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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纷繁的日常生活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朱荣根等

我脚下坚实的土地从未完全离开过我。我对斯大林的方法的半小时体验，成了我工作和个人生活中的转折点。然而，新的观念同旧的习惯和感情仍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斗争。在前一章中描述的一系列思想，在以后的两年中不断发展。伴随着这些思想的是日常工作。 　　第一件要做的大事是把两家报纸合并成一份报纸。正式决定已经作出；命令我们在五月一日合并，立即变成一张日报。这是在印刷厂确定发稿期限两天后决定的。我们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们。我们说，让这份合并起来的报纸在五月一日出版问世，是一个政治问题。他们把这件事提交工会，并同意加班加点，放弃五月一日休假。我们拆了校样，写好文章后，重新排版，并想方设法使“市投递系统”同意晚些时候分发我们的报纸。五·一节这一天，《莫斯科每日新闻》如期出现在街头。两家工作人员高高兴兴地用木棍高擎报纸参加了游行。 　　接着进行改组工作。两家工作人员一直互相憎恨，数月来双方唇枪舌剑，你骂我“资产阶级”，我指责你“缺乏教养”。鲍罗廷被任命为总编辑，同时任命了三位副总编辑；瓦索夫、阿克塞尔罗德和我。我是唯一的专职副总编辑。我用上了我在组织方面的平生技能。怎样才能使双方都满意，并顺利工作呢?《莫斯科每日新闻》完成了一张报纸的过渡，并给了它一个名字；那么就必须让《工人新闻》优先挑选工作。我从《工人新闻》中挑选了最强的人罗斯·科恩和施瓦茨泰因，通过他们来了解他们的人能干些什么。随后召开了数次会议，成立了新的部门，有些人因他们的漠不关心降了职，另一些人则由于他们的精明能干而得到提升。 　　在此期间，发生了一次发疯的争夺。为我们提供办公室的星火出版社利用这次合并的机会，把我们从《莫斯科新闻》的房间中赶出采，让给了另一家新的杂志。五一节休假期间，在没有预先通知我们的情况下，他们把打字机、桌子、纸张和报社印章全部突然拿走了。当我们休假后回到办公室时，才发现我们的地方被一份新杂志占领了。鲍罗廷打电话威胁说：“你们这些破坏分子，把你们的爪子从我们的办公室缩回去，否则我要控告你们搞破坏。”我一面撬开落地玻璃窗上的锁，一面发动工作人员通过窗户把桌子椅子和打字机所用的一切设备搬进去。有些稿子永远丢失了。大概八天以后我们才找到报社印章。这一事件发生在改组后的第三天；但是并未影响每日出报。 　　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一天一天地过去，象在很早前在堪萨斯城那样，我感到集体生活已在混乱中逐渐走上正轨。我能感觉到它的最远的触角，因为它是由我形成的。血液流过打字员这根触角时，极不畅通；我把他们召集到一起。重新作了安排，让干劲最大的人来负责。明天，翻译人员又成了弱点。各个环节开始比较顺利地运转；现在我感到欢欣鼓舞。随后有人说：“斯特朗把报纸搞成个人的独立王国；一切都由她自己决定。”此话实在伤人。难道我不是在使它成为大家的共同事业，而丝毫没有考虑我自己吗? 　　鲍罗廷说：“假如我知道你几乎不写文章的话，我就不会来负责这个报纸了。”我每天花十八个小时做组织工作，我哪有空再写文章呢?那么，他是否不愿意我做组织工作?逐渐地，我的决定权越来越少。我任其减少；我的自尊心使我不愿提出任何抗议。“好吧，”我说。“他们不需要我了。他们只需要我不费力气地写文章。很好，我很容易做这种事。” 　　我坐观他们把组织工作搞得一团糟；我看着他们把文风搞得低劣粗糙。我凡事往后退，不提任何建议。既然他们不需要我，那就让他们去干吧!但是，尽管文风蹩脚，组织工作粗糙，我却从来没有再次要求去掉我的名字。很长时间以后我才明白，我在我的名字问题上所怀有的一腔愤懑，是我自鸣得意办事有效率所产生的偏见，它隐藏在我灵魂深处。实际上，我对名誉并不计较；我之所以这样忿怒，一则是因为我看到同我有关的一份报纸以我所不能理解的方式慢慢地垮下去，再则是因为我感到我受骗了，在他们显然根本就不想要我的时候，还许诺我享有充分的权威。我曾对此作过合理的解释，说：“他们收买了我的名声。”现在，我知道了，他们至少需要我的写作，而那是我生活的重要部分。但是，我仍然不明白，充分权威对一份苏联报纸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难道它同能下达“命令”很少关系。 　　一段时期以后，我看到，尽管文风蹩脚、组织工作糟糕，他们也慢慢用苏联的方式办了一份报纸。鲍罗廷召开各种会议，工会也召开会议，“生产会议”有时每天开几个小时。看起来，这是白白浪费时间。他们逐版、逐篇文章地进行研究，人人都提批评意见。其实，没有多少人有资格提出批评意见，不过，开了那么多会以后，标题、文章和文风也开始有所好转。有时我也去参加会议，我的建议通常是被采纳的。他们甚至很高兴我提出建议。但是，即使在那种情况下，我也看不出，我的知识和经验就是我的“权威”。我用带点儿玩世不恭的口气说(我曾听到其他美国人说过)：“这是个很有趣的国家；你越不干活，他们越赞扬你。你啥事也不管，他们反倒采纳你的建议。”……慢慢地，我开始认识到，虽然我一直试图把报纸办成“为每个人服务”的，但是，“每个人”一直想把报纸办成他们自己的。 　　在此期间，我再次外出旅行，为这份报纸撰文。现在它已变成固定的日报了。在各地工业部门中工作的美国人在变化，甚至比我变得更厉害。库兹涅茨克已变成一个欣欣向荣的钢铁城。“美元专家们”已经开始回国，在列宁斯克的美国矿工有一半已经离开；留下来的仍然满腹牢骚，但不感到惊慌。早来的人对新来的人说：“我也曾象你那样谈论过该死的、效率低下的俄国人。但是，你不能只靠自己，这样你将一事无成。你首先得了解你周围的集体生活。”各处的“老库兹巴斯人”特别乐于助人。人们说：不管是人是鬼，他们不害怕；他们在此已十二年了，知道该怎么办。 　　在去库兹涅茨克以前，我结婚了。他是我的一位老相识，我们已经数年未见面了。我对他谈了我对斯大林的印象，最后热情地说：“我愿接受这样的人的命令，不管他们在世界上什么地方。我觉得，在我自己认识到我必须这样做以前，他们不会给我下命令。”我仍然从“命令”的角度来进行思考。 　　“我想，”他微笑着说，“您一定准备加入我们的党了。”我点点头，但随即感到一阵慌乱。每当我将要作出最后决定时，我总有这种感觉。我倒是愿意斯大林当我的领导，但是他们不会把斯大林给我的。我应该服从办公室里的某一位官僚。不，我不能!但是，站在这里的是我十年中遇到的第一个可信赖的共产党人，他十分信任我。我十分需要有这样一位同志。友谊恢复并加深了，很快发展为终身伴侣。我们一同前往库兹涅茨克旅行。 　　这样，我在苏联的孤独寂寞开始结束。这种孤独感使我十年来无比痛苦，它比我在本书中描述的为寻求工作所产生的痛苦更甚。数月以后，我丈夫使我了解了这种孤独的底蕴。“你总是吸引着我，”他说，“但是在前几年中，我一直不敢肯定我们是不是站在街垒的同一边。” 　　街垒?那就是其他人——男人和女人们所追求的吗?对这些人，我曾长时期地渴望得到他们的同志情谊，然而却是徒劳的。很多美国理想主义者希望在这块新的土地上开拓事业，愿意作出他们的贡献。他们常对我说，他们不怕艰苦，也就是说，对吃、住的好坏并不计较。我怎么能对他们谈我的孤独感呢。他们期望以不费劲的姿态赢得大批同志，认为他们设想去“热爱”的那块土地也将会同样爱他们。让他们看一看美国的第一代移民们吧。那时，他们自己就会认识到他们试图跨越的鸿沟要大得多。 　　在苏联的十年中，我结识的两位朋友有时间同我交谈。她们是两位同我气质相仿的非党妇女、勤奋工作的理想主义者①。在我敬佩、并希望得到其友谊的很多共产党人中，有些人只不过是顺手牵羊地用我，有些人很难说一两句鼓励话。有些男人对我从未有寻觅伴侣和建立家庭之意愿，却有从一个迷人的外国人身上进行冒险之图谋。 　　我学会从这些短暂的接触中得到启迪，琢磨一句句稍纵即逝的话语。从这个人口里，我了解了农民的某些情况；从另一个人身上，我学到了需要进行仔细的分析。还有人建议我给斯大林写信，这件事对我生活的影响比任何其他事情都大。每次我怀着新的希望寻求朋友，结果总是失望，重新陷入孤独。我学会说：“在这个充满同志的土地上，对我来说却似乎没有一个同志，但是，这里的知识，是值得我为之付出任何代价的。”然而，有时看来，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健康受到损害，神经变得衰弱，感情上经历的风波简直超过合理的限度。 　　我最终学会理解我的孤独，尽管我仍然无法忍受。我们的灵魂是在旧的社会制度中形成的。如果我们不改变每一根神经的反应，不改变所有的习惯和“理想”，是不可能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纵观历史，没有哪一代人跨越过我们这一代人正在跨越的如此深宽的鸿沟。只有通过殊死的斗争，才能跨越它。那些成功地跨越过来的人们，在遥远的彼岸找到的却是需要重新建设的废墟。紧密团结起来为生活而斗争的工人们，是最容易跨越这条鸿沟的；他们的冲突是表面的。资本家是永远无法跨越的；他们将随着旧世界的灭亡而灭亡。我们这些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只有在摆脱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一切——我们称之为真理、美德、友谊、自由以及组成我们极珍爱的“灵魂”等等——的时候，才能跨越这条鸿沟。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达到建立在这一街垒上的新的真理、美德、同志情谊和自由。 　　这种跨越对于一切想要跨越的人来说，是痛苦和困难的，但是，当我们用我们年轻时代的速度和我们熟悉的思想方法，同大步行进的工人队伍一同前进时，这就变得比较容易了。我是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跨越这条鸿沟的。这块土地上的习惯，思想方法、运动效率是从不同的历史传统形成的，我对客观的认识更快、更深刻了。 　　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来到这个国家，这里的每个人都在冲突中经历了长期的考验，分清了阶级面貌。这个国家接受外国人还没有几年。我对“友谊”的概念是在美国形成的，在那里，我们通过几小时生动的谈话，就可以找到共同的理想和感情。而在俄国，即使是亲密的同志，一年中也只能有个把小时来交谈。他们要在巨大的混乱中重建，几乎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他们分享的不是感情，而是劳动、危险和胜利。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我仍然以一个为美国资本主义报纸撰文的作家所抱有的相反的目的行事；抱有这样的目的，怎么会分担劳动和危险呢? 　　来自顿涅茨煤矿的一位工人自愿地试图跨越我们之间的鸿沟。我是在一所工人疗养院里遇见他的，他并不知道我是一位著名的外国作家，而不过是“一个曾经写过东西的漂亮女人”罢了。他说：“我离开了我的第一个妻子，因为她坚持做一位无知的农妇，每天晚上我去参加党的会议时，她都哭哭啼啼。我负责党的工作，我希望有一位明智的、参加工作的妻子。我不知道您能否忍受顿涅茨的条件，但是您不妨试一试。至少，您能了解我们工人的很多情况，同时我也能学到文化和美国的效率。”他的现实主义震动了我这个美国人的思想感情。我认为我根本不能同他“相爱”。现在回想起来，这是诚实坦率、工人式的求爱。 　　我选择在苏联定居，从而在这致命的鸿沟上又增加了一个裂口，这就是早期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已经定形为现实生活和未来憧憬的毕生象征。对阶级斗争的分析已是十分困难，而我又增加了异己的表达形式所产生的困难。我深沉的、未加分析的感情，产生于不同的传统。绝大部分象我这一代的聪明的俄国人是根据一九〇五年的街垒来感受生活的。顿涅茨那位工人象旧式农民一样，最迫切的是渴望学习文化。我丈夫的女儿和今天的苏联青年在钢铁厂和建筑工作中找到了最深刻的现实象征。我曾遇见过几个人，他们最终的现实象征是某些五彩缤纷的大节日，以及和谐的音乐旋律。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对我说：“我的最深刻的现实，仍然是发展人类的心灵。但是多年来我们没有时间从事这个工作。” 　　他们这些最终的象征对我来说都是些装饰品，我曾注意它们，分析它们，但未留下深刻的感受。每当感受最深时，我的现实的象征仍然是：尚未开发的荒野中有待于探索的小径，到西部人迹罕到的区域的长途跋涉，人类征服星球的兴奋冒险!这也是从芝加哥向西到太平洋的人们的感受。同他们在一起，我也许更容易“守住街垒”或“敢于跨越鸿沟”。 　　尽管在我们年轻时就已形成我们终生的象征，但是，它们的内容是会随着环境的激烈变化而不断改变的。面对新的环境，我们的心灵费很大劲才能适应，重新塑造自己，并帮助重新塑造环境。就这样，我们创造着我们的未来。我就是如此挑选了苏联这样的环境的，它也许能使我变成我理想中的人。我就是如此选择我的丈夫的，不是出于美国浪漫主义者称之为爱情的感情冲动，而是出于一种深刻得多的需要——为我的前途着想的、深刻的、本能的需要。对那些在迷惘的激情中虚度年华的美国青年，需要把我花了多年时间才弄懂的东西告诉他们。谈恋爱是十分容易的，保持爱情也并不困难。我们人类的孤独所产生的问题够多的了。但是，找到一位同志，由于他的存在而使你不断地变得更理想，这种艰苦的寻求是值得的。我找到了这样的一位同志，并与他共同生活下去。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思想，然而，在现在这个新的时代，我们大家只有一种选择。要么加入操纵机器的人的行列，要么加入拥有机器的人的行列。要么为全体工人夺取一切生产资料，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要么为我们自己攫取私有财产，小则争夺地位、名誉或住房，大则攫取银行和工厂。对所有这些不同思想的人来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的抉择。在我们一生中所发生的各种冲突中，我们要为自己选择“街垒”的一边。 　　① 关于这两位妇女的情况，请参阅第三十章《圣人之死》。——原注 　　 斯特朗文集（1）/（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朱荣根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