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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在革命的广州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朱荣根等

我现在开始了几年的自由、冒险和孤单的生活。我在莫斯科丢掉了我的房间。虽然苏联仍是我计划做一番事业的中心，但我很难在那里定居下来。我与约翰·里德学校、美国教育实验班和特许权委员会的联系已经断了。我不再相信我在苏联能组织任何活动。我在生活中追求的是个人效率，而这种信念最后已被打得粉碎。在那最后的一个发了狂的冬天里，我进行了八十四场演讲，为技术设备筹款一万美元以上，挑选了技工师傅，写了数十篇文章，调查了萨斯喀彻温小麦联营到摩根银行和特许权——然而所有这一切并没有给我带来成功，只是使我患了肺炎。我仍然打算住在莫斯科，因此，我加入了一个房屋合作社，并且为我两年后才能得到的一套公寓房间事先付了钱。但是我不再梦想成为一个乱世创业者。我伤了心。我不再想有所作为。 　　然而，我可以一直写点什么东西。每一个人告诉我走这条路。别的美国记者一向认为，在把时间浪费在这些项目上真是愚蠢。“他们永远不会让外国人在这里搞点事业，”他们说。他们的意见与我见到的俄国共产党员的劝告相类似。他们总是怂恿我继续为他们痛斥的资本主义报刊写作。 　　看来，我只适合于为资本主义报刊写作。资本主义世界对我的欢迎使我受之有愧。我到了纽约时，主编们很高兴地来见我。在美国各个城市，许多人邀请我吃饭。美国这种不费什么力气的好客之情是基于处世的圆滑和好奇心，他们伸出手来抚摸那只羽毛鲜明的过路候鸟。另一方面，他们的确也在不同程度上渴望了解那个新世界的情况。他们想象我已被那个新世界完全接受了下来。 　　就这样，我开始走向革命，为美国报刊写关于革命的情况。我的工作成了主编和我之间的一场游戏。我想要写的东西，有多少可以见报；研究一下这个情况是很有趣的。我知道，“稿费高的杂志”不会接受我的文章。那些写各种故事和文章以微妙的方式捍卫资本主义的人，才能得到他们的高稿酬。但是，也有许多出版物是可以打进去的。我懂得我这个行业的奥妙。我研究了主编们的特殊兴趣。我把文章卖给这个人，是因为他喜欢“旅游”或“女人”；卖给另一个人，是因为他在其亚洲政策中反对英国。有些主编们咒骂我写的东西是宣传品，但是又要了它，因为它写得很生动；然而他们把攻击苏联的文章放在其后边。他们“提供了一个问题的各个侧面”。有些主编们喜欢我的文章，帮助我使报纸老板“接受它”。但是，他们并不能始终保持自己的位置。好在这个人不见了，另一个人出来了。看起来，在这场游戏中，主编有最后决定权。他们修改我的稿子。作者并不反对人家修改他的稿子；难道不是照付稿费吗?但是，对于那些改稿子改得令人生厌的编辑们，只要我能找到改得少的人，我便再也不给他们写稿了。但是，如果某一天万一找不到这样的编辑呢?为什么自找麻烦呢?目前，我有最后决定权。我是“自由”人。 　　这个“自由”是什么呢?有时，在孤零零的旅馆房间里，我总是琢磨它的意思。每个人都渴望自由，但还没有人给它下个定义。那些在毫无回旋余地的斗室之中盛赞自由何不象我一样，横跨重洋呢?请作这样的豪言壮语吧：“下个月我将去墨西哥、广州或莫斯科：谁管得了老子!”要找一个没有限制的工作，海阔天空地畅想创业盛举。何况，我父亲在西雅图的家早被抛弃了，我在莫斯科预购的那套房子在遥远的将来才会完工呢。要么，拎起手提箱，踏进旅馆，等着下次的巡回演讲吧。有时我又觉得，任何束缚也比这样在全世界漂泊好。 　　自由?我陷入了沉思。它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去干。我想成为乱世创业者，但是，某种东西阻止了我，也许是我自己的无能吧。那么，自由是否意味着，你有能力做什么事，就去做什么事?简直是一派胡言!如果你真正有能力，你不必要得到允许；没有人可以制止你!那么，自由是否意味着，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呢?不是，整个生活就是一个克服障碍的过程。没有障碍，既谈不上自由，也谈不上生活。那么，自由是否意味着没有暴君?这只是消极的一面，不过，这倒有点儿接近于自由的真谛。谁是“暴君”?怎样才能消除他；是逃避，还是推翻他?其实，暴君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他想不受约束地实行残暴统治!但是人民不允许他那样做! 　　我现在知道自由是什么意思了、自由就是你做任何事时，都不要妨碍他人。不对，这同样是胡说八道；因为你做的每一件事都会牵涉到别人。所以我要说，自由是相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观。工厂厂主认为他们的自由是：挑选他们的工人和决定他们的工资，尽管工厂已经太多了，他们还可以开办他们喜欢开的任何工厂，以便在不触犯法律的情况下击败竞争对手，假自己发财致富。但是，当他们有了钱之后，他们则要“法律”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工人们认为他们的自由是：改换老板，有组织的工人希望有罢工的自由。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自由就是有权选择工作和有权夺取工厂以生产他们想要的东西。这已不是“自由”，而是“非法行动”；这两者之间除了互有联系之外，还有什么不同呢? 　　政治家、知识分子——我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自由是什么?按我所喜欢的那样去谈话，去写作，去表达自己。按我所喜欢的?噢，不对，我有权去寻找尽可能少改动我的文章的新主编，有权使自己适应主编的要求和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我的最早的祖先把自由看作是离开压迫人的社会，争取一个新的艰苦的但却是有希望的境界。在所有这许多种自由中，看起来自由越来越少。世界变得越来越有组织，把自由挤掉了。那么，自由是意味着减少组织性吗?难道一个人不能既有组织，又有自由吗?在经过了许多令人痛苦的岁月后，我终于发现，自由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了。 　　我们所选择的这个自由，最困难的方面不是它的孤单，而是缺乏稳定性。人类的思想要求在习惯的大海里不断进行选择，象变动不定的水泡一样。现在我的习惯处在大动荡中，我生活在不断选择的海洋中。任何一天的任何时刻，这样的建议都可能打动我：下次我应当去访问广州或撤马尔罕；演讲比写文章更重要；在海边某个朋友家里呆上一个月以上两者都愉快。由于我没有一个固定的追求自由的基地，所以我觉得哪一个选择都可以。有时，这种无休无止的选择弄得我精疲力竭，我宁愿采纳最后一个不断给我提忠告的人的意见。如果任何地方或个人需要我，我就是越过千山万水也要去。 　　我特别愿意接受俄国共产党人的意见。而美国共产党人的意见，我几乎从来不接受。我认为他们是容易犯错误的人，他们对我的生活和工作不了解，还不如我自己更有自知之明呢。但是对于俄国，我从未歧视过它。我对俄国和它的共产党员抱有神秘感，认为他们是乱世创业者，我怎么努力也不能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可以创造奇迹，而我却不能开办一个象样的工厂，因此我几乎把他们当作超人。美国人是易动感情的，他们请电影明星谈政治问题，让没有什么文化的政客就科学或妇女问题发表意见。我也有同样的心理，简直把俄国共产党员奉为神明，不只请他们谈革命问题，而在个人计划和个人生活的细节上也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随便说一句话，往往被我当作权威性的意见而照办，只有美国那种讲求实际效果的精神才使我清醒过来，免走老路，落得痛苦的结局。最后一拍把网球打入空中——看起来这就是我的绝对“自由"了。 　　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无政府状态之下，一直有一股行动本能的溪流，它朝着它选择的大海流去。从外表上看，在俄国问题上以及其他开始出现的革命问题上，我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有名望的权威作家。但是在内心里，在下意识中，我却正在寻找一个成功的革命，以便我可以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而无需忍受开始阶段的痛苦。只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吗?难道今天半个美国不是都象我一样吗?当时看起来，这种革命在美国还遥遥无期。另外，我说不准我是否会在美国参加革命，因为我的朋友站在错误一边的太多了。除了写关于苏联的文章以外，在德国、墨西哥、中国这些地方，我也可以成为“革命的记录者”。 　　选择和孤独这两种痛苦交替出现，人的心灵无法忍受。一旦我开始踏上征途，新的情感便涌上心头。我非常兴奋地得知，一个非常伟大和生动的世界已经展现出来。广大的农民群众在亚洲动起来了，欧洲的政府不断更迭，墨西哥的雇工们正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所有这一切对于我这个作家——演讲家来说，很快就可以亲身前往了解。有什么孤独呢?为什么孤独呢?难道我现在不是在每一个地方都有好同志吗?过去我在西雅图见到过的同志和匆匆来去莫斯科的同志，现在分散在世界各地。虽然我很少同他们在一起生活过，但是，我在世界的此端热爱着他们。既然已经作出痛苦的决定，那就迈入这个生动而可爱的新天地吧。通过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平原，越过半个地球，到革命的广州结识新朋友，何其乐也! 　　就这样，于一九二五年秋季，我从莫斯科到温哥华的路上第一次来到中国。从蒙古的暴风雪到炎热的广州，我只能给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在我前面还有一个严峻的冬季呢；关于这一点，我在最后一章将要谈到。然而，在这个月里，我发现我在苏联四年的奋斗——战胜饥荒和创办约翰·里德公社——使我能够用新眼光看待美国人很少看到的亚洲大陆。我无心欣赏异国情调的神龛和古老的宫殿、可笑的法律和古怪的宗教。我看到了农民群众，在地球这个最大的陆地上，他们何其相似乃尔!我这才认识到，乱世中发生的俄国革命不仅开拓了一个新天地，而且是唤醒亚洲、使亚洲工业化的第一阶段。 　　在跨贯西伯利亚的火车上，我天天看到以莫斯科为起点的大平原穿过乌拉尔，横过富饶的西伯利亚土地进入大森林，沿兴安岭而下，到了哈尔滨、沈阳、北京。俄罗斯人、鞑靼人、布里雅特人、中国人相继展现在眼前——所有这些有着悠久历史的农民群众都落在世界前进步伐的后边。当年那些骁勇善战的部族曾经西向而击，穿过俄国和波兰的黑土地带，直逼罗马和西班牙。那些征服荒野的冒险家乘风破浪横过大海，来到了美洲。新的环境和富饶的未开垦的土地激发了他们那富有创造性的天赋，他们创造了日益发达的工业文明。 　　人类的这个旅行现在已兜了一圈，三千年以后，又转向亚洲。亚洲是人类的发源地，然而这里的人民挤在农村，绑在农业和家庭的琐碎生活中，多少世纪以来都没有变化。现在，他们受到了冲击。西方的铁路、工厂和工业文明传到了这里。经过不可调和的战争之后出现了两种文明：来自南方的是世界帝国主义赤裸裸的剥削，来自北方的是俄国革命。 　　我记得一位记者用一句冷嘲热讽的话概括了他对苏联力量的估计：“对亚洲人来说，苏联是令人敬佩的!”那么，让我来看看它是如何适合于亚洲的情况吧。我暂时把西方放下。这里的广大农村地区备受饥荒之苦，因为原始方法对付不了干旱。弃农从工的农民涌向新建的工厂，挤在工棚里。家庭生活受“老人”主宰，被迷信折磨——家家挂着名称繁多的神像。所有这些情况在广阔的大陆上重复出现，都是出自同样的原因：原始的生产方式，隔绝的状态和落后的交通。在整个亚洲大陆上这一古老制度正在崩溃。不仅在莫斯科是如此；在广州亦然。 　　难怪俄国革命搅动了这些人民群众。北京学生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商人向莫斯科讨好，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伟大的农民和工人群众运动正在华南兴起。帝国主义国家大骂“俄国的宣传”。但是，这些国家曾经花了数十亿美元，牺牲了数以千计的人命来传播基督教，但是，他们宣传了一个多世纪也没象俄国革命那样搅动中国。基督教宣传是由外来的剥削者进行的；而“俄国宣传”却产生于他们自己的历史，适应了他们的需要。 　　用现代的观念来衡量，一九二五年在中国并没有什么“政府”。军阀暂时称霸一些省。全国农民的贫困滋长了土匪。较强的土匪发展成了将军，他们把掠夺合法化了。他们中最强大的人成了许多省的首领，在外国的帮助下掠夺人民。你可以看到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开始了，西方中世纪一些互相敌对的贵族就是通过这个过程联合成了国家。但是中国不会重复那个历史，因为世界上有了新的力量：世界帝国主义力量和世界革命力量。 　　世界各国的外交官当时都同北京打交道，但是，北京不是政府，它更象国际联盟——在那里，一些有实权的使节会晤谈判，纵横捭阖。每个人都在北京的各种集会上发表意见。我也应美国人、中国商人和学生等六个团体的邀请发表了演说。在这以后我听说，他们多数人认为我是“被收买的苏联代理人”。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因为每个在北京演说的人都是被收买的代理人：分别代表一个将军、一家烟草托拉斯或是一个教堂。中国人讲求实际。他们不能想象你不要钱，白白发表演说。他们不知道我们美国人喜欢谈想法。 　　那时中国北方的军阀是容易记住的：他们是张、冯和吴。张作霖是受日本支持的一个阔气的将军。他住在沈阳一个富丽堂皇的宫殿里，在有宝座的房子里接见来访的人。这间房子装饰着假老虎和价值五十万美元的珠宝玉石。他有十几个妻妾，外国人传播了他的许多风流韵事和丑闻。 　　从北京出发，向东北走两天路程便到了冯玉祥的营地，它设在被暴风雪席卷的蒙古平原上。冯是一位“简朴”的将军；他有意识地表现出严于律己的高尚品质。腹地是沙漠，又没有港口同外国联系来取得资金来源，所以他把自己的力量建立在开辟新地盘上。他一直让士兵修路，拨给他们蒙古牧场作为酬偿。他禁止他的部队吸鸦片、喝酒、抽烟。他发现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信仰在这方面有用，在一段时期内便参加基督教，让基督教青年会的人给他的部队教体育和清教徒式的道德。他还利用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宣传，甚至共产党的宣传，后来，他发现他们是敌对的势力，便予以取缔。 　　冯表面上的现代主义颇获那时西方自由派的好感。他的“外交部长”用美国的行话对他们大谈公路、学校和灌溉。但是，“老中国通”?津津有味地谈论着冯如何朝秦暮楚，不断倒戈，讨好政敌的轶事，他们称这是典型的中国作风。不过，我则认为，他的所为类似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时代抢劫过往行人的贵族。当我在蒙古营房访问冯时，他正在忙于给他的主要对手张作霖拍一封含糊其词的、彬彬有礼的电报，答应把他的一些士兵调给他，“如果你需要他们为你办事的话”。我问他，在他看来，用他现在的部队可以掌管多少省，他圆滑地回答道：“鄙人才疏学浅，管理一个省尚感吃力。”其实，他正在抢夺三、四个省呢。 　　离开冯，我南下华中，到了长江之滨的汉口，访问“儒将”吴佩孚的总部。两年之后，我再访问时，它已成为“红色汉口”了。吴得到旧中国富商、绅士和知识界的支持。和多数军阀一样，他也得到了贪得无厌的外国政府的资助。吴在中国是名门出身的贪赃枉法者的中心。他被认为是“诚实人”，他的朋友都可以分得一杯羹。他信奉儒家道德，重友情，轻国家或阶级。吴的“盟友”比任何其他军阀都多，但是这些盟友很不稳定。此刻，他们和他一起在著名庙宇里“讨论经学”，转眼之间又会互相争夺地盘了。 　　吴对我大谈外国影响的问题。他以儒家之风说：“良莠俱存也。”所谓良者，指其建工厂、创财富；至于莠者，则圣贤所树立社会风尚，侍父母、敬长者、忠丈夫、尊长兄，荡然无存焉。我问他，难道不能存良去莠吗?吴回答道：“难矣哉。” 　　在北京，我碰见了鲍罗廷夫人，她是我在莫斯科的老相识。她和丈夫大约一两年之前离开了那个城市，我过去一直不知道他们的去向。现在我才听说他们在中国。据所有的外国人讲，鲍罗廷是俄国宣传的秘密力量，他在幕后策动广州罢工。因此，有人崇敬他，有人咒骂他。我从他夫人那里得知，他是在华南建立的新国民政府的顾问，他是被孙中山邀请来的。“你一定要到广州看我们，”她说。“从北方你不能了解现代中国。”她告诉我，香港到广州的交通已断。一只英国小船从香港开到沙面(它是英国控制的连结广州的一个岛)。但是，广州罢工委员会不会让广州的船与英国的汽艇相会。 　　“我请罢工委员会破例让我会见你。你应该看看广州，这是很重要的。” 　　他们果然为我破例，我从香港来到广州。当配有武装卫兵的英国汽艇进入沙面避风处时(我们都以为到终点了)，从遥遥相望的广州船群里驶出了一艘小机动船，上面飘扬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国民党的旗帜，这种旗将插遍全中国。鲍罗廷夫人坐在船尾。好几个月来第一次一只广州船同那只英国汽艇相会。我迅速上了那只船，在水手们惊愕的目光下离开了。 　　我突然从古代的亚洲来到了现代世界。在整个中国北方，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弄得我越来越迷惑不解。有人唉声叹气：“要是我们能除掉军阀就好了”，也有人把中国的贫弱归咎于缺乏关税自主权。人们的彬彬有礼更增加了我的迷惑不解。如同其他外国人一样，我开始说，“一个不可思议的民族，我们永远无法理解他们。”即使那些满口摩登词藻的北京学生也相当难以理解。也许他们也不理解他们自己吧。他们谈论民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但同时又请求美国或日内瓦帮助他们。 　　然而，广州的罢工是艰巨的、无情的、的确的。它和西雅图、汉堡、匹兹堡、伦敦——世界任何地方有组织的劳工罢工一个样。我一进入罢工总部，就感受到了这一点。我毫无异国之感，倒仿佛到了家里。这里的农民出身的工人已工业化了，并且感觉到了他们的力量。我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皮肤是黄的。 　　主要由海员领导他们，海员是他们资格最老的“现代工会”。苏兆征是海员和罢工的主席。他对我说：“有一百四十个工会参加。这不是种族斗争；这不是中国—英国之战。请告诉西方工人们：我们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斗争展开了，十多万工人罢工的矛头指向英国占领的香港。无家可归、身无分文的罢工者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住。四万工人来到广州。广州位于珠江口，从香港乘汽艇几个小时便可到达。广州是新国民政府的中心，其目的是从这里扩展到全中国。鲍罗廷是他们的正式“顾问”。在整个中国政府里有过许多外国顾问，但是，这是第一个革命的俄国人。 　　当年，西雅图比较小的商人起初曾同情那些反对纽约发号施令的罢工工人，如今广州的中国商人更是如此。几十年来，他们受英国对手的气，因此，他们同情把矛头指向香港的人。在鲍罗廷的指导下，这种同情转变成合作。广州把一些最近清查赌场腾出来的空房子和六个被赶走的将军留下的大军营交给罢工者们住。 　　罢工者们以广州为基地，沿一百英里的海岸线，组织了二千五百个纠察队，他们阻止物资和工贼进入香港。他们没收了企图冲破封锁线的物资，扣押了走私者。流血冲突发生了。英国领事向广州政府提出抗议，政府婉转地回答说：“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我们无法控制我们的罢工者，正如你们在伦敦无法控制你们的罢工者一样。”罢工者要求在英国控制的香港“有言论自由，有权开设工会办公大楼；废除对工人的体罚；在法律面前，中国人和英国人一律平等；在香港政府里要有中国人的代表，因为中国人占香港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这充分反映了香港的情况。 　　这次大罢工整整进行了六个月，在罢工的冲击下，香港变成了一个死港。香港的银行请求伦敦帮助，避免破产；它一天损失一百万美元。香港领事馆的一个美国人对我说：“在西方，你知道采矿高潮过去时的死城，整个夏天我都担心，那种情况是否会在东方的这个最大港口发生。”这就是以广州为基地的罢工工人们的力量。 　　但是，基地本身是一个奇怪不稳定的联盟。身着绸服的官员对工人的力量感到不安，但又尽力利用他们来抵制老敌手和统一全省。工人们对绸服官员也不满，但是又利用他们的友好态度取得一块基地来反对英国剥削者。广州本身存在着磨擦；这种联盟能持久吗? 　　“暂时没有问题，”当我问鲍罗廷时，他回答道。“这些商人希望有一个稳定‘独立’的中国政府，也就是在他们控制下的一个政府。他们希望清除土匪，修筑道路，开办工业，有一个稳定的货币以及办有益于他们行业的其他一些事情。这使他们与英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而受剥削的工人与英国帝国主义更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 　　“当然每个人都希望中国有一个稳定的政府，”我说道。“问题是怎样才能建立这种政府，应该由什么人来控制；在这方面有不同意见。在上海和香港的所有资本家也都希望有一个稳定的政府；他们抱怨说，中国的混乱不利于商业。” 　　“是这样，”鲍罗廷微笑着说：“但是混乱却使外国人可以控制商业。中国越是混乱，香港和上海越能利用自己独有的稳定而谋取更多的利润。将军们把他们的资金存在外国租界里；百万富翁跑到那里寻求庇护。中国轮船挂着外国国旗，向外国人致敬。中国的混乱使外国人有可能掠夺这个国家。” 　　我记得，一位美国领事曾经告诉我，银行家们是怎么阻止新政府建立一个可能使中国货币稳定的造币厂。他说，这些银行家从不稳定的货币中得到好处。但是，我想这些仅是一些腐败的银行。不能想象普通商人会希望混乱，他们的口号就是“法律和秩序”。“你认为有多少外国人有意识地希望中国混乱?”我问道。 　　“很少，”鲍罗廷承认。“只有一些最上层的人在分析他们的所作所为。但是很多人宁愿资助这个或那个土匪，而不去管混乱不混乱。当租界的房租上涨时，他们多数人是高兴的，庆幸自己守纪律，不象中国人那样乱搞。所有这些，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从内心深处渴望中国混乱。”……他没有说服我。我认为他的话自相矛盾。一年之后，我到墨西哥城时，又想起了这次谈话。 　　在此期间，我会见了广州的中国妇女，她们有些人也开始讲世界劳动妇女的摩登语言了。我会见了廖仲凯的遗孀。在中国，妇女死了丈夫，她要闭门服丧数年。但是，廖仲凯在工人斗争中被暗杀后，他的遗孀却利用他的死在群众大会上进行宣传鼓动。她脸上显露出深刻矛盾的痕迹；她是一个中年妇女，人的本性是不易改变的。但是，她通过给她当翻译的女儿坚定地对我说：“廖仲凯最支持工人们。就是他被暗杀的原因。但是他的事业仍在。”在她的房子里没有传统的服丧标志，而是挂了一面写有“永垂不朽的精神”的旗子。 　　在一个群众大会上，一千五百名妇女请我给她们讲讲俄国的情况。我在什么地方曾看见过这些面孔——斗争的坚强面孔?我记起来了——基辅妇女!我向她们讲了俄国搞革命时所处的环境，古老家长制的家庭、无知的农村、受奴役的妇女、过着军营生活的工厂。接着，我讲了莫斯科附近的一个纺织工人杜尼娅革命前后的生活情况，工厂里的妇女们是如何把厂长的住所改为日托站，她们是如何组织医院和工厂午餐餐厅的。这些妇女懂得俄国革命的细节，而我的美国听众都没有谁能听懂。我讲的是她们自己过去和将来可能的生活。 　　我在广州呆了四天之后，便启程前往美国。我乘汽艇先到日本，在那里停留一天半。我进行了一系列采访、出席招待会，发表演讲等活动。这些都是由基督教青年会的斋藤先生安排的。目睹了苏联人人平等和广州生气勃勃的情景之后，我对日本下级对上级毕恭毕敬的气氛大为吃惊。当我在日本的一家银行采访涩泽男爵时，看到他只要一点头示意，服务员就赶快哈着腰走过来。日本劳工联合会主席给我提供的枯燥统计数字使我厌烦。但是，后藤子爵的谈话使我颇感兴趣。他说，他打算征得苏联的同意，在阿穆尔河附近的苏联土地上安置日本人定居，苏联愿意在那里建立一个“日本族苏维埃自治共和国”。 　　“我们的政府不会这样做，”后藤说。“他们害怕这个日本族苏维埃共和国对东京产生影响。但是，我把生物学放在马克思之上!”他又说：“也许这一代会给东京政治家带来麻烦，但是，从现在起二百年之后，世上的所有政府和社会制度都将变成一样的，那时，日本儿童将在亚洲大陆扩展。”后藤颇有世界眼光呢! 　　《朝日》这家大报安排了一个群众大会，请我讲一讲苏联问题。主编意识到了他的勇气；这是第一次谈苏联问题的群众大会。关于苏联，流言蜚语甚多；实际情况如何，谁也不知道。他对我说：“我们希望你讲话时要冷静，不要煽动听众。这里的状况是，听众很容易突然骚动起来。如果你煽动群众欢呼布尔什维克，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答应“只讲事实，不带感情”。当我看到会场里布满了军警时，我确信有必要保持冷静。有一些听众以仇恨的目光瞪着我。也有一些人看起来则随时准备爆发出欢呼声。我不希望发生无谓的屠杀，因此我用冷静的语气给他们讲了两个小时的“不带感情的事实”，我讲一句，翻译一句。《朝日》把为数不多的讲演费装在一个漂亮的信封里放在银盘上递给我。 　　就这样，我结合我在俄国四年的经历，在一九二五年年底观察了东方。地球最大的大陆上，落后的农村被洪水和饥荒、地主和土匪这些天灾人祸所困扰；美国的农场各异，而它们彼此却很相象。高踞于这些农村之上的是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他们彼此不相同，他们是互相冲突的国家和文化的令人难以理解的人物：张、冯、吴、北京学生、后藤子爵……但是，在外国港口和现代化工业的影响下，从这些农民中分化出来越来越多的人，他们讲着世界工人的共同语言! 　　 斯特朗文集（1）/（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朱荣根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