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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意外的平反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陈裕年

我从莫斯科被驱逐出境六年以后，莫斯科当局撤销了对我的控告。象我从来不知道被捕的原因一样，我也从来不知道给我平反的原因。我只知道事情发生的经过。 　　我坐在洛杉矶城里家中书房里，正写着下一期《今天》要用的笔记。电话响了，电话里的声音介绍他自己是赫斯特某一家晚报，这立刻使我警觉了起来。 　　电话里的声音问道：“你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吗?”我回答说，是。“你就是几年前在莫斯科作为间谍被捕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吗?”我肯定地说，没有错。 　　“你听说莫斯科撤销了对你的控告，说你是无罪的吗?”我说我还没有听到。 　　电话继续问：“你对这有什么话要说?” 　　我说：“如果是真的话，那太好了。” 　　电话里的声音解释说，消息来自他们的伦敦分社，他们要知道我的反应。我除了说如果能够得到证实，我很欢迎这个消息之外，拒绝再说更多的话。    　　我刚刚放下电话它又响了。这次是从纽约来的长途电话，说话的声音介绍他是哈利·曲沃尔茨。我想，《纽约时报》这么远打来电话，一定有点什么是真的了。所以当曲沃尔茨继续说下去时，我已经作了思想准备。他说：“我想你知道我为什么打电话。” 　　我回答说，我刚刚听到一项惊人消息，正在想它是不是真的。曲沃尔茨告诉我，这消息是由莫斯科无线电台发出，再由《纽约时报》伦敦分社转播来的，它说1949年对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控告是贝利亚搞的，控告的罪名已被发觉是不真实的。曲沃尔茨问我：“你有什么想法?”我回答说，我认为这消息很好。 　　曲沃尔茨继续问：“你满意了吗？”我回答说，我不仅满意，而且非常高兴。 　　曲沃尔茨继续说：“我的意思是，你对于贝利亚应受谴责这一点满意吗?”    　　“我怎么能知道?他们在莫斯科是应该知道的。贝利亚是管监狱部门的头头，我想他大概有责任。”后来我听纽约的朋友们说，我给了“很好的答复”。他们说，曲沃尔茨很明显是想诱使我说一些可以转为反对苏联的话的。我在那时也多少意识到了这一点，不过根据长期以来在演讲时回答容易引起情绪激动的问题所形成的经验，就半自发地作了这样的回答。 　　接着，过多的要求谈话，要求在电视上露面和为电影拍照而使我不胜其烦。在这许多谈话和在电视上出现中间，我终于想起我还完全没有接到莫斯科或者在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的正式通知。我同时也想起来苏联大使我是认得的，我曾在莫斯科我的家里招待过他，他和我已经去世的俄国丈夫曾在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上共同主持过苏联的展览馆。 　　于是我就给苏联大使写了信，告诉他我已经得到了苏联政府给我平反的消息，我没有理由怀疑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因为许多家报纸都发表了这个消息。不过由于我本人不断地被问到这件事情，并且已经三次在电视节目里出面来回答问题，我很想得到关于确实情况的某种正式说明。这封信，大使自己没有给我答复，大使馆的参赞答复了我，说大使指示他给我寄来《真理报》的剪报。他寄来的剪报只有几行长，它是那样短，我还能记得它。除了“记事”一词以外，这条剪报没有别的标题。它说在1949年2月，新闻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莫斯科被国家保安部门的官员(贝利亚——阿巴库莫夫)所逮捕，并被指控为间谍而驱逐出境。苏联的检察机关调查了这一控告，发现控告没有根据。所以该项控告应予撤销。 　　我仔细地把剪报读了好几遍。我反复地把它想了好几天。扼要地说，它是清楚的和令人满意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它透露的情况太少了。它没有说贝利亚是“错误地”或者是“恶意地”干了那件事，或者是“根据上级指示”那样做的。它一点也没有说到为什么要那样指控我。同样它也一点没有说到由于什么原因，以及在什么时候，检察机关审查了这个案子，并发现控告“没有根据”。六年已经过去了；检察人员可以在六年前就注意到了这件事，或者是一个月以前注意到的。一点也没有说到，由于什么使他注意到了这件事。是不是他主动要复查贝利亚经手过的全部事情，还是由于我在美国的朋友们写信去的压力，引起了他的关心?我知道有些信在不同的时间里写到了莫斯科。我特别注意到“唯一神教会社会正义团契”所写的抗议信，那是迄今我所知道的唯一的一个要求莫斯科重新考虑它的指控的组织，我还听说过有一两起个人发去的类似的抗议信。《真理报》的声明一点也看不出这些抗议是不是收到了，并且经过了考虑。 　　我越考虑这条剪报，越发现更多的不足之处。我接着开始感觉到这一声明纯粹是消极的东西。虽然莫斯科撤销了我是间谍的控告，可是它并没有声称我是苏联的忠诚的朋友，象我三十年来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它没有说我现在能够得到返回苏联的签证，或者经过苏联回到中国去的签证，而这是我所需要知道的正面的东西。 　　尽管如此，这一声明有其足够的重要性。于是我就很快地行动了起来。从《中国建设》这家刊物上得知，陈翰笙是它的成员之一。我回忆起当我被指控为间谍时，他虽然不见我，可是他还是愿意从远处帮我改正我写的关于中国的书。于是我就给他写信，提出我想回到中国的问题，说早在延安时，我曾被邀请再回中国来，十年过去了，我仍然想回来，但不知这一邀请是否仍然有效?最后我接到了一封友好的回信，邀请我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的客人再回到中国来。并且说，在我愿意停留在中国的不论多长的期间里，他们将提供作为一个作家进行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方便条件。 　　我当即根据这封回信来开始计划我的未来。 　　* * * 　　我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申请一张美国护照。我的申请被拒绝了。虽然事实上我曾持有一张美国护照达三十多年之久，而我也从来没有不正当地使用过它，但是国务院在发护照给共产党人或者任何“亲苏的赤色分子”的问题上，它的政策变得很僵硬。美国的许多知名人士，如保罗·罗伯逊，①罗克威尔·肯特②和其他许多人，都被拒绝发给护照，他们已经为取得护照而进行诉讼了。这时我也参加进了这一行列。听说进行诉讼，需要找一个准许在华盛顿特区法院执业的律师，我就去找莱因·福来尔，这是一家已经接办这类案件的律师事务所，他们也接办了我这个案件。福来尔向我解释说，为了护照打官司，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不过，好在别人打这种官司已经好几年了，我可以利用正要对他们作出的判决。 　　为护照而打官司，需要经过好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需要相当的时间和不断增加的费用。第一次拒绝是来自美国国务院的护照处。第一次申诉就必须先找这个护照处。然后开一次讯问会，申请人必须亲自到华盛顿去面对着护照处官员组成的委员会。经过了好几个星期，我被允许举行这么一次讯问会，会议是在有关官员空闲的时候举行的。我必须从加利福尼亚到华盛顿。我面见护照处的官员们是由福来尔先生陪着的。这些官员们查问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活动。他们要证明我在美国的活动，显示出允许我到国外去旅行是不符合美国政府政策的利益。他们的问题，很多都是平常的细小事情，也有一些则是意外的严重，常常是一些我简直都已记不得的事情，但是美国国务院却有材料来自在国内外的特务人员。所有他们问我的事情，都给我上了一课，让我知道美国国务院是怎样来解释我的这些活动的，而我自己原来的看法则同他们的很不一样。 　　例如，他们问我在1943年是不是乘了一架苏联的“军用飞机”从阿拉斯加飞往莫斯科的。在有些惊异之后我回答说，我确曾坐过一架我认为是美国的飞机，从费尔班克斯飞往苏联，我坐这架飞机是得到了美国军方同意的，而这架飞机是美国在“反法西斯战争”对德、日作战中，根据“租借法”援助盟友的一个项目交给苏联的。也许这架飞机经过某种转移就变成苏联的军用飞机了。它是在哪里转移的，我自己确实不知道，我甚至没有注意到在哪个地点它的驾驶员不再是美国人，而变成一个俄国人了；也许是在西伯利亚着陆以后，也许是在诺姆。我自己认为它是一架美国“租借法案”飞机。 　　他们又问我，1947年我是不是坐在一艘苏联海军运输舰上，从那时苏联还占领着的大连港去到海参崴的。这再一次使我惊异了。我回答说，我坐的是从上海到海参崴的普通苏联船，它对持有签证，准许进入苏联的任何旅客都卖票。这条船在大连停了一下，搭上了很多看来象是俄国人的旅客。是不是在这里它变成了“一艘海军运输舰”，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是从上海开出的普通船。我还被问到我曾在大连作过的一次演讲，那次演讲非常偶然，我早已忘掉了。那时连船要在大连停靠我都不知道。当我知道它要停不只一天时，我就决定上岸了。我发现我受到了当地中国人的欢迎。他们显然是掌管着当地的政府，他们急切地想知道我在延安看到了什么。据我所见，他们既不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也不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他们象是自己组织了一个地方政府。我确实没有说过护照当局所引述的那些话，很显然那些话是他们的某些特务人员送给他们的。不过，也不难看出来，我对美国军事援助蒋介石是会说些话的，这些话由于翻译的不高明，和特务们为了要证明他们所说的情况而有意夸大，结果就变成了主管护照的官员们证明我对美国政府的批评了。 　　我又被问是不是曾经在某一天到过克利夫兰，在很晚的夜间参加了一群共产党的集会，去传达从莫斯科来的指示。这是最愚蠢的指控中的一条。我回答说，我记得大约在他们说的那个时候，在克利夫兰有过一次演讲会。这次演讲会也象其他演讲会一样，是由一个代理人给安排，并在报纸上登广告宣传的。在这些演讲会之后，我通常多半被带到主席或者赞助人委员会的某个人的家里，在那里我会吃一些点心，回答一些客人提出的问题。我不记得在克利夫兰是不是有过这么一次集会，但是通常是会有的。我从来没有传递过什么秘密指示，也从来没有以为那种集会上的客人是一群什么秘密人物。    　　在这一类琐细的问题中间，护照处的官员们突然象扔出一颗炸弹似的问我，是不是有一年，我从莫斯科回到美国，担负着为苏联搞间谍活动的任务。圣路易斯某报的记者曾写过文章说，托洛茨基逃亡在墨西哥时，他的一个秘书曾经这样告诉过他。我当然要愤怒地否认了这种最荒唐无稽的谣言。不过，我觉察到我面对着的官老爷们，他们并不对事实有兴趣，而是对编造一个什么报告来证明一个人的罪名有兴趣。 　　所以，我对于护照部门决定再一次拒绝发给我护照，一点也不奇怪。我感到奇怪的不是决定的本身，而是他们经过了好几个星期才作出了这样的决定。而且，他们在我回到加利福尼亚以后给我的正式文件里，把他们提出过的大部分问题都罗列了出来，简直是不分青红皂白，胡乱地搅混在一起。我通过一个代理人在克利夫兰安排一项演讲，是一项很普通的例行活动，而他们却把关于这项活动的指控，和我曾正式为苏联雇为间谍的指控，等量齐观。后一罪名如果属实，是严重得足以作出坐牢多年的判决的。护照部门的官老爷们为拒绝发护照而编排理由的愚蠢，使我想起了莫斯科监狱里审查我的那个官员的同样愚蠢，他把我为《莫斯科每日新闻》访问苏联建设事业所写的笔记本都摆出来，作为我曾经作了多年“间谍”的证据。 　　福来尔先生安慰我说：“这只是第一次讯问，我们现在知道了他们将采取的方针和方法了。”我开始了解到为什么这些诉讼活动要花那么多的钱。全部诉讼过程都是由一个高工资的速记员记录下来的。为了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我的律师必须获得第一次讯问的全部记录资料经过签证的正式副本，在此基础上进行法律研究，并准备将来如何答辩。因为整个过程的每一阶段都是由敌对的当权者确定的，一个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护照案件的全部诉讼费用，就得破费好几千元，还得花上五年以上的时间。 　　至于我这个案子，福来尔先生确信地说，则不需要花这么多的钱和这么长的时间。事实是我只花了三年。我回到华盛顿去进行第二个阶段的诉讼，这次是向国务院直接进行申诉。在这个阶段，护照处把它反对我的案卷送给国务院由其他部门的高级官员组成的委员会。这里的判决，象每个人所想象到的那样，也是否定性的。虽然如此，这个阶段还是非经过不行。国务院的最后拒绝，在论调上同护照处第一次那种半通不通的报告可大不一样。这第二次的判决文件是由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亲自签署的。文件经过精心撰写，配得上这么高位人物的签字。 　　这次没有把各种各样的行动和罪名愚蠢地搅混在一起。这个文件，把我在莫斯科被捕以前以及被控告的六年当中和平反以后的一个阶段中我的全部行为，都进行了精细的分析，我的公开行动更为《工人日报》对我的评论增加了声色。把这些言行串连起来，美国国务院正式作出结论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自始至终都一贯是“献身于国际共产主义阴谋的一分子”，因此，必须拒绝发给美国护照。 　　这是一份值得当作鉴定书保存起来的文件。事实上，当我把这份文件给平反后来找我的洛杉矶美共的两位领导人看时，其中一位说，“看来，杜勒斯先生对于你的活动比我们还要清楚”。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在接近1957年末的某个时候，福来尔先生问我要不要他为我的护照采取诉讼的下一步骤，因为国务院已经最后在最高一级上正式拒绝了我，这大约已花费了我两年时间。我现在可以通过我的律师，向华盛顿特区地方法院起诉，要它迫使国务院发给我护照了，这是我的权利。但这将是一项很费钱的诉讼程序，因为必须备好前几次讯问会的诉讼记录和国务院的答复等文件副本，而这些东西都必需是经过正式签证的文本，连同我的律师的答辩文件，都得送呈法院。所有这一切，包括我的律师的出庭费用，差不多将会花费一千元。但是目前就要这样做是没有用的，因为除非最高法院对于已经摆在它面前的案件作出了对我有利的判决，否则法官是不能作出有助于我的判决的。所以，要福来尔先生强使法官这时作出判决是不明智的。不过，最高法院已经同意在1958年上半年处理罗克威尔·肯特的案件以及其他一些案件，这意味着那些案件可能在4—5月间开庭，6月里作出判决。福来尔先生解释说，这项判决有三种可能：其中之一是受到否决，在这种情形下，即在已经否决了一件类似的案件之后，我得决定还要不要再上诉最高法院。其次，这项判决也可能是同意了罗克威尔·肯特的护照要求，但其理由却不适用于我，在这种情况下，它对我就没有什么帮助了。 　　不过，如果这项判决同意发护照给肯特，其理由可以适用于我，也适用于其他千百件同类的案件，也就是说，最高法院同意给他护照的理由和我们起诉的理由相同，即国务院无权根据政治信仰的原因来拒发护照，那么，我的上诉一案，就可以利用它了。情况如果真是这样，福来尔先生就可以立即到法官那里，要求发出一道法院的命令给国务院，要它在最高法院刚作出的判决的基础上，把护照立即发给我。 　　我很感谢福来尔先生把可能的抉择说得那么清楚，我就告诉他继续进行下去，把案子送往特区法院。我要准备好在1958年6月里迅速行动。我说，让我们假定最高法院的判决将会对我们有利吧。同时我也下定决心，但我没有告诉福来尔先生，不管最高法院的判决是否有利，我在6月里一定要到中国去，即使没有护照也要去，莫斯科和国务院造成的拖延，已经使我等了十年多了。这已经够长了。 　　* * * 　　在1958年6月里，福来尔先生把我的护照送了来。他正确地预见到了最高法院的判决要在那个时候作出来。他并且能够把我的护照也搞了来，虽然我的护照须在罗克威尔·肯特案件的基础上才能搞到，而最高法院判决后，肯特先生还得等上好几个星期，因为按法律规定，国务院有权利在这期间作一次申诉。但在最高法院判决后的那一天，福来尔先生就去到华盛顿特区法院，要求他们指示国务院发护照给我。他们就在罗克威尔·肯特案件的判决基础上这样做了。于是，护照连同苏联的签证很快就送到洛杉矶，交给了我。 　　* * * 　　在国务院一直拒绝发给我护照的那三年里，我并不是闲着没事干。我不只一次从加利福尼亚去到东海岸，进行巡回演讲。我尽可能使这项活动同到国务院去申诉的时间一致起来。莫斯科的平反，撤掉了美共为反对我的活动而对我进行了六年的抵制，使我在各地的演讲重新成为可能。党本身过去没有直接给我安排过演讲，这时也没有这样做，但是他们的抵制和他们的赞助之间的区别，各地的共产党员，根据《工人日报》报道和我的演讲态度之不同，是很容易推断出来的。他们的赞助或他们的反对是足以影响各地大多数进步组织的。这些组织都知道资助进步演讲的困难之复杂性。有些较大的组织，例如纽约和波士顿的社团教会，他们有公开讲坛，强大得可以忽视共产党的态度，可是这样的组织不多，而且也不容易负担横跨国境的旅行费用。但是，资本主义世界报纸广为登载的莫斯科为我平反这一事实的积极作用，再一次使广泛分散而活动积极的各地共产党员能够促使当地某些组织，例如他们是某个大学的学生，或者他们是某个讲坛的会员，来推选我为演讲会的主讲人。 　　我在美国还有好些工作必须做完，其中之一就是我的书《斯大林时代》的写作。当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召开的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攻击斯大林时，我正在东海岸巡回演讲。当天上午那震动人心的揭露在《纽约时报》上出现时，我正好要在同一天晚上作一次关于苏联的演讲。我知道，那天晚上的听众是一定同我一样也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的，他们会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一些解释，希望我能提供给他们一些思想上的支持。我用了整整一个下午来准备那次演讲，想着我应该说些什么。很清楚的是，赫鲁晓夫的演说攻击的不仅是斯大林，而且是可以称之为“斯大林时代”的整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苏联建设了社会主义。这是历史上若干最伟大的生机勃勃的时代之一；它不仅改变了俄国的生活，而且也改变了世界的生活。它不仅建设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也建设起了遏制希特勒的力量。它又是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发生了千万件残暴的不公正和粗野的压迫事件。这就是赫鲁晓夫在片面攻击中所列举出来的，并且全部归罪于斯大林一人身上的事情。这样的片面攻击威胁着苏联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设。 　　因为我自己是在斯大林时期生活过来的，而且在相对小的程度上也经受了它的不公正，我觉得我必须对赫鲁晓夫演说的消极内容进行一些答辩。那个时代的坏事情，来自多方面的原因——来自俄国过去的习性，来自敌对包围圈的压力，来自希特勒的第五纵队，同时也部分来自领导人的性格。但是我清楚，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所有坏事，不管是来自客观的必然，还是来自错误和罪恶，比起使苏联人民吃尽苦头的西方世界蓄意进行的干涉战争和希特勒的侵略所产生的坏事要轻微得多；甚至比美国推迟已经答应了的“第二战场”的开辟，致使苏联人民遭受到的更多的痛苦，也要轻微。即使我们不把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看作是斯大林时代的成就之一，难道我们能忘掉1940年法国军队是怎样在十一天之内在希特勒面前垮掉的?以及欧洲是如何恐惧着一个新的千年黑暗世纪的来临?难道我们能忘掉“主宰世界的种族”的宣扬者对整个人类的袭击，以及这一袭击如何为斯大林格勒的英雄儿女们所粉碎?在我看来，今天世界人民得大大感谢斯大林时代才对。 　　在那天晚上以及以后的几次演讲里，我讲了这样一些话。当时旧金山劳工学院的院长郝兰·罗伯兹对我说：“我认为你应该写一本关于斯大林时代的书”。我同意了。这样的一本书看来是需要的，而我是最适合写这样的书的一个人；我在许多书中已经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材料，而这些书的大部分都已绝版了。那年夏天，我就带着一个秘书，住到洛杉矶附近一座山上的房子里，从过去写的许多关于斯大林时期的书里摘引材料出来。然后我又摘引了十二大页赫鲁晓夫反对这一时代的话，同我自己所见到的情况相互比较。就在这个基础上，我把书写了出来，并于1956年由两家出版社出版，其中一家是美共在纽约的出版社，另一家是“今天出版社”。地址在加利福尼亚，阿勒台登纳，也就是出版我的刊物《今天》的那一家。 　　这是“今天出版社”出版的唯一的一本书，也是《今天》的最后一种出版物。 　　* * * 　　郝兰·罗伯兹从帕洛阿尔托打电话给我：“你应该立刻去参加斯德哥尔摩的和平会议。你能够很容易得到一张出席会议的证件。你可以从洛杉矶坐飞机飞过北极到那里去”。当我问他为什么我应该去斯德哥尔摩时，他回答说：“因为那是你能够遇到多年来你一直想要见到的人们的最好的地方”。 　　我听懂了他的意思，我就打电话给航空公司预定了去斯德哥尔摩的飞机票。然后我打电话给克伦威尔的皮尔逊医生，我知道她多年来想到中国去，但是好几次都错过了机会。其中一次还是由于她帮助了我的原故。当她早在童年时期，有一位从中国来的传教士住在她父亲的家里，说起中国来总是称赞那里人民的品德，这就使她开始对中国发生了兴趣。后来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兴起和“长征”的新闻，中国，在政治上对所有的进步人士就变得重要起来。1937年，皮尔逊医生作为“美苏友好协会”的委员，参加了一次莫斯科大会，得到了一张穿过西伯利亚并经过中国的回程火车票。她在火车上时，正巧日本人侵占了芦沟桥，把战争向南扩展，于是，火车就带着它的全体旅客，经过朝鲜，转往日本了。 　　她最近一次没有去成中国，是发生在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要在中国开会的时候。多年来皮尔逊医生就是参加这个国际组织的“美国妇女大会”的积极分子，她常被选为参加国际会议的代表，部分原因是她能付得起她自己的旅费。当1950年初，大会宣布要在新德里召开时，她带着她的养女自费去了印度，花了不少的钱。在她到达印度之前，会议由于尼赫鲁不准在印度举行而改到布达佩斯去开。由于“美国妇女大会”的疏忽，这一变动没有通知皮尔逊医生，她就在知道会议不在那里举行之前，一直到了印度。当她最后回到纽约时，“美国妇女大会”的人员对她表示歉意，并肯定地答应她下次召开国际会议时，她们一定派她为代表去参加。 　　下次会议是1954年在北京召开的。那是一次特别为亚洲人开的会议，但是其他国家的友好代表也都邀请了。“美国妇女大会”被允许派三名代表去参加。这次大会，当解放后不久的最初几年中在北京召开，是皮尔逊医生最想要参加的一次大会了。可是，她虽然是“美国妇女大会”委员会的一名委员，但是有这么一次国际大会，连通知她都没有通知，直到两位代表已经离开美国去中国后，不再有足够长的时间可以让第三个人去时，她才知道这件事。这个花招是特别为阻挠她而安排的，因为去的两位代表同她很熟，却特别受到嘱咐不准告诉她。 　　事后委员会的主席告诉她：“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不派你去?就是因为你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要好”。这是我所知道的美共惩罚人的最严重的表现——皮尔逊医生是好几个进步组织多年以来的长期成员，不是由于她自己的过错，而单单是由于我从莫斯科回来病倒了，而她帮助过我，就受到了这样的惩罚。我听到了以后曾对她说：“爱米莱，我一有机会去中国，就请你同我一起去”。 　　所以这时我打了长途电话给皮尔逊医生说：“我在几天之内将飞往斯德哥尔摩，计划还要走得更远。你最好同我一起去”。她回答说，她得不到护照，由于她同美共过去有联系，她被拒发护照。我就告诉她：“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了。在他们再一次改变法律之前，赶快搞一张护照吧。给我在华盛顿的律师打个电话，他立刻就能给你搞到一张”。 　　几天之后，爱米莱打电话说，她将在斯德哥尔摩和我碰头。后来，我们一起在斯德哥尔摩同中国来的代表会面了，并同他们安排我们东去的旅行。 　　① Paul Robeson，美国著名黑人演唱家。——译注 　　② Rockwell Kent，美国著名美术家。——译注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录/（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陈裕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