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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重游莫斯科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陈裕年

关于斯德哥尔摩会议，我的记忆很混乱。我没有正常地参加会议，因为我的身体很不好。我为安排离开洛杉矶，弄得精疲力尽。我本来想在走以前在山里休息一个月的，就是由于郝兰·罗伯兹的提醒，说斯德哥尔摩是会见中国朋友最好的地方，我才改变了计划。我拄着拐杖旅行，因为我的一条腿有毛病，越来越疼起来。于是我就打算在安排好去中国的事情以后，并在继续旅行之前，先在瑞典的一个什么疗养地方休息一个月。 　　我很快就同中国代表团联系上了，在他们中间找到了廖承志，我的一位老相识。我告诉他我想安排到中国去的旅行，他对这个一点也不奇怪，并且说我已经被等待了好些年了。带着皮尔逊医生一同去，也没有困难，她只想旅行几个星期。至于我自己，我还不能肯定我要呆多久。自从我1947年离开延安以来，中国一直是我最想要写的地方，中国在我看来，对世界有最关重要的启示。自从在延安的那些日子以来，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我已经变老了。我在延安认识的那些领导人，已经在掌管一个包括四分之一人类的大国了。他们肯定不会再有那么多的时间，象在延安时那样，为我解释事情了。所以，我完全不能肯定我如何使自己适应新中国的生活。我清楚的是，我要去，并在中国写它两年——我计划两年，是因为这是护照的期限。可能的是，也许象我以前常常从莫斯科回到美国去作关于苏联的演讲那样，到时我也从中国回去作关于中国的演说。另一方面，也许我发现在中国的生活是那样满意，以致使我再也不想回去了。 　　这些话，没有必要同我的中国朋友们说；我想他们是都理解的。不管怎样，我在洛杉矶就是这样来安排我的事情的，使我可以不定期地呆在外面，如果我想要的话，我也可以回来。我对中国朋友们说，我极度疲劳，我想先找一个凉爽的休养地去休息一个月。我知道北京夏天很热，最好是夏天过了以后再到达那里。他们同意了。 　　可是，我没有在瑞典过夏。并不是只有中国朋友邀请我。苏联代表团也邀请了我。当我解释在继续旅行之前，我需要休息一下时，他们回答说，从斯德哥尔摩到莫斯科的旅行并不长，而且同苏联代表团一起去，一路上他们可以安排所有手续，这对我将更方便些。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在莫斯科附近休息一个月。他们说的好象很有道理，而且也符合皮尔逊医生的愿望。于是我们就同意了先到莫斯科去度过大部分的夏天。在莫斯科我也有想会晤的老朋友，包括我丈夫的亲戚。 　　我们在莫斯科受到了很好的接待。苏联作家协会的负责人阿历克西·苏尔科夫几乎是马上就来见我，并且告诉我说，由于苏联当局曾经根据现已查明是虚假的罪名而采取反对我的措施，我有权要求赔偿物质上所遭受的损失。如果我曾经有钱存在苏联银行里，或者曾经在莫斯科有所房子，我有权把钱要回来，并得到一所类似的房子。因为个人来处理这些事情不很容易，苏尔科夫先生认为帮助我是苏联作家协会的义务。如果我把存款的银行名字以及我曾经有过怎样一种房子告诉他们，他们愿为我处理这些问题。因为这些事情需要花费好几个星期的时间，作家协会建议我在这期间作为他们的客人，或者到苏联境内我想要去的地方旅行，或者停留在一个休养所里休息。 　　我马上选择了休养所这个建议，在作家协会离莫斯科不远的一个舒适的休养所里，我度过了一个月。它提供了优良的设备，丰富的伙食和在树林里散步的机会。那里的建筑风格使我以为那是作家协会接收了的沙皇时代贵族住的房子。可是，我却惊奇地听到这是在革命以后才建造起来的。不仅它们的建筑风格，而且内部陈设也都适合于一个过去的年代。 　　我特别记得清楚的是，卧室虽然大，而且陈设得很漂亮，可是不仅没有私用浴室，而且盥洗盆没有装自来水龙头。在我的卧室里，代替这个的是装了一个既大而又非常精致的“弥沃尔尼克”，那是一种盥洗盆，它装有大理石浴盆面和一个由女仆每天装水进去的暗柜，当我适当地按一下那里的龙头，水就流进盥洗盆，漏到一个装在下面的大桶里去；那个大水桶也是用漂亮的嵌板隐蔽起来的。女仆必须经常弄空水桶，否则它就会溢出水来。可是在大厅过去不远的地方，就有几个公用浴室，里面有全套盥洗设备，包括冷热自来水。我奇怪的是，为什么这里的卧室就不能装上接有水管的盥洗盆。那些笨重的大理石“弥沃尔尼克”看来是明显的浪费，既浪费物料，又经常不断地浪费着人的劳动，更适合于封建时代，而不应存在于任何现代的休养所里。这仅仅是浪费的一个事例。 　　在这个休养所里的客人，大多数是作家。他们大多数都是很有礼貌的。不过，其中一位曾借机攻击我， 因为我写了一本关于“斯大林时代”的书。她碰巧在餐厅里坐在我的旁边，轻蔑地对我说，“看来你是赞成斯大林的了，你得更懂事一点才好。”我问她有没有读过我的书，她说没有。于是，我只告诉她我并没有完全赞同斯大林的全部行为，但是，虽然在他那个时期存在一些坏的方面，可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经济，并且打败了希特勒的军队。我说，所有这些成就，对人类都是重要的。她轻蔑地哼了一声就走开了。 　　除了这些小的烦扰之外，我从作家休养所里的休息中获益非浅，我很感谢苏尔科夫先生对我的殷勤。 　　* * * 　　我住在莫斯科城内和郊外有限的几个星期里，曾不只一次地去看望靠近库尔斯克火车站，位于宽阔大街上我以前的那个家。我自己住的两间房子早已被外人占去了，但其他两问，原先指定给我丈夫的，他死后就给了他的两个寡居的姊妹，我同她们曾经合住在一起，这时这两间房子仍然属于我丈夫的这两个姊妹。她们欢迎我，请我去吃饭，并把其他几个住在莫斯科别处的苏宾兄弟姊妹们都找了来。在这期间，我丈夫前妻的女儿杜西雅也到莫斯科来访问亲友，她同她的丈夫和孩子那时是住在列宁格勒的。同他们接触后我才知道，我的被捕对于苏宾一家则是一场比对我自己还要更大的灾难。看来，任何不公正的行为的后果，其涉及的方面要比直接受害者的遭遇大得多。 　　杜西雅的丈夫住在列宁格勒，他很少来莫斯科，我更难得看到他，就是由于我的缘故，使他在海军学院失掉了教授职位。据说，“作为武装部队的人员，他应该具有更高的警惕”来发现我是个间谍。他被指责没有尽到职责。失掉工作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因为在苏联，通常是容易找到工作的。但是他在海军学院的工作连带的使他有权利享有四间一套的漂亮寓所，在这样的房子里，他不仅使妻子和孩子们得到了住处，还有年老的母亲和一个姊妹也都住到了一起。而这些人这时一下子就都被抛到街头上了，结果只能在简陋的民房里住下来，这是一座住了一百多个男人、女人和小孩的大建筑，他们只能围着床，用布幕互相隔成一个个小天地。等了好几年之后，杜西雅同她的丈夫和孩子们在城外一个较远的地方得到了一所小寓所，使她的丈夫每天不得不在路上来回花上好几个小时。杜西雅自己则由于有孩子，不能走那么远，只得在一所小学里找到她讨厌做的教书工作。 　　我另外一位朋友讲的和杜西雅自己讲的不一样，我的这个朋友是从来就不喜欢杜西雅的。她认为杜西雅的丈夫不是因为我的被捕而被革职的，而是因为他当教师不称职，而且特别是由于他是一个犹太人，而犹太人“在部队里是不怎么吃香的”。这也许对，也许不对。不过，不管实情如何，她丈夫同我的关系确实是被提了出来作为革掉他的职务的理由的，虽然他很少看见我，他同我的关系是那样间接。苏宾一家都相信这是革职的确实原因。他们觉得我给他们全体带来了不幸。 　　虽然如此，他们并不责备我。特别是这时莫斯科当局宣布了我无罪。他们清楚了我是不应该受到责备的。过去的事已经不能挽回，需要的是将来不要受到毒害。他们亲热地把我当作他们的亲属，关心地问我在美国的生活。当他们听到我在美国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有好几个侄子、外甥和侄女、外甥女，而我不是同他们住在一起，而一直是自己一个人孤独地生活时，他们坦率地表示震惊。 　　苏宾的一个兄弟说，“你不应该那样生活，最好还是回到莫斯科来吧。你这里有的是亲属。我们的寡嫂在这里绝不会没有一个家和家属的。 　　这些家属间的关心的话使我很受感动。我切实考虑了他的建议。我在洛杉矶虽然有那么多的朋友，可确实是常常很孤独。我的朋友们分散在城市的各个地方，必须坐汽车才能见到。我常常是疲劳得开不动我的车子，更不能把它开到更拥挤的“快车道”上去；我知道越来越老了以后，我会更孤独起来的。非常肯定的是，我的视力越来越坏了，下次申请开车执照时，他们会拒绝我的。那时我确实会被孤立起来。所以家属的感情，确实使我很受感动。但是我真的想同苏宾家的什么人住在一起吗?答案是：我不要。我需要容易相处的亲友，可我也需要自己的私生活和我的自由。 　　我在莫斯科还有别的朋友。有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也许是我的最亲近的朋友了。他很早以前就认识列宁，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到了美国，1917年又回到俄国。他和他的美国夫人是我最喜欢同他们谈话的人。他们是我所知道的世界大事和苏联大事最正确的解释者。不过这时他们的健康状况都不好，特别是那个男的，卧床不起。我不能希望他们来看我，今后同他们会面，只会是我这方面所要努力做的事情。 　　我还有另一个朋友，当我和她都还没有结婚时，曾经同住在一所房子里，而今她在莫斯科大学教书，她有一所漂亮的寓所。我去看了她，并闲谈了很长的时间。我听说她写教科书挣了很多钱。因为她从工作中能够知道缺少那一种教科书，并且因为书的作者是根据书的销售量得到报酬的，她可以由此得到大量的版税。我记得好象她在近年来大约已经得到了近三十万卢布了。当我向她表示惊讶时，她补充说，“当然不是全部都到了我的手里。”我问她是什么意思，她避而不答，只是说：“那不是一个很好听的故事。”所以，我想那大概是在某种不完全诚实的基础上，把钱瓜分掉了。同时，我又注意到她原先那种心平气和，自然流畅的批评已经变成玩世不恭的冷言冷语了。我离开她的住所时，我们一同坐出租汽车到我的旅馆，她叫司机顺着大街走最近的路。可是司机却趁我们在后排座位上忙着谈话时，来了一个向左去的急转弯。当我们注意到时，发现已经向着大学开去，不能再退回来，除非绕很远的路。我的朋友责备司机，而他只是说，“我以为你的外国朋友喜欢看看大学的建筑物呢。”我的女主人只是笑着对我说，“他这样只是为了额外的收入。他们都是这个样子。”我自己也注意到出租汽车司机和旅馆的服务员要小费，脸皮都变得非常厚了。可是我吃惊的是，我的这位老朋友却把这些事情看得无所谓。 　　她同样笑着告诉我说，大学里有些学生，他们的父亲在苏联政府中占着很高的职位，他们会威胁老师说：“你如果不在考试中给我好分数，我的父亲就要革掉你。”她坚持说她自己可不惧怕这种威胁，也不对他们屈服。可是，不管怎么说，她已经把这些当作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了。 　　* * * 　　我从作家休养所回到莫斯科时，听说我的存款将要退给我；大约要给我三四千“新卢布”，这比我想的多。我被告知，这笔钱不仅包括将近十年的普通银行利息，而且还包括我的一些家具的赔款，例如我的电气冰箱和一台高级收音机，这些东西在莫斯科还是不容易得到的。至于房子问题，作家协会从房屋主管部门得到了一份许可证，分配给我一套内有浴室的两间屋子的寓所，房子的所在地区，还可以由我挑选。莫斯科的情况我是清楚的，我知道这所房屋的分配比退回几千卢布还更重要，更难得。 　　苏尔科夫先生愿意立刻派人陪着我到我挑选的地区去看房子。我向他致谢，但却拒绝了他的这一番好意。我是这样考虑问题的：我要一所靠近苏宾一家的房子呢，还是要一所靠近我那经常患病的老布尔什维克朋友的房子?还是靠近那位聪明而幻想破灭了的大学教授?这三家住得互相距离好多里，而莫斯科是一个那么广阔的城市。不管我住在莫斯科的什么地方，在莫斯科走动都是问题，问题包括雇出租汽车和坐公共汽车。看来，我自己得一切从头开始来建立一个家了。我是不是真的已经准备好了要这样?如果是的话，莫斯科在我心目中是不是这样一个地方? 　　这时我只对苏尔科夫拖延着说：“让我们等到从中国回来以后再说吧。”我已经希望不从中国回来了。但是我还没有把握。 　　* * * 　　我们从斯德哥尔摩到达莫斯科时，很快就有两家俄国刊物来向我要文章了，那就是《新时代》和《莫斯科新闻》；后者并不是早在1930年我曾协助组织的那家《莫斯科新闻》，而是另一个不同的刊物，它是在早先那家停刊了一个时期以后才开办起来的。这两家刊物很快就付给我稿费。我在银行里开了一个他们给我卢布的帐户。当他们听说我计划去中国时，他们要求我从中国寄稿子给他们。后来我寄去一篇文章，分析在台湾海峡金门岛方面掀起的冲突，以及中国在这一敌对形势中的战略。这以后，我为莫斯科刊物写文章的事停了下来，这是由于我忙着别的事情，而《新时代》对我提供的材料也不再发生什么兴趣了。 　　* * * 　　我在莫斯科遇到了好几位前《莫斯科新闻》的同事，大约是在我被捕的同时，他们都曾被捕过，包括总编辑迈克尔·鲍罗廷在内。他们大部分都很快就被释放了，但是鲍罗廷曾被流放到一个劳动集中营里，并死在那里。这些事实，可能同原先在我心里对被捕的推测发生冲突。我认为我的被捕或者是由于一个较小的官员的错误，或者是由于我在莫斯科还没有承认中国革命的时期，就奋力去单方面地宣扬它，以致使他们那样逮捕了我。可是《莫斯科新闻》全体人员，包括鲍罗廷在内的被捕，和我的被捕接连发生，显示出二者之间好象有某种联系似的。如果有联系的话，我从来就不知道是怎么一种联系。我甚至不能想象，究竟是我的被捕是由于我同《莫斯科新闻》有联系的缘故呢，还是他们的被捕是由于他们同我有联系的缘故。 　　我知道鲍罗廷是爱中国的，同许多别的曾经在中国住过的外国人一样，他常常想念这个国家，而且希望能有一天回来。在别的和他同一等级的苏联官员们得到了莫斯科郊外的避暑别墅之后的许多年里，鲍罗廷没有接受过这样的别墅，即使给他，他也不要。有一次他同我说：“也许有一天中国人会在庐山给我一座避暑别墅，供我老年时使用。也许他们认为我做过的工作是配得上的。” 　　前《莫斯科新闻》的工作人员中，没有一个是很快乐的。他们的确缺乏他们以前曾经表现出来的那种满怀希望的气概。事实上，莫斯科很少有什么能诱使我留在那里了。鼓舞着我去组织早年的第一家《莫斯科新闻》的那种世界使命的思想，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单单是由于我年纪更老了的缘故吗?我怀疑。还是，所有的革命都要衰退? 　　无论如何，有些事情我还是想问问苏尔科夫的。我将动身去中国之前，他请我到他的办公室里去接受一大堆文件，这是十年前当作“罪证”从我的寓所拿走的大批文件和笔记，我在卢比杨卡监狱里曾最后看见过，多年来被保存在国家保安机关的档案里，这时要退还给我。凡国家保安部门挑选去的东西都被保存下来了。我高兴地发现，在这些文件里还包括有许多我早年参加登山运动的旧照片，那是在美国太平洋西北部胡德山和雷尼尔山上照的。我想象不出这些照片有什么“颠覆性”。我很庆幸它们引起了警察的注意，否则它们是会全部丢掉了。 　　我问苏尔科夫：“由于你同主管部门有那么好的关系，能够得到这些文件，也许你也能了解到为什么九年前他们把我抓了起来?” 　　苏尔科夫摇摇头说，“能够告诉你的人们可能已经不在了。” 　　他继续谈了一会儿过去的历史。他说，在斯大林的晚年，那么多的人被捕，不仅在莫斯科，而且在其他许多苏联的中心地区。那个时期的全部案件都已在重新审查当中。例如，在乌克兰，好几千人的案件已经审查过了，他们大部分最后发现无罪，并“恢复了名誉”。当然，这时他们大多数已经死了。不过这样的档案记载对于他们的家属还是很重要的。 　　苏尔科夫说，“贝利亚确实是个坏蛋。斯大林信任他，因为他是一个格鲁吉亚人，早年就认识斯大林。斯大林老年时对俄罗斯人猜疑起来，对贝利亚则更加信任。地方党主席来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他们地方上的情况，有时他们那里的情况很糟糕，贝利亚就站在斯大林的身后，来的人可以望得见他。如果来人开始要诉说什么情况，贝利亚就严厉地怒视着他，以致使他怕了起来。斯大林晚年时并不真正清楚国内的情况，以及苏联农业中存在的困难，因为贝利亚干涉别人的汇报。” 　　我从苏尔科夫得来的这幅景象，说明了苏联发生的许多事情。这再也激不起我在莫斯科生活的意向了。我那时想，倘若一种制度是这样组织的，在上面的人手里掌握着生杀大权，而手下一两个坏蛋就能够使他不了解人民的疾苦和要求，那就一定有什么东西非常错误。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录/（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陈裕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