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 个人著述

第七章 西雅图“革命”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朱荣根等

1919年1月，沿海各城市之间广为流传着西雅图马上要爆发革命的消息。为了声援造船工人的罢工，西雅图其他行业的工人也开始了总罢工。谁也无法预料这场总罢工的结局。华盛顿的政府官员宣传说，布尔什维克主义已经在美国西北部出现。 　　罢工前西雅图形势紧张极了，无论怎么描述都不过份。商人们都作了暴乱损失保险，并购置了枪支。市民们都储存了生活物资，以防止长时期的困境。库存多年的煤油灯也被拿出来高价出售，以防罢工影响到市电灯公司。一些有钱人家为了逃避动乱，干脆躲到波特兰去了。新闻界呼吁罢工工人们不要自毁家园。后来新闻界又改变了腔调，不无威胁地质问罢工工人：“你们是站在谁的旗帜之下?……如果是站在美国的旗帜之下，那么就立即扑灭你们中间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全市所有行业的工人都参加了罢工，这是北美洲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总罢工。许多年来，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一直在谈论着总罢工，宣称工人阶级的力量一旦释放出来，就能使资本主义土崩瓦解。可他们中间几乎没有人了解，一旦举行了这样的总罢工，会发生什么样的结局。这真好比一个人扣动枪的扳机时，却不知道枪膛里上的是什么子弹。政府官员和资本家们都说枪膛里装的是革命的子弹。然而所有劳工领袖们则急忙否认这种说法。 　　如果不是这些所谓的“劳工领袖”们恰好不在西雅图的话，这场罢工很可能根本不会举行。大多数劳工领袖都去芝加哥参加为争取释放穆尼而举行的一次会议。当他们听说罢工决议已经通过时，简直惊恐万分。在返回西雅图的火车上，这些人就商量起对策来了。十天前，当他们离开西雅图去开会时，劳工运动是充满活力的、进取的，但却是循规蹈距的。可是当他们返回西雅图时，迎接他们的将是什么呢? 　　我也在那趟从芝加哥回西雅图的列车上。我现在已经成为西雅图工人的一位领导人。在劳工运动中，我被认为是一名“进步分子”，这意味着我支持工联主义(通过把手工业工人工会联合起来的办法来实现)，支持劳工采取的政治行动(我们在建立一个农业工人党，反对美国劳工联合会中的反动分子)，支持工人最终统治整个世界，尽管还不知道如何统治或何时实现这种统治。 　　从我走进《号角日报》办公室成为它的撰稿人的那天起，我就感到同志情谊和自由气氛融合得十分自然，以致于直到这些美好时光早已过去之后，我才得以细微地回味当时情景。我自行安排工作，并独立完成。我觉得我干的事情总是最合我心意的。不过有时候遇到新问题我还得去请教别人，如主编哈里·奥尔特，中央劳工理事会秘书吉米·邓肯等。邓肯经常受我们委派去参加美国劳工联合会会议。在与会的人中，只有他投票坚决反对贡帕斯①，使得贡帕斯当选为劳联主席时无法获得全票。我的信念，不，应该说是我们的信念，产生于许多共同的东西，那就是以往共同的经历，遭遇的共同事件，共同的同志情谊以及共同听到的造船工人和煤矿工人的呼吁。我的思想很容易同别人产生共鸣，被一种个人自由和集体事业的感觉所占据。 　　我的作品在全美国的劳工和社会主义报刊上赢得了声誉。我用“安妮斯”这个笔名，每天都发表一些讽刺短诗，别家刊物竟相转载，有的甚至还被外国的工人报纸翻译发表。现在回过头来再谈这些诗作，能使我形象地看到当时我们西雅图左翼分子的风貌。 　　这些短诗敏锐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的重重矛盾和残酷无情，嘲讽了许多现象，如地方上一些所谓爱国主义者进行的竟选活动和令人感到荒唐可笑的间谍恐慌症，抨击了木材厂、矿山和别的企业中存在的浪费现象和战后欧洲的混乱局面。资本主义的弊病在我们眼里是一清二楚的。我的另一些诗歌则充溢着乐观主义精神，这些诗谈到未来，谈到“新世界”、“新的自由”和大踏步向前迈进的全世界工人。可是如何组织工人的前进运动，我却找不到积极的方案和理论。在我们看来，世界革命似乎是一个封了口的包裹。上帝，或者说不可抗拒的人类发展规律，将来一定会把它给我们送来，这是一场谁也无法预见的迈向光明的西方的大进军。我们满怀激情地相信，一场伟大的变革正在到来，可是这变革的时间和方式我们却不清楚。 　　因此，当我们从芝加哥返回西雅图的火车上看到表明这场伟大变革真正到来的第一迹象时，都吓得目瞪口呆。举行总罢工犹如释放出一股蓄之久矣的能量。这会轻而易举地把许多东西摧毁——很可能正是我们自己、我们精心组织起来的工人运动。然而我们却不能谴责六万名工人采取的行动。劳联的那帮无耻的反动家伙们才经常拒绝支持群众，而我们左翼理想主义者是和工人群众站在一起的。对于如何指挥这场罢工，我们既无指导思想，也无计划，只能研究局势并“紧跟”不放，希望最终有可能解脱出来，又不至于同工人发生冲突。由此可见，劳工领袖们从一开始就在表面上支持罢工和背地里希望终止罢工两者之间徘徊。 　　骤然出现在颇感为难的劳工领袖面前的这场总罢工，是从六万五千名造船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罢工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整个战争期间，工资标准是由政府有关机构同全国工会领导人协商确定的。资本家们讨好技术熟练工人，却降低不熟练工人的工资，这是违背我们地方工会组织“冶金工会理事会”“团结一致”的既定方针的。在战时的一年半时间里，工人们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怒火中烧，一有机会，烈火就会熊熊燃烧起来。紧急运输公司老板皮兹的两面派行为是点燃罢工烈火的火种。他在公开场合一再表示工人们有权同老板们直接谈判，即使在战时也是如此，可在暗地里他却打电报威胁造船厂老板们，一旦他们同意增加工人工资，他就要停止供应钢材并取消合同。由于信使“搞错”了，把皮兹的一份本应送给冶金协会(老板们的组织)的电报送给了冶金工会理事会(工人的组织)。这样一来，造船工人把矛头指向了华盛顿，开始罢工，并呼吁全西雅图所有工会都起来支持他们的行动，举行一次总罢工。这场罢工——一次政治抗议——正是为了反对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政策。 　　全市的工会违反自己的章程，不顾全国工会领导人的劝阻，放弃经过艰苦谈判才同资方达成的协议，相继参加了罢工。加入到罢工行列的包括：保守的印刷工人工会、有产业的木工工会、实力较弱的旅店服务员工会、坚定的音乐家，以及富于斗争精神的码头装卸工人和卡车司机等。西雅图的日侨工人工会一直被排斥在苏联的大门之外，但它也通过决议举行罢工，并推选出了参加总罢工委员会的代表。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也采取了类似举动。附近煤矿的工人们送来了致敬信，并询问我们是否需要他们的支持。就连一些小企业的老板们，也因为憎恨政府对地方事物的干涉，同意了工人进行总罢工的一些条款。只有政府职员工会没有参加罢工。邮电职员们派来了代表参加了总罢工委员会的会议，要求得到指示，因为他们如果参加罢工，将受到拘捕。西雅图的工人们第一次面对这样的事实：他们曾强烈要求实行的公有制对他们的压制要比私人企业主们还厉害。总罢工委员会对工人是“忠诚”的，它不主张邮电职工冒被抓进牢房的危险去罢工。 　　总罢工委员会由来自110个工会的三百多名代表组成，1919年2月2日星期天，举行了整天会议。代表们收到了全国同行业的工会领导人打来的指示电报，却没有理睬。他们还收到了西雅图卫生局的命令，威胁垃圾汽车司机要立即复工，否则就把他们送进监狱。他们采取了这样的对策：同意经特别准许，在罢工工人的监督下复工，但只能清除“潮湿性垃圾”。代表们否决了把“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这句话作为罢工口号，而用“团结一致，我们将会胜利”取而代之。这是因为他们觉得失去的不仅仅是锁链，而且还有许多东西——如薪水很高的工作，他们还要靠这去买丝绸衬衫、钢琴和住宅呢。他们要的是团结，而不是阶级斗争。当时代表们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考虑甚少，因而把罢工日期定在星期四上午十点开始，并决定在罢工开始的星期四晚上再继续开会。在此期间如出现新情况，由一个经选举仓促组成的十五人委员会负责解决。 　　谁知，从第二天早晨起，十五人委员会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西雅图市的实际主宰者。他们并不是为了取得权力才组织起来的，而他们恰恰是要努力摆脱权力，可现在他们手中却被人突然塞进了权力。总罢工可不是件简单事情，这涉及了全市生活的所有方面。全市街道在夜晚能都变成一片漆黑吗?自来水能停吗?三十万市民吃什么东西度日?罢工工人和其他市民很快就会觉得生活无法忍受，如果不想把他们列入那样的境地，那么现在的问题就不是简单地命令罢工，而是如何复工和如何管理。 　　全市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是这座城市的组成部分，他们为自己的城市自豪，为市营供电供水系统以及公营港口自豪，可现在突然遇到了这座现代化城市错综复杂的局面。多少年来，为了取得这些公有权，他们曾同利益集团作过斗争，他们决不愿意破坏这些东西。实际上，他们并不想破坏任何东西，即使是私营造船厂，他们也不想破坏。他们只想给皮兹先生一点颜色看看，并显示他们同收到不公平待遇的造船工人的团结一致。看到别的国家的工人夺取政权，他们激动不已，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也会轮到他们取代资本主义来管理世界。现在突然间真的轮到他们来管理了。 　　委员会收到了几百份要求复工的申请，下面我只摘录几份： 　　县政府专员要求有人复工看管县政府大楼——没有批准。 　　腊斯特要求有人复工看管劳工大楼——没有批准。 　　合作市场要求有人值班，因为他们要给罢工工人食堂提供食物——批准了。 　　运输汽车司机工会要求准许一家瑞士医院运油——同意了。 　　杂货店雇员们询问如何满足全市的药品需要。主管罢工时期公共福利的委员会决定，出售药品的柜台可以营业，但杂货店中不能出售其他商品。 　　商业印刷厂提出让工人复工来印刷罢工宣传品。这被拒绝了。但罢工委员会要求印刷厂听从它的安排，工人可以自愿义务劳动。双方就这一点达成了协议。 　　小汽车司机被允许运送急诊病人和参加葬礼的人，不过这要通过小汽车司机工会来安排。 　　电话员们被要求暂时继续工作。 　　戴维森面包房被允许开业，但工人工资要全部上交给罢工基金会。 　　码头装卸工人要求上工处理政府邮件、海关物资和旅客行李。后来只同意他们装运邮件和海关物资，但不能运行李。 　　水暖工工会被准许保留七名工人值班以处理紧急事故。市内有轨电车工人得到批准，可以保留六名工人值班看管电车车库。 　　市政管理局局长凯斯在市长的支持下要求夜晚路灯不要熄灭以防“流氓行为和暴乱活动”。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纷纭，因为在技术上很难把照明用电和动力用电分开，不过最后还是允许电灯公司继续开工。 　　经进步工人选举担任公营港口主任的罗伯特·布里奇斯呼吁罢工不要影响到冷库中的农产品。他说：“大公司可以把自己的产品储藏在自己的私人仓库里，由你们罢工根本波及不着的西雅图电力公司为他们供电。可是小农场主却只能把农产品贮藏在公营仓库里，由市电灯公司供电。千万不能停电而把这些小农场主搞得破产呀!”这一呼吁促使市电灯公司得以全部运转。 　　以上提到的只是一座现代化城市生活问题的几个侧面。罢工工人们从要求继续开工的申请中可以看到他们手中的生杀予夺大权。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重要的问题使得工人们必须掌握组织工作的权柄。 　　就拿医院的洗衣房来说吧，难道能关闭洗衣房使病人大受其苦吗?为此，洗衣工人工会与洗衣运输汽车司机工会，各医院和洗衣店老板协会之间召开了多次会议进行协商。最后提出了一项方案，只允许一家洗衣店开工，专为医院服务，而运送衣物的汽车上面要标有“经罢工委员会许可”的字样。这项被洗衣店老板和洗衣工人都接受的方案得到了十五人委员会的批准。 　　为解决供应儿童牛奶问题，也制定出一项类似方案。奶车司机工会在全市各个地区设立了三十五个牛奶供应站，附近的农民们用车把奶送到那里，然后供应给有儿童的家庭。牛奶厂主们被批准可以让一座牛奶消毒车间继续开工，但只能由他们动手操作，为医院用的外地送来的牛奶消毒。专用的运奶车标有“特许”字样。 　　为了帮助警察维持秩序，罢工委员会还组织了“工人卫兵”。市长汉森表示愿意出面组织工人卫兵，并说要给卫兵颁发标志和武器。但这一表示没有被工人卫兵的领导人拉斯特接受。拉斯特决定从参加工会的退伍军人中挑选工人卫兵。他表示：“应当使西雅图在这些人的爱国热情中得到保护。我们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来维持秩序，用不着武器。如果真发生了开枪事件，那将不是我们干的。我们认为，如果公众知道工人们手中没有武器，他们是会放心的。” 　　从宣布罢工到罢工正式开始的几天里，我起初真觉得我们鲁莽从事，肯定要遇到灭顶之灾。为了教训皮兹，我们把西雅图造船厂关闭了。然而，我们这样做可能只会有利于霍克岛的另一家造船厂，据说皮兹本人对此很感兴趣。我们的盲目行动不正中敌人的下怀吗?不过当我看到工人由于罢工而掌握巨大权力时，我的希望又增大了。我想起了列宁对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遇到的问题所作的论述。在我看来，我们现在也遇到了列宁论述过的问题。就在罢工开始两天前，我在一篇社论中写道： 　　我们正在采取这个国家的工人以往从未采取过的伟大行动，而谁也不知道罢工将被引向何处。我们不需要歇斯底里!我们需要的是工人们钢铁般地奋勇前进! 　　工人将养活人民…… 　　工人将照顾婴儿和病人…… 　　工人将保证秩序…… 　　工人有力量管理得井井有条，这将保证赢得这场罢工。而压制这种力量是没有出路的……只是由于罢工而关闭我们的工厂是不会严重影响东部那些资本家老爷们的。真正能够影响他们，使他们感到不安的是：西雅图的资本家工厂关闭之后，工人竟能自己养活自己，照顾病弱，并维护好秩序——这看起来多么象工人已经夺取了政权! 　　如果罢工继续下去的话，工人们可能不得不在自己管理之下，从事越来越多的活动。 　　这就是为什么说谁也不知道我们将被引向何处。 　　这篇社论被人们作为罢工者的正式表态而广为流传，当地的进步人士将其称为是对罢工的“第一次具有建设性的解释”。“你的社论使我们看到了从这次罢工中可以学到的东西——工人学会自己管理的能力。”可是六万名工人罢工就是为了学这点东西?当我后来被捕时，这篇社论被作为我的罪证之一。然而词句的含糊帮了我的忙。法官们说社论中“谁也不知道我们将被引向何处”一句话是要制造无政府状态。而辩护律师却反驳说，这句话的意思只不过是表明未来是不可知的。其实双方谁也没抓住这句话的本意。这句话是在呼唤人们要具有开拓者那种深刻的信心：人类的进步是不可避免的；是在激发工人们向着未开发的西方前进。但这句话是经过斟酌的，并没有鼓吹战斗。在敌人面前，我们显示工人的力量作为一种威胁，不过我们只是威胁一下而已，并无他意。我们已清楚地表明这一点。我文章中的一些话，如“这看起来多么象工人已经夺取了政权……”或“工人们可能不得不在自己管理之下，从事越来越多的活动……”等，并没有留下任何把柄。我们从来没用过诸如“将要”、“必须”等肯定的词。我们感到自慰的是：我们在忙乱之中，做了不少漂亮的工作，如组织工作，管理奶站和罢工食堂等，但我们在最终目的上却吹了牛——“谁也不知道我们将被引向何处!……”总之，早在罗斯福新政前十六年，我们这就有了那种预感了! 　　星期四上午十点钟，西雅图六万名工人开始罢工。管理整个城市生活的大权一下子落在工人手中。可是工人们自己并没有感到这点。权力只不过是给工人们那种欢欣鼓舞的团结气氛加了一点调料而已。工人们笑着把罢工称之为“三十年来的第一次休假”。工会的领导们也得意地说：“六万名工人罢工了，没有发生过任何动拳头的事。”这些领导人很欣赏这种非暴力行为和自制能力。无论什么地方聚集了人群，纠察队员们总是和颜悦色地劝告他们解散，以免有人趁机捣乱。罢工传单也告诫工人们不要到街上去，而应去图书馆浏览图书，或是在家里把花园修整一番，总之，应“最有效地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因为这是“休假的最好季节”。在市中心居住的工人的饮食问题由一些临时性服务行业操办解决，在罢工期间大约开设了二十一个特别食堂，罢工结束为止，它们每天要为三万人用餐服务。这些情况表明，西雅图工人们的战斗团结力量得到很好的引导，表现了维护社会治安的能力。几年之后，当英国举行总罢工时，我看到了同样的情况。英国工人甚至在罢工期间同警察进行了球赛。在西雅图罢工期间，地方法院拘捕人数要远远低于平时。工人们十分谨慎小心地防止出现殴斗现象。 　　尽管工人采取了非暴力的态度，可是西雅图那些商人老板们却很清楚，此刻权力已经从他们手中不知不觉地转移到这些新涌现出来的人们的手中了。这些商人老板们在大街上游逛，不是看看那些西雅图公共服务行业机构挂出的标有“免除罢工”字样的牌子，就是要一张到罢工食堂用饭的餐券。他们这些人气急败坏的心情每时每刻都在增长，他们简直是恼羞成怒，恨不得发生流血事件。他们不断向市长和华盛顿施加压力，并从武器商店里买来枪支，还要求为民请命的权力。二千四万名非工人的“市民”把工人卫队拒绝接受的枪支和标志搞到了手。军队从刘易斯营房开进市内，严阵以待，“防止任何暴乱”。 　　奥尔·汉森当时是西雅图市长。他原先的职业是地产商人。正如他的职业和职务所要求的那样，这位市长既是一位笑容可掬的政客，又是一个吹牛拍马能手。当罢工决定宣布之后，他把一些工会领导请到里佩饭店吃了午饭，并请求说：“诸位，街道照明，自来水和医院可别停工，至于其他方面你们都关掉，我也不在乎。”他还到我们的《工会纪事报》办公室用甜言蜜语拉拢我们。这位市长拉住我的衣服，称赞衣料，并问在什么地方买的，要给他妻子也买一件。奥尔在那些日子里可不是反革命。他设法与革命妥协。他只不过是个地方小政客罢了，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看风使舵。不过从这个“风向标”身上，人民可觉察出目前吹的是什么风。当罢工开始后的第二天，他站出来反对我们时，我们本应该猜到他一定是发现了我们的弱点。当他把几百张自己的照片寄给全美国的各家报纸，并标榜自己是粉碎西雅图革命的英雄时，我们本应该认识到我们已经输了。 　　奥尔不敢在西雅图市发布那样的声明。从别的城市传来消息说，奥尔把我们的罢工称之为一次预谋的革命，并已经被他镇压下去。西雅图的工人听到这个消息，都感到可笑之极。在罢工的第二天汉森召集商人老板们开了一次会，随即突然发布了一项复工命令，可是没有任何一个工会服从这项命令。在奥尔声称把我们“镇压”下去的第二天早晨，我们在闹市区拍了一些照片，表明街道是空荡荡的。全国工人组织的领导人都看到了西雅图，要求停止罢工，可是遭到工人群众的强烈反对。 　　然而罢工进行到第四天时，突然传来一项决议，决定终止罢工，并声称这不等于是罢工失败了，但所有工人次日必须复工。这项决议含糊不清，委员清楚的是罢工结束了，可是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原因。这种含糊不清的语调，几年后也出现在终止英国工人总罢工的决议中。 　　难道人们不应该指责黄色工会领导人破坏了罢工，是他们才希望这样结束罢工吗?这样指责他们是容易的，也是恰如其份的。然而我们更应该问的是，为什么无论哪个工人当上工会领导人之后，总是要结束罢工?这样问才更加一针见血。因为在罢工的五天中，我发现这种事情接连不断地发生。普通工人尝到了掌握大权的滋味，并相信领导人能用这种权力去夺取胜利。然而正是这些普通工人中的任何一个人一旦成了某个组织的负责人，他总是希望停止罢工，以免发生“暴乱和流血冲突”。在罢工中不会产生任何愿意把罢工进行到底的领导人。我们所有的人在普通群众队伍中都是“赤色”分子，可是一旦登上领导岗位却变成了“黄色”分子。因为我们根本不打算进行真正的斗争，我们只想等待权力轻而易举地落入我们手中。我们只是在感情上喜欢看到一个较美好的世界的到来，但我们的工会领导人以及不少普通工人群众在旧世界中的既得利益太多了，舍不得丢掉。总罢工使我们获得了一切，就是没有枪支。我们的罢工只能持续到一定时候，对方一开枪，我们就得复工，我们只不过是一群牛皮大王。而善于虚声恫吓的奥尔·汉森早在罢工开始的第二天就看出了这个弱点。 　　我们却没有看出来，甚至直到罢工结束后也没有看出来。我们不愿意认输。一位天真的记者很失望地说：“我原以为我们要占领整个工业企业呢。”假如哪个领导人有这种想法，哪怕只是下意识地想一想，我们就会立即让他忘记或打消这种念头。我们自己用所谓“胜利”等词藻在自欺欺人。诸如：“我们显示了工人的力量”；“我们使整个大陆都看到了皮兹的鬼计”；“我们比以前的任何美国工人都更加了解如何管理一座城市”；“我们组织了牛奶的供应，给三万人提供了食品”；“我们进一步了解了管理问题”，等等。我们力求使自己相信这些就是我们罢工的目的。工人们真的相信了我们，或者说半信半疑，都带着一种已经取得一些成果的感觉回去工作了，可是谁也说不出到底是什么成果。 　　我当时带着坚定不移的乐观主义和一种简直令人奇怪的理想主义写了几篇社论。其中有一篇说：“如果革命就意味着暴力，强占个人财产和杀人，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希望如此。但如果革命是意味着巨大变化将要到来，并且改造我们工业生产的方式，那么我们是相信这种巨大变化的，我们的罢工就是朝着这种大变化向前迈进了一步。” 　　我们成立了一个总结委员会，集体研究和总结罢工经验，“为了使全世界的工人都既能接受我们的教训，也能学到我们的经验”。我成了历史学家，先将总结出来的东西交委员会审阅，然后通过《工会纪事报》发表出去，让工人们评论。我们试图分析一下我们原来希望达到的目标以及如何才能达到。这场罢工仅仅是想显示团结吗?那么我们本应该明确罢工开始和结束的日期。罢工是为了给造船工人增加工资吗?我们本应当说明这一点。罢工是为了进行革命吗?我们本应该作好掌握权力的准备。“然而我们的经验太少了，或者说思想上根本没有做好革命的准备”，我这样写道。 　　我们作了大量的观察，写了许多材料，不知不觉地涉及到夺取权力的整个问题。在罢工结束后的很长时期里，我了解到其他许多人的梦想，如有人想以“技术官僚来统治天下”，而洛杉矶工人则梦想从规模不大的工人所有制工业企业向社会主义转变，以及指望靠信念和激情使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脱颖而出，如果不了解以上这些人的想法的话，那么，人们在对问题理解上的今昔差异会使我感到难以置信。我们以往的幻想同以上这些人的梦想真是如出一辙。 　　纽约花旗银行的前总裁费兰克·范德利普在罢工结束后曾来过西雅图。他是位颇有远见的资本家。我作为《工会纪事报》的记者采访了他。他谈及欧洲的经济形势。他的远见卓识受到一些顽固不化的资本家的蔑视。他读了我们写的总罢工经验总结之后对我说：“我原以为你们写的只不过是些标语口号之类的东西，可没想到竟是一些重要的史料。我读后很吃惊。我做梦也想不到在美国竟存在着如此强大的力量。” 　　然而美国的大资本家们并没有睡觉，华盛顿的政府官员也没有睡觉。我们的做法把这些人猛地惊醒了。他们用比我们更有效的方式行动了。我们显示了力量，可是并没很好地加以使用。他们下决心不容许我们再一次显示这股力量。他们采用更为残酷的手段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逮捕了社会主义者和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中的罢工支持者。他们甚至放肆地抓走了《工会纪事报》的一些主要负责人。一天我正在家里写稿子，突然哈利·奥尔特打电话告诉我：“法院的人来办公室抓你了，你赶快来对付一下。”我立即赶到办公室，并在起诉书收条上签了字。那位工作人员让我签字时显得很窘迫不安。我在地区法官的办公室中留了下来，锅炉工人工会去银行提款为我交保释金。 　　他们抓人抓得实在太匆忙了，根本没有认真加以考虑。他们的行为使华盛顿州的民主党人最为焦虑不安。这个党马上派人来提出反对意见。来人表示说：“天啊!被抓起来的人可是受四万名选民支持的。要知道正是这些选民们选了罗斯福，后来又选了威尔逊。现在你们的做法只能让农工党把选票拉跑了。”这样一来，对我们的起诉便不声不响地撤回了。不过，选民们下次选举时的确把选票都给了农工党。 　　无论如何，我们是在节节走向胜利的。我们是东部各州工人的指路灯，是世界上全体工人战斗集体的一部分!我们就是这样一股力量，直到后来造船厂关闭为止。老板们说，造船厂关闭是因为战争结束了，不需要军舰了。然而他们却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同样接受政府订货的霍格岛和旧金山的造船厂却在一年之后才关闭，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要不然就是东部出了一位聪明人，决定要收拾一下“红色西雅图”。内情如何，我们永远也不清楚，我们又如何会知道呢? 　　我们只知道1920年至1921年的经济危机比其他地方早一年降临在我们头上了，西雅图的造船工人流浪到外地找工作谋生。年轻的、胆大的和最勇于斗争的人都走了。而那些受家室之累、需要分期付款交房钱的人则留下来了。这样一来，工人队伍的构成发生了变化。被人们称为“通往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组成部分“工人企业”慢慢消亡了。那些膨胀过分的合作企业在责难声中相继倒闭了。而那些曾在《工会纪事报》上登广告以讨好工人的公司现在也发现了我们的弱点，施加压力影响我们的报纸。工人与工人之间竟相争夺就业机会，而不是同资本家争夺权力了。 　　围绕《工会纪事报》发生的各种冲突，使我感到孤独和迷惑不解。正如我曾经嘴上说要保持中立，实际上却让东部垄断资本家们控制我举办的儿童福利展览一样，现在我又高喊着“同志”这种空洞的口号，而实际上正是这些同志正在相互指责对方为叛徒。我心中又萌生拓荒者的那种愿望，想要摆脱我周围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到处都是无谓的纷争，过去对西雅图“革命”所抱的热情和信心已经彻底丧失了，只留下令人绝望和痛楚的回忆。我怎样才能从这种种纷扰中逃脱出来呢。 　　① 塞缪尔·贡帕斯，1850—1929，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首任主席。 　　 斯特朗文集（1）/（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朱荣根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