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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五年计划时期的美国人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朱荣根等

“出去旅行一趟，”在我不断要求辞职时，他们在《莫斯科新闻》这样对我说。“出去看看，写文章表扬一下为我们新工业工作的美国人。回来时，你的情绪会好一些。” 　　我把这种旅行看作是一种笼络手段，但我还是将接受它。让他们保留着我的名字，为我支付周游苏联的大笔旅费吧。回来后，我仍要辞职。 　　我取道伏尔加到斯大林格勒，去参观巨大的拖拉机厂；然后前往罗斯托夫，抵达新建的农机厂和几个大农场，再到第聂伯建筑工地，在那里，一座大坝就要竣工；然后返回哈尔科夫，看看即将开工的第二拖拉机厂。这是第一条旅行路线。第二条旅行路线是：先到诺沃西比尔斯克和正在库兹涅茨克兴建的巨大的钢铁厂，再到正在车里雅宾斯克建造的第三拖拉机厂，然后继续前往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在那里的铁山周围，一座钢铁城市正在兴起。这两趟旅行分别在一九三一年的夏秋两季成行。现在旅游者都走这两条路线。 　　我要写写在苏联工业部门中工作的美国人的问题；这是分配我的一个任务。我还为自己定下了另一个任务。“我想弄明白，究竟是我本人古怪，还是这个国家和美国人之间的整个关系有点不正常。在苏联，还有没有一个地方，那里的美国人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呢?如果有，他是如何处理的呢?” 　　我沿伏尔加河而下，一路寻找约翰·里德公社的孩子们。曾经在萨拉托夫儿童之家呆了很长时间的那二十个姑娘不见了。五年计划一下把她们卷入了工作岗位。我们那些学过机械的男孩子们，也在新建的制造厂或国营农场迅速找到了优越的岗位。整个伏尔加一带劳力缺乏。 　　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简直不象一个工厂，倒象一个战场!为建立苏联第一条传送带而战!在美国，花了整整一代时间才建成工业传送系统。但是在这里，必须以战斗的方式立即建成。从全国各省、区按分配的名额抽调了年轻的共产党员来这里工作，以便使所有的农村都学会使用拖拉机。一年半前我在此考察斯大林格勒附近的集体农庄时。我曾遇见过他们，当时这个工厂尚在建造中。他们曾对我说：“请告诉美国工人们，我们要把青春献给这场斗争。我们不会象他们那样把青春浪费在跳舞和同姑娘们调情上。一切抱怀疑态度的人，都将从我们队伍中抛弃。我们将一鼓作气地把斯大林格勒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城市!” 　　这次重访，我找到了在斯大林格勒工作的美国工人。他们在这里已经工作一年多了。有些人已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有几个死于头年夏天的伤寒，当时还没有合乎卫生条件的饮水。为使斯大林格勒铁工厂尽快开工，强壮的男人们在炎热的夏天坚持工作而常常晕倒；在这些人中间就有美国人。有三位美国人——日夫科维奇、科维特和宁丘克，这些名字象美国人吗?——连续工作了六十个小时，抢修中断生产线的七号机器。我到达时，厂里正在颂扬他们的英勇精神，他们下班时累得要死，连走路的劲儿都没有了。 　　工作?那不是工作!简直象打仗一样! 　　在一个漫长的炎热的“休息日”，三百名共青团员聚在一起，整整一天讨论如何在九月五日青年节完成第一万一千台拖拉机。随后，他们准备乘船游览，在轻松愉快中度过凉爽的夜晚。但是，船来得太晚了，直到夜里十一点钟，才在遥远的前方出现船的灯光。年轻人你一言我一语，要求放弃这一活动。“得回去了；太晚了。好好休息准备明天干吧。” 　　当“骆驼”挂到车间里时，坚强的男人也抽泣起来，抹着满脸肮脏的泪水。这个微笑着的“骆驼”是损坏机器和秩序混乱的标志，挂在落后的车间里。顽强的人们已全力以赴，作出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但是他们的车间却没有这样做，于是他们重新开始奋斗。仅靠一个人或一百个人竭尽全力地工作是不够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需要献身精神，也需要很好的组织工作。他们顾了这头丢了那头，在集中力量处理某一问题时，另一问题又冒出来，妨碍了他们的工作。他们必须学会日理万机。这种事在俄国从未做过。美国人能否教教他们呢? 　　在工厂后面沿伏尔加河岸，有几十幢用砖砌成的公寓住房，住着一百七十名美国人和他们的家属。第一批美国人是一九三〇年五月到这里的，但是在我一九三一年八月到来时，只有五人留下了。其他美国人是后来的。霍姆斯是随第一批来的。他曾是福特汽车厂熔炉车间的总领班。在这里，他在铸铁炉上工作。 　　“在第一批人中间有坏蛋，”霍姆斯说。“俄国人受骗了。来了一些在底特律混不下去的恶棍。这里的行政当局也该受到责备。我们到此一个月还不安排工作。行政当局和工会都不管我们。而妓女对我们却十分注意，这些斯大林格勒的旧女性从未见过这样一帮子恣意挥霍的外国人，即使在沙皇时代也未见过!醉醺醺的美国人敲破了有轨电车的玻璃窗爬进里面。等着拉客的妓女多得很!当警卫人员不让他们晚上拉着妓女走进工厂时，他们就打警卫。于是正派的美国人选举了一个维持治安委员会，并要俄国人驱逐那些恶棍。但是，俄国人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才采取行动。在此期间，所有美国人都得到了一个坏名声。” 　　霍姆斯自豪地给我看他的“突击队员”光荣册，上面称他为“模范工人”。他获得这本光荣册，是因为有一次一座熔炉突然爆裂，他从餐桌上被拉去修理。当时他脱去衣服，带领工人奋勇抢修靠近一堆火红的铸铁的这座熔炉。 　　霍姆斯认为他的工作效率不高。“我在美国曾经干得很好，”他说“我想我还算个人才吧——福特汽车厂冶炼车间的总领班嘛。但是，天哪，在这里一切都是慢腾腾的!他们既然以高薪聘请我们来，为什么不很好地使用我们呢?整个第一年，没有人采纳我们的建议。我为我的车间写了大量指导性意见，但是他们总是丢失。” 　　麦克莱恩是个有才干的翻砂工人；他每天工作十至十四个小时，创造了纪录。他有一段时间很不愉快。那是维津斯基刚来翻砂车间当主任那段时间。维津斯基公开声称，在这个工厂里没有一个有用的美国人。他当着麦克莱恩的面说：“你什么也不懂，什么也干不了。”麦克莱恩当过庞蒂亚克的奥克兰工厂翻砂车间的总领班，这个自命不凡的维津斯基简直把他气疯了。他闹了两天，准备回美国。他要“同俄国绝交”。 　　这时，有人劝维津斯基让麦克莱恩去搞飞轮工作，这道工序正影响着整个生产线。制造出来的飞轮有百分之六十五至百分之七十五是废品；麦克莱恩去后把废品率减少到10%，而且提前完成了四百个飞轮。麦克莱恩对我说：“我不能象在美国时那样监督这种产品。但是，只要我在场，碰到不合格的东西，我就加以制止。有时我甚至不得不站在火红的铁水和模子之间来制止废品。我很多时间都呆在那里。维津斯基是个好上司。当我制止废品时，他支持我。但是，废品率还是太高。我们的工作效率不高。” 　　鲍尔干了二十年的落锤锻造工作。他在斯大林格勒也在锻造车间工作。“我刚到这里时，这个工厂的工人分成两派，”他对我说，“一派制造拖拉机，而另一派则不让他们干。看到这种情况，难道不知道这是破坏吗?在美国，公司之间互相激烈争斗时也发生这种情况，这我看到过。但我不知到哪里去提意见。找不对地方，会找错人。但是我确实看到了这些人把机器弄成什么样子。在使那台巨大的曲轴锤运转前，我真想辞去不干了。他们一会儿弄坏水管；一会儿用乱七八糟的东西把下水道堵死了；再不然，又因为一下子充电过猛，把发动机给烧了。我对车间主任索科洛夫说：‘我没有办法了。他们总是把事情弄坏。’于是索科洛夫为这台机器专门派了一个警卫，后来那台机器才平安运转了。慢慢地他们似乎发现了那些家伙。起先车间里净是这号人，但是，后来他们把这帮人都弄走了! 　　“事情还不仅仅因为有破坏者。那些刚参加工作的毛头小伙子更麻烦。其中有一个人把一台落锤弄坏了，这落锤是十分重要的一环，生产线将由此而受阻。我及时把它修理好了，并换了一个相当不错的人来使用它。随后，车间委员会的头头带来了一个从哈尔科夫来的新手，他想学开那机器。 　　“我不想让哈尔科夫来的家伙摆弄这台机器。但是，我的那位工人不敢违抗车间委员会的安排。于是我亲自操纵落锤。几个小时的紧张工作，我就干完了足够供生产线工作一天的零件。后来车间委员会的那位老兄又来了，并带来了支援的人，我就把那台机器交给他，让他交给哈尔科夫来的那家伙使用。我恶狠狠地说，‘把这该死的东西拿去吧，准把它弄坏。’他们接过去了!真的把它弄坏了!第二天我们又把它修好。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发现该去什么地方提意见。在三层楼上有一个党委会之类的组织。那些人管厂里发生的事情。每当我嚷着要找党委会时，那些妨碍我工作的家伙就蔫了。但是，即使党委会的人也常对我说，我们必须‘培训从哈尔科夫来的工人’，所以我想我们必须这样做。这对斯大林格勒来说真够呛!” 　　为在斯大林格勒的美国人做了大量工作的人不是一位技工，而是一位“政治工作者”。他叫盖勒，身体长得单薄、颀长，从来没有干过一次浇铸，可能连落锤也没有使用过。但是他知道在苏维埃社会里如何行事，并开始教美国人“怎样做”。他设法使美国人进入工会。过去，工会一直不管他们，尽管他们在美国曾是工会会员。他在每个车间组织美国人召开“生产会议”，为更有效地工作提出建议。盖勒并不清楚提出的建议是否有价值，但是他明白，假如车间里的美国人都支持这一建议，他就可以向“工人建议实施局”提出，并要求采纳。“盖勒来以后，他们开始采纳我们的建议了，”这些美国人说。 　　没有一个美国人认为他是“真正有效率的”。所有美国人都抱怨，他们无法象在美国那样发挥作用。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这个国家能够“在这一片混乱中”取得进展。……“我们能够动员的力量，他们不了解，”工厂党委书记特列古边科这样对我说。当时他正躺在床上，发着高烧，然而还用电话召开会议，组织工作中的每一细节和严密的核算，而且接受了我的采访。 　　“为什么他们不去旅行一趟?”我问盖勒。“我就要去几个大农场。我将带一个代表团和翻译，让他们看看他们制造的拖拉机运往哪里去了。”美国人说，他们没有时间，也付不起路费。“这样做对你有好处，”盖勒说。“工会负担一切费用。”……“嗯，我想也许他们欠我们点什么，”美国人嘟囔着说。他们真去了。 　　大部分人看完大农场后变得热情起来。“你看，尽管斯大林格勒那么乱糟糟，他们还是在这个国家里有所作为。”……但是，在农场工作的美国人却也象拖拉机工厂的人们那样，感到效率低、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他们告诉我，没有人采纳他们的建议。他们说，那些顽固的头头们舍不得花钱买一把扳钳，却让昂贵的拖拉机扔在那里变成废物，其实，只要有几把便宜的工具，就可以修理好。“旅行一趟有好处，看看这个国家，”一位斯大林格勒的工人说。“你可以让他们出钱嘛!”甚至那时我也没有想到别人说过同样的话。 　　我来到第聂伯建筑工地。在巨大的水坝后面，河水正在上涨，人们正从基赫加斯村搬出，不久，这个村就将被河水永远淹没了。一九三〇年一月我来访时，人们正在向河床的岩石上打钻，钻声轰鸣，震耳欲聋。现在，这一切都已过去。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站堤坝，巨大的弧形坝壁横跨两岸，高出水面三十四米。满载水泥的火车，喘着粗气通过弧形堤坝，把水泥填进两层坝壁中。 　　我想起了铸造厂的一位热情的工人，上次访问此地时我曾见过他。当时我曾问他是否喜欢他的工作，他坚定地大声说：“你知道，我们将在一九三二年完成，”这似乎就算回答。我对此报之一笑，他误解了我的微笑，继续说：“所有美国人都认为我们办不到；他们说要到一九三三年才行。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将在一九三二年完成。”铸造厂的一位普通工人在向库珀小组的工程师们挑战了!I 　　是的，他们已进入了最后完工阶段；五台涡轮机将于一九三二年开始运转；这是肯定的了。特列古边科不是在斯大林格勒对我说过吗：“我们能够动员的力量，外国人不了解。” 　　来自纽波特纽斯的四位美国人对这种巨大的力量有所了解，他们在这里安装涡轮机。他们对俄国人开展的“突击队员”运动大为赞赏，特则是对姑娘们的干劲更加佩服。“我们真没有想到，姑娘们还能干这样的事!”他们自己也因为提前二个月安装完涡轮机上的九个涡形管而获得“突击队员”称号。当地还特为此设宴表彰他们。但是，他们对工作状况仍不满意。“每当你培训出一批聪明伶俐的助手后，他们就被全部调走，派去当领班。于是你又得重新使用新手，重新培养他们。”这几位从通用电气公司来的美国人对发电厂房顶迟迟不能完工十分恼火，因为这使得他们无法安装发电机，他们只好等待，而发电机是很容易被雨水淋坏的。 　　堤坝上方不远处是美国顾问们的居住区，他们是库珀小组中最后一批人，负责质量和设计——检查验收工作。但是，用他们的话说，他们“不直接属于第聂伯建筑工地的任何人管辖，”所以省去了很多琐碎事务的扯皮。但他们感到孤独。我停下来同普尔斯夫人交谈，一年半前她曾告诉我，她想熟悉这里的一切。“我们为俄国工程师举行了一个晚会，”她说，“也曾逐一拜访了他们，但他们从未来看过我们。我唯一的联系是通过我的保姆，她认识工人们；她带我去参观了一个有趣的日托站。”普尔斯夫人渴望了解她周围的生活；她想参观学校，又怕打扰别人。我曾向第聂伯建筑工地党委书记提起过她的愿望。他说他也很希望“同美国人联系，帮助他们了解这些情况。”……一年半过去了；他们仍然形同陌生人。普尔斯夫人即将返回美国，她对俄国英勇的、创造性的工作满怀敬佩，尽管她在那里一直异常孤单。我们这些人都怎么啦? 　　在哈尔科夫，我发现在这里的拖拉机厂工作的美国人比他们在斯大林格勒时愉快得多。他们中大部分人曾在斯大林格勒呆过一年。现在他们对苏联已有些习惯了。而苏联对他们也越来越熟悉了，苏联有意识地这样做。哈尔科夫工厂厂长对我说：“我们从斯大林格勒的情况中吸取了教训，学会了如何使用美国人。我们不让他们负责一般的行政工作，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制度。我们也不让他们当‘顾问’，这个工作实际上意味着没有人同他们商讨事情，所以他们极不愉快，整天在厂里转游，想找点事干干。我们分配他们明确的技术工作，告诉他们如果碰到困难，去哪里寻求帮助；然后要他们负起责任。用这种方法，他们为我们做了很多有用的工作。” 　　一位美国人证实了他的这种说法。“从我在哈尔科夫的情况来看，苏联政府在我身上花的钱肯定是划得来的，”他笑着说。“这里不象斯大林格勒。”他很高兴，最终获得了“公平交易”。 　　我在哈尔科夫斯巴达克旅馆里遇见的伍德，看起来是一位愉快的美国人。他不搞生产；他的具体工作是调查轧钢厂出现故障的原因。出现故障是经常的事，原因众多，所以伍德干得很欢。他笑着说：“我为他们抓出破坏者。不是直接去抓；我并不认识张三李四。用起重机吊起钢制工作台，需花半天时间，我打开台下损坏的机器的变速箱一看，发现里面塞了九桶肮脏的铁屑。我对共产党的车间主任说：‘这种事不可能是偶然发生的。’这个人不错，他虽然不熟悉钢厂的工作，但他知道抓谁。当我告诉他这些情况时，他两眼发光。我走到哪里，哪里准有人要倒霉了。” 　　然而，甚至伍德也不甚了解苏联的情况。在一系列紧张的调查中，他瘦了四十磅，后来因肺炎而躺倒。当局为他派了一个护士日夜照料，还另派了一位懂英语的护士当翻译，在病情危急时，一位大夫日夜守在他的身边。为此，伍德十分担心他的医疗费，在病体未愈时他就下了床，结果旧病复发。他跑到钢铁托拉斯办公室，对他们说：“你们必须分期从我的工资中扣除这些费用；一下子扣这么多钱，我可受不了。”令他感到吃惊的是，竟是免费医疗。伍德本来以为，即使一个人为苏联节省了数十万美元，也应该支付医药费，尽管此病是因过分劳累而得的。他习惯于资本主义的那一套。 　　在第二趟旅行中，我东行来到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在那里，我看到库兹涅茨克钢铁厂正在混乱中建起。两年前，这里尚是一个安静的小村，仅有一千五百人。一年前我第一次来访时，还只有一个刚刚破土开挖的大土坑。现在，这未来的钢铁厂沿着山谷延伸四公里之长，在脏乱的废墟中，巨大的塔式建筑已建到一半。头二个高炉的八个壮观的“烟囱”直刺云端，滚滚浓烟划破长空。四周，七层楼高的发电厂巍然屹立，大型铸造厂的屋顶如海涛波浪起伏，还有平炉厂的幢幢建筑——美国人说，“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平炉——和已经动工的轧钢厂。右面一英里多处，耸立着耗资二百五十万美元的耐火砖厂，它可以供应库兹涅茨克的所有用砖。这就是这个新兴城市的规模。 　　美国弗雷恩公司的工程师们正在库兹涅茨克工作，这个公司为这里的发展起草了基本图纸。负责建筑的高级工程师格伦每天要爬数英里堆积如山的水泥、钢筋和木材，坚持不懈地努力推行美国的方法。他反对俄国工程师和新任命的领班们整天坐办公室的做法；他整天呆在脚手架上或土坑里。“每当在我负责的工作中出现危险情况时，我总是带头去干，然后才要求他们跟着干，”他对我说。“我已经明白，在这个国家里，仅仅给领班下达命令是不够的；你得把情况向所有工人解释清楚。为了少加班，他们在冬天竟把冰块和冻硬的砾石扔进混凝土里。下命令也阻止不了。所以我召开了一个会，对他们说：‘你们整天在此干这个活，可我不能二十四小时都呆在这里看着。向混凝土里扔冰块和冻硬的砾石，其结果可能有损于我的名誉，但是，也损害了这个轧钢厂，而这个厂是属于你们的。在这样的冬天浇灌水泥，在你们国家是第一次；你们干活时必须小心仔细。’后来再没有发生这种事。我正在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宣传家呢!” 　　很多别的工程师也同俄国工人在一起干活，教给他们怎样做。齐默曼还写了一系列有关技术的小册子，其中三本已经在库兹涅茨克翻译出版。其他工程师则自愿去帮助教技术课；他们想参与周围的生活。他们同我遇见过的任何美国人一样，这样去做了。然而，他们与俄国人之间仍然捏不到一起。俄国人说，美国人“太被动”。什么!他们一天工作十八个小时，翻越一堆堆如山的建筑材料啊……“但是，他们不向报纸、工会或党组织揭发存在的弊病。他们只是把这种情况告诉行政当局。他们实际上没有真正‘参与’。” 　　我开始考察这种被动性。一个美国人谈起他曾目睹了某些不按技术规章办事的情况，我问他：“你是否想过投书库兹涅茨克报纸揭露这种事?”他看起来感到吃惊。“那怎么行，那样做不合适。你知道，我们是为弗雷恩工作的，他是由这里的钢铁托拉斯雇用的。钢铁托拉斯为我们提供的知识而付钱。我们向行政当局提供这些知识，他们愿意要多少，我们就提供多少。但是，我们越过弗雷恩先生和钢铁托拉斯在报上揭露人家，是不合适的。” 　　“在这里他们就是这样做的，”我回答说。“那些有影响和受欢迎的人就是这样做的。” 　　“在我看来，那样做是在制造混乱和进行煽动，”他回答说。他的职业道德标准同苏联的标准恰恰相反。 　　有天晚上在一次圆桌讨论会上，这些美国人就有关苏维埃俄国的情况向我提出了各种问题，我只好承认自己“对共产主义不是权威”。会后，他们问我，“你认为我们能否请这些共产党人中的某个人定期来此呆一会儿，告诉我们一些情况，回答一些问题?我们不想让他们认为我们在插手他们的政治，但是，我们有些人很想知道我们在这里建设的情况，因为这里的建设情况跟我们知道的轧钢厂不同。”……我告诉他们，当地党组织将会很高兴为他们派一个人来。这人派来了。他们未曾想到“美元工程师”还会对这些情况发生兴趣。双方都不知道如何接近对方。 　　六个小时的火车旅程，穿过库兹巴斯山谷，把我带到了列宁斯克的煤矿区。这里住着一百多位美国矿工和他们的家属。他们来“建设社会主义，象俄国人那样生活”。分配给他们的住房和食品比俄国矿工的好得多，然而，他们之中三分之一的人只呆子几个月便离开了。美国矿工对食品和住房无所抱怨，但他们对混乱的状况不满。他们的不满是有道理的。 　　列宁斯克的人口在一年之内从三万增加到十万。他们狂热地开矿井，建标准住房。有些住房，还没来得及安装屋顶，就出现了裂缝。一百多名美国人只有一名翻译。这些人讲着各种方言，从南斯拉夫方言到威尔士方言，翻译自然不可能都懂得。他们遇到的第一次麻烦是由于护照问题引起的。这些护照被随便地从他们那里收走了，有的是在路过新西伯利亚首府诺沃西比尔斯克时收走的，有的是在列宁斯克收走的。有几份护照后来送回来了，但大部分毫无音讯。美国人对此并不介意；他们习惯于不带护照生活。后来有人对他们说，他们必须持有护照。一些流亡富农的老婆在市场上对这些美国人的妻子(有些人能讲俄语)说：“你们的丈夫在欺骗你们。在这里，没有护照，就是流亡者!”于是美国人开始询问，每个俄国官员都彬彬有礼，他们都想给予回答，但实际上他们什么也不了解，所以他们作出的答复各不相同。 　　一位说：“但是，你不可能没有护照；你肯定放在什么地方了。”另一位则说：“他们留下了那些签有合同的人的护照，这样他就无法逃离了。”结果，惊恐之情传遍这个居住区。有人大声喊道：“这是强迫劳动!”一位神经质的男人竟吓得夜不能眠，在外面边走边哭：“我永远也出不了西伯利亚了!”我缠住了一位刚从新西伯利亚来的煤业托拉斯官员，问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粗暴事件”。“怎么啦，”他说，“他们的护照大都放在我包里，放在我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的办公桌里。大部分美国人没有交登记用的照片，他也太懒了，没有派人去要这些照片。” 　　这位官员曾去了解过那些要求离开的人。他厌恶地说，他们“根本不是矿工，而是一帮对什么事都没有恒心的人；他们什么活都干过，从煤矿到福特汽车厂——甚至还做过小买卖。”我说：“在美国大部分矿工都是这样。你对要离开的人有什么看法，我不同你争辩。但是，你在离开这里以前，应该同那些准备离去的人见一见面。这里没有人能对发生的事情作出解释。” 　　我们开了一个会。矿工们已经工作了一个月，但工资还没有到手；领班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忘记了把他们列入工资册。他们带着嘲笑，翻开了天书般的工资册。这位官员解释道，诺袄西比尔斯克已经知道这种情况，所以决定头三个月付给美国人一样的工资，等到他们了解各个人的工作情况后，再分别付酬。美国人对矿井设备之差和组织的混乱特别不满，认为与其说是靠技术，不如说是靠体力出煤。他们不会使用被称之为铁铲的“那些木棍”，然而，就连这样的简陋铁铲也不够用。这些美国人为自己是高效率的矿工而自豪，但这种自豪感正在折磨中失去。他们来到这里是想把美国的方法教给西伯利亚人。但是，在列宁斯克的混乱情况下，西伯利亚农民挖的煤比他们还要多。 　　我同库兹巴斯的一位老干部谈起列宁斯克的状况，我是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同他认识的，那里正在建造一座世界上最大的重型机械厂。他笑着说：“听起来有点象过去的情况。一九二三年我们在那个山谷中也曾有过同样的问题。但是，现在不会象过去那样了，这种情况很快会结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经前进了。在未来六年中，列宁斯克将要建造二十六个新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碰到一点混乱。所有这些美国人真正需要的，是要有一个精干的政治组织者，带领他们在苏联的情况下进行战斗。他们自己也会成为第一流的指挥官。他们是矿工；他们懂得如何组织和战斗。”他若有所思地继续说：“我真想回去教给他们如何干，但是我在这里太忙了。” 　　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他们做了最伟大的工作。在同任何城镇都有五百英里距离的乌拉尔原野上，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就迅速建起了一座拥有十八万人口的新兴钢铁城市。金秋之夜，晚风徐徐，散发着葡萄酒般令人沉醉的芳香；四周山丘，万家灯火，犹如虚无飘渺之仙境。我挤上一辆拥挤的卡车，这批人是柏林的工人，他们来此要“永远呆下去”。紧挨我的那位妇女靠在斜放着的一个手提箱上，忍着挤压的疼痛保持着身体的平衡。当剧烈的颠簸使她猛地碰上手提箱尖角时，她疼得尖叫起来。她无法在颠簸中保持平衡，因为她两手抱着一个婴儿。尽管不时地发出尖叫，她的眼光却欣喜地环顾着四周的灯火：“多美啊!”她赞叹着。“永远愿意在这里工作!”……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俄国人、德国人、鞑靼人、甚至吉卜赛人，三十五个民族的人纷至沓来，每天平均三百人。整整一年半时间内，人群不断流向这里；这种势头还将持续多年。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出版发行十一种报刊，其中有四家日报，二份技术性杂志，一份文学双周刊。这里已经开办了十三所小学、两所技术大学，并建起了一所大型戏院、一个“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更好的马戏场”和六、七家电影院。一家木工厂每天生产的材料可造四幢标准临时住房，每幢住二百人；一家水泥厂已生产了二百万块预制板。化纤厂正在生产地板。石灰石采石场正通过山谷下新建的铁路输送着石灰石。从五月以来，世界上藏量最大的铁矿已向乌拉尔各地运送铁矿石。一座四分之三英里长的水坝已使荒凉的山谷变成湖泊。 　　然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尚未开发”!没有开发?没有!生铁还未出炉!所有这些工厂都在为此而全力以赴。 　　有四十位美国人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作，他们来自麦基公司和科珀斯公司。其中许多人向俄国工人示范如何干好活，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人们的欢迎。诚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已完全适应。在工人中最受欢迎的人似乎同公司产生了摩擦。单独签订特别合同的考尔德，深受他周围的俄国青年们的敬佩。但是，他对他们毫不留情。他对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说，他们是一批吹牛大王。他故意刺激他们，要他们言行一致。他们热情地接受了他的挑战。他们要向这个美国人显示一下。于是他们偷了吊车，后来又被迫送回去。卡尔德记录青年们的工作情况，表扬好的，批评差的。卡尔德讲英语总是十分费劲，好让他们听懂。 　　在我的旅行中和在这个新建的大型钢铁厂的所见所闻，清楚表明，几乎没有一个美国人感到他是成功的。总是有些事影响着他们的效率。这种效率没有发挥。这使他们耿耿于怀。对此，大部分俄国人的态度十分简单，有点玩世不恭；“假如我们用不着他们，就让他们走。假如我们要用他们呢，就多给些美元。” 　　这种态度使美国人十分愤慨。“这些家伙嘴上说在建设社会主义，但他们满脑子想的就是钱!他们能够少花钱而得到很多有用之人，假如他们能让这些人放手工作的话。但是，上帝啊，他们竟如此肆意浪费美元。他们对几个人的工资抠得很紧，却随意花数百万元买些牛头不对马嘴的设备。在机器方面，我本可以为他们节省百万元，但是他们的工程师一个个象喝醉的水兵……”美国人最虔诚的信仰受到了伤害；浪费对他们来说犹如魔鬼，我在年轻时代上学就已这样认为了。 　　我经常向俄国人提出抗议。“这些人不仅仅是‘雇用’来的。他们还想把工作做好。” 　　“他们对社会主义不感兴趣，”这是很现成的回答。“我们注意到他们拿了美元。” 　　是的，他们拿了美元。干吗美国人要拒绝拿美元呢?美元对美国人来说是表明他们价值的象征。他们来自资本主义，在那里，对人的标准是能拿“五千美元”。在他们身上，希望有所建树，渴望知道自己的工作是否有成效和希望得到美元，这三者是十分紧密地关系在一起的，无从区分。美元使他感到成功，体验到个人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当他担心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时，如果给他更多的美元，就会使他心安。难道我不是也用美元考虑问题吗?只不过是用一种奇怪的颠倒过来的方法考虑罢了。作为一种自由的象征，我曾拒绝接受特许权委员会发给我的工资；理想主义的旗帜曾使我消减在《莫斯科新闻》工作所领取的薪水；而当星火出版社拨给我经费时，我开始相信我的权威了。难道这一切都是扭曲了的吗?难道金钱不是真的具有某种意义吗? 　　对俄国人来说，美元不是价值的标准，而是笼络人心之物。由于他们从亚洲市场的道德标准一下子跳到社会主义的标准，他们没有学到经过相当长时间的高效资本主义才使美国人养成的以金钱来衡量一切人和事的天然标准。俄国人很快发现，他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学会这种以金钱为标准来衡量人和事的办法。不久前还是农民的一群工人，需要按标准化的计件工作给予分等级的奖励。但是，俄国人把人基本上只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自愿为社会主义工作的，另一部分是被迫或受笼络而工作的。美国不是强迫而来的，也不关心什么社会主义。显然，俄国人认为可以给他们以笼络。 　　笼络确有成效；笼络常常使他们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结果，由此证明，俄国人是正当的。但是，我却感受到了那些极想把工作搞好的美国人所忍受的无法理解的痛苦。我会同俄国人争论：“为什么你们不可以对他们作更多的解释，花更多的时间，更好地进行组织工作，使他们能够感到自己的工作有效率呢?这样做，你们既可以少花钱，又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更多的东西。”……是的，这是事实。后来俄国人开始作出更好的解释了。 　　回顾往事，我以及现在分散在世界各地有工作和没有工作的美国人，可以问心无愧地面对过去。我可以这样回答：“你在这新社会尽了你的一份力量——或多或少是盲目的。我也尽了我的一份力量，或多或少也是盲目的。但是，进行解释、花费时间、更好地组织是‘太昂贵’了；它们使那些杰出的同志们付出生命的价值。米哈伊洛夫不是为了征服斯大林格勒第一条传输带而献身了吗①?米海洛夫能花更多的时间给我们以指示吗?用美元进行笼络是更便宜的。”对那些在苏联企业中工作的美国人，对那些将永不回去的工人们，我将要说(假如需要说的话)：“你们自己闯出了道路。比起你的技术来，这个国家更需要你们的奋斗精神。” 　　五年计划是苏维埃俄国摆脱资本主义剥削世界而进行的“独立战争”。人们在这场战争中献出了生命。但是，他们赢得了这场战争。他们改变了国家的面貌，使它从一个只有落后的工业和中世纪农业、靠坚强意志保卫的国度，变成了一个具有现代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国家。苏联从一个中世纪小农经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以工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二千万个小农场变成了二十万个大型集体农庄，而且部分已实现了机械化。在这个一度是文盲的国家里，建起了大量中、小学和大学，实行义务教育制。新的工业部门如雨后春笋迅速建起，包括机床、汽车、拖拉机、化工、飞机、优质钢、大功率发电机组、氮肥、合成橡胶和人造纤维。数以千计的新工厂建立起来了；数以千计的老厂被改造。通过五年计划，苏联变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它的声音在国际社会中举足轻重。为了这一目标，成千上万的人象在战争中一样，不怕牺牲，艰苦奋斗。 　　诺沃西比尔斯克一年中所建的铁路，比整个土尔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还多。在那里，我偶然碰见了比尔·沙托夫。他病了；紧张的工作影响了他的眼睛。我问他为什么不把妻子接来，安一个家，这样生活更舒坦、更正常一些。比尔直愣愣地盯着，似乎我发疯了。 　　“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就是工作，”他说，“不，不仅仅工作!而是创造!生活在这样一个特别时期，我们有机会进行无限的创造。你想一想，我能够放弃一个小时的创造，而去对妻子温情脉脉或按时回家吃饭吗?” 　　令人难以忘却的豪言壮语!它们在广袤的原野上回荡，变成了铁路、轧钢厂的阵阵轰鸣!在一无所有的土地上——一个个社会主义城市正拔地而起!在一片混乱中——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建立!不，这不仅仅是工作!这是创造! 　　比尔·沙托夫的话使我无比激动兴奋，然而，孤独和渴望又不时令我心绪不宁。我是怎么回事，我们所有美国人都怎么啦，为什么我们不能同这种创造很好地联结在一起呢?我们大家都能从我们工作的一片忙乱中，从《莫斯科新闻》、从斯大林格勒、从库兹涅茨克看到：我们周围的人——不仅仅是在我们呆的地方的那些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创造一个新世界。 　　① 米哈伊洛夫是这个国家汽车工业的高级领导人之一。在几任厂长都未能使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完成生产计划后，他亲自抓这个厂，最终完成了任务。但是，过份紧张的工作使他身患重病，在拖拉机厂完成任务后，随即去世。……这种情况在地位比他低的领导人中很多。——原注 　　 斯特朗文集（1）/（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朱荣根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