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 个人著述

第二十四章 我们创办了《莫斯科新闻》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朱荣根等

一九二九年和随后的若干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涌向苏联，他们是五年计划期间新来的美国人。有些人因世界危机跑到苏联寻求避难所；有些人多年就想来，终于由于苏联工业的发展而找到了机会；而另外一些具有不同才能的人则是被苏联国营托拉斯请来的，它们需要专家，愿意付给这些人美元。最后这一批人被称为“外汇专家”。 　　来苏联的多数美国人有一个共同的强烈愿望——在荒凉的地方开创新事业的决心。这一点吸引他们来苏联。不管是为在库兹涅茨克建一座大型钢厂而奋斗，或者在斯大林格勒提高一部机器的效率；不管他们爱社会主义，或者爱美元，或者正如一个通常的美国人所认为的那样，只有有效地工作，上帝才允其生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各种各样动机奇怪地交织在一起。许多人希望能够干点事情，在这个新的国家生活和发展下去。我看到，他们正在经历着我自己过去的经历，想在新的条件下有所作为。出于我过去的经验，我想帮助他们。和他们一样，我希望苏联工业和农场有效率。但是，我已经放弃大展宏图的希望；只好当个作家。 　　从参加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通车典礼回来不久——在这次旅行中，我还参观了库兹涅茨克巨大的土坑，计划在这里建的钢厂正在用原始的铁锹挖掘地基—我来到鲍罗廷的办公室，他当时担任报纸托拉斯主席。 　　“你不是曾想在莫斯科办一份美国报纸吗?”他问我。“如果你现在想干的话，我想你可以得到支持。” 　　“我有这种想法已多年了，”我对他说。“如果你想办，我将承担找人和发行的工作。但是，在这个国家，我不想做任何组织工作。我知道我的局限性。” 　　鲍罗廷笑了笑，便不再提它了。两天之后我又来到他的办公室。“我知道我要使你为此而烦恼，”我说。“但是—是谁在想办这份报纸呢?” 　　“有些同志正在处理美国人的批评意见，他们认为需要有一份报纸来帮助他们。”他把这些人的名字告诉我，为首的是以前库兹巴斯自治工业公社的拉特格斯。他目前在一个负责处理外国人意见的新机构担任领导工作。 　　我找到了拉特格斯。看起来，一小部分对报纸有兴趣的人并未能使此事很快办起来。有的人正在写报告，有的人在休假。我越来越耐不住了。难道我不认得某个大人物可以很快拍板定案吗?突然，我想到了全苏工业副主席瓦莱里·梅希劳克，他过去几次赞扬我的书。我给他写了一份详细计划。董事会里应有雇用美国人的所有主要经济机构——工业、贸易、运输和农业机构的代表，这些经济机构通过大量订购报纸来提供资助。 　　“但是，我不知道苏联是如何进行组织工作的，”我对他说。“请告诉我三件事。你喜欢这种想法吗?如何进行组织?象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又不是党员，可以做这种工作吗?” 　　“你不是党员，办这份报纸更方便，”梅希劳克回答道。 　　我也看到这一点。然而他的话并不完全使我高兴。看起来，他们想把我永远置于党外了。我既想入党，又怕入党。至少我希望他们争取我入党，帮助我下决心……“在我为资本主义报纸写文章时，我不能加入党，”我为自己开脱，“但是在我办起这份报纸后，我便能入党了，是不是这样呢?” 　　梅希劳克和蔼地说：“你会发现入党是困难的。而且也不必要入党。象你现在这个样子，不也很好吗?” 　　原来如此!他们不要我。他们不把我当作一个创业的同志，而仅仅看成是一个有技术的雇员，这与资本家对我的态度没有什么不同，好吧，我宁愿为他们卖力，而不愿意为资本家干活。至少，他们正在为未来的世界从事建设。年轻时代的反抗又冒出来了：“他们不要我。好吧，那就让他们看看我可以干出一番什么事业吧。” 　　“这种想法很好，我马上采纳，”梅希劳克说。随后他提到赞助人的名字：农业人民委员雅科夫列夫，工业界领导人古比雪夫，以及铁路和工会里的重要人物。人们在谈论董事会还可以吸收哪些人。我的心在歌唱!我不是终于可以见到真正干事的人了吗? 　　我开始在全莫斯科宣传这种想法了。美国著名工程师休·库珀、考尔德和弗雷恩对此很热心。比尔·沙托夫打来贺电，“祝愿苏联工业采用美国的效率。”当时在莫斯科的两个美国主要记者沃尔特·杜兰蒂和尤金·莱昂斯答应为此报写稿，“如果它是按照你们的计划办的话。”在外交部新闻司我竭力劝他们同意这种想法。他们对这种想法也感兴趣，表示他们会把它当作“他们自己的报纸”。从此，我再没有找他们。自从创办俄国—美国俱乐部的事情失败以后，便与外交部无关系了。最好把这件事全部交给梅希劳克，他一句话顶过我任何巨大的努力。根据他的建议，我休假了。当我回来时，我听说三种不同的英文报纸不久都要开办。这是我广泛宣传的结果。 　　“那么多人想办报，”我对梅希劳克说。“请不要找我。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我甚至还没有听到这些谣传，”他回答道。“我们的报纸已经定下来。推迟是因为难以找到合适的主编。我们现在找到了瓦苏廷，他是我们工业计划局的领导人。中央委员会请我问你一下，你愿意做什么。” 　　“他们想让我做什么呢?”我问道，因为看上去要改变计划，弄得我相当为难。 　　“他们想让你出面组织，把事情办成，”他说道。 　　“那么，瓦苏廷又干什么呢?”我直率地问道。 　　“他负责与工业部门联系联系，”梅希劳克回答道。“他没有时间办报；一周之内你最多只能看到他两次。你找人办报，他给你出点主意。星火出版社奉命根据你造的预算给你拨款，并提供办公地点。”我因看不到来自农业、贸易和交通运输部门的代表而感到遗憾。梅希劳克说：“过些时候他们会派人来的。眼下，他们迟迟不肯同意。” 　　事情办成了。根据我的第一个要求，星火出版社拨出了钱。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相信报纸能办成。有许多次我曾想有所作为，但却一事无成。看起来，这一回是真的成功了。我从住在莫斯科的美国人当中找了编辑人员。在梅希劳克让我筹办之日超过了十五天，我们的第一期报纸便于一九三〇年十月五日与读者见面了。住在苏联全国各地的美国人纷纷来电祝贺。哈尔科夫、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伊尔库茨克，甚至遥远的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地区的阿拉木图的记者都自愿为报纸写稿。住在莫斯科高级旅馆的工程师们的夫人们主动要求打印邮寄名单。没有人提出要报酬。她们是借此解闷的。对她们所有的人来说，办报是一件乐事。 　　我们开始时办的是五天出一期的周报，以庆祝当时在工业部门正在试验的一周五天工作制。第一批编辑人员包括：马克斯韦尔·斯图尔特，他曾任《中国展望》主编，现在是纽约《民族》周刊主编之一，他处理世界新闻和严肃文章；埃德·福尔考斯基，他在美国劳工报刊很有名，他负责地方新闻和处理工业战线上的工人和专家来信；赫伯特·马歇尔，他是伦敦电影公会的秘书，他负责图片和艺术。业余时间为本报撰稿的有：陈依范，他是一位年轻的漫画家；莱姆·哈里斯，他是一位有才华的青年，为了全面了解苏联，他在全国各地从事各种工作；《新群众报》的乔舒亚·孔尼茨，他正在莫斯科搞戏剧。当沃尔特·杜兰蒂看到我们的主编是俄国人时，他精明地采取观望态度，看看我们的办报方针如何，但是尤金·莱昂斯利用这个机会，为我们写了一些不取报酬的游记文章。路易斯·费希尔也答应经常写稿。 　　我们早期的工作人员都有一种努力献身的精神。当星火出版社提出要给我每月工资六百卢布另加稿酬时，我不屑一顾地拒绝了。“办自助报纸，不能开支那么高的工资。我只领取苏共的最高工资三百七十五卢布；这包括我写的所有东西。”在我带领下，全体工作人员作出了同样的决定，并且把它写在“突击队保证书”里—工资永远不超过大伙的最高标准。我们厌恶苏联人认为美国人都是爱钱的；我们要做高尚的人。这些共产党人把我们当作雇用来的外人。我们要向他们表明，我们跟他们一样高尚! 　　我为我们的头几期报纸确定了编辑方针。陈依范的第一幅漫画是：一些钢厂正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蓝图里兴建起来。漫画的说明文字是：“苏维埃政权加美国技术建设着社会主义。”我们没提世界革命，因为我们的读者包括一些很有名望的商业公司。然而，任何不赞成“苏维埃政权加美国技术建设着社会主义”的人没必要看我们的报纸，也不必同苏联打交道。 　　看起来，梅希劳克的诺言兑现了。瓦苏廷没有进行干预。他喜欢我们这伙快活的年轻人。我们的热情干劲压倒了一切困难。第一期报纸大部分都是我亲自打的字；我编排和写标题。我们大家都看大样。我们甚至违反印刷车间的规定，坐在排字工人旁边，指点还不习惯于拉丁字母的工人如何排字，用美国香烟和我们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期报纸来鼓励他们。午夜，我们带着铅版穿过滑溜的建设工地来到遥远的印刷车间。世界上许多国家报纸的办公室里都在谈论我们办第一期周报的情况。 　　第一天晚上，我那信心甚至使政治主编①大为震惊。他照例审阅了我们的八版报纸。看着看着，他忽然发起火来，抓起了一支蓝铅笔。“这是诋毁，”他大声嚷了起来，指着福尔考斯基写的描写我们到处寻找房子的幽默文章《莫斯科的流浪者》。我竭力争辩说这是幽默。通过我们的争论，我开始了解到我们美国人的幽默感是建立在夸张基础之上的，对于一个具有不同幽默感的人来说。是难以向他解释的。埃德讲了莫斯科的一些糟糕的事情，由于有点夸张，所以很有趣。如果认真对待，的确是极大的诋毁。 　　我十分恼火地抓起电话，半夜给我认识的每一个人打电话。我把瓦苏廷从床上叫了起来。他劝我“今天晚上先服从，明天再提意见”。但是，我已经给那位检查官留下深刻印象。“你是否真的以为美国人会把这当作乐趣，而不认为是在攻击我们的莫斯科工作人员?”“我是这样认为，”我说。他软了一些，我们商定删去甚至我自己也认为可能引起误解的两小段文章。我们分手时，彼此已经消了气。我想，他毕竟是编外的主编。 　　象这样的五日周刊出了七期。我们写作，打字，同一群热心来访者谈话，都挤在一间小屋里。我们都到印刷车间去，教印刷工人英语。我们听到：“这张英文报纸定会成功。只有星火出版社才有印刷工人。”只有我们才真正关心印刷工人的截稿时间；这一点是我们从美国学来的。我因工作紧张而发烧，精疲力尽，但是我的头脑工作起来还是清醒的，其他人没时间做的事，我都去做。我终于可以在这个国家高效率地干工作了。我听到星火出版社的一个秘书说：“斯特朗那么拼命干，是为了什么呢?她又不是共产党员。”我得意洋洋地笑了起来。让他们找一个比我工作更卖力的共产党员吧! 　　此后，我赴美国进行巡回演说。梅希劳克鼓励我这样做，他说：“你可以扩大报纸的发行。”我一离开莫斯科，该报就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了。我寄文章去，他们不予发表。我打电报去，他们也不复电。我从寄到美国的几份报纸得知，瓦苏廷已被阿克塞尔罗德所代替，我不认识此人。文章愈来愈索然无味，充满革命理论，很明显，这是从俄文译过来的。苏联设在纽约的苏美贸易股份公司拒绝让这份报纸进入他们的办公室：“它侮辱我们的顾客—美国商人，”他们说。在美国出售苏联图书杂志的安柯尼加告诉我，他们讨厌出售此报纸。“它太枯燥无味了，简直没有人想看它。请回去改变一下吧。” 　　“回去?”有什么事值得回去呢?报纸不给我复电，我是否还是那份报纸的工作人员?因精疲力尽，我的身体垮了，我在休养所呆了一个月。在此期间，我写出了《苏联人征服小麦》这本书的初稿。随后，梅希劳克便来到美国。我在布林马尔的苏珊·金斯伯里博士家里与他见了面。 　　“你离开相当长一段时间了，”他说道。“请回去，好好整顿一下这份报纸吧。” 　　“我对那份报纸有什么权力?”我问道。 　　“全权，”他回答道。“指定你负责把报纸办好。”金斯伯里博士笑了起来：“现在你有了你想要的东西。我们目睹你的权力，”她说道。 　　我赶乘赴纽约的早班火车，当晚转乘轮船，我利用最后一天访问了几个人，并且写信给我认识的美国作者辛克莱·刘易斯、厄普顿·辛克莱、西奥多·德莱塞和刘易斯·甘尼特，请他们为报纸写文章。我写信邀请两位新闻记者比尔·普罗梅和米利·米切尔来莫斯科，我在“红色汉口”时代就认识他们两人，当时他们主办《人民论坛报》。米利·米切尔来到莫斯科，加入了战斗，并且活了下来。比尔·普罗梅从亚利桑那来到纽约，我打电报给他不要再来了。我在莫斯科发现，我根本什么事也决定不了。 　　在海上的时候，梅希劳克打来的无线电报使我感到振奋。在纽约时，我曾留给他一封信，把我最后一天所做的一切告诉他，他在给我的电报中说：“预见到《莫斯科新闻》的远大前途。”这证明我所做的一切是对的，梅希劳克同意这样做。 　　我给《莫斯科新闻》打电报，说我要回来。没有人去接我，我走进办公室，没有人认识我。在我不在的四个月里，已换了一些新人，一大批领高工资的翻译和打字人员。在第二间房屋里，我看到美国工作人员，他们正等着我去救他们。他们的突击队保证书并未受到称赞；它从未传到工会或党的组织那里去，因为星火出版社从政治上到生活上都不重视他们。但是星火出版社的营业办公室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按照美国人要低工资的奇特愿望照办了。在自己的国家承担负责工作的我可爱的工作人员，他们的收入仅约翻译人员的三分之一。有些人已在动用他们的美国存款了。从这一点来说，我的理想主义出卖了他们。然而，他们的保证和彼此互助来提高最低水平的人，使他们团结在一起，坚定地献身。如果我能告诉他们怎么办的话，他们决意为办好报纸而奋斗。 　　比低工资更糟的是他们的地位也低。同时兼任六个主编职务、在俄国颇著名的新主编阿克塞尔罗德一直是这样办报的：所载文章首先译自俄文，然后让我们美国人从文字上加以修饰。他们发现，这些文章冗长、无味，而且要花较高的稿费。他们认为他们自己能写出远比这更好的文章来。为了使报纸自负盈亏，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工资收入，他们憎恨把时间和金钱花在他们认为不屑于一顾的稿件上。 　　我开始时把阿克塞尔罗德视作好同志，他开始时也以友好态度对待我。他有一副诚恳、严肃的面孔，在破旧的阔边帽不露出紊乱的卷发。从早到晚，他拖着沉重的脚步从一个编辑室来到另一个编辑室，去完成名种各样的任务。长期肺病使他身体虚弱。很清楚，他是拚命工作的忠诚革命者之一。他期待着用我的作风改善报纸，我也抱着同样的期望。阿克塞尔罗德不知道该如何从美国人那里吸收好的东西。我想：“如果他能够弄到好的英文文章，就没有人会去印那些长篇理论性翻译文章。” 　　很快我便发现，我们对好文章的看法是根本不同的。他接受我的大多数文章时，总要稍微修改，为了“准确”，冲淡一些生动活泼的词句。在我看来，他总是使文章变得索然无味，直到我担心丢掉我自己的风格。然而，主要使我忧虑的是他对待我那些可爱的工作人员的态度，他认为这些人仅适合做些琐碎的工作。我为他们的风格和在美国的地位而争论不休，然而白费力气。“没有一个外国人对我们国家有充分的了解，能够把它写好，”他最后说道。我的天下崩溃了。自此，我把阿克塞尔罗德视为敌人。 　　我们彼此从未分析过我们对报纸的不同观点。我们是从我们不同的经历形成这些观点的，并且把它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对于我来说，首要的原则就是要有趣味，按印刷工人的要求定时截稿。准确是重要的，我不愿错误地报道任何人，特别是不愿错误地报道重要的苏联官员。我完全尊敬他们。但是，不可否认，他们的讲活太冗长，需要编辑修改—突出其重要论点和有趣的情节，压缩其理论。但是，不管我们怎么做，我们都必须按时截稿，符合版面要求。 　　阿克塞尔罗德毫不考虑截稿时间，版面或有趣的情节。他认为压缩理论、突出趣事，有损于“准确性”。他认为“准确性”最重要。为了把一句枯燥的话弄得更准确，他分析呀，打电话呀，同别人商量呀，让整个印刷车间都停下来等着他，气得工人什么似的。其实，在我看来，改不改，都一样。“如果他非要政治上准确才行，”我十分恼火地说，好象我屈服于阿克塞尔罗德的恶习，“他也应赶在截稿时间以前。这些共产党人，他们为了‘考虑考虑’，不惜让工人赶不上末班车，步行回家!” 　　他对独家新闻所采取的态度激怒了我。我自己参加了一个盛大的代表会议的开幕式，把第一个讲话摘要写好就跑回来。我们要赶快付印，甚至要赶在《真理报》前边。而阿克塞尔罗德则不采用它；我们必须等塔斯社的报道，要经讲话人自己修改定稿以后才行。他是否怕我引错了讲话人的话呢?那倒也不是。但是我们必须要等，甚至等五天以后下一期采用也行，反正得完全准确。任何一个美国主编能够理解这一点吗?而俄国人同样被我弄糊涂了。 　　我们的冲突由于组织工作的混乱而加剧了。当阿克塞尔罗德生病时，他通过所谓“业务秘书”丘马克进行工作。丘马克力图独断一切；他把我送到排印车间的文章取走，送给外边的人去批准，这样一来，严重破坏了我们原来的工作日程。他到底是什么人，仅仅是一个秘书吗?名义上，我是主编。他不服从领导，我就可以辞退他! 　　我怒气冲冲地去找阿克塞尔罗德。“丘马克是我的上级吗?” 　　“当然不是，”他说道。 　　“那么，丘马克是否属我领导?” 　　“不完全，他是业务秘书。” 　　“但是，当你离开办公室时，由谁来下命令?”阿克塞尔罗德避开了这个问题。他说他将劝劝丘马克，我们应当友好相处。我们美国人认定丘马克一定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的特务，阿克塞尔罗德管不了他。我完全不懂苏联机构的组织形式，他们的工作是通过协商进行的，而不是靠下命令。我们难以看出丘马克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 　　过了许久，我才发现，苏联报纸的“业务秘书”相当于美国的主编。丘马克是俄文主编，而我是英文主编，彼此都不了解对方的职能!委派我的中央委员会在哪里呢?让他们明确谈谈我应负的责任!我打了几个小时的电话，但是从未找到他们。我无法到他们的办公楼去，只有党员才行。 　　我尚未被打败。我带着领取工资的美国人到我公寓里来，有时在两个小房间里多达六个人。这没有什么关系。我只是到那里去睡觉。我太疲乏了，战壕里也睡得着。所有醒着的时间，我都花在办公室和排印车间里。后者是我的主要战斗岗位。我让阿克塞尔罗德批准一篇又一篇美国人写的文章。我不让丘马克知道这些文章。我亲自把它们送去打字。然后，我无情地利用我拼版的知识把阿克塞尔罗德喜欢的长篇翻译文章放在后面几版。我把美国人写的东西放在显著地位，并标上大字标题。我对他根本没有诚意。 　　实际上，我取得了一些胜利。阿克塞尔罗德常患病，丘马克上正常班，而我则干着十个小时的工作。我们的报纸开始象个样子了。有一天，我大获胜利。斯图尔特—詹姆斯—库克公司总经理斯图尔特就顿涅茨盆地煤炭工业问题向最高经济委员会提出了一份报告。煤炭工业是苏工业的一个薄弱环节。这是美国人首次向高级机关作报告。梅希劳克向我提供这方面的材料，让我加以传播。我亲自编辑这些材料，突出重点部分，用生动的文体全部登载于头版。斯图尔特向我们要了五十份报纸，寄回国内。“我对这次报道感到自豪，”他说道。美国资本主义报纸的记者数月来第一次注意我们；我们使得他们急忙去找斯图尔特；我们的新闻抢在他们所有人的前面。我扬眉吐气了。也许我挽回了我作为一个报人的声誉。 　　阿克塞尔罗德的身体不行了。我不断送给梅希劳克的用打字机打的长篇恳求，换来了新的主编，这些都是在幕后不让人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阿克塞尔罗德病得很厉害，去休假疗养了。我肯定给他找了不少麻烦。他留下的不仅有《莫斯科新闻》，还有一份更小的报纸《工人新闻》，它之所以能出版，要归因于阿克塞尔罗德办报的热情。这份报纸登的文章更长更索然无味，在我看来，这是一桩蠢事。阿克塞尔罗德已经离开我们，我们都认为两份报纸应当合并，这样我们的报纸便可以办成日报。同样的职工出版两份报纸。 　　新主编瓦索夫通过丘马克向我传达了他的第一道“命令”。他甚至没有请我打个电话，而是要把我送往他的办公室—“如同包裹一样”，我想道。很显然，他上任后，要实行严格控制。然而，我微笑着走进他的办公室，听取他的新组织计划。这个关于机构的方案，在我看来，适合于《纽约时报》这样大的报纸，而不适合于我们这种小报。依照此方案，所需翻译人员相当于过去的三倍。我解释了我们美国人比较简单的组织方式，其基础是依靠新闻来源和把材料迅速送往排印车间……“那样做根本行不通，”他说道，“是否让我介绍一下新部门的负责人?” 　　他让他们来一趟。在我来了之后的半个小时，他又把他们召到他的办公室里来。看上去，所有的事都已决定了。我想到仍然任职是四、五个美国人。他们虽然淹没在翻译的汪洋大海里，却正在为办好报纸而艰苦奋斗，除了翻译外，还来了一批新的领导人，这些美国人的地位是否会进一步降低呢?我谈到了这些美国人的业务水平；瓦索夫对此不感兴趣，但这些职工信任我。因此，我微笑着对新部门的领导人——三位能干的英国青年和美国青年——说：“今晚请都到我房间用茶，庆祝我们新的报纸。我将邀请讲英语的职工参加，我们大家都互相认识一下，在那里我们还要进行组织工作。” 　　在一片快乐声中，我们的庆祝晚会开始了，我们大家饮着茶，吃着糖果、点心，畅谈希望，都陶醉了。自从九个月之前与瓦苏廷相处的愉快时光以来，职工们是第一次聚在一起用英语交谈，他们不为新的部门发愁了，谁来领导都一样。只要能够办一份真正的报纸，在办公室用英语交谈，就够开心的了。不会再有俄国人写的长篇文章了；阿克塞尔罗德办的第二份愚蠢报纸现在已停办了。看起来已为办日报扫清了道路。 　　瓦索夫发表了讲话，并请大家提问题。我说：“职员们希望我下命令，因为我被称为主编。然而，我发现业务秘书有同等职权。请告诉职工们和我：我的职权范围是什么。你不在时，谁下命令?” 　　他显得很尴尬。他说我的职务“很重要”，仅次于他本人。但是他不肯说我可以下命令。我说，“我知道很光荣，但职权不明确。请取消主编的名义，叫我‘副主编’好了，看看我到底配不配当主编，这样更明确一些。” 　　瓦索夫看上去不高兴。他不知道他是否有权改变我的头衔。“我有足够的权力这么做，”我说道。 　　如果我的工作明确清楚，他喜欢怎么安排我的职务都可以，我不想与瓦索夫争吵。他是我拼搏的最后一次机会。他是由梅希劳克挑选的，因此，我不能轻易向梅希劳克抱怨什么，如果我与他合作不好，我就永远不能在苏联做什么工作了，我将永远是一个局外人。 　　瓦索夫也不想与我吵架。他希望顺利地、愉快地管理这个集体。他与阿克塞尔罗德的革命者的外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平易近人，跟谁也合得来。他让外国朋友从国外给他带了一些服饰，他打扮得颇有几份异国情调呢。他与那些竭力想使苏联人付给他们美元工资的新来的美国人打得火热。他渴望别人喜欢他。为达此目的，他经常举办一些招待会，有时是同朋友联欢的轻松晚会，有时是以报社名义举行的盛大宴会。他邀请的是新的高级职工，而不是“早期的美国人”，后者看到他邀请的大多数著名俄国人不出席时，他们报复似地非常高兴。 　　在瓦索夫领导下，报纸文风有了改进。他善于找撰稿人。他在莫斯科找到一部分作者，又从伦敦找到一部分，他们是早就认识他的英国共产党人。他经常招待这些老朋友。他们可以很快弄到房子和外国食谱，而我们老一些的职工却等待很长时期也搞不到这些。我曾动员米利·米切尔辞去高薪工作，致力于革命。她在汉口时就倾向于革命。她现在同六个苏联人同住一个房间，挣的钱几乎不够吃饭的。瓦索夫聘来的人住在旅馆里，想工作就工作，想旅游就旅游，在全国旅行时有翻译陪同，坐头等卧铺。他们的生活水平比我们期待于共产党的要高得多。“阿克塞尔罗德至少是诚挚的，”我们说。现在文风改进了，而信仰却减少了。在阿克塞尔罗德领导下，人们是在战斗，怀有希望；而在瓦索夫手下，人们听天由命了。 　　瓦索夫给报纸办了一件好事：任命马克斯为业务秘书。马克斯年轻，没有经验，工作效率也不是高的，但是在任何办公室里也找不到比马克斯更好的同志了。他的工作招致我们最恨人的仇恨。他必须剪去记者报道的敏感问题，使其与党的路线一致；他在瓦索夫和那些恨瓦索夫的人之间进行调和。然而，每一个人都喜欢和尊敬马克斯。他明智、诚恳，对人体贴，总是愿意向别人说明他做某件事的动机。他不辞劳苦地整个晚上照顾某个记者，而在原则问题上，他则寸步不让。只要有助于把整个办公室的人都团结起来，事无巨细，他什么事情都做。和马克斯一起工作，便使你相信共产党人，并且认为，即使个人能力不大，他们也可以组织好这个世界。 　　随后，共产党下命令，把他撤掉了。瓦索夫不在时，我代理主编职务，然而他们竟没有把这件事通知我。如果任何负责人对我说：“我们要调走马克斯，请你不必问为什么，”我将感到难过，但是会坚决把这位好共产党人从我们办公室让出来。我蒙在鼓里，还以为马克斯去休假了。从打字员的闲聊中，我才了解事实真象。他们骗我了!在马克斯走的最后几天，我难为他们，故意谈论他回来时要做的工作。我不承认我知道他要走，他没有告诉我，我照样尊敬他。但是我厌恶通过打字员闲谈，含含糊糊从“幕后”向我暗示。 　　马克斯一走，办公室里的融洽气氛也消失了。我们新的领导人坐在里间屋里，利用被我们训练得会写作的、聪明的职工去为他办事。工资纠纷出现了。由于新来的人领取高工资，我们领低工资的老职工提出了抗议，最终得到在全国旅行的权利和额外稿酬，稿酬标准比别人低。在里间屋子里，他们为我安排了一张桌子，但我不坐在那里，我在家写文章。既然我的建议一条也不采纳，坐在那里又有何用?我一次又一次给梅希劳克写信，他没有复信。九个月以来，我无法找到他。给我安排了瓦索夫，事情就完结了。我再也不想加入党组织了。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在无耻地利用我的抱负来出卖我，使我陷入这个混乱的地方，使我失败，使我受到束缚。 　　最糟糕的是，我们真正失败了。我们没有把《工人新闻》吸收过来，扩大成日报。阿克塞尔罗德改组了该报，补充了新人。《莫斯科新闻》停步不前，而《工人新闻》却在发展。尽管它的文章长，英文很糟，但由于它报道工人们关心的事情，它得到发展。它设有一个庞大的由年轻人组成的“群工部”，负责调查读者的意见和不满。虽然他们的调查毫无结果，但不管怎样，它至少使美国工人相信，世界上有一个地方，总算有听取他们意见的朋友。那个朋友既不是我自己，也不是《莫斯科新闻》。当工人们带着问题找我们时，我们被告知把他们送往另一家报纸。我们在工程师俱乐部里做一些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的工作，然而《工人新闻》则赢得愈来愈多的群众。 　　《工人新闻》称我们是资产阶级，而我们的作者则讥笑他们是文盲。两家报纸的职工几乎不说话。好吧，我们是资产阶级，不否认这一点。请看看我们那个里间屋的办公室吧。我看到了《工人新闻》办公室的混乱状态，挤满了一大群人。我们开始时也象那个样子，充满热情和朝气。尽管他们的文章长，英文不行，尽管他们称我是资产阶级，我还是想到他们那里去。大多数美国人谈我们这两家报纸时，责备双方职工不该长期作对。为什么两家报纸不可以办成一家好的报纸呢?好象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似的。其实，所有这一切是瓦索夫和阿克塞尔罗德两个苏联人之间的矛盾。我们仅是他们踢的足球而已。 　　“你在这家蹩脚的报纸失掉了你的名声，”外国记者这样对我说。曾两次办过日报的我，却对这个糟糕的周报无能为力。很清楚，他们并不真正“需要我”，既不需要我的干劲，也不需要我的效率。他们需要的只是我的资产阶级名声，想要就要，想扔就扔。现在他们对于其他美国人也不真心实意了。他们不让我有所作为，却又总是装着一副样子，好象责任在我身上……这一点可以对我的感情作出合理的解释：我一想到《莫斯科新闻》就十分激动，它是我十年的斗争和失败的高潮。 　　几次我要辞掉这家报纸的工作。瓦索夫说他“没有接受辞呈的权力”。 　　“谁有这样的权力?”我问道。 　　“你是中央委员会新闻部任命的。” 　　“任命我，”我嘲笑说。“我从未进过他们的办公大楼。”接着，他对我说，我的辞职是一个政治行动、“反苏行动”……天哪!无论如何，我要离开这家报纸。两个月我不去办公室了。我到劳动人民委员部鲍罗廷那里去，负责处理突然涌入的大量美国移民。我的此举肯定使我离开了这家报纸!但报纸一直保留我的名字，付给我工资，并且写文章赞扬我做的移民工作。我现在了解了，对于一个苏联主编来说，这是正常的，然而我那时却认为这是最后一次欺骗。我打电报给孙中山夫人，她邀请我到中国来。在中国，第十九路军与日本已展开了斗争。如果我离开莫斯科两年，他们就不得不撤销我在该报的工作了……是的，我真变得歇斯底里了。 　　然而，我一直清楚，对于我来说，只要我愿意这样做，有一条出路。美国记者已经看到了我们报纸的变化。如果我去对他们其中的一个人说：“我早已脱离这家报纸的工作，但是他们不愿意去掉我的名字。我发布这个消息，”他会把它发出去。比如，杜兰蒂就会大肆张扬这件事，但不会耸人听闻。这样，我就能永远离开这家报纸了!我就可以永远离开那个折磨人的环境了。不只是《莫斯科新闻》将成为过去，而且我在苏联的全部斗争、十年的全部希望也要成为过去。十年吗?不，比十年还长得多!比这更久远的事情将要完结了。我的内心深处正在酝酿着背叛，不是背叛瓦索夫，也不是背叛《莫斯科新闻》……然而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正如一个绝望的讨自杀，而他的全部本能则大声要求他活着那样矛盾。 　　① 审稿部主任，审稿部隶属于教育人民委员部，审稿部主任被称为“政治主编”，他最后审定所有出版物。——原注 　　 斯特朗文集（1）/（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朱荣根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