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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我的伏尔加的孩子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朱荣根等

我的机会突然来了。费希尔夫人对我说：“儿童委员会希望你在伏尔加河畔一个新的无家可归的孩子的农场担任顾问。” 　　费希尔夫人是一个曾在英国流亡多年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妻子。她是政府机关和教友会救济组织之间的联络人。我那时曾见过她。现在，她为儿童委员会工作。该委员会代表中央政府协调全部有关无家可归儿童的工作。她在伏尔加河上的赫瓦林斯克老家休假期间，由于发现非常需要安排无家可归的儿童，便决定组织一个年龄较大的男女孩子们的自助农场。 　　“我们希望你从美国弄些机器来，搞一个示范农场，你愿意和我一起去组织吗?”一九二三年秋天，我父亲来莫斯科看望我，我们一块去了。 　　那个时节正是全国各地成立公社的时候，有为成年人办的，也有为各种年纪的流浪者办的。普通儿童之家已不能吸引因战争和饥荒遗留下来的年纪较大的流浪儿童了。他们往往是冬天来找避寒地方，春天便跑掉了。为什么不把他们按年龄编成小组，让他们在现在属于政府的一些荒废的种植园里劳动呢?只要有老师和设备，这些地方可能变成模范的农业中心，对农民是一个启发。 　　我对赫瓦林斯克的印象不好。这里有许多穷苦的孩子，地方当局乐意提供土地。但是，他们建议的地方是一个古老的修女院，野地里有古老的果园、森林、水池和一个已坏了的磨房。这倒是一个供人们休假的好地方。所提供的农场土地分散在四个地方，最远的在十五英里之外。在伏尔加地区，农民耕种的土地通常都是这样的。它们由倾斜的山路连接。即使我这个对农场外行的人也能看出，在我们的马车经常打滑的山边是不便于用拖拉机的。而他们却期望我“运来美国拖拉机，办一个模范农场”。 　　“具体地说，我应该负责什么?”我问费希尔夫人。“在我去美国作四个月的巡回演讲期间，这里怎么办?”我的肯定态度反而使她显得有些难办。但是，她说，儿童委员会将负责组织工作，教育的费用和儿童的伙食由它来管。顾问的工作是在国家预算之外来改进技术。“你不必管基本的组织工作。只要你从美国弄点东西回来，功劳就不小了。” 　　这个农场距莫斯科有两天的路程，我很难经常照管。在这里承担什么责任，当然不是我所希望的，何况这里的自然条件也对我不利。但是，这是苏联的一个组织请求我做的第一件事。他们拒绝我成立俄国—美国俱乐部的意见，令我一直伤心。我不想失掉这个首次得到的机会。费希尔夫人知道这一点。她指望能成功。 　　我从当地土地部门获悉，如果我们能保证开发，可以另找土地。当我要求给一块较大的整块土地时，他们提出阿列克谢耶夫卡，这是沿河而下二十英里处的一个老庄园，靠近码头、交通方便。它现在是一个国营农场。如果我们能开发得比现在好，我们可以为孩子们搞到它。他们使我们相信，管好并不困难。在那些日子里，国营农场的设备和好的管理人员都很缺少。他们估计，只要有价值五千美元的机器和牲畜，就可以说服政府要求最严格的部门让我们优先获得那个国营农场。这些就是苏联公共财产的基本原则。私有者不能得到政府的这些财产，然而，任何能表明自己可以管理得最好的公营组织则有希望得到它。他们必须继续不断地发展它，否则政府便转交给某个更新的组织，只要后者表明能更好地管理公共财产。 　　大家商定，我们的农场应立即在山边那个名叫切鲁姆桑庵的修女院开办，第一年耕种那四块分散的土地。如果我能从美国带回足够的机器来进行开发，我们可以指望得到阿列克谢耶夫卡农场。十名男孩子立即搬进修女院，还有一位农民耶雷麦耶夫，一个木匠费多托夫。他们住在窗户破了的空房间里。他们从原来的儿童之家带来五麻袋稻草、五条薄毯子、两盏油灯、十个碗、十把勺子、两个做饭的铁锅、一些黑麦面粉、土豆和葵花籽油。他们从赫瓦林斯克带来的一匹马和一辆马车留下来干农田活。他们获准推倒两个破烂的棚屋，用那里的木材做桌子、板凳和床铺。这些活儿是费多托夫用他那套旧工具做的。 　　就这样在切鲁姆桑庵开始办起了约翰·里德的儿童农场，与此同时，我到美国去弄钱、机器和技术人员。我认为在伏尔加河畔兴起的不仅是一个模范农场，而且是一所俄国—美国大学，它在形式上是苏联的，但采用的是美国技术，学生们通过劳动自助。我知道有数以百计的美国人希望“为俄国的未来出一把力。”教员、农场工人、护士、木匠都在恳求自费来俄国，生活不计较，目的是帮助俄国儿童，我将挑选和带这些人来。他们中很少人能讲俄语。幸运的是，我们的第一志愿者是英语教员安娜·格雷夫斯，她正在莫斯科。如果头年冬天她能教一些儿童学点英语，他们便可以吸收越来越多的美国专家。我们实际上是为苏联组织一个俄国—美国大学农场，这将比俄国—美国俱乐部好。我现在也认识到，如果办那个俱乐部，它很可能堕落为酗酒玩牌的场所。 　　这些革命的流浪者各自都承担了任务；他们是英雄。虽然他们缺乏教育，衣服破烂肮脏，曾经到处流浪，有许多人当过小偷，但他们都努力工作，为建立一个每个人都劳动、对大家做出贡献的集体而奋斗。他们看生活下去的毅力。他们的队伍稳步扩大。不久，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找城镇当局：“我们现在已经很好地组织起来，正在制作盘子、家具、床铺和修理鞋。我们缺乏粮食。请把池塘边的那个破旧的磨房交给我们吧，我们可以修好它。”他们得到了这个磨房，增加了四个孩子管理它：两个男孩想当磨房工人，两个女孩做饭和缝纫。他们派代表团到农村为他们的磨坊兜揽生意，开始挣钱餬口了。他们做了更多的床铺，收了更多的孩子。他们从结束工作的教友会救济组织那里搞到了一些粮食和其他东西。到第一年春天耕种时节，五十七名孩子开始了农业生产。我当时仍然在美国。 　　他们干得多么出色呀!他们冬天晚上在切鲁姆桑庵就筹划好了，同耶雷麦耶夫谈论他们应该建的新生活。虽然他们隐居在被白雪覆盖的山上，也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他们想方设法吸收知识。两年之后，其中一个女孩从威尔斯《历史纲要》的图片中知道这是一部关于人类发展的著作。她指着古代亚述人的文字说：“文明的开始”。她是从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那里学到这种知识。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每周从切鲁姆桑到这里来一次，照管他们俱乐部，教“人类发展史和破除宗教”课。但是这种教育很肤浅，只能学点零星的东西。他们还没有书。安娜·格雷夫斯成功地救活了一个小女孩。当那个小女孩肚子痛，住在医院时，她一直喂她。然而，在那个几乎是原始生活的环境里，她教的英语不多。 　　那年春天。耶雷麦耶夫用农民多年采用的办法教他们种地。他们先后在四块地里宿营，建起过夜的草房。耶雷麦耶夫和他们住在一起，驱赶他们干活，骂他们，用巴掌打他们，就象一个农民父亲对待他的孩子那样。他是一个不信教的农村共产党员，因此，复活节时，农场里继续干活，而没有过节喝酒。他们向全城证明，不是靠庆祝复活节，而是通过赶早劳动才可以取得丰收，因为他们得到了创记录的收成。 　　第二年秋天去征服阿列克谢耶夫卡的男孩子，自己已经组成了“责任明确的工作”。我发现，他们睡在阿列克谢耶夫卡粮仓的稻草上，耕地工作一直进行到十月下旬。秋雨打在他们那单薄的身上和裸露着的大腿上。他们冻得发抖，并且染上了从河里传上来的疟疾。那些披着羊皮袄的人耕地的时间最长，然后，他们把外套借给另一拨人，自己蜷缩在稻草下边。这时，下一个班又在耕地了。他们要求我弄一些“肉汤，什么脂肪都可以，猪油，油类或黄油，只要最便宜就行”。他们直接从他们那单薄的身子上吸取热量。有一个男孩的哥哥、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从莫斯科各报的编辑部搜集了一箱子书，给他们寄来。他们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其中有各种各样的书，从故事到马克思著作。这是他们第一次获得真正读书的机会。 　　他们耕地要作记录，以便确定他们这个农场可以耕多少地。最强壮和年纪最大的男孩子正在替其余的人耕地。就这样，那年秋天，他们耕了二百英亩肥沃的土地，另外，他们还在切鲁姆桑的山上种了五十英亩冬黑麦。他们在阿列克谢耶夫干的活比任何一个成年管理人员都多，创了革命以来的纪录。他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土地和房屋。他们的农场获得成功。第二年，在阿列克谢耶夫卡的伏尔加河畔山上又开垦了五百英亩的黑色土地。他们甚至把山脉那边朝西的肥沃的紫花苜蓿地也弄到了手。他们晚上住在那里，准备第二天早晨干活。他们甚至得到了供全乡农民用的旧庄园的一个四层楼的磨坊。 　　沿着河从沃尔斯克到锡兹兰走八个小时的路程，便可以看到我们的宏大农场了。在伏尔加河两岸还没有比我们更大的农场。除了我们从美国弄来的福特森拖拉机外，别处还没有拖拉机呢。人们走几英里跑来参观；我们成为“农民的灯塔”。伏尔加河上游和下游一带无家可归的孩子听到我们的情况，成群结队地来参加我们的行列。 　　这个农场不单单属于我们自己，它正接收愈来愈多的无家可归的儿童，朝着世界大公社发展。这个农场受教育最多的、十六岁的莫洛索夫对此作了解释。 　　他是阿斯特拉罕一个女仆的儿子，十岁时看到了革命：挨饿的士兵抢劫商店，波斯工人用刀砍死他们的老板，吃其肉。他看到工人们在会议上选举苏维埃政权。他围着赤卫军，看他们选举军官和宣布“革命秩序”。他看到阿斯特拉罕城堡被攻占，剧院广场一片火海。接着，他破天荒第一次上学了，读完三年级。后来在饥荒年代，他和其他五百名儿童一起被用棚车运到有饭吃的地区去。他在遥远的科斯特罗马读完了五年级。十六岁时，他申请加入我们的公社。在男孩会议上，他讲了他为什么加入这个公社。这些孩子什么都管，“象正式公社社员一样”。 　　“我喜欢这个地方，因为它不是学校，学校在你十六岁时便把你打发出校门，而在这里，十六岁时却变得更有用了。我没有家，我对城市不感兴趣。我想建设大公社；在这里比在任何地方都好。在这里，我们将从事建设，没有人会说：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们看到的一切，土地和房屋、磨坊和商店，我们会说：‘它们是我们的。’” 　　我问莫洛索夫：等到阿列克谢夫卡农场再不能为公社的发展提供更多粮食时，他打算怎么办。他能永远不断接收新的儿童吗?如果不能，那么，这个农场将变成一个由成年的有产者组成的集体，二百个联合场主，而不是一个场主。我想的是财产，而莫洛索夫则不这样想。 　　“当我们长大，建筑了自己的房子和仓库时，还有其他一些办得很糟的苏联农场，还会有一些空地，我们可以去出力嘛。当所有无家可归的儿童都住上房子时，还有些生活贫苦，希望加入我们行列的农民儿童。我们的公社会不断增加新的分支部门。在我活着的日子里，土地不会失去，儿童们也会不断进来。将来，我们也仍然是日益壮大的苏维埃共和国公社的一部分。” 　　莫洛索夫知道他憧憬着什么。其他孩子们也知道。他们是革命的流浪者。但是，约翰·里德公社从未变成他们梦想的公社，也没变成我的俄国—美国大学。伏尔加流域对此还未作好准备。不管是它的管理人员、农民或是政府官员都没有作好准备。 　　当我结束第一次美国之行返回切鲁姆桑时，我首次发现我们的公社碰到了麻烦。两个月以来，我一直从那宝贵的五千美元中寄回一部分钱，为阿列克谢耶夫卡购买牲畜。然而，我没看到牲畜。那些钱用来养活孩子们了。但是，孩子们由于缺乏营养，脸色苍白。国家从来没有给这个公社拨钱。当地儿童之家捐献的只是儿童和房屋。儿童委员会把全部钱都送给了州级机关。而州的首府萨拉托夫反对在河的上游建立公社。 　　费希尔夫人一直坚持着。当萨拉托夫不肯松动时，她请求从教友会给点“补充配给品”。公社得到的救济物足够一百五十名儿童享用。整个冬天，公社实际上平均只有二十五个孩子。它便把多余的糖、炼乳和可可拿到一个极端匮乏的农民市场上换取别的东西。市场上五年来看不到糖了，过去更从未见过可可。就这样，公社弄到了粮食、衣服和一架缝纫机。教友会发出救济品大约是在我的钱寄到的时候。我的钱勉强够买配给的东西。 　　教员的工资也没有列入政府的预算，但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教师协会和共产党妇女会争着给我们教员，因为这些教员可以从我们商店虽得到配给品。各个组织通常在指派教员方面达成妥协，派出的人数等于需要的三倍。每个教员都有“亲戚”，这些亲戚都是在饥荒年代里形成的。他们比所有的儿童都吃得多。这些革命的热心流浪儿养活了他们。当我想要辞退那些教员时、我弄不清楚是谁雇用他们的。萨拉托夫和莫斯科都推卸责任。当地组织只是提名，而没有雇用。所以，没有人能够解雇他们。他们赖在这里。也没有人对这个公社的建立承担责任。 　　接着，从当地谣传中，我了解了费希尔夫人坚持反对萨拉托夫的理由。她在赫瓦林斯克度假期间，她最大的儿子出去散步。他回来后说：“我看到了一个最幽静的古老修女院，那是收容无家可归的儿童的最好地方。”两周之后，他在莫斯科河里救一位同志时牺牲了。他的母亲记住了她那英雄儿子在切鲁姆桑建立儿童农场的最后愿望。 　　我原先以为是儿童委员会，甚至也许是共产党欢迎我投入苏联的生活呢，到头来，却是一个孤独的母亲想使我们同她一起实现她那死去的儿子的夙愿。也许连她自己也讲不出赫瓦林斯克究竟贫困到什么程度，她自己的悲伤究竟有多大。我可能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正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样，男人的各种意愿总是占上风；投入苏联生活的愿望本身并不能带来智慧；如果你是一个轻信的傻瓜，即使是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也不会落得好下场。我怀着刺痛了的心情认识到，人要有头脑，即便和同志们打交道也要这样。 　　但是，孩子们已经组织起来了；他们有力量征服土地。依靠慈善事业的救济和以物易物勉强餬口的这些孩子竟然梦想建立世界公社!对这些孩子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我对苏联组织系统一无所知，不知道如何做，去找谁。费希尔夫人已经离开莫斯科。给孩子们带来援助的是儿童委员会的亚沃斯卡娅(在这之后她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她在沙皇时代就为无家可归的孩子们而奋斗了。她的生活长期以来就是母亲般地收养无妈妈的孩子。她不知疲倦，聪明伶俐。她逐步给教员们弄到了国家的拨款。她削减了教员人数及其享受配给的亲戚。但历时两年才做到这一点，而且，取消了公社，改为学校。因此，即使现在我也说不准，费希尔夫人的大胆做法是多么明智。在那些日子里开办的公社都得不到什么政府拨款，但其中一些公社幸存下来。 　　我想，如果任何一个成年人象孩子们那样了解公社的含义的话，如果有一个组织者象几十个青少年那样好的话，公社便有可能存在下去。在苏维埃共和国的那些年月里开办的数百个公社中有几个现在颇为有名。它们是：工业日益发展的博尔谢沃劳动公社，一九三〇年我在西伯利亚参观过的克鲁普斯卡娅农场公社。当我看到那些正在扩展的工厂时，当我漫步在辽阔的土地上时，我想到了我们分散在各地的孩子们。但是那寥寥无几的成功的公社经受了许多大的动乱。它们需要有一个坚定明智的领导人。在约翰·里德公社里缺少一个明智坚定的人。亚沃斯卡娅来这里是度过她一个月的暑假，利用休息时间为孩子们做些事；我在这时候也来了。即使我能够在伏尔加住下来，我懂的俄语和俄国生活方式太少了。 　　因此，孩子们关于公社的梦想受到了漫不经心的官员们的沉重打击，从而使他们从少年时代起就学会了不信任这些官员。当曾宣布与公社无关的萨拉托夫州政府得知，该公社从教友会弄来一百条毛毯和做床的许多木材时，便又送来五十名无家可归的儿童，但他们来时没有带口粮。他们这样做，究竟是出于贫困，还是由工作上的混乱，现在无需去研究了。我们十六岁的公社成员虽然营养不良，但却获得了丰收。他们用获得的粮食养活了双倍的人数。他们没有脂肪或糖。他们本来可以用自给有余的粮食去换得这些东西的。逐渐把该公社列入其预算中的沃尔斯克县政府第一次履行职权，就送来三十五名最坏的小流氓。春天来临时，他们都逃跑了，偷了双份的鞋和毛毯。那些年轻的公社社员整个冬天都用他们第二次辛苦挣来的东西喂养了这些懒汉。因鞋子被偷，他们又赤着脚开始了播种。 　　他们不幸的是，没有碰到一个好社长。他们的三个社长是苏联农村行政领导所经历的几个阶段的真实写照。第一个是耶雷麦耶夫。他是一个粗暴无知的农民。他在内战中成了一个红色指挥官和赫瓦林斯克民兵领导人。值得称赞的是，他诚挚地希望有一个公社，他自己担任领导。从理论上讲，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实际上他是一个家长式的农民。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不断弄到更多的土地；其次是得到更多的马匹来喂养；再次是养活男孩子们。最后，他才想到喂养女孩子们，她们只会洗衣服和擦洗。他从来不给女孩子们有趣的工作——种地、驾驶拖拉机、做木匠活，只让她们洗脏衣服，而且不用肥皂。她们是多么恨他呀! 　　阿列克谢耶夫卡办一个更大的农场，他完全不能胜任了。为了购买大磨坊的零配件，他几乎把第二季的收成全都卖了。由于领导无方，磨坊未能办下去，因为它应付不了越来越多的农民粮食。我们只好把磨坊转交给能修理的国家托拉斯。我们在冬天一月份就挨饿了。这时，公社只好求助于沃尔斯克，虽然搞到一点粮食，但却来了三十五名小偷。至于教育，耶雷麦耶夫从来不去想它。他不知道教育为何物。他不信任那些喜欢摆弄铅笔和纸张的男孩。他也不诚实，他为我们公社偷国家托拉斯的水泥和木材；他让一些男孩到很远的市场用欺骗的办法卖掉一匹坏马。我称他为贼。亚沃斯卡娅和我利用磨坊这件事把他搞掉了。 　　但是第二个社长彼得罗夫①更不老实，他偷公社的东西装进自己的腰包。这时，我们多么想念耶雷麦耶夫啊，他虽然偷，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公社。我们多么想念那位粗鲁的农民，他和社员们一起睡在田野里，他自己身上的虱子和男孩子们一样多，他一喝醉或发怒就打人，但是他教给他们怎么干活，而不是油腔滑调、狡猾的懒汉。彼得罗夫早晨十点才起床，到磨坊转转，便去厨房吃饭了，然后下午到阿列克谢耶夫卡村去拉政治关系。 　　毁掉公社的正是这个堕落了的党员彼得罗夫。他害怕大男孩子们的义愤。当从美国运来的一批衣服到达时，双方的对立推向了高潮。 　　我想我已经为约翰·里德公社在美国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人材。在康乃尔农学院，有一个年轻的俄国农民帕维尔·雅辛正在一边学习农业，一边在试验站挣钱维持自己的生活。他战前来到美国，现在无法回去。他曾在美国和加拿大小麦农场里工作。他的妻子和一个小孩仍留在萨拉托夫区。他学习农业是为了回国造福桑梓。调查过我们公社的党内监察委员会曾告诉我，我的作为顾问的任务是寻找一个好的技术专家。谁能比雅辛更强呢?康乃尔学院把雅辛回国想得有些浪漫色彩，他们认为，他可以“在伏尔加建一个康乃尔学院，”这个新的康乃尔学院几乎马上就可以同老康乃尔学院交换种籽和实验成果，将来再交换学生。他们为各种设备筹款。雅辛打算带价值几千美元的机器回国。 　　其他学生送来衣服、外套和鞋子。包裹没写约翰·里德公社的地址，因为我已不信任那个社长了，而写的是公社的共青团，即那些年纪大一些的孩子。可以相信，他们会把收到的任何东西当众分配的。但是，彼得罗夫伙同当地邮递员和合作社商店的头头密谋偷拿不可侵犯的邮件。他们锁上门，打开这些邮件私分，有些分给合作社，有些分给他们的朋友，根本不分给年轻的公社社员。 　　这些社员已不再是孩子了。他们已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他们建设了一个著名的农场，但是在彼得罗夫的统治下，这个农场快要完蛋了。共青团举行了一个群情激忿的大会，他们群情激昂，啪啪地猛击关着的屋门，由于没有得到回音，他们又举行了一次大会，再次猛击屋门。当屋门终于打开，彼得罗夫出来时，那些包裹已被搬走。年轻社员渴望的美国物品已摆在农村合作社商店里了。 　　自此之后，对于彼得罗夫来说，到宿舍去已不安全了。他向沃尔斯克政府控诉这些“年轻的流氓”。当这些人纷纷偷坐轮船流到沃尔斯克去告状时，他们碰钉子了，因为彼得罗夫已经把阿列克谢耶夫卡的官员买通了，他们抱成一团。有谁会信任偷着坐船来的“年轻流氓”呢?坚持斗争的头头被赶出了学校，名誉扫地。他们正当干工作的年纪啊。其他人作为超龄学生逐渐被淘汰了，因为公社正改为正规学校。 　　当我和帕维尔·雅辛一起从美国回来时，整个事情已快过去了。在伏尔加一带，我们那一大片肥沃的五百英亩犁过的黑土地再也不是公社的一面旗帜了。一部分耕地成了学校的一个实验园地，国营农场又回来了。年岁小的孩子们留了下来；公社改成了学校，只收十六岁以下的孩子。公社在苏联各地快过时了。大多数公社是被教员的亲戚和彼得罗夫之流扼杀的。当时正在流行的是“青年农民农业学校”。 　　彼得罗夫还呆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把雅辛除掉，贪污了他弄来的一部分机器为止。在伏尔加建立康乃尔学院与美国交换种籽和科学实验成果吗?彼得罗夫对此才不关心呢!种植优良菜籽的园子被随便安排在牛走的路边，又没有围上篱笆。没有派任何小孩在园子里干活。孩子们喜欢友好而又绝望的雅辛，所以做完其他工作之后，总是来园子里种菜和锄草，于是彼得罗夫便派他们去做别的工作。他把雅辛当作一个为“外国顾问”，搞间谍活动的“外国专家”。他甚至竭力使他离开这个集体。就这样，雅辛最终在萨拉托夫试验农场找了一个工作，并对康乃尔学院设法作了一些解释。彼得罗夫不仅得到了那些机器，甚至也搞到了雅辛的缝纫机。雅辛认为自己是一个公社社员，他没有把缝纫机列为私人财产。 　　当彼得罗夫罪恶累累，即将暴露时，他很容易地悄悄溜到国营托拉斯找了一个工作。每个人都很忙，无暇对他追查到底。我们第三位管家来了。他的名字我忘记了。这个事实本身就够典型的，他代表了苏联管理工作的新阶段。他年轻，刚从师范学校毕业。他用痉挛性的发号施令来掩盖他那缺乏经验的忧虑。但是他还是竭力想把工作搞好。他是第一个重视教育的人。后来又换了几个校长。约翰·里德学校设在遥远的未开发的地方，不能吸引优秀管理人员，因而它成了新毕业生获得经验的地方。 　　不过，它毕竟幸存下来了，它易名为“集体农场技术学校”。它是今天注意的中心。它从阿列克谢耶夫卡搬到了内地一个人口稠密的农村。在广大地区，它在所有这类学校中仍然是设备最好的学校。它仍然有康乃尔学院的美国机械。即使是那台最早的拖拉机，在大规模集体化的日子里仍在继续犁地。所有的公社社员都曾在这台拖拉机上学习过驾驶技术，它是沃尔斯克和锡兹兰之间广大地区的第一台拖拉机。最后它仍在犁地。也许它要一直犁到社会主义；但犁不到大公社。到那时它将用坏了。 　　但是，我们早期公社的社员现在在哪里呢?他们尽管失败了，却仍然是勇敢的战士。这谈不上是青年的毁灭；这是讲关于苏联的情况。那些社员是苏联的好儿子。他们从周围那种混乱贫困的环境中选择了他们需要的东西，远远比我做得好。他们在战争、革命和饥荒中成长了起来。 　　他们不是财主，没有因为丢掉一个农场而被毁。虽然这个公社倒了，但国营农场和新的国营工厂正在兴起。他们毕竟学习过开拖拉机和管理过一个磨坊；他们中有些人还和一个美国专家一起工作过。他们是伏尔加的新贵族，自由的工人，会开机器。虽然他们知道的东西少得可怜，但毕竟比别人知道的多。用周围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可说已经进过了我的“俄国—美国大学”。 　　如果说他们的世界里有彼得罗夫的话，那么也有亚沃斯卡娅。每年夏天，她利用假期来帮助他们找好的工作和学校，她根据他们的能力把他们分类。她把每个孩子都当作自己的亲生孩子。我们的两个最坏的小偷也当了美术工作者；她在萨拉托夫艺术学校为他们找到了工作。我们最好的拖拉机驾驶员进行了深造，成了工程师。那位在疟疾流行时跟当地医生实习的姑娘进了医院。所有的学生都得到了政府发的助学金，苏联学校都如此。其余人在新的水泥厂或新的国营农场找到了工作。 　　对于我和亚沃斯卡娅来说，他们更是她的孩子；她与他们通信，保持联系，对他们年轻人的问题提出意见，同时她在他们的婚姻和生育第一个孩子的问题上也给予指导。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是我的孩子。我不再从美国筹集款项。我自己写文章得来的稿酬的结余足够给他们买点零碎东西了。在亚沃斯卡娅的计划下，我们逐年给他们的钱相当于苏联最贫穷的家长所给的钱，以补充政府助学金的不足。给一个学生一件外套，给另一个学生几双鞋，给第三个学生一点牛奶津贴费。他们不再是“无家可归”的孩子了；约翰·里德学校成了他们的家。由于有亚沃斯卡娅无微不至的关心，再加上农民青年的勤奋好学，约翰·里德学校比莫斯科管理得最好的学校还要成功。从这个学校出来的二百六十个男女学生里，除了十个学生外，亚沃斯卡娅都与他们保持联系，一直到他们成家立业为止。他们全都成了有用的人! 　　他们分散在从列宁格勒到巴库的各个地方，分别在工厂、农场和学校工作。他们多数人仍然互相通信，自称是“约翰·里德邦”。偶尔他们路过莫斯科，便停下来谈谈昔日情况。他们高兴地听到耶雷麦耶夫学习了三个冬天的专门课程，现在在管理着一个大的国营农场。“是的，耶雷麦耶夫身上看很多优点，”这些未来的法官说。有一次他们曾说，他们应该搜寻彼得罗夫，把他清除出党。不过，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些仍留在伏尔加地区的人在假期里往往首先到约翰·里德学校去。他们这些自豪的工人校友回去帮助收割，告诉年轻人如何干活。他们消化耶雷麦耶夫和彼得罗夫的经验教训，如果他们那强壮的胃曾消化战争和饥荒一样。他们热爱那些连绵的山丘，他们那到处流浪的双脚在这里第一次固定了下来，他们通过劳动首 　　次安了家。他们热爱那清新的黎明、伏尔加缓慢的季节、遥远的苜蓿地里的老棚房和那失去的磨坊。从所有这一切，甚至从彼得罗夫身上，他们吸收了他们工作和战斗所需要的东西。他们给我写信时，把约翰·里德学校称为他们“走向生活”的桥梁。 　　① 我想最好在这里用一个化名。——原注 　　 斯特朗文集（1）/（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朱荣根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