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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美共对我的抵制和打击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陈裕年

从莫斯科被驱逐回来以后，我很快就知道了，我在任何进步人士中的出现，都是一种“酸性试验”，可以验出在场的人们中间哪些人是共产党员，哪些人不是共产党员。普通进步人士总是友好地向我致意，并且对我很满意，因为我虽然在莫斯科被捕，可我没有说过任何反苏的话。共产党员则避开我，特别是党的干部。确实如此，一般党员常常倾向于相信我的善意，但是一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们就马上被上面直接来的命令所制止。象我在帕洛阿尔托举办中国问题讨论会所发生的类似情况，在别的地方继续一再发生。即使是到危地马拉旅行，我找总统阿本斯和他的政府高级官员谈话，也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但是那里的一家共产党小报却指责我，并公布我在莫斯科被当作间谍而被捕的事实。这使我得到了额外的证据，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证明阿本斯政府完全不象人们在美国听说的那样，是在“共产党控制”之下的。 　　我对莫斯科逮捕我这一行动的态度，从我在监狱里度过的那头几天以来，一直变化不大。我一直不知道被捕的原因，不知道是不是由于上层发下来了命令才被捕的，还是由于被我打扰的下级官员的错误所造成的。当我去刘宁一房间送信的时候，从门外望进去，见到的那位俄国官员很明显地带着生气的神色看着我，他可能怀疑我是用不正当的方法打听到了刘宁一的到来。外交部新闻司对于我那样纠缠着要他们给我办进入满洲的出境签证，以及我对他们把中共控制的满洲铁路说成是“铁路上有土匪”所说的挖苦话，是有足够的理由恼火的。当中国妇女代表团从布达佩斯会议返回哈尔滨秘密经过莫斯科时，我突然闯进了民族饭店的餐厅去向她们祝贺，也可能被什么苏联官员看到了，引起了怀疑。总之，我可以举出我的不少行动，虽然完全没有恶意，却会使下级官员恼火或引起什么疑问的。有时我觉得这中间的任何一件事情都足以使我被捕。我以为，不论对谁，这都是很有用的自我分析，不妨停下来考虑考虑，在上两个星期中自己做了多少事，可能使过分热心的警察找到逮捕的理由。下面这个事实加强了我的这个观点：在狱中审问我的那个人，我只知道他是“政委”，他很显然认为他是抓到了一个严重的罪犯，我在苏联近三十年的所有旅行，在他看来都是用意不善的。 　　我也感觉到，如果我确曾引起了什么怀疑，苏联当局给我的待遇并不怎样恶劣。我仅仅不过是在条件符合人道情理的监狱里被扣留了五天而已；我吃着颇为不坏的伙食，还被允许在屋顶平台上活动身体，然后就是驱逐出境到波兰。在今天的世界上，人们被捕并被驱逐出边境线，是很平常的事情，特别是新闻记者，在今天的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冷战和热战，他们搜集新闻材料，很容易受到怀疑。除我之外，还有几个新闻记者曾经被苏联驱逐，他们都被控有间谍活动，有时是由于在限制照相的地方拍了一张照片而引起的。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对他们的职业并无损害。他们回到新闻社，再被委任到别的国家去工作。在一般公众看来，“间谍”这个字眼含义很不好，可是对新闻机构来说，却很稀松平常，它可以加在只要是报道某个政府想要隐瞒的什么事情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上。所以，对于资本主义新闻界的一般记者说来，“间谍”罪只不过成了日常谈话中随便说说的话题而已。 　　可是，对我的后果却严重得多。由于我在生活中用写作和到美国演讲的方式来宣传苏联将近三十年之久。在这些年代里，我在美国的大多数朋友都已逐渐变成需要并且提倡亲苏演讲的人了。这些人即使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员，也是属于通常所谓的“共产主义阵线”的。所以，莫斯科的指控几乎破坏了我同所有朋友的关系，他们大多数甚至不同我再讲话了。 　　我也考虑到，我在莫斯科的被捕，可能是在上面的当权者所指使的。我问自己，会不会有什么原因，甚至使斯大林也愿意我信誉扫地。这样因素，不难找到。苏联政府那时还没有承认中国新政府，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在北京成立。我的被捕是在1949年2月14日发生的，那时中共已经打下了北京和天津，但是还没有建立起他们的全国政府，而全国政府是在1949年10月1日才建立了起来的。苏联在中国的大使馆实际上随着蒋介石一同退到了广州，承认它的统治比别国的政府为时更长更彻底。 　　同时，象我这样的一个美国作家，却已经写了那么多关于新中国的文章和一本书，不仅在莫斯科散布它，而且还相当成功地传遍了东欧。如果斯大林，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脑，这时想要中共等待着莫斯科来承认，而不要由一个美国非官方的新闻记者来为新中国预作宣传，难道会令人奇怪吗?我还考虑到，这时我在东欧各国大力传播“毛泽东思想”以及他的成功事迹，而这个地区这时正为斯大林和铁托之间的斗争所撕裂。我自己虽然从来不是铁托分子，也从来没有说过中国人有“铁托的想法”，但我可的确强调过下述事实：中国革命照抄外国想法和外国模式时，总是不断失败，而只当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实际的领导，革命才得以开始成功。的确，这么说在东欧可能已经使人感到象是在宣扬一种独立性了，而这看起来可能同他们所谓的铁托主义同样危险。 　　这些考虑，使我感到不管我怎样觉得自己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的间谍，而苏联政府，甚至高级领导层，也会找到足够的理由要来制止出版所有我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最少在那个时期是要制止的。特别是要制止即将在布拉格，华沙，柏林，贝尔格莱德等半打以上的共产主义国家的首都，以及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的出版社出版我那本关于新中国的书。因为我已经安排好，要在所有这些首都出版我的那本书了。事实证明，我被捕的主要结果就是制止了它在每个国家的出版，只有法国除外，因为它在那里已经印出来了。 　　所以，我认为苏联控告我是“间谍”是不公正的，而我同时却不想责怪苏联政府。如果是由于下层人员的怀疑和恼怒而这样干的，我觉得我自己在冷战形势下的行动是可以引起这种怀疑和恼怒的；如果是在最上层人物的指示下干的，从东欧的强权政治和苏中关系来看，我觉得不论什么政府是都会有理由要毁掉我的名誉和我的书。 　　我对美国共产党的看法要严厉一些。我认为自从西雅图劳工运动和它那次总罢工的年代以来，在美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共产党之前，他们就熟悉我的工作，这已经四十多年了。我在苏联居住了将近三十年，但是我的实际写作工作并不表现在苏联，而是表现在我为在美国出版而写作，为美国而写苏联革命和其他各国的革命。所以，我认为美共是比莫斯科更能够判断我一生的活动的。他们知道我是在去中国的路上到莫斯科的，而且还是他们促使我去的。所以，我认为他们可以对我在莫斯科陷入困境给以严厉的批评，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应该看到需要进行一些调查，来弄清我的问题，使我可以再从事一些有益的工作。 　　起初可能会这样的。当我刚回到纽约时，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到罗杰先生事务所来看我，说到我给自己造成了“麻烦”时，我回答说，我懂得了不少事情。“我懂得了苏联不是在我们的许多计划中帮助我们的老大哥，而是一个国家，是一个粗暴对待我们工作计划的国家政权。”我还补充说，这样的国家政权，仔细注意它自己的事情是必要的，这是一件好事。我的这些话引起了党派来的那位同志的重视，他要知道我愿意不愿意在国内各地可能安排的集会上出面来说一说这些话。我回答说，他给了我希望。后来的两个星期中，这个意见好象确实被考虑了，但是考虑我的问题的人当中，只有两个人同意这样办。美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的意见是不经调查就接受莫斯科的指控，并且拒绝再见我，他们就象“电讯社”在波兰的代表警告我的“那样的奴性十足，没有指望。”   　　假如党的领袖们同意和我讨论一次那时的处境，即使他们不赞成让我来一次巡回演讲，也是可能找到某些对待那时恶劣境遇的好办法。那时我所要求的不过是寻求一些可以让我在进步运动中工作，而又不致引起冲突的方法。但是，由于党的领袖们连一次会议都拒绝开，更不愿意对我的案子进行半点审查，他们很快就使自己走得更远，试图捏造事实来证明莫斯科的指控正确。所以会这样，不仅是因为一般进步人士，而且很多共产党的一般党员，都不相信我是个间谍。 　　使我认识清楚这点的，是我回到美国将近一年时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时我在东部巡回演讲，当时我的演讲代理人还能够安排足够多的演讲会，来偿付所需要的旅费。那时我在纽约，是在《美亚》杂志的办公室里。我以前曾为它写过几篇关于中国的文章，在纽约我还利用它那很不坏的图书馆，研究我为德波戴公司写的关于中国的书。我突然觉得我到东部已经快一年了，我荒唐地以为，有什么妨碍我直接走到共产党总部去谈一次话。我一定是让他们含有敌意的行动在我心里造成了某种心理障碍了，其实不过是拿起电话来告诉他们，我将去看他们。我刚回来时使他们发生的震动一定已经过去了。于是，我就拿起了电话，拨了《工人日报》的号码，接着问：“这是《工人日报》社吗?”  　　《美亚》杂志社的秘书马上倾过身子碰断了我的电话。她说：“不要以为我想干涉你。在你打电话之前，你必须先看看今天的《工人日报》，否则你是要走进他们圈套中去的。” 　　我拿起她给我的《工人日报》来，在里面的一页上找到了这样的通栏标题：“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自供状”①。我看了这篇文章，同时也看清楚了想要同能够发表这样文章的人去接近，是行不通的。那是从十几种来源拼凑起来的谎话和半谎话，总起来要证明我不仅仅恰好是个间谍，而且还是个托派，是个铁托分子，以及半打以上其他相互矛盾的坏东西。我后来听说，这篇文章是在旧金山拼凑起来的，首先发表在《人民世界》上，《工人日报》是从那里弄来的。几年以后，在莫斯科宣布给我平反后，我接到一个女人从旧金山来的一封可怜的信，她为当年允许用她的名字来搞出这篇文章道歉。我不准备公开她的姓名了。她没有写这篇文章，但是在它上面却签了字。那是一群美共党员编写的，企图以诬蔑我的谎言来帮助莫斯科。这就是由于他们连真实情况都不愿讨论和分析，结果就迫使一个党和它的报纸以及它的党员都落到了这样一种境地。 　　在美共党里有一两个党员曾表示过一些愿望，想弄清我的案情，并帮我回到进步运动中，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他们全都因此而受到了迫害。允许我在帕洛阿尔托举办中国讨论会的那位进步党的县委书记，她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后来被开除出党，她对我的宽大即为其罪状之一。海伦和沃威克·唐普金斯都是美共党员，当我刚回到美国，还在东部住在爱米莱·皮尔逊医生的住处时，他们就从洛杉矶写信给我。海伦首先给我写信说，她开始时完全相信莫斯科对我的指控，但是她是一个专业心理学家，她后来得出的结论是，控告我的罪名不可能是真实的。她说，“一个人在苏联搞间谍活动，并且用谎言掩盖它是可能的，但是不管是谁，象你多年来那样激励别人来热爱苏联，而她自己却一点也感觉不到那样的爱，是不可能的。”于是，她就问我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写了回信。于是，我们之间就开始通起信来，不久她的丈夫沃威克也参加了进来。后来，我搬到洛杉矶以后，我遇到了他们，他们成了我的朋友。 　　尤其是沃威克，他在所有政治运动中都是一个党的积极分子，他同旧金山的州党委很熟识，他特别觉得必须要求他们听听我的申诉或者对我的案子进行一些审查。 　　他的企图失败以后，我建议他不要再进行了。“你帮我是不会成功的”，我警告他，“你只会使自己陷入困境。”我知道他是非常珍视党籍的，我不愿意看到他丢掉。 　　“我不是为了帮助你才这样干的”，沃威克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党的统一完整。”我告诉他，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不再劝阻他了。我也感觉到，对于反对一个党员的案子拒不研究，的确涉及到党的统一存在问题。 　　沃威克和海伦都因为敢于提出我的问题而被开除出了。当党的监察委员会问他们是不是认为苏联做错了时，他们回答说，苏联可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就立刻被指控为“反苏的叛徒”。 　　不管美共对我的排斥是怎样冷酷难受，我一直三年没有承认同它的关系的破裂。许多年来我一直是个秘密党员。我不是一个完全正式的党员，因为我从来没有被准许参加一个组织，也从来没有享受同别的党员一起讨论问题的权利。这是因为党觉得我的最好的工作是继续在苏联生活，并以莫斯科为基地，访问世界各地的革命，同时主要为美国而写作。他们也不要我为党报写作，因为它已有够多的写作者。但是却要我在进步报纸上尽可能获得最广泛的读者。因此，我的党籍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我每隔一两年到纽约来一次，到党的总部直接把党费交给司库。 　　过去这种作法促使我在洛杉矶采取了一种行动。我认为我所处的地位是没有任何机构或党的委员会有权力不听我的申诉，就撤销我的党籍。我就决定交付应交的党费以及通常外加的捐献，并从他们取得收据。我是怀着这样一种念头的：如果一旦给我平反了，并接纳我到党内来，我就能够证明我一直是一个党员。我是通过为党的法律案件工作的一个非党律师来交付党费的。他为我从党的地区组织人员那里取得一张“一位友人”交付的一笔钱的收据。我这样做了两次，第一次付了两年的党费，第二次付了一年。后来，我觉得这是一种无益的，象是有意做作的姿态，而且如果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拒绝同我讲话，我是没有理由一定要同他们讲话的。 　　这时，我已经在进步运动中得到了新朋友和一项不断扩大的新工作。 　　在那些年代里，关于我同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如果不再加一件事情，就不够完整。在纽约的一年里，我试图同陈翰笙通信，我以前认识陈，知道他能提供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可靠情况。以前我写《明天的中国》时，他曾帮过我的忙，我为德波戴公司写《中国人征服中国》时，那是一本更大的书，我再一次需要他的帮助。他住在费城，好象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常到波士顿去。他和任何一个美共党员一样，很难同他讲话。如果我提出要在费城见他，他就会不在费城而在波士顿。不过，我知道如果我为了写中国的书需要他的帮助的话，他一定会答复我，假如急需回答，打电报都行。我欣赏他的这种微妙的态度。由于他极力避免见到我，我不用问就知道：由于莫斯科的控告，要想访问中国是没有希望的。同时我也知道，不论我的什么工作，只要同中国有关，他都愿意帮助我。我非常欣赏这种态度。 　　* * * 　　在从莫斯科回来以后的六年中，我坚定地使自己适应美国的生活，特别是加利福尼亚南部的生活。我没有放弃最后回到中国去的希望，但是我知道，只要莫斯科的控告继续存在，那就没有这种可能。我不抱怨苏联，因为我已经推想出有许多事情是可以促使苏联那样干的，而我在想要得到莫斯科的允许来通过他们的国家进入满洲这件事情上，那样的轻率，甚至惹人恼火的态度，也不是完全无可非议的。我甚至也不埋怨美国共产党，但是当我一再试图同他们联系，并想得到他们的帮助来弄清我的问题，而在三年中连一个简单的答复都没有得到以后，我不再寄希望于他们了。同时，我找到了有益的工作，并且通过工作得到了新的朋友。假如说我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的生活，不完全是我要选择的一种生活，但也不是不愉快的，也不能说是没有成就的。 　　回顾过去，我在这个期间的主要收获，看来是：我有了一种新的自力更生的精神。我首先是在写作方面注意到了这一点。在过去，我的工作主要是一个记者。虽然好的报道总是有创造性的，因为记者要自行选择所要描述的事物，和阐明事件的方式，不过我报道的都是莫斯科表示的观点，或者是别的国家领袖们的看法，而不是我自己的看法。我选择去延安，并写文章讲“毛泽东思想”，这就是说，在整体上支持我所描述的观点。不论在哪个国家里，我的作品都不曾被什么正式检查制度搞走了样。单就过去的这个事实来看，我可以说是一个自由作家。 　　可是，在现在发行我的小型油印刊物《今天》时，我每个月得自己来研究整个世界的新闻全貌，而且要问的不是苏联人或者中国人想的什么，应该传达给美国读者，而是得问我自己什么重要东西是应该传达的。这比我过去报道多少同意的别人的论述更费心思。同时，我并不忽视莫斯科或者中国在说些什么，也注意美共在他们的刊物上说些什么。他们的观点我都重视，但是却不再受他们的限制。《今天》上所写的东西，都要由我一个人来负责。     　　我回想起有一次我去旁听审判西海岸某些共产党领袖的案件。我不是坐在记者席上，而是坐在后面很远的听众席上。那时我早已使自己适应了这样的情况：在这种集会上有些人会同我说话，但遵守纪律的共产党员则不同我说话。我已经完全接受了这种处境，所以报道这次审判时，我不仅能够对于法官的不公正的态度感到相当愤慨，而且对于那位从加利福尼亚北部来的女共产党员那样的勇敢与说明全部共产党案情的口齿清晰，感到真诚的钦佩。而且，我同时对于这位妇女感到一种强烈的羡慕，因为她即使是要受到坐牢的判决，她也远远不象我那样的孤独。她为一群同志们所拥护，而这些人体现着我仍然认为最终必定胜利的世界观。一年多以后，当这位曾经是共产党发言人的妇女，由于某种我从未见到清楚说明的原因而离开了党，这却把我搞糊涂了。不过，我也已经觉察到我自己所写的文章，虽然从未攻击过美共，可是在评论世界大事方面，已经开始不时地离开了他们的看法。 　　在经济方面我也越来越自力更生起来。我本来一直能够用我的演讲和写作使我自己过得很舒适。但是这样的机会突然没有了。在纽约和波士顿，用大力安排定期演讲会来支付我到东部去的旅费，还是有可能的，但是除了旅费以外，我在演讲方面实在是搞不到什么收入的。至于写作，自从德波戴公司出版了我写的关于中国的书，由于共产党控制的书店的抵制，没有能使出版社挣到钱以后，没有人再要出版我的书了。我初从莫斯科回来以后，《国民前卫报》支持我在他们的报上发表文章，后来也曾建议我再给他们写些文章；可是，这一努力失败了，部分原因是，《前卫报》抗不过美共的严重反对；还有部分原因是，我自己寻找写作材料很困难。 　　没有作家能在真空里写作，特别是记者，确实如此。我记得《前卫报》要我写一些关于加利福尼亚山谷地区的农业季节工的事情，听说那里的孩子们饿死在沟边帐篷里。我开着我自己的小汽车，开过群山到了贝克斯菲尔德和弗雷斯诺，在城里和在那个山谷的农业地区辛苦地工作了好几天，却没有写成功。我感到所有我过去的作品，都是依靠同熟知情况的当地人谈话才写成的。为了写农业季节工，要想取得写作材料的正常方法应该是先同当地劳工领袖和为帮助季节工人而进行组织工作的当地共产党员去谈话。可是这些人是不愿意同我讲话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是不可能写出什么《前卫报》能够接受的东西的。 　　职业写作和演讲不能维持我的生活，我就有时能做别的工作。并不只是我有这样的问题。在美国很少有革命的作家能够专靠写作来生活的。有几个人以重建和改装房屋来补充他们的收入，我就采取了这个办法。可我从来不是一个熟练的木工，不象小鲍威尔那样。他从中国回来时，发现他在上海长期作编辑的经验不能使他在美国找到一个职业，他买下了一座又一座的小房子，他一面住在里面一面改造它，他这样来生活并养活他的妻子和小孩。他可以用自己的手来增加几间屋子。我缺乏这种技能，但是我很快发现我有本领去找到那样的旧房屋，由于建筑上的缺陷或者由于房屋安排上的不合适而卖不掉，只能廉价出售。我就买进这种房子，并住在里面，我能重新改造，使我最后能以相当高的价钱卖掉。在这方面我不久就发现了那些年代里美国经济方面持续的通货膨胀帮了我的忙，这就是说，在房屋交易上，加利福尼亚的房地产价格，用美元计算起来，总是在上升的。 　　我从来没有整天干这一行业。很早以前，在大学的最后几年，我就是自己一面学习一面工作过来的。那时我就明确地认识到，如果学生们能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教育上，而同时又能以临时职业来维持生活，但在毕业之后，他们却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营生上，那是非常愚蠢的。之后我就确定将来我一定要选择一种我愿意做的工作，而不管我能不能以此为生。假如有必要，我就以副业来维持生活。我又受到卡雷顿·比尔斯的一种说法的影响，当他在墨西哥呆了很久，回来对我说；“我发现不论在哪个国家，一个聪明人实际上不会因缺少工作而饿肚子的，同样也不会挣大钱的。”于是，我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买进和改造房屋方面，而是放在写作《今天》期刊上，以及作为写作材料的旅行上面(例如到危地马拉的旅行)。买卖房屋是一种副业；在这方面我很快就确立了一条原则：除非是我个人愿意住的房子我不买；同时，除非便宜、合算，我也不买。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从帕洛阿尔托到洛杉矶，由于种种原因我搬了好几次家。我总是买进我要住的，而且要比付房租便宜的房子。我学习了一些房屋修建方面的小手艺，我能够自己来油漆屋内，有时甚至屋外。我发现我从事这一副业的那些年里，改善我住的房屋，不仅能挣出维持我的生活费用，而且我在银行的存款也增加了。 　　① 它是用读者来信的形式登在1950年1月25日纽约《工人日报》上，几乎占满了第八版的整个版面。——译注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录/（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陈裕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