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 个人著述

第三十一章 自由的前奏——意志问题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朱荣根等

“听说您正在写一本书，”鲍罗廷问我。“写您在生活中学到的一切。您在《莫斯科每日新闻》学到了些什么啊?我对此很感兴趣。” 　　“我主要学到的是，尽管我进行了各种斗争，我看主编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重要，”我嘲弄地说。 　　鲍罗廷露出关切的神色。“您取得了一个坏的教训，”他说。“而且这发生在我来帮助您管理这份报纸以后。” 　　他这是什么意思——帮助我?难道他不是这份报纸的老板吗?他是怎样“选择”到这里来的呢?难道不是党任命他的吗?然而，我的情绪缓和多了。“当然，同您一起工作比同别人要愉快些。您使报纸有了起色。但是，我想这是由于整个国家的形势正在好转。除您以外，似乎还有别的人在管我们。您曾经同意我的看法，我们需要美国式的生动文章，可是现在您走了老路，老是用俄文翻译过来的文章。我不知道是什么促使您这样做的：我不知道究竟是谁在真正管我们。” 　　“您真的需要有这样一个老板吗?”鲍罗廷问。 　　“一个局外人甚至可能称我是老板”我继续说，“因为由于我的斗争撵走了两位主编，而且应我的要求，来了一位总编辑。但是，我根本就没有管过任何事。我只是埋头于写我感兴趣的文章。也许你会说：‘您能在农业上帮助我们吗?’或者如范赞特说的，我应当为周刊做更多的事。既没有人听从我的命令，也没有任何人给我下达任何指示，因此我曾想，他们是在有意冷落我。但是现在我明白了，这不过是这个国家的作风而已。我真不明白你们是如何治理国家的。” 　　“其实，您明白，”鲍罗廷说。“您亲眼看了多年，而且就此写了很好的文章。” 　　“当然，我知道共产党当家作主。但有些事情我仍然不清楚。拿我们自己来说吧。我知道，党的新闻部在管我们，但是我搞不清楚他们究竟是我们的上司呢，还是顾问。我知道，报刊公司是我们的出版单位，但是他们从来不看我们的东西。他们只知道同我们争办公室，偷我们的铜版纸，而我们也已变得强大，把他们挡回去。现在，新来的记者有一位称我们是政府的喉舌，我觉得这样的说法不确切。但是我不知道怎样来反驳。” 　　“去问问他，他是否知道有哪一个政府部门愿意对我们的言论负责任，”鲍罗廷笑着说。甚至我也对那种荒谬的说法笑了起来! 　　“假如您知道我在过去四年中对谁来管我们这一问题产生的很多想法，您会感到吃惊，”我说。“最初我想，这将是一个由雇用美国人的各工业部门组成的董事会。但是，他们只知拿去大量预订的报纸，报纸送不出去就抱怨。我有一年没有听到这种怨言了，所以我认为邮政工人干得比较好一些。 　　“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认为国家政治保安部在插手管我们，因为我弄不清业务秘书是从哪里获得他的‘权力’的。后来我又想，人人都在管着我们。排版工人可以改我的文章，陈依范的共青团员良心不愿通过我的社论，所以他在我不在场时自己作主……那是无政府状态。现在这种情况没有了。” 　　“这比无政府状态更严重，这涉及真正的利害关系。当然，我们必须摆脱这种组织混乱的状况。” 　　“谁真正在管着我们?”我问道。 　　“我们，”鲍罗廷说。“您和我。我做这个工作是十分认真的，为此花了不少时间和脑筋。您没有看到我同记者们开了那么多会议吗?假如您有时间时参加，那会给我们很大帮助。您比我更懂新闻业务。但是，我比您更了解我们的读者的需要，因为我视察了较多的工厂。我们的真正麻烦，是我们受管束太少了，太‘自由’了。也许您对这种说法会感到意外吧。” 　　“‘自由’这个词没有意义，”我不耐烦地说。“对苏联新闻肯定是不适用的。乌克兰出版社的头头曾对舍伍德·埃迪说，苏联新闻是世界上唯一自由的新闻。我愿意为苏联全心全意地工作，因为它正在建设一个比资本主义更美好的社会，至于说到‘自由’，我似乎觉得这不过是在玩弄字眼而已。有时我甚至觉得你们的社会主义也不过象一个蚂蚁堆，这使我感到很可怕。但是我想，你们将使这些小蚂蚁一开始就适应它。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当我们在西部大草原幻想自由时，我们对它有什么感受。” 　　鲍罗廷似乎不想同我争论，他开始谈论我们的读者。“我们的真正麻烦，”他说，“是我们不很了解他们。我们比这个国家中的任何其他一家报纸都更难以了解自己的读者。我想，您的困难主要是由于这一点引起的。我们的读者包括各种类型，而且不太表现自己，他们不给我们一个清楚的方针。” 　　方针?我们的读者给我们方针?我知道，每一家苏联报纸都有一个庞大的读者来信部，很多主意来自这些读者来信，并被广泛地运用到整个国家的各种政策中去，有些甚至变成新的法律和条例。但是，我从未把这一点运用于《莫斯科每日新闻》的读者。我把他们的信件当作活生生的材料，但没有把它们作为严我们的方针。事实上，在苏联，只有我们的报纸没有把读者当作我们的主人。他们应当知道什么，是由我们作主灌输给他们的。 　　“我们的读者，”鲍罗廷若有所思地说。“您了解他们吗?我在工厂召开的‘《莫斯科每日新闻》读者’座谈会上经常见到他们。我问他们，我应当使用什么语言。他们说：俄语!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要阅读一份英文报纸呢? 　　“从出生来说，他们既不是俄国人，也不是美国人：他们是波兰人、南斯拉夫人、匈牙利人、芬兰人，是世界流动工人。他们在青年时代到了美洲的新世界，现在他们则到这里寻找新世界。对我们来说，他们是美国人，因为他们在美国学会了阅读，学到了我们之所以重视他们的技术。他们懂俄语，因为在他们周围都讲这种语言。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够用英语写一封清楚的信，很多人不会用任何一种文字写东西。他们在太多的语言环境中工作，以至不会用任何一种语言写东西。 　　“他们要求什么呢?他们不可能轻易地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群众工作部’，用三分之二的记者去了解他们的要求。由于资本主义使他们养成消极被动态度，这一工作更为困难。他们只知道发牢骚，但不知道怎样表达希望。通过艰苦的工作，我们从他们来信中获得了有关地方上的压迫、官僚主义者、技术上的麻烦等方面的材料，足够每天排满整个第三版。但是，由于这份报纸在苏联发行两万份，我们得到的读者来信应相当于目前的六倍，才能把我们报纸的方针完全建立在他们的要求之上。他们需要多少外国消息?需要多少美国罢工情况?他们要求有足球消息吗?他们需要了解苏联哪些情况以有助于理解他们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呢? 　　“我们的读者是不断变化的，我们自己也要不断改变以适应他们的需要。‘美元专家’们已经走了，我们不再刊登使他们感兴趣的软绵绵的东西。夏季旅游者来了，我们就要刊登比较简单易懂的文章。美国在此建了使馆，我们就加强国外政治情况的报道。我们最重要的读者仍然是在苏联企业中工作的讲英语的工人们。由于对他们很难掌握，我特别注意那些负责处理他们意见的俄国人的看法。假如我们能从读者中得到反应，《莫斯科每日新闻》就能指导这些俄国人。这样，我们将真正成为喉舌，但目前我们还没有做到。” 　　谁的喉舌?这是很清楚的，成为在苏联工业部门中讲英语的工人们的喉舌，这正是我当初的想法。为什么我总是不知不觉地离开这一目标，随后又重新发现，似乎我根本不知道似的呢? 　　“至于你们这些作者，”鲍罗廷继续说道，“难道你们不是一直在试图使之成为向世界作报道的、聪明的年轻记者的喉舌吗?” 　　他是对的。那正是我长期奋斗的目标。我一直在努力吸收更多美国人参加我们的工作，突出他们的轻松愉快的文章。生动的特写、好的文风、艺术家的完美典型——这一直是我的理想。莫斯科的所有记者和来自国外的美国作者都证实我是对的。 　　“当然，他们证明您是对的，”鲍罗廷说。“他们的目的是精巧的写作；我们的目的是帮助美国人在苏联企业中更有效地发挥作用。您认为，我们这个缺少纸张的画家能为那些新来的记者们的多愁善感、闲情逸致提供纸张吗?他们想倾诉他们的灵魂，但是他们的灵魂没有什么用处。他们对苏联的一切无比地爱着，不加分析，没有爱憎!您还记得我对记者们说的话吗：‘就把这些文章放在你们的咖啡里搅拌吧，你们就不需要糖了。’ 　　“随后他们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引用整栏整栏的统计数字，或者根据两三个事实便进行毫无说服力的概括。这些新来的记者有几个能对工业、交通运输、政治生活或者农业给予清楚的、连续性的报道呢?他们把发生的互不相关的事，不管是愉快的，还是令人沮丧的，巧妙地搀和在一起，这是资本主义新闻惯有的手法。送给我的英语文章只要写得好，我总是比俄语文章优先采用。但是，不断更换的美国工作人员没有看到我们读者的水平变得越来越高，他们要求更全面的材料。这就是我为什么也刊登一些俄语文章的原因。作者的职能是学会反映我们的两万名读者的需要并给他们以指导。” 　　难道我们不是一直在这样做吗?对我来说，“自由新闻”意味着表达作者见解的新闻。但是，表达读者看法的新闻又是怎样的呢?那就意味着作者要去反映读者的意见。于是我们妄自认为自己是这样做的。实际上我们从来没有作过调查，也不懂得。 　　“他们读我的东西比读其他人的东西要多，”我自卫说。 　　“对，您文章生动，了解这个国家。但是，他们前进得很快，我们大家都必须不断前进。仅仅因为你能使人民感兴趣或者给他们以刺激，并不意味着你已经满足了他们的需要。假如你只是刺激他们，但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那么，长期下去，总有一天他们会发觉这一点而恨你的。”……对的，我想，这是知识分子、议员们惯用的伎俩，刺激但无意满足人家的需要，还把这种刺激称为人民的意志! 　　“但是，肯定，”我说，“除读者外，我们也对某人负责。我的亏损，谁来支付呢?” 　　“主要来自用于少数民族的教育经费，他们尚无能力自负盈亏。至于说到负责，难道您不感到负有责任吗?为什么您不再要求辞职呢? 　　“当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对这份报纸感到兴趣时，我就不想离开了，”我说。“但是，他们不管理我们。甚至新闻部也总是很难接触。” 　　“为什么要麻烦他们呢?您和我是有这个能力的。人家认为我们读过党代会的决定，懂得我们的总路线，知道如何把这应用到读者身上，从他们中间了解到他们的愿望，同全苏工人的愿望结合在一起。新闻部的任命说明他们承认我们的这种能力。我们不该打扰他们，不断要求给予指示。假如我们犯了错误，有很多方式来检查我们——批评报纸的杂志、《真理报》的新闻评论栏。我们应该阅读这些东西，跟上去。” 　　“我不辞职还有另一个理由，”我说。“我已经决定放弃理想主义，采取更加实际的态度。我断定，这份报纸不可避免地将越办越好，总有一天会闻名全世界，我将以参与这份报纸而自豪。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在发展。我需要一个固定的岗位，因为我一天天老了起来!” 　　鲍罗廷露出感兴趣的神情。“不可避免地前进吗?”他反问道。“在这个国家中，很多事物在成长，但也有些事物在消亡。假如有更多的美国移民来，我们的报纸将变得益发重要。假如没有那么多人来，而目前的读者又将学会俄语，那么，《莫斯科每日新闻》的必要性也就不存在了。” 　　这样说来，《莫斯科每日新闻》可能消失!我需要几天时间仔细考虑这件事。假如正当它的名声很大，我可以大展宏图时，它垮台怎么行!我是不是要重操自由撰稿人的旧业，在资本主义世界四处寻找稿件出路呢?这倒可以自由自在地放松一下，然而靠这个过日子，那是多么的可怕啊! 　　几天以后，我顺道来到鲍罗廷的办公室。“写完我的书后，”我说，“我打算去参观一些工业。或许，最好给我分一项长期任务，使我同比如我们的大汽车工厂保持联系。在我参观农场和工厂的时候，也是我最喜欢这个国家的时刻。” 　　鲍罗廷奇特地看着我。我记得，这是他们常给共产党员分配这种任务，以使他们接触某一部分工人群众。我过去总是把这种任务当作一种额外的党的义务，现在我才明白，这是在苏联做好工作的必要条件。 　　就这样，我开始思考“谁在管事”的问题。在苏联，人们是按照老的方式下“命令”吗?我们总是进行“磋商”，通过磋商安排任务。我们去找主编；说：“我想旅游，看看这个国家。”假如几个人都同意，我们就去找秘书要一张小的证明文件，凭此可以报销所需的费用并在旅途受到照顾。我们把这称之为得到命令。多古怪的词!几年前我头一次听到这个词时，我想：“难道在这个国家里人们不可以自由旅行吗?甚至他们要度假也必须得到命令和‘许可’吗?”但是这种纸上没有头头们的签字。你需要这种文件时，跟有关的人商量一下，就可以得到。 　　甚至我们的六位打字员也是自己组织她们的工作，分成不同班次，轮流上。主编们和编辑部变得无可奈何，说“我们刚熟悉一位打字员的错误，你们就换一个新的。”但是，这些打字员说：“我们喜欢不同班次，白班晚班轮流上。”随后来了一位新打字员，她想使工作更有效。一位编辑说：“斯大林说人们必须负责固定的机器和任务；这是党的路线。”于是这些打字员重新组织，进行了复杂的安排，以便使人人满意。斯大林也“管”我们的打字员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独裁啊，我笑了起来。那位新来的打字员现在是她们的头头，但是，当我祝贺她提升时，她说：“这不是提升，我只不过是一个替身罢了，有人病了，我得找一个人来代替。因为我通常找不到这样的人，我只好自己顶上。她们说这是荣誉。” 　　其他工作是怎样进行的呢?我想到了集体农庄的生产队。乡村官员因为过多的指手画脚而被撤职；他们说这是采取的行政措施。一位好的队长应当说：“小伙子们，我们必须打破记录。我们怎样来分配工作呢?彼得在这里是耕地能手。”当彼得听说他是犁地能手时，通常他就决定去犁地。假如他不愿意犁地，他可以要求干别的工作，经常可以如愿以偿。但是，假如他对分配的任何工作都不愿干，他们就会把他除名。彼得可以回家挨饿去。 　　这些农民们学会这种新的方法是经历过一段痛苦时期的。现在他们还在学习。一九三四年，他们以科学为依据，互相磋商，结合，有组织地向自然宣战，从而战胜了那一年的干旱，就是一个证明。这些农民学会这种方法所花费的时间似乎同我们美国人一样长。他们甚至把我们当作少数民族来对待，这实在是大好事!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底举行了苏维埃选举。同往常一样，外国记者说：“他们为什么还进行选举?这不过是橡皮图章而已。”但是，我曾经在古林观看过一个村的选举，选举委员(他是共产党员)向我介绍了一次选举。在这次选举中，集体农民拒绝选举党提出的候选人。当时农民说：“我们对鲍里索夫并无恶感，但他执行任务完全象例行公事。我们认为卢博夫能够更加精力充沛地来执行我们的委托。我们需要一个公共澡堂、一个管弦乐队、一个小阅览室和有组织的学习班，不是建在中心村，而是分别设在我们的小村庄。要办成这些事，鲍里索夫太慢了。” 　　“这是一次好的选举，”这位选举委员高兴地说。“对有关各方都有好处!让鲍里索夫和党组织知道，假如他们想要领导群众，他们就必须不断前进。让这些农民们努力工作，帮助卢博夫，以证明他们选择的正确。卢博夫当然也不会睡大觉!” 　　多么令人喜爱的人民!这真是一次“对有关各方都有好处”的选举!我在美国是无法解释这一点的。共产党员把抛弃自己党的候选人的一次选举称作胜利，而不是失败。我把这些告诉了莫斯科一位知名共产党员，他回答说：“我们要建立的东西，消极被动的人是建立不起来的。意志一旦觉醒，应给它让路!” 　　这是当然的!自从我访问巴库和顿涅茨十一年来，难道我不知道这就是工人专政吗?难道专政者就不需要意志?为什么我一想到这个字眼，总是认为我必须接受命令，从来不认为我可以发号施令呢?为什么我会把民主说成是“选择我的统治者的权利”呢?当这些人讲“苏联的民主”时，他们的意思是委托代表们办事，而他们则通过自己的工作对代表们给予支持。人人都说，今年的选举表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大大增加了。是不是因为这些人数年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现在他们越来越象专政者?“我们想什么，我们干什么，”由他们说了算。他们共同发号施令去征服自然，安排未来，把新意志强加于旧习惯的残余，毫不留情地对待一切挡道者。我的一位表弟在芝加哥不是对我讲过吗：“我看了苏维埃俄国的集体照片，给我的主要印象是一张张充满意志的脸。”我们这些生活在生产资料由老板们占有的世界里的人，甚至感到自由也只是选择老板的权利。 　　然而，我仍然是从外部而不是从内部来看待这一点的，直到蒂维尔碰巧来看我。交谈中，我说：“写完我的书，我将要求入党。”我著书立说的工作向我指明了我生活的方向，成为一个党员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蒂维尔两眼突然发亮，随后很快掩饰了他的情绪，象在明亮的窗子上蒙上了一层窗帘。他以友好的、不带个人感情的口气谈论着我的书。他走后，我想：“为什么那个人会如此高兴，然而又不想让我知道他的想法呢?其实，他的任何感情丝毫也不会影响我的想法和意志!” 　　但是，这些人确实已经变成新人，而且还在与日俱新!在我的记忆里，还没有碰到过一位共产党员，曾利用个人的感情来影响我作出一项政治决定。甚至我丈夫也不会这样做，虽然我希望有人控制我的冲动的感情，曾这样鼓动过他。每当我要他表示我是否应当加入党时，他总是说：“是你要加入吗?” 　　然而，要我说“我要加入”，总觉得不好意思，有点硬要挤进去的味道。我期望他们首先表示要我加入。假如他们需要你，为什么他们不告诉你?我知道，尽管蒂维尔眼中出现了那一瞬间的闪光，他永远不会说这个话。刹那间，我明白了为什么我感到作出最后抉择是那样的困难。我早就不再自己做出决定了。 　　我被培养成一个“希望被人需要”的妇女。一个接一个教授把我培养成“逆来顺受”。我信仰的宗教使我养成虔诚地等待一个“更高”的意志。即使在我童年时代，我就被培养去做一个“好孩子”，希望人人都喜欢我，引起人家的兴趣，但不要强求。使自己被父母、一起玩的小伙伴、女大学生联谊会的同学们、男人，编辑们所喜欢、爱戴和需要，已经成为我生活的目的。而主动要求食物，异性或在未被邀请的情况下闯进晚会，都被认为是不合适的。我已被培养成希望有一个上帝，为之效劳的人了。他们把我变成一个多么顺从而又可怜的奴隶啊!我早期最愉快的事情是：为卑鄙的姑娘们找一些动听的借口，自我解嘲说她们的本意是好的。我甚至会为小霸王们辩解! 　　探本究源，还可以追溯到孩提时代以前。难道那就是我们这些制定法律、从事艺术、维护理想、建立政府、从事教育的知识分子的职责所在吗?难道我们没有花费时间来“为卑鄙的姑娘们寻找惯口”，并“解释她们的本意是好”的吗?我们从来就不是主人；我们只是为主人辩护。当然，对谁应当管我们，我们有选择权。我们称这种选择为“理想”；把选择过程中的举棋不定称为“自由”。我们重视理想，因为它使我们彼此之间有了差别，构成我们的价值。当资本主义开始衰落时，我们之中有些人会本能地靠拢正在上升的力量——工人们。这成为我们的“理想”——我们聪明地靠拢未来的老板!诚然，我们仍然往往保有奴性，愿意提供我们的效劳，希望被人需要，希望有所贡献，我们已被培养成为有效的奴仆，从主人那里得到我们最终的意志! 　　一幕幕往事再现眼前，我浮想联翩。数年前，有人——也许是斯蒂芬斯吧?——问我，我从生活中最想得到的是什么。我沉思片刻，回答说：“我希望得到完全的使用。”……他不禁高声叫道：“多么可怕的字眼!你不是这个意思。”……我想使他高兴，力图作一些解释。不过，这是我的原意。我这样说时，是十分虔诚的。当然，他也是对的，这是很可怕的!深深地、无意识隐藏在我身上的是一种奴隶的心理。我是怎样看待婚姻的呢?“只有当我找到一个值得我唯命是从的人，我才会委身于他。”只有找到一位了不起的当家人，我才会结束独身生活! 　　我甚至以这种奴隶的心理来对待党。多少年来，我把它看作是我的终身老板，时而崇敬它，时而畏惧它，有时，我这样说：“我比大多数党员更热爱党。他们太实际了，把党同工作或一个组织同等看待，但是对我来说，党把我青年时代的所有上帝都揉合、协调到一起了。党的伟大使我不在乎自己的失败，同志需要我的帮助。他种类似我、又高于我的思想意识在设计和建设着一个世界。它甚至容纳了那荒唐的《两个世界的罗曼史》——过去和将来的情投意合者、天狼星上的情投意合者。它甚至容纳了那种想成为一千个人、有一千个生命的怪诞愿望，还容纳了这样的设想：在几十年前在花园中的丁香树丛旁开掘的无法通过的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 　　然而，正当我认为靠得很近时，我却发现我离得更远了。我突然产生这种想法：“不，这根本不是上帝：这是一个蚂蚁堆，在那里，人人都受管束。” 　　一年前我找到一位专门研究宗教历史的共产党员。我对他说：“假如我说我对俄国党的看法常常如同我儿童时代对上帝的看法，我想他们是不会让我参加的。”他吃惊地说：“不会的!这种想法使我们厌恶!”我黯然认识到，他们永远不会理解我的这些早期上帝，我是如何愉快地崇敬这些上帝啊。他们十分清楚：他们憎恨我那种盲目屈从的思想。他们的组织结构排除消极被动的人们。 　　现在我这样认为：他们憎恨的不是我青年时代的渴望，而是讨厌使我奴性十足的那些复杂的信仰和感情。他们满足这种渴望的办法不是诉诸感情，而是进行使人奋起的理性分析。这个党不是人们生死以之的上帝，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机体，通过它，一个人实现自己的深沉意志。它不是无所不能的，所以它爱护和指导工人创业者的正在兴起的伟大力量；它不是完整无缺的，所以它确定新的善恶标准，永远同过去的奴隶性作斗争；它不是英明无比的，所以它从千百万党员的错误中总结经验教训，依靠他们的意志和愿望共同前进。它通过同种种黑暗进行斗争，向着能够规划和创建自己前途的境界前进，关怀每个人的生活和地位。 　　当我们团结起来，就能够征服北极，把小麦移植到北方的时候，为逃避人世而躲到高山丛林中是显得多么幼稚可笑啊。我们的目标是征服同温层及其最大秘密，我们的目标是首先统一地球以后，再去征服星际空间。尽管战争的制造者把人类的前进变成了毁灭的竞赛，但我在工厂和农村各地，不是看到可以创造奇迹的人类的意志吗?烈日炎炎的萨马拉平原上，一位粗野的人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一个小工厂；在华中的一个村庄里，一位短发姑娘在士兵的拷打下英勇就义；在倾盆大雨中颠簸前进的卡车上，一群人使莫尔维季诺的播种计划取得胜利，在加利福尼亚山谷里，罢工者为生存权而进行斗争——世界上到处都在奋战，他们越来越自觉地团结在一起!不是上帝，不是某些神秘的“共同意识”。是人!他们正在摆脱他们自己性格中黑暗的过去，学会获得自己正在觉醒的意志! 　　对我自己的被动性进行的剖析启发了我对美国共产党的看法。我曾视它为没有效率的老板而加以躲避。人们因为俄国共产党所取得的成就而崇敬它，但是，美国共产党不是这样!如果我必须有一个终身老板的话，那么，它应当是一个伟大的老板，就象古老的犹太部落需要有一个全能的耶和华一样，象一个女人需要一个了不起的丈夫一样。如果这个党不是一个老板，而只是把一个人的意志跟同志们的意志结合起来，那么，人们就不会选择工作最多的地方去工作，如同我的丈夫十分渴望到“我们最重要的战线——农业战线”去工作那样。 　　但是，那个著名的“党的纪律”又是怎么回事呢?他们称之为“铁的纪律”：你不可能回避它!然而。它同时又是“自觉的纪律”。实际上，我所认识的共产党人并没有对这种铁的纪律感到痛苦；他们似乎做着他们所喜欢的工作。自觉的纪律意味着，你是十分坚定地选择一个共同目标的，所以你不会等待别人来管你，你会用自己的意志和双手抛弃那些同共同目标发生矛盾的较微小愿望。你面临的最苛刻的命令是：“现在发生了紧急情况，需要你去处理。要么去完成，要么离开党!”但是，这不是在管你，这是崇高的、不屈不挠的选择，是表现意志的行动! 　　多年来，我仿佛是站在错误的一面编织着花毯，尽管准确地学习着它的线条和图案，但却总搞不准它的色彩和光泽。我记得记者们是怎样嘲笑党员的，这些党员对指出他们错误的同志表示感激。“揍了你，还吻那只手!那是对你实行亚洲式专利主义!”这是从一面来看。但是，从另一面来看呢?假如你对你的共同目标十分热心，那么，当同志们指出你身上存在的妨碍你前进的东西时，你当然会感到高兴。你不会永远坚持认为你是对的，也不会永远承认自己是错的。你要学会何时该坚持，何时该认错，以及如何建立共同的意志和计划。这比崇敬上帝要难，但是，这给世界带来新的光彩! 　　是的，我总是一会儿企望有个老板，一会儿又逃避老板；我希望有人在行动、感情，思想上，在工作、婚姻、政治等问题上给我以指导；如同美国西部的流动工人，总是在寻求一个容易相处的主人一样；如同数以千计的理想主义者时而陶醉于自由的感情，时而又突然倒进天主教或法西斯主义的怀抱，因为它们使他们的思维器官安息。这些共产党人不会让你安逸，不会给你提供最终的保险。他们使你积极学习，在连续不断的合作中运用科学。假如即使你停止片刻，或者跟不上，他们将以“被动”或“敌对”的罪名把你清除出去，不管你从前做过多么巨大的工作。 　　但是，我一生受的教育是回避主动作决定，我有意志力吗?如果我知道必须通过不断的选择来坚持自己的立场，我能选择一种永远投身其中的潮流吗?假如不能，那么，我的生活道路将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日常冲突、微小的感情冲动、变化无常的愿望、最好朋友的劝告以及我没有勇气正视的内在习惯。如果必须如此，那就让我这样生活吧；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生活的。不过，我也就永远不敢侈谈什么“自由”了! 　　我当时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在大洋上漂浮旋转的一个旋涡、汹涌的波涛中的一个水泡吗?不，不止于此。我有一种内在的力量，把旋涡卷入更大的急流，形成澎湃的巨浪。在从前的急流中，我是一滴随波逐流、随风旋转的水珠。但是，这些新人正在组成一股新的水流；他们需要意志。他们所珍视的是这种内在力量! 　　我一开始寻找这种意志，我就发现了它。它并不象我想象的那样糟糕。其实，我的意志还不弱呢。我之所以克服种种困难，坚持留在约翰·里德公社，完全是因为我具有同这个国家融为一体的意志。改组前的《莫斯科新闻》使我变得感情极易冲动，然而在我内心深处有一种力量，不让我同苏联决裂。我数次不顾生病，努力坚持完成任务，然而并没有人让我去这么做。是什么促使我这样干的呢?我从先前的“乱世创造者”中找到了线索。我的奴性也许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在更深处还存在着某种东西。这就是我要进行创造的意志。 　　我害怕他们的“理论”，对他们的没有效率感到痛心，孤独地无法同他们共同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支撑我的东西，是对建设未来的人的无比忠诚，这是比任何个人的愿望更加深切的东西。刹那间我明白了，正是这一点使得教百万人团结在他们周围。他们象我一样，处于各个不同的认识阶段。他们来时是幼稚的，带着古怪的清高思想和奇怪的担扰，他们自己并不清楚是什么吸引了他们。吸引他们的是人们进行建设的意志。这种意志受到无数束缚和歪曲，然而毕竟隐藏在所有人的身上。只有那些掠夺成性的人才丧失这种意志。 　　这种意志怎样变得更加坚强，直到人们相信它可以征服所有与之对立的感情冲动呢?这并不难弄明白。当我一人孤单地坐在旅馆房间里试图进行选择时，我的意志最薄弱；随后，当要在两列类似的水车之间作出抉择时，它甚至变得很痛苦。通过同共事的人们进行磋商，我越来越看到明确的方向时，我的意志就变得最坚强了。在堪萨斯市，当我们分析了这个城市对待孩子的态度时，我的意志是坚强的；当从西雅图船坞传来的消息和抱怨使我下定决心时，它也是坚强的；在斯大林办公室，当我讲出我们在苏联的美国人的需要时，它同样是坚强的。后来，各种意志发生冲突，它似乎比我更深沉。因为它来自形成我自身和我的一切思想的社会力量。然而，它并没有限制我；我所能思考和想象的一切东西只会有助于它的发展，因为我知道这也是我的意志。可以肯定，我认识的共产党人都不乏个性。他们比其他人更有个性；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个人，然而，他们都坚持一条特定的路线，你无法使他们动摇。他们以无数的方式用自己的个性照亮着、充实着那条路线。 　　如果我跟我意志相同的人们不断磋商和共同行动，我的意志就会稳步地越变越坚强。但是，自从我下山到西雅图《号角日报》工作以来，十几年中难道我不是一直在这样做的吗?最近数年，我已开始几乎象共产党员那样行动——很多人认为我是一个党员——总是同别人“商量”我的工作，寻找机会同工厂接触，甚至寻找“下一条战线。”我对他们的习惯学得如此之好，以至鲍罗廷也认为我明自我正在干的事，其实，我并不明白。我的有效率的本能使我装得好象我有觉悟，行动几乎也是同样的。但实际上，它是盲目行动的。现在我同共产党员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他们明白所做事情的意义。他们分析他们来自的、形成他们思想感情的那些社会阶级。通过分析，我盲目遵循的那种本能在他们身上变成了自觉的意志。那就是人们常说的“觉悟”。 　　我越来越惊讶的是，原来这就是自由!无休止地逃避暴君，越过自己灵魂的旷野，越来越孤独地退居日益缩小的天地中，这不是自由。无休止地寻找和失去喜爱我文章的编辑，直到他改变主意或者老板把他换掉为止，这不是自由。自由不是这种琐碎的生活，而是在越来越广阔的领域里，自觉地追求越来越复杂的创造，追求可以共同磋商和共同创造的同志。 　　这不仅仅是自由；这是永远结束孤独。不是“被选择”，而是同别人一起选择。自由和同志关系总是在不断地加深。组织性的加强不会排除自由，只能使选择变得更加多种多样! 　　我过去所说的“自由”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我很难回忆了。这如同我已跨越巨大的分水岭，再也看不清下面的山谷了。然而，在一分钟以前，我还看不见这些新的地平线呢。当我在这个区域继续前行时，甚至更难记忆过去了。我曾嘲弄过来自乌克兰的那位男人，但是我现在也讲着他的语言。我曾说过“社会主义的蚂蚁窝”，然而，这种蚂蚁窝在哪里呢?我会不会有一天甚至不再向山对面的老朋友们打招呼呢?而前不久，我还同他们一道行走。 　　我必须迅速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时刻；我必须在山岗上作暂短的停留，以绘制一张我行经路线的地图。无数道路横跨山岭通向这个巨大的关口。每条道路都是新的、陡峭的。送回的每张地图都有助于后来者。我必须记下悬崖峭壁和沼泽地带以及我历尽千辛万苦通过的地方。所以，没有时间回顾走过的路。前面还有漫长的小径和崇山峻岭呢。 　　 斯特朗文集（1）/（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朱荣根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