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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离开延安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陈裕年

在我离开延安之前的那天晚上，我被邀请去向毛泽东主席告别。他这时已经离开了他在延安的住所，因为城里的人正在疏散，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撤到不很远的山里了。事实上，这也是我要离去的原因；这时我住在“美国大院”，抗日战争时美国在那里设立了一个联络组，那里接待一切西方客人。 　　那天我接到周恩来的邀请，要我到杨家岭的礼堂去看戏。可是我知道他们已经走了。那天他们只是回来一晚，在这里演一场告别的戏。对于我来说，那天晚上不告诉院子里的美国军方人员，自己一个人走到剧场去并不很困难。我被引到前排的一个席位，看见我曾会见过的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也都坐在那里。夜晚非常冷，我们都穿着棉衣，有的还穿着皮衣，在一些放在头排观众和戏台之间地上的炭盆上暖手。 　　戏演完了以后，周恩来带着我进入山边一个窑洞，那里已经摆好一张桌子和一些椅子，还有茶和花生。我在那里最后一次和毛主席谈话。他肯定我不能随同共产党一起到山里去，并说，我已经知道了外界需要知道的关于他们所有地区的情况，我应该带着这些情况走向世界。“当我们再同外界取得联系时”——他认为这需要“大约两年”——我可以再回来。他说，我特别应该把这些情况带到美国去。他说，他不认为有必要让我把这些情况带到莫斯科。我不能回想出他说的确切字句，而且翻译也不一定准确。所以我不能说，毛主席是不是特别建议我不要到莫斯科去。我那时的印象是，他只不过是说美国人民需要知道这些情况，而莫斯科不需要。因此，我不应在莫斯科浪费时间，而应直接回到美国。两年以后，我在莫斯科的监狱里，又想起了毛主席的话。我想，就在那时，他是不是已经感觉到中苏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并且预先叫我不要去呢? 　　不管怎样，我是带着直接从上海飞回美国去的意图而离开延安的。我没有任何要在路上转到莫斯科去的打算。但是这个计划为美国共产党的态度推翻了。在到上海后，我给一个可能关心中国的左翼组织“远东政策民主委员会”发了个电报说，我有从延安和共产党领导的其它解放区得来的最新情况，要求他们尽快在旧金山，芝加哥和纽约安排三次大型报告会，来弥补我从上海回来的飞机费用。但是，他们连给我回一个电报的费用也不肯浪费，他们只回了我一封航空信，说我想开有关中国的大型报告会简直是发痴：由于中国共产党已经丢掉了他们所有的大城市，人们对他们的兴趣已经一落千丈了，最多只能期待在冬季或许可以安排一次费用不大的巡回演讲。同时他们建议我从莫斯科回去，因为人们对苏联较有兴趣。我接到他们的回信时，正在上海百老汇大厦的一个房间里，忙于写着我在中国所经历的一切，同时也忙于应付各种各样来找我的人，给他们所需要的情况资料。 　　我的计划按照毛主席的要求：要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向世界各地传播，特别是要向美国传播，同时也不得不受限制于我所了解的技术条件。在美国举行演讲会的季节快要过去了。我并不是需要钱来旅行，而是需要能起重大作用的演讲。如果不是为了这个，那我还不如呆在上海写作，直到我能写完一本书为止。上海这时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一个组织的中心，许多国家的代表都在这里。他们之中许多人都来我的住地，询问中共情况。我知道我那些关于延安的情况资料，被人们急切地拿去了，正在送到印度，东南亚，菲律宾和日本，同样也正在送到欧洲。我觉得我到达了世界的许多地方，虽然还没有到达那个最关重要的国家。①不管怎样，除非我的书已经写了出来或者在美国找到了重要出路，否则我还是在上海呆着最好。特别是因为有好几个星期，还可以利用偶然来往的飞机，同中共的领导人互通消息。 　　于是，在上海期间，我把在中国解放区见到的情况，写成了一本书，书名《中国的黎明》。“救总”的一个印度代表，把一份稿子送回了印度，那里有两家出版社都想要，结果由印共的出版社印了出来。一个日本人要把这书的稿子送到日本去，我给了他一份原稿，但是结果如何，没有下文。我把原稿打了好几份，送给纽约和伦敦的我的著作代理人。这以后，夏天来到了，要想在美国来个大型演讲会，已经太晚了；我写完了几篇短文，寄给美国的出版社(从上海寄去的文章要比在纽约投送的稿件更能引起注意)，并准备回美国去。 　　在上海写的文章中有一篇特别值得一说。文章的题目是《毛泽东的思想》。它不是根据毛泽东自己在延安同我的谈话，而是根据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告诉我的有关毛泽东和他的思想来源等材料而写成的。这些同我谈话的人当中有刘少奇，他同我谈了一整天，在谈话中他论述了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创造。我把这次谈话和其他谈话写在一起之后，就给了这样一个标题。在我最后离开中国之前，我曾把它送回到延安的领导人那里去修改，修改以后发表在纽约一家现在已经不能出版的左翼刊物《美亚》杂志上面。今天毛泽东思想已是全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的中国专家所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不管怎么说，我那篇文章是世界上发表的第一篇论述“毛泽东的思想”的文章。我后来知道，中国的领袖们表示很高兴，别的友好作家，只不过描述了他们的成就，而我还注意写他们的理论。此外，我还认为，我的这篇文章以及它所引起的东欧某些国家的注意和重视，可能是我被捕的原因之一。 　　* * * 　　住在百老汇大厦时，我有相当多的机会可以看见处在国民党统治压力之下，以及几乎必须说是处在美国占领之下的上海生活的某些方面。很多美国军队，它在法律意义上是中国的抗日盟军，驻扎在上海。当我走向街头时，我可以看到美军对待市民们的傲慢行为。有一次一辆汽车，满载着美国兵，在街上高速行驶，突然间改变方向，窜到马路的另一边，以便在那边拐弯处停车。结果，给中国人造成了相当大的交通困难，使人力车和汽车挤到了一起，都不得不停下来，甚至还得倒退。我还想起来，有些学生大胆进入百老汇大厦来找我，想得到延安的情况。当时我对他们的安全是多么的不放心，因为他们很可能被蒋介石的警察所逮捕。我又清楚地回忆起来司徒雷登给我的印象，那时这位曾任北京燕京大学校长的美国驻华大使，在关心中国人民疾苦方面，还负有声誉。他叫人传信给我，他想同我谈谈延安。我很乐意地去看了他，因为象这样的神话，那时还是存在的：说什么马歇尔将军来中国，目的在于平息国共之间的内战；还有说什么美国公众舆论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甚至在政府这一级上也存在着一种尊重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品质的倾向。可是我吃惊地发现，司徒雷登对我所告诉他的关于延安的政策或人物的任何事情，一点点兴趣也没有。他只有一个问题：他如何能够与中共领导人取得联系，以便“谈判和平”。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已经离开了延安，消失在群山之中。美国大使没有办法去联系，这使他烦恼。他好象有这样的想法，由于我不久前在延安呆过，我可能会有联系的办法。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焦急，看来很不寻常。我问他为什么要同他们联系，他说他想讨论和平谈判。我建议他在报纸上宣布此事，他们大概是会得到这个消息的。可这完全不合他的意。我又问他：“什么样的谈判?你们谈判时还继续打不打仗?”他好象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最后他说，“在谈判时我会坚持停火的。”我指出这行不通。但他不懂为什么行不通。 　　我解释说，“看看当前的形势吧。整个华北，还有东北，蒋军据守着设防的城市。美国把他们空运到了那里。在他们周围的乡村里，农民们站在共产党的一边；蒋军出来抢东西时，他们就打它。现在你要停火。可是停火后蒋介石的军队还要不要吃饭?或者，在停火后他们可以不吃东西?如果他们要粮食，是美国空军运给他们，还是他们得从农民那里去搞?如果他们到农民那里去搞粮食，农民会给他们，还是要抗拒?在这样的形势下，就停止不了打仗。” 　　他看不到这个形势，因为他拒绝看。这时我想，象他这样一辈子住在中国的人，对于存在的事实这样无知，实在令人吃惊。 　　* * * 　　当我最后写完我那本关于中国的书和我必须写的其他文章时，已经是夏天了。我确实感觉到(一方面由于纽约来信，同时也由于季节已晚)除了我的一个代理人为冬季演讲而进行着一些缓慢安排以外，在美国我不可能再安排什么演讲了。这时再也没有别的事情使我留在上海，我就决定不管怎样，我都得回到美国去，我预定了飞机票。但是使我感到非常意外的是，苏联驻上海的领事来看我，并且说莫斯科来了指示，说我可以去访问北朝鲜。原来，早些时候我曾偶然在某处遇到过他，我曾表示我想去北朝鲜访问。他把这当作了正式申请，并办出了结果。不过他说，没有可以从中国直达北朝鲜的路线，我必须先坐船到海参崴，再坐几小时向北开的火车，然后才能坐上往平壤的飞机。他这样说，使我吃了一惊，不知如何是好。我已经忘了早先的申请，而且正在计划回美国了。 　　接着我想：关于中国的书，我已写完了，夏天又不可能安排演讲，并且所有美国朋友都要我去莫斯科，而北朝鲜自太平洋战争结束以来还没有任何外国作家访问过；我可以访问北朝鲜，然后再经过莫斯科，直接回到纽约。于是我就不坐去旧金山的飞机，而改乘苏联船，到了海参崴，并访问了北朝鲜。 　　* * * 　　路过大连时船停下来，一些苏联乘客搭上了船。我在岸上盘桓了一些时候。苏军仍然占领着那里，但是地方上的市政府和地区政府完全是中国人了。据我所了解的情况，那里的市长和地区官员，既不效忠于蒋介石，也不效忠于中共，而是热中于打听消息。当人们听说我到过延安，他们就要我讲延安的情况。自然，我就讲了。 　　* * * 　　在海参崴，我首先注意的事情是苏联报纸上关于中国的新闻。我急切地弄到了从莫斯科来的最新的中央报纸，从中寻找官方消息。我弄到的不是《消息报》就是《红星报》，后者是军方机关报。我忘掉了找来的是那一种报纸了，但是我知道它有资格代表苏联在军事新闻方面的看法。那上面发表了一篇一位高级军官的长文章，讲的是“两年来的中国内战”。我仔细地读了它，开头是热切地读着，然后是震惊。因为文章是以中共的最后一座大城市延安的“不幸”撤退来结束的。很明显，这是一种失败的语气。作为共产党的报纸，剩下的假设是：有一天共产主义势力还是会在中国再度起来的；而现在，他们显然是失败了。很清楚，这篇文章作者对于我已经在解放区了解到的中共战略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他是以苏联在斯大林格勒的战略来设想中国的内战的，苏联在斯大林格勒是寸土必争地牺牲了大量人力，中共的战略则不一样。他们痛痛快快地放弃土地以保持有生力量，来消灭敌军。我清楚，他们离开延安是为了更好地把蒋军陷入城市。 　　我决定一到莫斯科就得把这告诉俄国人。这时，我已得到了去北朝鲜的签证，到那里去的旅行在迅速地安排着。这次旅行已在两本小册子里描述过了。我在这里只想说一说的是，在平壤我所能讲的关于中国的每一件事情，都引起了很大的兴趣。他们表示想要出版我的书，可是没有时间来抄写稿子。我答应从莫斯科寄给他们一份。后来我照寄了。可是，他们是不是收到了，我没有听说过。 　　* * * 　　在莫斯科，我和我丈夫的两个姊妹共用的寓所那时还可以供我住宿。我立刻设法传播我在中国的见闻。我记得那时曾经给我认识的苏联外交部长写过信，说我不但访问过延安，而且还访问过许多别的中共解放区，并且说我愿意把他们的情况告诉他。但是我却设有得到回信。我走访了《真理报》和《消息报》，发现他们的国外新闻编辑对我的材料很有兴趣，但是他们同总编辑讨论之后，却不要我的文章了。 　　我有点惊异的是，《文学报》的编辑忽然来找我，说他从《真理报》那里听说我有关于中国令人感兴趣的材料，他愿意谈谈这些文章。我有点失望，我回答说，我的材料他是不会有兴趣的。因为我不懂中文，我一点也不了解中国文学或中国作家，他们的报纸想必是专搞文学的，而我的材料是讲军事战略和经济的。他回答说，他知道这个，可是他愿意看看。结果他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关于军事战略，一篇关于毛泽东。我后来听说，如果文章的内容两家主要官方报纸不愿发表，而他们又不愿让人看出这些文章被扣压下来，就常常让《文学报》来发表。几个星期以后，我在东欧的一次旅行中遇到了中国新华社的代表，他告诉我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看到了这些文章非常高兴。 　　我马上从莫斯科写信到纽约，安排在美国的定期演讲会；我发现我只能通过一个代理人，安排明年一月才能开始的一种普通巡回演讲。同时我又重新缮打我那本关于中国的书，设法在莫斯科出版，也在东欧出版。在这方面，我在中国认识的迈克尔·鲍罗廷给了我一些帮助。他这时是苏联新闻局的一个副编辑，那个机构是在第二次大战期间为了对外(特别是对东欧)发送宣传材料而创建起来的。他很有兴味地读了我的原稿，并且推荐给同在那个局里工作的一些人，同时也推荐给莫斯科一家在苏联国内发行俄文图书的出版社。 　　重打原稿时，我又把它重新组织了一下。印度已经接受的那第一个稿本开始讲的是延安的一个中国农民。现在我想，在欧洲出版，它最好是先从中国革命的国际重要性讲起。于是材料就这样重新改组了。 　　同时在我家里，我开始从人们私下的议论中去了解当时莫斯科广泛流传的观点。一个在外交官学校学习的青年来找我丈夫前妻的女儿，她这时正在莫斯科看望我。在谈话过程中，他轻蔑地说中共“已经失败了”。我回答说，正相反，他们正在走向胜利。 　　“啊，不，”他说，“他们已经失掉了他们所有的大城市。” 　　“这是战略，”我断然地说。“他们将使蒋军在这些大城市里陷入困境，然后开始战胜它。” 　　他傲慢地微笑着说，“他们不会战胜的。他们没有工业，没有无产阶级。” 　　他走了以后，我丈夫前妻的女儿继续同我讨论这个问题。她说：“我很高兴听到你所说的中共情况。”她告诉我，在她熟悉的列宁格勒海军学校里，她所听到的说法同她那个青年朋友从外交官学校听来的说法一样，这些人对中国内战都有同样的看法。“糟糕的是，中共不能打赢，因为他们没有无产阶级。”看来，这显然象是官方的看法。 　　无论是莫斯科的出版社，还是苏联政府的新闻局，好象都不想出版我的书。我越来越不能安心下来，我亲自到东欧走了一趟，去安排我那本书的出版。我发现相当有人对这有兴趣。在布拉格，我被要求去参加一个包括有党的领导人在内的高级讨论会，讨论我在中国看到的情况。哥特瓦尔德没有到，但是许多别的领导人都出席了。如果我记得正确，讨论的题目是“毛泽东的思想”；捷克的领袖们表示希望得到一份抄本，让他们自己去出版。 　　我把我写的那本关于中国的书安排到七八个欧洲国家的首都去出版：安排到了布拉格，华沙，布达佩斯，巴黎，柏林，罗马和贝尔格莱德。我只访问了这些首都中的两个，其余都是通信安排的。东欧各国对中国的兴趣都很大，这时同南斯拉夫的分裂还没有发生，我的书是另外一个首都的编辑为我在那里安排的。我自己的这一回忆有这样的事实根据：我必须另打一套副本来满足这些需要。同时，我怀着一种胜利感回到了莫斯科，准备去美国。 　　在看到苏联新闻局显然不起作用后，我却能把我的书安排到那么多的欧洲国家去出版，我记不得鲍罗廷对于我的这一胜利是否曾经作过什么评论。但是我确实记得，我还去和莫斯科的出版社最后摊了牌。他曾不断表示对我的书有兴趣，而同时又要求修改原稿。他总是说要出版，但总不签合同。这时他又要求我作“一些更多的修改”。我失掉耐心地回答了他： 　　“我就要离开这里到美国去了，没有时间一再重写。假如我的书里有什么你不想发表，我允许你把它删掉。但是我不允许你对我说的话增加或者改变一些什么。你喜欢那一部分，你就出版那一部分好了。” 　　这还不能满足他。他接着问：“你是不是能在你出版的其他版本中也作同样的改变?” 　　“这可实在办不到，”我这样回答了他。我说我愿同意他把想要删掉的部分通知所有其他国家出版社。我甚至可以自己把这些变动的清单送给这些出版单位，并且告诉他们这些是莫斯科出版社所作的变动，如果他们喜欢，他们也可以照着办。“但是我不能把你们的变动强加给其他出版单位，他们的版本可能已经排印了。”看来，我这样说，他是不满意的。 　　这就是1947年底我要离开莫斯科，准备回到美国去时的情况。 　　① 这里指美国。——译注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录/（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陈裕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