而蒋介石却跑到西安，强迫他的将军们去发动又一次反共高潮，因而被他自己的军官所扣留。直到各方面人士参与协商并进行劝说以后，蒋才得到释放。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共产党派出周恩来去西安敦促释蒋。共产党对释放蒋介石一事并不感到后悔，直到后来蒋的炸弹落在延安也毫无后悔之意。因为“西安事变”直接导致了全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大团结。促成了全国范围抗日运动的兴起，而在这个运动中共产党的作用越来越大了。
在那些年代里，在边远而原始的延安和敌后新建的解放区内，中国共产党制订的政策同中国人民的需要完全结合起来了。毛泽东的领导作用发挥得更充分了。在延安的平静的窑洞里，他撰写了许多重要的著作。
在中国共产党到达延安的第十年，日本投降的四个月之前，即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召开了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他们称这次大会为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虽然同国民党的团结正在日益削弱，而抗战的最后胜利尚未到来。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已经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人，他们对党的历史和今后应实行的政策已经讨论了两年之久。陆定一说，“当时团结和胜利的意识非常强烈。因为分散在各条战线上的为数一百多万的同志们对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的道路已经有了一个统一的认识和共同的估计。”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正式当选为党的主席。实际上他被公认为领袖已经有好多年了。
毛泽东
在国际会议上，如果毛泽东代表中国讲话，他就会施展出冷嘲热讽的才智，使辩论更为生动并可能使一些政客的象牙之塔陷于土崩瓦解。可以举一个例子。一次他在提到在南京举行的“和平谈判”时说道，“他们嘴上大声地念着共产党的八项条件，双手却捂着战犯；他们的双眼盯着美国，双脚则走向广州。”对于那些以和平建议为拖延战略，争取时间寻求美国援助以便发动内战的人，是一幅多么尖锐的讽刺画。
毛的机智常常使我措手不及。一次我谈到延安的悠闲生活，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要我注意蒋介石和朱德的差别。“两人都刚庆祝过六十寿辰，蒋的头发已经全白了，而朱德的头上只有几根白发。”
“但是朱德在战场上过的是一种艰苦的生活，蒋却是舒舒服服地安坐南京。”我把他的话当真了。
“我认为他坐得并不那么安稳”。他眨眨眼睛对我进行反驳。
另一次我赞扬毛说，他“挑的地方”气候很好。我喜欢干燥的天气。他立即答道，“这个地方不是我们选的。”
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共产党是在经过闻名的长征，“发动全中国起来抗日”之后，在一种胜利的气氛之下来到延安的。历史学家可以这样说，而且言之有理。他们在敌人的猛烈攻击下生存下来并突破蒋军和十个省地方军阀的重重包围，这当然是胜利。此外，在长征途中他们也的确尽自己所能做了大量的“发动”工作。但毛并没有作诸如此类的辩解。他的说法是：他们来到延安是因为他们被赶出了南方的鱼米之乡；他们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尘土飞扬的盆地安身是因为这里很穷，又十分遥远。毛从不对胜利夸大其辞。
毛和在延安的其他人一样也住在一个窑洞里。他常常更换住所。也许是为了与一些人在一起，便于研究有关战略、土改和财政等问题；也许是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头号人物，恐怕遇到危险。一九四六年八月，在我刚到延安不久，蒋在那里投掷的第一批炸弹就落在两周前毛曾居住过的窑洞不远处。延安有许多人认为轰炸的是对准毛主席的。除了偶尔变换住处以外，毛随意走动，无拘无束。
我同他的第一次会晤，由于早晨一场大雨，延河涨水而被推迟了。第二天，河水退了，我和翻译乘卡车前往毛的住处。卡车滑下陡峭的河岸，一颠一簸地越过河底的鹅卵石，从一个危险的角度爬上对岸，驶过杨家岭的大门，党中央就坐落在这个狭窄的深谷之内。我们在峡谷不远处下车，从一条两旁布满玉米和番茄藤的陡峭山道爬上去，来到一处挖有二十来个窑洞的山壁。
其中有四个窑洞彼此挨着就是毛主席的家。看到陆定一来当我们谈话的正式翻译，我很高兴。
毛泽东身材魁梧，毫无拘束。举止缓慢、有力而从容，很象一位美国中西部的农民。他那略带扁平的圆脸上，有一种平静而含蓄的表情，微笑起来则显得生动而幽默。在蓬密的黑发之下，宽阔的前额和敏锐的眼睛表明他思想活跃，富有洞察力，很难有什么东西能逃过他的注意。在一种深邃而机敏的理智的驱使下，他周身充满活力。
他身穿一套普通的蓝青布衣。态度从容不迫，沉着而友好。
我们坐在一棵苹果树下的平台上，这时傍晚时分，落日的余晖使贫瘠的山丘增添了光彩。毛的小女儿穿着鲜艳的花布衣服，在父亲的膝前玩耍；爬上他的膝盖，让爸爸亲她；还跑过来把手伸给客人，好奇心战胜了羞怯。
在谈话开始不久，我注意到在毛的窑洞上方五十英尺的山间草丛处有响动。我问：“谁在上面?”心想要是一枚炸弹扔下平台该是多么容易，不知道主席的家是否有警卫加以保护。
毛回答说，“是另外一家人家。他们的孩子们对我的外国客人感到好奇。”
我很少看到一个人自己如此愉快而随和地习惯于他的环境。多数知识分子因工作而需要一种不受打扰的私人生活，而毛却象一个农民，根本没有什么私人生活的要求。他需要的那种私人生活已经从周围邻居对他的尊敬之中得到满足。上面的孩子们向下窥看，但并没有发出声音。在会见时，毛的小女儿对自己该做什么也很有节制。当他集中思想进行我们之间的谈话时，她依偎在爸爸的身边安静地玩着，一点也不闹。
谈话进行得很顺利。陆定一翻译得既迅速又自然，几乎使我感觉不到语言的隔阂。毛的思想轻松地囊括了全世界，他的观点涉及许多国家和许多时代。他首先询问我有关美国的情况。我发现他对许多在美国发生的事情比我还了解。这是出人意外的，因为二十年来，他从来没有与外界接触过。但是他有计划地获取情报知识，其用心程度不下于对军事战略。清凉山上那些小收讯机通过监听新闻为他收集到那么全面的情报，实在使人感到意外。他还利用同军调部飞机短暂接触的机会带进了许多国家的书籍和小册子。许多近期出版的美国的书籍已被全文翻译或摘译。外国来访者来到延安时总要求他们介绍本国情况。
毛认为，美苏战争宣传——指一九四六下半年，冷战已进行了一年——主要是“反动派放出的一种烟幕，用以掩盖更为直接的许多矛盾”。战争也许最终会发生，但他认为可以防止。他认为苏联当然不要战争，只有“美国垄断资本的右翼”才要战争。关于战争的谈论以及掀起的反苏恐惧情绪只有对“美国垄断资本有利，因为这样可以找到一个借口来向美国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民权进攻，同时也找到一种武器，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毛说，但是要同苏联开战并不容易。不可能直接发动这一类战争。“必须通过其他国家，特别是英、法和中国来发动。”
为了说明他的观点，毛笑着把桌子上的茶杯和白色小酒杯摆来摆去，表明“美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不但有“美国人民”的障碍，而且在它和苏联之间还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个地带的国家没有一个愿意卷入战争。他把火柴盒和香烟也放进了这个行列，风趣地说明它们各自代表什么国家。他说，如果很好地唤醒人民，“各国人民的合作”是会强大得足以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他认为这种合作能够取得胜利，否则就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为我们准备的晚餐是可口的。有番茄、洋葱、青豆和辣椒，都是山坡菜园里种的。毛是湖南人，爱吃辣椒。点心是“八宝饭”，这是一种由八样果品配制的甜饭。这次只有四种：花生、胡桃、毛的菜园里的梅子和延河上游枣园里的枣子。
毛说，“延安县并不产稻米，但我们在靠近黄河的边区却种植了水稻。十二年以前，我们南方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发现北方的小米很难下咽，非常想念家乡的大米。最后终于在一处地势较低、气温较暖的山谷找到了一块地方，在那里种植水稻可以获得成功。
我们重新沏上茶继续谈话。毛的小女儿被带进隔壁的另一间窑洞里，让她上床睡觉。毛的直率的谈吐，渊博的知识和诗意的描述使他的这次谈话成为我所经历过的最激动人心的谈话。我从未遇见过有人使用比喻如此贴切而充满诗意。
谈到从蒋的部队缴获的美国武器时，他称之为“输血—从美国到蒋，从蒋到我们”。说到“美帝国主义”时，他说，“它变得孤独了。它的朋友中有那么多人已经死亡或病倒，即使盘尼西林也不能治好他们。说到“反动统治者”时，他说，“他们都是纸老虎，看起来样子很可怕，但一下雨就烂了。
“纸老虎”几个字似乎打动了他。他停下来问我是否真正明白了它的准确含意。陆定一开始把它译成“稻草人”。毛让他停下来叫我解释什么是稻草人。他听后不同意用这个词。他说纸老虎不是插在一块田里的死的东西，它吓唬的是孩子而不是乌鸦。它做得看起来象一头危险的猛兽，但实际上只是纸糊的，一遇潮就软了。
毛解释后接下去就用英语说出“纸老虎”这个词，并对自己的发音感到好笑。他说，在俄国二月革命以前沙皇看上去强大而可怕，但一场二月的雨就把它冲走了。希特勒也被历史的暴风雨冲倒了。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他们都是纸老虎。
毛笑着用英语，“蒋介石——纸老虎”。
“等一下，我是一个记者，我能够报道说毛泽东称蒋是一只纸老虎吗?”我打断了他的谈话。
毛答道，“不要只是那么说，”他仍然笑着回答。然后象一个力求把话说得十分准确而恰当的孩子一样慢条斯理地说，“你可以说如果蒋拥护人民的利益，他就是一只铁老虎。如果他背叛人民并向人民发动战争——这一点他现在正在做——他就是一只纸老虎，雨水也会把它冲走。(以后在毛的一篇文章中出现了“纸老虎”的比喻。我感到有许多这类比喻是他在谈话时发现的，以后再加以发展使用。)
尽管毛泽东对蒋介石嘲笑一番之后，并不想对自己的胜利进行预测。其他共产党人已经在估计需要多久才能取得胜利。毛说，“我们已经打了二十年的仗，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再打二十年。一九四六年他在延安时已经预见到出现大规模外国武装干涉的可能性。推翻蒋并不困难，但是在蒋的背后有外国势力。自从英国通过鸦片战争于一八四二年把洋货强加于中国后，这些外国势力就一直在阻止中国取得完全的独立。他不会说需要多久才能取得完全的胜利。这取决于许多国家，取决于世界范围内“民主力量”的发展。
“什么是帝国主义的力量?它之所以有力量只是由于人民还没有觉悟。主要的问题是人民的觉悟。力量不在于炸药、油田或原子弹，而在掌握这些东西的人，而这些人还有待于进行教育……。”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共产党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们唤醒了人民的觉悟。在中国，我们共产党人只有小米加步枪，但最后将证明，我们的小米加步枪要比蒋的飞机加大炮更为强大。”
我说，“还有原子弹哩!”
毛回答说，他怀疑原子弹是否还可能再次用于战争。“它在广岛的大爆炸毁灭了它自己。全世界人民都反对它”。无论如何，原子弹并不能最后解决问题。他说话时笑声中带有一种冷峻的表情：“即使在比基尼⑥他们也没有能够杀死所有的猪”。
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原子弹的诞生是美帝国主义死亡的开始。因为他们从此只考虑原子弹而不考虑人民。归根到底原子弹不会消灭人民，而人民却要消灭原子弹。”
当毛主席送我下山时，已经接近午夜了。山路不平，他打着一盏马灯为我照明。我们来到停靠卡车的小路旁，相互告别。他站在小山上，注视着汽车颠簸着向下开入延河的河床，四周溅起了水花。在荒凉漆黑的延安山丘的上空，星星显得特别明亮。
关于毛泽东的传说已经远远超出了他自己的地区，流传到全中国。在没有文化的农民中，人们把他的名字同朱德连在一起，甚至以为他们是一个人——“朱毛”。蒋常常从重庆前来著名的峨嵋山避暑。有一次，那里的农民把他们隐藏的步枪拿出来给一位他们信得过的美国朋友看，说道，“一旦时机到来，我们是有所准备的。在朱毛领导之下，生活一定会更好。”这些人当中没有共产党，没有人到这里来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不论何地，只要农民对地主、军阀的压迫感到不能忍受时，寄希望于“朱毛”的传说就会不胫而走。
毛泽东一八九三年生于中国华南心脏地区湖南省的一个农村里。他的父亲是一个贫苦农民，当了多年兵。在毛的童年时代居然能够买下两英亩半⑦土地。以后，他进一步富裕起来并能供养儿子接受教育。他的家庭保守，而且信佛。
毛在学校作学生的时候曾经看到过省会长沙饥民的暴动。这次暴动后来遭到镇压，领导人被斩首示众。以后在毛的家乡的县城又发生过地主和农民之间的武装冲突，法庭帮助地主镇压了农民的斗争。这种人民的暴动对年轻的毛的成长是有影响的。
在一段时间里，他曾有过知识分子具有的看不起工农的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高于一切”，其地位是任何地方也不能比拟的。毛后在延安举行的一次作家代表大会⑧上承认，当他用一根竹扁担挑着行李来到“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时，感到多么狼狈。他感到自己一半是农民，一半是学生，这一点使他很不高兴。“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以后，毛由于同工农生活在一起，思想起了变化。感觉到“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⑨今天毛能够招待一位身上有虱子的农民在家里过夜，不会有半点犹豫。他向作家们介绍了自己的体验。
毛二十七岁时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北平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这次运动就是一九一九年著名的五四运动。有一段时间，他做过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以此作为生活来源。近三十年之后，当他的军队进入北平时，他发现当年领导过他的那位图书管理人员仍然在职。毛于一九二○年结婚。他打破了旧传统，拒绝了父母为他选定的妻子，却找到了一位同学做自己的新娘。这次自由选择和以后十年的婚姻生活被一些湖南的青年激进分子誉之为“理想的浪漫史”。
在他经历个人浪漫史的那些年代，同时也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时期。从毛在国共两党同时担任的工作就可以看出当时两党之间的政治联盟多么紧密。他在一九二一年参加了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又成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国民党选他为上海市党部委员，以后又担任《政治周刊》编辑，再以后则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长，主管训练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很明显，从一开始毛就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政治组织才能的人。
一九二七年初，他写出了第一篇重要的政治分析文章，第一次批评了共产党早期的领导。当年一月，他被派往湖南，对夺取政权后的农会进行调查。他考察了五个县，写出了一篇报告。这个报告后来被刊载在两期不为人注意的内部通报上。当时党的书记陈独秀可能根本就没有看到过。今天这篇报告已成为共产党的经典著作。毛为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花费的三十二天，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可能比蒋介石几个月后在南京的篡权更为深远。
在那里毛看到了中国农民的积极性。他写道，在四个月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不顾许多人，甚至党的领袖陈独秀的批评，他们认为农民走得“太远了”，毛根本不把这种批评当一回事。他写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⑩
这篇报告反映出毛泽东具有一种担任领袖的气质：他对农民能作出迅速反应；他能顽强地坚持说服并善于使用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缺少的一种生动的比喻。由此而来还反映出他的另一种重要的品质：毛具有一种既能找出适当的方法证明自己有理，又不破坏党的团结的才能，虽然党的领导人是反对他的。当陈独秀称毛“头脑发热”并把他撤出湖南的时候，毛却立即被选为全国农会的主席。党内对这一组织并无争议，而他在这一组织之中却能发挥其全部积极性。
此时毛和他年轻的妻子不论在个人生活方面或事业成就方面，本已达到了人生的顶点。以后发生了国共大分裂。毛以非法的身份领导着一支农民的武装队伍，当时对他人头的赏金是二十五万美元。由于毛的关系，毛的妻子和妹妹在一九三○年被湖南的一个军阀所杀害。现在的夫人是他的第三个妻子。
作一个外人称之为“共匪”的领导人，毛泽东具有的地位是由于他已经显示出来的品质：他熟悉中国和中国农民的需要；他具有分析所见事物的天才；他能够用简单明瞭、丰富多采和铿锵有力的方式来表达思想；他顽强地进行说服并懂得如何在党内坚持自己的信念。
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冬季，正值共产党实行城市暴动政策——均遭到失败——之时，毛离开城市，前往敌人不能进入的地区，建立起农民政权，因而得以幸存。一九三○年，实行冒险主义的李立三嘲笑农村政权“微不足道”，并在他的影响之下，党中央发布了注定要失败的攻打长沙的命令，这时候毛却作为江西乡村政府的主席发展了以后广为流传的活动形式。
他是政治斗争中的一名坚强战士，并以此闻名。他在延安的一位朋友说，“他发起脾气来可不得了。”一九四五年举行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两年来对过去历史的讨论，许多前任领导人已经名誉扫地，看来他们下台后将永远不能抬头。这时候最后当选为主席的毛泽东却亲自进行了干预，为他从前的对手讲情。
他说，“这些犯错误的同志，不论错误有多严重，造成多大损失，只要他们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分析产生错误的根源，并从中汲取教训；比那些没有经过考验的领导同志更好。”
这就是一位领袖所说的话。他懂得如何在一批因不同观点而进行斗争的强人中创建一个团结的党。
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是最高明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分析是引路的指南。但是，作为一位人民的领袖，他之所以有力量不仅在于他能掌握人民的基本需要，并具有一种能决定首先采取何种步骤的艺术，而且还在于他具有一种用简洁、生动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知识和纲领的能力。他的鲜明的比喻使马克思主义熠熠生辉，他的语句则成为格言。
比如延安有一些防空洞，即通过坑道同山丘相连的窑洞。在延安生活的人在防空洞里都感到有一股冷风。一次毛在谈到“党风有些不正”时说，“这些作风不正，并不象冬天刮的北风那样，满天都是。……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11)听到的人都笑了。
在一次对教条主义进行的著名演说中，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比作箭，“必须用弓去射中国革命之的”。(12)
我们必须“有的放矢……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
“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好象能够驱鬼的魔法。它既不好看，也不神秘，但却非常有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连牛屎都不如，因为牛屎还能当肥料，而教条却不能。”
上面一些话，是针对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的人说的，正打中了他们的要害；而下面一些话，是针对那些通常自高自大的中国学生说的，同样也打中了要害。
“书没有长腿，可以随意开阖。读书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比烧饭或杀猪方便得多。因为捉猪猪会跑；杀猪它会叫；而放在桌子上的书，既不会跑也不会叫，可以由你随意摆布……所以我希望那些只有书本知识而没有实践经验的人更谦虚一些。”
毛不仅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而且知识渊博，能与学者论学。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有很深的造诣，并偏爱中国戏剧。他可以随时引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同可以随时引用农民的谚语一样。他也可以轻松自如地谈论西方的哲学家，从早期的希腊直到当代的哲学家。毛在采用卡尔·马克思的方法以前，曾经在北平的大学里学习过多年。
毛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虽然他并没有多少时间去发挥这方面的才华。一九四五年，他乘坐美国大使赫尔利的飞机去重庆。这是他二十年来第一次走出他被封锁的地区。在飞机上，他做了一首关于中国的诗词。(13)这首词后来轰动了中国陪都的知识界。他们原以为他是一个来自西北窑洞的土宣传家，可是遇见的却是一个在哲学修养和文学风格方面都远远胜过他们自己的人。
毛作为一个诗人、精通各种哲学的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他具有对语言文字的特殊敏感，因而能够回答其他共产党人所不能回答的各种问题。经常为毛担任翻译工作的余编辑告诉我，有一个美国人从老远跑到延安想向毛证明共产主义是一种宗教。他曾经在南京同周恩来和其他人为此进行过争论。他们对他说，“不，共产主义是科学”。他对此颇不满意，因而溯本寻源，来到延安。
当汽车颠簸着开过延河的时候，这位宗教徒对余夸口说，“你将会看到我是怎样说服你们的主席的。”
这次对毛的“说服”只花了十五分钟。来访者在阐明自己的观点以后，停下来换了一口气。毛并没有同他进行争论，却回答说，“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宗教——为人民服务的宗教。”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少有人说这样的话，毛本人在党内辩论时也不会用这样的字眼。但是他知道什么时候就定义进行争论是有益的，什么时候是无益的。他懂得一个单词具有的多种有人情味的含义。这位宗教徒带着毛的崭新的口号高高兴兴地回去了。毛使用了对方能够理解的语言向他指明了一个目标。
毛的这种天才，有助于毛在不仅有共产党，而且还有许多其他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中发挥作用。
毛泽东通过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深入分析和对中国人民的悠久历史进行研究的方法获得了一种关于中国人民的知识，并把它带进了这样的联合政府。他还带来了对中国人民的信念，这种信念不是唯心主义的，而是对中国人民的能力、毅力和可以启发的革命觉悟具有一种永不动摇的信念。他带来了指引航向的能力，分清轻重缓急的能力和估计什么矛盾占了首位的能力。他总是把他的党放在中国和世界的范围之内进行考察。
我从未做到使他说出中国共产党将赢得胜利的话。他们总是说中国人民将赢得胜利，只要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将获得成功。他认为，各个政党只要为人民服务就能够长期存在下去。
他懂得应该按这样的标准来对他自己的工作进行评价。
他指引航向
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同毛泽东争论说，“如果中共不把自己称之为‘共产党’就不会引起恐俄病，他们就不会在美国受到这样多的误解。如果美国人知道你主张的是民主，他们一定会支持你。为什么一定要用那个名字来自找麻烦呢?”
毛回答说，并不是名字带来麻烦。“一百多年来，在不牵涉到俄国人或布尔什维克的情况下，西方列强总是支持中国的反民主的统治者。”
他指出，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中，西方列强向满清皇帝提供军事援助，对中国农民进行镇压，屠杀了几千万人。从一九○○—一九一七年，当时并无“恐俄病”，西方列强再次向反动军阀提供金钱和武器援助，反对孙中山先生为之奋斗的民主共和国。从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当国民党的北伐军在中国南方推翻军阀时，西方列强一直反对国民党，直到蒋介石对一切民主组织进行镇压并屠杀工农群众以后，他们才给予财政和军事上的支持。
毛在结束讲话时说，“自从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年来，被帝国主义镇压下去的解放运动有多少次?”
中国共产党认为他们进行的斗争是这一长期斗争的继续，而这一次他们决定夺取胜利。他们既不指望外援，也不指望通过暴动一下子取得成功，而是把希望建立在对政治力量的源泉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上。他们问道，一个国家的力量表现在什么地方?怎样才能使象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国家，走上独立、繁荣和富强之路?强有力的领导从何而来?这样的领导应该依靠哪些阶级?为了赢得这些阶级的支持，必须做些什么?应该经过哪几个阶段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为了运用他们自己的思想和他们找到的西方的行之有效的思想来解决本国的问题，中国人特别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的方法。准确地说，他们对我是这样讲的：“我们使用的思想方法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俄国人使用的也是这种思想方法。由于中国人面临的条件不同，他们的答案在许多情况下也是不同的。前一章提到的在几个省交界处成立边区的方式，其根据就是毛对中国农村情况的分析。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是有创造性的，不是抄袭他人的。这种创造性的品质在毛泽东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毛引起党外注意的第一部著作是一九三八年发表的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分析《论持久战》。这是在中国抗战时期出版的同类书籍中最重要的一部。当时许多中国人已经陷入绝望，而蒋介石则等待美、法、苏等国参战并决定其命运。毛宣称，只要紧密团结，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赶走侵略者。毛把抗战分为三个阶段，即：日军深入进攻阶段、相持阶段和胜利反攻阶段。这一分析连外国的一些军事专家也鹦鹉学舌地加以模仿，虽然他们根本不知道这种分析的来源是什么。这一著作的基本理论后来也被运用于中共同蒋的内战之中。在殖民地人民反对装备精良的侵略者的各种战争中也得到了运用。
一九四○年出版的毛的《新民主主义论》，是对中国爱国者吹响的又一次响亮的号角。当时由于许多将军的叛卖和来自重庆的压迫，正蔓延着一种悲观情绪，这一著作就是为回答这种悲观情绪而写的。中国亡国了吗?毛答道，不，中国没有亡，即使国民党全部叛变，在中国人民之中仍然会有某些力量保存下来。他们将在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中取得胜利。毛分析了通往胜利的道路以及领导人民取得胜利并在战后使国家富强的最好的政府组织形式。这种政府不是一党专政，不论是国民党或共产党；不是模仿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也不是象在苏联实行的一种“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种“新民主主义”制度。它是由所有的“革命的阶级”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参加的一种联合政府。甚至那些反对封建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的资本家也包括在内。
《新民主主义论》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转折点，并对全世界的革命思想产生了影响。莫斯科把它翻译成英文和俄文出版并誉之为“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可以认为，对于以后在东欧建立非常类似的政府是产生过影响的。这一理论在中国日益扩大的解放区经过五年的试验以后，毛在一九四五年四月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又把它进一步发展了。报告发表时题为《论联合政府》。当时毛泽东声称，“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在几十年内”都将是有效的。
这三本著作是发行得十分广泛的共产党的经典著作，是为中国的独立和富强而制订的明确无误的爱国主义的纲领。在接踵而来的内战中，这三本书曾经是国民党被俘军官的必读课本。在阅读之后，不止一个军官流着泪说道，“早知道有这样的治理中国的思想，我们也不会同共产党打仗了。”
毛于一九三九年撰写的另一篇著作，直到最近才公诸于世。十年来它只在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秘密传阅。这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不仅对中国历史和历史上的多次农民革命作了更为详尽的分析，而且还论述了共产党现阶段目标和长远目标。读了这本书，对其推迟发表的原因也就明白了。这篇著作坦率地估计了共产党人寻求与之结盟的不同“盟友”，以及对这些盟友能够依靠的程度。既然认为中国的各党各派都在抗御日本侵略者，那么公开判断哪些盟友可能退出抗战，这在政治上当然是不策略的。
现在发表的这篇著作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纲领以及在毛看来中国各个阶级要做的事，作出了明确的估计。
毛作为共产党的一位领袖对党内其他高级人员直截了当地说，争取民族独立是当前中国最重要的斗争，中国的各个阶级只要老老实实地为此而斗争，就将成为长期共存的盟友。他写道，“实行民族革命，推翻帝国主义是首要的任务”。第二个“现阶段任务”是推翻封建阶级，即军阀与地主。这两大任务是互相关联的，也是当前的任务，因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互勾结”。由于两个敌人中帝国主义更为强大，其压迫也更为严重，因此帝国主义是第一号敌人。
毛说，中国一切其他的矛盾都是居于第二位的。工人阶级同资本家的矛盾在其他国家是重要的，但在今天的中国却是第二位的。居于第一位的是为国家的独立而战。
毛泽东胞弟的牺牲就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原则的献身精神。一九三八年，拥有大沙漠的新疆省的独裁者盛(14)邀请中共派专家去他的省帮助实行现代化。他的货币毫无价值；他的灌溉系统已经遭到破坏；他还经常面临着当地部族的骚乱。共产党知道盛是一个独裁者，也知道他已明令禁止在他的省内宣传民主。但他们还是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盛当时是抗日的，而且新疆是战略要地。一个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胞弟毛泽民为领导的包括约四十名专家组成的代表团前往新疆。他们进行了货币改革；把四十种税收减为十种；建立了四个模范县政府，并把它推广到更大的范围；增加了灌溉。此外还建立了第一所中学和第一所大学。他们实行的政策也平息了当地部族骚乱。后来在蒋的压力之下，这些共产党人同新疆的各种各样相信进步的大约五万人一起被监禁。毛的弟弟同另两位领导人一起在监狱中被杀害。那些活下来的人在一九四六年短期停战时才返回延安。由于盛抗日，所以准备对这位独裁者给予帮助，这是我从毛的已故弟弟的夫人那里了解到的。这位夫人在监牢里还生了一个孩子。
在确定为民族独立而斗争作为中国的首要任务这一原则之后，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反对外国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过程中，中国的哪些阶级是可以信赖的?谁是敌人?谁是盟友?这些盟友可靠程度如何?
在向党员回答这些问题时，毛把中国人民划分成五个主要的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前两个阶级是敌人，后三个阶级是“革命的力量”。
使人眼花缭乱的是毛接着举出了许多例外。他把每个阶级又分成几个阶层，并分析了它们的性质。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可能是“敌人”，但并不是每一个地主分子都是。大地主特别容易成为投靠日本或其他侵略者的汉奸；某些小地主特别是他们在大学读书并具有爱国思想的子女则可能成为为中国独立而斗争的忠诚战士。毛说，如果他们这样做，“我们应该予以合作”。
“大资产阶级”也并非一概都是敌人。在中国，大多数大资产阶级带有买办性，他们是外国资本的代理人，为了自己的利润他们会出卖祖国。但由于他们是为不同的国家服务的，在一定时期内甚至可以同其中的一部分进行合作。当日本进攻时，亲美的“大资产阶级”将为中国而战。毛说，可以同他们进行合作，但要提防他们，因为以后他们会把中国的利益出卖给美国。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较好的盟友”。他们多数不是大资本家。因为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在本世纪初刚刚开始，而且必须同更为强大的外国资本主义进行斗争。这些民族资产阶级同所有的资本家一样，都要剥削工人，榨取利润，但为了企业的生存，就得争取国家的独立。他们还要努力增加生产，这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因此毛认为工人不应提出使这些资本家破产的要求，而应该帮助他们获得利润并分享一部分利益。但他警告说，要提防他们，不然他们会成为垄断资产阶级并出卖国家利益。
“革命力量”包括小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手工业者、小业主)，农民和工人阶级。这些人都受到压迫，并将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国而斗争。毛对这些阶级的详尽分析在以后的章节里还要提到。占人口五分之四的农民是“最强大的力量”，而人数少得多的无产阶级却被毛称之为“领导力量”。人数远较农民为少、教育程度又远较资产阶级为低的无产阶级何以必须领导并能够进行领导呢?毛的回答是：中国的工人身受帝国主义、资本家和封建地主的“三种压迫”，其“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有一种非常坚决的意志。他还说，中国的工人阶级比资产阶级“历史长久并更为成熟”，因为在中国的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在外国企业里工人阶级已经成长起来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坚决意志、它的“成熟”和它同农民的亲密联盟，这就是它能够发挥“领导作用”的原因。
无产阶级领导的是一种什么革命呢?是俄国式的革命还是一种早期产生的西方资本主义共和国的革命?毛的两种说法初听起来似乎有点自相矛盾。现阶段的革命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革命的锋芒不是向着一般资本主义……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毛就此接着说：“中国革命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既“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又“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15)毛说，社会主义将最终取得胜利。怎样取得胜利呢?在以后《自由企业》一节里将作较详细的探讨。
毛对其他领导人说，共产党的任务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后当必要的条件具备时再进一步把革命引向社会主义阶段。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纲领同孙中山的纲领是“一致”的，但在第二阶段则将超过它。
任何一个对毛讲的道理认为不太好理解的人都会感到，在他的手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由一位社会分析大师掌握着的非常灵活的武器。他和他的中国同志们都对思想的发展作出了新贡献。这里应该补充提一下，我曾在延安同刘少奇进行的一次激动人心的谈话。他花了一整天阐述了他称之为“毛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刘说，在“民族、农民、战略、文学艺术、财政经济、工作方法、哲学等”各种问题上，毛对马克思主义思想都有“新的发展”。
刘说，即便“无产阶级”这一概念在中国也有一种新的涵义。“根据马克思的学说，革命应由产业工人来领导……但在中国这样的人很少……因此毛泽东就对另一种人——军队中的农民和贫农——进行训练。这些人同样有着产业工人所具有的守纪律和献身精神的品质。他们甚至在十分年轻的时候就为反对国内外压迫者献出了生命。他们现在正在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一旦实行社会主义的时机到来，他们也会随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
刘说，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也是“毛的一个创造”。过去历史上的农民暴动由于缺乏纪律性和连续性因而遭到失败。在人民解放军中，组织起来的农民却表现出团结和献身精神，从而克服了这一缺点。这些农民不但是战士，而且也是土地改革和乡村进步的组织者。
“今天，我们允许资本主义，甚至通过政府贷款的方式给予鼓励。在一定条件下，我们甚至提倡劳资合作。这一点马克思是从未说过的。列宁说过一次，但也只是为了谴责这种行为。在一些较老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合作对工人的利益是一种背叛，而在象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工人和本国的资本家在反对外国垄断资本方面却有着共同的利益。在我国的民族工业中，工人应该增加生产，资本家应该改善工人的条件。只有这样，我国的民族工业才能够在同外国的竞争中生存。这一政策适用于三种工业：公有制工业、合作制工业、和私营工业。”
刘列举的一些“毛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还有：军事战略，由于运用这一战略，共产党的军队在二十一年的战斗中，从三千人发展壮大为三百万人；变工队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使农业增产；生产自给制度，实行这一制度甚至在大幅度减税情况下，也能使被严密封锁的“抗日根据地”发展成为强大的解放区。所有这些方法以前在其他任何国家从来也没有使用过。在本书以后的章节里，它们将成为主题。
所有这些政策都是在中国的土地上通过斗争，经历失败和胜利而得到发展的。到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长为掌握自己国家命运的拥有三百多万党员的党了。
我们或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中国共产党人是莫斯科的随从。还是西方所说的民主主义者?答案似乎是：他们两者都不是。他们是中国人。
他们采用的是俄国人使用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但在新的条件下，答案是不同的。他们取得了西方赖以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但他们说，一个不同的领导将把这场革命引向社会主义。
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从莫斯科得到指示，即使向莫斯科征询意见也很少。苏联曾经帮助过孙中山的第一个政府，向他们派出过顾问，但在一九二七年就撤离了。后来苏联只同它承认的蒋的政府打交道，而同中共的直接接触很少。中共在江西期间及在延安的初期，共产国际曾经派来一名代表，但毛泽东的意见同他总是不一致，最后他离开了。我在一九三八年访问朱德的司令部时，有两名塔斯社记者也来作短暂访问，而该社却有十名记者在蒋的前线进行访问。很清楚，这两个俄国人还是朱德手下的大多数士兵第一次见到的俄国人。
直到中国共产党掌权并取得胜利之时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苏联曾经向中共提供过武器援助。马歇尔将军在接受采访时曾经两次提到这一点。他的飞机和停战小组人员遍布全中国，直到苏联边境，因而他是拥有掌握情况的各种手段的。在满洲，我问一位军官，他是否见到过俄国的武器。他回答说没有，然后他想起了什么又笑着说，“俄国人在抗战早期曾经有一些步枪送给蒋，蒋后来用这些步枪打我们，被我们缴获了。这就是我见到过的俄国武器。”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掌握政权并不是依靠外援，而是因为，正如马歇尔将军在发自中国的报道中所承认的那样：“他们成功地使自己的运动适应了人民要求变革的愿望”；同时也因为，引用一下最近发表的白皮书中一九四四年致国务院的一份正式报告：“普通老百姓第一次有了一些奋斗的目标”。
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思考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每当我向极为谦逊的中国共产党人询问莫斯科对土改或战略的某些方面有何看法时，他会惊讶地回答：“我们从不向莫斯科问这些事情。我们只管怎么办对我们自己有利。”
但是，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同各国共产党特别同苏联共产党有着一种十分亲密的关系。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时，毛泽东亲自肯定了这一点。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些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6)他还说，三十多年前俄国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唤醒了中国，中国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毛以十分明确的语言表达了一种国际忠诚问题。这些语言使得艾奇逊国务卿作出这样的痛苦的推论：“中国共产党已断然放弃中国的传统，并公开声明屈从于一个外国”。让我们查一查毛的原话是怎么说的。他说，中国共产党积二十八年的经验，懂得了两件事：第一，“唤起民众”，第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他宣称，“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7)毛列举的使“中国人民的胜利”成为可能的那些国际革命力量包括苏联的存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特别是抗日战争的胜利)，欧洲的“各人民民主国家”，“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正在起来斗争”，以及“美国……等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人民大众和统治他们的反动派之间的斗争”。(18)
毛声明，“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19)
这些在别人看来似乎是很简单的话，在今后若干年内，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将加以分析和讨论。自从斯大林同托洛茨基之间的争论解决了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建成的问题之后，各国马克思主义之间最严重的争论在未来的十年之内将是新建立的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国家保持独立和主权的程度有多大?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会服从取代国家的新国际形式?如果有某种国际新形式，它将怎样进行治理?在当今相互依赖的世界上，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对所有国家，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这都是一个基本的问题。答案还没有找到，但为寻求这一答案而进行的斗争已经开始了。
不，毛泽东并没有宣布过艾奇逊国务卿所说的那种拙劣意义的“屈从”。他并没有称苏联为必须经常追随的“领袖”，更没有把它称之为发号施令的“总参谋部”。但是，他讲话的意思包含着一种比仅仅对一位盟友更为深沉而持久的忠诚。他所说的“以苏联为首的反帝阵线”的话，也不是就要建立一支严密的军队，而是要组成一个阵营，在这个阵营之中，用一句自相矛盾但很能说明问题的话来说，苏联至少是“排行第一”。他所说的不是顺从，但的确有一种深切的尊敬和忠诚——不是为着一个“外国民族”，而是为着全世界范围共同的事业。
关于双方在实际行动和外交关系方面的格局尚未决定。进行调整和讨论可能需要若干年。这对中国的对外关系有何意义，其实际问题应留待本书最后一章加以阐述。
他们如何打到沿海地区?
抗日战争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攻占华北和满洲的机会。这是一个历史的讽刺，因为日本人曾经说过，他们来到中国是为了把中国从共产党的手中拯救出来。以后，美国向蒋介石提供援助，也是为了把中国从共产党手中拯救出来，而这些援助却装备了人民解放军，使它迅速地攻占了中国的其他各地，成为亚洲东部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军队。毛泽东的最富有讽刺性的嘲笑也没有象这些事情那样有讽刺意义。
抗日战争开始时，共产党仅在西北有一块不毛之地，面积三万三千平方英里，人口一百五十万，首府在延安。而当抗战结束时，他们的土地面积已超过八十万平方英里，人口已有一亿四千万。土地扩大了二十倍，而人口则增长了近一百倍。他们是在组织人民抗战的运动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一九三七年日本深入侵略中国时，中国各党派在抗击侵略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了。朱德将军领导下的共产党军队改组为国民政府的第八路军。他们接到开赴山西北部前线的命令。蒋派他们潜入敌后，在他的正规军溃逃出来的地区对日本人进行袭击。他原指望以此来消灭共产党，让他们为国捐躯，然后再由蒋出来实行统一。这也是有讽刺意味的，因为共产党占领的地区越打越大。
日本在中国的第一次失败是败在山西北部平型关的八路军手里。尽管蒋对此从不相信，但这次战役的确解救了对南京的过早的包围并为蒋保留了退往内地之路。战争初期，日本的战略是通过沿南北向三条大铁路干线南下，直达长江三角洲，同时占领上海，并进而拿下装入口袋的南京。当侵略者进军山西高原时，以快攻出名的八路军小伙子们从山崖上对敌人进行了突然袭击。日本人在这里的失败迫使从平汉路南下的日本军队改向，转而去山西为日军解围。这样，汉口才有可能据守一年，使之成为南京最后陷落时蒋政府的一个基地。
对华北农民来说，平型关的胜利之所以重要，还有其他原因。从这里他们懂得了这样的道理：“如果你们打得正确”，可怕的侵略者是能够被打败的。一位参加过这次战役的农民在很久以后向李敦白讲了这次战斗的经过。
“当日本人来到我们地区时，我和我的朋友讨论决定必须加以抵抗。但什么武器也没有，怎么办呢?我们碰到了一位八路军战士，便一起进入树林进行交谈。不久我们看到一个日本军官带领七个日本兵从草地里搜索着走过来了。我和我的朋友吓得浑身发抖。这位八路军说，不要慌，你们跑也跑不了。注意观察，看他们要干什么。
“我们等着，日本人一直朝我们走过来了。这位八路军战士说，‘我们到那间草棚里去吧’。于是我们就走进了附近的一间空屋，透过破窗纸可以看到外面的动静。我的朋友低声地说，‘老天爷，他们朝这边走过来了。我们完蛋了。我们从后门逃走吧，我们当中总有人能逃出去的。’
“这位战士说，‘沉住气，不要动’。
“他从腰带上取下一颗手榴弹，拧开了盖子，但用大拇指揿住了保险。我想，‘他大概要我们同归于尽，以免受辱’。当时我们以为必死无疑。他却说，‘保持安静，看我怎么打’。突然间日本军官来到门口，后面跟着七个日本兵。这位八路军战士从门里向外扔出了手榴弹，正好在他们的脚下爆炸。轰的一声，我们缴获了七条新步枪。
“有了这些枪，我的朋友和我，还有我们村里的五个人一起跟随八路军参加了平型关战斗。”
农民们发现他们能够打败侵略者。正是这种激动的心情使共产党从延安打到了沿海地区。
一九三八年一月，朱德在山西他的司令部里对我说，“我们认为拯救中国的希望，主要在于华北的游击部队。我们将对日军进行骚扰，使之不能集中兵力，不能利用华北作为进攻中国其他地区的基地。”
当时抗战已经开始七个月，朱德的军队就收复了过去蒋介石正规军丢失给日本人的几十个县城，重建了这些县城的地方政权。来自敌后根据地的三个师的指挥员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明确了下一步进军的方针。戴着眼镜、学者模样的“独眼将军”刘伯承向东开辟晋东南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在抗日战争结束时已发展为一个位于华北心脏、拥有三千万人口的大解放区。留着黑胡须、性格开朗的贺龙挥师北上，建立了晋绥解放区，遏制了日本通往战略要地新疆的道路。林彪是他们中的年轻人，其外貌颇象一个害羞的中学生，他据守在晋东北的一个抗日根据地，以后他由此向北直取满洲。
这些革命力量并不是在一个秩序安定的地区平稳地成长起来的，而是在侵略军和土匪蹂躏下战祸连年的省份里发展壮大起来的。一支人数不多但纪律严明的部队带着明确的政治纲领和卓有成效的作战方法深入这些地区，从而迅速地把它扩大为原来面积的许多倍。
举一个小例子。政委李清玉在战争开始时带了一支八百人的军队被派往冀南地区。一年之内，这支军队发展到二万人，并在三十个县里赶走了日军指定的伪政府，而代之以由农民和部队推举产生的中国政府。
这位李政委是如何创造这一奇迹的?几年之后他在延安才告诉我。
“我发现有五种军队在互相作战：打了败仗的国民党军队、新成立的伪军、少量日军、少量土匪以及一些农民为保卫家乡而组织起来的地方自卫队。我们首先着手解决这种混战状态。我们派出代表同除公开投敌以外的一切军队联系，如果他们能接受我们的纲领，我们便提供训练，并使之编入我们的部队。有些拒绝了我们的纲领，投向伪军，并从日军获得武器，我们就用武力解除他们的武装。
政治纲领的重要性不亚于军事纲领。李政委解释说，“单单动员人们抗日是不够的。那些雇农和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交租的佃农只关心吃饭问题。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
李手下的组织工作者深入雇农睡觉的草棚，访贫问苦。这些人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为东家守夜，一年下来工资只有二三百磅谷子。一个人都吃不饱，更谈不上养家餬口。李鼓励他们成立了雇农协会，由军队进行保护。工资提高到八百磅谷子，够养活夫妻两人了。雇农们还签订了集体合同。合同规定他们有时可以有一天假期去赶集，在进城掏粪积肥时还“有酒犒劳”。这些家庭生活的改善，使他们有了一些奋斗的目标。佃农协会也同样得到了减租的好处。
这些农民很快就建立起“人民政权”，为了保卫这一政权，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朱德的军队有了成倍的增长，由他们用这种方法解放和领导抗日的地区有几十个，李的三十个县只是其中之一。
正当八路军在华北不断扩大之时，一支类似的军队——新四军在长江下游宣告成立，并得到了蒋介石的最早委任。新四军的任务特别危险，因为他们活动的地区处于侵华日军最为集中的地带。它的战绩辉煌，他们经常在沪宁线上袭击日本人；一九三八年秋，在一个日军的飞机场升起了一面中国旗，连上海也看得见。华东农民称之为：“天字第一号军队”和“神兵”。
一九四○年底，即美国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整整一年之前，原来在日本侵略军的汪洋大海中进行抵抗的华北和华东解放区开始时只是一个个小小的孤岛，这时已经从延安到沿海连成一片。他们袭击日本人控制的铁路，把守卫在城市的日军孤立起来。日本人占据着战略据点，但他们无法巩固对整个地区的控制并加以开发利用。中国人运用如此微弱的战争手段却取得了这样引人注目的成就。看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的一段话是对的：如果数量更大、装备更为精良的蒋的中央军能够也用这种方法把中国人民团结组织起来，单靠中国本身能够打败日本，这样就可以防止日本在珍珠港袭击美国。
蒋的将领们根本没有仿效这些方法，而是声嘶力竭地反对共产党的“肆意扩大地盘”。他们想方设法解散或削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这样，一种三边战争便开始了。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军队对新四军总部和后方警卫部队的残杀，是向全世界发出的国内冲突的第一个信号。一九四三年蒋下令解散共产党。一九四四年他又下令把共产党军队削减为原有规模的十分之一。他已经很久没有象战争开始的第一年那样向第一批共产党军队发军饷和弹药了。但是共产党现在可以从广大的解放区征税，并在本地兵工厂制造武器弹药或从敌人手里缴获军火。
共产党并没有遵照蒋的命令解散。毛泽东一九四五年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尖锐地问道，“如果没有解放区和解放区的军队，人民的抗日战争在哪里?国家的前途又在哪里?”根据大会前几个月的数字，共产党声称已经重建了五百九十一个县的县政权，占蒋的正规军丢失给日本人的七百九十一个县的百分之八十二。他们声称，他们的军队牵制了在华五十六万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点六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而拥有更多资源和外国援助的蒋的正规军却很少作为。
美国的军事情报部门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正因如此，美对华军援司令约瑟夫·史迪威上校(20)曾要求把武器送往解放区，并在解放区建立空军基地，他还要求中国所有的军队，统一在一个能代表各党派的战争委员会的领导之下。他特别要求提供给蒋的用以抗日的美国武器不得囤积起来留作以后打中国人之用。蒋要求召回史迪威，并获得同意。在新大使赫尔利和新的司令官魏德迈的主持下，美国的政策经历了一个急剧的转变。一九四五年春，蒋使用美国武器进攻中国共产党，这时候抗日战争还在进行之中。
日本的投降使所有的中国人都感到意外。蒋介石在日本人最后几次进攻的逼迫下，节节败退，只好龟缩在西南一隅。在他和大洋之间横隔着各种各样的、为数众多的对他持敌对态度的中国人。如果没有别人的帮助他根本就出不来。要不是有外国对他的支持，他的处境比一个内地的军阀好不了多少。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却处在随时可以接管日军占领区的有利地位。这些地区主要包括铁路沿线和日军守备的城市，这些都是处于解放区的汪洋大海包围之中的孤岛。
朱德从延安发布命令：“夺取城市，夺取铁路，解除日军武装。”
解放区的农民军队在日本投降的鼓舞下，向日军占领的城市奋勇进军。在一九四五年八月的最后十天里，他们夺取了八十五座县城和山东省的五个港口。九月份，他们把“解放”了的县城数目翻了一番。他们获得的区域面积并不大，因为大多数乡村地区早已被他们占领，但获得的城市却很多。上海和南京正等着他们去解放，而他们完全可以占领这些城市。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免得跟美国人发生冲突。
蒋的政策即美国的政策是制止共产党立刻取得胜利。蒋命令朱德的军队原地驻防。毛泽东鉴于过去的历史经验，没有同意。与此同时，蒋还同已经投靠日本的五十二名国民党将官取得联系，这些人的部队都驻扎在相互争夺地区之内。蒋介石命令他们打共产党。在八月二十三日签署的补充和平条款中，规定日军必须守住阵地，等候蒋的中央军接管，并重新为蒋占领丢给“非正规军”的阵地。因此日军在正式投降后，在一个时期内还在加强对华北的进攻。日本人宣布，他们现在是根据蒋和美国的命令作战的。这决不会提高蒋在华北的声望，也不会提高美国的威信。
美国把轮船和飞机都置于蒋的支配之下，把他的军队紧急运往华北和满洲各地，成为当时“历史上最大的空运”。美国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三亿美元的巨资。它使华北农民不得不相信——以后在讨论军队时还要提到——蒋在迎接胜利时并不想同他们合作，而是想利用美援对他们进行遏制。
“蒋和伪政权、美国人和日本人一齐勾结起来，打‘人民的军队’”，这就是华北农民的说法。
美国作为伟大的盟友在中国一直享有的威望，由于在疯狂的空运中出现的各种事件而发生动摇。烟台市长曾经告诉我一个关于美国人企图占领他的港口而没有成功的故事。我答应过要作有选择的报道。毫无疑问事情还有另外一面。但从他所说的可以看出一位中国市长的看法。他说，在十月的第一个星期里，美国军舰开进了烟台港，要求中国地方当局投降并交出城市。这一要求当即遭到拒绝，中国当局表示，他们已经赶走日本人，全市秩序良好，对此美国人可以进行参观，但“一个盟国从一支中国军队手中夺取一个中国港口恐不相宜”。在以后几天的讨论中，双方使用的言词愈来愈剧烈。最后市长宣称，“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从烟台开始打起来将非常遗憾!”后来美国人回到他们的军舰上去了，他们要求中国人第二天一早登舰举行“重要会议”。
当天午夜，满载着不久前投靠日本的伪军的二百艘汽艇从美国占领的天津驶来，登上了烟台口外二英里的一个无人岛。海口的哨兵向烟台的部队作了汇报。凌晨四时，他们乘帆船抵达该岛，趁入侵者熟睡之际将其揪出俘获。几小时以后，美国军舰不等举行“重要会议”便不辞而别。烟台人一致认为这次伪军的进攻是美国人的计谋，其目的在于以“调解人”的身份接管这一港口。
为了解决这类冲突，赫尔利大使飞赴延安，在美国保证人身安全的前提下，接来毛泽东同蒋介石进行会谈。十月十日签订了双十协议。共产党从某些地区撤出了他们的部队，主要是长江以南以及广州和上海附近地区。象以前一样，蒋同意停止敌对行动，给予平民自由，宣布一切政党合法，改组一切部队为统一的国家军队。由于蒋拒绝承认解放区选出的地方政府，又不肯确定共产党军队同国民党军队进行合并的比例，毛保留在全国联合政府成立以前保卫解放区的权利。
在协议签订期间及签订前后，战斗始终没有停止。协议签订前四天，蒋在华中地区向共产党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协议签订后两天，他向他的将领们印发了“剿灭共匪”的手谕。就连根据协议撤出长江以南地区的共产党军队在撤退时也遭到了袭击。十一月，蒋派出了三个军进入河南，绕过许多日本人占领的城市，目的在于清除平汉线上的共军。这些国民党军队都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其中一个军加入了共产党军队。
显然，蒋要想在华北和华中地区对共产党进行遏制，但军队不足，必须要找到一种新的办法。
这种新办法是“美国造”的。赫尔利大使被召回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他的名字是同内战连在一起的。马歇尔将军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来了。他声称自己是调停人，是带来和平的人。莫斯科外长会议刚刚闭幕，据悉他是前来执行这次会议通过的三大国的政策的。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杜鲁门总统重申这一政策是：在各政党一致同意下，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在此之后一切外国军队包括美国人和俄国人将撤出中国。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签署了停战令。停战令上除签署了蒋共双方的名字外还加了马歇尔的名字。在全国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双方的军事位置冻结在一月十三日的位置上。后来又签署了一个关于满洲的停战令。
根据各项协议的规定，解放区的范围包括从上海对面的长江口直到北方的黑龙江，从蒙古的沙漠直到海边。这一地区的面积等于密西西比河以东的美国，人口等于全美国的人口。共产党占领的地区就这样在抗日战争中扩大了二十倍。
全中国又燃起了希望——和平的希望。
一月十日举行了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蒋担任会议主席。当蒋把当天上午签署的停战令向大家宣布时，与会代表都非常高兴。他没有说受到马歇尔何种压力，也没有说他签署停战令时是多么不愿意。在开幕词中，他信誓旦旦地一再保证给予中国进步人士要求的各种自由：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各政党平等的合法权利；同意成立地方自治政府和普选；释放政治犯。在三个星期内，代表们就中国未来政府的五个基本问题作出了决定。他们同意了在过渡时期内按固定比例进行的联合；以和平方式重新改组国家的方法；召开国民会议的方式；必须考虑的制订宪法的形式；以及对军队的改组，这种改组将通过裁减现有各种军队并将其合并成为一个不是由政党控制而是由民主联合政府控制的统一军队来实现。
这些决议的每一项都是在蒋介石担任主席的情况下一致通过的，就连国民党中最臭名昭著的反动派也出席了会议并投票赞成这些决议。
全中国人民都很高兴。许多人食不果腹，许多人衣不蔽体，成百万人死亡，成千万人无家可归，但是和平已经成为定局。中国的各个城市都举行了大规模群众集会，欢呼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这是将近二十年以来出现的希望的最高潮。
秘密警察不高兴。他们将失去权力，不能再贪污了。许多高级将领不高兴，他们将失去军事统治带来的好处。一位战区司令官自嘲说，“如果我同共产党打仗，我可能失掉我的半个省的地盘，但和平一来我将失去一切。”在一个战区里，所有的文武官员都是这个战区的军阀指定的，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弃这些不义之财的。
正因如此，那些欢呼通过一致决议的充满希望的群众集会被蒋的警察冲散了。欢迎“和平天使”马歇尔的学生大游行被上海警备部队打散了。一九四六年二月，反动派通过制造骚乱来反对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三月，他们通过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谴责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本党代表的行为并采取单方面行动使独裁合法化。四月一日，蒋亲自宣布不接受政治协商会议同意的宪法的形式，并宣布政府必须“接管满洲”。他没有提到三天以前他签订的关于满洲的停战令。
现在中国人的眼睛都看着马歇尔。蒋常常背弃他自己的诺言，人们对这些诺言不会认真相信了。但是这次停战令上有马歇尔的名字，除了蒋介石，美国也介入了。卷入此事的还不止美国，因为马歇尔执行的是三强外长会议的决议。因此，中国人期待着马歇尔设法给他们带来和平。
华北到处都是冲突点。双方没有明确的分界线。蒋在美国空运的帮助下占领了绝大部分以前由日本人占领的据点。他占领了几十个孤立的城市，四周被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所包围。他占据了部分铁路，但却通不了车，因为共产党占据了铁路经过的部分地区。多数蒋占区的代表就是多年来一直为日本人效劳的将军们。当地的爱国人士从来没有屈服过，现在也不会向这些将军们屈服，即使蒋介石把他们重新梳妆打扮过了。
为了解决这些冲突，马歇尔在北平成立了军调部，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了。以美国人为主席的国共双方的同等数目的代表在这里进行工作。在三、四十个动乱的中心，都设有以美国军官为主席的停战小组，他们通过谈判防止冲突。历史上很少有任何一个国家对一个外国派出的代表进行的指导给予过如此的信任。
对于马歇尔停战小组的第一次大的和平考验来自中原解放区。该区位于汉口以北，是一片地域广阔但防守并不严密的地区。它包括五个省的部分地区，一度有四千五百万人口，但根据双十协定南部已经移交给蒋，北部则因遭到蒋军的袭击而分裂成许多孤岛。一月十日的停战令并没有给这里的战斗带来任何变化。国民党军队正在对这一地区进行分割蚕食。因此，一个停战小组飞赴中原解放区边界上的罗山县城并签订了一个特别协定。
“人民军队”举行游行庆祝这一协定的签订，他们举的标语写着“和为贵”。他们把一篮篮的水果送给蒋的士兵，但蒋的军官不准士兵接近他们。共产党根据协定拆毁了碉堡，而国民党军队不但不拆，反而还修了新的碉堡。作为执行部分马歇尔“军队改组计划”，共产党复员了一万五千名人。当这些人带着停战小组发的通行证回家到达国民党军队控制区时，这些现在已经脱下军装的人当中有许多人在途中被活活打死。
共产党建议，只要使他们留下的六万名军队能安全到达更北面一些的其他解放区，而且能够尊重当地选出的村、镇政府，他们愿意放弃这一地区。蒋拒绝了。他认为他一定能占领这一地区。他想消灭这六万名军队。几个月来，由于发生特别紧急情况，停战小组曾多次来到这里，因而使蒋的全面进攻推迟了。到六月底，大约有五十万中央军从四面八方向这一地区进攻，并已得手。但六万名共产党士兵却采取分散战术得以脱险。关于分散战术下面还要进一步阐述。
蒋得到了这块原本不需要打仗就准备给他的解放区。他有一点丢面子，因为他原来的目的是要消灭这六万名军队而结果并没有做到。下一步他的军队从中原解放区向东进入苏北，向北进入晋南。内战扩大了，后来变成了一切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战。
这次内战的第一个结果是马歇尔停战谈判带来的和平之梦的破灭。全中国人民都醒悟了，他们看到停战小组并没有带来和平。中国报纸，包括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开始是试探性的，后来就用比较坚定的语气开始分析马歇尔的方法。上海的《周报》评论说，“当国民党进展顺利时，美国人就让仗打下去；当国民党失败时，美国人就开始调解。当国民党军队占领中原解放区时，马歇尔不加制止，但当李将军(21)(从中原解放区转移的共产党人)突围后接近四川时，一个停战小组急忙乘飞机跑去对他进行阻拦。当马歇尔从美国回来时，他只是对战争处于高潮的满洲看了一看。直到国民党第一四八师哗变从而使蒋进军哈尔滨的行动受阻时，他才又积极起来。”
在马歇尔停战计划下发生的战斗比赫尔利“战争政策”产生的战斗规模更大，流血更多。事情很清楚，在赫尔利时代，蒋只能动员一百万人进攻解放区；现在他进攻时用了二百万人。在赫尔利时期，蒋有二十个美式装备师抗日；现在他有五十九个美式装备师反共。在赫尔利阶段，蒋只能打到解放区的边缘，用的主要是日、伪军队，而在“马歇尔停战”的名义下，他却能深入解放区，用的是他“嫡系”部队中最好的师，他们都是受过美国训练和由美国的武器装备起来的。
全中国人民都在讨论马歇尔的“诚意”问题。这是新闻记者和中国的高层人士吃饭时最喜欢议论的话题。他们说，马歇尔一定知道他自己干了些什么。他不象赫尔利那样蠢。难道他不是用一种聪明的办法来彻底推行美国的既定政策吗?
停战令的全部效果八月份在延安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当时无线电广播在蒋开始全面内战的六星期以后，美国给了蒋价值二十亿美元的剩余物资(22)。人们用一种辛辣的嘲讽语气对我说，“这是马歇尔的成功，一位特使总该取得一些效果吧。”其含义是马歇尔的“停战”已经使美国平静下来并使单方面援蒋发动内战成为可能。
当我问彭德怀对马歇尔的诚意有何看法时，这位副总司令耸耸肩回答说，“我不懂心理学，我是一个军人。作为一个军人，我注意到的是：马歇尔装备了蒋的部队，对他们进行了训练并把他们运送到最适宜向我们发动进攻的各个据点。他用停战令的方法比其他任何方法更为有效。”
尽管对“马歇尔停战”作出的这种判断是令人痛苦的，但七个多月来，中国共产党仍然欢迎军调部的飞机飞赴他们的解放区。同世界的接触对他们也是有用的。我使用了这一运输工具——它对新闻记者都是开放的——详细考察了新中国的生活，访问了许多地区，有时正好在它同外界的最后联系中断之前。因为正是在蒋发动进攻的前夕停战小组才撤出来的。停战小组亲眼看到的是蒋的军队把共产党的“省会”一个一个地拿下来了：淮阴、承德、张家口、临沂和延安。
共产党并没有依靠这些省会。他们在自己继续控制并进行组织工作的广大农村照样过日子。
① 美制容量单位，相当于35.238升。——译者注
② 指廖承志，他当时任新华社社长。——译者注
③ 指余光生，当时任新华社总编辑。——译者注
④ 杰克逊(Andrew Jackson 1767—1845)，美国总统(1828—1836)，民主党人，任内推行灭绝印第安人的政策，拥护奴隶制。——译者注
⑤ 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英文版对此有详细的描述。——作者注
⑥ 比基尼岛为位于太平洋的马绍尔群岛中最北端的一个珊瑚岛，一九四六年美国曾在该岛进行核试验。——译者注
⑦ 一英亩等于六点零七亩。——译者注
⑧ 此处是指一九四二年在延安举行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译者注
⑨ 原文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活》(《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527，528页)。——译者注
⑩ 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译者注。原文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译者注
(11) 原文见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88页)。——译者注
(12) 见同上第496页。——译者注
(13) 指《沁园春·雪》一词。——译者注
(14) 此处指新疆地方军阀盛世才。一九三三年任新疆边防督办，曾伪装革命，同共产党人合作，一九四二年反共投蒋，杀害了大批共产党人。——译者注
(15) 原文见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339页，338页，342页)。——译者注
(16)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75页)。——译者注
(17)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80页)。——译者注
(18)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80页)。——译者注
(19) 同上第681页。——译者注
(20) 史迪威 Joseph W.S tilwell(一八八三——一九四六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陆军将领，曾指挥在中国、缅甸和印度境内的全部美军。——译者注
(21) 指李先念同志。——译者注
(22) 后来发表的数字是价值八亿美元，但标准是什么呢?——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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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特朗文集（3）/（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傅丰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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