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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失去了“我的美国”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朱荣根等

最后不是我一个人发现了阶级斗争，而是阶级斗争发现了我——就象在本世纪头五十年中，它不断发现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一样。他们眼看着自己的国家，从一个由“自由和平等”的移民组成的充满开拓精神的国家，变成地球上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西班牙战争所开始的历程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完成了：美国成了主宰世界的银行家，而不再是世界的开拓者了。 　　曾几何时，一个铜板的甘草浆，被看成是童年时代的享受；劳动者为一天一个美元而工作，却向往着成为百万富翁，成千上万的穷苦人离乡背井，涌过埃利斯岛①，在美国这个大熔炉里接受考验，受到剥削，最后被美国同化。现在，这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着富饶的自然资源和地球上几乎所有民族的聪明才智和旺盛的精力，地球上效率最高的工业部门一个个地形成了。货物越堆越高，但产生的问题也越来越多。青年人的理想，从要成为一个边远地区的开拓者，转向渴望成为一个伟大的工业家，就是最没出息也得做个超级推销员。一方面产品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就业机会却越来越少。 　　为开发森林和矿产的宝藏而进行的斗争，迅速地使拓荒者们结成了各种联盟。这不是那种把我排除在社会主义营垒之外的阶级阵线，而是一种“普通人”和掠夺他们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大亨们、铁路大王、木材巨商将公共财富占为己有，而普通公民的权利横遭践踏。普通的西雅图人，想要建设公园、游乐场、游泳胜地，以使我们的城市更适合美国人居住，但是我们发现，湖岸和普吉特海峡海滨的使用权都被吉姆·希尔铁路公司永远霸占了。而被我们称为可恶的“章鱼”的西雅图电力公司，也趁机收取很高的照明和动力用电费，将正在挣扎着的、同其它地区竞争的地方工业活活地扼杀了。 　　发展中的美国西部的生活充满了类似的斗争。那一时期的通俗小说反映了这种斗争。小说中的主人公英勇无比，不依附于任何势力，充满朝气，有胆有识，用种种合法的(偶尔也用一些不合法的)手段来战胜章鱼——由纽约方面在经济上撑腰的横行霸道的恶棍。结局总是主人公获得胜利，但不知以后他是否也变成了章鱼，对此，小说从来不交待。小说总是圆满结束，就象同一时期的性爱小说一样。 　　我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来到西雅图的，当时欧洲人民正在死亡的痛苦中挣扎，但美国却隔岸观火。我父亲比我去得早，他去时我还在芝加哥读最后一年的研究生功课。我的母亲早就去世了。几年中我一直在全国各地组织儿童福利展览。但自从归美国儿童局和拉塞尔·塞奇基金会领导后，这种展览越来越标准化了，它告诉当地居民应该相信什么。意识到整个社会阶层的生活都被自己组织起来时的那种激动心情，再也体会不到了。一九一五年我在旧金山的巴拿马太平洋展览中心替美国儿童局办了最后一次展览，接着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组织了一次“儿童兴趣”的“展览调查”，展出了孩子们的玩具和动物，还展现出他们的业余爱好。以后我再也不愿回到华盛顿特区去过那种单调的生活了。 　　由于工作关系，我到了太平洋的东岸，在那里找到了摆脱孤独感的一种新的安慰——与群山作伴。在旧金山，我们经常到塔马尔佩斯山远足。到波特兰后，我又经常和一个名叫马扎马斯的登山爱好者团体一起活动，该组织曾征服过西部森林的荆棘，还爬上了胡德山脉的冰峰。我对新发现的原野充满着激情。我开始寻找越来越难以攀登的山坡，征服一座座山峰。十一月，我组织了第一次冬季攀登胡德山脉的活动，中途不期遇到了暴风雪，差点儿把我们四个人卷走。我们花了一整夜的时间赶紧摸索着下山，那时，整个苍穹没有一点星光，乌云将天空遮得漆黑一片，我们刚离开，暴风雪就扫过了山顶。 　　我们回到波特兰，其他比我们谨慎的马扎马斯成员责备了我们这种拿生命当儿戏的愚蠢鲁莽行为。“你们此行毫无科学目的，你们去干什么?仅仅是为了创纪录。”我争辩说，我们至少了解了山顶在冬季是积雪还是冰峰，从前谁也不知道。但事实上这不是驱使我登山的原因。我该怎么向他们解释我的欢乐呢?当人的意志战胜了肉体的疲劳痛苦，征服了貌似不可征服的荒凉自然界时，是多么欣喜若狂啊!我在举办儿童福利展览期间，社会交往非常广泛，我曾把这种社交生活称为“创造上帝”，后来又称为“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但那种生活莫名其妙地离开了我，我又一次陷入了孤独的境地。现在，我拥抱孤独，称之为自由，就象我们的祖辈艰苦创业时一样。我非常喜欢我青春的力量能征服原始荒野，我可以将大自然令人目眩的美丽景色尽收眼底。我知道，随着年龄的增加或体力的衰弱，我总有一天会失足摔死在山崖或冰川之上，但这只能使我更加迷恋大自然这些茫茫的上帝。以后五年里，这一直是我陶醉的新天地。 　　对西部山区的热爱，加上我对父亲的孝心，使我决定在西雅图定居下来。在前几年的展览生活中，强烈的独立欲望使我能将我工资的一半存起来，现在数目已相当可观了。我象百折不挠的创业者一样，坚信我想要工作，就一定能找到。同时我也帮我父亲看看家，并参与了西雅图日益沸腾的生活。 　　我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二年到西雅图的，这个城市当时被列为进步的城市。公众一直反对代表来自纽约的垄断资本的“反动利益集团”。商界有两个组织。商会由木材和电力等大公司组成，代表着“反动利益集团”。比较年轻和进步的商人组织了一个充满民主气氛的商业俱乐部。他们组织郊游、沙滩集会和烤蛤蜊会餐等活动，同周围的农民交往。他们同这些农民一起，要求市办港口、仓库、电力、公共汽车等行业，以便使农业和独立商业在这些廉价的公共设施的基础上兴旺起来。他们受到了同样进步的中央劳工理事会的支持。中央劳工理事会由市内各工会派代表组成，其口号是建立一个工资高、住宅完美的城市。 　　每次艰巨的竞选斗争，只要真正唤起了公众，总能击败那些特殊利益集团。也许其他城市会安于受一个腐败政府的控制，但我们决不会。政治候选人总是拒绝商会及其喉舌《西雅图时报》的赞助，因为接受这些利益集团的财政捐助无异于走上一条失败的道路。年轻的商人和颇受尊敬的技术工人一起成功地使一家家企业归市所有。市营电灯公司战胜了电力托拉斯，市营码头的规模也远远超过了私营码头。西雅图成了公有制的乐园，别的城市不断派代表团前来参观。 　　但是，尽管进步力量取得了胜利，但西雅图电力公司，也就是电力托拉斯，仍然兴旺不衰，还攒了不少钱。人们开始听说，西雅图电力公司乐得把边远地区的照明任务推给市营电灯公司，这项任务耗资很大，因为用户分散在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山区内，但市营电灯公司无法拒绝这项任务。而西雅图电力公司则负责向市中心工业部门提供电力这一有利可图的业务，电费由双方协商而定。市营大码头必须承运农民的易坏易损的产品，还得替货物保险，而私营码头则专门挑拣有利可图的顾客。进步力量经过反复斗争，终于接管了市内街道车辆，但他们发行债券购买市内电车所花的钱，使电车原先的主人发了一大笔财。汽车和公共汽车已开始出现，这些电车的主人们即使继续经营下去，也攒不了这么多钱。但西雅图进步的市民仍在继续斗争，他们说：“为了自由必须始终保持警惕”。他们希望只要保持高度警觉，他们就能找到一些公仆，他们只拿几千美元的薪水，却和拥有几百万美元资产的私营企业一样聪明。我们找到了几个这样的公仆，但起不了什么作用。 　　进步力量要求我竞选教育委员会的公职。多年来，他们一直希望有一位妇女参加这个委员会，因为二十年来，它一直是由银行家和商人组成的。我们政纲的要点，是将学校建筑广泛地供各类公共会议使用。这项提议，迎合了各种小型俱乐部、会社、合作社组织、自由和激进的协会的要求，他们都希望有个体面又不十分昂贵的集会场所。 　　由于我刚从美国儿童局工作回来，具有哲学博士学位，并著有两三本书，我作为市里的候选人，很容易就被大家接受了。大学俱乐部支持“由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去对付白手起家的商界人物”。工会组织则支持“学校应该由教师和母亲们主持，而不是由资本家主持”的口号。我父亲的声望对我帮助也不小。他曾说服牧师联合会用劳工代表替换教会的代表，并支持过地方上的几次罢工。那时学校的选举不受重视，少数市民即使参加了，也是无精打采的。一般总是由委员会通过对教师施加压力来控制选举的。我轻而易举就当选了。 　　我们进步派人士兴高采烈。二十年来第一次一位妇女被选入了教育委员会，我们击败了特殊利益集团。我们竟然大胆地将一位不受他们欢迎的新人塞进了他们把持的教育委员会，这使他们大为恼火。他们将来要同我较量的。但他们也并不十分担心，我毕竟只是五位委员之一。作为对新成员的礼貌，其他委员让我作些改动以后很容易地通过了关于各类市民集会可以使用学校建筑的决议。有一次我审慎地利用宣传手段，成功地阻止了利用我们的中学招募未到年龄的志愿兵的行动。但除此之外，这个委员会每星期不断打搅我，叫我参加各种拨款计划的投票，而拨款干什么，我却一无所知。他们从来不讨论有关教育的问题，而只是推给校长们了事。教育委员会成员感兴趣的是煤气和取暖设备的合同、在重要地区兴建房屋，以及如何花费公共基金。我参加了他们一年多的会议，甚至还不清楚他们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手脚是否干净。其实他们倒也用不着贪污。兴建公共设施地址决定权对他们来说已经够了。这方面的情报就是金钱。对我来说，这些会议是一生中最枯燥乏味的时刻。关于电器开关和下水道安装，可以花费很长的时间来辩论，但对教育的宗旨和方法却一字不提。 　　与此同时，在体面绅士很少涉足的耶斯勒公路以外阴湿的低洼地中，新的势力正在默默地形成。庞大的木材托拉斯，通过偷窃或其它手段，占据了西雅图周围几十万英亩的公地。在战争的刺激下，他们扩大了伐木的规模。粗暴好斗、拚命干活、酗酒狂饮的伐木工人们为获得适当的工作条件开展了斗争，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随着冬天的到来，他们流浪到西雅图便宜的住宿区，成为妓女、雇工老板、拉选票的人和煽动家争取的对象。他们有自己的活动大厅，但经常遭到警察的袭击。那里时而发出争取正义的声嘶力竭的吼叫声，时而举办社交晚会。就是在那里，我们这些西雅图体面的进步人士第一次见到了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 　　这些新来的人很少参与政治活动。他们是流动劳力，没有合法的选举权。这些漂流不定的人口只有在政客们的指使下或用非法手段花钱收买他们的选票时，才会参加选举。于是他们成了“对真正市民的威胁”。但他们却是真正的美国人，大多数定居的市民还比不上他们呢。他们直接继承了富有斗争性的开拓者们的事业。象先辈们一样，他们膂力过人、气吞山河，对自己伐木筑路、开垦人迹罕至的荒野的力量引以为豪。他们现在的壮举，却不再是为了在边远地区建立自己的家，而是奉铁路和木材巨头的命令干的。张张选票包含着多少辛辣的讽刺啊：他们“为整个世界安家立舍，自己却无家可归。”他们把自己的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大厅称为“无家可归者之家。”但即使他们对剥削者的仇恨，也染有屈尊俯就的色彩，完全是劳动者对悭吝精明的城市人的卑视，虽然他们对这种城市习气毫无办法。他们心目中的英雄还是保罗·布尼安，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伐木工人，而不是工业家或银行家。他们鄙视后两种人。他们没有欧洲农奴的传统，也没有这种传统所产生的认为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发展的这种观念。 　　但他们进行着阶级斗争，因为本来他们是自由的并能得到更大的自由，但现在却在慢慢地、不可思议地、无可挽回地变成奴隶。他们把这种斗争也带进了西雅图市内。这种斗争，已不再是工会想通过增加工资分享一点企业的利润而进行的缓慢的讨价还价，而是为争取基本的人权而进行的严峻、血腥的斗争。它采用了各时代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思想和语言，如工团主义，“国际”，“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等，同时也广泛地继承了美国拓荒者的传统，他们对艰苦和死亡满不在乎，崇拜强壮的体力；他们强调个人，讨厌纪律的约束，但又善于共同奋斗；他们沉默寡言，而又非常重感情。 　　这些美国的传统，使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在战前的西部能经常冲破阶级藩篱，赢得倡导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各阶层人士的支持。在出产木材的小镇中，由于居民们主要依附于木材公司，所以他们把产业工人当作阶级敌人而进行无情的斗争。但在象西雅图这样的大商业城市中，有许多小商人，他们必须依靠伐木工人干活才能经营，同时又受到大商业的压迫。在这种城市里，战斗的伐木工人拥有支持者。他们利用言论自由进行斗争。他们蔑视警察们对他们采取的非法行动，他们主动踏进监狱的门，使地方监狱水泄不通，人满为患。由于要审理的案子太多，地方法律机器陷于瘫痪。大多数普通市民还没有忘记拓荒者的艰苦生活和勇气，他们对这种行动颇为赞赏。 　　饱受战争创伤的欧洲迫切需要木材，国内生活费用也不断上升，西雅图周围森林里的斗争也随之加剧了。突然，附近二十英里远的一个港湾传来了“埃弗雷特大屠杀”的消息。地方警察屡次蛮横驱赶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会员。工人们用自由言论的斗争形式加以回击。附近城市和伐木营地的几十名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成员赶到埃弗雷特，到大街小巷游说，准备受拘捕。警察用棍棒和短枪将他们打了出来。他们立即在引人注目的埃弗雷特广场举行了集会，西雅图的工人们也驾驶着一艘名叫维罗纳号的船一同赶去，因为所有公路和铁路都被埃弗雷特市当局派人巡逻。在码头上他们遭到了武装人员的拦阻，而一些工人手中也有武器，因而导致了一场冲突，结果码头上和维罗纳号轮船甲板上抛下了许多工人的尸体。维罗纳号撤回到西雅图，全体乘员遭到了拘留和审讯。 　　美国报界对此颇感兴趣；我为《纽约晚邮报》采访了审讯过程。我无意介入斗争的任何一方，我只是客观地发新闻。这则报道使那些相信新闻客观公正的美国老百姓感到吃惊，因为我写道，每一次都是警察和私人木场的警卫首先殴打和枪击在街上发表演说的工人。木场警卫首先对维罗纳号轮船开枪，并在其驶离时继续射击，但他们中却没有一个受到拘留。谁也没有看见在法庭上因谋杀罪受审的工人有过枪，最多不过是船上某个煽动者开的火。《纽约晚邮报》发表了我描写太平洋东岸这种赤裸裸的不公正审讯的文章，西雅图进步人士从中看出了利益集团的卑鄙，变得更加进步了。 　　我早已被教育委员会保守会员称为激进分子了。在违背商人集团意志的情况下我被选入教育委员会、我在《晚邮报》上发表关于埃弗雷特审讯的文章、我对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总部频繁的访问和对它的领导人的支持，所有这一切都变成了他们对我罗织的罪名。我们进步人士对“激进”这个词非常憎恶，我们并不想连根刨掉什么东西，我们只是在继承美国好的传统，使我们的国家不断进步，不断完善——利益集团攻击的，正是这种传统。 　　到1916年年底，事情已经非常明显，各种强大的势力正在把美国推向欧洲的战壕。但“我们美国的”的先驱者留下的传统是反对“把自己卷入的联盟”中去。同这种消极的反战情绪相辅相成的，是我们有一种积极的坚定信念，认为所有国家、所有民族中最优秀、最有朝气的人都已来到美国寻求自由。我们必须为全世界维护自由和民主。上帝，或者说自然界，或者说命运，将各民族探索的人们带到世界上最后一个自由的国度，最后一个边疆。我们这里无比富有，人民繁荣自由。除非我们同压迫者决一死战，否则整个世界末日将至。整个世界注定要被利益集团吞噬，他们已经吞下了整个欧洲，将它变成了地狱，他们在纽约通过木材托拉斯和西雅图电力公司向我们开刀。而我们的斗争目的非常明确——保证美国不介入战争。我投身到反备战同盟、反军国主义协会和紧急和平联合会的活动中去。和平主义者、自由派、激进派和进步人士利用这些变化迅速、数目众多的机构，竭力阻止美国走向战争。这些组织在东部、纽约、华盛顿、费城等地相继冒了出来。它们的领导人形形色色，也许还相互冲突：有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还有各种色彩的和平主义者。我们太平洋沿岸各州从来不分领导派别，全都走到一起来了，其中有好多反对战争的派别。我们每星期都在一个餐厅里聚会一次，有时还兴致勃勃地去参加星期天的群众集会。对于来自任何全国性团体的演讲者、鼓动会和小册子，我们是一概欢迎的。 　　我们之间在方法上存在的唯一争议是，究竟我们的集会要不要挂美国国旗。一些社会主义者反对“崇敬国旗”，一些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会员也把国旗斥之为“暴发户的旗帜”。我们对他们说，别太沮丧了。国旗是我们大家的旗帜，是地球上所有被压迫者众望之所归。暴发户想窃取它，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美国有些地方情况很糟，但只是暂时的。美国确有坏人，但他们终究要被推翻。美国现在也有利益集团，但全体自由公民正在警惕地同他们作斗争。“我们的美国”是一个民主共和国，由它的公民的意愿统治着。它是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度，是全世界的先驱者的国度。 　　我们的观点赢得了赞同，和平主义者的群众集会上飘扬起了国旗。我们的美国不会走向战争，它主张和平。我们的美国在“他使我们不介入战争”的口号下，选举了威尔逊当我们的总统。 　　威尔逊就任后，战争更迫在眉睫，我们决定“给反战的总统助一臂之力”。我们在全国进行了非正式的民意测验。我在西雅图也组织了一次。我们派数以百计的人走上街头，进入商店和工厂，向公众递送征询意见：“你是否坚决反对在任何条件下参加欧洲战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作出了肯定的回答。我每天把这种民意测验的结果随时报告国会。其它城市进行着同样的活动。我们了解到了人民的意志。我们知道国会也了解到了人民的意志。 　　尽管人民反对战争，可是利欲熏心者却盼望战争。美国终于抛下了我们，同欧洲一起走向了战争。战争在迫近，我们的反战备同盟、美国反军国主义协会和紧急和平联合会的地方组织日趋衰弱。许多颇受尊敬的会员转而做起了战争准备工作。妇女俱乐部的主任“转而支持总统”；家长教师组织的头头，曾在国旗飘扬的群众集会上勇敢地发表维护和平的演说，现在也干别的事情去了。每星期一次的聚餐会，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少。宣战以后我们还开过一次会，我仍然是这个组织的秘书。我看着空空的桌子，心里真不是滋味。“只剩下了几个社会主义者和一些无主见的人，”我开口说道，“有名望的人都远走高飞了，剩下的人什么事也干不了。” 　　我们把这个会议改组为反征兵同盟，并决定同东部出现的同名组织取得联系。我要他们另选一个秘书。“反征兵是男人们的斗争，”我说，“我很快就要去山里夏令营了，我不会老呆在城里。” 　　其实是因为我的心都碎了，勇气也已泯灭了，所以我才离去。生活中任何事，包括我母亲之死，都没有象此事这样动摇过我灵魂的基础。斗争失败了，永远地失败了。“我们的美国”死了。利欲熏心者、军国主义者和利益集团践踏了它，并让它听从他们的使唤。我不能象某些人那样，以“这是一场保卫世界民主的战争”自欺。我看见，宣战之日，正是民主被扼杀之时。人民需要和平。利欲熏心者想要战争——他们如愿以偿了。我生活的基础有着很大的错误。我不知道如何重新起步。 　　象一头负了伤的野兽，我躲进了深山。象旧时代的先驱们一样，我因不能正视人类社会的问题而逃进了较为原始的荒野。周复一周，我在雷尼尔高高的小坡上忙着打点行装、准备日用必需品、做饭、爬山。每天，我带着大家在冰川上行进八到十个小时。我们拿不到什么报纸，来了我也不看。对战争我避而不谈。我陶醉于森林、山岩、冰川。我二十四小时不停地爬山，使自己精疲力尽。青春、信仰、“我们的美国”，俱往矣!我不能正视我的世界成为一堆瓦砾。 　　① 埃利斯岛，纽约港之一小岛，昔日前往美国之移民的登陆处。——译注 　　 斯特朗文集（1）/（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朱荣根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