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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上海停留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郭鸿等

一九二七年五月 　　甚至远在太平洋行驶的宽敞豪华的美国轮船上，我们已感觉得到正在临近中国的影响。我们是在沉默中很奇怪的感觉到的。在船上看不到任何有关中国的新闻。船上印的报纸，其内容主要是笑话、甲板上的体育或桥牌比赛；也有关于密西西比河的水灾、洛杉矶的离婚案、芝加哥的谋杀案、毫无希望的日内瓦会议的报道，但只字不提中国、日本和任何东方国家。可是，当我们离开旧金山时，报纸的头版充满了宁汉分裂；越来越多的军队从英国往华开拔；巡洋舰从美国太平洋海岸驶往中国出事地点，那里的争端可能意味着世界和平或世界大战。在船上毫无中国的消息，是否就说明一切都已平静下来，再也没什么新闻价值的消息了? 　　后来，我知道了沉默的原因。船快到横滨时，一位乘客问船长为什么没有从东方来的新闻?船长笑了笑说：“我们收到了消息，但没发表。我们的船员是中国人。这帮叫花子对政治问题很激动。如果我们公布有关中国的新闻，他们就会不做工作而在一起讨论中国革命了。由于同一原因，我们不把日本的消息编集，借以制造一种印象，我们和东方没有无线电联系。我们的船员主要是这帮好激动的广东佬。如果他们为了南京——汉口的事打起来了……好吧，晚安!”为了使船开得快，使无忧无虑、满不在乎的乘客们舒适，我们的船长竟以如此无情的美国效率对待他的中国船员和他们的革命。 　　船的一等舱很空，因为旅游行业已停止组织去中国的旅游活动。但从中国驶回的同一轮船公司的船只却拥挤到几乎超过了安全限度；乘客们睡在餐厅和走廊里的帆布床上。他们是在中国发生大风暴前夕，离开中国的外国人。往东的乘客，主要是去菲律宾的美国商人。大家都在猜测，是否能象往常那样被允许在上海停留半天，购买东西和游览观光。船上的旅客们在得知我不但打算在上海停留，而且，如果可能，还要到上游的汉口去时，他们认为我有些神经错乱。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底特律飞机制造公司的一位旅行推销员；他想去中国兜生意。他不在乎把飞机卖给哪一方，因为他不是对中国有明确政治见解的英国人，而是只对赚钱感兴趣的美国人。他愿意把飞机卖给任何一位将军，只要他拿得出硬币来。他甚至异想天开，想乘他的飞机去汉口作一次飞行表演，捞一些传说那里很多的俄国金子。当一位熟悉中国、老于世故的乘客告诉他，如果汉口方面发现一架飞机从上海方向飞来，很可能先把它干掉，然后再问这是什么飞机。于是，他天真的梦想破灭了。 　　在上海登陆比我们预料的简单得多。而中国乘客的确有麻烦；他们担心会扣留他们，调查他们有无激进的政治倾向。我们这些外国人是上帝的宠儿。海关官员们甚至连护照都不打开，只望一眼我们美国护照的红皮封面，就手一挥，让我们通过。街道上，我们发现黄包车夫很乐意为一角或一角五分钱，拉我们到离码头不远的旅馆。我路过专为“白种人”开放的外滩公园，看见公共租界用铁丝网和沙袋筑成的路障，不但不让华界的，也不让来自法租界的“不受欢迎的中国人”通过，法租界为了报复也不让住在公共租界的“不受欢迎的中国人”通过。每隔不久，我就遇到成群结队的士兵。回头就能望见在阳光四射的港口水面上，排列着许多国家的战舰——钢铁铸成的“国际废品堆”。 　　在轮船上，我曾见到一位鼓吹中国现代化的人。他以介绍白话文代替古文而闻名。他说，这样做使普通人也能学习知识。然而，在政治上他不是一位革命者。他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他被农民和工人提出的不可理解的“粗暴”要求所困扰。他相信谣言：共产党人正在煽动湖南农民，“农民要把每一个有大学学位的人都杀掉”等等。他的朋友曾经劝他不要回中国，继续在外国避难，讲授中国的民族主义。 　　他说：“有些事正难以理解。我的朋友们多数是站在南京方面的，它似乎会赢得这场斗争。然而他们充满怀疑，对前途很不乐观。在这个国土上，到处都有内乱。据说某些省属于南京，另一些省属于武汉，在所有这些省中都有集团间的斗争。” 　　他告诉我，在日本停留的十天中，许多人来向他打听中国情况，来访者的名片多达五公分厚。 　　“日本人十分同情中国国民党，以致他们迫使他们的政府采取不干涉政策。”他这样说，也似乎相信这一点。 　　这位美国化的中国教授认为，中国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三位老人参加南京政府。他们是无政府主义哲学家和学者，有得到公众信任所需的“道义影响”。三人之外，再加上蒋介石的军事才干，以及他认为有把握立即参加南京政府的宋子文的理财能力，就有可能形成中国的有权威的“重心”。他只字不提解决农民的饥饿问题，也不谈满足操劳过度的工人的要求；这不是他熟悉的生活过的世界。但他强调那三位老人都是“年逾花甲”的学者，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威信。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这位教授虽然是文坛上掀起的一场革命的倡导者，但他总的来说显然不是渴望革命的变革，而是希望效忠于一个稳固的、坚定的、可敬的政府。他说，除非这样一种“重心”能在南京确立，中国至少要乱十年。 　　我在上海还遇到许多这样的知识分子。我参加了“妇女委员会”时第一次会议。这个委员会是由蒋介石指定的九名妇女组成的，负责妇女团体的事情。它的目的是要使妇女团体得到群众尊重，使华中地区突然觉醒起来的年轻妇女们从放任的红色革命狂热中解脱出来。“妇女委员会”的九位委员中，五位曾在美国、日本、法国和德国留学。这个事实本身说明她们属于享有特权的中产阶级家庭。中国姑娘出国留学是非常少有的。其中一位有很动人的叛逆历史。她是一家五个孩子之一，曾经拒绝缠足，十四岁时反抗家庭为她定亲，后来又在北京带着炸弹去炸死满洲大官们。但她的反叛仅仅是为了自己出身的名门显族去反对满清，为了争取个人所喜欢的权利。她对“妇女权利”非常感兴趣，曾经送四十位中国姑娘去法国留学，学习法律、医学、蚕桑、接生等。她自己是法律专业毕业生，现在是中国的一位著名法官。“妇女委员会”的其他委员是“争取平等选举权联盟”和“禁止鸦片协会”的代表。这些聪明的、可敬的、渴望为改善中国妇女处境做些工作的妇女，给每天屠杀劳工领袖的政权装璜了一个象样的门面。她们无视这样的恐怖行为，说这是为了“恢复秩序”。她们这样做是不难的，因为她们没有亲身经历过中国苦力和农民的悲惨生活。对她们来讲，在湖南的革命暴动中，农民杀死一个地主或学者比在白色恐怖中反动派绞死二十名工人可怕得多。在她们的充满阳光的办公室墙上，贴着印成的标语：“消灭文盲”、“保护劳动妇女的劳动权利”、“改革家庭”。夹杂着在这些标语里面的还有：“打倒共产党”的标语。 　　星期天一早，军乐队的喧闹声从窗外传来。这时，我想起教堂曾宣布将专门为军队举行礼拜。于是，我便去看看上海的宗教生活。我走进英国人和美国人做礼拜的新天安堂，这是无宗派色彩的基督教教堂。身穿蓝、白色制服、容貌整洁的年轻水兵占据了教堂三分之二的座位。他们年轻、天真，对世界政治一无所知，从遥远的国土来到中国，做他们受命去做的事。牧师证道讲天父上帝，作了长篇理论分析。他向这些孩子们讲了家庭以及一个无所不在的天父，他对他们在上海的要求，如同他们在家时母亲对他们的要求是一样的。他尽力不让他们被东方的酗酒所毒化和妓院所诱惑。但他从未提到上帝也是中国人的天父，这可能在这些顺服的、爱国的心灵中制造窘态。 　　我还乘黄包车迅速地前往英帝国圣公会的圣三一堂。车夫乐意为赚八分钱拉我到那里。教堂周围阳光普照的草地上，身穿咔叽军装的英国军官们在溜达。在庄严而美丽的教堂大厅的座位上，坐满了穿笔挺军装的英军官兵们。最令人吃惊的是，在每排长座的边上，安放着半打步枪。 　　尊敬的牧师，身穿黑色圣衣，站在崇高的圣坛讲道。他讲的不是上帝是人类的天父，而是“缔造了英帝国的上帝，而这位上帝今天仍然赋予英国以重任，在今天世界上有所作为。” 　　他敦促听道者在这个拥有各种精神和物质引诱的东方城市中要抓紧两个思想： 　　第一，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或面对任何新思想，要“依然如故”——要和在英格兰的小城镇和乡村时一样。在整篇讲道中贯穿着一种坚定信念：所有变化都是邪恶的，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要能“依然如故”并永远保持英国化，这是上帝的旨意。因此，西方人要锻炼自己，抵制物质上的诱惑和更加狡猾的东方新思想的诱惑。 　　第二，他嘱咐听众们牢记：“英帝国依然如故”。在讲到这方面问题时，他有点不大愉快，他得为英国作许多辩解。只有牵强一些才能把“如故”一词用于英帝国。他曾谈到“除非在英国内的人们不能保持旧传统”。我知道他担心的是英国的劳工。最后，他大声疾呼号召那些坐着听道的英国官兵要“担负起光荣帝国所赋予的职责”。他说：“英帝国是上帝缔造的，上帝还要这个帝国在世界上继续有所作为。”他从宗教上认可了干涉行为，并以高唱基普林的退场赞美诗①结束这次讲道。在这首赞美诗中，上帝和“漫长的战线”、“棕榈树和松树复盖的疆土”以及“无法无天的野蛮人”纠缠在一起。 　　那天，我还去了上海的其他几个教堂。圣约瑟夫天主教堂在法租界边界地带。教堂里，中国人和法国人、英国人、爱尔兰人在一起，高唱圣歌圣诗，感情上完全融合一致，不需要理智的抉择。俄罗斯正教教堂耸立在上海旧城，现在窗户破碎，空无一人。那里的神父深知革命要把他们驱走，早已急忙地把教堂中的祭坛、圣像搬走，在法租界建立了一个新的教堂。 　　整个星期天下午，我在用铁丝网和外国租界隔开的中国旧城里漫步。我发现许多过去战争的遗迹和目前军队占领的标志。靠近北火车站有一大片烧焦的土地，说明那里发生过最激烈战斗。我们走过一些孤儿院和教堂，已被蒋介石部队占领。外国租界内的儿童保育院和学校，也被外国军队占据了。英国军队驻扎在一所很大的、漂亮的孤儿院内，把衣服晒在窗外。所有适合驻军队的建筑物都用来给军队用。除了外国人使用的教堂以外，宗教、教育、儿童保育，都让位于刺刀和步枪。 　　我没有见到上海的任何劳工领袖。国民党通讯社的记者美国人威廉·普罗梅给我泼了冷水，叫我不要去寻找。 　　他冷冷地说：“如果蒋介石还没有找到他们，你恐怕不可能找着，”他还说：“你找他们还可能给他们带来危险。” 　　的确，这样做对我没有害处，因为我是美国人，中国当局不能逮捕我；可是这会给我要寻找的人带来危险。到处可找到镇压的证据。我打听国民党办的上海大学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年半以前，我曾访问过这所大学，并在那里作了一次演讲。现在人们告诉我，这所大学已被查封，我不能找到以前的教师了。 　　报纸每天都在报道：“被指控的共产党人”在英国的默许下，在沿江而下的英国船上被中国军事当局逮捕。这是在英国的纵容下进行的。基督教青年会的朋友们对武昌文华书院②韦校长被捕感到很不安。韦是一位保守的基督教徒，曾在这所大学中和共产党人作斗争，而现在他自己却被蒋介石当作共产党员逮捕了。韦校长的有势力的朋友们营救了他，而在同一条船上被捕的其他五六名学生和知识分子，却被民事法庭转交给了“军事法庭”。从此便杳无音讯了。 　　人们唯一能接触群众生活而又被允许继续开办的机构，是象基督教青年会那样的慈善团体。我访问了浦江对岸新建的浦东工业区的基督教青年会的“棚屋”，发展起来的工业区。这是一个可怕的地方，集中了农村和城市最不舒服的条件。工人们挤在狭小而肮脏的陋屋中，那里没有阴沟和自来水。停滞的小沟中的夹杂着污泥的绿水流入河流。基督教青年会在那里挖了口好井，免费供应附近的居民，受到普遍欢迎。人们成天排着队领取净水，并把水运往远处的住所。十万人口的居住区，只有一所小学和一所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学校。一位青年会干事抱怨说，要孩子们留在学校读书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的父母很穷，只要有机会把孩子送进工厂，哪怕每天挣上一两角钱，也立即叫孩子退学。基督教青年会还举办“经济但又体面的婚礼”，因为穷人家不能按中国传统习俗结婚，那花钱太多，按那种方式结婚，必须有乘花轿，烧香点烛，吹吹打打；请算命先生选择良辰吉日离屋、上轿、下轿等等。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新式婚礼，有一个证婚人就行了。在浦东的棚屋里，三对男女以这种方式结了婚，但多数姑娘不喜欢这样简单的婚礼，因为她们认为，除非坐轿子，她们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 　　我向这位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打听了浦东区工会的情况。他告诉我，现在工会已停止活动，因为政府正搜捕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分子”。他说，五年前浦东办了一个工会，但现在已被迫“转入地下”。国民党来时，工会“一涌而起”。他们接管了公立学校和英美烟草公司的学校，缴了警察和北方军阀部队的枪。 　　他说，“学生们和工人们一起冲击上海的各警察局。但在浦东，工人单独行动，没有外来学生参加。他们的全部武器就是一、二十支短枪。但他们从丧魂落魄的国民党士兵手中夺取了约二百支步枪。他们把地方政府设在一所医院里，并且宣布他们有权管理这个城镇。上海方面委派了一个警察局长来到那里，但工人们拒绝接受他们，说他们有自己的警察局长。工会是一支很强的力量，对蒋介石政府不很友好。因此政府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且杀了他们十到十五人。工人们掌权时，也枪毙了一些人，大约七八个，都是他们痛恨的工头。” 　　这就是我在脏得可怕的浦东听到的上海发生的事的简要的叙述。我还从许多记者那里听到整个上海这个城市的革命情况。在国民革命军到达前许多天，工人们举行了起义，夺取了警察局和军火库。“这次行动的计划和组织是很出色的”，一位美国领事馆的官员这样说，暗示工人这次行动一定得到了苏联军事专家的帮助。我了解到，工人们曾经把政权移交给国民革命军，并列队欢迎他们。但不久后，蒋介石就开始镇压和屠杀工会领袖了。当我表示希望了解更多情况时，当地的人要我去汉口找劳工领袖们。他们说，“活着的人多数已逃离此地或去武汉出席全国劳动大会了。” 　　① 基普林(Rudyard kipling)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英国小说家和诗人，以歌颂英帝国主义和描写侵略印度、缅甸的英国士兵闻名。他的退场赞美诗是为庆祝维多利亚女皇登基六十年写的，诗中充满帝国主义使用的词汇。——译者注 　　② 指私立武昌华中大学。该校是一九二四年二月由前武昌文华大学、武昌博文书院大学部与汉口博文书院大学部合并而成。校长韦卓民。——译者注 　　 斯特朗文集（2）/（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郭鸿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