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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莫斯科被捕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陈裕年

1947年底，我在莫斯科乘飞机飞回美国，中途在巴黎停了下来。 　　在巴黎，我遇到了三位中国代表：刘宁一，他是中国工会的代表；陈家康，中国青年组织的代表；还有陆璀，妇女组织的代表。这时中共还没有解放全中国，但是他们已经十分牢靠地占据了北满，就象我自己在1946年年底所见到的那样(那时我访问过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在巴黎的这三个中国人，正式代表着三个组织，也是中共在欧洲的主要代表。 　　1947年底的除夕夜晚，他们请我在一家中国餐馆吃饭。饭后刘宁一正式向我说，在巴黎的全体中国代表的意见是，我可以马上回到中国去的时机已经到了。他说，“事情的发展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快。”他叫我到美国去把我的书安排给一家出版社，并作完我的演讲，然后就考虑从莫斯科到哈尔滨，回到中国去。他说，在满洲有很多可供写作的材料。以后我还可以随军南下。这是我们之间的总的谅解。在此谅解之下，我在1948年初离开巴黎，回到美国。 　　关于那年冬天我在美国巡回演讲的细节，我回忆得起来的很少很少。回顾过去这么多年，我在美国巡回演讲了那么许多次，要想把一次次都区别开来是困难的。我回忆得最清楚的是，1948年是这样的一年，在亨利·华莱士这个人的周围，很快地搞起了“进步党”这样一个联合战线，在这里美国共产党起了积极的作用，它在许多方面还起了左右一切的作用。那时我在帕洛阿尔托有一处住所，虽然我每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度过的，但我在当地还是为人们所熟悉的一个人。所以，我在进步党内起了积极的作用，被当作他们的代表去参加了那年春天举行的华莱士提名大会。 　　1948年又是这样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的妹妹同我断绝了关系，要我不再同她来往。她也住在帕洛阿尔托。自从父亲在西雅图死了以后，我就搬到了那里，为的是靠近她住。那时，自从我的丈夫在战争的年代里死了以后，我觉得这个妹妹是我最亲近的人了。我没有察觉出，在她看来，我可不是同她最亲近的一个。她有丈夫，有三个孩子，还有一些孙子孙女。对于她，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比我亲。她同我说，她怕我的激进的名声有害于她丈夫的职业。很清楚，这只是部分原因，因为她的丈夫是当地一个学校的校长，就要领取养老金退休了。我的推测是，政治气候变了，以前我那个妹妹向朋友们介绍我是一位有名的旅行家和作家时，是感到相当骄傲的，这时却担心我的名声对她自己不但不再有利，而且要有损害了。早些时候，她很高兴地利用我在莫斯科的住处，让她的两个最大的孩子在从高中进到大学之前，都在那里住上一年，“以获得外国教育”。这时，这已不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了，因为，冷战日益加深，而在美国的阶级斗争也尖锐起来了。 　　我们那里的进步党的办事程序，在比较严肃认真的外国党看来，可能显得很随便。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选我作代表的那次会议，主席首先提问，有没有那一位出席的人有计划要到东部去，这样他或她就能够自费去参加进步党的大会。我说我正在计划到东部去，很容易去参加大会。但是不能答应回来作报告。因为我要到莫斯科，再从莫斯科到中国去。如果我作为他们的代表去参加大会，我可以从东部写回一个书面报告来。这看来象是足够满足需要的了。于是全体一致选我作了代表。我又回想起，当我在进步党大会的会场上站起来说几句简短的话，象每个讲话的人都被那样要求的一样，要求来作自我介绍时，我一说出自己的名字来，就引起了一阵不寻常的鼓掌。这时我才觉出来，由于我写文章，大多数进步党党员是知道我的，但是都没有见过我，当我在会场上站起来时，他们还不认识我呢。很清楚的是，他们见到我和他们在一起是很高兴的，我自己在那里也很高兴。 　　我是不是应该留在美国，参加竞选运动，它将直至11月才能结束，而这将着实推迟我回到中国去。我同美共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说，假如我在竞选中作为一个演说家或作为一个作家对他们有用的话，我就自愿留下来。他们说，他们很高兴把我作为一位演说家来使用。于是我就停留了几个月，直到我发现他们并不真正在使用我。 　　我耽搁在美国的第二个原因是，我还没有找到一家出版社来出版我写的关于中国的书。最后，一位中国朋友说，我难于找到一家出版社的原因是，美国共产党对中国没有兴趣。他已经注意到，一年多来美共机关报《工人日报》没有一篇社论提到过中国革命。他没有再加什么推论，可是我一下子就推测到，这现象说明美共反映了我已经在苏联注意到的那种对中国的冷淡态度。 　　于是我就去找一位党代表头头，直截了当地说：“我就要回中国去了。我离开延安时，毛泽东亲自叫我特别要把中国的革命情况带到美国来。我是不是不得不去对他说，我已经把我写好的关于中国的书安排到七八个国家去出版了，但是唯独在美国却找不到一家出版社?”这个问题提得尖锐到足以引起行动。商量的结果，他们不能出版我的全书，但是愿意出版一本比原书薄得多的书，假如我肯把我的材料缩减到原来的三分之一的话。缩写所费的时间比写一本新书少不了多少。结果写成后定名为《明天的中国》，由“远东政策民主委员会”出版。 　　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很费时间的。所以直到9月我才又在巴黎遇到了刘宁一，告诉他我将去中国，问他对于这次旅行有什么建议。我已经得到了去莫斯科的签证，但是纽约的苏联领事不给我去中国的过境签证，说这得在我得到中国的入境许可后再去莫斯科办。刘宁一好象对这很满意。他告诉我到莫斯科去要一张进入满洲的火车票。他说，中共还不签发正式签证，因为他们还没有建立全国政府，但是他可以给我开介绍信给满洲的政府机关，这足以使我进入边境并能去到哈尔滨。“满洲边境苏联海关一检查完毕，你就可以拿出这些信来，叫他们打电话到那一边的海关。他们会让你过去的。”他并且补充说，“你可以把这些信给任何苏方管事的官员看。”他给了我两封信，都是用中文和英文写的。当刘同志向我告别时，他说，不久之后他自己也要到哈尔滨去，但是第一个到那里的大概是我。 　　* * * 　　我带着这些证件，到了莫斯科外交部的新闻司，说明这次我来不是要他们给我办居住许可，而是要一个到满洲去的过境签证，因为我是路过这里到中国去的。新闻司的头头好象吃了一惊。他竭力主张我应该至少呆到11月苏联国庆节。他说，那时我会被邀请出席莫洛托夫的招待会，而我一定是想要去的。他还向我保证，“然后你的出境签证会很快地在三两天内办好。” 　　他问我是不是已经得到中国的签证了。我知道莫斯科仍是承认蒋介石的，我就笑着说，“你的意思是问我是不是从蒋介石的大使馆得到了签证?你以为在满洲那对我有用吗?如果你要的话，我可以给你看满洲主管当局签发的去哈尔滨的证件。”我打开我的皮夹子，准备拿出这些证件来。 　　他摇摇手，笑着说，“请不要……”，意思是告诉我，他看中共发的证件是不合适的。我也笑了笑，表示我懂得外交礼节方面的规矩。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见他了。当我以后再去要求他办已经答应了的“三两天就可以办好的出境签证”时，据说他病了，我接触的都是新闻司职位较低，态度较粗鲁的下属人员，他们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拖延我的出境签证，但从不直截了当地拒绝我。 　　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过去了。起初好象不过是办事拖拉。有一次我被告知，出境签证就要办好，可以去买下个星期的火车票了。我就预订了车票，把行李基本上打好，并准备了旅途上的食物。但是在答应好了的日期，签证还是没有下来。他们说，“这个星期不行了。”当我问什么时候可以办好时，他们又说不出来。“你能告诉我办不好的原因吗?”我这样问，可并不期待他们回答，因为拒绝的理由是很少说出来的。但使我奇怪的是，这次居然有答复了。我被告知，“满洲当局声明，满洲铁路上有土匪破坏，不准外国记者去。”奇怪，有土匪?不准去?后来经过我多方了解，我完全清楚了。当另一次他们又说满洲当局仍然说铁路上有“匪”情时，我立即回敬了他们：“什么满洲当局，你们是同蒋介石在西伯利亚的领事们商量的吗?”这使他们很恼火。我也一样。事实上，根据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我是说到节骨眼上了。因为他们仍然正式承认着蒋介石，所有在苏联远东的中国领事馆，从伊尔库茨克到伯力和海参崴，都是被蒋介石任命的人所掌管。这些人向蒋帮报告说，满洲铁路被“匪”所占，外宾不准来。对于苏联外交部，这就成为“官方的”了。 　　* * * 　　我听说一个国际妇女大会将在布达佩斯召开，美国的一些组织想要我去参加；为了这，他们寄给我出席证书。我就告诉苏联新闻司说，除非他们能够答应很快给我办好去满洲的出境签证，否则我想去布达佩斯。我这样做，是有几种原因的。这次大会的价值是部分原因，还有部分原因是想看看我在莫斯科的名望是不是已经垮掉了，我是不是还能得到去欧洲的签证礼遇。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我觉得中国妇女一定会派代表来的，我可以同她们接上头。我这一尝试是成功了。看来，外交部新闻司确实很高兴给我签证，而且还是呱呱叫的好签证，连去带回，都给签了。 　　我同一大群友好的中国妇女相会了，她们之中的一些人，过去我曾在延安或者别的解放区见到过。她们对我非常热情，邀请我同她们一起回到哈尔滨去；她们说，“我们通过苏联边境后，将有一列专车进入中国。” 　　我在匈牙利干了一件有生以来最轻率的事情。中国妇女邀请我同坐她们的专车以后，我连忙去打电话，接通了国际线路，要到了苏联外交部的新闻司，告诉他们现在可以赶快办理到满洲的签证了。我说，中国妇女邀请我同她们一起去，她们在满洲有一列专车，用不着再担心“土匪”了。大会一结束，我就回到了莫斯科，没有参加任何一项匈牙利方面提供的游览，因为我要赶在中国妇女到来时能及时做好一切必要的安排。自然，这毫无用处。以后，中国妇女经过莫斯科走了，我在民族饭店的餐厅里见到了她们，向她们祝贺，向她们告别。苏联的出境签证就是没有给我。以后苏联新闻司就只好越来越被我所烦扰。 　　* * * 　　秋天以来，中共胜利的消息早就开始在世界各地报纸的头条新闻中传播了。我每天在屋子里，打开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发布的中共胜利的消息。当我在城里走动，遇到记者拿着巴黎版的纽约报纸时，这些报纸也登着关于中共的，横跨八栏的大字标题新闻。 　　苏联的报上却一点也看不出来。我热切地想从它上面看到什么消息。我注意到，11月初在《真理报》最后一版“塔斯社通告”的标题下，出现了一条四五行字的消息，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宣称打下了沈阳。这意味着他们占领了整个东北。我寻找社论，可是没有。我继续认真不倦地注意看报纸。直到12月6日，在第四版的塔斯社通告栏下，出现了一条略长的六行新闻：“中国人民解放军宣布，长江以北国民党最坚固的设防城市徐州被攻占。” 　　华北已被中共所攻占!在莫斯科的报纸上依然没有社论出现! 　　在外国记者和外交界人士当中，流传着种种疑问。苏联报纸在中国共产党的胜利面前这样沉默是什么意思?他们通常的论调是斯大林好象不喜欢看见中共胜利。这个观点我不能接受。我从我丈夫家里的人那里知道，莫斯科工厂里的工人是懂得打下徐州的意义的。他们在工厂集会上庆祝这个胜利。我向俄国朋友们询问，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给了最能使我接受的解释：“我想是由于我们对中国形势的分析，正在高级领导层中重新审议，所以在此期间，报纸保持沉默。” 　　这时我不断接到世界各地的来信，督促我向着到中国去的目标加速前进。纽约美共的一位党员来了一封信，我看出它反映了美共的正式意见。信是这样写的：“我们觉得这是你的不幸，也是我们大家的不幸，你被阻在莫斯科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希望你马上就到中国去。”另外一封从布拉格捷共新闻处的头头来的信里说：“把你从中国写来的文章副本给我一份，我将把它在捷克报纸上发表。”上年我从中国回来后，伦敦路透社曾发表过我的一些文章，这时又要我从中国前线给他写连载文章。到处都承认世界上最重要的新闻正来自中国。我的中国朋友邀请我去采访，但是我却坐在莫斯科，从收音机里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我觉得我辜负了世界上那么多的地方对我的要求。我继续不断地向苏联外交部新闻司以及其他我认为或许可以有所帮助的机构提出要求，但是都毫无用处。 　　我回忆起这个时期有两件事或许对后来发生的事情有关。我这时仍然向莫斯科的出版社施加压力，它曾经同意出版我关于中国的书，但是它却仍然犹豫不定。一天，迈克尔·鲍罗廷在我的面前给他们打电话，他为了我同他们争论。我突然听他说，“他们正在打胜仗，不是吗?这不证明他们的理论是对的吗?”这话使我吃惊，直到这时我简直还没有想到过，会有共产党人当真地认为中国的“理论”错了。另外一件事发生在首都大旅馆的客厅里。这时我的处境困难，在莫斯科的外国人当中，简直是众所周知的事。一个知道我的处境的外国记者告诉我，俄国人可能把我看成了一个铁托分子了。在上一年里，苏共和铁托间的争吵发展得很尖锐。我认真地听了这条意见，想了又想，回答他说，“不，我不认为我可以被叫作一个铁托分子。我自己并不怎么懂理论，我曾经认为双方在处理争端上都有错误。不过，在我看来，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上，南斯拉夫是可以牺牲的，而俄国人则不能。所以我紧靠着俄国人。假如一旦要在他们和中国人之间来选择，答案可能就不同了。”这是我后来关进牢里想起来的一段话。那是一间大概很容易装有录音设备的屋子。 　　最后，在1949年1月的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天津和北京，苏联报纸打破了长期以来对中共胜利的沉默，对于中国内战，发表了长篇社论，而中共的胜利这时已经继续了三个多月了。这时我再一次希望得到批准我去中国的出境签证，我再一次面对着一场顽强的斗争，它从来不是断然的拒绝，而总是无止境的拖延。 　　* * * 　　最后，二月里的一天，我去访问曾对莫斯科报纸长期沉默作了最好解释的那一位俄国友人，他告诉我：世界工会联合会已决定下次会议要在今年五月的某个时候在北京召开。我在大大激动之下，问他是在哪里看到这个消息的。他回答说，这消息曾在《劳动报》上登载过；他告诉我登载的日期。显然，这消息并没有出现在《消息报》或者《真理报》等官方大报上。 　　当天我拿到了我自己的那份《劳动报》，并仔细地读了它。这个通告是很清楚的。世界工联下次会议，将于今年五月在北京举行。我仔细考虑了这有什么意义。首先，它说明中国工会将准备接待经西伯利亚铁路从欧洲来的大批代表，路过哈尔滨，直到北京，这表示那里的铁路不仅不怕任何所谓的“土匪”，而且已经可以提供舒适宜人的旅行便利了；其次，它表示，作为中国工会代表驻在巴黎的刘宁一，一定就要到莫斯科来安排大批代表的运送和签证；最后，由于刘宁一曾经邀请我回中国，而我又有美国“劳工联合新闻社”的证件，刘宁一将会有充足的理由为我安排签证的。 　　我经过仔细考虑，并查对了世界工联在巴黎会议的闭幕日期，确定刘宁一很快就可以到莫斯科了。于是我就去中国代表以前曾在那里住过的民族饭店，尽可能随便地问了一下房间管理员：刘宁一同志是不是已经从巴黎到了这里。因为在我这方面，不能显露出丝毫缺少把握的神态，否则旅馆就会拒绝透露旅客的情况。我这样问了以后，给我的答复来得同样随便：“昨天晚上我们等他来的，但是从布拉格来的飞机没有到。今晚可能会来。”我回到家，对于我猜对了这一点很得意，并考虑下一步如何能最巧妙地见到刘宁一。他毫无疑问一定会忙于同苏方官员安排即将来临的旅行细节。我决定直接去到他的房间，但是并不期待他能接见我，因为他很可能忙着别的事情。所以我得留一封信。我非常仔细地写了这封信。我告诉他，我等待苏联的出境签证已经等了好几个月了。由于他曾建议我去中国，所以我仍然在等着，仍然在催问苏联的出境签证。不过，我觉得在莫斯科是浪费时间，在这里中国的消息一点也没有。也许借北京即将召开世界工联会议这一机会，他可能帮我弄到签证。如果不能，我认为我应该回到伦敦，或者也许美国，在那里至少我可以在我过去访问的基础上，根据一般世界新闻来写关于中国的文章。     　　我拿着信回到民族饭店，问了刘宁一住的房间号码，直接到了那里敲门。他的一个同事开了门，我看见刘本人在屋子里正同一个俄国人讲话。他的视线和我碰到了一起，他先是微笑了一下表示欢迎，然后关切地看着我，我理解它的含义是他不想被人打断。我晃了一下我的信，递给了开门的那个人。刘对这赞同地笑了笑，门就关上了。几个钟头之后，刘宁一的译员打来电话，为我约定了去见刘的时间。 　　这时，我觉得很轻松，并相信只要和刘宁一谈一谈，就可以确定我这样做还是那样做，我准备离开莫斯科了。也许刘能帮我去到中国，或者我得回到伦敦，也许回到美国，然后再走别的路线到中国去。 　　第二天，我到外交部新闻司，要他们给我办随同筹备开会的世界工联人员去北京的出境签证；而且说，我已约好刘宁一次日上午见面详谈一切。后来我觉得至少我说这些话的胜利的语气是不合适的，而且很可能还促使他们迅速采取行动。 　　* * * 　　1949年2月14日，晚饭后我马上就上床睡觉了，感觉很疲倦，也很轻松。当几下重重的敲击落在我的卧室门上时，我已入睡了。我以为是哪一个朋友来了，门敲得这么狠，大概是对我的早睡表示善意的抗议吧。我披上了一件晨衣，走向房门，半睡半醒地把门打开。 　　两个穿着制服，带着随身武器的人，大踏步地走了进来说：“马上走，你被捕了。” 　　我开始一半迷糊，一半清醒地抗议着，说他们一定是走错地方了。他们却说，“赶快”，指着我应该穿上衣服。我一边穿衣服，一边还继续争辩着。他们告诉我，要带着换穿的内衣和其他日用必需品。我简直不能相信夜间就得离去。我觉得只要我一接触到任何一个当权者，他马上就会放了我，因为捕错了。我在糊里糊涂当中搜集起来的一些衣服，都是不适宜于穿用的。不过我倒是拿了我的钱包，里面已经装着我的护照和外币，并扔进去一些我一向吃的维生素药丸。当我走过住房的前厅时，从餐室开着的门望进去，看见我丈夫的姐妹用围裙掩着脸。在另一头，在厨房里，我看见第三个警察看管着电话，防止这座楼房同外界沟通消息。 　　我想这一定是什么匪徒在进行绑架。这些人不象是苏联警察。可我又看见了黑色的大汽车，那是莫斯科高级官员，特别是保安警察所特有的汽车。他们开了车门，我进到车子里去。他们不用手铐，只要我服从命令，他们连用手碰我都不碰。不过很清楚，假如我抗拒，他们是要强迫我的。这样，我们就来到卢比扬卡中央监狱，我认出了这是苏联保安警察的可怕的监牢。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录/（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陈裕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