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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为面包而斗争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朱荣根等

一九三二年初冬，我们从库兹涅茨克返回后，从南方开始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那里正是收割季节。在《莫斯科新闻》工作期间，我同农村地区失去了联系。我曾想，一九三〇年的特大丰收已解决了小麦问题。其他比我重要的人物也与我有相同的错觉。面对在五年中生产翻了番的国家工业的一大堆紧急的问题，他们忽视了农业生产。巨大的干劲赢得了一九三〇年的丰收。像我们约翰·里德公社的饥饿、光脚和装备极差的社员那样，凭着一股愿望的力量在阿列克谢耶夫卡农场大干了一场。他们由于组织困难而退却。同样，整个苏联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的收成也倒退了。 　　在三年时间内，苏联对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村地区进行了彻底调整，把一千四百万个私有小农场合并成二十万个由农民集体所存的大型农场。原始的工具迅速地被机器所代替，农民实行了劳动分工。到哪里去为这么多新的大型企业寻找优秀经理呢?由于新的建筑业和新的工业部门在四年内招收了一千一百万工人，而且大部分是农村中最精明能干的人，这一任务变得更加困难。经济作物的扩大也减少了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 　　一九三一年五个主要产粮区发生的干旱，反映了这个国家农业工作中的两大缺点：一是用现有技术耕作的粮食面积不足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二是在新的大型农场中严重缺乏经营管理人才。一九三二年的收成情况更加严重。庄稼的确长得不坏，但是收上来的较少。有抱负的农庄主席们不愿承认效能差，声称他们正在收割。有抱负的区委书记们则单凭乐观主义办事，而不去了解实际情况，他们按这种说法向莫斯科作了报告。当莫斯科清醒过来，发觉实际情况时，大批庄稼已经被雪覆盖了。 　　于是，人人都根据自己的主观见解来解释这种形势。外国资本家点头称快了：“集体化失败了；它无法给人以刺激。”……但是，我看到，正是这种刺激，激发了农民的干劲。当地的农民们不满地说：“都给政府拿走了。”而习惯于寻找耸人听闻东西的记者们则连发消息，报道官方的过火做法。……但是，问题不在于政府征购的粮食多了，而是由于大批庄稼被压在雪中。当地共产党员大喊大叫说：“这是富农们的破坏，他们根据自己的意志来煽动影响无知的农民。”……然而，这种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为尽管流放了大批富农，农业仍然越来越糟。 　　我用我的效率观念对此事作出了这样的解释：“这是前进中不可避免地要付出的代价之一。在一个落后的农民国家是无法为二十万个大型农场搞到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的。这些农民不可能被组织起来。所以，他们中很多人失去信心，让庄稼糟蹋在地里，而自己跑到建筑工地找工作。这样的农民家庭将因为他们没有效率而消亡。也许，这种情况并不比美国的坏，我们在使农业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一百年来把剩余农民推向失业行列。不管怎样，我并不责备政府为提供机器而征购了些粮食①。为什么制造了很好的拖拉机的有效率的工人，要为无法收割粮食的无效率的农民而死呢?” 　　这一观点似乎能够向美国人把问题解释清楚。那些在农场工作的其他美国人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当局让一些老库兹巴斯人管理北高加索的一个大型国营农场，因为农场以前的主任正在服刑。其中一人来到了莫斯科。“老太太们正在国家升降机下捡小麦，”他厌恶地对我说。“但是，我不同情她们。她们全村破坏了收割。我倒同情我们农场的工人们，他们今年之所以整年挨饿，就是因为他们那个主任是个酗酒的盗窃犯。由于他，我的体重减了三十磅。” 　　当我对我的丈夫谈起我的观点时，他摇了摇头。“你对农民比我们更无情。我们共产党人应该负责。你难道还没有理解斯大林的报告?” 　　是的，斯大林比任何人都看得更深些，正如很早前一位厂长对我说过的那样。斯大林研究了所有其他人的看法后，采取了积极的态度，而不是象我那样采取宿命论的观点。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召开的党中央全会上，他分析了所有困难：富农的活动、官员们的愚蠢、农民的落后，但是他说：“共产党人通常把责任推给农民；他们声称农民该受到责备。但是，这是绝对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当然也是不公正的。农民根本不该受到责备。假如我们要讲责任和责备的话，那么，这个责任完全彻底地应该由共产党人来负；我们，只有我们共产党人，要为所有这一切受到责备。 　　“在世界上现在没有，过去也从未有过象我们苏联政府那样一个强大和有权威的政府，……没有象我们共产党这样的一个党。假如我们不能始终按列宁主义要求的方法去管理集体农场的事务，假如我们常犯赤裸裸、不可宽恕的错误，比如在收购粮食方面，那末，我们，只是我们，该受到责备。” 　　根据斯大林对困难的分析，立即制定了一项行动计划：订立新的粮食征购法，在拖拉机站建立政治部，以及召开农村突击队员代表大会。 　　以前，粮食征购(不是税收，但是必须把正常收获量的四分之一左右以固定价格卖给国家，而国家商店也以固定价格提供商品)是根据庄稼尚在地里时的估产决定的。这一法律有利于较差的农场。但是，效率高的农场越来越不满意，因为他们需要弥补那些效率低或者不忠诚的农场的不足，这些农场很少或根本不交售粮。按照新的法律，政府根据土质和气候的不同，预先规定每英亩所要征购的明确限额，不受实际产量的影响，从而刺激效率。这种规定鼓励有效率的农场，鞭策落后的农场。② 　　这种鞭策也许会搞垮早期比较差的农场，但现在已被三千五百个拖拉机站证实有效。这些拖拉机站是在四年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四年以前只有一个舍甫琴柯拖拉机站。这些拖拉机站是为新农场提供机器的中心，在不同程度上为三分之二的集体农场服务。在这些中心，还成立了政治部门、领导机构以及组织和文化中心，它们由一批在俄国农村从未见过的有能力的男女组成。工厂厂长、生产主任、军队指挥员、大学教授等差不多有两万多人——进入这些政治部门。他们对农场工作还需要学习，但是他们懂得组织工作。他们的任务是调查农场中行政和会计人员的品质，把工作无效率和营私舞弊的农场经理撤职、有时甚至追究刑事责任，组织职工学习农场经营方法，使农场更符合政府的计划，效率更高。 　　为了提高农民们为获得好收成而奋斗的热情，二月初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农业突击队员大会，他们是从最好的农场挑选的积极分子。一月份进行的选拔积极分子工作被用来促进农场收集种籽、修理工具，把牲口养壮实。随后，各地英雄云集莫斯科，他们中有耕地最多的女拖拉机手，使全队创造纪录的队长。这些去年获得成功的农民，聚在一起为整个国家的成功安排领导人。 　　他们是全国注意的中心。代表们在铁路上畅行无阻，一路上有乐队迎送。莫斯科派代表团前往迎接他们。农业出版社出版了三十卷“突击队员丛书”。博物馆、工厂和天文馆为他们组织了参观游览。农民和工人在莫斯科的工厂里至少举行了一百次联欢会。全国报纸每天至少用一个版面详细报道他们所取得的成绩，以及他们详细说明别人如何效法他们。 　　斯大林向代表们发表了演说，这是他第一次出席一个非党会议。他把代表们的困难同十月革命时产业工人所遇到的困难作了比较，说：“把你们的困难和生活品的匮乏，同工人遇到的困难和匮乏比较一下，你们就会明白，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最好的土地已划归集体农场和农庄，并牢固地属于它们。……我们的拖拉机厂和农机厂主要是为集体农场和农庄服务。政府……坚决支持工人和集体农民，坚决支持城乡的所有劳动者。因此，你们拥有一切条件来发展集体农场和农庄建设和摆脱旧的道路。对于你们，只有一个要求：诚实地工作，按劳分配集体农庄的收入，很好地管理拖拉机和机器，好好照料牲口，完成工农政府确定的任务，巩固集体农场和农庄……你们现在不是为富人、为剥削者劳动，而是为自己劳动。” 　　大会特别提到了三年集体化运动所取得的很多成绩：播种面积扩大了七千五百万英亩，向农场农庄提供了十五万辆拖拉机，国家提供了数十亿卢布的贷款，在农村培训了数以千计的农艺家。大会呼吁所有农民加强集体纪律，团结在新的政治部门的周围，为提高产量而奋斗。 　　农业突击队员代表大会在莫斯科的暴风雪中闭幕。代表们举首南望，那里春天已经开始。第一批政工人员冒着暴风雪前往南方各区，以组织第一批政工部门。拖拉机工业部门报告说，零件生产计划已如期完成，工厂派出了数千个工人工作前往农场农庄帮助维修机器。罗斯托夫附近的积雪正在溶化，飞机正在准备为“巨人”农场和“骆驼”农场播种。为全苏联的“特旱”播种，总共动用了二百架飞机。气象局宣布，今年的天气预报将根据一千个气象站的资料整理，通过电台向所有农场农庄播送。……土库曼的代表急忙赶回家；他们那里的小麦播种已经开始。但是，北乌拉尔的代表们还得乘雪橇走五百英里的路程。 　　我参观了莫尔维季诺的播种运动。莫尔维季诺是北方的一个区，位于北方沼泽和树木繁茂的丘陵地带，离莫斯科有一个晚上的路程。在这个离铁道五十英里的贫穷土地上，当地三百一十七名共产党员正在鼓动，组织和促进五万五千名农民为夺取伊凡诺沃省的“红旗”而奋斗，这面红旗是德国共产党的报纸《新路》赠送的。莫尔维季诺头年夺得了它。他们现在这个省(五十个区)居第五位，所以党委书记电告莫斯科，邀请一个德国和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团来，以鼓动这里的播种热情。我随代表团前往，看到了留着胡子的男人和头扎方巾的妇女瞪着眼睛，倾听欧洲白色恐怖的情况。 　　当地共产党人利用这个机会说(正在访问的代表团根本不知道播种的事)：“我们的外国同志为了革命而受拷打，被杀害。我们为了革命就是要多种粮食。我们必须豁着命干。”三天中，在十个最差的村子里进行了这样的鼓劲活动，以便它们赶上来。新办的区报每天清晨发表消息，这份两页的报纸全部刊登有关播种的报道。 　　在沙皇时期，这个落后的区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文盲，酗酒和打闹是唯一的娱乐，结核病和梅毒在各个村庄蔓延。现在，由于当地共产党人的努力，这个区正在迅速地向现代化推进。五千个成年农民在头年冬天参加了各种进修班，学习算术、几何、土地丈量、农业劳动组织、谷物轮作、耕作技术。还有数千人进入政治班学习，七千孩子上学。参加各种学习的人数差不多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在以克罗托夫和新政工部领导人费奥多罗夫为首的共产党员们的带领下，有组织的播种，成绩卓著。发愁的农民第一次不再根据古老的海伦节③耕种，而是根据新的农业专家们规定的原则进行耕种。早苗已破土而出；田野上新苗翠绿，生气勃勃。正常庄稼的播种还要进行几日。学校学生报告说，他们收集了数以吨计的用以肥田的草木灰和鸟粪。一百年来，莫尔维季诺的男人们冬天总是进城打短工糊口，现在，他们第一次可以靠种地维持生活了。没有组织起来的农民纷纷要求参加集体农庄，说：“布尔什维克的种籽优良。那些乡亲们都丰衣足食了。” 　　克罗托夫对我讲述了莫尔维季诺成功的秘诀。“首先，我们坚持了我们党员的质量；假如一个共产党员自己的工作不突出，我们很快把他清理出去。第二，我们的组织计划工作起了作用，时刻同播种联系在一起。群众相信我们，无限地相信我们。你看，在特旱播种问题上，他们同我们站在一起，反对世世代代的老传统和宗教。他们抛弃了圣海伦。原先他们是有担心的。但是，现在他们已经看到了小苗!” 　　当我陪同国家银行当地分行主任，在凌晨两点前往一个仅二十户的小集体农庄去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的时候，我看到了克罗托夫所说的“组织计划工作”的实例。我们越过沼泽，翻过丘陵，徒步走了三英里来到这个村庄时，天已破晓。这位银行工作者在附近的田野上行走，在农庄主席家呆了一会儿，检查了他们的播种情况，对他们的会计工作提了一些建议告诉他们这个区其他地方的情况，讨论了组织工作中的一些小问题。清晨六点他回到镇上，九点开始在国家银行工作，一直工作到下午三点，然后晚上又前往另一个农庄完成党的任务。莫尔维季诺的每个共产党员在播种时期都担负类似的任务或者专门做党的工作。 　　莫尔维季诺给我印象最深的，主要不是播种工作的显著成就，不是对中小学生的出色的组织工作，也不是新建的医院，这些医院一年中从未碰到过一个患性病的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坐在一辆颠簸摇晃的卡车上进行的一次发疯似的夜行，当时，莫尔维季诺的五位“大头头”同其他一批人挤在卡车上，准时赶到伊凡诺沃出席省代表会议。由于其他人的落后和他们内部的办事不力，他们不得不这样做。但是，这次由于工作中的失误而造成的夜间赶路颇富有诗意，它证明了：虽然莫尔维季诺人也存在缺点，但他们那超人的意志仍然是所向披靡的。 　　莫尔维季诺甚至没有一辆汽车。它靠科斯特罗马区解决运输问题。科斯特罗马在铁路沿线，是莫尔维季诺的一个竞争对手，它有时应要求派去一辆卡车。那天晚上，莫尔维季诺党的代表们本该从科斯特罗马赶乘夜间火车前往伊凡诺沃出席一次代表会议，但是，卡车在大雨滂沱下到达漆黑一团的科斯特罗马镇时，火车早已开出多时。我本来也要同他们一块乘这趟火车前往莫斯科。 　　“我们应当穿过科斯特罗马到内列赫塔枢纽站，那里开往伊凡诺沃的汽车一直等到凌晨五点呢，”克罗托夫说。“假如那条新筑的四十英里泥路能够通行的话，我们会成功的。” 　　司机在驾驶室里嘟嘟嚷嚷发着牢骚，说他已有十个月没有能好好睡觉了，从今天早上六点钟就一直开车。他说谁也不认得到内列赫塔的路，费奥多罗夫在汽油上很吝啬。他还说正下着雨，道路不会好走，在树林里还出现过土匪抢劫。他累得直打瞌睡，每当汽车一阵颠簸，就把他摇醒。坐在他旁边的费奥多罗夫则注视着他，不让他睡得太死而出现危险。 　　大雨不时倾盆而下，迫使我们在汽车后座上支撑起帆布帐篷，这个帐篷平时就放在车板上。四位去伊凡诺沃附近野营的女少先队员用唱歌来暖和身子，唱着唱着竟进入梦乡。她们蜷缩着睡在克罗托夫的身旁。她们是几个挑选出来的幸运者，由受人尊敬的年轻党委书记陪同前往参加野营。一个黝黑的年轻人对着她们露齿发笑，并开始嘻皮笑脸地唱起奥德萨的民间小调，歌词唱道：“所有姑娘都爱我。我得到她们，未花一分钱，因为我长得十分漂亮。”这没有使克罗托夫不安；他知道这些姑娘们崇敬他。为播种而进行的斗争使他两颊消瘦下去，然而，他的笑容仍然是爽朗的。甚至我这个婚姻满意，四十五、六岁的妇女，也敬佩这位不可战胜的年轻人。 　　科斯特罗马的伏尔加河渡口一点钟就已关闭，我们叫醒了工人，让他们把我们送过河。他们建议我在科斯特罗马下车，并为我找一个住处。什么!离开这个征服困难的卡车?不，除非他们把我扔下车去。这里简直成了我曾经热爱过的美国，“我的”战前的美国，在这里，地方银行工作人员同农民打成一片，民间小调为我们的战斗助兴，男人们驱车夜行，冒雨前进。但是，昔日开拓时期的美国，却早已丢给了投机者!这里已不是一个睡眼惺忪、发展缓慢的半亚洲国家。在这块土地上，到处是充满斗争精神的移民区和仍未征服的山丘。他们是一批奋勇前进的人，虽然夜不能眠，汗水淋漓，一身尘土，但是，却正在赢得胜利! 　　克罗托夫躺在车板上呼呼大睡，头枕在一根铁棍上。他们踩在他身上，坐在他身上，跌倒在他身上，竟没有影响他睡觉。他正抓紧这两个小时的时间，以弥补六个星期所造成的睡眠不足。我没有经历过他的情况，不需睡觉；我坐在车上，不停地被摇晃着，注视着东方在雨中渐渐变成灰白色，黎明来到了。当我们爬上伏尔加河对面的山丘时，天边出现了短暂的朝霞，我们踏出了一条新路!我挤干了头巾上的雨水，把它猛地高举在卡车上方，它象一面旗子在黎明清新的晨风中哗哗作响。我唱歌，我高呼；我们大家都高声歌唱，大声欢呼。歌声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欢乐心情! 　　克罗托夫醒来了。他微笑着起身，并开始考问几位少先队员。“喂，孩子，什么叫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有什么不同?我们的五年计划具有什么国际意义?”就这样，在摇晃中前进的卡车上，在大风呼呼的凌晨四点，开始了这堂政治课程。“现在，看这里，孩子们，”克罗托夫摇着他的手指说，“在党进行整顿，共青团进行整顿以后，我们还要整顿少先队员。要是你们不懂得少先队规则，就要被清除出去。” 　　是美国?不，不是美国。房地产标志在哪里?那个大喊大叫招揽肥皂生意的广告在哪里?那个在所有罗曼史中总是被单枪匹马的年轻人打败、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根本没有这回事的大垄断集团在哪里，很多年前我曾对伦纳德·艾尔斯说过：“要是有一个中心来集中我们的最佳意见，并代表我们大家讲话，那该多好啊。”当时，他缓慢地微笑着向我揭露了大垄断集团。但是，莫尔维季诺人有一个“中央”；那就是他们给莫斯科起的名字。这些胜利者中的某些人将在伊凡诺沃会议结束后前往那里，他们的同事选派他们去广泛宣传他们在播种中的最好办法。这是“我的”美国，然而，又不是美国，它是一个更新的“新世界”。 　　现在，卡车沿着凹凸不平的山路和岩石颠簸而下。费奥多罗夫坐在司机旁，把瓶里的最后一点汽油直接注入汽化器里，汽车开开停停，停停开开，当我们到达高耸的白色的内列赫塔时，唯一的一列客车已经开出，司机犹如挨了一枪，一下倒在卡车里，还未躺到车板上就已睡着了。这些莫尔维季诺人同车站站长进行了交涉。 　　“让我们搭乘那列货车吧。” 　　“不行!这是违犯规定的。 　　“谁比你地位更高?” 　　“在这个车站，没有人比我的地位更高了。” 　　“我们一定得赶到伊凡诺沃，这是党的命令。” 　　“无能为力，同志。这是铁路上的安全规章。” 　　“要是我们上了车呢?” 　　“不会卖给你们票的。” 　　“要是我们无票上车呢?” 　　站长转过身，走向车站的一端。莫尔维季诺人上了车。有些人呆在平板货车上的农机下面，有些则呆在棚车两头狭窄的过道上。那五位大人物把其他人从平板货车上支走，在那里召开了他们的预备会议，因为在莫尔维季诺没有来得及开。我们顶风冒雨，手拉着手提醒不要掉下车去，向着伊凡诺沃前进。当旭日高照时，大家唱起了歌。有两次，车站官员要我们下车；我们同他们争辩，继续赖在车上。最后，我们在离伊凡诺沃三英里处的货场下了车。大家肩扛行李，徒步越过田野，穿过条条石子铺的小径。人人气喘吁吁，腿脚疼痛，满身发热，转过最后一个弯，向省委那高大的建筑物走去。 　　中午十二点差五分，一批满脸污垢的流浪者，手拿雨水淋淋、满处煤黑的帆布雨衣，对外屋办公室那位整洁漂亮的秘书说：“从莫尔维季诺来的代表团。什么时候开会?”她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她对这种疯人已经习惯了。“十二点，”她回答说。“这是给你们留的住房。” 　　十二点刚过，这些已洗过澡、刮了胡子的莫尔维季诺人走进了会议室。他们显然睡眠不足，但精神并不比其他人差。他们留下的卡车，汽油已干，无法再开；司机精疲力竭，困得要死，十分恼火；站长被弄得很为难，破坏了铁路规章。但是，他们按照命令如期参加了会议。 　　这就是在一九三三年春天胜利完成播种的人们。 　　农村各区的人们，也象莫尔维季诺人那样，为未来的收获而奋斗。与此同时，由于上年歉收而感到匮乏的粮食被严加控制，以尽可能确保这个国家的基本生产。一九二八年以来就实行了定量分配制，以较低的固定价格向基本工业部门的工人提供食品；五年计划的工资和工业成本就是以此为基础制定的。这一制度现在进一步加强，变成了一条铁的法律，几乎每家的面包供应都被削减了。 　　除了定量供应面包外，在“自由市场”上也有面包出售，但是，由于粮食短缺，这种面包的价格疯狂上涨，比配给的面包价格高出好几倍。粮食配给的多少及工厂食堂的质量比工资更为重要，它们被用来刺激生产。优秀的工人和突击队员，在工厂得到额外的配给和特殊的伙食。游手好闲者则吃得较差；那些经常变换工作的工人则从他们离开工作岗位之日起停止配给供应。当时流动工人很多。 　　人们必须想方设法找理由继续领取定量；无关紧要的人们，其定量不是削减，就是被取消。即使在工人家庭中，那些不从事生产的成员，食品供应卡也要被停发。他们要么被迫参加急需工人的工业，要么从有面包供应卡的成员那里获得微薄的一点食品维持生存。家庭主妇不工作的家庭，其所雇保姆没有供应卡。我们的达莎保住了她的供应卡，因为她为四个有工作的人服务。但她为了搞到证明文件，伤透了脑筋。外国专家们发现，他们的合同因细小的原因而不再延续或者被取消；苏联以此节省下外国人的食品和工资，因为向他们支付美元就必须出口谷物来挣得外汇。北方农业地区被告知：“吃土豆吧。今年夏天生产自己吃的粮食。”那就是莫尔维季诺区一直在做的事情。 　　一九三三年的春天蹒跚进入夏天，全国的紧张局面日益加剧。各处谣传四起；外国记者大喊大叫，说这是饥荒。共产党人保持沉默，或者说：“这是同粮食短缺进行的艰苦斗争。我们现在正集中全力争取下季的收成。”乌克兰一些地区的庄稼没有收上来，那里的孩子们来到莫斯科乞讨。从这些地区来的农民家庭，在城市市场上出卖他们所有的一切来换取吃的。很多地方发生伤寒；在莫斯科，有人死于此病。乌克兰、北高加索和哈萨克的情况最严重，因为这些地方收获的组织工作最差。政府从其他地方调拨粮食到这些地区，由政治部门作为储备粮掌握，供应给那些必须参加耕地、播种和收割的人。这种做法甚至也在头年歉收或遭到破坏的农场实行。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人们必须组织好现在的收获。 　　那年夏天进行的声势浩大的运动之一，是同伏尔加河流域从古以来周期性发生的干旱作斗争。苏联在这一欧亚地区的中部平原似乎被地球慢慢退去的冰河期注定要不断发生干旱④。沙皇时期的个体农民对这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束手无策，只好拜神求雨。集体化的农民找到了对付的办法。在五年计划中，苏联政府投资十几亿卢布兴修水利，使灌溉面积扩大到一千四百万英亩，比沙皇时期增加了四百万英亩。一九三二年发布的一项新法令，批准在伏尔加河上修筑大坝，又可增加一千万英亩水浇地。集体农民没有袖手等待，他们也组织了当地的水利建设，声称：“筑坝每个深谷，保住每滴雪水、利用每条小溪。”就这样，在同大自然进行的历史性战斗中，仅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集体农民就在两年中，依靠自己的双手，灌溉了十万英亩的土地。这不过是那年夏天进行的一百个抗旱运动中的一个。 　　由于从代表大会返回的突击队员的鼓动。由于新的粮食法的促进以及政工部门的领导，组织起来的农民开始了夺取粮食的战斗。这一斗争起初发展缓慢，但是，随着组织的加强和希望的增加，变得越来越有效。外国新闻界称这场战斗为“斯大林反对农民的战争”，而苏联新闻界则称为“我们为夺取高产丰收而进行的战斗”。他们分析了优秀农庄成功的方法和落后农庄失败的原因。他们推动南方消灭杂草的运动，这些杂草在无人管理的田地里长得齐腰深。在那年夏天，学生、老人、共青团员和用车运来的城市自愿人员，用双手拔除了八千五百万英亩粮田中的杂草。一亿四千万车肥料运进农田。从中世纪以来，这些农田一直以古老的条播制耕作，而且从未很好地上过肥。 　　那年夏天成功地赢得了丰收，从巨大的灾害中夺取了胜利。以上所述仅仅是为此而采取的很多措施中的几项。一九三三年的最后收成，超过了苏联一九三〇年创记录的大丰收。这一成就的取得，不是依靠半自流的巨大热情，而是依靠永久性的组织工作，它正在不断得到加强，并向着夺取其他胜利而前进⑤。 　　① 在四年集体化运动中，政府借给农民粮食和种籽1亿5千7百万蒲式耳，贷款11亿6千8百万卢布(不是贬值了的卢布，而是所谓“硬”卢布，其中，早期的4亿8千5百万贷款后来没有要求偿还)，以及通过各拖拉机站向农民投资了48亿卢布。由此可见，政府在这几年中对农业的拨款大大超过了农民从前所占有的所有生产资料价值的总额。(摘自莫洛托夫1935年1月对第七届全苏代表大会的报告。——原注 　　② 实际上这一法令在执行中是灵活的。如果确实遭到雹、干旱或其他自然灾害，粮食征购可以减少或全部免除。甚至效率不高的农场，只要表示要改进，也可以推迟到第二年偿还债务。但是情况是否完全如实，就看农场了。——原注 　　③ 由于世世代代宗教日历史季节的缓慢变化，东正教的这个节日比播种季节晚13天。——原注 　　④请参阅《在废墟中的乌托邦》一章。——原注 　　⑤1933年的总收成达到8千9百万吨，比战前收成最好的一年1913年增加1千万吨。但是，在随后的1934年，尽管气候条件不好，但由于改善了但由于改善了对农民的组织工作，以灌溉战胜干旱，改进耕作，在干旱地区重播庄稼，所以避免了损失，实际上比1933年增收了4百万到5百万吨粮食。(莫洛托夫1935年1月全苏代表大会的报告。作者注：在粮食供应同人口作比较时，要考虑到：A、粮食出口从1913年的1千万吨减少到1934年的1百万吨；B、人口增长了20%；C、饲料的消耗量由于牲口的减少而降低。)——原注 　　 斯特朗文集（1）/（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朱荣根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