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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认识了世界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朱荣根等

人们会从自己负责的第一项工作中得到很大的启示——这种启示，远非学校所能比拟。 　　我在芝加哥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回到了西雅图(我父亲已经搬到那里去了)。我和父亲一起想出了一个主意：举办“了解你的城市”讲习会。我们举办有关风俗习惯的讲座和讨论，结束后，大家便一起去郊游。郊游在当时地处边远的西部地区开始盛行起来，因为刚搬进城市不久的居民们已经开始产生了城市意识。但我本人工作能力受到的第一次严峻的考验，是在纽约儿童福利展览上。这项规模宏大但组织混乱的展览，旨在把城市中影响儿童福利的各种因素一览无余地呈示在人们面前。展览的组织者是位梦想家。展览最初还是由他设想出来的，可他却没有能力将它付诸实现。后来在冗长的改组工作中，有能力的人才被逐渐提拔上了领导职位。我开始时仅扮演着一个无关轻重的角色，后来他们请我担任了管理处的秘书。所谓管理处，其实只有新来的主任和我两个人。我们负责统管整个展览。结果我们工作得非常出色，在纷繁的事务中我做得有条不紊。 　　但紧接着事情起了微妙的变化。刚开始时主任逢人总把我介绍为“我的副手”，但后来就称我为“我的秘书”了，最后就是连介绍也免了。我觉得很不舒服。但我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去寻根究源。一方面这可能是由于主任的妻子对我产生了嫉妒，另一方面很明显则是这位职低位卑的老人对我的成功非常眼红，他由于我而想损害整个展览。 　　了解了这些原因，我还是不能消解我心头之气。这老头比我聪明吗?当然不。他为什么要用这些不高明的手法来搞垮我呢?我开始担心起我自己的工作能力来。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几个月前，我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我努力克制自己，同他保持距离，我的精神都崩溃了，但受的震动还没有这次大。因为男女之情人皆有之，所以那不过是一次小小的不快罢了。我的工作能力却是我赖以生存的支柱。谁攻击我的工作能力，谁就是想要剥夺我生存的权利。美国失业者正是因为这一点而消蚀了勇气。 　　我原先曾在拉塞尔·塞奇基金会工作过一段时间，在那里我结识了伦纳德·艾尔斯。他那亲切而睿智的话语，我一直牢记在心里。但他知道我心境不好，就邀我一起吃午饭。“我教给你怎样防止别人危及你的地位，”他说，“你很聪明，肯定一教就会。不过我想你不会照我说的去做的。” 　　我听出了他话中蕴藏着激将的意味。“你只管告诉我吧!”我嚷道。 　　“在每项伟大的工作中，”他慢条斯理地说道，“总有成百上千的人在认真地工作，但也总会有那么一个小人，从中捣蛋。他能力可能不大，但造成的破坏不能低估。一个人一旦知道自己注定会失败，就会试图伤害成功者来发泄自己的怨恨。他冷眼旁观，研究着整个机构的运行，琢磨着从哪里下手去捣乱。结果他东插一手，西插一手，进行捣乱。而成百上千的认真工作着的人，则由于没有时间仔细研究他的手段，而被弄得无所适从，不能准确地发挥作用，整个机器当然也就运转不灵了。” 　　“对，太对了!”我嚷道，“完全象你说的一样，但怎样才能制服他呢?” 　　“你需要做的，”艾尔斯说，“同样是袖手旁观，研究如何操纵，并花些时间，看看他是怎样捣鬼的。这样你就可以用别的办法进行操纵，从而击败他。你比他可聪明多了。” 　　“但我们的工作不是落空了吗?”我近乎失望地叫道。 　　“对”，他笑着说道，“工作当然会落空。” 　　“我可不能那样干，”我嚷道。 　　“我早就说过你不会那么干的，”他笑了笑，“但现在你就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一个组织者首先需要作出的选择之一就是这一点。” 　　二十五年来我一直记着这些话。艾尔斯不愧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纽约儿童福利展览中他教给我这条规律，后来我就通过这条规律理解了为什么苏维埃俄国会存在广泛的捣乱行为。“一个人知道自己注定会失败，就通过伤害成功者来发泄自己的怨恨。”有时人们必须停止工作来铲除破坏者，俄国内战期间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法；有时人们却又不必斤斤计较，而应该继续从事稍显混乱的工作；有时则应该派一些人专门去查获和制裁破坏者，但这样一来，这些人在生产过程中就很难和大家保持同志式的关系了。但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我们都必须仔细分析、深刻理解自己面临的选择。 　　在纽约和芝加哥的儿童福利展览中，我是秘书，或者叫副手。在堪萨斯城，我第一次成了主任。我从一开始就在那儿，帮助筹建组织机构。这一次，组织机构是根据民主的形式建立的，我自己的传统和堪萨斯城的传统——西部开拓者的传统——决定了我们采取这一形式。这种民主的形式在纽约展览的组织中没有采用，在芝加哥也仅仅得到部分采用。刚开始时理不出什么头绪，我就组织了许多委员会，分别负责健康、住房、教育、娱乐、童工等一切与儿童有关的领域。我想了解委员会每个成员对生活有何追求，他们最想为本市的儿童做些什么。由于世事繁杂，他们多年来对这些问题一直置之脑后。他们感觉到了这一点后，我就通过照片、图表和模型来表现他们的想法。就这样，大家热情很高，委员会也越干越有劲。很快每个委员会都提出了一个有关儿童的计划，有健康计划、住房计划、教育计划；还有娱乐计划、反对童工计划、母亲补助金计划和最低工资计划等。 　　一个集体的计划就这样从毫无头绪的现实中产生了，尽管开始时很缓慢，但后来发展得越来越快，接着，我们唤起了整个堪萨斯城来支持它。图表、展品、实际操作、由千百个儿童表演的体操和民间舞蹈，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父母。每星期有十万人怀着改善儿童生活的强烈愿望来参观市内这座最伟大的建筑。城里的政客们对此大为吃惊，他们开始认真考虑我们提出的十几项法律草案、改革和建立新机构的建议。在美国我们称这为“公众舆论的力量”。现在看来，这里面究竟有多少是舆论的实际力量，有多少是有组织的虚张声势在起作用，实在难以估计。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的确迫使一些政治家投票赞成对一些机构拨款及通过几项新的法令。 　　我处在这一生活的旋涡的中心。我使我们的组织机构能平稳地运行。有时我调一位先生到某个委员会里使他能更融恰地工作；有时我又帮助一位女士用最有效的词语来表达她很好的想法。就这样，我仿佛摸到了堪萨斯城的脉搏，直到最遥远的郊区。就关心儿童而言，我的脉搏和堪萨斯城的脉搏一起跳动着，而我让大家看到了这根脉搏的跳动。 　　鲁思·怀特象我一样，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女孩子，她主管着“生活水平和最低工资委员会”，已成为我的好朋友。当时的某个晚上，我对她说道，“现在不存在上帝，但将来会有一个。假如你认为上帝是高高在上，永远是神秘莫测的话，那么你就不值得去多想了，因为你永远也不会了解上帝。他置身于尘世之外，最多不过象有朝一日会撞毁地球的彗星一样。我们总有一天会撞上神秘莫测的东西而一起毁灭的，但是我们在安排生活时，从来不考虑彗星。” 　　“可是，如果你认为上帝是普通人所具有的一种思想意识，这种思想意识理解并重视每一个人，引导他们进入尽善尽美的境界，那么很明显，现在世界上这样的上帝是不存在的。但世界完全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治理。我们人类会一点一点地造就这种超级思想意识。就象我们在堪萨斯城办展览一样，通过发掘人们的共同愿望，加以组织，使越来越多的人关心世界，为之考虑、筹划。到了一定阶段，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思想意识的结合体，它来源于众人，重视众人，并将引导众人的能力去谋求尽善尽美。这样的上帝是值得存在的，但今天还没有这样的上帝。” 　　就这样我在一九一一年堪萨斯城儿童福利展览上发现了世界。以后我一直用我在第一次负责的工作中得到的体验为依据来观察世界。就在同一个星期里，我发现了社会主义。 　　贝拉米《回顾》一书，激起过我青春的幻想。在这短暂的幻想中，我第一次了解了社会主义一词。但现在，在堪萨斯城，作为一个劳动力雇佣者，我又了解了社会主义。帮助我们设计各展览厅和中央庭院的建筑制图员在开幕的那一天挤过蜂拥的人群，过来问我我还需要留他多久……“并不是我想走，但我应该了解一下。我看得出，星期六以后这儿就没有我干的事了。” 　　“是的，星期六以后是没事可干了，”我回答。实际上他的工作早该结束了，是我多给了他一个星期的时间。开幕时一忙，我就把这给忘了。 　　当天夜里，我发现我并没有忘记。我们爱驾驶汽车的人知道有所谓转折点的时刻。洪水慢慢汇集在大坝的一侧，神不知鬼不觉地漫过坝顶，汹涌奔向一个新的渠道时，就是这种转折点。那天夜里对我来说就是这种时刻。开幕式使我感到又疲倦又兴奋，我久久不能入睡。而制图员的话又一字不漏地在我耳际回荡。我知道，他有妻子，还有两个小孩，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工作了。我知道他找工作的前景非常黯淡。我，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和他素昧平生，为什么有权剥夺他的生存权利呢?他的妻子和两个幼儿对此可能无可奈何，我虽然是个旁观者，却有话要说。多么可怕的现实啊! 　　不眠之夜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我从容冷静地追溯着往事，我终于认清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我不能为他提供工作，我必须“对预算负责”。我们的委员会也不能给他工作，因为展览工作已经就绪。谁能给他一份工作呢?我寻遍每个角落，想给他找份合适的工作——他和每个愿意工作的人都应该有一份固定的工作，我找遍了全美国，我找遍了全世界，但我找不到，因为这样的工作根本就不存在。整个世界一片混乱，十分可怖，没有一点安全感。人们告诉我的改革方法，没有一个能扭转这种局面。那天夜里我全试过了。唯一能够解救的方法，是创造一个结构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那里，劳动、工作和工资都是公共事务，而一切制约他们的因素也为全民所有；在那里社会组织分配工作，限制一定的劳动时间，照顾好所有的工人、正在学习的孩子和完成了工作的老人。这符合常识，这就是效率，这意味着消灭一切混乱和浪费。我的知识告诉我，这种社会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我必须成为社会主义者。 　　就这样，我开始谴责资本主义，不是因为我个人身受压迫，而完全是出于资本主义教我的对工作效率的崇拜。我走的这条道路鲜为人知，但必须加以研究，因为以后许多人还会走这条道路的。正如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造就了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一样，资本主义在它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心中建立起来的效率准则，也会最终导致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谴责。但是，当我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人们对它既没有规划出来，也没有予以承认。 　　翌日，我匆匆赶到鲁思·怀特处，把我的发现告诉了她。我才了解到她刚从麦迪逊回来，并且在旅途中也发现了同样的道理。她向朋友们叙述了堪萨斯城女工的工作条件。他们责备她道：“你说话的口气真象个社会主义者。”……她心里一怔：才知道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她对朋友说，她的确是这样的人。 　　后来的几天，我们的那股高兴劲是从来没有过的。我和鲁思发现了人生的追求。我们应该用毕生的精力来促使社会主义的实现。道理是如此简单，但为什么就没有人想到呢?几天的兴奋过去之后，我们开始四处探寻其他社会主义者。只有团结在一起，我们才能改造这个世界。我们知道堪萨斯城一定还有社会主义者的。但我们只听见一个人讲过社会主义，他就是在堪萨斯城《星报》工作的丹特·巴顿。他以社会主义者著名。不过为了生活，他作了妥协。 　　我们去找丹特·巴顿，向他打听到哪里才能加入社会主义。他疑惑地打量着我们，细细体味着我们那种年轻人的激情。我仍然记着这决定性的一天。当时，正斜的太阳正将阳光从窗户里透进来，洒在楼房的地板上。“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你们相信阶级斗争?” 　　说来也叫欧洲人和苏联人难以相信，我们当时茫然地回答道：“阶级斗争?什么是阶级斗争?” 　　我上过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平时广泛接触社会，还做了两年的改革工作，然而丹特·巴顿的话却使我不知所云。那时美国的大学生活就是这样，把我们同这些概念完全隔绝开来。即使偶然听过一些关于马克思的传闻，但我的整个学生生活也会使我尽量不重视他，最后把他置之脑后。他们并不反对马克思，只是对他不加理睬。如果说我曾听说过巴黎公社的话，那肯定是在含糊地提到一八七〇年一八七一年法德战争以后动荡岁月的时候。甚至若干年以后，我在俄国听到这一字眼时，还以为他们指的是法国革命呢!不仅仅在学校里，其实在美国整个中产阶级的生活中，人们总是闭口不谈这种知识。也许我在芝加哥西部听说过社会主义，但即便听到过，那也只是在绝缘面上轻轻擦过而已。 　　丹特·巴顿将阶级斗争的含义告诉了我们。我们当然不能相信。看来阶级斗争太可怕了。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组织美好世界的办法，我们要对各种身份的人进行宣传。我们想和具有同样想法的人联合起来，共同向世人解释，怎么会有人反对我们呢?如果知道有过更好的生活方式，谁还会想继续生活在腐败的资本主义社会呢?也许一些铁了心的“坏人”和象阻挠纽约组织工作的人那样天生的破坏分子是例外吧。但他们并不难对付。 　　可是阶级斗争呢?组织工人们去憎恨——甚至去屠杀?象我们这样的出身和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人，怎么会信奉这些呢? 　　丹特·巴顿对我们说，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会接纳我们的。他说，阶级斗争“把许多人拒之门外”。他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政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阶级斗争应该激烈到何种程度：它只意味着罢工和政治斗争呢，还是意味着武装起义。他越说，我们就越觉得反感。即使最温和的社会主义也意味着斗争，而不仅仅是改组这个世界。 　　我们做了最后一次尝试，我们问丹特·巴顿社会主义党总部的地址，找上门去——一条偏僻小巷里一间肮脏的房间，那里摆满了痰盂，到处是废纸和灰尘。同我们说话的是一位面色惨白的男子。他坐在办公桌旁，衬衫衣袖上满是污渍，抽着卷烟。这副怪模样，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但是他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印象——一种充满热望、坚持不懈的精神。他白天在一家印刷厂工作，晚上就来这个办公室。显然，他心力交瘁地致力于我们信仰的社会主义。但他看来对我俩和对任何人都不抱多大希望。我们跟他说了我们想要向人进行宣传的简单计划，但他毫无反应。 　　他彬彬有礼，极为耐心。但他对我们讲了我们所处的地位，我们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党之外，作为无用的人，是他们推翻的对象。他给我们指定的命运，使我们大为懊丧。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我们可以调查研究，举办儿童福利展览，我们是有工作的成年人，而不是被拒之门外的孩童。虽然这个世界也有缺点，但比起丹特·巴顿设想的那个世界来，还是要好些。 　　如果我早知道如何去理解阶级斗争的话，我就会看到我工作中的许多经历可能就反映了这一斗争。伦纳德·艾尔斯有一次给了我一点启示。我在路易斯维尔举办儿童福利展览时，他有一次顺道来看我，给我提出了警告。当我们吃饭吃到一半时，他开始神秘地说道： 　　“我给你带来了坏消息——他们已经注意到你在纽约举办的展览了。” 　　我笑了笑，我听了他的话很高兴。“坏消息”只不过是他开的一个玩笑罢了。 　　“一点不假，拉塞尔·寒奇基金会设立了一个调查部，来使全国社会调查标准化。考虑到这些儿童福利展览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他们决定把这些展览也包括在内，这样就组成了新的‘调查和展览部’。” 　　“这个主意倒不错，”我兴奋地说道。“这样我们活动的规模可以更大了。” 　　“我想你还不明白，”艾尔斯微笑着继续说道，“你把大家都鼓动起来了。你可知道，除了一些社会主义者组成的小型委员会外，鲁恩·怀特举办的最低工资展览还是第一次公开提倡了妇女最低工资制吗?你们导致了许多混乱——一个城市想要最低工资，另外一个城市想要母亲补助金、而第三个城市不知又会要什么东西。他们对此非常激动。事情正在变得难以控制。你们鼓吹的东西不一定总是正确的。比如说，塞奇基金会就认为，给母亲们的补助金和妇女的最低工资都是不恰当的。”……他又扫了我一眼，想看看我是否理解了他的意思。 　　“要是能得到一个中央组织的支持，那该有多好啊!”我说道。“我已设法使各城市间互相交流他们的先进想法。我把堪萨斯城人在追求些什么告诉了路易斯维尔的人，有时他们觉得也有相同的追求，但有时他们不够开化，认为不需要那种追求。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好主意。如果有一个中央组织，就能把好生意集中起来，更有效地促进这些主意的实现，而且比我更有权威性。” 　　伦纳德·艾尔斯向后侧了侧身子，打量着我。“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他说。他的笑容背后隐藏着危险的信号。“他们认为应该告诉当地人他们需要什么。”他的“告诉”一词，显得有点冷竣。 　　“你无法告诉他们需要什么，”我回答说。“假如你在这些城市工作过，你就会明白这一点。你可以告诉他们堪萨斯城需要什么，怎么才能得到。你可以告诉他们许多其它地方的情况以及成功的经验。但如果你讲完后他们认为不需要，你最好就此撒手。让他们去追求其他东西。除非他们自己心里明白他们需要什么，否则你前脚走，他们后脚就会把你所说的忘得一干二净。结果是一事无成。因此，应该让他们在展览中选择自己愿意为之奋斗的东西，只要大方向正确，这种办法比纽约方面冥思苦想出来的方法要好得多。”我有生以来首次这么清晰地阐述了我的观点。 　　“也许这不是最先进的方法，”艾尔斯若有所思地说道。“把健全合适的主意制订成标准方案，散发到各个城市。再由一个中央组织配备以适合各地区实际情况的地区性蓝图。这种宣传的方法要比你们现在采用的方法省好多钱。这将是未来的方法。” 　　“但这种方法没有生命力，”我忧虑地说道，“地方上的人不会搞出什么名堂的。” 　　“一点不错，这种形式毫无生气，”他点了点头。“我路过路易斯维尔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些。还有……你有机会作为他们的组织成员之一，只要有城市提出申请，他们可以推荐你上那儿。他们也许还会给你一份固定的薪水，比你现在想象的要多。你提供服务，他们会向各城市收钱的。在完成任务后的一段闲暇时间里，你可以呆在纽约，研究办展览的方法和各地城市需要知道的东西。” 　　“依附于纽约来压地方城市；而不是依靠我试图反映其利益的地方城市，是不是这样?”我惊叫起来。现在我明白了。伦纳德·艾尔斯点了点头。他笑着说道，“这就是我到路易斯维尔来想对你说的。” 　　我经常思索着伦纳德·艾尔斯到路易斯维尔告诉我的这番话中所包含的好意。他这个人，我有话总想跟他讲，但彼此却又算不上是亲密朋友。这是一位年事已高的教育家用自己的才智保卫着一个年轻的生命?还是他早年也曾雄心勃勃，结果却发现自己被捆住了手脚，寸步难行?他当时在塞奇基金会担任要职。后来他从教育家变成了统计学家，又从统计学家变成了银行家——在资本主义社会可以算是大名鼎鼎了。但他了解我的个性，所以他才途经路易斯维尔时来警告我，向我说明我所面临的选择。 　　我长期接受的教育使我从另一种角度考虑问题，否则，我的这次经历本来可以使我得出阶级斗争的结论。但事实上我得出的结论仅仅是——就象我们西部人习以为常的那样——“纽约总是企图掠人之美”，我必须保持独立。我的生活标准使我只需花费我收入的很小一部分就行了，所以即使一段时间内无活可干，我还是可以支撑过来的。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这样我就可以对纽约方面的任何制裁无动于衷了。纽约果然对我下手了，我保持了独立。很难相信我的独立性丝毫没有使展览的生存不受到威胁。越来越多的新兴城市请我去，不是去进行民主规划，而是给它们的一些旧观念赋予美好的新形式。当然我到爱尔兰去也是为此。我此行不是应这个大城市之邀，而是受阿伯丁夫人之请。但就是在美国，我的展览似乎也在失去活力。我想我变得无生气了。西部的民主，开拓性生活所特有的主动精神也正在衰亡。表现这种民主和主动精神的展览也在随之衰亡。当我应聘充当华盛顿儿童局展览专家，设计有关儿童健康的标准展览时，我还以为我保持了独立性呢。我只是模糊地觉得，我是在剩下的两个老板中作出抉择，独立之路已经是完全走不通了。 　　那些年，我伴随我的工作，风尘仆仆奔走于各城市之间，甚至还远渡重洋，奔赴都柏林总督的府第(在那里，我写了一本名为“地方自治”的小册子和一首为“爱尔兰志愿军”所作的军歌)，最后又回到华盛顿任职。我虽然以儿童福利展览专家著称，但我心中却承受着一阵阵绞痛的袭击，因为我知道我梦寐以求的理想已经破灭了。我认识到资本主义是世界上一种可怕的组织方式，我决心用全部身心来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可是社会主义者们却不让我如愿以偿。我安慰自己，我的儿童工作永远有用，因为社会主义城市也必须组织儿童福利工作。我尽量使自己精神振作，想到自己的工作很快会将新的城市组织起来，这肯定也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我还记得，在去爱尔兰途中我在一艘轮船上同一位旅客谈过此事。他露出了惊奇的神色，他对社会主义不感兴趣，他也不明白一个承蒙阿伯丁夫人、也就是爱尔兰总督夫人邀请去举办健康展览的专家究竟有什么值得欣慰的地方。 　　我被排斥在我自己发现的一个光明世界之外，感到非常孤独，就象我当年在花园里紫丁香花丛旁感到孤独一样。我被那些垄断社会主义的人用一把燃烧着的利剑拒之门外了! 　　 斯特朗文集（1）/（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朱荣根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