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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我成了苏联在华尔街的代理人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朱荣根等

在我担任赫斯特《国际杂志》驻俄国和中欧记者近三年之后，我接到诺曼·哈普古德的电报，取消了我所从事的工作：研究犹太居民在乌克兰南部农场定居的情况。哈普古德先生作出种种努力，使他的刊物成为著名的国际杂志，因而发行量大增，致使赫斯特的另一个出版物《世界主义者》月刊的销售量开始下降。这位报刊大王决定把它们合并起来；为了扩大赢利，两宗“财产”合成一宗。他向全世界宣布，要办一份把这两种杂志的所有特点集于一身的更大更好的杂志。赫斯特在拍给哈普古德的那封率直的电报中讲到了事实真象：“你的杂志在本期印刷出版后即停刊。”赫斯特的《国际杂志》组织被取消了。 　　当我在此之后不久回到美国时，哈普古德写给我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把我推荐给吞掉他的《世界主义者》月刊主编。新的主编说：“不，我们不需要报道俄国或中欧。我们需要的是关于个人经历的故事。它们将更能刺激读者。” 　　“如果你想要关于个人生活的故事，俄国有的是，”我说道。我谈到有关索尼娅和其他类似的故事。这些关于个人生活新标准的故事是激动人心的。他的眼睛里闪烁着贪婪的光。过后，他摇摇头，长叹了一声。 　　“非常精采的故事!但是不能要!除非堪萨斯的送奶工人和圣路易斯杂货店的营业员感到他们也可能发生这种事，否则，这种故事就无法扣人心弦。俄国的故事是不可能使他们有这种感觉的。” 　　什么堪萨斯送牛奶的人，什么圣路易斯杂货店的营业员，以前我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些?我突然认识到这是赫斯特的人叫得很响亮的口号。哈普古德对我用了这些口号。我曾激动地想过他们是指美国广大群众。现在，我才看到他们是指小商人的世界，赫斯特迎合了他们那种声色犬马、花天酒地生活的需要。哈普古德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有世界眼光的人，他谋求用我们时代的伟大历史事件来激励他们。但是，赫斯特反对这样干。我很为哈普古德难过，他被象赫斯特这样老板牵着鼻子走。 　　《世界主义者》月刊主编对我是友好的。“你能讲很好的故事，”他说。“如果你能为我们写些美国人自己的经历的话……”我微笑了起来，说道：“不，我另有计划。” 　　我的新计划是：使自己成为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为各种出版物撰写稿件。我将每年去美国作一次巡回演讲，与主编们重新进行联系，和他们共同商讨我应该到苏联的哪些地方去旅行，我应该写什么题目。这样，我就可以保持自己的自由，把空闲时间用于俄国的约翰·里德学校或其他事情上。 　　我竭力使我去美国的这些旅行发挥尽可能多的作用。在那些日子里，苏联机构正开始与外界进行初次交往。他们希望得到书籍、技术杂志，想进行各种交往。我注意到了这种愿望，并尽力为其效劳，希望找到一个我可以发挥作用的途径。于是，我为俄国少先队员们带来了体育和群众游戏的手册，给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弄来几箱子关于教育的最新书籍。克鲁普斯卡娅在教育委员部工作。但是，这些活动只是偶尔为之。我想找一个机构，以便可以充分利用我在美国的关系。看上去，有两个渠道：在莫斯科的美国教育实验班和特许权委员会。 　　美国教育实验班是从我的约翰·里德公社发展而来的。尽管它的混乱让人失望，但是，我从美国搞机器的能力给在莫斯科负责流浪少年工作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什么把精力浪费在效率低的伏尔加地区呢；我们在莫斯科给你搞一个地盘，”他们说。教育当局在郊区塔拉索夫卡有一百二十幢房屋，多数供孩子们的夏令营使用的，但是，也有一些房子是冬天让流浪儿童住的。他们向我提供了六座房子作为教育实验班，我可以安排一些美国技工和机器设备，办自助工厂，训练从附近的少年之家吸收来的青少年。在塔拉索夫卡或周围地区，我们可以用尽可能快的速度发展。 　　那么好的设想啊!它把我试图做过的一些事情更好地融合在一起了。我再次看到可以把美国效率同苏联人结合起来。我们将避免以往导致失败的各种陷阱。在粮食、住房和教学问题上没有繁杂拖拉的公事程序了，也免除了适应苏联方法的艰苦过程。只要选择美国技工，让他们教听话的喜欢美国技术的孩子，就行了。“我能在任何地方组织任何美国人，”我高兴地大声说。莫斯科教育当局让我全权掌管我所能组织的全部实验工厂，并可以通过塔拉索夫卡教育委员会同莫斯科的学校挂钩。这是在教育方面给一个外国人提供最大自主权。我可以利用我倒美国旅行的机会挑选美国技工。数以千计的人都想来苏联，并自带工具和设备。 　　与此同时，我在特许权委员会也进行了联系。这个委员会负责同外国商人打交道。数以百计的外国冒险家涌进莫斯科来寻求发财的机会。苏联提供了机会，是有明确的条件的。鉴于不能立即全面发展自己的国家，他们只愿意对那些将带来机器和现代技术方法的资本家提供“特许权”。共产党人是很难对付的讨价还价者。他们是不会把财富白白扔掉的。他们希望，在煤矿方面取得特许权的人应当懂得开煤矿的技术，可以实际操作生产。然而，来苏联的人主要是推销商，他们希望搞到特许权，在华尔街出卖股份。少数人是准备做生意的。还有一些人是进行国际冒险的，他们想从政府手中诈取数百万元。 　　例如，福尔和辛克莱集团乘专列来莫斯科谈判油田问题。当时福尔仍是哈丁内阁的一个成员，是这个大石油托拉斯的政治首领。他们用他们的政治影响来吓唬俄国人，暗示给辛克莱提供石油在国际上对俄国有好处，至少是可以得到美国的承认。俄国人以牙还牙。他们给辛克莱石油公司提供了萨哈林的丰富油田，其条件是每年要有明确的勘探和开发量。那时，萨哈林还被日本占领着，辛克莱无法进行钻探，俄国人便粗暴地取消了特许权。这位石油大亨在美国报刊上大肆叫嚷苏联“背信弃义”，而冷漠的俄国人根本无动于衷。 　　“他大吹大擂什么国际影响!他们知道当我们在特许证签字时，它意味着什么。把日本赶出去，我报之以石油!在石油和政府间的关系中他不是一个小孩子。” 　　我不喜欢做买卖；我也不喜欢特许权。我不喜欢来俄国的那些推销商。但是，我向特许权委员会申请工作，说我每年回美国一次，如果我能先在其机关工作一下，了解他们的愿望，会对我在美国建立联系有好处。他们立即让我当了“美国顾问”，定为十七级，这是在文官中最高的一级。我列出了应当订的美国商业出版物的清单。我把这些清单读给他们听，把美国的商业条件摘要写给他们。我询问了前来机关的商人的级别，帮助决定哪些人值得介绍给苏联的要人。我还用英文编辑了现有的全部特许范围及其条件，并向询问者提供这些材料。但是，这个工作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天干一两个小时就够了。 　　该回美国了；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冬天，我要作一系列演讲。我曾写了一本关于约翰·里德公社的书：《革命的孩子》。我计划出售此书，筹集教育经费。我将利用这次旅行来为美国教育实验班物色技工和筹措资金。我问特许权委员会：我在美国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 　　他们说：“请会见华尔街商人，了解一下他们对我们有什么看法，他们希望得到什么特许权。” 　　我请他们开一个证明我是他们在纽约的代表的介绍信；我希望它使我不再感到自己是局外人。 　　他们说：“带着这封介绍信过边境对你可能不便。在美国海关，它可能使你难堪。苏美贸易股份公司将会知道你的身份。” 　　我发火了。他们把我当作什么人——特务吗?我倒希望美国海关找我的麻烦。那样一来，我就有机会在国务院面前挥舞那封介绍信，大嚷道：“这就是你们不承认的那个国家。而我则是美国良民，我的出生证你们是拿不走的。我是来华尔街为那个国家办事的。如果你们有胆量，让我去找博拉、惠勒和拉福莱特吧!我在参议院有朋友，他们都准备挣脱出来呢。”……不，我们美国人不是阴谋家；我们的技术不是老谋深算，而是虚声恫吓。 　　我怀着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想到：“纽约，我一定告诉他们。”我用洁身自好的姿态，拒绝了他们认为我工作的两三个月应得的工资。我曾经非常为十七级而自豪；而现在看起来，一文不值。“既然你们希望我作为一个没有公职的人去，我也不要你们给的工资。这样，我就能够说：我从未得到俄国的任何钱。请把钱寄给约翰·里德公社吧，”他们没说什么，便这样做了。钱对他们不象对我那样具有象征意义。 　　那年冬天我赴美国作了一次疯狂的旅行。我是经过中国抵达西雅图的。这次行程，我在别的章节还会写到。此行目的有三个：通过演讲筹集明年的生活费用，为特许权委员会同华尔街进行联系，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活动，即为约翰·里德公社和美国教育实验班筹集资金和技术援助。在加拿大，我最远到了那里的温尼伯，从加拿大又返回美国的西雅图，沿海岸而下，穿过堪萨斯到东部城市。那年冬天我一共进行了八十四场演讲，有时多到一天讲五场。我严格按计划为霍尔德曼——朱利叶斯出版社写了文章和“小蓝书”。有时，我越讲越兴奋，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只是一个劲儿地倾诉出活生生的现实，我的眼睛盯在那些乱世创业者古赫林、里姆帕勒等人身上。而我自己感到他们并没有接受我。 　　希望到苏联去的技工申请书源源而来。只要能永远抛弃资本主义，为海外的社会主义而工作，他们情愿贡献出数千美元的工具设备。他们同意筹路费，在工厂开始生产之前他们自己负担自己的生活。在工厂投产以后，他们可以接受统一的工资，从自己的生产收益中支取工资。超过这个标准的其余一切收入应该用于他们的青少年帮手和用来为俄国扩大教育实验班。他们将把他们“所有的一切都贡献给”这个天堂。他们带来了劳工组织的推荐信。地区的负责人帮助我进行挑选。 　　与此同时，我经常给特许权委员会写信，谈及我的旅途情况，中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商人的评论，还详细谈到了加拿大小麦联营的情况。在加拿大，农场工人的一些合作组织为对付粮食投机商一年就控制了加拿大小麦出口的百分之六十八。他们当中的一个小的左翼组织谈到了关于建立一个“世界粮食合作市场”问题，希望与苏联粮食组织取得联系。我寄了一些关于记账方法的样品，“这可能对苏联征购粮食有好处”。我不知道那些空白表格或粮食联营的意见有什么结果。自那以后，关于这两件事，我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在底特律，我见到了亨利·福特，但是他仍然相信君主制。大约一年以后，当苏联人开始买他的拖拉机，他考虑要认真做买卖时，他派人来请我。整整一个小时，他谈的尽是一个老夫子的陈词滥调。他对我在约翰·里德公社的经历颇感兴趣；对俄国是如何组织生活的也感兴趣。我尽力向他兜售我的想法：用二十五个自助的农业大学来使俄国广大土地机械化，这些大学是建立在现代化机器基础之上的大农场，可以充当教师和服务站，来促进周围地区日益发展的机械化。 　　“十五年之后，你便可以使俄国‘福特化’，但是你绝不能在这个国家谋取暴利；人民不会允许你。能维持你的农场大学就行了。你可以通过出售机器，从中央政府那里谋求一定利润。” 　　“可以这样做，”福特说。“我好好想一想。但是，工业比农业更重要。相对来说，组织人们的粮食供应比较简单。而办工业更加重要、更加困难。”他说的值得一提的话仅仅这些……当我鼓吹由一个私人资本家办二十五个自助大学时，我连想也没有想到，苏联自己会在几年之内组织起三千五百个农业技术和机械化中心以及拖拉机站，使农业不是在十五年内，而是在五年内就机械化了。 　　在纽约，我了解到，苏美贸易股份公司从来没有听到过特许权委员会有什么“美国顾问”。在我的坚持下，他们谈到了这样的谣传：有人曾说，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可能来见他们，他们应当利用她的影响和关系。但是，我没有“影响”，我只有写文章的技巧。我没有华尔街的“关系”；我只有可以随便接触美国人的本事，我可以与任何美国商人交谈，但是这种本事不能转让。一个美国农业机械推销商对我说：“有你作为助手，仅从我所认识的人中就能保证得到二千万农业机械贷款。我们将通过宴请制造厂家的小型宴会来办这件事。在宴会上，你给他们讲讲事实。晚些时候，我将派苏美贸易股份公司的代理人到各处去，宣传一下，他们都很想做买卖。” 　　我也相信我可以做到。但是，在当时，一走进苏美贸易股份公司的办公室就完全糊涂了。即使是提一下这种建议，看起来也是不体面的。一部分原因是效率低，而另一个原因是对商业的态度，一会儿被当作国家机密，一会儿又感到好象是犯罪。他们地位较低的人有东欧小贸易城镇的那种作风；共产党人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做买卖的人吗?他们地位高的人则故作姿态，高不可攀，缩回到以往深居简出、沉默寡言的状态。人们不禁会问：他们是在等待更合算的买卖呢，还是害怕犯罪?为了拯救他们的国家，他们好象是在犯卖淫罪似的。 　　美国人天然与商业有缘分。他们感到它是他们终生爱好的职务。他们做生意就象和妻子在一起那样的快活和自豪。他们通过夸夸其谈的宴会，通过效率和吹牛这两手来做买卖。它的外表是诗人喜欢的真诚直率，它的见不得人的部分却蒙上一层诱惑而又正派的面纱，它的巧取豪夺得到法律的批准。这种异趣的人怎么能做买卖?列宁给共产党下的一道最严厉的命令，是要他们“学习做买卖”。他们学习了。最后，大家承认，有时他们可以击败美国人。但是，不是在苏美贸易股份公司的早期日子里。 　　我是一个美国人。虽然我不再崇敬这种商业，但我了解它的手法。苏美贸易股份公司不知道如何利用我，但是我却有一个任务要完成。当时我会作为一个记者去说：“我在俄国已经生活了四年。去年夏天，我帮助特许权委员会编辑了一些材料。我不能代表官方说话，但是，我知道俄国的生活情况，可以把你们的愿望向重要人物反映。我很快就回俄国了。” 　　就这样，我使自己成了苏联在华尔街的代理人，一个不领工资、也没有证件的代理人。毫无疑问，商人们会问，我在推销什么，是不是我指望他们找一个工作。这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习惯于推销商了，并不鄙视他们。我通过社交界的朋友或报纸进行接触，发现打入华尔街很容易。商人请我吃午饭和晚饭，应邀的还有其他人，这样就传开了。他们都急于与俄国人做买卖，他们甚至与苏美贸易组织谈了起来，但是，它的头头不讲英语，而除了头头外，没有人敢谈论此事。 　　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冬天是值得铭记的奇怪日子。几个小石油公司正竭力使美国承认总部设在巴黎的“格鲁吉亚共和国”。他们希望得到巴库的石油。美孚石油公司支持苏联，他们与苏联人已有交易。美孚石油公司公共关系顾问艾维·李邀请我出席一个由贵妇人和资本家出席的晚宴，其中包括德怀特·莫罗·艾维·李尽力使他相信，“扼杀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最好方法是“与俄国经商和打破它的孤立”。我的作用是要穿着体面、精神愉快，用我的活生生的例子说明，一个美国妇女在苏联住了四年之后仍然健康、充满信心。 　　银行家们正在大谈俄国的旧债。在担任花旗银行行长期间曾处理沙皇借款事宜的弗兰克·范德利普曾邀请我到他的乡村别墅去。他说：“俄国人应当派人根据现有的老资料核查这些债务。据我所知，这些债务大大夸大了。最后他们可能打些折扣，求得某种政治解决。最好是双方立即开始分别进行调查。” 　　地位重要的商人还没有访问俄国；他们害怕丧失其保守派的立场。一个经营额达数千万美元的国际银行行长沃尔特·萨克斯决定“带头打破常规，访问俄国”。我给他写了去莫斯科的介绍信。他说：“银行界的朋友都羡慕我的此行；他们称它‘好极了’。但是，他们自己不敢去。公平银行行长对我说：‘只要我一越过边境，就会有人说，公平银行将资助俄国了。我们现在还不敢冒这个风险。’” 　　公平银行负责对外商务的副行长勒布朗想冒这个风险。他在银行家中是一位肆无忌惮的冒险家。他是一个法籍加拿大人，他反对着伦敦眼神行事的英国传统。他已经给了俄国一些小小的资助，并且为自己先走一步而自豪。“在纽约我们是唯一同沙皇贷款没有瓜葛的银行，”他吹嘘道。“他们希望我们带去五百万。但是，我们当时最大的股东老雅各布·希夫，如同现在的洛克菲勒一样，了解俄国。他说：‘只有他们搞革命以后，给那个国家贷款才是保险的。如今早就可以给他们贷款了。’我们认为俄国现在比过去保险了。”他愉快地补充道：“博拉说，所有交到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俄国旧债券都是用英国大使馆的信封送来的。他们有一个制造这些票据的正规工厂。” 　　勒布朗甚至雄心勃勃地想在苏联人的帮助下，同摩根比个高低。他说：“有一些银行可能在大量向俄国贷款方面打破他的垄断。前提是承认俄国，这个不会那么艰难。但是银行这样做，必须合算才行。” 　　“你所说的合算是什么意思?”我问他。 　　“第一批贷款几乎是不会偿付的，”他回答道。“俄国人认为，银行是白给他们这些钱，但是，贷款必须有利息。要对付许多反对意见。但是，如果一个银行能签订几年的契约，在纽约充当俄国的财务代理银行，如同摩根曾充当英国的财务代理银行一样，那么，在开始阶段为了向美国广大群众宣传俄国而失掉一些钱，还是合算的。一些实力雄厚的银行，非常认真考虑，充当俄国的财务代理银行可能比做英国的财务代理银行，更事关重大。” 　　只有两个组织完全拒绝讨论苏联问题：花旗银行和摩根财团。摩根财团公共关系顾问马丁·伊根说：“让他们停止屠杀人民，退还他们偷窃的财产吧。”他说话的口气使我有半个小时不知所措，象被榔头打了一样。我毫不怀疑，摩根财团是怀着刻骨仇恨的。 　　苏美贸易股份公司对我的全部谈话不感兴趣。难道俄国人真的想让步吗?一直阻挡他们这么做的，是没有效率呢，还是内心非常不乐意?我回想起来，我认为两者兼而有之。搞革命的工人反对向外国资本家让步，只是勉强地同意而已。而日益发展着的苏联生活下一直在竭力排除这种障碍，从它的代理商举棋不定上也反映了这一点。我过去曾认为，是特许权委员会使我感到自己不起作用、无关紧要。我现在才看到，同我比较起来，特许权委员会本身更感到自己不起作用、无关紧要。 　　我写信认真报告了我谈话的情况，尽管从来没有收到莫斯科的任何回音。当我返回苏联时，我给他们作了我的最后报告，还给了他们一份清单，列举了评估机构、剪报社和进行特别调查的商业服务社。然后，我便洗手不干同特许权有关的事了。我讨厌作一个没有证件的代理人。我的清单和报告如石沉大海，永无回声。 　　我只给苏美贸易股份公司作过一次联络工作。连续两年，我先后与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杰勒德·斯沃普共进两次午餐。他在第二次午餐时说：“我知道，俄国人不愿意对那些提供贷款换取特许权时而蒙受损失的公司给予补偿。通用电气公司可以在此基础上搞交易，但是，我们不愿带这个头。”我知道苏美贸易股份公司非常渴望这种交易，但是也怕带这个头。因此，我出面，把彼此的想法告诉对方。又过了一年，便提供了二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并且勾销了通用电气公司的全部旧的债权。这是大公司对苏联的第一次突破。然而这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两个公司已经成熟之后的事。当时任何人，只要有机会，都可能拉上关系。 　　在阅读多年没有瞥过一眼的昔日报告和书信时，我突然觉得我对自己的看法一如苏美贸易股份公司对我的看法。我这个活泼愉快的美国人给摩根财团打电话，在午餐会上与勒布朗开玩笑，在斯卡巴勒同范德利普一起度周末，在华尔街大谈特许权问题。我漫不经心地信步越过了曾吞没上百万人生命的鸿沟，那么快活地用震撼世界的雷电来吓唬人。我曾想，并且现在也认为，他们可能设法利用我。如果他们知道我没有证件，他们该多么开心啊! 　　我轻易地与华尔街取得联系，因而恢复了信心，我狂热地投入了美国教育实验班的工作。看来，我可以对付任何美国人；唯有俄国人，我无能为力。我将放弃特许权的工作，把美国人组织到我们的教育计划里来。 　　我挑选了一个美籍俄国犹太人共产党员科根①作为经理。他的职业是牙科技工，他曾通过一个农业公社到了苏俄。但是一到俄国后，就发现他不懂农业。在我与莫斯科教育当局最初联系的阶段，他给了我非常有益的帮助。他说，跟我在一起会比在农场“更有用”。这样，在我到美国旅行期间，我便把他作为我的代表留在莫斯科。第二步他说服我，我们的工资限制不适合于他；一个总管家不能等到开始生产再拿报酬。在这些人当中，我给他最高的工资，但是他发现靠此维持生活仍有困难，因为他有一个美国妻子和两个孩子。这样，我再次同意当我在美国时，我在莫斯科的房间给他用，作为对他工资的补贴。他说：“科根夫人害怕塔拉索夫卡的流氓对儿童产生影响。我将在春天到来之前使她逐渐习惯这里的生活。” 　　我在美国时，他写信给我，说我必须筹集更多的钱。“普劳斯来时带了大量的手表零配件，超过我们的预算数百美元。我必须寄一百美元给他在日内瓦的家庭用，一直到他们愿意来俄国时为止。普劳斯用破产来威胁我们。” 　　我愤怒地写信给普劳斯：“如果你把不属于你的钱寄给你家，你可能被逮捕。”我颇后悔不该接受普劳斯。 　　前一年，我发现普劳斯在日内瓦一个阁楼上制造手表，并在卢梭学校任教。他曾经参加俄国布尔什维克；同列宁很熟悉。但是，他的妻子是瑞士人，为了照顾他的孩子，他脱离了党。他为此感到羞耻；他竭力利用他那小小的表店向列宁惨淡经营的报纸《火星报》做点捐献，聊以自慰。自革命以来，他曾想返回俄国。他对我说：“你愿意为约翰·里德公社的孩子们接受我的表店和我吗?……”我说：“你真傻，钟表应当在莫斯科制造。”……这是我首次想到在莫斯科开办美国表店。普劳斯是一个瑞士籍俄国人。他的表店是我们最大的财产。 　　接着我们办起了牙科器械商店，这是科根建议的。他告诉我，莫斯科非常缺乏牙科器械，我们可以用我们学校的名义免税进口这些器械而大赚其钱。他的朋友沃尔夫森可以带来一整套设备和一辆道奇汽车。在组织工作忙完之后，科根自己也可参加生产工作。我在圣路易斯时又发现一名牙科技工，他愿意捐献价值二千五百美元的设备，但是科根断然拒绝了。“我们不需要三个人；沃尔夫森很能干。”到头来，沃尔夫森的设备不合用。科根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便从我的资金中抽出二千美元购买了新的牙科设备。接着，他又把沃尔夫森的道奇汽车卖掉了，作为其个人的费用。我想，如果他开办一个好的商店，也没关系。 　　我们第三个企业是完全机械化的木工厂。莫斯科教育部特别提出这个项目，目的是为少年之家制造家具。我在加利福尼亚发现了一个人，他声称自己能熟练地做橱、柜、木匠活和一般活。他答应带上他的福特车、自己用的工具和几个帮手以及一些电动工具。我曾经有一点不放心，因为他没有雇主的推荐信。但是，激进组织的几个人推荐他，并且解释说，他由于持激进观点，失去了许多工作。当他来到纽约时，我获悉，他卖了他的多数工具和他的福特汽车，用来购买衣服和车票。他已把他的行李托运到欧洲，而不是运到俄国去。他的钱不够。我已经为他的工木厂买了价值二千美元的机器设备。我只得为他的行李付了运费，希望他能很快开始生产。由于资金不够，我遗憾地砍掉了其他商店，集中精力办好表店、牙科器械厂和木工厂，后来又增加了一个小型修鞋店和一台洗衣机。 　　在莫斯科，科根失掉了我的房子，他被赶了出来。我并不感到惊奇。此房间本是一个苏联机关的职工用房。我是侥幸得到它的。有两次，他们要把我赶出来，给我软磨硬顶过去了。我只好住在塔拉索夫卡的棚房里；而在莫斯科，我则借住在朋友的房间里。出乎我的意料的是，科根在一座新的合建大楼里得到了一套两间的房子。我没有时间去问他怎么弄来的。看来，他相当能干。他总是应付裕如。只是跟他一起工作的人没有这份本事。 　　他发现，根据法律，塔拉索夫卡的男孩子们不能制造牙科器械；这必须由卫生局所属的一个职业学校经办。莫斯科有这种学校，它欣然接受了我们的设备，并为科根和沃尔夫森找了工作。沃尔夫森去了。科根则还没有定下来。他告诉我，他在一个新牙科器械工厂做计件工作，其收入可以大大超过那里的最高工资。他愿意回到生产岗位，再次做一名“无产阶级”。莫斯科职业学校和无家可归的儿童没有关系，我是为这些儿童筹集款项的。但是，科根由于赠送这些设备而在那里备受尊敬。 　　普劳斯与科根有些不和。科根起初对我说，普劳斯的铺张浪费简直要搞垮我们，只是由于科根的经心经营，才使我们免于破产。我谴责了普劳斯；在我的盛怒之下，他收敛了。他根本不象科根那样有责任心。他解释道，这是购买机械和手表零配件的大好机会，在俄国弄不到这些东西。甚至我也能看到，普劳斯添置的设备，其价值超过我已花费的许多倍。他说不出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部分来自他那个旧表店，但是现在“它全部属于我们大家的了”。即使那部分财产也不能概括全部新设备。 　　普劳斯夫人解释说：“他每月寄一百美元和他所要东西的清单。我们拿不到全部东西。” 　　这是一个真了不起的表店。它仔细地选购设备，让精明的瑞士人采购东西。然而远不止如此。用每月的汇款来买这些东西，普劳斯的家庭得喝西北风。他们没有在俄国过冬的衣服。“是的，他告诉我们弄些衣服，但是，看起来他认为手表零配件更重要……”多年以前，普劳斯为了家庭而放弃了革命。是他们感到内疚了?他们是否在尽力加以弥补?在以后的若干年里，我看到他们被艰苦生活折磨的精疲力尽。但是我从未听到他们发牢骚。 　　整个冬天，普劳斯一直在塔拉索夫卡埋头工作，拼命搞燃料和电。他把他的车间建立在桌子上、长凳上、任何他能够找到的地方。他开始教育孩子们了。教育当局为之震惊。极其贵重的手表零配件没有人看管，到处放在那些曾经偷门窗、废铜烂铁的孩子们中间。这种精致的行业和俄国唯一的手表厂竟交在这些小流氓手里!但是，他们喜欢做表；也许他们喜欢普劳斯。人们突然发现，扒手掌握的那套技巧现在转用于制表行业了。教育委员会参观了我们的车间。莫斯科报纸报道了我们。莫斯科苏维埃由于普劳斯的制表工作而表扬了我们。 　　木器厂还没有成功。机器来得晚了。我们的木匠没有用手工工具组织孩子们去修理房屋，却在莫斯科找了一个临时工作。他开始向那里转移他的和我们的工具。生产开始之前，他有权从我们这里领取吃的，但无权领取工资。他和他的那个大家庭的开支费用超过我们的最高工资。要维持他的生活标准，这些钱还不够。看起来，他的生活标准比我的还高。他和科根都是党员，他们一起使塔拉索夫卡党组织通过一项决定：“必须立即发给美国工人工资”。 　　他们把此消息带到我的病床前。我曾奔波于华尔街百万富翁和伏尔加之间，竭力使雅辛的菜园避免毁灭。我在码头等了通宵，得了流行性感冒。我挣扎着赶回塔拉索夫卡，又转为肺炎。我知道，党的决议结束了我们的公社。我们的库存枯竭了。我们曾为我们的设备向国家银行借了八千卢布。这也快完了。我们工厂的自主权使科根有权把普劳斯的表厂抵押出去，以开支他自己的和木匠的工资。党的决定责成他这样做。 　　我不能起来斗争；我只有一个选择。我写信给莫斯科教育局，恳求他们撤销我们的自主权，没收我们的财产。“赶快没收吧，以免我们的非生产人员挥霍出去。”我知道莫斯科教育局的工厂效率低，它将把我的木工器械，分给十几个儿童之家。但是我知道他们珍视表厂，因为它已赢得名声。 　　沃尔夫森和木匠不满地返回美国，首次散布对我的诋毁。科根在职业学校得到了新工作，他把我们的洗衣机给了他们，从而加强了他的地位。但是，普劳斯仍然坚持在表厂工作。他因设备没有清单被逮捕，当他们看到索要的费用符合实际时，第二天早晨又释放了他。这使普劳斯大为伤心，他搞的革命逮捕了他。新的莫斯科教育局管理部门用他的表厂盈利来弥补十几个工厂的亏损。他们用完了他那些不可代替的零配件和机器，他为莫斯科教育局工厂工作了两年，便离开了，因为他们从他的徒弟身上牟取暴利。他们拒绝给这些徒弟发工资，也不给他们发毕业文凭，因为当局需要这些人工作。一个被普劳斯从小偷改造成好工人的男孩子离开了表厂；他由于无家可归，饥寒交迫，不得不在苏哈雷夫卡市场干一些粗活。 　　普劳斯发火了。他家庭的长期艰苦生活，他自己的被捕，他一生装配起来的表厂付之东流，这一切都没有使他如此动肝火。他愤怒写信给《真理报》，引起轩然大波，情况稍微有所改善。后来他对我说：“我打算参加正在筹办国营表厂的新托拉斯。我被委托到国外购买设备。我们将在那个工厂开办一个更好的学校。国营工业部门珍视他们的学徒，不会把他们赶到苏哈雷夫卡去。”普劳斯是对的。新的国营工业比莫斯科教育局工厂好，甚至在关心孩子们方面也好些。他们最终负责举办各种职业训练。今天，普劳斯在俄国的第一个造表厂给数百人上课。普劳斯和他的学生把“时间”带给了苏联人! 　　“我能组织美国人!”我曾说过这样的话。他们给了我各种机在教育方面，他们对我提供了最大自主权，而我又把这种自主权交了回去。我曾得到六座房屋、一个扩展的机会、市里的一份表扬决议——这就是莫斯科给我的东西。在地区负责人的帮助下，我从大量自愿来俄国的美国人中挑选了最优秀的人。但是，我在做什么呢?是给苏联输送一些寻求天堂的小商人吗?他们“把一切都贡献给革命”、他们一片真心实意，又落得什么下场呢?革命是一团火，它把人烧得只剩下骨胳，透露出他本人也不知道的东西。 　　“我能组织美国人!”我这样做了。我的工作有什么结果呢?失掉的房间、在莫斯科流传的诽谤、分散在莫斯科教育局工厂里的好机器和一个瑞士籍俄国人的工作! 　　① 这是我虚构的一个名字。——原注 　　 斯特朗文集（1）/（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朱荣根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