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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向斯大林呼吁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朱荣根等

在《莫斯科新闻》的境遇越来越糟糕。瓦索夫一味不理睬我的辞职要求；梅希劳克又很难见到。我突然想起了中央委员会，据说我是中央委员会任命的，但是，我从未造访过它。也许，我应该向他们提出辞职书吧。我给他们写了封信，结果新闻部长古谢夫接见了我。我不清楚他是我的顶头上司呢，还是仅仅一位顾问，但他似乎认为他有权力。他想知道我有些什么不满，有些什么要求。到这时，我反而讲不清究竟有什么不满意；似乎一切都不满意。我所要求的只是想离开。这使他有点疑惑不解，但他仍然友好地说他将考虑该怎么办，并劝我去同瓦索夫谈一谈。后来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无法再见到他，所以，我判断古谢夫是位心地善良者，但他同这个问题毫无关系。 　　我发现一位俄国共产党人对在小册子上使用他的名字特别生气，于是我把我的麻烦对他讲了。他自然感到愤慨，说：“他们在利用你对我们习惯的不了解。他们没有权力使用你的名字，除非你同意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在使用名字这方面，我们比你们更认真。假如你无法得到满意的回答，给斯大林写信。” 　　“仅仅是为了个人的事?”我吃惊地大声说。“我倒是想过给他写信，谈谈共产党为美国人出版的刊物，文风不好。”……他说：“两者都可以谈。”我这样做了。 　　三天后，斯大林秘书处打来电话，说他们正在调查我谈的问题，几天后将给我答复。第二天下午，瓦索夫告诉我，已经同意我的要求，删去我的名字。“我希望您继续为我们写文章”，他说。几个月的紧张关系终告结束，我感到宽慰。我答应不仅写文章，还将参加编辑会议，并提出我的意见——“因为我们终于以诚相见了。” 　　我想，我给斯大林的信起了作用，在幕后施加了魔术般的压力。令我更加吃惊的是，第二天傍晚，斯大林秘书处又来电话，说他们要召集瓦索夫、我和“有关负责同志”开个会，讨论我的意见。“干嘛要麻烦别人呢?”我对他们说。“问题已经解决了。”……“彻底解决了吗?没有别的事要谈吗?”……好的，我想，去就去吧。……害怕打扰负责同志的这种担心，几乎使我错过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半个小时。 　　瓦索夫郑重其事地打电话说：“我就去，接您到斯大林那儿去。”……大概又是瓦索夫虚张声势吧!我们当然只是去见某个秘书而已。在特维尔斯卡亚，他的福特牌汽车拐向了右面。 　　“我们不是去中央委员会吗?” 　　“不，”瓦索夫说，“我们去克里姆林宫。” 　　夜幕刚刚降临。曾在中世纪时代护卫着克里姆林宫大门的古老内格林卡河，现在已从地下流入莫斯科河。汽车沿着高耸的黑墙下凹陷的亚历山大公园疾驰。我们在白色大门处拐弯，通过了现已变成马路的吊桥。华灯初放，公园已经落到我们下面，汽车通过一排排路灯，驰向古老的钟楼，楼顶圆式的大钟发着暗淡的白光。 　　一名士兵在入口处挡住了我们。 　　“你到斯大林秘书处那里去问一下，就知道我的名字了，”我的同伴不无自豪地说。“我叫瓦索夫。” 　　卫兵检查了一下名单，随后带着疑问的眼光看着我。 　　“斯特朗，”我回答说。 　　“对，”说完，他退后一步让我们通过。随后我们沿着马路盘旋而上，这条马路向右通向更大的宫殿，向左则到达政府大厦和克里姆林宫卫队老营房。 　　汽车开上了向左的马路；在一群大楼中间停下后，我们走进一个普通入口，登上小电梯来到楼上。我发现这里是一个灯火通明的大办公室，六、七名秘书正伏案工作。入口处站着几个人，其中一人随意向我打个招呼，指给我看已经在那里的梅希劳克和古谢夫。噢，这些人就是我要与之商谈的“负责同志”吧。我不想与梅希劳克多啰苏，他竟能九个月不管我，把我推给瓦索夫。古谢夫这个人倒不错。他有一次曾问过我有什么不满，当时他似乎对我的抱怨迷惑不解。在随后的两个月中，我一直未能再见到他。但是，两个月在苏联将意味着什么呢?不管怎样，我已经离开了那家报纸；他们无法让我再回去。 　　一扇大门打开了，出现一间长长的会议室，里面放着几张铺着绿绒布的桌子。在最近的一张桌旁，我看到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他们正站起来迎接我们。这些人是“负责同志”吗?我真不好意思占用他们的时间。我们本该设法解决那份可怜的报纸的问题，不该打扰这些决定着占地球面积六分之一的国度之命运的这些要人。从那个很随便的电话中，我压根儿未想这样重要的会见，以至当时我随便回答说：“不必费心了。”我觉得对我的事太认真了。我本以为作些解释，事情也就算结束了。 　　我快步走上前，同他们握手。我没有想到要等着给我介绍，不应有任何拖延。他们知道我是谁，因为是他们派人把我接来的；当然，从红场的游行和报纸刊登的他们照片中，我也认识他们。斯大林健壮结实，身穿黄褐色制服，脸呈古铜色，头发灰白。看起来他是一位不知疲倦、无需休息的人，尽管他工作时间很长，但还可以继续工作更长的时间，因为他懂得如何使用力量——安详，决不任意浪费精力。伏罗希洛夫则显得活泼、好动，不懂得节省精力；卡冈诺维奇高大、英俊、皮肤黝黑。 　　斯大林问我用俄语进行讨论能否听懂。他眼神严肃，但却友善，让你不感拘束。随后大家在盖上绿绒布的桌旁坐下。伏罗希诺夫坐在桌子一边的顶头，斯大林在离他较远的一个地方坐下，从那里可以看清每个人的脸。我们坐在桌子的另一边，第一个是卡冈诺维奇，我的位置几乎同斯大林相对，然后是梅希劳克、古谢夫和瓦索夫。桌上的灯似乎挡住了瓦索夫的视线；他经常站起来，站到我的身后，把一只手放在我的椅子上。就这样，开始了我们无拘无束的谈话，没有明确的主持人，也不作任何记录。 　　斯大林立即转向瓦索夫。“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位同志抱怨说，你不给她决定报纸事务的权力，但却又坚持在报上保留她的名字。假如她要求去掉她的名字，就说是反苏行为。为什么要采取这种粗暴的做法呢?”……好一个开门见山!我甚至感到对不起瓦索夫。 　　然而，瓦索夫竟能随机应变，我笑了。他总是这样应付裕如。他说，他已把此事报告了中央委员会，必须等待他们来决定。随后斯大林转向古谢夫，询问他拖延的原因。我想：“既然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为什么还要麻烦古谢夫这位正派人呢?”我打断他们的谈话，告诉斯大林，昨天晚上已经同意去掉我的名字。瓦索夫为强调我们之间的融洽关系，拿出了我的信，上面写着我同意继续为报纸撰写文章。 　　伏罗希洛夫笑着说：“什么时候同意的?昨天晚上?这是在我们调查后才这样做的!”卡冈诺维奇接着说了句打趣的话。古谢夫说：“您还没有过问，我们就办了。我们不知道您正在调查。”……是的，这是很可能的。但是斯大林转向了我。 　　“您写这个东西是出于您的自愿呢，还是受到了什么压力?” 　　“是出自我的自愿，因为他们同意去掉我的名字……” 　　“您还愿意继续为这份报纸撰写稿子?” 　　“是的。” 　　“您愿意在您的文章上署名吗?” 　　“是的，我想是这样……” 　　“只是不为报纸署名?①”斯大林坚持问道。为什么他要了解这些细微末节呢?不管怎样，这事已经解决了嘛。 　　带着胜利的快意，瓦索夫站起来，打开一份《莫斯科新闻》，并翻到最后一版。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想法，斯大林从来没有读过此报，瓦索夫在炫耀表功。“她的名字已经从编辑名单中删去了。问题已经解决了，”他说。 　　室内出现了短时间的沉默，似乎他们正在理解是怎么回事。随后斯大林用分析的语气，平静地问：“这样做对她算不算是一种降级呢?”……什么!显然，他洞察一切!我的心狂跳起来，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明白，假如一位有用的工作人员希望工作，但又努力躲避承担责任，那就说明有什么问题。双方达成的协议没有能瞒住他；他看到我已不抱任何希望了。他想知道，在此之前我有过什么希望；从他的语气中，我听出了这一点。 　　“那么您再也没有什么要求了吗?再没有了吗?”对我这样说话的，是斯大林。有两、三次，他抓住机会用不同的方式以询问的、安慰人的口气讲着这一点。他的语气好象在问：“那么，您对生活就没有要求了?”对面前的这个人，你可以把心掏出来，无话不谈。他体贴人，你未张口，他就知道你想说什么。他希望更清楚地了解情况，并给以帮助。我从来还没有碰到一个人，可以如此无拘束地与之倾谈。 　　蓦然，我那已经死去的意志重新复活，象火焰般熊熊燃烧起来。现在我明白我想得到什么；两年来我一直怀抱着这种憧憬。两年?哦，何止两年，要长得多!它来自遥远的过去。但是，它已被歪曲了的繁琐生活所埋葬；它被歪曲得使人不再怀有希望。现在，我又一次希望把美国的效率带给俄国；我想办一份报纸以帮助在苏联艰苦奋斗的美国人。我朝思暮想，何时不想办成这件事呢? 　　我侃侃而谈；他们必须了解这一情况。我谈到了两份报纸，一份为工程师而办，另一份供工人阅读。它们互相争斗，组织竞争活动，使美国人产生混乱。“结果哪一份也不可能坚强有力，哪一份也办不好。” 　　“当然，工人和工程师之间是有些不同的，”我承认说。……斯大林用深沉而坚定的语气说：“存在着不同。”……刹那间我心慌意乱，只有这时，我才感到谈话难以进行。他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说我没有看到这种不同吗?他是对的。虽然我谈到这一点，但我强调得不够。他的意思不一定是说，我们无需出一份合并在一起的报纸。 　　“在苏联工作的美国人和美国工程师虽然彼此有不同之处，但还不需要为他们出版两份报纸，”我抢着继续说。“这些美国工程师大部分来自工人；工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恰当地利用他们的技术。我不是指那些所谓‘外汇专家’，他们反正不看苏联报纸。而其余的人却愿意在这个国家有效地工作，但他们又不了解这个国家的生活。他们都需要知道发生的事情和各种情况，而不是长篇大论和理论性文章；他们需要了解日常生活和斗争中产生的问题。应该告诉他们如何做才能在这个国家的工业中发挥作用。他们需要一份报纸，把他们团结起来，而不是两份，使他们分离。他们自己也不喜欢有两份报纸。他们跑到我们的驻地，又到《工人消息》驻地，总是问为什么我们要出版两份互相争斗的周刊，而不是出一份统一的日报呢?” 　　瓦索夫支持我的建议；他要求出“一份强有力的日报”。我想：“他想吞并阿克塞尔罗德，但那是不公平的。”……我本该清楚事情在怎样发展，瓦索夫总是会站在胜利的一方的。 　　古谢夫随后解释了为什么出两份报纸的理论根据。难道真有一种理论吗?我认为这是阿克塞尔罗德想保持不变的一种愿望。不，阿克塞尔罗德是一位好共产党员；他肯定有某种理论。 　　他说：“有一种意见认为，为了工程师，为了在国外发行，我们需要办一份多少带点自由派色彩的报纸……” 　　“你说的‘自由派’是什么意思?”斯大林问。 　　我纳闷，这是不是在纠正古谢夫，犹如为纠正我而说“存在分歧”那样呢。但是，斯大林并不要求得到回答；他是以此来引导人们的思想。 　　古谢夫继续说：“但是，到我们工业部门工作的美国工人越来越多，我们需要为他们办一份比较严肃的报纸——类似于党的机关报。” 　　出现一阵沉默。斯大林似乎在考虑。“不，甚至为他们也不需要这样做，”他说。 　　卡冈诺维奇接着说：“事实，明白无误的事实对他们也有好处。” 　　“如果他们同我们在一起呆的时间很长，”斯大林说，“他们就将学会俄语，从我们俄国的报纸中汲取他们的理论——这些报纸上充满这种理论。”……什么!他也知道对刚刚开始学习分析的人来说，理论是令人厌倦的吗?他了解长篇大论的乏味吗? 　　梅希劳克接着说，《莫斯科新闻》最初是为工程师们创办的刊物。梅希劳克一开始就打算把它办成仅供工程师阅读的杂志，那末，正是他背叛了我。但是，现在他却说，情况可能正在变化。主要麻烦是阿克塞尔罗德——这位主编很难被美国人接受。后来，由瓦索夫代替了他，瓦索夫是一位“容易相处”的人。 　　“你认为瓦索夫容易相处”斯大林说。“也许，斯特朗同志有不同的看法吧。是不是这样?”他转向我，微笑着说。“瓦索夫容易相处吗?” 　　对我的敌人发起反击的机会已经到来。但是我不能这样做。瓦索夫倒无所谓。既然我已知道存在着反对合并的理论，我担心这事可能通不过。在我思想深处，我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合并成一家报纸的问题能够解决，瓦索夫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我默然了；我感到左右为难。我不想谈论瓦索夫，甚至不想回答斯大林。“我并不认为瓦索夫的个人作风是问题的要害，”我脱口而出。接着我很快说下去。“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份刊物原打算为工程师办的。过去说是为所有美国人办的，要慢慢发展成日报。” 　　“是谁这样说的?”伏罗希洛夫问道。 　　“我们都是这样认为的，”我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出来了两份报纸”……我继续说着，但是，突然我感到问题已经解决了。似乎人人都明白这一点。 　　“一份报纸?”……有人问。“一份报纸，”另一人回答说。……“不是一份党的报纸?”……“不，不是一份党的报纸。”……“但是，总是一份苏联报纸吧?”……卡冈诺维奇说，“至少不是一份反苏报纸”大家都笑了起来。看来大家都心照不宣了。 　　“假如我们要办成这样一份报纸，”瓦索夫对斯大林说，“您得告诉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不要干涉我们。他们甚至审查我们的工人来信。一位美国水兵给我们写了一封很好的信，他在奥德萨港呆了四天，我们知道那里的情况并不太好。他发现那里很有希望，印象深刻。他写道：‘我在奥德萨看到了一些悲惨的情况，象我在世界上所有港口所看到的一样。但是……’”瓦索夫在此停住没有谈下去。 　　“他们从奥德萨挑出了‘悲惨’的情况，”斯大林用一种完全理解的语气说。这不仅仅包含着对我们、对审查员也会犯错误的理解，同时也包含着对奥德萨和它的苦难的理解，包含着对这种“悲惨”能如此容易地被“挑出来”而感到的高兴。突然，我甚至也理解了这位审查员：他不是主宰一切的独裁者，而是一个权力有限的人，他试图在一个布满敌人的世界上保护他的国家。人们必须懂得怎样同他合作，何时同他争论和斗争，何时对他让步。 　　我们都站了起来，斯大林向卡冈诺维奇点点头。卡冈诺维奇晚些时候将召集我们，同阿克塞尔罗德等人一起制定出改组的细节……所有那些气得我发疯的冲动感情都到哪里去了?，一切痛苦已经成为过去了。 　　在我们下楼时，瓦索夫得意忘形地说：“现在您不会离开我们了。这意味着一次大扩充。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一机会，为我们的报纸奠定一个良好的技术基础，获得足够的外汇向国外派遣记者。”……他是不是认为他能当这样一份大报、包括所有工人在内的头头呢?情况是十分清楚的! 　　我必须婉转地向他暗示。为什么要损害他呢?毕竟，一切争论都已过去。“你不能认为这仅仅是扩大《莫斯科新闻》，”我对他说。“阿克塞尔罗德办起了另一份报纸，他的工作人员比我们的要多。” 　　“对，”古谢夫坚定地说。“这就是说，必须在新的基础上彻底改组。”我愉快地明白了，古谢夫会保护阿克塞尔罗德——我的老对手，他创办了一张生气勃勃的报纸，而我们的报纸却奄奄一息了。 　　我一直试图搞清那次小型会议的实质，但我想不出任何语言来表达。会议上发生的一切都是那样的平淡；它所涉及的事情又是如此琐碎。个人的品格和语气所产生的效果，大大超过了所说的话语。在我离开时，我几乎没有意识到斯大林做了什么事。似乎这是我们大家做的。伏罗希洛夫决定性的点头、卡冈诺维奇风趣的幽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斯大林似乎不比任何人，甚至不比小人物更突出。“您这样一位重要人物，给人的印象并不深刻，”我这样想。“和他交谈是多么无拘无束啊!”似乎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只要偶尔找他谈谈，他那比你渊博的知识就可以给你解开思想上的疙瘩，你的工作便可以永远明确、欢畅。 　　一切都发生得这样迅速!一切都这样突然变得清楚!以至我几乎无法跟上。那天晚上和整个第二天以及随后很多个夜晚，对那半个小时的记忆开始变得越来越深刻。我对那次会晤的理解与日加深。它开始解释我的工作；随后，开始解释苏联。用它，可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它给了我一种方法。我一生中令人激动万分的其他时刻、我敬慕伟大人物时所产生的激情都已消失；我无法重新回想起对他们的感情。然而，那半小时所引起的感情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年加深。即使今天，我仍能感受到那次会晤的气氛——它以富有同情心的，但不是感情用事的分析，来寻求根本的实质及它们的关系，并采取行动把它们解决。 　　我首先开始考虑这些人们。他们所有的人都暴露无遗。瓦索夫，这个愉快的吹牛家!假如要搞一份专门供工程师阅读的杂志，瓦索夫倒是个不坏的人选。他有办法使“美元专家们”感到自在满意；对他们来说，他倒真是个“容易相处”的人。他办我们报纸的方式，就好象他办过《坎卡基吹捧杂志》似的，上边的人虚张声势、任意挥霍，而下面的工作人员则拼命地工作。这种做法在莫斯科把我们搞垮了。而那些“美元专家们”也被莫斯科搞得呆不住了。他们纷纷回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报纸搞不下去的原因。 　　阿克塞尔罗德是个什么人，变得清楚了。我曾为他采用从俄文翻译过来的长文章而同他争吵过。我要让美国人来写作，运用生动活泼的文风。但是，假如阿克塞尔罗德是奉命办一份用共产主义来指导工人的报纸，那么他刊登俄国人的这些文章是对的。美国人那种活泼轻松的文风肯定无法指导工人们。 　　我也考察了梅希劳克。但是，不是把他作为能赐给我一份大报的上帝，也不是把他看作九个月拒绝同我谈话的魔鬼，而是看作一位担任全苏工业副主席的大忙人，我曾向他大力宣传办一份报纸的主意。他马上就注意到，这能帮助他解决一大问题——安抚不满的工程师。随后我用打字机打下了一篇很长的祈祷文，把他当作上帝，恳求他解决我的一切问题。他给我派来了瓦索夫做工程师的工作，然后他埋头干自己的工作，不再当我的上帝了。难道他的工作——全国的工业——还不够多吗?我怎么会期望他来解决每个人——美国工人、我和工会的工作呢? 　　为什么这些人会变得这样清楚，不再令人感到痛苦?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不再用不加分析的、激烈的感情冲动来看待他们。而是把他们同一个明确的新的共同目标联系起来。他们都在某一范围做着某一工作，都是需要加以考虑的因素。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出一条明确的路线和方向。一旦找到了它，人们就变得清楚了。 　　几年来，我第一次记起了拉特格斯和他周围的一小批人，他们调查了在苏联工业部门中工作的美国人的意见，曾谈到过要出版一份报纸。由于他们无能为力，我曾寻找一位“大人物”来促成此事。正是我，怀着对上帝的感情，为了他们的需要，去为梅希劳克工作。我对他们遭到挫折的面容记忆犹新，当时，我告诉他们，梅希劳克和我已着手办“他们的报纸”。他们勉强保持礼貌，但我曾期望他们会为此消息而感到高兴。他们不是一直想办自己的报纸吗?他们果然做到了——那份称为“工人朋友”的、但写作蹩脚的《工人新闻》。我对梅希劳克鼓动的结果，出版了一份为工程师服务的报纸。我甚至跑到外交部，几乎使他们同意根据我的愿望办一份受到“广泛支持”，但没有“明确路线”的报纸。正是我把一切都搞糟了! 　　是的，正是我吃了苦头，这倒也不是坏事。两份报纸各有特点，并不全坏。专家和工人之间的确存在着不同的兴趣爱好，随着大多数美元合同的结束，现在这种差异变得更大。我是自导苦恼，引起许多感情上的痛苦。但是，现在我们将合并这两份报纸。我们的“路线”已经清楚。 　　但是，这不是很有趣吗?他们把我们全都组织在一起——把阿克塞尔罗德、瓦索夫和我同鲍罗廷撮合在一起。鲍罗廷，是我要求他来当“负责主编”的。他们当然不是用资本主义世界的方法进行改组的；在那里，胜利者把原先的头头全都赶走。这次改组意味着我们谁也不是胜利者；我们都应该为那份报纸作出贡献，相互之间应该和睦相处，共襄盛举。我们能够这样。因为我们都已明瞭我们的路线。看起来，重要的是路线，而不是人。 　　但是，且慢!这条路线是由这些人制定并实行的。并不是斯大林把这条路交给我们的。我们每个人都参加了制定。我们分析了过去的经验，并由此指出了前途。毕竟，我们都想做同一件事——通过美国工人把美国的效率带进苏联工业。这就是使我们团结起来的原因。 　　但是，在我们互相争吵的情况下，是什么东西把我们团结起来呢?现在，我终于看清了斯大林的作用。我记得他在向我们四人提问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他对瓦索夫的正面进攻曾使我大吃一惊；这是瓦索夫罪有应得!对待梅希劳克，他则采取友好的挖苦语气，暗示梅希劳克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但他很可能不了解瓦索夫。而对我，则十分温文尔雅，数次问我有什么要求。他知道我已失去希望。他要从中发现尚存的东西。他是如此巧妙地很快抓住每个人的要害，使我们大家都看清共同的目标。是斯大林的分析使我们团结起来了。好一个善抓人心的专家，我对他敬佩之至，实在是一个专家! 他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处理整个苏联的问题吗? 　　我恢复了我意志的力量，它熊熊燃烧起希望之光。我想：“十多年来，每当他们运用这一方法时，我都亲眼目睹了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发生的情况。我曾从外部看到了它，现在我又从内部看到了它。这种意志不是外力强加的，它蕴藏于人民之中。这是一种要进行创造的意志。共产党人懂得如何去挖掘这种意志。” 　　我想起了特列古边科的话：“我们能够动员的力量，外国人是不了解的。”我想起了美国那些惯于冷嘲热讽的观察家们的话：“这些共产党人是怎样促成的?他们怎能使一亿六千万人愿意忍饥挨饿，玩命地工作?这将是一个值得了解的秘密!他们怎么熊使这些人支持那个五年计划、并且喜欢它?”……不，他们没有“促成”；他们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发掘了它。 　　外国人说，他们不“民主”；他们没有依靠“人民的意志”。这种“意志”是什么?我的意志曾经死亡；我曾想逃避我的工作及其令人烦恼的难题。我曾乞求过，也曾威胁过。但是，在意欲逃避的懦夫之心的更深处，有我已忘却的意志——要进行创造的意志。由于路线被歪曲而遭受失败，它感到厌倦。然而，当清楚的分析为它指出一条道路时，它又一次燃起了炽烈的火焰! 　　群众的意志就是如此产生的，它蔑视逃避斗争的懦夫愿望。我年轻时代常见的那些雄辩家也未能激发这样的意志。这些共产党人分析了世界形势以及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必要性；他们指出了社会主义的目标以及达到此目标的艰难道路。我记起了斯大林在党代会上的讲话、对工业界领导人或对农民积极分子的讲话；这些讲话从来不是诉诸感情，而是分析困难，指明方向。于是，那些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和没有效率的人民群众中的意志被唤醒了，这些人民群众过去还没有意识到在他们中间存在着这种意志。在进行大规模的集体化运动的日子里，我曾看到这种意志如狂飙般席卷整个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它不再需要鼓动，反而需要加以控制。当他们看清明确的方向时，他们不是也象我一样感到可以放手大干吗? 　　是斯大林为每个人做了这件事。不，不是为每个人。在斯大林办公室里开会的我们这一批人之所以能够联合起来，是因为在我们内心深处隐藏着同样的意志。明确的分析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了。但是，在你对人类进行透彻的分析以后，你会在成千上万种不同的愿望和感情下发现两种意志是永远无法联合起来的。权欲熏心的剥削者的意志和争取自由的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意志是不可调和的。在受剥削最深重的群众中间，他们的意志最强烈；这种意志在墨西哥劳苦大众和中国农民身上强烈地爆发出来。当然，这种意志在他们身上的反映并不一致，有人是为反对财富而斗争，有人则是为获得财富而努力。在现代化工业中，组织起来的工人的这种意志变得越来越清楚，因为他们个人永远无法占有生产工具。在他们身上，为实行公有制，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意志能够变成自觉的行动，能够找到一条道路和路线。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成为领袖，而其他受剥削的群众则团结在他们周围的原因所在。 　　工人阶级的意志是要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新的生产工具，在几个世纪堆积的废墟上开辟出一条道路!这就是斯大林加以分析并使之化为行动的深刻意志。 　　不是斯大林一人在做这件事。这是所有共产党人要做的事。每人在自己的范围内分析他周围群众的意志。布明娜之所以从农妇变成乡村工作的组织专家，是因为她从自己当儿媳所遭受到的虐待中，看到了集体化的必要性。住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科瓦廖夫之所以了解贫苦农民的需要，是因为他也曾是“一个春天从未见过肉的农民”。在矿上成长起来的人，能分析矿工的情况。我想起了红色卢甘斯克的党代会，这个大会增强了顿涅茨盆地煤矿工人的意志，并把这一意志传给哈尔科夫，最后传到莫斯科，同这个国家的所有其他行业工人的意志汇合在一起。每个行业的工人都制定了自己的方针路线，就象我们为我们报纸做的那样。每条路线都是通过分析而产生，并不断扩大，全部汇合在一起，就产生了党的总路线。 　　刹那间，我明白了为什么我从未能在苏联进行有效的组织工作。早在堪萨斯城，我就是一个有才干的组织者。所有这些年中，我一直认为，不管到哪里，组织能力都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做组织工作不是凭个人的效率，而是通过反映人们成长起来的那个阶层的生活来做的。我同西方民主有着血肉的联系，而它已被纽约垄断集团们扼杀。这也是我为什么把纽约的控制作为暴行来斗争的原因。我曾运用诚实的分析唤醒大批人的意志来共同关心堪萨斯城市的儿童。那些城市的意志燃起的炽烈火焰，足以使当地政治家们胆颤心惊。 　　我已经抛弃了堪萨斯城古老的民主。甚至当我注视它的时候，它已经死亡；战争已把它彻底埋葬。有一段时间，我曾表达了西雅图工人们的情感。他们仍然亲切地记着我，我每次去西雅图，他们翻山越岭赶一天路程去倾听我的演讲。我不再了解他们内心深处的意志。如果我指导他们日常遇到的问题，那只会产生误解。我已把那一切抛弃干净。但是，在长期的孤独之后，我再次拥有了“我的群众”。数以千计的美国人正使自己适应苏联的生活；大洋彼岸成千上万的人正在问着：那个世界意味着什么?在这两个世界中，我可以分别向它们作出解释，这是没有出过国门的人做不到的。这并不是由于我有效率或有天才，而是因为我曾在这两个世界长期生活和斗争，我来往于两个世界已有十三年之久。 　　不是吗，我就是这样做的!我就是为什么斯大林把我找去的原因。一位外国记者说过：“斯大林甚至也管个人的问题。”多么愚蠢啊!甚至我也曾认为，这表明了我的重要。这个看法又对，又不对，这不是因为我聪明，而是因为我同在苏联企业中工作的美国人有联系，了解并能反映他们的愿望。因此，当我说美国工人和工程师都希望有一份统一的报纸时，指导着世界六分之一面积的党的总路线也就在工人和工程师的问题上作了一点调整，以满足在苏联的美国人的需要。对我们这些美国人来说，问题很清楚，出版两份报纸是由阿克塞尔罗德偶然造成的。对古谢夫或梅希劳克这两位才智出众的人来说，问题却并不那么清楚。我接近这些美国人，所以我是清楚的。这样，甚至我这个非党外国人士，实际上也参与制定了这一著名的党的路线。 　　其他人可以表达更多人的意见。一位厂长曾对我说过：“这看你思路有多广。我可以为一个工厂考虑两年的事；其他人可以为某一行业制定五年计划。斯大林比我们任何人都深谋远虑。我们有些人能够考虑整个工业或所有工会的问题。但是，没有一个人可同斯大林相匹敌，他能分析苏联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革命中的地位，给我们日常斗争中的每一个方面施加应有的影响。那就是斯大林的作用，我们国家中的最高职能。”……是的，那是很清楚的。人们从来不请求得到斯大林的“意志”或“命令”，象对待个人独裁者似的。他们问的是：“斯大林是怎样分析的?”只有在苏联，这种分析家的作用处于最高地位。为什么呢?因为苏联是真正寻求解放广大群众的意志的独一无二的国家。 　　谁是这个国家的大人物呢?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奥尔忠尼启则、日丹诺夫——都是“大人物”吗?外国记者称他们为“斯大林的傀儡”，说：“他们甚至不会说外语。以前我们从未听说过他们。”为什么一定要他们听说过呢?，难道在国外的名声是对俄国理解程度的检验标准吗?他们是一批始终生活在广大群众心目中的才智出众的人物! 　　曾经在国外住过的那些俄国革命者发现处境很困难，尽智他们也带回了一些有用的东西。他们常常违反群众的意志。我蓦然想起托洛茨基和随着他树倒猢狲散的追随者们。他们第一次回到俄国时，全世界的工人们似乎燃烧着火一般的热情，跟随他们造反。在这种情况下，深知自己落后的俄国工人们应当寻求外国工人的帮助，并从这些回国的革命者身上看到希望，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但是，一九一九年的世界性起义失败了，德国工人在一九二三年未能爆发革命，而此时俄国群众的力量却在稳步增长，于是，俄国工人转向同农民建立同盟，高喊：“让我们一起来创业!”……然而，托洛茨基拒绝倾听他们的呼声；他决意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人民，以至于从来不想去了解他们究竟希望什么。 　　对了，他们究竟希望什么呢?他曾想为他们做些什么呢?回顾过去，看一看水流分界之处，事情就变得明白无误了。我曾经认为这些分歧微不足道。它们犹如正反两面上坡上的无数水珠，流向不同的方向，各自聚集着新的水珠，流入截然不同的海洋。俄国工人把农民当成同盟军，但托洛茨基却认为农民是反革命力量。 　　托洛茨基的水流本应流向什么山谷呢?是寻求同外国工人结成同盟，脱离近在眼前的农民吗?在工人尚未准备起义的国家里，这种做法导致冒险的闹剧。在变化不定的动乱中，它导致阴谋。这样的冒险行动不是导致投降，就是导致战争。在这样一场战争中，已经洒尽鲜血的非工业化俄国的无产阶级被在战争中搞得精疲力尽的农民所出卖，必将遭到灭顶之灾。他们将为朋友而死，象墨西哥的劳苦大众一样，为所有互相矛盾的、糊里糊涂的朋友而死。但是，是什么样的天才人物从一开始就避免了这一切呢?是斯大林——当然不仅仅是斯大林。是斯大林运用的方法! 　　人们决不应当把斯大林当成神；他对我们太宝贵了，不能那样做。他分析了使各种神得以产生和消灭的机械方量和人类的力量。抛弃托洛茨基的不是斯大林，而是斯大林所分析的工人阶级的意志。当托洛茨基反对这一意志时，他也就把自己从工人阶级队伍中抛出去了。我看到了这一意志的升起——它体现在约翰·里德公社艰苦奋斗的流浪儿童身上；体现在渴望得到农机的雇农身上；体现在同过去传统作斗争的乡村女主席身上；体现在无法进行创造的小工厂的工人们身上。我看到了智慧的共产党人终于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定了一条路线，五年计划在一亿六千万人民中间产生了，他们曾被无数的妥协所折磨，经历了产前的阵痛。 　　国外的人们感到惊奇——我曾听到过他们表示惊奇：他们怎么能十七年保持旺盛的斗志?英国独立工党的拉斯基教授曾经说过，“俄国革命的这种能量尚未消失；它将比过去的任何革命延续——更长时间。”为什么他们认为它一定要消失；难道那是革命的规律吗?你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这种能量没有消失。相反，它正在日趋强大，对前进的方向更有把握。我再次想到托洛茨基，他曾经是一团火，激起了人们炽烈的感情。我想起了欧洲其他的火焰般的人物——昙花一现的领袖们!人们对个人的忠诚越来越厌倦；他们的意志因幻想破灭而困惑。然而，假如你不断地分析他们的意志，使之发挥作用，他们怎么会变得厌倦呢? 　　这不是稍纵即逝的火焰，不是能使一个人死亡的激烈的情绪。这是坚实的基础，永远在我的脚下——在世界的脚下! 　　① 在俄国的报纸上，主编的名字署在最后一版的末端，以表示他对报纸的内容负完全责任。——原注 　　 斯特朗文集（1）/（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朱荣根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