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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来自莫斯科的信号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朱荣根等

穿过战火纷飞的欧洲战线，横过两大洋和两大洲，我们在美国最北部的林区，在制造军舰的西雅图造船厂，开始看到来自莫斯科的信号，我们获得这些信号，并使它们适应当地的需要。透过腥风血雨的战场全世界的人们都懂得了我们这个行星是个统一的整体。没有一块土地可以幸免战祸，没有一个港口不卷入这场残酷斗争——在中国，日本以及太平洋岛屿，情况不比战壕纵横的欧洲好多少。但如果世界大战打破了我们美国人所迷恋的得天独厚、与世隔绝的和平环境，那么我们就得到了报偿；我们也成了世界革命的共同继承人。 　　沙皇的垮台并没有引起我多大的注意。我之所以苦恼，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爱国者抓住这件事来为美国参战辩护。我离俄国人聚居的地方太远了，无法看到革命者蜂涌彼得格勒的情景，也难以理解这件事的重要性。我所获得的革命的第一个信号，就是要求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一次会议来讨论以什么样的条件“建立没有割地和赔款的民主的和平”。 　　我在冰川边的山区营地里得到了这个消息。快到夏末时，营地里不定期地出版了一张新报纸——《西雅图号角日报》。这张四版报纸文字粗糙，印刷很差，但它却说出了我对战争的看法。它使用尖刻的言词和蹩脚的英语，把达官贵人不再谈论的事情讲了出来。它嘲笑威尔逊的口号，嘲笑所谓“用战争来结束战争”、“建立一个可以确保民主的世界”等口号，它说，美国是为了保护盟国的贷款和让战争投机商大发横财而参战的。它要求对利润征税来补偿征兵的开支。它发表了来自两大洋彼岸正在发生革命的那个国家给斯德哥尔摩会议的呼吁书。呼吁书说：“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结束这场战争!” 　　《西雅图号角日报》登载的这些粗糙的红色文字，却使我心灵的创伤得到了安慰。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努力结束战争的呼吁，使我有必要从山区返回城市。这再一次给我提供了在人们中活动的一个场所。夏令营季节一结束，我就找到了《号角日报社》，表示愿意作该报的一名撰稿人。以后，我每天为报纸写的报道几乎占了整整一个版面。我报道了法庭上关于“阶级斗争”的审判。当社会主义者和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会员，由于要求得到美国人的正当权利而被关进监狱时，我就已经使用这样的说法了。我报道了市政厅的贪污受贿、地方监狱的状况、当地的劳工运动以及新成立的伐木工人军团。这个军团的建立是为了破坏图际产业工人联合会。我还报道了我们所能得到的各种国内、国际新闻。由于没有电报通讯设施，我们只能搜集各城市中的社会主义报刊，照抄或改写其中的新闻和特写。由于人力不足，我们每天要工作十四小时至十六小时。我绞尽脑汁，突击写出社论、特写和讽刺诗，而这些是我在没有取暖设备的办公室里，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炼得直哆嗦的情况下写成的。象这样的工作条件，我一生中还经历过两次：一次是在苏俄的头五个星期，另一次是在我创办《莫斯科新闻》的头五个星期。说来奇怪，人们有时会把一年的生活和工作压缩到几个星期来完成。 　　编辑部里还有两位专职人员：一位是莉娜·莫罗·刘易斯，她是社会主义党党员；另一位是莫里特曾，他大概是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在幕后有个委员会设法为我们的生活筹措资金。我认为，我们决不能充当某个组织的官方喉舌。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之所以能维持下去，主要是靠我们的印刷老板亨利·皮戈特的友好帮助。我们得到的全部收入都给了他，但为我们支出的帐单却越来越多，他的工厂由于印刷的报纸而终于倒闭了。有时，莉娜想修改我写的社论。她说我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她说得很对，我确实没有想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既然意识到这一点，我就让她修改我的社论了。通常我们当中谁也没有时间给别人的稿件编辑加工。我们观察事物，然后把我们的想法写出来。我们只有一个方针：利用一切材料，特别是战争引起的矛盾，来揭露和谴责那些发动战争并仍在散布谎言的资本家。 　　我们或多或少想把这些抨击限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但我们并不十分担心。在美国参战的头几个月里，人们几乎想说什么都可以。言论自由的传统还没有立即遭到压制。西雅图是一个拥有大造船厂的城市。由于军事定货很多，造船业迅速扩展起来。这个城市的工会力量很强，这些工会也在发展壮大，在金属行业中，每周增加的会员竟数以百计。华盛顿政府并不想同西雅图的造船厂工人发生纠纷。《号角日报》在造船厂是深受欢迎的。因此，虽然当局偶尔也找它的麻烦，但却不敢公开禁止它发行。后来也发生过报纸无法出版的情况，那是由于有组织的流氓破坏印刷厂而造成的。 　　我们的报纸用大部分篇幅报道地方新闻，但我们满怀希望地关注着远隔重洋的俄国土地上发生的事情，连资本主义报刊也承认，那里的工人已经憎恶战争了。我们从歪曲了的新闻电讯中获得消息，在偶然碰到的社会主义者或俄国人的帮助下，猜测到了这些消息背后的真正含义。我们很难得到真实的消息，在西雅图有分散活动的社会主义者，但实际上并没有组成政党。没有人告诉我们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我们听说克伦斯基是社会主义者的领袖。后来，我们又听说列宁是社会主义者的领袖。很久以后；一个俄国布尔什维克对我说，西雅图《号角日报》是美国第一家衷心为新诞生的工人国家而欢呼的报纸。我们是出于纯朴的天真这样做的，而东部各州较老一些的社会主义报刊却在理论的是非上争论不休。我们不懂理论，我们只知道，在地球的那一边，俄国工人已经利用战争夺取政权，并推翻了沙皇和资产阶级，而这正是全世界的工人应当做的。 　　十月革命后，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来的一条船抵达这里，看来那个城市的工人并不比我们知道得多。这艘船是在克伦斯基统治的时候离开俄国，而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时候来到我们港口的。不知怎么地，在船上选出了一个工人苏维埃，船长在其领导下履行职责。这件事引起了西雅图港口当局的一阵恐慌。把它作为一艘正常管理的轮船来接待，显然是不可能的。人们也不能用哗变罪来逮捕水手，因为合法的船长仍在坚守岗位。这艘船终于被允许卸货，但港口布置了警卫队，不让船员上岸。 　　海员们设法同码头工人商量好逃避检查。西雅图的全体工人，由于受到《号角日报》的鼓动，渴望得到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消息。船上的一名水手被偷偷带进城里。我们在一位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成员的家里，通过一位业余翻译同他谈了一整夜。这位水手从来没有听说过克伦斯基，也很少听说过列宁。他谈到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苏维埃”。我们的翻译把“苏维埃”译成“理事会”。而我们不明白它是什么样的理事会。我们所获消息甚少，颇感失望，但没有流露出这种情绪；用我们的激动表情掩饰了过去。我平生第一次听到了革命丧礼进行曲，那支曲子是午夜后在一架小钢琴上弹奏的。以后，我在饥荒遍野的萨马拉①，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在狂风席卷的蒙古平原，一再听到这首进行曲；我还在莫斯科举行的盛大代表大会上听到由交响乐队演奏的这支曲子，那时，代表们肃立，低头默哀。我就这艘船在我们港口所受到的接待情况，在《号角日报》上写了一首很长的讽刺诗。 　　与此同时，西雅图的阶级阵线围绕着个人的斗争正在形成。在美国宣战以后，我所参加的最近一次会议上受权散发的一张反征兵的传单，竟导致四人被捕，其中最著名的是西雅图中央劳工理事会前主席休利特·韦尔斯，他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我刚从山区营地回来，他就来看我(他获保释)。他要求我提供前美国反军国主义协会成员的名字，我曾担任这个组织的秘书，仍保存着它的成员名单。他解释说，起诉人正在根据密探和无赖提供的所谓证据来控告他。这些人企图证明这些传单是由“德国人资助”印刷的。而被告则想维护他们作为美国公民反对卷入欧洲事务和征兵的权利。他们要把几个月前公开赞同他们观点的许多美国知名人士开列出一个名单。 　　我说：“如果这是你们的辩护方法，你们就应该请我作证人。我可以帮助你们不仅同西雅图的名流，而且同美国东部的著名人士联系起来。我会去作证，我们是在餐馆召开的那次会上决定印发那张传单的，传单是由美国著名人士资助的，而资金是由我亲自经手的。” 　　韦尔斯不想难为我，他比我更清楚这样做会给我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同被告的律师范德维尔进行了商议。他也对我的未来表示关切。“年轻的女士，”他微笑着警告说，“我对你的忠告是，你需要请一名监护人，使你从这件事中解脱出来。但作为被告的律师，我认为，你给我们提供了打赢这场官司的最好机会。” 　　于是，本市教育委员会的这位女委员在审讯“叛国案”时站在证人席上作了证，西雅图的报纸在头版位置用八栏篇幅，醒目地刊登了这条消息。范德维尔谋划得很好。他让起诉人提供警察法庭坐探的所谓证据，使人们看到这是在密室里策划的阴谋。然后，出乎人们意料，他请西雅图受人尊敬的妇女中一位最有名望的妇女出来，作为他的第一个证人。这位妇女是本市教育委员会的委员。她同母亲们、孩子们和进步人士都有联系。而我同《西雅图号角日报》的关系，除了工人读者外，别人还不大知道。 　　这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年轻妇女说：“是的，我们印刷了这张传单!除了文字粗糙，它有什么不对呢?难道你们由于它有语法错误而逮捕人吗?我本来可以把它写得好一些，但我只是提供印刷费。我们都这么做了。有哪些人呢?有美国反军国主义协会，有协会在东部的成员简·亚当斯、莉莲·沃尔德以及所有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他们憎恶这场战争，认为战争是违反美国利益的。那张传单哪一点犯了法呢?传单不是在征兵法通过以前印刷的吗?当时，全国难道不是有十分之九的人认为征兵是违反美国传统的吗?即使不是这样，谁能阻止生来就自由的美国人反对一条不平等的法律呢?、……审讯宣告结束，因为陪审团意见不一致，只能悬而不决。在法庭上这样的冒犯只能偶而为之，因为这是严重损害社会地位的行为。一个人只能这样子一次。在这以后，我成了西雅图最有名的妇女，而不再是最受人尊敬的妇女之一了。 　　对于被告来说，我的证词毕竟没有起多大作用。地方检察官在几个月后再次审讯了他们，那时我们手中不再掌握出其不意的武器了。在第二次审讯中，这位检察官轻而易举地给他们定了罪，那些社会主义者就被关进监狱。第一次审讯的真正后果是，它起了鼓动作用，并引起了我个人地位的变化。商会的政客们则抓住机会，动用罢免权，要把我清除出教育委员会。 　　罢免权是进步分子用以推行民主的武器，旨在促使官员们对公众负责。而现在它却被反动分子在西雅图首先使用了。他们使用它时不惜违犯法律，因为他们出钱雇用了一些人来散发请愿书。但是，最初他们征集到的签名寥寥无几，差一点使这次罢免请愿夭折掉。我的一位朋友经过位于一条有名大街上的罢免委员会总部时，一位已站在那里观看布告的妇女向他发问：“他们为什么要罢免她呢?她做了什么错事?”……“她反对战争，”我的朋友……说“天啊!谁不反对战争呢?”这位妇女咕哝着走开了。在西雅图，即使在美国参加协约国行列七个月以后，反战仍是深得人心的。 　　我自己的失误使罢免一事死灰复燃了。我同一位无政府主义者路易丝·奥利夫里奥“交朋友”，她因在士兵中散发煽动性传单而被捕。她是一位富有想象力的人，对她来说，战争决不是多少部队的兵力调动，而只能是活生生地造成血肉横飞、肝脑涂地的悲剧。她在心灵深处听到了每个被害者的惨叫声，她无比憎恨战争。然而，她的行为完全是徒劳的。她在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办公室当打字员，她用自己所得的微薄工资去购买纸张和支付邮资。她收集了各个时代圣哲伟大的反战言论，他们是托尔斯泰、林肯、索罗，还有《圣经》。她把这些言论油印出来，并寄给了应征入伍的士兵。油印印得非常糟，人们很难看清楚。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些传单影响了任何一个应征入伍的士兵对国家的忠诚。 　　路易丝·奥利夫里奥拒绝请律师为她辩护。她在庄严的西雅图陪审团面前宣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她象飞蛾扑火那样，自投监狱。我们《号角日报》无能为力，什么也阻止不了她采取这种态度。她要求我在法庭上坐在她旁边，这样中午和晚上审讯休息时她能同我友好地交谈，来缓和一下美国司法机关那种令人窒息的气氛。我去了。报纸用八栏大字标题刊登消息说，已经被要求罢免的那位学校女监督员，同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交了朋友。对此，我既有点出乎意料，又不是毫无思想准备的。 　　那奄奄一息的罢免之风很快重新刮了起来。美国军队已经在法国的战壕里作战了，西雅图的气氛也改变了。以前支持我的人转而在要求罢免我的名单上签了字。但同时又有新的力量站出来，开始作为一个阶级出来讲话了。这股罢免风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在一位邻居同我谈话以前，我还没有来得及分析这种新的政治组合。 　　“你所有的老朋友都在骂你，”他说。“妇女俱乐部联合会已站出来反对你，还有家长教师联合会、大学妇女俱乐部和市政协会也反对你。牧师联合会不想讨论这个问题，可你知道他们也是反对你的。还会有什么人站在你一边呢?” 　　“噢，有的，”我急切地说，“我在这个城市里得到许多最大的组织的支持。拥有七千多会员的锅炉制造工人联合会正在热情地支持我。铁匠、码头工人、机械工人、电工，还有其他许多人也是这样。整个金属业理事会大概很快要通过一项支持我的决议，尽管这是违反该会的章程的，因为其章程规定不许参加政治活动。甚至从来不参加政治活动的建筑业理事会，也一直在鼓励我。我可以依靠这些组织中的大多数。我们确有获胜的可能。” 　　他说：“竟有这么多莽汉支持象你这样一个女子!” 　　我默默地回想着他的话。从他同我告别的安妮女王山顶上，我凝视着西雅图连绵的山丘上闪烁的灯光。我回忆起在罢免运动开展几个星期以来遇见的成百上千的新同志，那些来自锻工车间、铸工车间和造船厂的支持我的工人群众。我并不十分在乎我被罢免的后果。我讨厌教育委员会的那些会议。我为能同群众并肩战斗而高兴。不久，我才真正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同市政协会和商业俱乐部一起支持进步候选人的中央劳工理事会，已经不再是为劳工说话的唯一代言者了。造船厂由于战争而扩建了的有成千上万的新会员加入到金属业的强大工会中来。他们是新会员、先锋队，其中有些人是以前的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会员。他们所有的人再也不能忍受过去的清规戒律了。 　　西雅图《号角日报》以它坦率、粗犷的文风成了他们的喉舌。他们憎恶战时的镇压行动。由于没有罢工的自由，也不举行选举，他们没有机会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突然间，他们得到了一个机会。文化教育界的一位年轻妇女，由于维护工人言论自由的权利，竟遭到了利欲熏心者的攻击。这引起了拓荒者对自由的扼杀者的愤慨。这也激起了无家可归的西部征服者保护一位“正派的女战友”的同情心。这些激情与造船厂不断高涨的阶级感情交融在一起了。我们利用这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地，打进了对旧规章不能容忍的新会员的组织。于是，铁匠、机械工人、码头工人、锅炉制造工人等组织，不顾理事会惯例，相继挺身而出，在这个政治问题上展开了斗争。 　　那次选举在西雅图显示并帮助建立了新的政治阵容。以往是“进步分子”和“利益集团”之间进行斗争，进步分子总是在政府机关占优势，而利益集团则在工业界保住阵地；而这次则是“良民”同“赤色分子进行一场恶战。那些良民提出争论的问题，并确定选举日期，他们把罢免问题同定期的市议会选举联系在一起，企业获得更大的胜利。除西雅图《号角日报》以外，三个月来没有一家报纸刊登过我们方面的言论，但是当选举结果揭晓时，那些本想以十比一的优势战胜“一小撮卖国贼”的“良民”们，在总数为八万五千张选票中仅获得大约两千张票的微弱多数。事实上，他们在市议会选举中败给了那些机智地准备了一份整个候选人名单的“赤色分子”；而那些“爱国者们”却全力以赴地集中注意于罢免一事和市长人选问题上。“爱国者们”一下子哑口无言了；他们焦虑不安起来。而我们则在中央劳工理事会庆祝我们的“胜利的失败”。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西雅图选举中，最初的阶级阵线却是围绕着一位并不信奉阶级斗争的女子而形成的。在这场斗争中，引起报界注意的是对我的罢免问题，而不是市长和市议会成员的选举。罢免问题明显地引起了阶级对立。在以后的多年中，西雅图的选举把这个城市分成两派：一派是“良民和爱国者”，另一派是“赤色分子、亲德分子和该死的布尔什维克”。而“赤色分子”通常获得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四十五的选票。我们自豪地认识到，如果新来的造船厂的工人都有选举权的话，我们在这个城市就会拥有事实上的多数。 　　西雅图《号角日报》在依靠借债和亨利·皮戈特印刷厂的帮助下维持了九个月以后，终于停刊了，因为承印它的印刷厂也被一帮“爱国者”捣毁了。很快取而代之的是西雅图《工会纪事报》，这是一份由市工会所拥有和控制的报纸，影响很大。它比《号角日报》更受人尊重，在关于战争问题的讨论中也较为克制。它对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和无政府主义者保持一定距离。它维护他们的“言论自由的权利”，但“不支持他们所有的观点”。它比《号角日报》影响大得多，因为它不仅得到造船厂激进分子的支持，而且还赢得了市联合工会的支持，联合工会以自己能成为拥有一份日报的美国第一个地方工会而自豪。对于市政府和遥远的美国劳工联合会来说，联合工会太强大了，因此不能小看它们。我们的主编哈里·奥尔特，多年来一直是个社会主义者。虽然惬意的工作和舒适的家庭已经削弱了这个年轻人的斗争性，但他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解释仍比其他年轻的热心人精辟得多。《号角日报》靠借债度日，工作人员没有报酬，而《工会纪事报》则是一份能支付固定工资的资金雄厚的报纸。 　　我在这份新报纸编辑部里找到了工作，担任特写编辑。关于革命的消息大部分是由我负责处理的，因为这些消息很少是通过电报传来的。它们是由过路的演讲者和偷越国境的人所提供的，是从一封封信中搜集到的，是从小册子里翻译过来的，或是从飘洋过海传到我们这里的非法新闻简报中挑选出来的。尽管我们同苏俄相隔万里，但我们刊登的关于苏俄的消息甚至比东部社会主义报纸报道的还要多。因此，我们不时遭到年龄较大的工会会员的反对。他们指责说，我们太热心于“那些布尔什维克”了，而不怎么注意木工和油漆工的合法问题。但是，我们最热心的读者是造船厂工人，而他们很想知道“俄国的事情”。我们不大了解俄国革命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我们只是心甘情愿地为已取得政权的无产者欢呼。我们这份报纸也许是在美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的时期里美国唯一的一贯亲苏的报纸。然而，我们的亲苏主要是出于感情，而不是出于对它的理解。 　　好多个月之后，我们突然从一位最伟大的人物那里获得了消息。列宁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组织政权所面临的任务的讲话。这个讲话冲破层层封锁传到了纽约，接着由兰德社会科学院的亚历山大·特拉顿伯格翻译出版，并附有序言和注释。在东部各州，这本小册子发行量不大。兰德学院被司法部弄得焦头烂额，而社会主义者则受到严密的监视。此外，这本小册子以袖珍版形式出版，是准备给学习社会主义理论的学生们阅读的。 　　我们在西雅图得到了这本小册子后，立即把它复印，在工人中广泛散发。我们摒弃了特拉顿伯格所写的故弄玄虚的序言，他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一些无关紧要的人物的阐述是很难懂的。我们插进了我们自己写的序言。这篇序言是我天真而冒昧地写成的。它生动通俗地解释说，这个文件“叙述了工人阶级当权的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因此，所有想掌权的工人都应该阅读它。我还在这个文件的每一节上面加了小标题和内容提要，这样，习惯于阅读报纸标题的工人，就能很快理解每一节的中心意思了。 　　工人们对列宁的这本小册子爱不释手，他们渴望知道俄国工人是怎样管理新诞生的国家的。我们发行了两万册，它们很快在西雅图和西北地区的几个城市被抢购一空。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温哥华的工人组织选用我写的序言和提要，又复印了两万册在加拿大发行。这些小册子又从温哥华传到温尼伯。一时，在西雅图街道的小汽车和渡船上，成百上千的人在看这些小册子，造船厂工人在上班的路上读着这些小册子。西雅图的商人，对这一现象火冒三丈。事情十分清楚，那些工人正在如饥似渴地认真探索如何组织他们未来的政权。 　　西雅图的工人已经在谈论“工人政权”了，认为在不太遥远的未来这将成为现实。锅炉制造工人、机械工人和其他金属业工会提出，要把造船厂作为他们很快可以接管的企业，而且他们能比现在的主人把它们管理得更好。这些想法给工会会议注入了新的活力，把我们同全世界正在高涨的工潮汇合起来了。每星期三晚上，中央劳工理事会开会到深更半夜，听取遭受压迫、奋起反抗的人民使者的讲话。这些使者来自印度、爱尔兰、中国和朝鲜。我们为工人在德国占领工厂、法国军队在敖德萨哗变、苏维埃在匈牙利和巴伐利亚的兴起而欢欣鼓舞。全世界无产者正起来当家作主了，很快就要轮到我们了。可是，对怎样才能获得政权，我们却一无所知。各地的事态发展似乎表明，政权正在纷纷落入工人手中。 　　那些亲眼看到俄国革命的记者，有时来到西雅图作巡回讲演。他们对理论问题也不怎么关心，但对奇闻轶事和胜利的事实却津津乐道。雷蒙德·罗宾斯、路易丝·布赖恩特、威尔弗雷德·汉弗莱斯、艾伯特·里斯·威廉斯相继都来了。我们从他们那里听到了不少新闻：妇女获得了自由，落后民族有了平等权，在物资供应不足时把定量食品首先分配给儿童。这些事情激发了我们的热情。我们还听到了对工人管理工厂持相反意见的叙述，以及从革命法庭中传出的令人惊奇的故事。这些法庭竟撇开古老法律的不公正的条文。而采用不见经传的常理来断案。这些新闻是激动人心的，但又是难以完全理解的。我花了几个小时，有时甚至好几天的时间同每个演讲者谈话，然后把他们对我所讲的事情写成连载文章。那位被日本人驱逐出境的远东共和国政府主席克拉斯诺晓科夫的夫人，从日本远涉重洋逃到这里来了。我们从她那里了解到一些关于苏联的学校和对儿童关怀的情况，然后帮助她前往东部地区。 　　我钦佩这些传播信息的使者。他们是得天独厚的人，他们看到了世界风暴的中心。在那些年头，我不止一次想要离开西雅图。后来，朋友们责备我是一个不会安家立户的天生流浪儿。然而，当整个新闻界涌向欧洲前线，到凡尔赛、莫斯科和各个发生革命的地方去的时候，我却情愿留在太平洋沿岸西北地区的一个遥远城市，理由很简单：革命已经在莫斯科爆发了，但并不限于莫斯科一个地方。世界革命把我们都卷进去了。它的使者飘洋过海，来自印度、爱尔兰、德国和匈牙利。世界革命已经在莫斯科发动了，而且它正在向西雅图扩展开来。因此，西雅图就是我们的战斗岗位。我们也属于这个新世界的组成部分了。 　　对于新世界的每个部分，我们一视同仁地为之欢欣鼓舞。我们既发表了列宁的文章，也发表了英国工党的宣言。为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实现社会主义，工党制定了战后的新纲领。我们之中有些人认为，这个宣言听起来枯燥乏味，比俄国人的步子更缓慢，但另一些人认为，它更实际些，血腥味也少得多——“盎格鲁撒克逊人，跟我们一样；我们将要象他们那样去干。”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革命运动正朝着同一个大方向前进，谁也不能断定哪一种运动会首先达到目的。俄国人已经掌握了政权，但他们面临着许多困难。也许另外一个国家的工人会找到一条比较容易一些的道路。不管怎么样，夺取政权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能通过许多条道路到达目的地。 　　在各种道路中，西雅图工人却兴致勃勃地想办合作经营的工人企业。从纽约来的沃巴斯先生对我们说，这条道路对实现工人所有制来说，是毫无痛苦、收效良好的。我们也听他的话。于是，各种形式的合作企业兴办起来了。互助洗衣店是其中的第一家企业，它是由有组织的工人开办的，作为工会经营的洗衣店。这样，它就能把所有其他洗衣店的工会组织者庇护起来。这个办法成为经常使用的一种策略。在老板反对工会的那些小产业里，工会就开办企业，这样就可以为被其他工厂开除的所有鼓动者们提供就业机会。我们还经营一家电影院、一批合作商店、一家互助储蓄银行，以及我们这家大报。我们经营的企业开始同农民直接做买卖，可是我们卷入了一些使人头疼的纠纷之中。为这些企业提供资金的方法是不明确的，有些是消费合作社资助的，有些是由工会掌握股份的股票公司资助的。我们发展到了这样的阶段：甚至“劳工朋友”开办的私营企业也好象成为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工人企业。没有人批评新体制。那时正值工人企业欣欣向荣，就业充分，工资优质，万事如意。 　　我还记得路易丝·布赖恩特从革命的俄国回来，用她那些灿烂的琥珀珠子和她对那个禁域的动人叙述，使拥挤不堪的码头工人大厅里烟雾弥漫的空气为之一新的情景。会后她对我说：“你可不要因为俄国人从战争中撤出来，就把他们当作和平主义者，他们相信武装起义……” 　　我答道：“当然。”但我又感到有点惴惴不安，好象我们在西雅图忘记了什么似的。我们的武装在哪里呢? 　　不安的心情很快消失了。在西雅图没有人拥有武器。仅有的枪支是在城外的刘易斯营，在那里“男孩子们”正在被迅速遣散，《工会纪事报》在那里拥有朋友和读者。我们在西雅图的市民中已经拥有多数了，难道人们真的需要用武力从斯金纳手中夺取造船厂吗?人们偶而也进行这样的讨论：“究竟是用发行债券的办法来赎买造船厂好呢，还是干脆夺取它们。我是赞成那种认为没有理由去伤害斯金纳的意见的。他可以领取养老金退休，舒舒服服地过日子。我们在西雅图拥有多数。而且革命高潮正在兴起，这将使我们在世界上也拥有多数。 　　尽管我们的想法是模糊的，但我们感情上的忠诚却是真实的。西雅图码头工人领导了罢工，反对把武器供应给高尔察克，罢工遍及海岸各地。他们依靠他们战时的实力，赢得了同海运公司签订的第一个集体协定。根据这个协定，码头工人通过工会接受雇用，并在舒适的工会大厅里等候提供就业的召唤。达就取代了原先的野蛮办法，那时人们在码头上竞争就业机会，不得不顶着烈日，冒着雨淋，一直等到老板出来挑选那些最强壮的人。可是，协议的墨迹未干，工人们就发现武器藏在密封的箱子里，正在装船运往高尔察克。他们懂得，当他们决定罢工时，他们承担着怎样的风险，因为这样就会破坏这个集体协定，他们再也不可能恢复这个协定了。但他们知道，英国工人为反对运送武器去干涉俄国举行了罢工，法国军队发生了兵变，世界各地的工人举行了声援罢工。因此，他们在反对高尔察克的斗争中尽了自己的职责，这也是他们对世界革命作出的一份贡献。 　　当时众说纷纭，各种尚未分析的观点互相对立，而西雅图正是出于上述这种声援感情，举行了总罢工，这是我们当地的“革命”。 　　① 苏联地名，今改称古比雪夫。——译注 　　 斯特朗文集（1）/（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朱荣根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