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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圣人之死——平等问题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朱荣根等

我回到莫斯科时，那里正在修建地下铁道。美国已在那里建起了使馆。各方面都有很大改善。一方面在大都会饭店为外国人举办了更多的爵士音乐会；另一方面，更多的街道被挖开修整。美国大使布利特对我说：“这个月我无法外出到阿巴特去；下个月他们又把去伏罗夫斯克街的道路给堵了。他们总是为我留下一条窄道。这个街区的房屋都推倒后，从新的使馆就能很清楚地看到克里姆林宫了。但是，他们何时才能建起这个街区呢?他们不是一开始就使用了中世纪时代的方式吗?” 　　市场地区中央的古老教堂都被推倒了，空地上铺上了柏油。几天以后，警察手戴干净的手套已站在那里指挥混乱的汽车，交通的轰鸣声震荡在另一个广场。我的公寓的一面被地铁施工阻断，另一面被苏维埃宫所挡。原先从窗口能看到莫斯科大教堂的金色圆顶——为纪念击退拿破仑而建立的华丽古怪的建筑物，现在只能看到一个大土坑，同在库兹涅茨克见到的一样。如果我在家连续呆五天不出门，我就不认得到闹市区的道路了。有些街道不通了，有些街道新开辟了。在你等车的时候，标志就更换了。 　　全国以各种形式提出一个口号：“打好下一个质量和超产仗!”第二个五年计划规定，生活水平要提高一倍或两倍。去年为收成进行的战斗，使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是要提高农场质量就需要增加牲畜。猪，猪，猪!①“每户农户一头牛!”由于粮食剩余，建起了一个个大型集体养鸡场。每个城市增开了百货商店，工人们在商店里怒气冲冲要求买到更好的外套。一列列火车正在向西伯利亚运送香水。大学开除成绩差的学生。莫斯科关于质量的口号是这样写的：“我们无产阶级首都必须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 　　佩奇克跑来看我，他说：“现在我是莫斯科市计划机构的头头。请尽量想法为我从美国搞些书。我们必须把十七条主要街道拓宽一倍；如果临街建筑物太好不能拆，我们将在离开半个街区处拆除小房屋，建一条平行线。我们正在打通上伏尔加河，同莫斯科河联结起来，以便引来更多的水。市区南部将成为工业港口，还要把多余的河水通过游览运河输送到城市其他区域。斯大林说：‘要治理好莫斯科河。’它将成为美丽的水道，两岸建设大批工人公寓。 　　“卡冈诺维奇是我们计划工作的总头目。我们叫他：‘未来莫斯科的主要设计师。’他甚至给院士们出点子：这里应建立体交叉桥，各条线路不要都交织在地面上；那里要为工人搞些阳台。城市周围的老区将建起环形公园，由绿色辐射线同中心相联。你的大公寓也要推倒；我们让你住了八年了。然后，你将住得离市区更远，那里交通比较好。” 　　“我已经住在建筑工棚里了，”我说。“我不愿失去这些迷人的古老教堂。那些壮丽的中国式城墙，真的要拆除吗?它给莫斯科中心以完整的情调。” 　　“你等着看新情调吧，”佩奇克笑着说。“我们将把中世纪时代留下的最佳部分用栏杆隔开，作为博物馆。但是我们不能把莫斯科变成一个博物馆。宽阔的林荫大道，迷人的街景，空旷的场地——那就是未来的莫斯科。我们将拆除红场上的拱廊，从而把红场拓宽一倍。这样，伏罗希洛夫五月一日检阅莫斯科卫戍部队时就不用再走小巷子了。克里姆林宫红场对面，将要建起一幢二十层的国家工业大厦。” 　　“但是，红场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之一了，而且是这样美丽和谐。我总觉得那个三层楼高的圆柱拱廊为游行提供了很美的背最，”我说道。 　　“不过是十九世纪的贸易货摊而已，”佩奇克说。“下次庆祝时您再仔细观察一下那个广场吧。” 　　五月一日我站在看台上，观看一百万莫斯科工人声势浩大地通过红场。他们从尼古拉大街和历史博物馆两侧，以城市十个区组成的十个纵队，六十个人肩并肩地正步拥进广场，象一堵不断向前推进的巨大人墙。广场上红旗如海，人群似潮，犹如不可抗拒的大海波涛。在这行进的队伍中，一千个工厂乐队奏起了匀整和谐的乐曲。他们从广场这头洪水般卷向那头，随后在有很多圆屋顶的伊凡雷帝教堂处分开。在退向莫斯科河的这一红色波涛中，教堂犹如一堵峭壁矗立在那里。 　　在世世代代漫长的岁月中，克里姆林宫墙在这个广场上看到了些什么啊!它们目睹了古代同鞑靼人进行的战争，骑在驴背上庆祝棕树主日的主教们，十七世纪嗜杀成性的沙皇亲手杀害人们所用的林立的绞刑架。远东商队沿着尼古拉街来到这个商业中心同南方鞑靼“金帐汗国”的商人以及同来自诺夫戈洛德和特维尔的蓄着胡子的北方人做买卖。这些城墙看到了拿破仑的胜利和退却、现代君主的豪华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灰溜溜的士兵。最后，它们看到了十月革命：赤卫军士兵从工人郊区蜂拥而来，直捣克里姆林宫。 　　十三年来，我观看了来自莫斯科日益扩大的工业区的工人们每年两次席卷这个广场，以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显示了世界革命的每一新阶段。我记起了最初几年，当时衣衫褴褛的工人拿着旗帜，高呼口号，反对彭加莱和寇松，呼吁世界工人给予援助。在那些日子里，干涉似乎迫在眉睫。随后开始了以建设为重点的五年计划，一年以后重点转向生产，这时广场上出现了林立的标语，反映完成工厂计划的百分比。不久，这些东西变成为推行个人责任性和提高质量的斗争。游行者庆祝的不仅是他们的工厂，而且包括工厂里的车间，他们举着创造了纪录的模范人物的画像。莫斯科郊区的集体农民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游行队伍中。外国人说：“他们放弃了世界革命。”然而，每个工厂都明白它们是革命的一个岗位，每一个集体农场都要求做到：“你们对世界革命承担的任务就是多打粮食。” 　　今年，一九三四年五一节游行队伍的口号是：富足、质量、丰富多彩!数百架飞机从游行队伍上空袭鸣而过。在飘动的红旗海洋中，出现一个个用充气橡皮制成的高大模型：火车头、住房、飞船。十几个男子汉肩扛着苏维埃宫模型徐徐行进；数千人举着象征滚珠轴承、纺锭、新机器的模型。过去是一个人向天空放气球，现在是成群的人向天空放气球。成千气球挂着画像和题词飞向天空，数百万条彩带扔向人群上空，随后落下被踩在游行者脚下。游行的调子暗示：将发生世界性资本主义危机，出观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威胁。“释放台尔曼。”“中华苏维埃万岁!” 　　十五世纪建起的克里姆林宫墙目睹了这一壮观的群众游行。城墙下身是一座座革命者之墓和列宁陵墓。在那里安息的还有美国共产党人：约翰·里德，海伍德和卢森堡。沿着城墙的观礼台上，站着一万名观礼者：工人模范、外交官和记者——他们是世界的眼睛。广场对面，矗立着坚固的拱廊建筑，那是一位百万富翁为莫斯科建筑的最豪华的贸易场地。应该把它拆除!这里没有它的地位!把广场扩大一倍，让它从十五世纪的堡垒变成社会主义工业的二十层大厦，连结莫斯科的过去和将来的是创造未来的人——列宁和他的在坟墓中安息的战友们。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瓦连京娜的一封来信。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姑娘，二十四、五岁就担任了莫斯科第二大学英语系主任，领导着一大批老师和数于各学生。她在我的公寓里住了两年。我俩曾坐在我的会客厅里，长时间地、反复地讨论了我们的思想、我们对男人的看法和我们对党的态度等问题。据我的记忆，我们对党的过去的工作充满敬意，但对它的现状感到不安。对那些不是“管事的负责党员”来说，我们毫无用处。我们一直想着总有一天要入党，但总是在最后一刻发现我们灵魂深处或党内存在着缺点而又一次推迟。 　　因为我对周围生活的反应，总是凭感情而不是用逻辑分析来概括事实。我们看到某个工人被开除、某人被不公正地投入监狱，或者听到某个农民挨饿了，我们很快就联想起过去十年中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件不公道的事。我们立即就说：“这个国家比资本主义还坏，它开除工人，使农民挨饿、逮捕无辜百姓。”于是，我们为此激动不已，直到看到一位优秀工人得奖，或一个集体农场取得成功，或者干了越轨事情的人受到惩罚，我们又摆向另一个极端。 　　最后，我发现阅读《真理报》能部分地帮助我改正这种态度。这与其说是对成就的热烈报道起了作用，倒不如说是由于报道骇人听闻的犯罪行为起了作用。这些犯罪行为之恶劣超过我的想象，相比之之下，我所抱怨的事可谓微不足道。《真理报》不回避这些问题，但不是发泄感情的抱怨，而是坚决地与之斗争，这种态度也对我产生影响。他们似乎认为可以征服一切，甚至可以改变自古以来的人性。……“让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做到，”我说。“人类需要这样。”……即使是表示我最热情的希望时，我也是说：“他们”，而不是“我们”。 　　瓦连京娜已经入党了吗?我可保证她肯定会极力促我加入。我曾对她说过：“加入吧!这是人类的最后机会。假如这些俄国共产党人失败了，那就只好进入黑暗的时代。至于我，我有自己的理由。他们也许会让我去参加毫无效率的美国共产党，我不能同意。”我对美国党的态度正在改变，但现在我还有别的有力理由不参加。但是，由于瓦连京娜在普特洛夫工厂担负着向工人教授马克思主义这一社会工作，她实际上具备了入党的条件。任何人从事这种工作两年都会取得很大的进步，可能她已加入党了。 　　瓦连京娜在信中一开头就责怪我不给她写信。我认识到，这是一种强烈的感情爆发的开始。她继续说：“你已经加入我们‘伟大妇女’的行列呢，还是仍然是一个‘左翼人士’?……这里乌云密布，气压很低，等级森严，特权很多，骄傲横霸。人们要么当一个党的圣人，象你的丈夫那样，一见有人批评就坐立不安；要么成为钻营投机向上爬的贪婪之徒——不管事态怎样发展。党的圣人越来越少，越来越不时兴，而对贪婪的家伙却变得习以为常，容忍接受。……不管怎样，我马上就要到莫斯科去，那时我们就可以进行只有两个非党群众才能够进行的倾心交谈了。” 　　什么?我不喜欢她提到我的丈夫。当一个男人在飞机上度过四十四天来报道收获情况，为了挽救数千蒲式耳谷物而瘦了三十磅时，他对瓦连京娜的激动情绪有权感到不安，即使对我的这种情绪也会感到不安。把非党群众看成什么了——“只有他们才能够进行的交谈。”党员回避推心置腹，这是事实；他们给你一本马克思的著作。然而，是不是瓦连京娜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二个年头，我还会为党的过失而痛哭吗? 　　不过，来信仍感动了我。在三年时间里，这个国家一直在奋斗，努力做到斯大林关于效率的“六个条件”，其中包括：在经营管理中增加工程师，有组织地招收劳力和减少流动性，改善生活条件和实行不同等级的奖励。难道这种不平等真的在危险地增加吗?是的，确实有人由于物质的不断增加而变得势利起来，谋求特权，要求更大的公寓和夏季别墅。“难道人们一定得今年为饥荒担扰，明年又为粮食过剩而发愁吗?”我叹着气想，但是，难道过剩真的引起了问题? 　　我忧心忡忡，不得不向柯伦泰提出了此问题。她是苏联驻瑞典大使，从斯德哥尔摩返回莫斯科休假。“这问题还没有新经济政策那样糟糕，”我说。“但是，它是不是更微妙呢?看起来，问题甚至出现在党内。” 　　“我们吸收了一千一百万农民加入产业工人阶级行列，很大一批人加入了我们的党，”柯伦泰说。“他们带有私有财产的观点和以物质条件来判断生活的习惯。他们是我们新生力量，但是他们不可能一下子被改造好。” 　　原来是这样!不是新的弱点，而是新生力量!大批群众现在正涌进来，他们的意志一定会反映出来。他们仍然需要额外的刺激——不同等级的奖励。但是，问题仅仅是这些新群众吗?“这些农民的要求很简单，”我直截了当地说。“攫取了别墅的是那些官僚主义者。” 　　“对，”柯伦泰从容地微笑说。“这种情况甚至发生在某些没有想到的地方。克里姆林宫疗养局有个人竟问我为什么不要一幢夏季别墅。我大声说：‘什么!当我还在斯德哥尔摩的时候?’……‘嗯，你总有一要住在莫斯科的，可能需要一别墅!’……如果党叫我回来，我对他们说，‘党将知道如何安排我的住房。’……怎么能想象住在斯德哥尔摩，而在莫斯科留有房产。……但是，这些官僚主义者还只是在群众允许的范围行事。我觉得我们的确在产生一些弊端。如果他们走得太远，毫无疑问，我们将同他们作斗争。但是，这当然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在此期间，农民本身也在得到改造。” 　　“什么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呢?”我问她。 　　“您自己知道。您读过党代会的文件。这就是：质量，超产，掌握技术和把生活水平提高两倍。还有争取和平。” 　　她的这番话使我放心，直到雅沃斯卡娅去世。雅沃斯卡娅是由于对不平等感到不满，含恨而死的。不象瓦连京娜，雅沃斯卡娅是我最亲密的女友。瓦连京娜与我同住一套公寓，有共同的语言，但是，雅沃斯卡娅与我曾为约翰·里德公社共同战斗过，共同照看过公社的很多孩子。我觉得她有点多愁善感。但是，她曾给四处漂流的公社社员提供了多么大的帮助啊。他们全都如同雅沃斯卡娅的亲生子女一样，同她商量工作和婚姻问题。 　　雅沃斯卡娅属于中世纪时期的真正圣人，她太大公无私了，不能适应这个世界。甚至在丈夫主宰一切的沙皇时期，当丈夫不同意她收养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孤儿时，她同这位富有的丈夫离了婚。自此，她一生奉献给了无家可归的孩子们。她住的房间破烂不堪，还接收流浪儿童。尽管没有雨衣和胶靴，她仍然四出奔走，风雨无阻；她总是把她的最后一件外套送给更需要的人。她没有来得及看到五年计划的成就和任何愉快的事。她在最令人气馁的“战线”上工作。她夜以继日地工作在丹尼洛夫斯基流浪儿童接收站。只要有人想去参加游行?她总是顶替值班。一九三三年夏季，她长期忙于安排乌克兰的孩子们，组织他们住进农场和帮助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创建新生活，她竟放弃了来看我的机会，因为她知道她满身是虱子。有一次，她在我会客室里因精疲力竭而倒下，我们用了整整一天时间，才把毯子上的虱子捉净。 　　在她去世一星期前我见到了她。她闷闷不乐。“他们把我们的接收站作为‘模范’。您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我们必须拒绝接受这些孩子们，除非能为他们提供床铺；我们必须让他们躺在街上!然后让人们来看我们的接收站管理得多么好；看我们怎么分班，教导有方。其他市区也就照搬我们的做法。 　　“我想，去年是最糟糕的，当时这些乌克兰儿童把我们忙得不亦乐乎。这十年可算是多灾多难，我们征服了饥荒，又遇到了预料不到的水灾。我说；‘再碰上这样的一年，我就没法熬过去了。’现在我们站已经没有乌克兰儿童了，他们全都返回家园，回到他们父母的农场了。今年，西部省和部分莫斯科地区遭受了暴雨，淹没了庄稼。但是没有很多流浪儿童；也没有发生伤寒。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接收孩子了。我宁愿收容满身虱子的孩子，死于伤寒，也不愿把孩子们拒之门外，保持这个可怕的‘模范’站的名声。 　　“我们的站长契尔冯泽夫心肠太硬，尽管他本人也曾是个流浪儿。他说：‘不要这样担心，雅沃斯卡娅。这次不会象去年夏天那样费劲了；只有在收割前的七月份忙一些。呆一个月，他们就全回家。现在莫斯科粮食充裕，在城市公园里呆一个月，那是什么景象?只不过是一次美好的野营；我当过流浪儿!我们的站以质量著称，人家照着我们办哩。’ 　　“最糟糕的事是不平等。他们关闭了我们专为工作人员开设的食堂；他们说它太小了，不好调节。有几个站长在办公室里吃特殊饭菜，但是我拒绝这样做。在我那些很好的工作人员步行半小时去大食堂吃饭的情况下，我不能这样做。……不过，我还真没有时间去呢。”我了解雅沃斯卡娅，我知道她准是常常挨饿；她只有在家里有时间喝杯茶和吃片面包。 　　雅沃斯卡娅始终拒绝“特权”。她拒绝任何她认为只有党员才能享受的巨大特权。有一次她曾对我说：“我的生命是从有了苏维埃政权才开始的；是苏维埃政权给了我为孩子们而奋斗的机会。”但是，当接收站工作人员推选她为优秀工作者，说她“完全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时，她回答道：“我一生中只关心党的成功，但是，由于他们的迅速变化使孩子们无家可归，我无法心安理得地加入。对我来说，他们走得太快了。” 　　雅沃斯卡娅比我年长几岁；她象一位母亲。最后一次见面我离开时，她还紧握我的手不放；她病倒在床上。“您是我能与之交谈的几个人之一。人们不能把麻烦告诉外人。常常也不能对党员讲。我最好的一位同事是个党员，他们让她干别的工作去了。她现在也不愿听我诉说麻烦了。她说：‘我已为孩子们工作了十年，如果我了解他们的情况，会影响我的新工作。’我能够理解，但是，这使我感到孤独。” 　　八天以后，雅沃斯卡娅就死于斑疹伤寒。我看到她时，疾病使她脸色发黄，十分憔悴。她得病后还连续工作了五天，简直难以置信。“我们不能理解，”站上的人说。“去年很多人得了此病。但是今年我们没有人得。她是唯一的一个。”雅沃斯卡娅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她死于斑疹伤寒，是为孩子们操劳而死的。 　　她的遗体安放在接收站的红角，上面覆盖着鲜花。覆盖着红旗的光亮红色的灵柩上蒙着黑纱。墙上悬挂着她的放大遗像，比起她蜡黄的遗体，像片更象她本人。遗像面容酷似数世纪以来的圣母，她是孤儿们的永恒母亲。 　　六人组成的仪仗队轮流肃立在灵柩两头守灵。她教育过的流浪儿童和同事们轮流进入，握住盖在她头上的旗子默哀几分钟。在外面，由站上的孩子们组成的乐队奏着革命的葬礼进行曲，小一点的孩子们排成队伍带着严肃的神情来同雅沃斯卡娅的遗体告别。“我们将以她的名字来命名由她组建的这个接收站和另一个为孩子们新建的公社，”他们告诉我。“她的遗像将一直挂在红角。儿童委员会为纪念她将设立大学奖学金，授予各少年之家考入大学的孩子们。”……不，她不再是旧时代的圣母；她已成为革命的母亲。 　　然而，她是含着悲愤离开人世的。她的养女曾是一位流浪孤女，她满面泪水地讲述了雅沃斯卡娅的临终之言。“您们知道她说什么吗?她说：‘没有平等!永远不会有平等!一些人永远有特殊的饭食，而同时另一些人则挨饿。’后来在她失去知觉前一刻她又说：‘不要为我的死难过。我精疲力尽了，我对他们十分失望，我要在这个国家只有绿树的地方安息。’” 　　现在，那些使她耗尽精力、令她失望的人们都为她聚集到一起来了。那位曾经是孤儿，为质量而奋斗的“硬心肠站长”两颊挂着泪水。那位曾经与她共事，但入党后“不能再倾心交谈”的同事，扒在灵柩上抽泣。全体工作人员、办事无效率的女共青团员们也都在那里。为了这些人，她曾放弃了“特殊饭菜”。那些爱吵闹的男孩子们现在也为她安静了一小时。她为他们耗尽了心血，他们全都爱她。 　　我们跟在巨大的红色灵柩后面，来到火葬场。儿童委员会主席致悼词，对她备加赞扬，宣布了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新的奖学金。少先队员的代表讲述了她向孩子们指出“走向人生的道路”。火焰吞噬了覆盖着大量鲜花的她的蜡黄的遗体。他们来到那个红角，把一堆人造玫瑰花和菊花放在一边。这些花是数百名热爱她的普通老百姓送的。他们的哀痛使这种俗气的做法显得高贵。 　　面对雅沃斯卡娅的去世，面对这位圣人在如此绝望中结束她一生，是很难过的。我对别人谈起了她的临终之言。一位老知识分子说：“毕竟，只有在我们的国家，人们才愿意为理想而死。”……这种回答令人讨厌；它是对雅沃斯卡娅的侮辱。但是，究竟怎样侮辱了她，我无法进行分析。 　　在她逝世十天后，有人打来电话。“您还记得莫罗索夫吗?” 　　“莫罗索夫。”我高兴地叫了起来，“是约翰·里德公社的。”…… 　　“我从外地来，”他说。“我在莫斯科过夜。” 　　等待时，我考虑着如何满足莫罗索夫的新需要，因为雅沃斯卡娅不在了。上次我见到他是在伏尔加，当时他和妻子都身患疾病，拖着两个小孩。在彼特罗夫把他逐出公社后，他失业数个月，得了肺结核。毫无疑问，由于雅沃斯卡娅已经去世，他才来找我的。 　　莫罗索夫显得安静、脸带笑容，满怀信心。我们谈到了分散在不同岗位上的老公社社员。“大部分都干得很好，”他说。“在那个公社里，我们学会了如何斗争。”他说他现在“在伏龙涅什搞土豆收购”，我猜想是做小职员的工作。他因为有公事要办，在莫斯科呆一段时间。 　　“您觉得这个国家的现状怎么样?”想起了雅沃斯卡娅临终时关于平等的一段话，我问道。莫罗索夫年轻时曾梦想建立伟大的公社，他现在想些什么? 　　“我一点也不满意，”莫罗索夫说。“我们的‘质量’很差。我哪里都买不到一件象样的外套。但是，我们俄国人是能够做出高质量的东西的。几年前我在伏尔加买过一件很好的外套。但是现在，我们用尽人力物力；而质量还是很差。” 　　“有人告诉我比去年好多了，”我茫然地说。莫罗索夫梦想过伟大的公社，他竟会为了外套而不满吗?“据说，去年商店有什么，人们抢购什么，但是现在，工人们把次货退回去，还在意见簿上提意见。” 　　“我们比写意见簿做得更好，”莫罗索夫咧嘴笑着说。“我们把制造劣质外套的人抓起来。当然，现在比一年前好!”(这种轻蔑的话表明这一年有了很大变化。)“但是要掌握我们的新工厂，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实在太慢了!” 　　太慢!五年计划使这个国家的生产增加了一倍多，而对雅沃斯卡娅来说却令人痛苦地太快了!“您听说了雅沃靳卡娅的事了吗?”我问他。 　　“我随后就到她那儿去，”他平静地说。“只有在午夜才能见到她。”…… 　　“雅沃斯卡娅已经故去了，”我告诉他。 　　他感到伤心，他是没有悲痛欲绝。他本来也只是想同她进行一次友好的交谈，对她是无所求的。随后我讲了雅沃斯卡娅是怎样死的，她努力接收每个孩子，对特殊饭感到痛心，痴心于平等。莫罗索夫开始不安起来。 　　“就象有些同志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初期那样死去了，”他伤心地说。“可怜的雅沃斯卡娅!我们本应该对她照顾得好些。她从不关心自己。她在沙皇时代生活得太长了。她感受太多。” 　　这是莫罗索夫在说话吗?这就是雅沃斯卡娅一直照顾着的约翰·里德公社的那个男孩子，她对平等的议论仅仅引起了他的怜悯。他那种无动于衷的态度使我恼火。 　　“她是我曾经认识的最好的妇女，”我强调说。我的意思是：她是最无私的妇女。 　　莫罗索夫点点头。“一百万人里挑一个，”他热情地说，认为他是在重复我的话，“在我们受彼特罗夫压制时，她给我们这些孩子们指出了生活的道路。我们应当更好地照顾这些老人。我跟您说了，我们的水平很差。要是那个接收站管理得好，他们就该迫使她提前两个月休假，并给她一个月病假。在她回来时，西部省的收割就结束了，孩子们也就都回家了。大批孩子流浪的事不会再发生了。她就能送走剩下的流浪儿童，愉快地安度晚年。” 　　对莫罗索夫来说，雅沃斯卡娅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她做了伟大的工作。她的多愁善感是一个可以原谅的弱点，因为她太累了。雅沃斯卡娅不是也把这归因于劳累吗?她说：“我对人们感到厌烦；我需要绿树。” 　　“您对平等问题，有什么看法?”我紧迫不舍，不想放过他。 　　“平等不会马上实现，”莫罗索夫微笑着说。“我们首先必须有充裕的物资。”……他甚至没有把我的话同雅沃斯卡娅联系起来。他以为我嘲弄他早期关于伟大公社的梦想。 　　“但是，平等将如何发展呢?人们是更加平等了呢，还是更加不平等?关闭那个食堂，专为主任们做饭食，这是目前的一般趋势吗?” 　　“是这样，”莫罗索夫说，毫无担忧之色。“去年大部分地方为工作人员做特殊饭，但是现在只为少数时间特别宝贵的人这样做。再过一年可能就不需要这样做了。我们的物资越来越丰富。不要多久，普通合作社将为我们提供食品。 　　他仍未抓住要点。对他来说，这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不是一个道德观念。他没有看到雅沃斯卡娅担忧的新的特权；他只看到了取消特权的阶段。难道没有办法让他认识到我的问题吗?那么我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不是不平等正在使苏联滑向资本主义，或者滑向某种类似的存在着等级、特权和专横的制度呢?”那就是我想要问的吗? 　　我永远不能向莫罗索夫提出这样的问题。事情是十分清楚的。他一开始就不会理解我怎么会提这样的问题。但是，假如我硬使那个问题突破他无意识的防线，映入他的脑子，而他也认为我的提问是很认真的，那么，我能猜到他的回答。“您说的是反革命语言。那是唯心主义的货色。”莫罗索夫就会永远不再把我当作同志。 　　那么，我只好问我自己，再不问莫罗索夫了。人们所说的平等是什么意思呢?雅沃斯卡娅是什么意思呢?“别人挨饿，你也不能吃得饱。”莫罗索夫也是那个意思。他把此叫做“剩余”和“质量”；他的语言是美的，是真实的。他考虑了明确的阶段：为粮食和钢铁奋斗五年；为质量、剩余、黄油和外套再奋斗五年。到那时，人们方可开始谈论平等。 　　莫罗索夫所说的“平等”是什么意思呢?“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莫罗索夫认为这还很遥远。但是，那就是“平等”吗?如果每个人的需要和能力都一样，那多可怕!岂不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蚂蚁窝!我突然认识到，建立大公社这种做法本身就反映了人类无数的不平等：诗人、科学家、探险者、工程师、技工，无数形形色色和互不相同的人——最终全部自由发展为完全独立的个人，没有剥削，只有平等的同志关系。 　　那么，“平等”这个字眼只能使人们胡涂，如同“上帝”、“真理”、“自由”等所有充满理想的词汇一样，如同我年轻时代虚张声势的字眼一样，它们巧妙地掩盖着很多互相矛盾的意思。其中之一是说没有人挨饿、没有贫困，是人类的迫切需要；还有一些意思，则是裹着糖衣的毒药。对“平等”需要进行明确的分析，而不是感情冲动。 　　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我憎恨那个人，他在谈到雅沃斯卡娅时说：“只有在俄国，人们才会为真理而死。”这样的人是必须打死的毒蛇!雅沃斯卡娅难道是死于“理想”，死于“平等”一词的毒害吗?决不是!雅沃斯卡娅是“一百万人里挑一个”的工作人员。她的死有其更体面的理由。她死于斑疹伤寒，死于精疲力竭；她在战斗中死去。对她作了正确纪念的是莫罗索夫，而不是我。我一直在维护她那神圣的感情。莫罗索夫则不苛求于她的弱点，但赞颂了她的力量。 　　“对于特殊饭，雅沃斯卡娅该怎么对待呢?”我问莫罗索夫。 　　“她当然应当吃啊，”他漫不经心地说。“她的力量是宝贵的；她的工作人员都是年轻人。任何时候，如果你能使党相信你的时间十分宝贵，应当享受特殊饭，那你就可以吃。在萨拉托夫，我就吃了，但是在伏龙涅什我就不能。到收割结束后，所有特殊饭都要取消。” 　　什么!莫洛索夫是吃“特殊饭”的主任之一?他干什么工作?我问他究竟做什么。“我想我已告诉您了。我在黑土地区负责购买土豆。我收购了差不多一百万吨土豆，并把它们运到列宁格勒、莫斯科和其他地方。” 　　“啊，莫罗索夫，多么令人吃惊!你是我们约翰·里德公社的孩子啊!” 　　“这没有什么，”莫罗索夫说。“我给您说了，我们过去的公社社员大部分都干得很好。收获过后，他们还给我送来蔬菜。中央委员会召集我到莫斯科开会；我们正在改组这个国家的蔬菜运输。我离开约翰·里德公社已经八年了；现在我该懂些事了。” 　　这就是我认为由于雅沃斯卡娅死了，而跑来找我帮忙的那个孩子。我不再打听以前公社社员的事，开始询问土豆的情况，就象向任何其他负责人了解情况那样。 　　“对，蔬菜处理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之一，”他说。“两年前，土豆在我们仓库里、铁路上和运到工厂合作社后腐烂掉。各地的土豆都腐烂了。去年我们解决了仓库问题，但是我们得到了特别命令，说消费者还没有做好准备，我们必须为他们储存大量剩余土豆。根据一项特别的理论，我们挖了很多深沟，但搞得不好。存放在里面的土豆大部分都坏了。‘质量’比前一年好，但还不行。今年消费合作社已经准备好了；我们马上就可以装运更多的土豆。我们还要挖几条深沟，进行试验。铁路上缺少冷冻车厢；运输还有问题。但两头的储存已经解决了。” 　　他侃侃而谈，讲到土豆，讲到土豆种得最好的区和黑土的土质以及每个区的定额。这就是莫罗索夫——阿斯特拉罕一位佣人的孤儿。他十岁时就看到了革命，目睹了戏剧广场的熊熊烈火，熬过了饥荒岁月。这就是十六岁来到约翰·里德公社建设伟大的公社的那位男孩，他曾经猛烈地捶击彼特罗夫锁着的门，因为彼特罗失在里面非法掠夺孩子们的邮件。随后，彼特罗夫担心报复，便把他赶出去挨饿。 　　肺结核病怎么样了?“我两次进养疗院，一般来说饭食比较好，”他随便地说。我又问道：“看到过彼特罗夫吗?” 　　“看到了，几个月前我在萨拉托夫看到他。我们为同一个托拉斯工作。他有点想躲避我，我也不愿见他。他仍在党内，但是最近这两次清洗中，他们把他搞得够呛。不是因为约翰·里德公社的事；那是老历史了。这家伙很鬼，他们刚要整他，他又溜到别的地方了。象这样的人是不可救药的；他们总会制服他的!” 　　事实已经证明彼特罗夫是个坏人，他曾经把莫罗索夫赶出去挨饿。但莫罗索夫没有时间计较这个私敌的事。他相信，当他恶贯满盈时，党会把这个坏蛋清除出去。但是，我却担心这样的人，虽然我从未见过他们。他们想要得到好的衣服，要威望，要夏季别墅，而由于这些欲望，他们总有一天会变成坏蛋。柯伦泰是对的；这当然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我们面临的重大任务是：组织、表达、满足一亿六千万人民的需要。 　　瓦连京娜来到莫斯科，坐在我的会客室里，要安下心来进行一次“长时间的友好谈话”。我说：“讨论思想已经过时!我们的思想已经解决十年了，现在这些事让我厌倦。您在搞什么工作：制外套、购土豆，编英语教科书，还是进行反法西斯的斗争?” 　　她回答得妙极了：“我到这里来，是要参加作家代表大会。这是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我们正在组织一个全世界知识分子反对战争危险的阵线。我们要改造人类心灵。” 　　我凝视着她。我曾有几个星期担心瓦连京娜可能引起感情冲动。过了一会儿，她表示歉意。“您知道，我写那封信时，我的心情相当坏。”……我讲不清，在过去的十三年中，我有多少次以坏的心情影响了正在奋斗的同志们。 　　在莫斯科市中心，尘土如云，遮蔽了秋天蔚蓝的天空。那堵十六世纪的巨大城墙正被推倒。一周后，人人都在说；“你见过那林荫大道吗?你见过那向鲁宾卡延伸的大片空地吗?你见过从中央委员会到诺琴广场的那片连绵起伏的丘陵吗?有哪个城市的风景可与莫斯科媲美呢?但是，你等到明年再瞧吧!” 　　《莫斯科每日新闻》的一位记者专程去了一趟西伯利亚。他返回后说：“你永远也猜不着来自库兹涅茨克的消息。他们正在同马格尼托戈尔斯克竞赛呢——建立花园城市!” 　　办公室里爆发出一阵大笑。库兹涅茨克那个大土坑，那里的人们还用亚洲的古老方法用竹篮运土呢!一年以后，还到处是乱七八糟的临时工棚和土坑，人们满身是虱子，常患伤寒，拚命建立一个钢铁城市!他们在高炉方面进行比赛还行。但是，建花园城市，简直不可想象! 　　“这是事实，”这位记者说。“我让你们看看比赛条件，包括：林荫大道、公园和工人俱乐部。马格尼托戈尔斯克草坪如茵，绿树成荫，有最好的公共汽车。但是，库兹涅茨克有有轨电车，从莫斯科去了个演出团，迈耶霍尔德公司正在那里演出呢。” 　　“在列宁斯克，有美国人留下吗?” 　　“是的，他们将留在那里。在全国比赛中，托姆利亚诺维奇队在耶米利扬诺夫大矿上获得第一。这个矿在库兹巴斯得了第二。有五个美国人列入‘优秀矿工’名字，但是，他们仍有怨言，抱怨没有人接受他们的建议。” 　　“我们要让你们大吃一惊，”从卡累利阿来的记者说。他负责报道在彼特洛扎沃德斯克郊外工作的六千名芬籍美国人的事务。“他们在北极圈北面的希比诺戈尔斯克为十一月节日修建了一个矿工文化宫，有自己的有声电影和电台。他们还为矿工修建了三个娱乐公园、一个很大的技术图书馆和一个矿工博物院，这是北方的骄傲。明年他们还将开办一所矿业和化工大学。” 　　在库兹涅茨克竟出现了花圃!十年前，在这荒芜人烟的遥远北极冻土地带，里姆帕勒曾教目不识丁的当地人如何开矿，如今，在那里竟办起了一所大学，能看到有声电影……的确是由大乱走向大治。还要在哪里展开一场新的斗争呢? 　　我不禁想起了在莫斯科契留什金纪念会上一个男孩子说的话。他哭着说：“列宁进行了十月革命，我们的飞行员拯救了契留什金的队员，我还有什么可做的呢?”……不，他太天真了!这个国家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人们去奋斗。征服北极仅仅是它的第一阶段。作家们已开始改造人的灵魂，这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农业人民委员部首席科技顾问瓦维洛夫曾对我说：“我们科学家曾经感到不受重视，但是，由于集体农民需要科学，我们把我们的工作看作千年大计。” 　　永远有新的难题需要去征服。当他们努力去战胜它时，他们就会感到生命太短了，对莫罗索夫来说，是不是足够快了呢?死亡是否仍然是我们最方便的方法，用以摆脱衰朽之躯，以便让新生力量前进得更快些呢? 　　① 1934年1月1日至1935年1月1日生猪增加了118%(增加了一倍多)；长角牛增加了21%(牛犊增加了94%)。1930年至1934年，商品流通增加了二倍。(莫洛托夫1935年1月对全苏代表大会的报告。)——原注 　　 斯特朗文集（1）/（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朱荣根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