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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加利福尼亚解释莫斯科——真实问题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朱荣根等

作为一个记者，我认为，一九三三年为赢得丰收而进行的艰苦斗争的最严重方面，是隐瞒了真实情况。我非常反对这种做法。不过，当我不得不来进行分析的时候，却发现很难说清楚我的意思。 　　人们很难说苏联的新闻界保持了沉默，当时他们每天用许多篇幅报道除杂草运动，说明施肥的必要性，分析优秀农场和落后农场的特点等等。他们也没有忽视困难；他们全力以赴地同它们作了斗争。但是，他们对待困难的方法，我认为不是新闻所应采取的态度。他们没有讲出我所认为的全部情况。为什么他们不承认事实，不讲出困难的严重程度呢? 　　甚至我丈夫也没有这样做。千千万万共产党员在组织政工部门以前就看到了这个“新的战线”。他就是其中的一人。由于他的顽强努力，他成功地调换了工作，离开了城市的舒适岗位，被派往农村落后地点做新闻工作。 　　“是不是有很多人快要饿死了?”我有次这样问道。 　　“我不掌握用以作出判断的全面数字，”他回答说。“我最近访问了两个村庄，按报道说他们‘都快饿死了’是‘全区最糟糕’的村庄。我发现他们集体农庄的庄稼长得还可以，但没有全部收上来，因为富农混进了管理机构，进行了破坏，造成了组织混乱。农民把富农赶走了，政府送去了种籽和食品，今年大有前途。所谓‘他们都快饿死了’，这个谣言是从村子里赶走的富农们散布的。” 　　收割季节，我亲自访问了北高加索落后地区的两个大型农庄。我本想再访问一些其他农庄，但是我看到，需要为我提供交通工具，这使运粮卡车司机感到担心，而每天工作二十个小时的农庄主席把床铺让给了我，他们累得憔悴不堪，甚至同我谈话也要费很大劲。耸人听闻的故事比比皆是，但是它们总是虚无缥缈的，后来一核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在别列扎诺夫卡国营农场，一批旅苏美国人正在为夺取丰收而同五万英亩粮田中的杂草进行斗争。地里之所以杂草丛生是由于一个酗酒的农场主任贪污成性，从庄稼到建筑材料，什么都往自己家里搂，他已被逮捕入狱。新的主任和工人们主要是靠国家借给发霉的谷物度过冬天的。这些谷物埋在富农的地下壕沟里，被当局发现。一位消息灵通的农场官员告诉我，“别列扎诺夫卡村似乎快要死光了。我们正在买下那些空房子。” 　　当我向为这个村子服务的拖拉机站核实这一消息时，他们对我说：“我们只知道播种面积，不知道死亡率，但是，我们怀疑这一说法，因为今年这个村的播种面积大大扩大了。去年，别列扎诺夫卡村在收割季节进行破坏，后来一些人逃出去搞建筑工作，把房子卖了。” 　　西雅图公社在苏联是经验管理得最好的农庄之一，它反映了那些管理较好的农庄的观点。他们头年获得了丰收，因而粮食征购任务增加了六倍，以弥补全区征购数额的不足。“强迫我们?”在回答我提出的表示同情的问题时，农庄主席说。“任何人无权强迫我们。每次上缴超额征购粮，我们都是开大会投票决定的。每次都出现热烈的辩论，因为这意味着贡献出了一年的猪食，意味着我们的高级奶牛吃不上粮食。但是，国家为你提供信贷，工人为你提供拖拉机，你不能逃避大家面临的紧急情况。我们讨厌那些逃兵，他们一走了之，让我们去完成他们那一份任务；特别是那些乌克兰的甜菜种植者，他们使我们两年吃不上糖。但是，我们有蜂房，没有食糖生活也能过得甜蜜。”我写下了西雅图公社的英雄事迹，但是，即使是这样的材料，《莫斯科每日新闻》处理时也十分小心谨慎。 　　我向鲍罗廷提出抗议。“为什么每个人都守口如瓶呢?当你同共产党员提起饥荒时，他们个个怒目而视，似乎你在谈论叛变。甚至我丈夫也不告诉究竟有多少人饿死。他说他不知道。” 　　“他不会知道得更多，”鲍罗廷说。“这不是他的事。什么东西使你认为，这是你的事呢?” 　　此话简直要把我气死。难道报道这样的真实情况不是每个记者的事吗?“为什么不允许人家讲出事实呢?”我说。 　　“你写的关于莫尔维季诺的报道不就是事实吗?”他温和地问。“那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并且报道得很好。” 　　“是的，但这只讲了一面。我报道了好的情况，而对糟糕的情况则只字未提。你能说，这提供了一个清楚的画面吗?” 　　“我认为，我们向任何有理解能力的人提供了一个清楚的画面，”鲍罗廷说。“我们的读者从他们自己的食品供应卡和斯大林的报告中了解食品匮乏的情况。他们知道，我们党正在十分认真地对待这一形势，发动两万最优秀的人来克服困难。我们告诉他们，问题在于组织管理工作，由于他们自己在工业中遇到的困难，他们对此十分理解。我们讲了所采取的各种措施、组织政工部门和确定新的粮食定额等。报道耸人听闻的饥饿情况，或者我们困难的细节，这对谁有利呢?这能为谁得到额外的食品吗?难道我们不是在竭尽全力来克服困难吗?” 　　作为新闻工作者，我要讲出实情，这种想法使我对他产生反感。“我们根本没有报道事实真相，”我大声说。 　　“你喜欢讲什么呢?”鲍罗廷问。“你能分析分析吗?” 　　“我并不只想那些可怕的事，”我慢吞吞地说。“我不是专门搜罗血淋淋事实的赫斯特记者!现在，他们全都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寻求一场恶战。我所目睹的是在铁的纪律下进行的最英勇的斗争。如果不讲困难，便贬低了这种英雄主义。没有效率的农民、进行破坏的富农、愚蠢的官员正在使这个国家挨饿。尽管如此，你们正在想方设法度过难关。我从来见过这样的有难同当、甘苦与共的情况。由于农民不收割庄稼，北方森林中的人死于坏血病，中亚的人死于伤寒。但是，有人在国外写文章，说什么你们进攻乌克兰人；他们煽动在芝加哥的乌克兰人游行示威。托洛茨基分子说：‘斯大林不会承认他五年计划的失败。’你的沉默使他们有机可乘。但是，我知道，有些奄奄一息的社会福利工作人员还在努力拯救无家可归的孩子，身患伤寒的工人们仍在组织农民救灾，车里雅宾斯克的一位美国专家说，从草原来的一帮子人在他住的那条街上杀害了一个男人，抢劫他身上的衣服。” 　　“是的，”鲍罗廷说，“乌克兰自然会被资本家所利用；这是波兰和德国所觊觎的领土。托洛茨基的攻击是意料中的事；在国外的工人们必须象这里的工人那样学会对他进行分析。这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你希望告诉他们车里雅宾斯克的情况吗?” 　　不，那样也许走得太远了。车里雅宾斯克不是制造了履带拖拉机吗?“难道我们的敌人不是已经知道了吗?”我反击道。“他们不是已经得到特务的报告吗?我们是在对我们的朋友隐瞒。拉斯基教授说：“宣传是欺骗朋友的一种方法，但不可能欺骗敌人。’” 　　“拉斯基很聪明，但不准确。”鲍罗廷说着，笑了笑。“我们的朋友知道我们斗争的主要情况；他们可以等着了解详细情况。我们的敌人有怀疑，但他们实际上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尽力告诉他们，尽管有困难，我们的工业仍在稳步前进，我们的铁路仍在运行，我们将取得丰收，但是他们对此也怀疑。这难道不是基本事实吗?你为什么要想交给他们一份有关我们困难的可靠单子，从木材场到车里雅宾斯克呢?” 　　我想起了国际形势：日本人正更深入地侵占满洲里，尽管他们对帝国的下一步扩张还举棋不定，是北进攻苏呢，还是南下侵华。欧洲诸国意欲促日北进，让他们自己攫取中国。美国尚未承认苏联。“我们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讲真实情况，是吗?”我说。 　　鲍罗廷思考了一会。“讲真实情况，是的——所谓真实情况，就是清楚地描述我们斗争的总情况，指出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和它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但是，不该泄露耸人听闻的、未加分析的‘事实’。这样的‘事实’不会产生什么好处。” 　　在我仔细考虑他的话时，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随后，鲍罗廷说：“我们布尔什维克认为，尽管俄国技术落后，可是拯救世界文明还得靠这个国家。我们不同意和平主义者的幻想，认为靠期待就能够取得和平。我们也不同意其他和平主义者的盲目，他们忘记了现代战争是多么可怕。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有一半正在回复到中世纪去。 　　“上帝是无法保证人类进步的。文明在以前曾几度兴衰。象世界大多数国家那样盲目地漂流，只会漂向死亡。我们在牢固的边界以内，建立符合文明世界的生活方式。我们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为和平而计划、组织和斗争。但是，我们无法预言哪些国家会联合起来反对我们，这样的进攻何时发生。人们的进攻能力在迅速增强；我们可能看到世界的很多地区，我们自己的很多城市被毁灭。但是，即使发生最坏的情况，世界也不会沉沦到过去所经历过的黑暗时代。我们所建立的体制能够挽救它。” 　　他停了下来，我记起了那些新兴的城市，库兹涅茨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钢铁城市以及横跨在它们之间的西伯利亚西部富饶的粮田。即使国家崩溃，这些地方也会由于遥远的距离而保存下来。假如发生最坏的事，生活也将再次兴起，正如我从一片废墟的伏尔加平原上，从忍饥挨饿进行建设的、四处漂泊的革命的流浪者身上所看到的那样。这些社会主义的钢铁城市将会帮助他们……为了这样的建设，可以不惜任何代价。 　　鲍罗廷说：“你观察乌克兰人的时间太长了。他们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民族。你将去美国进行巡回讲演。你可以利用经过德国的机会观察一下法西斯主义，在华盛顿观察一下新政。这对你有好处。” 　　“你是在搪塞我，”我回答说。“俄国的收获是当前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他点点头。“但是对我们的收获，你是无能为力的。在这方面你无法帮助我们。” 　　“我可能会爱上美国‘新政’的，”我警告他。“罗斯福的这些措施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鲍罗廷笑了。“美国人是伟大的人民!他们总是吸引着我!他们认为他们能够打破任何已知的经济规律。但是，你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十二年；我相信你的判断力。”在我启程前往美国时，我仍在抗议我们在农业报道上的政策。但鲍罗廷说：“嗯，我们已经赢得了收获。现在你想讲什么就可以讲什么。” 　　在柏林，我参观了纳粹宣传总部。一位来自新奥尔良的聪明的德籍美国人接待了讲英语的新闻界人士。“世界上正在谈论你们的暴行，”我说。“不过，我对暴行不感兴趣。每一个政权都无情地镇压它的敌人，大概它必须这样做吧。我想要了解的是，你们将做些什么事来使德国摆脱混乱。” 　　此话似乎使他不知所措。他的技能全都是准备用来否认暴行的。但是，他还是提供了一些细节，并安排我进行一些采访。他们声称，他们正在作出巨大的努力来解决失业问题。怎样解决?对那些无法进入工业部门的年轻人，已经准备好了劳动营。他们在帐篷里食宿；有些人如果衣服破旧，还可能得到衣服，但是，这没有最后定下来。我猜，估计他们一直穿着父母给的衣服，直到无法再穿为止。自然，他们没有工资。他们修筑横贯全国的、与一般公路不相联的公路干线…… 　　“我明白了，”我想。“这是由奴隶劳工修筑的大规模战略公路。嗯，这是一件事。还干什么?” 　　其次是招募东普鲁士的失业者，办法是关闭边境，不让波兰和立陶宛的农民入境在大庄园干季节活。“我们要求地主雇用优秀的德国人；让他们为祖国作出贡献。我们敦促他们在冬季维持这些雇工的生活。当然是只发部分工资。为此，我们把雇工们领取的失业救济金交给地主。这种做法减少了成千上万的失业者。” 　　“也减少了你们的失业名单，”我说，“这当然是很好的宣传材料。但这也减少了你们用于失业救济的开支吗?” 　　“嗯，没有，”他说。“同以前花得一样多。我们从名册上除去妇女和犹太人，节省了一些开支。但是，东普鲁士的做法，也有好处，能使这些人不再聚集在城市，他们在城市里只能引起麻烦。”……“是的，”我想，“他们用国家的钱把雇工们变成地主的奴隶。这也是一种手法。” 　　他们还提到一、两种次要的、彼此相仿的方法。我想要把失业问题搞清楚，便问道：“你们对整个失业有什么计划呢?你们希望通过劳动营和给地主付钱的方法在多大程度上缓和失业；对全部失业能减少多少，能在多长时间内加以解决呢?”当我提出这些问题时，他们全都茫然不知所措。“嗯，我们没有这样的计划。我们只是推行了这些方法。我们怎么讲得出哪一种最起作用呢?”我非常习惯于以百分比表示的明确计划。所以当他们说没有任何计划时，我花了一段时间才适应。我从未见过办事如此毫无计划。在柏林的一位美国人告诉我：“他们所说的美国失业人数下降，实际上不过是季节性的变化而已。”住在柏林郊区棚屋里的一些妇女恼怒地说：“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的失业名单上减少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头天晚上，她们的丈夫被痛打后，送进了大牢，因为在他们的东西里发现有共产党传单。 　　虽然他们说不出任何计划，但有一件事是所有纳粹分子都同意的。“至少，我们从布尔什维主义中拯救了德国。我们拯救了所有欧洲，他们应当为此而感激我们呢。”……欧洲有什么值得我们感激的呢?挽救了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这就是全部含义。其实，即使革命可能也比滑回充满中世纪憎恨的农奴制好。 　　德国怎么会变成这样?它曾经是“社会主义德国”。但是，这些社会主义者只是纸上谈兵，空话连篇，从未付诸行动。他们曾阐明了他们的力量和弱点，然而，却消极被动。倒是对他们担心的资本家采取了行动。如同我几年前在西雅图所做的一样，那次总罢工失败了。 　　但是，难道美国不能做得更好些吗?我害怕革命。鲍罗廷曾经说：“美国人认为他们可以打破任何经济规律!”……嗯，也许我们能够。我们的国家辽阔博大，人民生气勃勃。什么是经济规律?难道它们是布尔什维克所特有的吗?尽管有那么多失业者，我们仍然使人民吃得比他们好。美国已经对付到了今天；难道她不能继续对付下去吗?” 　　在华盛顿，看来我们是能够做到的。在那里，人们进行着火热的活动和大量的计划。多么令人宽慰!你可以马上见到地位相当高的官员。我在三天中就见到了罗斯福总统，约翰逊将军，华莱士部长，珀金斯部长，民用工程局局长哈里·霍普金斯，特罗扬诺夫斯基大使，布利特大使，这比我在莫斯科为见一位小官员所花的时间还少。莫斯科使我感到我无足轻重；华盛顿让我高兴地感到我十分重要。 　　当然，我并不是一个个单独地见到这些高级官员的；我是在记者招待会上见到他们的。我站的地方离罗斯福仅三英尺远。上百名记者被允许随意围着他，就象一群猎人对着围栏后的一头大狮子。他们提出一个个不礼貌的问题，这些问题能促使任何一位欧洲官员把他们赶出去。但他却谈笑风生，机敏地一一作答，犹如一个网球运动员回击着来球。他们两眼闪光，崇敬他在美国大型接见中如此运用自如的技巧。我注视着他的面容，想知道他正在思考什么。他是真的在思考，还是应付一下记者的问题?这些记者不在乎他想什么；他们只想得到头条新闻!他使他们在华盛顿的工作容易做好，有利可图。他总是有东西值得刊登在头版的两个专栏上。 　　我们离开了。记者们心满意足，感到接近了政府的心脏。他们是不是打听到了一切东西呢?约翰逊将军是否参加了宴会?他对美元打算怎么办?这是罗斯福进行宣传的技术。发现伟大的人物坦率、容易接近，我心灵感到宽慰。我希望在莫斯科的人们也有一点这种技术，在那里，官员是很少会见记者的，而且从来不给予直截了当的回答。当然，也有另一种情况：边远城市的一位普通工人能够告诉你五年计划的整个政策。 　　有人能告诉我罗斯福的政策吗?他最亲密的顾问们说：“我们还不知道总统的意见。”斯大林格勒或库兹涅茨克的工人们能够告诉你斯大林的想法。这想法概括在一些长篇报告中，他们在大会上学习了这些报告。这称之为党的路线。他们讲不出斯大林究竟怎样去分析某些新出现的紧急情况；他要比他们看得更深远。但是可以肯定，整个苏联都详细了解他的总路线，同华盛顿的人们了解罗斯福的政策相比，他们做得更好。在华盛顿，人们可以把个人的细节告诉你，而在莫斯科，人们讨论的是国家的计划，我想，这就是我所说的“真相”和“坦率”吧。 　　我怀疑罗斯福本人是否清楚他自己的意见。他是我们从前的进步人士之一。如果说我对汪精卫、我本人等等进步分子有所了解的话，那就是，我们总是在前进，但从来不太清楚我们走向何方。我们从这边摆到那边，但不清楚为什么这样摇摆，直到我们突然停止——通常是停在大头目一边。我们并不想站在大头目一边；我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想要保持独立。难道罗斯福是世界上最高超的多谋善断者?这样解释他眼中发出的机警的、挣扎的闪光吗?他象一头走投无路的狮子一样抵挡着上百名猎人的追捕。但是，难道他本人没有在电台的谈话中对“我的朋友们”说过这样的话吗：“我采纳我能发现的最好的意见；假使这些意见不起作用，我们再试试别的。我对伟大的美国人民是有信心的。”……如果这是要政治手腕，那是多么聪明啊!如果一个伟大的人民的总统果真是根据信心，而不是根据分析来行动，那是多么可悲啊!这就等于承认了在他国家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他看不清道路。而全体人民也因此而信任他，跟着他进入茫茫的黑暗中! 　　我也逐个见到了罗斯福的“左翼”。他们是我过去的进步朋友。同他们在一起，我无拘无束，开着玩笑。跟他们交谈是件愉快的事；他们希望了解俄国。苏联当时正是举世瞩目的中心。李维诺夫已到华盛顿，两国的外交关系刚刚恢复。左翼分子开俄国的玩笑说：“与其来一位苏联大使，还不如来一位苏联顾问。” 　　华盛顿第一次有了懂得经济、有头脑、会计划的人。国务卿华莱士对我解释了他削减农业生产的计划。他说，“农业生产已经超过了外国市场的需要，必须削减以适应国内需要。”他承认各方都表示反对，他的坦率令人高兴。他说：“加工工业反对税收；铁路部门反对减少货运量；出租房屋单位反对减少利润；城市居民反对提高食品价格；农民的反对是很自然的，因为减少生产违反了人的本性。” 　　我笑着说：“人们曾说布尔什维克反对人性。看来你走得更远。” 　　“我想是这样的，”华莱士国务卿微笑着说。在我离开时，他又说：“美国政府在制定一项计划，这是不是有点可笑?” 　　但是，他干练地、精力旺盛地制定各种计划。华盛顿人人都如此做。这个国家数百名出类拔萃的人都前往那里，制定各种计划。自耕农场、民用工程、民间节约措施——任何能够减轻目前仍在绝望中挣扎的人们的困境的计划。但是，所有这些计划都互相矛盾。农业计划提高了食品的价格，城市计划增加了市区商品的成本。没有一项统一的总计划来进行协调。也许有吧?来自哪里呢?来自每个人的美元，来自每个人的工作时间和工资，但不来自大商人。“我们是让穷人帮助挨饿的人，以保全富人，”华盛顿一位聪明的人说。……而在苏联，则是穷人支持挨饿的人，以建设一个共同富裕的国家。 　　他们能操纵多长时间呢?我所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两位内阁官员出席晚宴，一位客人说：“我认为，我们的克伦斯基时代不会持续很久。”另一个回答说：“那么，选择你的后台吧!”不是被这方搞垮、就是被那方搞垮——看来，这就是进步分子的最后归宿。他们将选择哪一边呢?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这个国家的命脉——银行、土地、生产资料等掌握在谁的手中?实行新政的人不是宣布过吗?所有那些使人民穷困的巨大开支，都是为了促使工业运转起来，以使掌握经济命脉的实业家们重新获得利润。让国营企业增加利润和加强集体所有制工厂，这不是美国的做法。国家只为失业者、为农民、为工业提供廉价动力而花钱。国家基金用于施舍救济，而全部利润则归私有企业所有。人们议论纷纷，谈论政权从华尔街移向华盛顿。华尔街也曾有一段时间担心它的垮台，表示愿意接受某些限制，以便稳定它的地位，或者仅仅是排挤一些小的企业。除非罗斯福准备进行一次真正的攻击，为人民夺取经济命脉，否则，他能有什么作为呢? 　　在芝加哥，我记忆最深的一位教授，他对我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我读书时代。他被阿米巴痢疾搞得奄奄一息。这种疾病如瘟疫般在这个城市蔓延，但是当局却不准提及，因为害怕吓跑参观世界博览会的旅游者。罗伯特·莫斯·洛维特仅仅是这一沉默政策的数千名受害者之一，甚至医务人员都同意实行这种政策——不是为了边界地区的平静，而是为了芝加哥商人们的私人利润，我想，至少没有人能说苏联的沉默增加了一个人的死亡或增多了一次疾病。在一个充满危机的世界里，耸人听闻的荒诞故事能够动摇一个国家的信誉，甚至会引起入侵，但是很难带来宽慰。 　　在加利福尼亚，我看到了令人惊异的群众运动。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农业罢工在圣华金和英皮里尔地区爆发了，后来变成一场持续很久的战斗，这些流动的农业工人是随着季节性农业生产而流入的。共产党人领导了这次罢工。罢工随着花生、樱桃、梨子、桃子、葡萄、棉花等不同的收获季节，向北发展到加利福尼亚“天堂”地带，随后一月份又在最南部的莴苣产地再次爆发。总计四万五千名工人参加了这次罢工。 　　在冲突中使用了催泪弹和步枪；治安维持人员向手无寸铁的罢工雇工们开枪射击，婴儿们在罢工者的帐篷中死去。政府委员会建立了“秩序”。我想起了在中国、在中亚、在俄国等地农村进行的斗争。加利福尼亚州政权号称美国的“中立政权”，它究竟站在哪一边呢?这是很清楚的。在中国，国家权力机构杀害贫苦农民；在苏维埃俄国，它驱逐富农；在加利福尼亚，它驱逐雇工纠察队员。 　　在洛杉矶：我发现了一个运动，乍一看，它比农业罢工更引起我的兴趣。五十万人通过由失业者自发组成的一百多个合作救济协会，在一年多时间里靠以工换货维持生活。他们出卖剩余劳力换取剩余产品，以劳动换取躺在地里霉烂的农产品，换取面包店里发霉的面包，换取无法在市场卖出的脱脂乳、干酪、骨头，换取拍电影抛弃的戏装、拆除工厂时留下的破皮革传动带。他们显示了惊人的独创性，用这种方法为自己创建小工业和提供相当数量的食物和衣服。他们组织缝纫店，妇女把抛弃的戏装改成孩子的衣服；她们把皮革传动带做成鞋底；她们甚至搞到小车库、汽车修理店、重型卡车。洛杉矶的失业者用这些卡车运输剩余柑橘换取弗雷斯诺失业者的剩余土豆。 　　这些人令我着迷。他们是我这类具有开拓精神的人。他们没有堕落到参加纽约可怕的领救济食物的队伍和住进芝加哥的廉价房屋，在那里，人们在酗酒和绝望中沉沦。他们仍怀有希望，并组织起来；他们发展了一种哲学。他们中有些人为他们的集体一天工作十八个小时。他们自夸说：“资本家组织不起来，我们工人能够办到!看看这些资本家把整个国家搞成什么样子!看看我们白手起家干的事业吧!”有些人谈起了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口号：“在旧社会的躯体上建设一个新的社会。” 　　难道不能从中得出些什么吗?他们的情绪使我激动，勾起我对在西雅图所产生过的激情的回忆——我们工人的企业，我们要在不可抗拒的前进中不经战斗、和平地建立工人政权的梦想。但是，华盛顿一声令下，关闭了我们的造船厂，五万人的梦想破灭了。洛杉矶大有希望的工人们进行了如此英勇的斗争，为什么资本家仍然对他们容忍呢?原来他们使资本主义更省钱，更安全!他们是在加利福尼亚的垃圾堆上，靠慢慢降低生活标准来维持自身生活的，既大有希望，又没有骚动!他们甚至还不死心，渴望并随时准备为资本家卖力! 　　但是，共产党人在哪里呢?有些人说：“他们反对我们的组织。”这激起我感情上的愤慨。美国共产党人看起来没有能力，不能同美国工人打成一片。那一小批接受莫斯科命令的共产党人对五十万美国人的运动作了些什么指导呢? 　　我不禁思索起来。这些共产党人至少明白，这一运动不会有什么结果。他们知道，制高点掌握在敌人手中，他们可以任意促成它或者搞垮它。十五年以前，西雅图没有人懂得这一点；我们大家都象绵羊似的。现在有人懂得这一点，这是好事，即使只有几个人也罢。但是，他们是怎样懂得的呢?我用了十四年时间，经历了三个国家的革命才懂得了这一点。他们仅仅是在加利福尼亚，从马克思的一本书中弄懂这一点的。 　　他们从“理论”中明白了这一点，而我曾经鄙视这一理论，无法理解它。我曾学着理解斯大林；人们必须理解他，才能了解俄国每天发生的事。但是，列宁和马克思已成古人。我常想，马克思只不过是个宣传鼓动家，他的思想是建立在六十年前的德国和英国的基础上的。我受到的教育给了我这种看法。即使俄国对马克思那么崇敬，也未能改变我的这一看法，因为我把这种崇敬看作类似宗教。马克思难道不是一种教条吗?现在，我第一次明白，马克思是科学。人们是通过马克思的理论理解加利福尼亚的这些运动的。人们并没有因为伽利略是意大利人而拒绝他，也没有因为达尔文是六十年前的人而拒绝他。当然，人们可以对伽利略或达尔文的理论加以解释、发展或改善，以适应新的生活和新的发现。 　　我开始思考马克思。我曾经避免读他的书，因为他总是促使我从各方面考虑问题，而在我没有阅读俄国共产党人的理论的时候，我反倒更敬佩他们。“工人阶级和雇用阶级毫无共同之处，”他首先这样说。而我则一向认为，“一开始就撒谎；他们有共同的人性。他们都遭受疾病、洪水、萧条的苦难，他们都爱妻子和孩子。”假如你把马克思当作教条，这样的回答是很聪明的。但是，假如你把他作为指导你的行动的科学理论，那就不同了。 　　假如一位图画老师说：“红、蓝、黄是最基本的颜色；它们毫无共同之处。”那我会反驳说：“不对，它们都是颜色。人们将用油或水把颜色调匀，用笔划在一块油画布上。”这也许是一个非常生动的回答，但它却无助于我学习绘画。学习绘画，你必须分析各种颜色，懂得哪些颜色可以混在一起，红色加蓝色将产生什么效果。 　　所以，当我说：“资本家和工人都是人，”这当然是的。但是，这种说法没有告诉我怎样对待资本家和工人，或者他们互相之间会采取什么行动。这种说法没有给我以改造人类社会的武器。马克思的分析则是一种武器，是有助于预言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会怎样行动的一种有用的科学分析。由于害怕理论书，我失去了所有这一切。我花了十四年的革命时间，才理解我自己的加利福尼亚。 　　如果美国共产党人真的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当作一种分析方法来使用，那末，他们就不是仅仅根据莫斯科的命令来领导美国工人，而是试图根据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以及其他经济学家提供的理论，来分析他们自己的激烈斗争。难怪他们费了很大劲才懂得这一点!我突然也把他们看作混乱中的创业者了，这种混乱比俄国更复杂。这是一种昼夜不分的混乱，毫无计划的混乱。这种混乱，不是产生于俄国原始的农村，在那里，反对新社会的势力主要来自旧的习惯力量；这种混乱产生于地球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和最具有进取心的资本主义，它刚开始蹒跚地走向深渊。在任何一种混乱中，最重要的是找到正确方向，而不要在一个接一个的、必然要失败的运动中浪费生命和精力。如果他们找到了正确的路线，他们就会去加以解释。 　　但是，在共产党人和那些沿海创业者之间，必须设法互相理解。我在美国西部的那些战友们，是如此勇敢大胆，充满乐观主义，善于组织，不惜冒生命危险，同时又是这样的盲目。看着他们盲目飘流，从一个幻灭飘向另一个幻灭，我感到十分痛心。难道找不到一个桥梁，使他们能够大规模地相互交流吗?他们必须站在街垒的同一边! 　　我曾离开了他们。我逃避了他们的错综复杂的环境，来到一个外国创业。难怪我在莫斯科感到无足轻重。除利用我的写作能力以外，莫斯科的工人还能利用我些什么呢?嗯，我曾为他们专门写文章；现在我是一个作家了。但是，美国工人本可以利用我的一切——我的写作，我的组织能力，我对美国背景的本能的反应，我那善于分析的头脑。我二十三岁时就“征服”了哲学，后来认为它不符合生活需要而抛于一旁。 　　我不是一下子就想到所有这些的。有些是后来想到的。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产生了一系列想法。有些想法我在卡梅尔访问林肯·斯蒂芬斯时曾对他说过。我在青年时代认识的这位出色的记者是在他的病榻上会见我的。我怀疑他患了不治之症。 　　“现在你能做的最重要的事，”他突然说，“是写你的自传。讲讲你从生活中学到的东西。你是从我的起点开始的。你从未有过我当年的幻想，认为让诚实的人掌权，就能拯救世界。你开始时有自己的幻想。你们的西雅图是我们最进步的城市；一九二〇年它就处于美国今天所处的阶段。你一开始就碰到了公用事业的公有制，工人组织、合作社以及走向社会主义的模糊意识，看到这些事情失败后，去了莫斯科。你在那里找到了什么呢?我不知道你会讲述些什么。我未来去那里生活过。但是我知道，以后你应向美国讲讲这些。” 　　“这也许有助于建立一座桥梁?”我说。斯蒂芬斯回答说：“这将为这座桥梁加一块非常好的石头。” 　　停了一会儿，我又说：“我早就想写这样一本书，签合同已经几年了，但是有一个麻烦。我在莫斯科没有象您想象的那样融洽。我的很多时间花在《莫斯科每日新闻》上。” 　　“是什么样的麻烦呢?”斯蒂芬斯问。 　　“我不会天真地说，那份报纸不讲实话。是一个记者，完全懂得没有所谓绝对真实。真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当我说要讲实话，意思是我要说出我的看法。《莫斯科每日新闻》不反映我的真实看法；它讲的是另一套。我有权讲出我的看法。” 　　“您做了吗?”斯蒂芬斯微笑着问。 　　“我知道这很困难。编辑们总是坚持自己的看法。但是，我可以给予世界什么呢?当我们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观察描绘出最清晰的图像时，难道不也就产生了共同的真实吗?我要为苏联描绘一幅非常好的图象。这就是：一个工人巨人奋力通过沼泽。他必须设法通过，否则就是死亡，跟在后面的人们将迷失道路。他陷入齐腰深的泥潭；岩石从峭壁上滚下来，砸到了他头上。他混身是血；他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他肮脏、粗鲁、坚强，但是，他披荆斩棘，为全世界开辟一条道路。 　　“我想，这一形象将唤醒全世界英勇的盟友。我认为这是一个真实的图象。我们已在《莫斯科每日新闻》上画了一部分——我们工人的来信和我们同官僚主义者进行的斗争。随后，正当我心情愉快，以巨大的干劲完成这整幅图象时，我发现它被另一幅我不喜欢的图象所阻止。在这幅图象上，一位奇迹般的处女身披白衣骑在一匹白马上，世界上贪婪的恶狼从四面包围了她。所有恶狼都想吃掉她，但她却端坐不动，泰然地从胜利走向胜利，从未有一点泥浆玷污她的白衣，她也从不愿意伤害任何人，甚至也不想伤害狼。 　　“我不是说这幅图象是一个谎言。资本主义国家的确是恶狼。苏联的经历的确是一种奇迹。它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在本质上是正确的，而且相当强大和聪明。但是，那位一身洁白的天使令我讨厌。现在我看清了她来自何方；过去我从未见过。这是李维诺夫的苏联，它自我克制、彬彬有礼，为全世界创造和平。她也是真的，同我的巨人一样真实。但是，我不是一位外交官。我必须画出我的图象，而不是李维诺夫的图象。” 　　我停了下来。林肯·斯带芬斯正在说话。“您很幸运，幸运的人，”他说。我屏息等待他说下去。我们的谈话快要结束。这也许是他对我说的最后遗言吗? 　　“您是一位难以置信的幸运人，能有机会帮助李维诺夫使苏联免遭战争。这是整个世界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这位曾经如此热情地报道美国五十年的伟大记者对我的工作的看法。我俯首窥视我的心灵，吃惊地发现我观察的深度。在我身上仍留有长期给赫斯特系报当记者的痕迹。我把“我的图象”举得比世界和平还高。 　　 斯特朗文集（1）/（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朱荣根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